描述
《走出晚清：大师们的涅槃时代》
本书为经典史诗级民国大师集体传记“民国清流”系列之前传。沿袭“民国清流”系列图书风格，呈现出1912年至1916年新文化思潮汹涌澎湃的壮丽景观，客观再现20世纪初中国文化进程的巨大蜕变。
时值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中国面临民族危机，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谭嗣同、黄遵宪、柳亚子、苏曼殊、章士钊等传统文人开始思考救国之道并努力付诸实践。他们仓促而毅然地登上历史舞台，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己任，自觉地自我启蒙，传播新学，通过文化进行救亡图存，表现出“民族之正气”以及文化生命的巨大魅力。
在这个文以载道的传统国家，在史无前例的时代巨变中，传统文人遭遇各种困境、苦闷与彷徨，必须做出艰难的抉择与突围。他们在精神和思想领域奋力跋涉，以文字为武器，在实现相当文化和文学成就的同时，也希图借此找到一条走出晚清桎梏的文化转型之路，完成自身的涅槃。
一如既往，作者不囿于固有定论，依据翔实的史料，客观地描写大师们的崇高与卑微、飞扬与落寞，真实地还原其独特而复杂的文化品格和人格。
《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
本书是*部关于民国清流、一代大师们的长篇集体传记和史诗力作。
民国六年至民国十六年（1917至1927年），中国呈现了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相比肩的思想*活跃、文化*灿烂的局面。继承了传统“士”担当精神的一代民国清流，“以天下为己任”，为民族自尊、学术自尊，在风云动荡的时局中扮演着先锋角色。他们学问超绝而又狷介不羁；相互间道义学问相砥砺，却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不断被分化，一时间龙吟虎啸，各领风骚，折射了一个大时代的风起云涌、雪雨阴晴。
本书*次系统地讲述了那些特立独行的民国文化大师们在思想、学术、政见、工作和生活各个层面，互相交流、碰撞、交锋过程中的友谊、恩怨、是非、因缘与分合，生动地再现了他们在近代中国的重大转折时期的生活图景，刻画了他们各自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文化品格，忠实讲述了他们的伟大与卑微，崇高与缺陷，描绘了一轴无比辉煌的民国文化巨星画卷。
《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本书系民国清流大师们的集体传记系列之二。
本书沿袭《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的风格，承接*部的历史阶段（1917年至1927年），呈现出民国十六年至民国十九年（1927年至1930年）文化主战场的“战国”景观。
时值国内政局巨变，国共两党合作破裂，政治斗争激烈而严酷。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举起大旗的文化主将们出现严重的分化，蔡元培、鲁迅、茅盾、瞿秋白、丁玲、叶圣陶、柔石、胡适、沈从文、林语堂、郁达夫、梁实秋、包天笑、周瘦鹃等纷纷来到上海，一时间，民国文化思想界风起云涌，各文化流派旗帜鲜明，针锋相对，演绎出文化界的交锋论战与恩怨情仇。
作者不囿于故有定论，依据翔实的史料，客观真实地反映文化中心转向上海的这一时期，民国大师们分化与交锋的历史真相。那些特立独行的民国文化大师，用自己的人格风骨、思想情怀、学术风范，铸就了民国文化史上的又一段风流。
《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
本书系民国清流大师们的集体传记系列之三。
本书沿袭《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的风格，承接前两部的历史阶段（1917年至1930年），讲述民国二十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1年至1936年）再次成为文化主战场的北平呈现出的中兴景观。期间，国共两党合作破裂之后，政治斗争激烈而严酷，日寇逐步开展侵华活动。民族内忧外患的危急关头，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抉择？
文化主将们严重分化后，纷纷从上海回归北平，新的知识分子成长起来，“天才成群地来”，胡适、周作人、老舍、废名、章太炎、刘师培、刘半农、俞平伯、沈从文、冰心、金岳霖、萧乾、张恨水、朱自清、钱穆、傅斯年、陈寅恪、梁实秋等大师，或选择振臂高呼，团结民众，救亡图存，或选择灭迹山林，躲进小楼成一统，追求个人成就。民国学界一时云蒸霞蔚，是为中兴时代。
作者不囿于故有定论，依据翔实的史料，客观地描写民国大师们的崇高与卑微、飞扬与落寞，真实地还原他们独特而复杂的文化品格和人格。
《民国清流4：大师们的抗战时代》
本书系民国大师们的集体传记系列之四。
本书沿袭《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的风格，承接前三部的历史阶段（1917年至1936年），呈现出1937年至1945年八年抗战时期悲壮而惨烈的文化景观。
七七事变之后，国难当头，民国知识分子自觉站在统一战线的大旗下，演绎了一部壮烈激越的抗战史诗。无论是在国统区、解放区，还是在沦陷区，抑或上海的“孤岛”，“民族”“救亡”的主流都激起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让抗战时期的文化思想界空前统一。胡适、郁达夫、老舍、沈从文、梁漱溟、茅盾、张恨水、闻一多、郑振铎、马寅初、陈寅恪、吴宓、赵树理、丁玲、萧军等，做着他们认为文人应当做的事情，在抗日救国的路上披肝沥胆，以各自的姿态，演绎着知识分子的气节、风骨与担当。
作者不囿于故有定论，依据翔实的史料，书写被遮蔽的历史，刻画真实生动而丰富的人物命运，立体式地彰显了民国大师们独特而复杂的文化品格和人格。
《文坛亦江湖 : 大师们的相重与相轻》
他们，个性或狷介，或痴狂，或迂腐；他们，性情不失风骨、风趣和浪漫；他们，品格清风朗月、苍松劲竹。他们是近现代飘逸浪漫的士人才子，却也在变幻莫测的时代大背景下，不可避免地演绎着中国文坛江湖的风雨激荡和恩怨纷争。
相知、相敬、相重者，莫如胡适与陈独秀，胡适与李大钊，冯雪峰与鲁迅，吴祖光与两任妻子吕恩、新凤霞；爱恨纠葛、难分难解者，莫如徐志摩与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交恶纠缠、怨怼一生者，莫如鲁迅与周扬，胡风与周扬，丁玲与周扬；孰是孰非实难道断者，莫如钱锺书、杨绛夫妇与鲁迅……作者用清丽文笔，将风流云散的大文人恩怨风景尽落纸上，如此真实、清晰、可感。
作者所书，不囿于既有定论，不人云亦云，而是钩稽翔实史料，重寻这些大文人之间相交与相重、分歧与相轻的是非恩怨；通过事实和细节剖析人物个性，透视世道人心，客观公正地褒贬这些大文人丰富复杂的人格与文化品格。
走出晚清：大师们的涅槃时代
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
民国清流4：大师们的抗战时代
文坛亦江湖 : 大师们的相重与相轻
《走出晚清：大师们的涅槃时代》
第一章 民国六年（1917年） / 001
陈独秀、胡适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分别出任该校文科学长和教授。二人先后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率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一个崭新的《新青年》时代呼之欲出。暮气沉沉的北大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高地。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氏兄弟等一代新型知识精英，也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创了以现代文明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
第二章 民国七年（1918年） / 063
就在辛亥革命步履艰难之时，北京的新文化运动，却有一抹春色。《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沈尹默、高一涵六人轮流编辑，请撰稿人周氏兄弟、刘半农等人协助办刊。周树人以鲁迅笔名发表《狂人日记》等小说，我们民族文学的面貌、气象、精神、灵魂，焕然一新。胡适、鲁迅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上并峙的双峰。
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写《民众大联合》，胡适高度评价云：“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重要文字。”
李大钊与胡适开展“问题与主义”的学术讨论，陈独秀、毛泽东、鲁迅旗帜鲜明地站在胡适一边。
陈独秀、李大钊办《每周评论》，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报人章士钊、邵飘萍等办《京报》、《时报》等，掀起舆论波澜，给中国言论史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
第三章 民国八年（1919年） / 095
民国八年，中国依然是独裁者横行的屠场和炼狱。新文化运动合乎逻辑地催生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那些从黑暗中突围出来的知识分子，集体亮相，以启蒙者和革命家的胆魄，继续奋力开启新时代的闸门，一路高歌猛进，为20世纪的中国历史谱写了新的序言。
第四章 民国九年（1920年） / 141
民国九年，比起波澜壮阔的民国八年，少了些红火，但并不沉寂，“五四”余波仍在荡漾。各种政治派别博弈的同时，知识分子关于新旧之争，也日趋激烈。陈独秀、李大钊等倾向政治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秘密酝酿成立共产党。胡适出版新诗《尝试集》，成为“新诗老祖宗”，他还与高一涵等人发起《争自由的宣言》，为争自由而战。鲁迅进北大当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略》。他对盲目引进“俄国思潮”，有振聋发聩的回答：“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的思潮，甚难移殖（《致宋崇义》1920年5月4日）。”周作人作《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思想革命》，提倡“为人生的文学”，赢得远远超过鲁迅的声誉。
道不同，不相为谋，《新青年》时代接近尾声。
第五章 民国十年（1921年） / 171
民国十年，是中国社会剧烈震动的一年，也是民国清流激荡分化的岁月。大多数知识分子继续高举“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旗帜，而部分人放弃“五四”个性主义，走向无产阶级战斗集体主义，创立了中国共产党。民国清流各自扮演了不同的历史角色，青史留名。
第六章 民国十一年（1922年） / 191
民国十一年，是个天灾兵祸频仍的年头。1月19日，武汉酷寒，天降大雪，冻死很多人。4月直奉战争爆发，在这场血战中，百姓生命惨遭屠戮。6月16日南方陈炯明兵变，炮轰总统府，局势动荡混乱。同时，文化界和舆论界，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却是这一年的主题。一个以欧美派留学生为主的文人集体，在他们的精神领袖群体的带领下，继续向武人的专制统治，庄严地宣告他们的政治主张。
第七章 民国十二年（1923年） / 223
民国十二年的第一天，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发国民党改组之先声。二十六天后，苏俄表示倾力支持孙中山。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联合会发表声明表示：共产组织及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双方认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
6月12日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共决定与国民党合作。10月28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李大钊、汪精卫、张继、戴季陶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着手筹备改组国民党。
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更加黑暗且风雨飘摇。其通过“取缔新思想”议案，控制舆论。2月7日，吴佩孚武力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杀害共产党人施洋等五十余人，制造了血腥的“二七”惨案。惨案发生第二天，吴佩孚就以“鼓动罢工，扰乱社会秩序”罪名，查封了汉口《真报》。2月16日，中共的《向导》遭查封。四月因林水白在《社会日报》揭露曹锟贿选总统丑闻，该报被封，林被监禁三个月。8月27日，天津的《京津泰晤士报》也因反对曹锟贿选，被禁止在租界外发行。10月，上海的《时报》因发表反对直系军阀的新闻被禁邮……1923年，知识分子与当局的“不合作宣言”，成了主旋律。
第八章 民国十三年（1924年） / 257
民国十三年（1924年），大小军阀为继续分割山河而使得烽烟四起——齐卢之战，直奉火拼……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经历了漫长痛苦的奋斗和摸索之后，局势出现了新的转机。他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终于改组了国民党，确定了“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在年初顺利地召开了国民党的“一大”，咄咄逼人地在南方崛起。
是年的民国清流，除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有明确政治理想外，更多人也怀着希冀，以文学为武器，继续寻求各自的改造社会之路。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性良知和社会责任。可悲的是，因为各有不同的精神追求和不同的价值选择，他们却陷入了无休止的混战。
第九章 民国十四年（1925年） / 279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扶病入京，受到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北京十万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其入京后发表《入京宣言》，称“乃为救国”，但并没给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带来变化，如遭到国民党反对的“善后会议”如期举行。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国民党成立治丧委员会，李大钊担任秘书股中文主稿。
巨星陨落，举国哀恸。反动军阀依然我行我素。4月，京师警厅发布新制定的《管理新闻营业规则》控制言论，遭到胡适、陈西滢、钱玄同等十八位知识分子抵制。他们联名致函司法总长章士钊，提出阁议撤销这一规则，以维护言论出版自由。
是年5月30日，爆发“五卅惨案”，激发了汹涌澎湃的民族浪潮。6月3日，郑振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创办《公理日报》。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面世，邵飘萍也从6月起在《京报》推出清华学子王造时主编的《京报副刊》，连续报道了“五卅惨案”，进行反帝宣传。
知识分子反专制，争自由，仍是该年思想文化战线的主流。而5月11日发生的北京女师大驱逐校长杨荫榆出校运动和该年底的11月29日，“认定改造人心——思想革命，是急务中的急务”的《晨报》，被暴徒纵火焚毁疑案，让知识界变得扑朔迷离。
当我们怅望民国十四年的纷乱的文化星空，你会悲哀地发现，透过曾经同是新文化的主将，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围绕着上述两案的纷争及其关于政治、思想、文化的纷争，已深刻地反映出知识分子内部分裂已愈来愈严重。
第十章 民国十五年（1926年） / 309
民国十五年依然是北洋军阀横行肆虐、充满肃杀之气的一年。惨案继续不断发生。
3月18日，段祺瑞悍然枪杀47名、伤200多名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邵飘萍、成舍我主办的《京报》《世界日报》等纷纷报道事件真相，严厉谴责这场杀戮。
朱自清、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作家也纷纷发表文章抨击反动政权；王世杰、高一涵、许士康、陈翰生等在《现代评论》周刊发出抗议声讨之声。上海的叶圣陶、郑振铎等以文学形式发出怒吼。
张作霖、张宗昌等在段祺瑞垮台后，杀气腾腾入京，先后杀死民初新闻史上熠熠闪光的邵飘萍和林白水。《京报》、《社会日报》随之被查封。鲁迅、蒋梦麟、李大钊等都上了黑名单。共产党人李大钊面对黑暗和杀戮，勇敢地率领民众冲锋陷阵，无私无畏。知识分子站在民众一边，表达道义立场。梁启超、胡适、徐志摩、陈寅恪等于春秋更替、风雨晨昏中，继续追逐新文化之梦……
第十一章 民国十六年（1927年） / 339
1927年，从北京到南方，中华大地弥漫着血腥狰狞和死亡的气息。
义士喋血，大师殒命。
在军阀张作霖统治下的北京，共产党人李大钊被推上绞刑架，英勇就义；白发书生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国之魂消；戊戌变法首领康有为病死青岛。三位文人精魂美魄，如火如炬。
空前屠杀，鲜血成河。
北伐军席卷江南。“四一二”，上海宝山路再次被鲜血染红。国民党军队悍然向徒手民众开枪，“伤毙至百余人”。郑振铎、胡愈之、章锡琛等联名致信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吴稚晖等，发出抗议之声，并于4月15日在《商报》发表。
广州的共产党人萧楚女4月被杀狱中，赵世炎、陈延年被杀于上海，共产党人李汉俊、《大江报》创始者詹大悲遇难于武汉。
作家郭沫若、郁达夫、成舍我、章乃器、周作人都以笔为武器，批评时政，激浊扬清。4月26日，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写信给胡适：“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祸，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
是年，中国政局发生巨变，“北伐”成功已成定局，国共两党分裂也成事实，国民党通过军事手段建立了一党专政的南京政府。而文化界却依然是纷纷乱象，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论战，鲁迅与其他学者、作家的争斗也从未停止。
《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
海峡两岸，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敌对的意识形态，冤家对头的毛泽东和蒋介石，对一个不识相且不为时所用的文化人胡适，却同仇敌忾，相互策应，大动干戈，实为历史所罕见，不仅充满悖论，又意味深长，或正因如此，方显承受误会和扭曲的胡适的思想、文化价值。
胡适是位相对清醒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是最早洞悉强调平等忽视自由会带来危险的人，也是认定只热衷主义、不研究问题会给中国造成灾难的人。后来我们对胡适只有批评，没有研究的格局，便是这种恶果。
刘师培沉默多时，他一直对陈独秀、钱玄同有些偏激的言论不以为然，对他们习惯把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作为评判时人进步与反动的唯一标准，尤不敢苟同。刘师培认为，陈独秀、钱玄同等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历史观，非但解决不了复杂的文化问题，更有可能误导国人误读历史，只要西学，摒弃传统。
辜鸿铭在那个时代是一道文化风景，他活着是个传奇，他去天国后留下太多关于中国文人的神话。他是个充满矛盾又极为和谐的学者，他变态地猥亵女性，他又淋漓痛快地大骂政客，他到西方留学却一针见血地批判西方文明的种种弊端。而最可贵的是他的骂是出于义理和公心。
就群体而论，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文人最为放诞，最为淋漓尽致，表现了有操守文人的崇高人性。章太炎将袁世凯授的勋章做扇坠，辜鸿铭拖长辫教训毛姆，金岳霖与鸡共舞，钱玄同“人到四十就该死”……一个个鲜活的灵魂，跃然青史。
“五四”前后，文化的激进派如陈独秀、钱玄同等及文化保守派如林纾、黄侃等，都未能避免偏激。值得深思的是，所有激进派和保守派，在一定历史作用下，常会相互转换。北洋军阀统治中国时，军阀们留给国人的印象几乎都是作恶多端、狰狞可怖的面孔，殊不知他们退出政坛后，面对日本人的诱惑和收买，却显示出铮铮傲骨，坚决抗日。
黄侃桀骜不驯，却才华横溢，思维敏捷过人，国学功底深厚，为一大家。有一次有人求他代写一篇碑文，约好六日以后来取，等人家取时，他却早已将此事忘得干干净净。他忙让其就座，接着研磨铺纸，凝思片刻，挥毫一蹴而就。连上下款带正文刚好到最后一格。观者莫不叹服……
《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姜绍谟与蔡元培共事多年，深受蔡先生的人格精神感染。蔡先生为学界领袖，却极为俭朴平易。每次外出所带行李有二：铺盖袋、手提箱各一。箱内除换洗衣物，便是书籍文具。蔡元培左脚动过手术，行走不便，却从不让人帮扶。每次外出，姜绍谟都想为先生整理行囊，但当他走进先生屋里，总是见先生已整理好，微笑地等着他呢。姜绍谟记得，那次从象山搭乘小渔船去福州，风大浪高，小船在波峰浪谷间颠簸，时时都有翻船的危险。先生却极为镇定，风浪略小时，见姜绍谟晕船呕吐不止，蜷卧船角，便讲起“《苏报》案”屈死于狱中的邹容，讲起徐锡麟、秋瑾舍生取义，讲到动情处，仰天长啸，哭声直冲夜空……
★所谓“鸳鸯蝴蝶派”，并不像语丝派、新月派及创造社那样有组织，有文学纲领，有社团出版社和社刊。即使有三五同好，组成小团体，出版刊物，也没有明确的组织纲领或者系统理论，甚至连名称都没有。这个小说流派是由无数创作个体构成的独特文学景观。鉴于他们对文学的独特贡献，理应在现代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但至今，也没有得到客观的历史评价，甚至他们那被人冠上的“香艳”、充满鄙视的“鸳鸯蝴蝶”之名，都没有被摘掉，至今仍被沿用。
★《梅兰芳》以“犀利的影射性叙事，彰显了批判和警戒之意”，但其内容涉及梅兰芳早年的私寓经历。私寓又称相公，被男性玩弄或被贵妇包养。当时文人墨客亦多喜到名伶家赋诗宴游。私寓是当时梨园风俗。自民国始，尊重伶人人格，私寓亦被官方禁止。私寓虽是生活、生存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但毕竟是伶人最伤痛、最无尊严、最不愿人提及的经历。故受到广大梅迷们的声讨，酿成轩然大波。以致连载《梅兰芳》的京师《国华报》被勒令停刊。为此，穆儒丐便与梅迷们结下宿怨，从此写文著书，更肆无忌惮地攻击梅兰芳。其《选举伶王记》，变本加厉地揭梅老板的老底，还影射了力捧梅兰芳的齐如山。因梅迷势力较大，穆儒丐在北京受到排挤，报馆也不敢再聘用他，只能出关远走东北。他在完成了《梅兰芳》全书后，交给有日本背景的盛京时报出版社出版。梅迷闻之，即买断小说，然后销毁，故《梅兰芳》一书存世极少。
★周瘦鹃还写了不少提倡孝道、赞誉节烈的小说，在文坛引起争议。他的《父子》，写父亲被撞，失血过多，品学兼优的儿子献血救父，父亲活了，儿子却死了。不想郑振铎在《思想的反抗》中批评道：“周瘦鹃脑筋里竟还盘踞着这种思想。”郭沫若在《致西谛（郑振铎）先生的信》中，则从医学角度，指出“周瘦鹃对于输血法也好像没有充分的知识”，“惹人笑话”。
★如果读1927年1月在上海的郁达夫的日记，你会看到即便是追求革命者之郁达夫，他的行为和精神状态与包天笑笔下的人物也颇为相似，如为了爱情的失魂落魄，“去大世界听妓女唱戏”，“喝醉了，就上马路上打野鸡（妓女） ”，“去燕子窝吸鸦片”（1927年郁达夫《日记九种》）。
★徐新六在1927年1月12日给胡适的信中也说，“兄西游后，政治思想颇多变更，在各处通讯中所见兄之议论，弟赞成甚多”。又说“俄国革命对于旧式之社会虽有震撼摧拉之力，我辈亦不能见其力大而即以为是”。徐志摩对胡适赞扬苏联颇不以为然，他在回胡适的信中，先调侃道：“你的相片瘦了，倒像一个鲍雪微儿（布尔什维克）。”然后驳斥胡适肯定苏联的观点。
★芳子与周建人的婚姻裂痕，始于周建人独自离开北京四合院去上海工作。开始芳子以身怀六甲为由，不随丈夫到上海。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前，周建人曾回京省亲，再次提出接芳子母子去上海，过自己的小日子。芳子不愿离开姐姐的细心照料，去人生地不熟的上海，过一切由自己操办的苦日子，仍不答应丈夫的请求。等兄弟反目，鲁迅搬出八道湾在西三条另购了小院，周建人又回京探亲。鲁迅搬出已显空落的八道湾，周建人不希望他的妻儿还寄人篱下，由二哥二嫂照顾。过丈夫出门工作，老婆在家侍候，女儿在膝前打闹，是他向往的生活。芳子想得倒也简单：中国不是有句古诗吗，只要两情相悦，又何必朝朝暮暮长相厮守。于是说，夫婿，我从日本搬到绍兴，又从绍兴换到北京，如今再让我去上海，我不愿折腾了，有婆婆照顾，有姐姐、姐夫帮助陪伴，这样的日子挺好。
★1928年1月，郭沫若以笔名麦克昂在《创造月刊》上发表《英雄树》一文，首次提出要创作“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便是一例。这种错误的文学观，导致将鲁迅当作主要批判对象，以鲁迅为牺牲来祭“无产阶级”的帅旗。钱杏邨写《死去了的阿Q时代》，说鲁迅的文学创作，“是滥废的无意义和类似消遣的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滥废的文学”。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则认定鲁迅是“封建余孽”，是“二重反革命”，是“法西斯蒂”。
★《革命外史》出版后，1929年6月，日文版也在日本以《支那革命外史》之名由“同文社”出版，作者署名仍是翁仲，译者署名有点搞怪，为“东洋鬼”。
呜呼，连日本都发现了《革命外史》的价值，而在上海，在国内一直被忽略、被遗漏、被轻慢，直到当下，中国文学史仍不正眼相视，奈何！
★1928年秋天，刚从法国到上海暂住的陈学昭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说：“我第一次回国，留沪的二三个月间，我寓在沈雁冰夫人处。”茅盾家的后门，斜对着鲁迅家前门。那时，鲁迅与周建人同住一幢房子里。鲁迅家开饭比茅盾家早，有时鲁迅家已开饭了，常到鲁迅家玩的陈学昭，还在与鲁迅、周建人聊天，这时总会见到对门茅盾夫人德沚女士隔门朝这边打招呼，王蕴如见到就会在后门喊：“陈先生吃饭去。”陈学昭这才回到茅盾家。
★1928年初，叶圣陶正潜心酝酿《倪焕之》之时，创造社自诩革命家的冯乃超在《文化批判》第一号（1928年1月）上，写了一篇题为“艺术与社会生活”的评论。文中对叶圣陶的文学创作，作了这样的判断：叶圣陶“他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典型的厌世家”。
叶圣陶不以为然，也不与之争论，而是将自己的一本小说集取名“未厌集”，并为该集写了一篇短而精彩的题记。题记说：“有人说我是厌世家，自家检察过后，似乎尚未。不欲去自杀，这个世如何能厌？自家是作如是想的。”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夏天，戴望舒北去北京，通过昔日上海大学同学丁玲的介绍，与胡也频、沈从文、冯雪峰、魏金枝、姚蓬子等人结识。这是“京派”作家与“海派”诗人的第一次晤面。年轻的作家们不会想到，他们已逐渐以急进的步法，登上中国文坛的大舞台，并将搅掀起波澜。他们更未料到，作为“京派”和“海派”的代表人物，若干年后会被政治和文化边缘化。
★林语堂与鲁迅的直接冲突，发生在1929年8月28日。
事情的原委是，为了编《奔流》，鲁迅和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有了争执。据鲁迅方面介绍，矛盾由来是这样的：《奔流》和“北新”的关系，原是鲁迅选稿并编辑，“北新”退稿并酌送稿费。后来方知，李小峰并未这样执行。为此鲁迅辞去编辑责任。后经中间人调解，乃约定先将稿费送到鲁迅处，由他寄出。后来又发生该付给作者孙用的稿费，李小峰仍未寄出（见1929年11月25日鲁迅致孙用信）的事件。
鲁迅编《奔流》第四期时，“又不再编下去”。而“北新近来非常麻木，我开去的稿费，总久不付，写信去催去问，也不复”。这是鲁迅在同年8月7日致韦丛芜的信中的话。还说，“投稿者多是穷的，往往直接来问我，或发牢骚，使我不胜其苦，许多生命，销磨于无代价的苦工中，真是何苦如此”。
但北新书局总对鲁迅说穷，鲁迅自然不信，因鲁迅听人说“他们将现钱搬出去开纱厂去了，一面又学了上海流氓书店的坏样，对作者刻薄起来”。
此外，北新书局还欠了鲁迅不少版税，多次催索，也无结果，鲁迅决定请律师打官司，靠法律解决了。鲁迅8月17日致章廷谦的信中说：“老板原在上海，但说话不算数，寄信不回答，愈来愈甚。我熬得很久了，前天乃请了一位律师，给他们开了一点玩笑。”“老板今天来访我，然已无及，因为我的箭已经发射出了。”
那时，潘梓年也是北新股东，用种种方法骂鲁迅。见真要打官司，李小峰软了下来，只能让步，于是8月28日到鲁迅家赔了540元后，又在南云楼设酒宴，请鲁迅、林语堂吃饭，想要和解。令人想不到的是，席间杯酒言欢，鲁迅与李小峰倒是和解了，而不知何故，却与林语堂发生了冲突。
★1928年至1929年秋，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引发的那场有关“革命文学”的大论争。太阳社及创造社以激进的姿态，宣扬文学的本质就是“阶级意欲和经验”的形象化组织，无产阶级文学也就等于无产阶级“意欲和经验”的组织（《苏联“无产阶级文艺派”争论资料》）。
这就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画上了等号，使文学沦为宣传的工具，彻底抛弃了文学遗产，以政治批评取代文学批评，唯我独尊，对广大作家大肆挞伐。他们首先拿鲁迅、茅盾等开刀祭旗，特别对鲁迅进行“总的清算”。认定他的阿Q时代已经过去，其作品已失去“现代意味”，“只能代表清末以及庚子义和团暴动时代的思想”，认为鲁迅是“封建作孽”“法西斯蒂”“三重三反革命人物”。
★林语堂真正“干政治”，是一次在赵元任家的聚会上，对刚从北平回沪的胡适提出的。那时，胡适正在北平筹办政论性刊物《独立评论》。“干政治”的具体内容林语堂并没有说清。一个一心做学问，不太过问政治的学者，能提出“干政治”，证明在当时的中国，已不能安放一张青灯古卷的书桌了，林语堂的“干政治”，更是耐人寻味之举。
胡适与林语堂的友谊自1918年始，直到他们生命的终点。文化人格魅力的相互吸引，胡适对林语堂的器重，林语堂对新文学运动的旗手胡适的景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息息相通的政见和观念，铸就了他们成为没有政治功利色彩的牢固友谊。
★《我劝你》是冰心以诗的形式，表达了她对徐志摩与林徽因婚外恋的不认同，警告了林徽因，谴责了徐志摩。后来冰心又在与梁实秋的通信中继续表达他对徐志摩的指责：“志摩死了，利用聪明，在一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之下，仍得到社会一班人的欢迎的人，得到一个归宿了！”（梁实秋《忆冰心》）
《我劝你》甫一发表，沈从文便很不自在。沈从文对冰心的说教很不以为然，便用“教婆”讥讽冰心。从中，又让我们看到沈从文也没有摆脱男性中心视野下对女性的轻蔑。在1931年11月13日他给徐志摩的最后一封信中，表现得很清楚。
★有一次，上海的中国通日本人内山完造，设宴招待他的老乡、日本作家藤森成吉，又请鲁迅、茅盾、田汉、夏衍等左联成员作陪。田汉性格豪爽，有了酒就更兴奋，席间他大谈与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交情如何之莫逆。鲁迅也喜酒，有了酒也常现本色。听不耐烦，索性站起离席，小声对夏衍说：“看来又要唱戏了。”田汉与谷崎润一郎的确关系不一般，田汉在日本留学时，受谷崎的虐恋小说影响较大。1927年，田汉重访日本时，谷崎热情地款待过他，曾有放纵的夜宴游。后来田汉回忆此夜宴时，还津津乐道：“日饮道顿，夜宿抵园，在‘酒’与‘女人’中间我忘记了一切。”
★1934年，鲁迅与邵洵美从围绕“捐班”诗人和“富家婿”的争论，转向“文学谩骂”和“人言”事件展开新的笔墨交锋。
先是邵洵美于是年元月1日，在《十日谈》“新年特辑”上发表《新罪恶》，把鲁、邵间的文事纠葛公布于众，并批评鲁迅是“谩骂家”。
邵洵美此篇文章，说政界文坛同一天下，政界既密布了怪雾，文坛定也充斥着妖气。这篇文章指名道姓批评鲁迅，这在当时文坛，也并不多见。
鲁迅自然要针锋相对，1月22日，他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漫骂》（收入《花边文学》）回击。
二人笔墨刀剑交锋，比起鲁迅的强烈表达，邵洵美的反应却颇为平淡。尤其让鲁迅恼怒的是，邵洵美对他提倡的木刻的嘲讽，对他翻译方面的轻蔑，用的是极为平静的口吻。比起太阳社、创造社诸公的粗暴简单的批评，显得老辣而深刻。
★一次郁达夫到北京，找到梁实秋，提出要访圆明园遗址。出清华校门口不远，即圆明园遗址。梁实秋引导郁达夫游了废园。但接下来要求带他去逛北京八大胡同里的四等窑子，让梁实秋惊骇得目瞪口呆。梁实秋骨子有文人的清高、有士的傲骨，况那时他还是个不懂风尘的年轻学子。拂了郁达夫的面，并从此在心里扎起与创造社成员的心理藩篱，太自然不过。郁达夫是个坦白的人，从不隐晦自己的放荡和堕落，连他自己也说，“民国十三四年，我混迹在北京的软红尘里”（《志摩在回忆里》）。问题是，从此郁达夫便对梁实秋心怀怨恨，埋下仇视的种子。二人由文友变成了宿敌。郁达夫写《文人手淫》便是这种状态的产物。梁实秋当然也多次反击，著文揭其灵魂。
★君子之交，不仅重友情，还讲道义。在1926年七夕，徐志摩与陆小曼的订婚典礼上，以及是年阴历八月二十七孔子日，徐、陆在北海由胡适做介绍人、梁启超做证婚人的结婚大礼上，作为老师的梁启超，都对弟子徐志摩的私情不淑，给予很严厉的批评甚至责骂，令满堂亲友目瞪口呆。
★1931年年初，冯雪峰奉命调任左联党团书记时，认识了瞿秋白，并争取他参加了左联领导工作。其时，肝病发作的瞿秋白在上海过着居无定所的亡命生活，临时寄居在茅盾上海愚园路树德里的寓所里。一天，瞿秋白正在茅盾家看书，第一次见到来茅盾家送《前哨》创刊号的冯雪峰。瞿秋白读完创刊号上鲁迅的文章，很兴奋，并即兴谈了对文章的深刻、精辟的见解。又几天，在茅盾寓所，瞿、冯二人再次相会，瞿秋白向冯雪峰表示“借此次休养机会，翻译一些苏联文学作品”，并说想从事文学活动。冯雪峰向鲁迅反映了瞿秋白的愿望，鲁迅说，“我们抓住他”（《回忆鲁迅》）。
★冯雪峰之见当时文化名人鲁迅，既没有一脸堆笑，唯唯诺诺，诚惶诚恐，也无扞格不入，而是不卑不亢，有事说事，从容自然。这引起鲁迅的好感。
1929年2月，柔石帮冯雪峰在景云里找到了寓所。那是茅盾家的三楼，因茅盾已避难日本，三楼就空出来了，征得茅盾夫人孔德沚的同意，冯雪峰就搬了进去。孔德沚见冯雪峰衣着简朴，就免收房租，让他住在三楼。
★鲁迅与施蛰存的笔战中，《十日谈》以漫画攻击，曹聚仁站到鲁迅一边，利用《涛声》这一阵地，声援了鲁迅。施蛰存发表反击鲁迅的文章《〈庄子〉与〈文选〉之后》，尽管施蛰存此文心平气和地讲了他推荐二书的经过和道理，甚至最后说：“临了，我希望丰先生那篇文章并不是为我而写的。”鲁迅还是再以两篇宏文《“感旧”以后（上）》和《“感旧”以后（下）》，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还以颜色。
★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的领导下，虽经费拮据，内战破坏，还是取得不少研究成果。
历史语言研究所，运用现代考古学方法，在河南安阳小宅村，发现并发掘了震惊世界的殷墟。蔡元培虽未亲临现场，但给当地军政大员多次写信，才使兵乱匪祸没有殃及考古发掘现场。结果发现大量殷代甲骨卜辞和青铜器，将中国古代史，向前推进了上千年。此奇迹，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科学的诞生。该发掘主持人，是蔡元培慧眼所识的李济。1924年在山西发掘仰韶文化遗址的也是他。
地质学家李四光，在长江下游庐山等地，找到了第四纪冰川流行的证据。李四光在北京大学任地质系主任时，发表了《中国北部之蜒科》，获伯明翰大学科学博士学位。后蔡元培请他到中央研究院，成为地质研究所创始人。他的《冰期之庐山》，在国内外获很高评价。
《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
★北京大学新学期开始，胡适开讲“中古思想史”。1931年5月，榴花绽放时，他收到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做工的吴晗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自己正在作《胡应麟年谱》的情况。胡适对胡应麟也有研究，其《文存》有这方面的文章。见信中吴晗寻出吴之器为胡应麟所作的传，推断出“胡氏的卒年是在万历三十年壬寅（1562），存年五十二岁”，与自己推断相关甚微，甚是高兴。他在给吴晗的信中说：“我记得你，并且知道你的工作。你作《胡应麟年谱》，我听了很高兴。”但指出“你信上在万历三十年下注：‘1562’，是大错。不知何以有此误。此年是1602。生年是1551”。最后，胡适夸年轻的明史研究者吴晗，“你的分段也甚好，写定时我很想看看”，并邀请他“星期有暇请来谈。罗尔纲君住我家中”。
★胡适登上可俯瞰乐亭的碣石山，眼含热泪，自然想起老朋友李大钊。1930年，《胡适文存》三集出版（亚东图书馆），扉页上题签“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
★周作人于1929年岁尾，曾提出“闭门读书论”。实际上是一种逃避。周作人面对历史风风雨雨，无可奈何，身处白色恐怖，又选择“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焉能有所作为？周作人只能沉湎于“凡人的悲哀”了。当他从报上读到胡适以犀利的文锋，批判国民党专制，并讨还“人权自由”，而受到当局排挤迫害时，看似心静如水的周作人，不由自主地对五四运动的旗手老朋友胡适产生深刻的同情。他写信给胡适说：“‘这个年头儿’还是小心点好，拉伯雷说得对，‘我自己已经够热了，不想再被烤’。我想劝兄以后别说闲话，而且离开上海，最好的办法是到北平来……我觉得兄的工作在于教书做书，也即是对于国家，对于后世的义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老舍弃家小，孤身逃至武汉，加入抗日队伍。时任国民党中央副主席的冯玉祥将军，见老舍写文章宣传抗战，又每天打拳练武，便在最寒冷的冬天对手枪队的士兵说：“你们看见舒舍予先生没有？他每天早晨穿着单衣打拳，没有一天不是这样。”勉励士兵向老舍为抗战而习武的精神学习。
★正是老舍一生不间断地习武，战胜病魔，强健身体，他才能以充沛的精力，投入抗日战争的繁重工作。1945年从美国回中国之前，老舍还应宾夕法尼亚州女作家，后以小说《大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之邀，在为受伤的“二战”军人举办的盛大晚会上，表演了出神入化的太极拳，显示了他的自尊和自信。
★废名第一次登上讲台，讲的是鲁迅的《狂人日记》。他摘掉帽子，用深陷的眼睛扫了扫课堂里的年轻学生，然后出声。声音不高，却振聋发聩：“敝人对《狂人日记》的理解，比鲁迅先生自己了解得更深刻。”学生个个目瞪口呆，然后是人声鼎沸。待课堂安静下来，他讲得头头是道。指出《狂人日记》与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小说同名，又都写“迫害狂”患者的心理活动和精神状态，自己是读果戈理的《狂人日记》的。
★1929年废名从北大毕业留校任教，卞之琳刚入北大英文系，也算是废名的学生了。废名对卞之琳说，《阿赖耶识论》，是自己“对佛的一种认识”，是“正合马克思主义真谛”的。而废名的好朋友熊十力也是研究佛学的，闻此论，大为不屑，二人经常为此争吵不休。邻居早已习惯二人的高声辩论，常常对这两位书呆子一笑了之。但有一天，论争之声戛然而止，众人前去一看，废名与熊十力正扭作一团，相互拳打脚踢。众人忙将二人分开，然后掩嘴窃笑。
★抗战爆发，高长虹来到延安。这之前作为狂飙社的创办人和精神领袖，高长虹在文学界名噪一时。他的第一本诗集甫一问世，即轰动文坛，众多读者纷纷写信表达他们对诗人的仰慕。其中有后来与鲁迅同居的许广平，有后来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的冰心，还有鲁迅在《两地书》第一集提到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妇女周刊》编辑、作家波微，即作家石评梅。有三个著名女性的仰慕，足见高长虹的名气之大。
★刚到延安，与鲁迅发生矛盾并相互攻讦的高长虹，非但没有受到歧视，还受到了很高的礼遇。享受单独的小灶，每天忙不迭地应邀去参加各种文学活动，时不时到诗歌朗诵会上当嘉宾。但性情狂怪的他，秉性难移，竟然拒绝边区政府让他任文协副主任的邀请。一次，在延安掌管文化大权的、曾在上海被鲁迅称为“四条汉子”之一的周扬，屈尊到驻地请他去延安最高学府鲁迅艺术学院去做报告，他对鲁迅原本就不屑，便大声说：“艺术就是暴动，艺术就是起义！”
★章太炎后来到东吴大学任教时，曾去拜望过老师俞樾。时俞樾已八十高龄，甫一见弟子章太炎，一贯和蔼可亲、温文尔雅的老人，竟怒目而视，痛骂他“背父母陵墓”，远游海外，是“不孝”；揭露大清罪恶，乃“不忠”。“不忠不孝，非人类也。”他还搬出孔夫子的话，申斥“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章太炎突遭一贯敬爱的老师的痛斥，当场反唇相讥，便拂袖而去。马上写了《谢本师》，向世人公开与俞樾从此断绝师徒关系。
有趣的是，章太炎同样遭到弟子周作人的“谢本师”，更奇的是，弟子沈启无也“谢本师”周作人。
★九一八事变后次年，章太炎先后三次到北平演讲。有一次钱玄同正与老师章太炎在客厅谈话，特从南京大学赶到北平的黄侃也来拜见老师。黄侃常戏呼他“钱二疯子”。同门师兄弟都在，黄侃忽然大呼“二疯”，指责他不好好研究音韵学，偏偏要弄什么注音字母，提倡白话文。
钱玄同原本性子火暴，一听大为恼火，二人便争吵起来。这时，章太炎从内室走了出来，见两个最有出息的弟子吵作一团，既不从中调解，也不怒喝，只沉痛地说：“现在都什么年月了，还吵什么注音字母、白话文啊，快要念日文‘ァイウエオ’（日本片假名）了！”意思是说，如今正值日寇入侵，占我东北，欲灭我中华，国难当头，你们应团结对敌才是。老师一席发自肺腑的话，让二位大学者羞愧难当。
★为写好《赛金花本事》，刘半农以民国清流之尊亲见采访烟花柳巷的名妓赛金花，一开始为世人所诟病，刘半农并不在意。曾经风华绝代的清末名妓，得知大名鼎鼎的北大教授要来采访她，非常感动，欣然接受。这一深入采访，刘半农得知赛金花乃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不寻常的奇女子。她曾随丈夫洪文卿，作为驻欧洲四国钦差大使的夫人出使欧罗巴。三年后归国，洪文卿病故，赛金花被洪家驱逐出门，再落风尘。庚子之灾，她从洋人屠刀之下营救众生。洋人走后，被下大狱。后到上海重操旧业，挥金如土。为她心爱之人离开娼业，晚年蛰居北京天桥，甘于贫困。掌握真实材料的刘半农，结合历史研究，拂去蒙在赛金花身上的重重迷雾，重现真实的、传奇的、悲剧的、别样的赛金花，再度成为京城的热门话题。
刘半农去世后，赛金花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只见她身着一袭黑裙，在飒飒秋风中，独自默默低头走进景山东街北大二院，在“文曲星”会聚的追悼会上，深深地向刘半农的遗像鞠了一躬，然后献上一束白花，又在无数双惊愕的泪眼下，默然离去。
★1986年1月20日，八十七岁的俞平伯，已满头白发。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为他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社科院院长胡绳在致辞中，称俞平伯是有贡献的爱国学者，他的“红学”研究具有开拓性，取得了重大成就。1954年对俞平伯的政治批判是不正确的。那次政治围攻，从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在学术界产生了不良影响。
★1986年1月20日，八十七岁的俞平伯，已满头白发。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为他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社科院院长胡绳在致辞中，称俞平伯是有贡献的爱国学者，他的“红学”研究具有开拓性，取得了重大成就。1954年对俞平伯的政治批判是不正确的。那次政治围攻，从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在学术界产生了不良影响。
★一方不断写情书，一方始终沉默的局面继续着，连有成人之美、想尽力撮合的胡适都在给沈从文的信中叹息：“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
锲而不舍的沈从文，以近四年的时间，继续向张兆和表达着他的爱恋。“我愿意等她，到三十岁。”沈从文那炽烈真挚的、矢志不渝的甚至有些傻傻的爱，最终还是打动了张兆和。
★冰心的演讲，始于在燕大读书时，她的《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等文章在《晨报》发表之后，她的爱国热情、漂亮的文笔感染了北京的中学生。位于西单辟才胡同的北京女高师附中，就请她去演讲。那次演讲的题目是“什么是文学”。时间是1923年4月14日。从当时学生刘逸等记录后发在《辟才杂志》上的演讲内容看，讲了文学史对文学发展的表述，介绍了时代与作家、文学的文体与流派，但缺乏分析，少有自己的阐述。
★5月8日，新月文学社，又在北京协和大礼堂举办庆祝泰戈尔六十四岁生日的晚会。胡适、梁启超发表祝寿演说。泰戈尔致谢辞。
林徽因装扮成一古装少女望“新月”的造型，表达新月社对老诗人的祝寿盛情。
晚会用英语演出印度老诗人泰戈尔的诗剧《齐拉德》。林徽因饰主角公主齐拉德，徐志摩饰爱神玛达那。林长民饰春神戈森塔。梁思成担任布景。《晨报》报道了这次演出盛况：“父女合演，空前美谈”，“林女士态度音吐，并极佳妙”。
★谈话时，林徽因说他看了《蚕》很喜欢，小说的语言和色彩，很有些唯美主义味道。又说，自己在香山养病时，写过一篇叫“窘”的小说，就没有你这样的色彩。艺术不仅要从生活中得到灵性，得到感情深度，还得到灵魂的平静和骚动。艺术本身的完美在它的内部，而不在它的表面。
林徽因说着说着，突然打住，忙再给萧乾倒茶。只见沈从文、梁思成、金岳霖或喝茶或吸烟斗，就有些窘迫地问：“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
梁思成吐了口烟，笑着对也在笑的沈从文和金岳霖说：“你不到大学去当教授，屈才了。”
★金岳霖仪表堂堂，有时西装革履，执手杖，戴墨镜，一副地道英国绅士派头；有时着运动衣、球鞋，在网球场潇洒挥拍，像个美国佬；有时在西服外面套一件中国长袍，头戴一顶油渍麻花的老毡帽。这种反差，就是悖论。倘从他的朋友和学生的笔下看看他的装束和尊容，哲学在这里变得苍白，逻辑学更是自相矛盾。
偏偏反哲学、反逻辑的现象，竟又如此和谐地统一在金岳霖身上，怪也不怪？
★金岳霖仪表堂堂，有时西装革履，执手杖，戴墨镜，一副地道英国绅士派头；有时着运动衣、球鞋，在网球场潇洒挥拍，像个美国佬；有时在西服外面套一件中国长袍，头戴一顶油渍麻花的老毡帽。这种反差，就是悖论。倘从他的朋友和学生的笔下看看他的装束和尊容，哲学在这里变得苍白，逻辑学更是自相矛盾。
偏偏反哲学、反逻辑的现象，竟又如此和谐地统一在金岳霖身上，怪也不怪？
★1914年秋，他离开苏州，以才学在汉口谋得为一家小报写补白的营生，其时仅十九岁。始用恨水笔名。恨水，缘于南唐李后主的词《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他读后，彻悟人生苦短，时光珍贵，遂取“恨水”二字。后因名声太大，人们早已忘却他的本名，只记住天下都知道的笔名恨水。
★张学良读了《春明外史》，甚是喜欢，便有少帅来访张恨水之举。这在北平成为当时的美谈。二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少帅很爱慕张恨水的才学，欲请张恨水到司令部当秘书。张恨水拱手婉拒。张恨水一家，人口多，经济尚不宽裕，张学良为接济他，责成有关部门授予他挂名“参事”，是只领薪水，不参政务的闲职。张学良原本想出自己的传记，一直无合适人选，希望张恨水妙笔生花，实现自己有传的愿望。张恨水见少帅如此信任自己，自然欣然允诺。
★周作人停下前进的脚步，向后倒退，遭到不少新文学作家、批评家的批评。但他并未改弦更张。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先后出版了《永日集》《看云集》《苦口甘口》《书房一角》《夜读抄》《苦茶随笔》等十部散文集。从艺术上看，依然是闲适和洒脱、幽默和谐趣，但作品的战斗气息日渐淡薄，苦味、消极、颓唐越来越浓。虽然周作人依然是“京派”作家的主将。但随着沈从文的崛起，周作人的星光已见黯淡。
★胡适在当“王者师”的立场上，一直坚持在“山野”不参加政府的清流姿态。比如，1933年春，国民政府的汪精卫曾多次力邀胡适“出山”，参加政府工作，其言辞恳切，态度谦恭。胡适不为所动，恪守诺言，予以回绝。表现了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坚持做“王者师”的思想领袖，意识到对国家民族肩负的历史责任。
★沈从文对郭沫若的诗评，虽三言两语，却剀切中理。沈从文从郭沫若新诗的思想内涵分析其诗的特点，这也完全符合郭沫若“政治=文学”的文艺观。但有人就不高兴了，批评沈从文在评价郭沫若的新诗时，“更多流露出的是批评”，还说“沈从文推崇含蓄蕴藉，因此不满于郭沫若的夸张、不节制”，故怀疑沈从文所说的“公平”。
★钱穆乃自学成才，却不迷信权威。当时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被学术界视为权威。应顾颉刚之约，钱穆将《刘向歆父子年谱》投给《燕京学报》。寄稿之前，钱穆有过犹豫，他知道，顾颉刚是康有为学术观点的拥护者。而自己的文章正是证明康氏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最后，他相信顾颉刚会出以公心，尊重学术研究之精神。果然，顾颉刚将《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在《燕京学报》，并以此文为由，将钱穆推荐给燕京大学任教。钱穆感慨系之，曰：顾颉刚“此等胸怀，万为余特所欣赏”。
★鲁迅除了支持过傅斯年等人办《新潮》，还维护过傅斯年的尊严和声誉。沈泊尘与傅斯年因对新文学的立场不同而有隙，曾给傅斯年画两幅漫画。一幅画傅斯年从屋里扔出孔子牌位，一幅画傅斯年捧着一个上书易卜生的牌位走进屋里。此两幅漫画刊于一直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时事新报》，针对新文化运动，可谓极具讽刺意味。鲁迅对此大不以为然。
★陈寅恪的表白没有涉及自1915年相识至鲁迅晚年二十年间的交往经历，而只谈鲁迅晚年以及过世后，这背后藏有深意，其间的不屑和嘲讽，世人是看得清的。一生都不愿谈鲁迅的，还有一位大师，便是如同陈寅恪一样灵魂高洁的钱锺书先生。
《民国清流4：大师们的抗战时代》
是夜，大雨方歇，胡适又和罗隆基、陶希圣等在胡宅商量于7
月9 日前往江西九江庐山开会事宜。他们吃过晚饭，坐在庭院中开会。罗隆基对国民党应对七七事变态度不积极大为不满，言道：“国民党既不能不退出河北，何妨让各党各派来干一下。”胡适听罢，不以为然。他批评罗隆基，坚称此时此地只能跟着国民党政府进退，不能只搞什么党派活动（《胡适之先生二三事》，1962年2 月6 日“中央日报”）。
胡适是当日离开南京的。他与儿子祖望乘船逆江而上，于11
日抵达汉口。安顿好儿子，胡适又于13
日与钱端升、张忠绂搭飞机离武汉，一路向南飞往香港。赶上台风肆虐，那个让胡适感到耻辱的九一八事变六周年纪念日，就在香港度过。胡适感慨地说：“今日总算是用飞机炮火来纪念九一八了。”
周作人尽管早已躲进苦雨斋，放弃对历史和时代的责任，甘愿做一个“平凡的人”，但毕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之一，其文学作品也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崇高地位。特别是他与日本及日本文化的特殊关系，使他无法避免成为当时中日各方政治力量可资利用的政治筹码这一宿命。郭沫若写的《国难声中怀知堂》，其夸饰性的语言掩盖不了其动机，那就是争取周作人莫忘祖国，使他成为爱国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
那是1906年，李叔同在日留学，与日本姑娘福基邂逅。这是李叔同最讳莫如深的一段恋情。李叔同学习西洋画，需要一位人体模特。不经意间，他发现常给他送饭的房东女儿福基身材窈窕，福基正是自己苦苦寻觅的模特人选。李叔同询问姑娘是否愿做他的模特，姑娘大大方方同意了。合作是愉悦而有成就的，李叔同旅日期间画的油画《裸女》，便是他们合作的作品。接触多了，两个年轻人就有了感情。接下来就同居了。李叔同曾于1898
年，在母亲安排下，与天津一茶商女儿俞氏成亲。不久，举家迁到上海。1901年，李叔同与上海有“诗妓”之誉的李香一见倾心，二人常以诗词相和。多年后，李叔同遁入空门，得李香所赠诗画，送给好友夏丏尊，以示情缘已了断。
1938 年2 月5 日，胡适结束一次演说，准备到他处演说，匆匆走下楼梯。这时，迎面一位美国人微笑着将他拦住，是位身着杂役制服的美国人。胡适也微笑着问他有什么要帮忙的，杂役从口袋里摸出三块银币，说：“胡先生，听了您的演说，知道中国抗战太艰苦了，这三块银币捐给贵国吧。”胡适听罢，眼睛湿润了。远在中国万里之遥的国度，一个毫不相干的美国工人，用自己辛苦赚来的血汗钱支援中国抗日，让胡适感动莫名，久久难以忘怀。
梁漱溟自然记得，1918年年初，他几乎每晚都到杨怀中家里拜访。每次开院门的，是一个高大英武的湖南青年，彼此总是点头一笑，没有互报姓名。梁与杨交谈，这位青年从不在场。杨怀中告诉他，青年叫毛泽东，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教书时的学生，很有才华。此次到来，经他推荐，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得月薪八元的管理员一职。白天还到学校里当旁听生，晚上回杨家住宿。
毛泽东批评梁漱溟，认为要求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随后几天的会议上，毛泽东还对梁漱溟说：“你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自己却把自己写成了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毛泽东最后说：“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一届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书呆子梁漱溟被老朋友气头上的话惊呆了，书生意气又犯了，他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与毛泽东发生了激辩，要求毛泽东要有“雅量”，最后被轰下了台。
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每次上课，都要步行一里多地。每天，昆华路上，都有一道这样的风景：穿着蓝布长衫的陈寅恪，腋下挟着用一块花布或黑布裹着的一大包书，沉重地走向教室，晨阳照着他的满是汗的额头，亮晶晶的。那时，他的右眼视网膜已脱落。学生见他如此辛苦，多次提议轮流去家里接他上课，都被他婉拒。
钱夏是钱玄同在日留学时，为反抗清王朝而起的名字。此举寓意打倒清王朝，恢复中华，不再亡国亡民的信念。日寇占领北平后，钱玄同致信老友周作人，说“我近来忽然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他写信给迁到陕西城固的北京师范大学同事黎锦熙先生等人，表达出“钱玄同决不污伪命”的坚贞、磊落的胸襟。
张爱玲在1944年发表了一篇并不大为人重视的小说《年青的时候》。内容是上海青年潘汝良，爱上了一位十月革命后逃离苏俄，侨居上海的白俄姑娘。在侵略者的刺刀下，二位沦为难民的年轻人的异国之恋，本身就具的象征意义，给作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张爱玲把一切文学技巧都隐在了极朴素的叙述之中。可以发现，她的小说风格的悄然变化：从以前的繁复浓烈，向平淡自然转化。看不到的技巧，是文学中最高超的技巧。
陈公博请并不熟悉的苏青吃饭，推杯换盏之后，借着酒力，浇出心中块垒，黯然说出自己的人生经历：一介热血文人，参加革命，但严酷的社会现实又使其希望幻灭，心灰意懒，为了友情，以自己的命相报。看着眼前堂堂男儿，听着他内心流出的悲怆命运，一个涉世不深的弱女子动了恻隐之心，合乎人之常情。但世事的残酷是，事物对错，并不取决于常情，苏青受到攻讦和付出的代价，是因她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坚持报知遇之恩的私人性选择，是因她毫不掩饰地同情丧失民族气节者之流。
邵洵美在《十日谈》发表文章批判“文人无行”，说“有些‘没有饭吃’或‘有了饭吃不饱’的人”，以为当文人是“无本生意”，就“人人想做”，“我们的文坛便是由这种文明人组成的”，“这般东西便永远在文坛里胡闹”。于是，就有人猜测，这是骂鲁迅的，因此这种挑衅，势必遭到鲁迅的痛击。有人还言之凿凿，说鲁迅写的《各种捐班》（1933年8 月26 日《申报·自由谈》），就是回应邵洵美这篇文章的。似也无根据。依《鲁迅全集》的编辑原则，大凡鲁迅批评文字指向谁，都在注释中说明。此论无非是说，邵洵美先惹了人家鲁迅，鲁迅为了自卫，才发动反击批判邵洵美的。
6 月初，一个上午，茅盾在窑洞里正读《中国文化》杂志，毛泽东来到他的住处。毛泽东进屋就说，实在太忙，一直没看过你和夫人、孩子。说着，又拿出一本自己写的，散发着油墨香气的《新民主主义论》送给茅盾：“刚刚出版。你是大作家、评论家，请你看后多多批评啊！”两个老朋友兴致勃勃地从《新民主主义论》谈到古典文学。毛泽东对《红楼梦》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谈到鲁迅，也有独特的见识，让茅盾惊叹不已，自愧弗如。
当时张恨水已搬到南京郊外上清河。他每天下午顶着酷暑烈日，匆匆步行十几里地，赶到报社，然后就伏在办公桌上，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旭日东升，才疲惫地往城外赶。到了家里，倒头便睡。有时，在半路上会碰上日本鬼子飞机的轰炸，听到空袭警报响起，他不得不趴在田埂或伏在树下。空袭之后，他即奔向报馆，马上撰写夜里就要印刷的重要社论和时评。
那时的张恨水四十来岁，身材高大，胖墩墩的，为人和蔼可亲。其嗓门大，未见其人，已闻其声，因在北京多年，便操一口京腔徽调。每次撩起长蓝布衫，拿着折扇上得楼来，总是高喊：“今天真热。”报社同人回忆，他一来编辑部，首先翻阅当日各家报纸，拆阅稿件和私人信件，然后与同人谈谈情况。等他坐下来，会全神贯注笔走龙蛇，不多久，漂亮的社论或时评就写出来。
被人过度宣传的老舍与沈从文的矛盾，更多地赋予意识形态的色彩，或故意挑拨二人的关系。事实是，老舍与沈从文并无芥蒂。早在1935
年1月5 日《人间世》征询“一九三四年我所爱读的书籍”时，老舍回答的第一本书就是沈从文的《从文自传》。1946年，老舍在《八方风雨》中回忆愉快的云南之行时，就说见到了闻一多、沈从文等人。“诸先生都见到或约我吃饭，或陪我游山逛景。这真是愉快的日子。”而沈从文在1952 年被迫逃离文坛，填写《博物院工作人交待社会关系表》时，便将老舍列入“作家中较熟悉的”之人（沈从文《交待社会关系》）。在那特殊的政治背景下，沈从文依然将老舍引为朋友。
一次，日寇飞机来昆明轰炸，师生听到警报后，纷纷跑向防空洞。刘文典忽见沈从文从身边经过，甚是不悦，对身边学生道：“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该死的，他跑什么呀！”刘文典素来看不起新文学作家，认为他们的创作不是真正的学问。刘文典的可爱，在于他敢于当面直言不讳地贬损他认为没本事的人，对大人物蒋介石同样敢于犯颜，而对他服气的人，不管年纪长幼、身份贵贱，总是十分谦恭，如他曾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
弟子汪曾祺在联大写的稿子，几乎全部由沈从文修改后寄出去的。李霖灿在丽江画玉龙雪山的画，也多由沈从文代为出手。那时通货膨胀，邮费上涨，有时信封上贴满邮票。一两封尚可，像沈从文几乎天天都自费给学生寄稿件，那可是一笔相当可观的票子堆起来的。是薪金不多的沈从文，从自己生活费里挤出来的。他毫无怨言，默默地这么做了多年。
据汪曾祺回忆，吴宓讲《红楼梦》，深受学生欢迎，常常尚未开课，教室已被学生坐满。来迟的女生没有椅子坐，吴宓见到，就转身到其他教室去搬椅子，等到大家都有座位，才开始上课。此等骑士风度，感动了学生，遂有大量男士纷纷效仿，一时成为风气，传为美谈。
昆明有家牛肉馆，老板为招徕食客，以雅号“潇湘馆”为店名，生意果然不错。一贯以“怡红公子”自况，深爱林妹妹的吴宓闻之，认为这是一个俗商对《红楼梦》的亵渎，甚是恼怒。他选好时机，趁“潇湘馆”宾客盈门之时，提着一根很粗的黄藤文明棍登上门去，然后不由分说，一通乱砸。仍不解气，还要老板立刻摘下“潇湘馆”匾额。
有次出游，吴宓见一军官举枪打鸟，遂上前劝阻：“子弹应留着打鬼子，打鸟岂不浪费。”军官见吴宓西装革履，不知是哪方神仙，只好收手。正巧这时西南联大学生从此经过，齐向教授鞠躬问候。军官知吴宓乃一穷书生，面生怒色，准备发难，学生见状，拉起吴宓离去，避免一次激烈冲突一次，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在中国经济学社年会上讲话。马寅初突站起来，当面质问，孔被问得面红耳赤，结结巴巴说：“我是孔子后人，不会贪污的。”有人见状，给孔一个下台阶的机会，提议会议休息十分钟。解了围的孔祥熙落荒而逃。为了拉拢马寅初，蒋介石和孔祥熙曾派中央银行会计处处长金国宝去马寅初处，传达政府恭请马寅初出任财政部次长的命令。马寅初识破蒋、孔之计，说：“你们想弄个官位把我嘴巴封住，怕办不到。”此后，蒋、孔几番派人游说，马寅初终不改不予合作的初衷，令蒋、孔很丢面子。
一日清晨，在去往课堂的途中，白髯飘飞，手上拿着一个用印有太极八卦的蓝布裹着的书包的冯友兰，与一身旧西装的金岳霖相遇。金故作认真状：“老兄，修到什么境界了？”冯一本正经曰：“到天地境界矣！”二人大笑，各奔课堂而去。
1940 年，萧军由重庆再到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当教员。1941
年出版了报告文学《侧面》的续集《从临汾到延安》。毛泽东与萧军关系密切，交往多，通信多，喝酒碰杯多，谈文学多。故萧军与朋友谈天时，常狂妄且有江湖气地放言：鲁迅是我父亲，毛泽东是我大哥。说者大言不惭，听者莫不瞠目。当时，除了丁玲，在延安的作家中，萧军算是重量级的了。
鲁迅是喜欢萧红的。一次，萧红穿着火红的上衣、咖啡色的裙子，请鲁迅评价。鲁迅坐在躺椅上，很有兴味地看着她，微笑着说：“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混浊得很，所以把红衣裳弄得不漂亮了。”鲁迅还对她以前穿过的短统靴子批评了一番，让萧红很吃一惊。鲁迅说，那短靴是军人穿的，应把裤子塞在靴里。萧红问，为什么你以前不告诉我？鲁迅说：“你不穿了，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一说你该不穿了。”
在重庆时，高长虹俨然成为政论家。他写的大量关于抗战的时评，角度新颖，思想深刻，见解卓异，也引起国民党的注意。一日，他的一个崇拜者，曾是狂飙社成员，现已成为阎锡山二战区驻重庆办事处任主任的梁武，突然到高长虹居住的旅馆拜访，特奉上白花花的大洋五百。高长虹微微一笑，摇头拒不接受，并不无讥讽地道：“那是刮地皮的钱！”
严文井老人在他走后，讲了不少赵树理的趣闻，说老赵酷爱家乡戏上党梆子，常常主动“送戏上门”。有时天色已晚，他常会“推门而入”：“老严，我来给唱段上党梆子！”接着，他不用等“老严”让座，已一屁股坐在书桌边，双手并用，代替打板和锣鼓，同时高亢地哼着过门。一段惊天动地的曲调，便大屋子里回响。还没等醒过神，琢磨出意思，老赵又主动说：“还有一段更好的！”又是双手并用，哼过过门，放声高唱，又是声高震屋，曲调飞扬。严老说：“这个晚上，老赵倒是尽了兴，而我则有苦说不出。”
穷其四年，郑振铎竟收购珍贵古籍八百三十余种，并做大量整理工作，或写题跋，或写札记，并在日记中详记版本、内容等。他的努力付出，艰苦备尝，大类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自云：“虽所耗时力，不可以数字计，然实为民族效微劳，则亦无悔！”
1949 年3 月，中共已将国民党赶到台湾，留在大陆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党的安排下，从全国各地区集中到北平。在北平西郊机场举行的欢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西柏坡迁至北平的仪式上，马寅初突然见周恩来正乘坐在一轻吉普车上指挥大会，不顾会议秩序，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人跑到周恩来身边，大声而激动地说：“遵照你的指示，我已平安来到北京。
1942 年2 月，日军占领毫无抵抗能力的新加坡。郁达夫躲到苏门答腊西部高原一个叫巴爷公务的偏僻小市镇。一天，化名赵廉的郁达夫，装扮成工人模样，登上市镇的公共汽车。车子行在半路，突被一队日本宪兵拦住。几个宪兵冲上汽车，其中为首的日军军官哇啦哇啦说了一通。车上人听不懂日语，以为大祸临头，都吓得面色苍白，惊恐万状。车上的郁达夫，早就听懂，日本人只是上车问路。郁达夫用日语为他们指了路。日军军官临走前，问了郁达夫的姓名、住址，向他举手敬礼，然后带兵走了。
日本人立即到东京、上海等地进行秘密调查。很多朋友闻之，都劝郁达夫赶紧躲到别处去，以防不测。郁达夫却镇静地对胡愈之等人说：“我是躲避不了的，最近日本宪兵每天都到我家来喝酒闲谈，虽没说穿，显然已被监视了。”
此后一段时间，日本人虽已改称“赵先生”为“郁先生”，那张窗户纸，已经捅破，但一切都维持原状，常来喝酒，常来闲扯，常来借钱。日本人怎么想，郁达夫难以揣摸。他自己早就对结局有了心理准备。
1938 年，李劼人在成都近郊东沙河堡菱角堰购置土地，约两亩。1939年，日军轰炸成都时，建成一批泥墙草顶的简易房舍。李劼人家自八世祖从湖北入川定居，从未有过自己的房子，很多书籍在迁徙中散失，有了“菱窠”，他可不再担心自己多年置备的近万部书籍和积存的大量报纸遗失。为了方便信件、图书投递，他在门楣题“菱窠”二字，意指此菱角堰之窠臼也。又因此地处于市郊，交通不便，人烟稀少，故可供进步作家栖身，一时成为成都文学界的一个据点，借机掩护了不少地下党作家。作家唐山在其《李劼人，被忽略的“中国左拉”》一文中，曾说“马识途（作家，电影《让子弹飞》原著作者）被通缉时，就住在‘菱窠’”。叶圣陶多次到“菱窠”访友。
《文坛亦江湖
: 大师们的相重与相轻》
◇胡适、鲁迅的文化人格中，都有儒家之大义和兼济天下之襟怀，都有对自由民主精神的追求，但胡适对公平、公正、平等诸多理念的追求的那种达观、宽容、平静、深邃的风格，与鲁迅为真理不惜赴汤蹈火，自我牺牲并敢于自我剖析，直面人生痛苦，意气难平的那样金刚怒目式的呐喊与抗争的精神，相互映衬，两人的精神魅力和人格魅力反而更加清晰。
◇胡适与北京大学有太多的巧合：胡适的生日与北京大学校庆日恰巧在同一天。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是丁卯兔、陈独秀是己卯兔、胡适则是辛卯兔，三个属兔的人偏偏占了三圈年轮。北大教授刘文典、刘半农又都是辛卯兔，与胡适同庚。这么多属兔的文化界巨人，在北大风云际会，共创新文化大业，是他们个人之幸，又何尝不是历史之幸？
◇二十七岁的李大钊与二十六岁的胡适，因缘萍水，亦非偶然。是在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点，时代让二人风云际会。“现代中国”的大幕等待着他们共同拉开。历史让他们代表着一代知识精英与前进的思想跨入一个崭新的文化时代。他们二人的相遇、相交，一个自由主义者与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者结为一生的朋友，并一直联合作战，充满戏剧性，也充满悖论。
◇比起刘文典的狂傲，胡适则是谦和和仁爱的，更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学者。两人性格截然不同，这不妨碍他们成为挚友，况他们又有同乡之谊。
◇一直关心恩师周作人的废名，见周作人出狱后生活困顿，在别人避之唯恐不及，都怕惹祸上身的政治背景下，为老师热心奔走，并在北大为老师募捐。得知寒冬里“苦雨斋”寒冷难耐，废名想办法，为老师弄到一车煤炭，送到“苦雨斋”。为此，北大召开批判会，批判废名立场站到敌人一边。
◇朱自清与叶圣陶，是“五四”学人中最为冰清玉洁的文士。他们于追求中回归，于迸发中收敛，于伟大中平实。他们骨子里透着优雅，他们的真性情、真人格支持的胆与识，滋养着我们的灵魂。
◇有着类似人生经历的张爱玲和苏青，其交谊虽不笃深，但却有难得的相互理解和惺惺相惜。比如，张爱玲在评价苏青的作品时说，苏青“踏实地把握住生活情趣”，“她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经过她那俊洁的表现手法，最普通的话成为最动人的，因为人类的共同性，她比谁都懂得”。
◇自1930 年，初出茅庐的沈从文不识好歹、自不量力地评价了郭沫若小说之后，便与文化巨人结下了梁子。偏偏沈从文总在太岁头上动土，尽管他的态度平和，文章也是小心翼翼，从未恶语相向，但他的前辈是位大诗人，大人物的先天的优越性，居高临下的傲慢，情感较为愤激地把晚辈骂上几句，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对一个即便是“自由主义”的沈从文，以革命的堂皇的名义痛下杀手，就不仅不厚道，简直就是不分青红皂白恶语伤人了。
◇1949 年6 月8 日丁玲奉调从沈阳入京筹备并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她以革命作家的身份，住进了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一座小楼里，住房豪华别致，地上铺花砖，楼梯有地毯，卫生间里有热水。沈从文曾小心翼翼地到此拜访老朋友，他感到这里比起她与胡也频早年居住的北大宿舍，已有天壤之别，而曾共患难的老友丁玲之冷漠态度，更是令他感到心寒和悲哀。沈从文知道他们的友谊已走到尽头。
◇胡适、鲁迅的文化人格中，都有儒家之大义和兼济天下之襟怀，都有对自由民主精神的追求，但胡适对公平、公正、平等诸多理念的追求的那种达观、宽容、平静、深邃的风格，与鲁迅为真理不惜赴汤蹈火，自我牺牲并敢于自我剖析，直面人生痛苦，意气难平的那样金刚怒目式的呐喊与抗争的精神，相互映衬，两人的精神魅力和人格魅力反而更加清晰。
◇张幼仪与徐志摩离婚后，学有所成，事业发达；林徽因最后拒绝了徐志摩的热恋，成为著名作家和研究古建筑学的学者；陆小曼自徐志摩遇难后，由自甘堕落，到自省自立，文学、绘画都有成就。
◇胡风在20世纪30年代的“宿敌”周扬，新中国成立后是党的高官，分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居高临下，目中无人；而胡风只不过是个党外人士，既无权势，又无靠山，甚至连话语权都有限。
◇钱锺书与杨绛很少提及鲁迅，除了钱锺书从骨子里看不起鲁迅外，怕也与1925年“女师大风潮”有关。鲁迅在“女师大风潮”时，正与该校的学生领袖许广平谈恋爱。鲁迅在“风潮”之后的1926年，写了后来一直入选语文课本的《记念刘和珍君》一文。鲁迅为了揭露和抨击反动政府的血腥罪行，并无过错，只是鲁迅的如刀之笔，无端伤害了一个无辜的人。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语出《诗经小雅大东》。我国古代把早晨出现在东方天空之星叫启明，将黄昏出现在西天的星称长庚。实际上是同一颗星即金星。但不懂天文的周老太却说两星一早一晚升于天空，永不相见。以此暗喻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是命中注定。这或是宿命。
◇刘文典敢于顶撞政坛新贵蒋介石，斥责他专横跋扈，被蒋投入监狱，胡适为营救他全力以赴。胡适看中的，正是刘文典身上那股精神自由刚正不阿的个性。胡适独特的人生经验和思想旅程，使他渴望入世，渴望对话，渴望开诚布公，渴望肝胆相照，渴望人人选择个人的人生方向，渴望文人学者有自由精神的个性。刘文典是他的知音之一，所以他们成为朋友。
◇如果说闻一多是位“民主政治的战士”，梁实秋该算是具有自由灵魂的书生。激进的战士和自由主义的书生，志趣不同，却是一生的好友。在西南联大，闻一多从楼上走下来，变得很激进革命的时候，梁实秋为朋友担心，劝他不要在公共场所太过激烈。闻一多遇害，梁实秋保存了闻一多给他写的36封信，还有闻一多遇害时的报纸。梁实秋去台湾时，又将这些已发黄的珍贵资料带在身边，一直锁在箱子里。
◇从左联成立前后，周扬等非常不尊重鲁迅，有事很少向鲁迅请教，甚或以党的领导自居，约鲁迅谈话，并无中生有地造胡风的谣，说他是南京方面的人，理由仅仅是听一个共产党的叛徒所云。对此，鲁迅以“四条汉子”称之。而尤令鲁迅所不容的是，他们提出“国防文学”竟连个招呼都不打。如今又写信批评自己，鲁迅自然气恼，便有《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诞生。
◇叶圣陶总是干干净净体体面面地出现在朱自清面前，这每每让朱自清羡慕，叶家人待叶圣陶太好了，他的起居衣着都由家人管，故叶圣陶虽长于朱自清，却像孩子般单纯天真。到杭州学校后，分给他们每人一间宿舍。叶圣陶提出他那间房做二人的卧室，朱自清那间改成书房，这样可以共寝共读，各据一桌，备课写作，常常相伴。
◇赛珍珠真正算是“中国通”。她熟识胡适，知道周氏兄弟，对林语堂更有好感，是因为她读过林语堂许多闲适小品，其充满睿智又幽默的风格，令她着迷。她知道林博士是位通晓中国国学，熟谙四书五经又在美、法、德留过学获得多个博士学位的饱学之士。最后选中林语堂完成她夙愿的另一理由，是她觉得林语堂幽默活泼的语言，特别适合美国人的阅读口味。
◇张爱玲和苏青的小说创作自然有高下文野之分，但其在艺术风格上有不少共同之处。她们的代表作，多是对女性和情感生活有深入的参悟，而且各自都有着独特的生存体验。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小团圆》，苏青的《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都具有自传色彩，甚或说是文学化的自传。苏青的小说几乎就是自己生活的真实写照。
◇周扬与丁玲，是延安的名人。他们都愿意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周扬始终是以文艺界领导的身份出现在人们中间，而丁玲则更愿意以文学家的身份与人们交往。周扬个性中的领导欲和权力欲决定他处心积虑地觊觎权力，手段自然是取悦上司。后逐步完全政治化，成为文化官僚。而丁玲太多的文人习性，有时就难免忘乎所以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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