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0261261
再版序
章孔子的先世
一弗父何
二正考父
三孔父嘉
四孔防叔
五叔梁纥
第二章孔子之生及其父母之卒
一孔子之母
疑辨一
二孔子生平
疑辨二
三孔子父母卒年
疑辨三
第三章孔子之早年期
一孔子之幼年
二孔子十五志学
三孔子初仕
第四章孔子之中年期
一孔子授徒设教
二孔子适齐
疑辨四
三孔子返鲁
疑辨五
第五章孔子五十岁后仕鲁之期
一孔子出仕之前缘
疑辨六
二孔子为中都宰至为司空、司寇
疑辨七
三孔子相夹谷
疑辨八
四孔子堕三都
第六章孔子去鲁周游
一孔子去鲁
疑辨九
二孔子适卫
三孔子过匡过蒲
疑辨十
疑辨十一
四孔子返卫出仕
疑辨十二
疑辨十三
五孔子去卫
疑辨十四
六孔子过宋
七孔子至陈
疑辨十五
疑辨十六
疑辨十七
八孔子至蔡
九孔子自蔡返陈
十孔子自陈返卫
疑辨十八
十一孔子自卫返鲁
疑辨十九
疑辨二十
第七章孔子晚年居鲁
一有关预闻政事部分
二有关继续从事*分
疑辨二十一
疑辨二十二
三有关晚年著述部分
疑辨二十三
疑辨二十四
第八章孔子之卒
一孔子之卒与葬
疑辨二十五
二孔子之后世
三孔门七十子儒学之流衍
附孔子年表
附录一读胡仔《孔子编年》
附录二读崔述《洙泗考信录》
附录三读江永《乡党图考》
附录四旧作《孔子传略》
序言
孔子为中国历史上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个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深影响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孔子生平言行，具载于其门人弟子之所记，复经其再传、三传门人弟子之结集而成之《论语》一书中。其有关于政治活动上之大节，则备详于《春秋左氏传》。其他有关孔子言行及其家世先后，又散见于先秦古籍如《孟子》、《春秋公羊》、《谷梁传》、《小戴礼记·檀弓》诸篇，以及《世本》、《孔子家语》等书者，当尚有三十种之多。后，西汉司马迁《史记》采集以前各书材料成《孔子世家》，是为记载孔子生平首尾条贯之篇传记。
然司马迁之《孔子世家》，一则选择材料不谨严，真伪杂糅；一则编排材料多重复，次序颠倒。后人不断加以考订，又不断有人续为孔子作新传，或则失之贪多无厌，或则失之审核不精，终不能于《孔子世家》以外别成一惬当人心之新传。
本书综合司马迁以下各家考订所得，重为孔子作传。其宗旨，乃在孔子之为人，即其所自述所谓“学不厌、教不倦”者，而以寻求孔子毕生为学之日进无疆、与其教育事业之博大深微为主要中心，而政治事业次之。因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上之主要贡献，厥在其自为学与其教育事业之两项。后代尊孔子为至圣先师，其意义即在此。故本书所采材料亦以《论语》为主。凡属孔子之学术思想，悉从其所以自为学与其教育事业之所至为主要中心。孔子毕生志业，可以由此推见。而孔子之政治事业，则为其以学以教之当境实践之一部分。虽事隔两千五百年，孔子之政治事业已不足全为现代人所承袭，然在其政治事业之背后，实有其以学以教之当境实践之一番精神，为孔子学术思想以学以教有体有用之一种具体表现。欲求孔子学术思想之笃实深厚处，此一部分亦为不可忽。
孔子生平除其自学与教人与其政治事业外，尚有著述事业一项，实当为孔子生平事业表现中较更居次之第三项。在此一项中，其明白可征信者，厥惟晚年作《春秋》一事。其所谓订礼乐，事过境迁，已难详说，并已逐渐失却其重要性。至于删诗书，事并无据。赞《周易》则更不足信。
以上关于孔子之学与教，与其政治事业、著述事业三项层次递演之重要性，及其关于著述方面之真伪问题，皆据《论语》一书之记载而为之判定。汉儒尊孔，则不免将此三项事业之重要性首尾倒置。汉儒以《论语》列于小学，与《孝经》、《尔雅》并视，已为不伦。而重视五经，特立博士，为国家教育之课程，因此以求通经致用，则乃自著述事业递次及于政治事业，而在孔子生平所重视之自学与教人精神，则不免转居其后。故在汉代博士发扬孔学方面，其主要工作乃转成为对古代经典之训诂章句，此岂得与孔子之述而不作同等相拟。则无怪乎至于东汉，博士皆倚席不讲，而太学生清议遂招致党锢之祸，而直迄于炎汉之亡。此下庄老释氏迭兴并盛，虽唐代崛起，终亦无以挽此颓趋。此非谓诗书礼易可视为与儒学无关，乃谓孔子毕生精神，其所谓学不厌、教不倦之真实内容，终不免于忽视耳。
宋代儒学复兴，乃始于孔子生平志业之重要性获得正确之衡定。学与教为先，而政治次之，著述乃其余事。故于五经之上，更重四书，以孟子继孔子而并称，代替了汉唐时代以孔子继周公而齐称之旧规。此不得不谓乃宋儒阐扬孔子精神之一大贡献。宋儒理学传统迄于明代之亡而亦衰。清儒反宋尊汉，自标其学为汉学，乃从专治古经籍之训诂考据而堕入故纸堆中，实并不能如汉唐儒之有意于通经致用，尚能在政治上有建树。而孔子生平重要之自学与教人之精神，清儒更所不了。下及晚清末运，今文公羊学骤起，又与乾嘉治经不同。推其极，亦不过欲重返之于如汉唐儒之通经而致用，其意似乎欲凭治古经籍之所得为根据，而以兴起新政治。此距孔子生平所重视之自学与教人精神，隔离仍远。人才不作，则一切无可言。学术错误，其遗祸直迄于民国创兴以来之数十年。今者痛定思痛，果欲复兴中国文化，不得不重振孔子儒家传统，而阐扬孔子生平所重视之自学与教人精神，实尤为目前当务之急。本书编撰，着眼在此。爰特揭发于序言中，以期读者之注意。
本书为求能获国人之广泛诵读，故篇幅力求精简。凡属孔子生平事迹，经历后人递述，其间不少增益失真处，皆一律删削。本书写作之经过，其用心于刊落不着笔处，实尤胜过于下笔写入处。几经前人辩论，审定其为可疑与不可信者，本书皆更不提及，以求简净。亦有不得尽略者，则于正文外别附“疑辨”二十五条，措辞亦力求简净，只略指其有可疑与不可信而止，更不多及于考证辨订之详。作者旧著《先秦诸子系年》之卷，多于孔子事迹有所疑辨考订，本书只于“疑辨”诸条中提及《系年》篇名，以便读者之参阅，更不再事摘录。
自宋以来，关于孔子生平事迹之考订辨证，几于代有其人，而尤以清代为多。综计宋元明清四代，何止数十百家。本书之写定，皆博稽成说，或则取其一是，舍其诸非。或则酌采数说，会成一是。若一一详其依据人名、书名、篇名及其所以为说之大概，则篇幅之增，当较今在十倍之上。今亦尽量略去，只写出一结论。虽若有掠美前人之嫌，亦可免炫博夸多之讥。
清儒崔述有《洙泗考信录》及《续录》两编，为考订辨论孔子生平行事诸家中之尤详备者。其书亦多经后人引用。惟崔书疑及《论语》，实其一大失。若考孔子行事，并《论语》而疑之，则先秦古籍中将无一书可奉为可信之基本，如此将终不免于专凭一己意见以上下进退两千年前之古籍，实非考据之正规。本书一依《论语》为张本，遇《论语》中有可疑处，若崔氏所举，必博征当时情实，善为解释，使归可信，不敢轻肆疑辨。其他立说亦有超出前人之外者，然亦不敢自标为作者个人之创见。立说必求有本，群说必求相通，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窃愿以此自附于孔子之垂谕。
作者在一九二五年曾著《论语要略》一书，实为作者根据《论语》为孔子试作新传之书。一九三五年有《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凡四卷，其卷乃为孔子生平行事，博引诸家，详加考辨，所得近三十篇。一九六三年又成《论语新解》，备采前人成说，荟萃为书，惟全不引前人人名、书名、篇名及其为说之详，惟求提要钩玄，融铸为作者一家之言，其体例与今书相似。惟《新解》乃就《论语》全书逐条逐字解释，重在义理思想方面，而于事迹之考订则缺。本书继三书而作，限于体裁有别，于孔子学术思想方面仅能择要涉及，远不能与《新解》相比。但本书见解亦有越出于以上三书之外者，他日重有所获不可知，在此四书中见解倘有相异，暂当以本书为定。读者倘能由此书进而涉及上述三书，则尤为作者所私幸。
本书作意，旨在能获广泛之读者，故措辞力求简净平易，务求免于艰深繁博之弊。惟恨行文不能尽求通俗化。如《论语》《左传》《史记》以及其他先秦古籍，本书皆引录各书原文，未能译为白话。一则此等原文皆远在两千年以上，乃为孔子作传之手珍贵材料，作者学力不足，若一一将之译成近代通行之白话，恐未必能尽符原文之真。若读者爱其易读，而不再进窥古籍，则所失将远胜于所得，此其一。又孔子言行，义理深邃，读者苟非自具学问基础，纵使亲身经历孔子之耳提面命，亦难得真实之了解，此其二。又孔子远在两千五百年之前，当时之列国形势、政治实况、社会详情，皆与两千五百年后吾侪所处之今日大相悬隔。吾侪苟非略知孔子当年春秋时代之情形，自于孔子当时言行不能有亲切之体悟，此其三。故贵读此书者能继此进读《论语》以及其他先秦古籍，庶于孔子言行与其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之大圣人者，能不断有更深之认识。且莫谓一读本书，即可对了解孔子尽其能事。亦莫怪本书之未能更致力于通俗化，未能使人人一读本书而尽获其所欲知，则幸甚幸甚。
本书开始撰写于一九七三年之九月，稿毕于一九七四年之二月。三月入医院，为右眼割除白内障，四月补此序。
一九七四年四月钱穆识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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