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807095910
本书作者、台湾作家薛仁明自2013年始，在台北书院长期开设史记讲授课程，成为台北书院*年轻讲师，被书院山长林谷芳戏称为“破格聘请，因为毕竟闻道有先后”。此言不虚，薛仁明谈史记，确能谈出不一般的风采，令人眼前一亮。他直取楚汉群雄的心魂，逆转长期以来对刘邦项羽形成的刻板印象，令人叫绝；他暗中以老庄的眼光来评说汉朝的开国人物与时代气象，言语之间与司马迁如莫逆知音。他让史记中的真意如水落石出般呈现，这种笔力可谓有神，令人感到酣畅淋漓。
作者如同司马迁及其笔下人物的知心人，经他勾勒，刘邦、项羽、张良、韩信、萧何等一代豪杰便仿佛有血有肉活脱脱地来到今天；作者从他们身上发现的生命气象又着实给人新鲜感，仿佛我们今天才识得他们的真容。刘邦表面上无赖轻慢，内里的伸缩自如却是王者风范；项羽外表上盖世无双，负才任气却是他英雄气短的原因；张良的从容有余令人遥想不尽，相较之下，韩信的自矜倨傲就显得格外刺眼……
当我们触摸到这群古”汉”人敞亮饱满的魂魄，再看历史会感到格外真切，我们自己也能从中找回中国人该有的生命气象。
”今天读到仁明写的这本书，真的有一种魂兮归来话史记的感觉。……仁明要告诉我们的是，原来汉人的真容就在《史记》里。”–诗人 杨键
大陆版自序台版自序第一辑 天人之际 消散迷失已久的魂魄，久违了！ ──我读史记 天人之际 进可成事，退不受困 “烹太公”与“踹小儿” 魂魄犹乐思沛 读书人读刘邦 “拼爹”与“靠爸” 不过一败 多谈意思，少说意义 项羽杀人 从咸阳大屠杀到新朝气象 天清地旷第二辑 汉家气象 长者 闲人 绰绰然，有余地 一棒打响历史 其犹龙耶？ 韩信的姿态 韩信之死 陈平厉害在哪？ 为君难，为臣不易──刘邦与萧何 “萧规曹随”之外的曹参 有此风光，便能成事 屠狗樊哙 今暴得大名，不祥 其人如天 离去的身影 太史公与孔子觌面相逢附录 史记乃是我们的家书（杨键） ——读薛仁明新作《其人如天》
“汉”人的生命气象
北京有个黄明雨，平日极低调，特殊的是，我曾在长沙、后又在北京，先后听过两个人，背着他，就说了三回，曰，“黄明雨这人了不起！”那两位，平日都不轻易许人。他们口中的“了不起”，究竟是怎么个了不起，我没细问。不过，让人背后批评，总是容易；让人在后头这么无保留地揄扬，却真稀罕。我的揣想是，明雨是个干才，又极有怀抱；世间上，能力与理想可同时兼得者，本来就少。可话说回来，这种人虽少，但以天地之大，真要去找，仍可找出那么一些的。因此，我觉得明雨最特殊的，其实是在于他既能干又有理想之外，还有一份与他眼下这四十出头的年纪看似不太“相称”的异常清晰的眼力。这眼力，借用佛家的话来说，或许，就是正知见吧！
有能力，有怀抱，又有正知见，这应该就是黄明雨受到揄扬的真正原因。近来，明雨在北京新创了一所体制外的师范学校，为了延聘中国文化的师资，数度来台，探访了几位名家。后来，他到台东池上，和我谈起某某名家极好、极了不起，又说起另位某人则是名过其实，其学问的后头，少了些真实相应的“生命气象”。我听他这么一说，心头一震，随即又颔首频频。咳！久违了，百年以来，“生命气象”这寥寥四字，久不闻矣！这“生命气象”，几几乎，都已成了广陵绝响。明雨这一提，我清楚，是对于整个国学的骊龙取珠，甚至，也是整个中国文明的直探核心！
这些年来，大陆的国学热方兴未艾，发展的势头，一年猛过一年。有人认为，如此热潮，乃源于政府的维稳需求，换言之，这是一场由上而下、带有强烈政治目的的运动。如此说法，自然有理。不过，这毕竟只是皮相之见，只知其一、未知其二呀！根据这几年两岸往返的所见所闻，我越来越清楚，国学热的后头，其实还有一股许多人感觉得到却未必充分意识的力道。这力道，甚大，甚强，而且，后劲十足；这力道，如果用传统的话语来说，大概，就是“历史的气运”吧！
这股“历史的气运”，显然，已将大陆带进一个全新的转折点。一方面，随着中国崛起，大陆已彻底走出贫弱，也开始百年未曾有之自信。可另方面，当中国人有了自信之后，对于自己到底是谁，或者说，对于中国人真正的文化身份，却感到空前的迷惘。这样的迷惘，当然源自于五四以来、“文革”达到极致、改革开放之后又仍一片欧风美雨、百年之间从无中断也从未稍停的自我否定与自我掏空。因为迷惘，许多人的内心深处惶惴疑惑，都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漂泊感；也因为迷惘，整个社会才充斥着一种无以名状的浮躁与不安。
这样的“历史气运”，说穿了，就是当下大陆的中国人不愿意再迷惘，于是，便有一股强大的力道，想要转折，想找出口，想告别自我否定与自我掏空，更想借由文化的肯定与珍重来找回自己。换句话说，国学热最根底的理由，只不过是当下已然面目模糊、甚至是魂飞魄散的中国人，一股脑地、满心热切地，想看清自己面目，想找回自己的魂魄罢了！这魂魄，若用明雨的话来说，正是所谓的“生命气象”。
就这样，为了召唤魂魄，为了找回中国人的“生命气象”，国学热一路延烧，其势辽辽，至今未央。值此之际，却有个极简单、也极根本的问题，那是：到底该从何入手？通常，我的回答是：先让祭祀恢复吧！先借此让中国人恢复与历史、与天地的联系吧！相较于大陆，台湾人的魂魄之所以比较安定，一方面，固然受益于宗教之繁盛，另方面，也更得力于在中国早已绵延数千年、在台湾更至今数百年未曾间断的祭祀之兴旺。有了祭祀，有了与历史、与天地的联系之后，人就不会干枯空虚，人就会有气象。
除了祭祀之外，又有人会追问，还该读些什么？还该做些什么？关于此，大陆近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事实上，不论是儒释道的哪一家，抑或是琴棋书画的哪一种，甚至小说、戏曲，但凡深造其中，优游既久，约莫都可从中受益，亦可循之而走上中国人的心灵“回家之路”。其中，我推荐《史记》。
《史记》写人为主，此其殊胜也。既然是写人物，就具体，就比儒释道三家以说理为主的经典更能雅俗共赏，也更易于亲近。中国人一向不喜抽象思考，总愿意以事显体、以色显空。西洋人谈思想、论哲学，都得缠绕着抽象思考。中国人不然。中国人不纠缠于抽象世界，鲜少谈论哲学，也不太关注思想，最在意的，其实是一个个真实而鲜活的人儿；换言之，中国人关心的焦点，是人的生命气象。因此，中国人喜欢在具体的人事物之中有所感、有所悟，再进而契入大道。也因此，中国人著史、读史、说史，皆天下第一，皆世界各民族所不能及也。
在浩瀚的史书中，《史记》当然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首先，太史公下笔如有神助，经其勾勒，人物的魂魄，便呼之欲出。其次，太史公视野闳阔，看人有纵深，写人有层次，越是细读，就越读之不尽。最后，《史记》记的是两千多年以前的中国古人，通常，古人越古，越有元气；古人越古，也越有看头。因为，他们的气象大，他们离天近。若用司马迁的话来说，那时的人们，恰恰是立于“天人之际”。
《史记》中立于“天人之际”的“汉”人，既有神采，又比周代以前的人们更形貌清晰，其实，最接近我们今天亟欲找回的中国人那该有的生命气象。我读《史记》，看那群古“汉”人的模样，观其胸襟，察其气度，不禁，就要欣羡向往！别的不说，单单刘邦那一帮人，总让我在反复咀嚼之际，忽地就神清气爽了起来。这种神清气爽，恰恰是眼下两岸读书人最感匮乏的。譬如刚才，我读了《张丞相列传》，里头有位周昌；今天看来，他似乎名气不大，也不算显要，可偏偏却是个极有神采、极有气象的人。周昌骨鲠刚正，有原则，“敢直言”，即使当时显要如相国萧何、曹参，也没人敢与之相抗。有一回，刘邦在内廷闲居，周昌不待通禀，直接就入宫奏事。一进宫，但见高祖紧紧搂着爱妃戚姬，正半点都不正经。周昌一看，满脸不悦，二话不说，掉头就走。刘邦瞥见了，赶紧放开戚姬，急急追出，一跃，直接就骑到周昌脖子上，涎皮赖脸、似假若真地问道，“我何如主也？”周昌仰着头，丝毫不给高祖面子，恶狠狠、没好气地言道，“陛下即桀、纣之主也”。刘邦听闻，呵呵大笑，可从此，却也更加畏惮周昌。
臣子骂他是桀纣，这无赖刘邦，既不怒、也不愤，一方面哈哈大笑，一方面又深知畏惮。这般吞吐，这般开阖，这般好好玩又好认真，可真让我们见识到，什么是王者气象！
后来不久，因惠帝柔弱，几次，刘邦欲废太子，另立戚姬之子如意。废嫡立庶，本动摇国本之大事，因此，一回朝会，刘邦才提议废嫡，众大臣便纷纷力谏，可却几乎无效。（朝议时，吕后侧耳厢间，一旁窃听，闻听高祖此议，不由得魂飞魄散、浑身颤抖。）正当刘邦君臣僵持不下之时，但见平日有口吃毛病的周昌挺身而出，不假辞色，拼命力争，在盛怒之下，遂激动言道，“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期，必定也；期期，因激动而口吃，故多说了一个期字。）刘邦看着慷慨激昂、明摆着即使废除太子也绝不奉诏的周昌，心中一凛，暗暗叫声不好；可听到口吃的周昌，满口“期期”，却又忍俊不住，遂“欣然而笑”，事情也于是作罢。（会后，吕后见了周昌，不由分说，便噗通一跪，跪谢周昌，“微君，太子几废！”［若不是你，太子大概就被废了！］）
我喜欢这样的故事，也喜欢这样的人儿，更喜欢这样的生命气象。这些年来，我读《史记》，接着又写《史记》，年初，文章结集，明雨早早要了书稿，全书读罢，下了四个字的评语，曰，“心旷神怡”。这“心旷神怡”，显然，不在于我的文章；甚至，也不完全只因司马迁的生花妙笔与闳阔视野；我想，真正的关键，仍在于《史记》中这一帮的“汉人”。这一帮“汉人”，不论是无赖如刘邦，抑或是刚正如周昌，他们都明亮爽快，也俱有风光。两千多年后，我们与之觌面相逢，仍可顿觉“心旷神怡”。我看《史记》这群“汉人”，除了明雨所说的“心旷神怡”之外，还不时要心生感佩。明明，这帮人经历了战国末年的兵连祸结、生灵涂炭，随即，又遭逢秦代的严刑峻法、残酷暴虐；那苦痛与磨难，相较于近代中国，恐怕是不遑多让吧！可怪的是，偏偏他们既不愤、又不戾，身上没半点伤痕，也几乎没有佛家所说的那个“业”字。这群没“业”、没伤痕的人，经历过那样的时代，仍然一径地光朗朗、明亮亮，一个个，精神奕奕、气象非凡。我总觉得，正因这群人不受时代所束缚，明亮爽快、不见伤痕，也才会有日后亮堂堂的四百年汉家岁月。一个人不受时代所限，也没被苦难所缚，这就是大气象。有此气象，就能开创得了未来。今天两岸谈国学、谈中国文化，横说竖说，无非就是要召唤古“汉”人这样的生命气象！
台版自序
那回，我在台北书院上课，有学员提问，读史记与个人的安身立命，到底有什么干系？
提问者，是位中年男子，近年来，遇到了人生的大困顿；很长的一段时间，心头都解不开。后来，他在《中国时报》读了我谈史记的文章，颇有触动；暑日去了趟池上，恰好，又在大坡池与我不期而遇。不久，我开了课。每一回，他总极早就到；每一次，他总扣着最真切处发问。我喜欢这样的真切。
这样的真切，现代人渐渐离得远了。这些年来，许多人都找不到着力点；日子过得并不舒坦，也有点沉重，却又有些说不出的飘浮感。一如每天，他们可能低着头，滑着手机，看似忙碌；也可能翻着书，写着稿子，看似用功；但用功忙碌之余，总仍有种难以形容的不对劲。这不对劲，他们有时也察觉得到，可是，未必能挣脱得了。信息社会将铺天盖地的讯息，淹没了他们；即使是所谓学问、所谓文化，常常也只是阻隔了他们。结果，他们慢慢失去了对人对事对天地万物该有的真切感。因不真切，故而飘浮。因不真切，故而他们无力挣脱。
只有真切，生命才有风光，也才能够翻转。《史记》不只是一本史书，更是一本极真切的生命之书。我写《史记》，希望能写出一种风光，也能写出一种真切。
二○一四年元月三日，薛仁明于台东池上，是时山坡上梅花盛开
那回，我在台北书院上课，有学员提问，读史记与个人的安身立命，到底有什么干系？
提问者，是位中年男子，近年来，遇到了人生的大困顿；很长的一段时间，心头都解不开。后来，他在《中国时报》读了我谈史记的文章，颇有触动；暑日去了趟池上，恰好，又在大坡池与我不期而遇。不久，我开了课。每一回，他总极早就到；每一次，他总扣着最真切处发问。我喜欢这样的真切。
这样的真切，现代人渐渐离得远了。这些年来，许多人都找不到着力点；日子过得并不舒坦，也有点沉重，却又有些说不出的飘浮感。一如每天，他们可能低着头，滑着手机，看似忙碌；也可能翻着书，写着稿子，看似用功；但用功忙碌之余，总仍有种难以形容的不对劲。这不对劲，他们有时也察觉得到，可是，未必能挣脱得了。信息社会将铺天盖地的讯息，淹没了他们；即使是所谓学问、所谓文化，常常也只是阻隔了他们。结果，他们慢慢失去了对人对事对天地万物该有的真切感。因不真切，故而飘浮。因不真切，故而他们无力挣脱。
只有真切，生命才有风光，也才能够翻转。《史记》不只是一本史书，更是一本极真切的生命之书。我写《史记》，希望能写出一种风光，也能写出一种真切。
二○一四年元月三日，薛仁明于台东池上，是时山坡上梅花盛开
消散迷失已久的魂魄，久违了！
──我读史记
历代写史，公推二司马为最。其中，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大手笔。可惜，他是个儒者，生性严肃，还有些执拗，而且，又过度紧盯着“资治”之用，因此，全书写得严严实实，简直是密不通风。较诸《史记》，《资治通鉴》虽有所长，却少了些游于虚实之生气，更不易见那吞吐开阖的大气。
能吞吐开阖，方可大气。当年，因李陵之祸，司马迁受了莫大的屈辱，可是，后来他写《史记》，偏偏却跌宕多姿，妙趣横生。如此不为苦难所困，也不留下任何阴影，反倒更能吞吐，更为大气，这就非常的了不起。司马迁能将所有的磨难尽化成生命之阴阳回荡，《史记》这本领，是中国史书第一。
《史记》的荡气回肠，处处可见，我尤其喜欢司马迁笔下的刘邦。在《高祖本纪》里，太史公写刘邦击黥布后，途经沛县，“留置酒沛宫”，招旧识父老子弟，放怀纵酒。当酒已沉酣，刘邦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这首歌，极好；朱熹曾誉之，“壮丽而奇伟”。可是，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从刘邦置酒沛宫一路写起，“悉招故人、父老、诸母、子弟佐酒，道旧故、为笑乐。酒酣，上自为歌”，到了这儿，偏偏就不将此歌辑入。盖不收此歌，其实无碍于叙事之完整，更无损于“资治”之用。或许，在司马光眼里，收进就多余了。但是，太史公不仅写入书里，还成了文章的一大亮点；在《史记》全书中，更时时可见诸如此类无关叙事完整、也貌似无用之闲笔。这些闲笔，看来无甚紧要，却可让文章顿时摇曳生姿。有此风姿，后人遂可读之不倦。这样地看似无用，其实最可沁人心脾，这正是庄子所说的“无用之用，大用矣”。正因如此闲笔，太史公笔下的历史，不仅有了温度，更有着光阴的徘徊；也正因有此闲笔，不仅闻听得到这些人物的言语謦欬，更可触及那生命的魂魄深处。
《史记》在“大风歌”之后，接着又写高祖起身而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对着沛县父老，刘邦言道，“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这四句话，说得动人；尤其在刘邦自知余日无多之际（半年后，高祖崩），格外显得情真意切。刘邦最大的本领，是与世人无隔；他是个迥异于常人的天才，可偏偏却最能与常人相知相悦。因此相知相悦，故他可成就大事，故可打得下亮亮煌煌的汉家天下。《汉书》说他，“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这是王者吞吐开阖的能耐。既然连“监门、戍卒”，都可“见之如旧”，更何况家乡的父老？于是，刘邦面对满城故旧，不禁脱口说出“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这百感交集的话语。然而，《资治通鉴》写到这儿，独独只留了“游子悲故乡”一句，后头的三句，尽管感怀更深，可司马光大笔一划，直接就删掉了。
更可惜的是，刘邦与故人叙往事、思来日，悲欣交集，痛饮十数日，最后，欲去，沛县父兄不舍，苦苦相留。相留未果，准备启程长安，结果，一出城，沛县全城皆空；满城老小，全到城外送行，献牛的献牛，献酒的献酒，刘邦不禁动容，遂“复留止，张饮三日”。这一段，《史记》写得满纸人情，简直是“氤氲四溢”，可是，《资治通鉴》却只字不提。
《高祖本纪》细细描绘了刘邦归返故里的欢欣与怆然，正如《项羽本纪》详述着项王垓下受围的慷慨与悲歌，写的，都是传主的魂魄。《史记》写事，更写人；《史记》写人，更写魂魄。那时，项王受围，英雄末路之际，不胜悲怆，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如是，“歌数阕，美人和之”。这一段，《史记》写得勾魂摄魄，千载后，读之仍不免心惊；今人纵使不读《史记》，单单看京剧《霸王别姬》项王与虞姬悲歌那幕，都还要不胜欷歔的。然而，《资治通鉴》写到这儿，不仅将项王之诗给删除，索性，连虞姬提都不提了。
《资治通鉴》不写这些，当然是司马光的严正。儒者的严正，本是件好事；论语里头，孔子何等严正？有此严正，才有百世不易之大根大本。可是，当严正一旦过头，以至于无法呼吸，无法开阖吞吐，那么，就不免沦为拘泥闭锁了。宋以后的儒者，拘闭者日多；他们个个是正人君子，眼里只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于是，英雄美人之事，多半不屑一顾。他们只知实、不知虚，只知有、不知无。《史记》写刘邦、项羽的慷慨悲歌，正如旧小说大量穿插的诗词，看似无关紧要，可却是真实生命的呼吸与吞吐。有此呼吸吞吐，才有中国文明所说的虚实相生。
这些儒者，昧于虚实；因此，在正邪之间，便经常迂执不化。他们只相信“正能克邪”，却无法对世间的贤愚不肖有着相知与相悦。他们凡事太过认真，爱憎又极度分明，结果，在“大是大非”的幌子下，比谁都“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正因如此氛围，北宋才有那惨烈的新旧党争。在新旧党争中，司马光之所以会那般荒腔走板，不正因拘执太甚吗？而北宋之所以亡于党争，不也正因儒者的开阖吞吐出了问题吗？
宋以后，理学大盛；到了清代，朴学又起。由宋至清，但见儒生越来越正经，学问也越做越严谨。到了后来，他们是连一个词、一个字也毫不放过，半点都不得含糊。他们凡事较真，凡书也必要考证出究竟之真伪。他们整天忙着纠正别人枝枝节节的错误。这样地严谨认真，看似好事，可实际上，却只见一个个日形拘闭；从此，儒者开阖吞吐的能力更衰，气象与格局也更为萎缩。如此拘闭，到了民国，并无改善；在现代学院里，反更变本加厉。学院中的读书人，竟日埋首于所谓的学术论文，不论格式、脚注、研究方法、问题意识，缺一不可，严谨得不得了。可写这些极度规范的所谓论文，通常也就三、五之人勉强读之，除了为稻粱谋，除了不得不然之外，还有多少人谈气象格局？又还有多少人关心吞吐开阖？
二十六年前，因为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这三句话，我进了历史系。可才到台大，系里就开始教我们读论文、写论文。读来读去，但见一篇篇号称客观的分析，却感觉不到一点点历史的温度；只看到一桩桩貌似严谨的论述，却碰不着一丝丝人物的魂魄。每次读完论文，脑袋填塞得紧，心里则空虚得很；毕竟，那没温度，也没魂魄。现代学院毫无生命实感的学术论文的大行其道，与现代社会完全无法遏止的躁郁狂症的大肆流行，其实，是同一回事。他们，都失去了魂魄。所幸，后来我脱离了学院，开始无所为而为地读着《史记》，慢慢见识到太史公在叙事描形之际，以事显体，由形入神，这时，我读到的，不仅是中国文明原有的精神，更是自己年少以来消散迷失已久的魂与魄。唉，久违了！
绰绰然，有余地
两千多年前，垓下突围、疾走东城，最后，逃到乌江边的，如果不是项羽，而是刘邦，那么，结果又会如何？我想，乌江亭长若是舣船以待，喘息未定的刘邦，肯定顾不上换气，二话不说，立马便催请开船。万一，这乌江亭长是个项羽粉丝，迟迟不肯渡刘；那么，刘邦大概会使出浑身解数，或劝、或慰，或哄、或骗，如若不然，也可能是或抢、或夺，总之，必定要赶紧渡江不可。渡了江，刘邦既不忧思难遣，也没踌躇不前，反正，只要保住色身，一切好说。胜负乃兵家常事，老实说，他输惯了；输得再惨，也不过，就是一败。一路上，不管逃得多么难堪，刘邦压根没放心上。因为，身段与面子，那是项羽的问题，他没这种困扰。对刘邦而言，人生赤条条而来，赤条条而去；想这么多，其实，是庸人自扰。
刘邦平民出身，是个无赖，当然可以赤条条而来、赤条条而去。然而，祖上世代为楚将的项羽，才一出生，他的周遭环境，他的生活气息，便已让身段与面子层层叠叠，都成了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别人可以不在意，可偏偏项羽就万万不能不在意。这样的贵族出身，兼又年少暴得大名，几乎就注定了他最后的结局：垓下突围、疾走东城，到了乌江边，思前想后、踟蹰再三，然后，把自己，活活逼死。
是的，性格决定命运。对刘、项而言，迥然有别的出身，不仅决定了他们的性格，更预示了最终的命运。不过，贵族出身，或者说，世家子弟，尽管常常有类似的极难负荷的包袱，可是，这样的背景，真的就只是包袱吗？其实不然。在某些人身上，正因有此背景，反而才更有办法成就某种极独特又极有内蕴的生命特质。
譬如谁？
张良。
一般而言，世家子弟起手便高，他们有家学、有人脉、有资源，因此，容易成名，也容易成就一番事业。这理，大家清楚；个中好处，任谁也都明白。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个。
张良的身上，有种生命特质，姑且名之，曰：“绰绰然，有余地”。这样的“绰绰然，有余地”，固然与其天资、与其阅历有关，但是，和他的贵族背景、世家身份，更脱离不了干系。
那时，刘邦灭楚，定天下，即皇帝位，开始论功行封。一分封，“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都一年多了，还搞不定呢！当年封侯，众人呶呶不休，日也争、夜也争，从没个定论。然而，这一群功臣，面对曹参，倒是异口同声，咸以为他“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后来，曹参果然封了平阳侯，至于食邑，则有一万零六百三十户。换言之，万户之侯，大约，就是论功行封的极致吧！
可是，当天下甫定，张良连开口都没有，刘邦倒主动说了，“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遂要张良“自择齐三万户”，以为食邑。啧啧！在齐地（那可是个富庶之地呀！）随意挑个三万户，那不等于“功最多，宜第一”的曹参的三倍吗？是的，面对如此“浩荡皇恩”，只见张良既不疾、亦不徐，从从容容，言道，“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在留地不期而会），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一席话，说得极温婉谦让，又极情深意重，真真是“绰绰然，有余地”；刘邦听了，当然只能成全他，遂封张良为“留侯”。
食邑三万户，唉，那可是多少功臣连痴心妄想都不敢企及的呀！当时，为了位次、为了食邑多寡，这些平民出身的功臣汲汲营营、纷纷扰扰，或不满、或不服，独独张良身在其中，却像个局外之人。只见他风轻云淡、一片清寂；别人梦寐以求的，他倒是宁可少，不愿多。毕竟，“五世相韩”的贵族出身，张良什么荣华富贵没见过？当年为秦所灭时，他家里，还“家僮三百人”呢！富贵与荣华、功名与利禄，个中的真假，里头的虚实，他岂能不明白？又焉能不清楚？“今以三寸之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如此自谓布衣，当然只是谦称。张良如此谦冲抑让、澹泊宁静，除了他本来就是个异人之外，其实也因贵族出身，故而早早就看过、尝过、经历过人人向往的那些锦绣繁华；正因亲身经历过繁华，又亲眼看见过繁华落尽，于是，在起落之间，他就比谁都从容；在取舍之际，更比谁都“绰绰然，有余地”。
正因如此，同样是舍，同样是退，比起他人，张良也有更多的淡定与安然。譬如，当年范蠡辞别勾践，虽说酝酿极久，但真到了时候，却只在刹那之间，便斩断一切情缘，从此万事不管，彻底远走高飞。那样地决绝，那样地不留情面，固然极干净、极利落，却也让越王勾践有种被剥光衣服、无所遁形的羞辱感，顿时之间，勾践恼羞成怒，原先潜藏的杀心，一下子便喷涌而出，遂公开要范蠡立即回返，“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他更想说的话，则在后头，“不然，将加诛于子！”
相较而言，张良却是不同。刘邦虽然也杀功臣，可他与张良之间，从头到尾，却啥问题都没有；但见君臣二人，多有揖让，始终宛若宾主，一团和气哪！于是，张良即使功成身退，也不给人压力，更不让人紧张；他只是不居功，只是谦冲澹泊，然后以一种若有似无、似无还有的姿态自自然然地淡出。早先，在扶汉兴刘时，张良就举止安详；所有的作为，大化无形，宛若春雨润物一般，悄然无声。而后，待要幡然转身时，张良安详如故；即使挥手告别，也是既无风雨亦无晴，果真，一派天清地宁。
这天清地宁的张良，因家世显赫，自幼起，见识所及，不论王公贵族，抑或奇人异士，所阅多矣。所阅既多，加上天资过人，因此，当年留地一会，张良凭其不世出的穿透力，一眼便看出刘邦的天才丰姿（“沛公殆天授！”），当下，更清楚刘邦的性格与为人。他很明白，今日刘邦，与当年勾践，其实不同；来日他要功成身退，也完全不必像范蠡那般激烈、那般剑拔弩张。
张良的从容，也得力于他们家“五世相韩”的特殊背景。众所周知，战国后期是个秩序陵夷、封建崩解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张良父祖能如此长期为相（先后经历了韩昭侯、韩宣惠王、韩襄哀王、韩厘王、韩悼惠王五个君主），显然，必深谙君臣相与之道，否则，焉能久居此位？事实上，这君臣相与之道，或许才是张良最深刻也最具分量的家学渊源吧！比起他人，张良很早就明白，不管为君，或是为臣，双方总有其限制，亦各有其难处。这些限制与难处，从小他听多了，也看多了；因此，世家子弟的他，通透于世情，出入于人我；因此，聪明的他，对种种人性的幽微有着最如实的观照（所以，极温婉谦让）与最细致的体谅（所以，极情深意重）。他很清楚，为臣子者，若整天眼巴巴地期待主上圣明、廓然无私，这固然幼稚；可若一直揣想着国君如何狡诈阴险、凶狠残酷，竟日把“狡兔死，走狗烹”这样的话儿挂在嘴边，其实，也不切实际。事实上，君有君道，臣有臣道，“为君不易，为臣难”，只有如实体会到彼此的限制与相互的难处，才可能真正不忮不求、不亢不卑，也才可能在进退之间“绰绰然，有余地”。这样的余地，既可留给对方，更是留给自己。
作为一个明白人，张良永远身在其中，也永远像个局外之人；他像是置身局外，却又最能掌握全局。他为人臣，最知君；他贵族出身，可又比谁都看得出平民出身的刘邦的能耐；他有着世家子弟最好的生命质地，却也比谁都更能欣赏那种赤条条来去的无赖的强大生命力。如此张良，其眼力、其能耐、其气度，又岂止“运筹帷帐中，决胜千里外”这寥寥数言便能说道得尽？
长者
现代人受西方（尤其美国）影响，喜欢标榜年轻，同时，也多半怕老。君不见，台北捷运有多少的车厢，明明站了不少人，可博爱座的空位，却常孤零零地一径冷清着。这时，仔细一看，可能还有几位长者正站一旁呢！博爱座如此乏人问津，一方面，当然是台北人谦冲客气；二方面，也是有些长者身体硬朗，犯不着坐着，毕竟，“卧不如坐，坐不如站”。可是，另一方面，这的确也是因许多人视博爱座如忌讳，坐那儿，总有说不出的难受与不自在；这样的不自在，说白了，其实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老者。
当“老”已成了某些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字眼时，这就意味着，我们是身处在一个价值错乱的时代。换言之，当大家不以“长者”为尊贵时，这就是一个没志气的时代。
古人比我们有志气。
当年，刘邦年近半百，出差咸阳，适逢秦始皇出巡，他道旁观看，看着看着，不禁喟然叹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数载之后，果然，刘邦打下了汉朝四百年亮煌煌的江山。个中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有个关键：他是个“长者”。
刘邦的“长者”之风，由来甚早。当初他还是个亭长时，一回玩闹，误伤了哥儿们夏侯婴。依当时律法规定，亭长伤人，其罪甚重；因此，夏侯婴为了回护刘邦，宁可作伪证，宁可因翻案复审而坐牢一年有余，又宁可遭鞭笞数百下，都完全在所不惜！从这点看来，刘邦除了是个无赖之外，可还是个让兄弟不惜牺牲都要挺身相护的“长者”呢！
到了秦末，天下大乱，沛县老少纷纷而起；他们杀县令，开城门，迎接刘邦，“欲以为沛令”。拥刘邦为令，一则因刘邦已然亡命在外，率众百余，算得上略有实力；另方面，也因多数文吏（譬如萧何、曹参）担心来日事败，“秦种族其家”，不愿出头，于是一致推让给刘邦。除这两点之外，更紧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如同东阳（当时另一个起事的县城）少年群推陈婴为长所说的理由：他是个“长者”。
刘邦起兵之后，加入了项梁阵营，项梁随即又拥戴楚怀王为诸侯军的共主。不久，项梁败死，楚怀王开始调兵遣将，派人向西略地，准备进入关中，一举破秦。任谁都知道，挥军关中，乃天下第一等大事，而且，楚怀王还公开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换句话说，谁先平定了关中，谁就成为京畿所在的秦地之王。因此，雄心盖世的项羽，一方面想拔得头筹，一方面也想报叔父项梁为秦所杀之仇，于是便自动请缨。然而，怀王回绝了项羽，在诸多将领中，却独独挑选了刘邦。那时，楚怀王的理由是：“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
因为是个“长者”，故刘邦受推为沛公；后来，又因为是个“长者”，刘邦才入得了关中，成就日后的汉王。待成为汉王后，又有王陵之母，宁可自刎，也不受项羽要挟；自刎之前，遗言要王陵“谨事汉王”，理由是，“汉王长者也”。
问题是，何谓“长者”？
“长者”当然年纪大，但是，又不尽然。
在中国，年纪一大，似乎就是个优势。中国人看戏看压轴，凡事“好戏在后头”。事实上，中国人的一生，只要下足功夫，沉得住气，常常越是晚年，就越光彩纷呈。譬如书画，古人且先不表，单说近代，齐璜年约六十，才开始“衰年变法”，从此大破大立，白石老人的画风于是一变，遂成独绝；此外，又有八十三岁的张大千，去世前数月，含着心脏镇定片，在家人扶持下，爬上订做的高桌，画就一幅笔酣墨畅、大气淋漓的《庐山图》，长有十米，高则一米八，多年前，我在台北故宫亲见原画，不禁目眩神摇。而至如今，还有个星云法师；他本非书家，写字也只是随缘欢喜；年过八十，近乎失明，落笔时，甚至还要人搀扶；但他那一手书法，可真是越写越好了。
年纪一大，他们的生命，慢慢就淬炼出特殊的质地，有点像石墨变成了钻石。这样的淬炼，书画只是其一，更精彩的，还得看看《史记》里头那几位老先生。譬如姜太公，大家都熟，你说，当初他踏上历史舞台，先辅文王、后佐武王，才刚刚开启周朝八百年国祚时，到底已多大年纪了？又譬如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都这把年纪了，他才初初投靠项氏，成了项羽日后独一无二的大谋臣。七十几岁的范老头，若非后来被陈平离间，若还一直待在项羽底下，那么，刘邦真要扳倒项羽，恐怕，还不容易呢！此外，秦末还有个郦食其，在陈留县高阳那小地方，穿着一袭儒服，想拜谒沛公，闻听沛公不见儒生，这六十几岁的郦老头，只两眼怒瞪，按着剑，对使者厉声呵斥，“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
好一个郦老头！当初，他在高阳当里监门吏，职位卑微；可全县上下，却从没个人敢使唤他。迨天下兵起，途经高阳的各路英雄，来来往往，络绎不绝；郦老头一个个打量，又一个个摇头。独独沛公，郦食其一眼看出，此人尽管轻慢，可心量气度，却大非寻常；若套句郦老头的话说，“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足智多谋而有大见识），此真吾所愿从游。”
既要从游，就得求见；结果，郦老头厉声一喝，果然如愿见了沛公。可才入谒，却只看到刘邦倨坐床上，满脸吊儿郎当，正让两名女子洗脚呢！郦老头一看，“长揖不拜”，接着，又正色言道：足下若想成就大事，“诛无道秦”，那么，就“不宜倨见长者”！
呵！你瞧，在怀王口里“宽大长者”的沛公面前，这回，郦老头也自居“长者”呢！当然，郦食其比刘邦大十来岁，但是，这绝非重点；真正的重点，应在于他对刘邦所说的，“吾度（揣度，判断）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换句话说，比起刘邦，郦食其自认更“智勇双全”，而这，才是他自居“长者”的根本理由。
因此，所谓“长者”，从来就不只是年纪大。事实上，当初被推为沛令时，刘邦的老父（《史记》称之为“太公”）犹然健在；东阳少年拥戴为王时，陈婴的老母也还头脑极其清晰；他们这两个当儿子的，年纪又哪能多大？他们之所以被称“长者”，除了年纪的确不轻之外，更在于他们身上具有年长之人该有的“美德”。这种“美德”，比如是刘邦的“宽大豁达”、陈婴的“忠信恭谨”、郦食其自诩的“智勇双全”，或者，也比如是姜太公、范增那种高瞻远瞩与深谋远虑。
换句话说，所谓“长者”，其实是一个生命圆熟之后，凭其丰富的阅历，借其深远的智慧，于是淬炼出一种特殊的人格质地。这样的质地，有种特殊的分量，有种慑服的力道，可让人由衷地敬佩，也使人魂魄为之震动。有了这种质地，“长者”因此有种尊贵，可以服人，可以养人，可以与世人相知相悦；也正因如此，“长者”可以为长，可以为王，可以打得了天下。
“长者”的一生，是开了好花，又结了好果。他们在年长之后，生命逐渐积淀，于是有种丰厚；他们在年长之后，生命逐渐通透，于是更有种明亮。他们越是年老，就越见风华。正因如此，中国一向是个长寿的民族，中国人也特别懂得敬重长者。就单单前头这几个“长者”，你瞧那精神！瞧着瞧着，我们当然欣羡，也当然向往，然而，在佩服的当下，可否也有一问：来日，我们会成得了如此风华又如此精神的“长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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