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5914931
1、货币史领域开创性著作，中西对比视角下解读中国货币史
两个维度解读人民币与中国货币史：
①
横向：中西对照，展望人民币发展前景（政治经济学角度）
②
纵向：自秦至今，梳理货币史演变脉络（历史学角度）
2、以中国为中心研究世界货币史，打通中国货币史与世界货币史区隔：
市面上大多是西方学者以欧洲为中心研究世界货币史，对中国货币史的研究是隔绝的。此书横跨公元前600年至21世纪，以中国货币为中心，把中国货币的发展置于历史时空和全球化背景下，结合世界货币发展的大格局进行分析。
3、挑战诸多已有的学术观点，从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角度全面透视若干重要话题：
追溯纸币起源 回顾中国历代货币制度 洞悉货币背后的深层机制 找寻金融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观照当下中国经济改革与金融现象 展望全球化时代人民币的发展前景
4、荷尼夫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扛鼎之作。
作者是著名海外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经济、地区发展、政策及金融历史等方面研究成果颇丰。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政治学教授埃里克·赫莱纳、美国马塞诸塞大学达特茅斯分校亚洲史教授程麟荪等多名学者高度评价。
作者荷尼夫娴熟地运用了多种语言，将中国货币史置于世界货币史的背景下，对中西货币史做了比较研究，对中国货币史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若干事件进行了详细的阐释，比如金属铸币的起源、纸币的出现、明代以来中国货币白银化的原因、清代以来中国货币体系在外来势力冲击下的演变以及英日等殖民列强控制下的丰富矿藏和在中国发行货币的情况。二战后，美元逐渐成为世界货币，中国重回世界舞台，经济实力突飞猛进，在此基础上，作者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和前景进行了分析和展望。
本书的研究横跨亚欧大陆乃至全球，纵跨自秦至今的两千余年，堪称货币史领域的开创性著作。在当今中国的全球影响力逐渐增大之时，本研究不仅为中国读者了解中国货币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也加深了对世界货币及金融演化发展的认识，极具启发性。
部分
章
铸币的共同起源？
第二章
从铸币到纸币：
比较视野下中国和西方银行纸币的起源和演化
第三章
货币大分流：
蒸汽时代以前欧洲与中国的铸币
第二部分
第四章
清代中国的纸币：
20世纪初的时候它究竟有多普遍和多可靠？
第五章
英国在中国的银行纸币发行：
跨帝国的联系
第六章
日本在殖民地的银行及货币改革：
中国、朝鲜和台湾，1879—1937
第七章
人民币能走向全球吗？
结论
注释
参考书目
致谢
译者导言
本书作者是著名海外中国问题专家荷尼夫教授，这本书是他继《上海外滩及其周边》（Shanghai’s Bund and Beyond）之后有关中国经济史的第二部学术专著。
货币与金融史是近年来学术界和公众舆论间颇为流行的一个话题，但是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隔阂，很多相关研究局限于某一地区，缺乏历史上的空间比较，传统的“西方中心论”色彩挥之不去，因而许多研究尽管在史料和史实的整理发掘上取得了突破，但是难以深层次地揭示货币史发展演化的宏观脉络。著名经济学家、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在《经济史理论》中描摹过西方货币的演进轨迹之时就敏锐地注意到了中国（历史上）的货币制度是有别于希腊祖先的这一惯例的重大例外。中国的货币制度是在同样漫长的时期中发展起来的（真不可思议），但其特征明显不同，完全独树一帜。它似乎从一开始显然就不建立在贵金属的基础上，从而很可能没有经过以‘价值贮藏’功能为主的阶段。中国的货币直接过渡成为支付手段；因而中国人比西方人较多地接受纸币；中国人早采用纸币不仅仅因为中国人早发明了印刷术”。1但是关于这一比较经济史命题的具体分析研究，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鲜有学者去进行。而本书则是帮助我们详尽分析认识这一命题的重要研究成果。本书的重要突破就是在长久的历史视野中，以中西方的比较视野为基础，对中国货币史当中若干标志性意义的历史事件进行了耳目一新的历史性分析，同时本书的分析结合了历史学和经济学的观点，使得读者能够从更为立体、更为宏观的视角看待中国先秦以来货币的发展演进历程。不过，本书不是一部中国货币的通史，通史式分析的篇幅十分有限，各章有着不同的主题。
本书章到第三章的研究基本围绕古代中国的货币。章的主题是中国圆形铸币的起源，与传统观点特别是中国学者的普遍认识不同，本书作者在此的主要观点是，先秦时代中国出现的圆形铸币并非是在中国境内独立演化形成的，而是从中亚西亚地区传入的。第二章则在比较视野下阐述分析中国和西方纸币起源和演化的异同点。第三章则在比较视野下分析了前工业时代欧洲和中国铸币的演化历程，特别指出了明代以来中国吸纳美洲白银并实现货币的白银化，很大程度上是欧洲国家利用了其交通地理领域的信息优势而操纵了世界市场金银流通的结果。本书第四章到第六章则是围绕近代中国的货币。第四章的主题是清代中国的官私纸币，并分析了20世纪初中国相对于其他经济体的总体货币化水平。第五章和第六章则分别介绍研究了英国和日本这两个对近代中国经济影响的帝国主义殖民国家在中国国土上的货币发行活动。第七章则结合古代和近现代中国货币发展史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和前景进行了分析展望。
本书研究时间纵跨先秦时代至今日的逾两千年时间，研究空间横跨亚欧大陆东西乃至全球，堪称比较货币史领域开创性的著作。本书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其关键意义在于帮助我们更充分地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欧洲与中国货币发展历程的共性所在。谈到中国货币史，中国学者们可能既为古代中国较早建立统一货币体系和率先发明纸币而骄傲，又为近代中国货币体系紊乱、外国货币横行而惋惜。本书的比较史分析，能够让我们更为客观理性地认识中国货币史上的一幕幕繁荣和衰落，看清决定历史现象背后的深层机制。
同时，本书作者也敏锐地注意到了当代中国的法定货币——人民币，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说明中国货币史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我们应当相信，随着各领域中外学术界的联系交流不断加深，跨国跨地域的比较货币史和金融史的优秀著作会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本书将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示。后必须要说明的是，本书责编辛苦负责的校对编辑工作使得原稿翻译的错误和不足得以纠正，我对此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
译 者 2017年1月29日
荷尼夫不惮于通过质疑、修正和澄清许多既已被人们接受的假设来挑战已有的学术观点。他在本书中从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的视角全面通透地分析、研究了多个话题，开辟了新的领域。《走向世界的人民币：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货币史》一书毫无疑问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与世界货币史的理解认知。
——程麟荪，美国麻省大学达特茅斯分校亚洲史教授
太多的世界货币史的研究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而中国货币史的研究又常常是独立隔绝的。荷尼夫在这本著作中以其杰出的历史研究帮助我们打通了两种研究之间的分隔。
——埃里克·赫莱纳，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政治学教授
（发行纸币）国家常有三一之利。盖必有水火之失、盗贼之虞、往来之积，常居其一，是以岁出交子，公据，常以二分之实，可为三分之用。
周行己（1067年出生，《浮沚集》卷一，第32页）
我不知道是哪种情况会使一个人变得更加保守——是仅仅知道现在而对其他全然不晓，还是只懂得过去，除此之外一无所知。
凯恩斯《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1926年，第21页）
中国经济总是按照其自身的货币规则运行，这些规则通常是由一个拥有庞大官僚队伍和强大军队的强势国家缔造和实施的。
杰克·韦瑟福德《货币简史》（1997年，第125页）
主题
本书试图将中国货币史中的重要事件置于更广阔的全球背景之下，指出当中历史与现实的关键联系，而对这些重要事件进行全新的解释。部分受到凯恩斯于1926年提出的知名观点的启发，本书认为要充分了解当前人民币可能成为下一个全球性储备货币这一情况，应首先更广泛地了解中国自古至今的货币史，尤其是帝国晚期（所谓帝国时期或帝国时代，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分期的称呼。——译者）（1368—1911年）、民国时期（1912—1949年）和时期（1949—1976年）。
同样重要的是，人们还需要摆脱掉许多错误认识和陈旧观念，例如，有人认为中国古代“货币规则”是神秘莫测且例外特殊的，还有人认为中国皇帝是全知全能的，这些不正确观念仍旧大行其道。如本书之后将要阐释的，处于帝国晚期的中国政权组织，并没有如韦瑟福德让我们认为的那么广泛存在，在货币领域也一样。按照同样的思路，本书的随后各章会对这样一种为若干钱币学家和领域专家坚持的观点倾向进行质疑反驳——把中国货币史视为自成一体的另类。时常被视为“离群”的中国货币史，实际为我们提供了很多颇具启示性的类比，有时还呈现出和经典常识形成鲜明比照的特征。1
在这里本书介绍并阐释了用以理解在更宽广的全球进程下的中国“货币规则”的框架，但是当中所贯穿的“货币”概念并不是和其本初的相同，而是涵盖了金属铸币，以及后补充的纸币，而在更近的历史时期，货币的概念则和更为抽象的概念相关了，例如公共债务、单一民族国家国内或跨国货币共同体。因此，这也正说明了，本绪论不以中国货币史的某一片段为开端，而以有关金属与货币千年联系正式中断时代的一个简短提示为开端是合理的。这一中断将会在结论部分从中国的视角被重新审视，这里即将讨论的是人民币日益提高的国际威望是否意味着其成为作为货币终支配力量的单一民族国家的权力保证。或者，是否实际上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对中国经济的关切导致了对作为货币终支配力量的金属的重新认识？毕竟，当前全球货币体系中“一国的”（美元）和“多国的”（欧元）国际货币并非正式地以金属为保障，而是伴随金融危机出现了显著的衰落。
当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国将不再保障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时，天并没有塌下来，因为尽管黄金的可兑换性得到保证，或者不明言地假设其得到保证，在之前那个世纪相当多的时间里，在美元被投机者抛售的几个月之前，黄金就被酝酿着运离美国。法国试图持续地用美元兑取黄金以降低美元的信誉，而美国又被越南战争的庞大军事开支拖累，面临巨大的财政赤字。为了应对金融上的不稳定，尼克松政府几乎是立刻决定反击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这与随后体系的崩溃相比尚属轻微。2“尼克松冲击”不仅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而且结束了历史上全部各类金本位制度。此后，经济机构大体上都默许了货币成为单一民族国家自身的一个抽象符号。3就此考虑，现代中国的货币当然也不例外，尽管人民币与金属的脱钩，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而非“尼克松冲击”。
然而，四十年前的“尼克松冲击”使得法定货币的某些特点得以显露，如“受技术因素决定”“变幻无常”，或者更体面的“保守性”特征。而从21世纪的视角看来，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和目的，去追溯探究它在有记录的人类历史上到底呈现出了怎样一番新奇的图景都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尽管在古代，世界各地都有一些关于货币不可兑换为金属的记录——我们也许会立刻想起马可·波罗（Marco Polo）和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对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的印象也许会立刻涌现在人们的脑海里，而在此之前从未存在过如此成熟而可以得到广泛和持续认可接受的法定货币。在此之前也从未存在过流通货币与金属铸币的不可兑换性如今天般地被视为无可非议的现象。面对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在20世纪初的悲观预测，即使知名的自由市场论者弗里德曼（Friedman）和施瓦茨（Anna Schwartz）也在1986年得出结论，政府对货币的垄断实际上会持续，并且现代的法定货币会在较长的时期中摆脱通货膨胀。4
地缘政治学在导致“尼克松冲击”的国际货币事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是自然而然并不令人意外的事情。毕竟，“货币”（铸币）至少自从公元前600年利底亚早出现于西方世界开始，其贬值就与政治统治和战争融资息息相关。5
然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仍旧持续保持独特的东西更为重要：我们在过去的四十年间，已经无可避免地习惯了将单一民族国家视为货币的终支配力量，并从这一视角出发去思考和评价货币，不过在过去的两千六百年的奇特岁月中，很长时间内货币首先意味着贱金属或者贵金属，大多以圆形金属铸币或者以金属为准备金的纸币。这样的情况之下，近代之前的铸币上代表统治权力的徽章，对金属质量所作保证的意义远超对其货币价值的保证。6
但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尼克松冲击”并不能证明所有惊天动地的事件都是如此，这也许意味着将货币与金属相联结的“元历史”（metahistoric）节点正遇到争执和挑战，至少是在近代早期的西方。正是基于这样的猜想，成为写作本书的初动力。中国继而走上本书故事的前台，贯穿于剩下的展露出的众多故事情节之中。本书或许对已有的颇具规模的世界货币史研究的贡献在于，尝试用比较分析去阐释近代以前的中国所遵从的货币概念形成、货币创造以及货币管理的方法和手段，以及中国的这些方法与手段如何与已得到更广泛研究、从金属本位制开始直至“尼克松冲击”并涵盖其后续影响的西方货币演化史相背离。7
实际上，近些年的一些重要著作已帮我们更有效率地拼接出了货币发展的辩证过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前，在近代早期，西方货币在概念上已经逐渐脱离金属的束缚了。很明显，这显示出了在这个问题上少数值得争辩的重要问题：尼古拉斯·奥瑞斯莫（Nicholas Oresme）（1320—1382）提出的对中世纪货币贬值危害严重的劝诫，以及他对一种属于公众的高纯度铸币要求；让·布丹（Jean Bodin）（1530—1596）所提出的由主权国家所创造而不必在意货币金属纯度的构想；8托马斯·蒙（Thomas Mun）（1571—1641）对东印度公司铸币贸易的倡导和拥护；9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和威廉姆·朗兹（William Lowndes）（1652—1724）曾进行过长期争论，焦点是英国新铸硬币是否有币面价值与金属含量相背离的潜在可能；10由约翰·帕姆斯特鲁奇（Johan Palmstruch）（1611—1671）的皇家特许银行（斯德哥尔摩银行）发行的纸币“暂时赊欠纸”（kreditivsedlar），是欧洲首次出现的纸币但却短命；11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对将金银贮藏视作衡量一国财富标准这一观点的批评；12法国大革命期间恶名昭彰的指券（assignats）滥发；13英格兰银行建立后成为货币发行的主要银行、王室政权的债主、后贷款人，并且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暂停了其纸币对黄金的兑换；英国“货币学派”的金银通货主义者和“银行学派”的意见反对者贯穿19世纪的关于英格兰银行纸币可兑换性和纸币发行保持100%黄金储备必要性的大争论；14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镑的停止兑换、美元纸币的黄金可兑性和殖民地货币局制度的建立，以及终的但不是影响小的20世纪30年代“非正统”的凯恩斯规则的日渐流行。15
奥瑞斯莫和布丹的开创性研究对货币的地域流通始终有着共同的疑问：海外的黄金供给增加是否会导致黄金在民间的贬值，或是会导致今天人们所称呼的“通货膨胀”。托马斯·格雷欣（Thomas Greham）（1519—1579）曾任英国王室代理人（即英联邦或英国国王的代理人，格雷欣曾任英王的金融代理人——译者），那个知名但存有谬误的“格雷欣法则”就是他所总结的，他也一样关心相对于欧洲大陆货币其内在价值正不断贬值的英镑以及其贬值对英国外债的影响。16从这重意义上看，我们值得回顾并遵循埃里克·赫莱纳（Eric Helleiner）近的开创性研究——在20世纪之前，外国货币始终占据了西方各国货币储备的相当一大部分，以此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抑制本国货币贬值的防范手段。17
情况既是如此，那么我们也就有道理去检验一下，近代以前的中国货币史是否也可能呈现出同样程度的对货币贬值和外国货币替代本国货币的焦虑与关切，这正是本书尤其是本书部分所做的。或许欧亚各国之间有关货币贬值和外国铸币流通的差异与共同点能向我们呈现出某个地区近代以前的政治经济情况？此番探究，顾名思义，自然要涉及对货币的政治经济状况所基于的欧亚地区的“实体”经济——很大程度上是农业经济——以及近代以前的经济的本质是否能为一些平淡无奇的数据如历史上的利率所证明，进行一个粗略的审视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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