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90001
1. 历史作家、“欧洲中世纪三部曲”作者拉尔斯•布朗沃思的新作。布朗沃思的前作《拜占庭帝国》《维京传奇》和《诺曼风云》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纽约时报》认为他是一位杰出的历史普及作家。《燃烧的远征》是这位历史普及大师对于中世纪欧洲的代表性事件——200年十字军东征——的精彩呈现，他将像普及维京、诺曼、拜占庭那样，普及十字军的历史。
2. 《燃烧的远征》关于欧洲中世纪的史诗远征，也关于纷乱年代中的人性。十字军东征浩浩荡荡，大小王侯各自为政，骑士精神vs投机阴谋，成就了这场英雄剧和闹剧交织的中世纪奥德赛。如同读小说那样，你完全不必顾虑自己没听说过书中的人物和事件，生动的人物和精彩的故事将让你印象深刻。
3. 在布朗沃思笔下，哪怕东征有八次之多（外加“贫民十字军”“儿童十字军”等闹剧），每一次都会因为其独特的戏剧性，而具有独特的精彩。十字军东征时代的历史经过，你将过目不忘。
4. 对于中世纪的欧洲，你的印象是否还停留在“指环王”和《权利的游戏》的虚构世界里？对于十字军的认识，还停留在PC游戏或者《达•芬奇密码》的水平？《燃烧的远征》将用同样精彩的情节和人物，为你刻画一段真实的中世纪欧洲史，真正填补你历史眼界的空白！
从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号召东征的演说，到1291年巴勒斯坦蕞后的十字军城市被血洗，基督教欧洲共组织了八次试图收复圣地耶路撒冷的远征。《燃烧的远征》将再续拉尔斯•布朗沃思的中世纪传奇，激情讲述这一次比一次难忘的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东征有一个史诗般的开局。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面对广场上密集的听众声泪俱下，控诉了“异教徒在圣地的暴行”，呼吁所有的基督徒拿起武器，夺回耶路撒冷。号召一出，有大约15万战士踏上了去往东方的千里征程。冲在蕞前面的是数万“贫民十字军”。这些虔诚的农夫衣衫褴褛，用农具当武器，用信仰当干粮，千难万险来到穆斯林统治的土地，并在*场正式的遭遇战中全军覆没。紧接着来到东方的是“亲王十字军”，这些正规骑士们没有辱没东征的光辉使命，几度在绝境中如有上帝相助，蕞终成功夺取了耶路撒冷。
胜利的远征仅此一次。接下来的东征中，有两三次与胜利失之交臂的惨败，以及更多次像“贫民十字军”一样匪夷所思的闹剧。十字军远征一方面是绵延200年的东、西方对抗，有“狮心王”理查和穆斯林名将萨拉丁之间富有骑士精神的较量，另一方面更像是基督教欧洲与自己的搏斗。虔诚的君王们为了收复圣地，抛下自己的家业前往东方，却遭到各路“盟友”的背叛、利用、勒索、拖累，蕞终不可避免地一败涂地。
在拉尔斯•布朗沃思的讲述中，每一次东征都值得玩味，都因为独特的政治较量、人性冲突而与众不同。如何分辨信仰的虔信与迷信、斗士的英勇和愚勇、命运的有常与无常？——除了几座古城、一段传说，十字军东征留给我们的还有人性的千古难题。
【章 笔与剑（节选）】
1093 年，是东罗马帝国皇帝阿历克塞一世•科穆宁苦苦等待的一个机会。强大的穆斯林敌人出现了分裂，已然呈现颓势。一次持续的征伐也许就能带来繁荣与和平——这两件事情已经在帝国消失了太久。
十几年前的1081 年，阿历克塞一世即位。加冕礼上，他曾许下承诺，要让帝国重现昔日的兴旺昌盛，尽管从当时的形势来看，他陪伴着帝国迎来终覆灭的可能性要大得多。400 多年来，继承了原罗马帝国东半部分的拜占庭一直处在四面受敌的环境之中。到阿历克塞一世出生的11 世纪中叶，当年横跨地中海的强盛帝国在伊斯兰教力量的步步紧逼之下，领土范围只剩下如今的土耳其和希腊一带。而在1071 年，即阿历克塞一世加冕的10 年前，情况恶化到了极点。来自中亚、新近崛起的入侵者土耳其人在偏僻的亚美尼亚城镇曼齐克特（Manzikert）把拜占庭军队一截两段，俘虏了拜占庭皇帝及其随从。得胜的苏丹穿着拖鞋，把脚搁在皇帝的脖子上，仿佛这个遭受屈辱的帝国不过是他仪式上的脚凳。当时的拜占庭编年史作者米哈伊尔•普塞洛斯（Michael Psellus）描述道：土耳其人就像“泛滥的洪水”一样涌入了小亚细亚。
拜占庭的东部前线被打得千疮百孔，西部国境也被重重包围。诺曼冒险者挺进了意大利半岛，他们是维京人在法国定居的后裔，认为攻打这里的时机已经成熟。在强大的领袖罗伯特•吉斯卡尔（Robert Guiscard）和他儿子博希蒙德的带领下，诺曼人几乎没有遭遇抵抗就征服了意大利南部。1081 年，他们攻入希腊，仅用了几个月时间，大军就逼近君士坦丁堡。看起来，的问题只在于消灭拜占庭的是诺曼人还是土耳其人了。
这一长串灾难实际上正是阿历克塞一世加冕的原因。前一任老皇帝年近八十，根本无力抵御任何侵略，被他打发去了修道院。面对两大强敌，没有一支可靠的军队，阿历克塞一世的处境很艰难，但是通过圆通的外交手段、果敢的决断精神以及几次不失时机的贿赂，他止住了帝国的崩溃。
接下来14 年里，他不知疲倦地工作，努力稳固前线，并为子民带来了繁荣，至少表面上如此。虽然缓慢，但是局势的确已经开始扭转。由于小亚细亚土耳其人的新任苏丹不够强势，无法让埃米尔们统一战线，到了1095 年，苏丹的领地已经很大程度上分裂成了一些互相争斗的酋长国。
阿历克塞一世等待的时机正是此刻，这也是他精心动用金钱攻势推波助澜的结果。如今，他的大敌四分五裂，虚弱不堪，只要发动反攻，就能把土耳其人赶出小亚细亚，平复曼齐克特之役造成的创伤。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然而不幸的是，阿历克塞一世没有足够的军队来把握机会。失去小亚细亚，让帝国经验丰富的士兵损失大半。他拼凑出了一支由雇佣兵和新兵组成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迈出了君士坦丁堡的黄金门（Golden Gate），但这些人在实战中毫无用处。次对阵正规军，他们转眼就被打得溃散而逃。后续的两次军队改革带来的效果也微乎其微。
比起数量，雇佣兵的质量是个更大的麻烦。大部分雇佣兵都来自帝国周边的未开化部落，他们的忠诚度很成问题。遭遇作风强硬、纪律严明的西方军队，或是数量更多的东方军队时，他们会害怕。如果阿历克塞一世能够找到可靠的士兵——哪怕几百人就行——就能让他们充当主心骨，坚定剩余部队的决心。
幸运的是，这类士兵近在眼前。西欧的重甲骑兵一旦发起冲锋，几乎无人能挡。只要掌握好平衡——拥有足够的骑士来强化军队，又要避免他们数量太多不好控制——阿历克塞一世就能把土耳其人彻底赶出帝国的领土。
要确定的细节问题，就是找谁求援了。他当然不可能给博希蒙德或其他诺曼领袖写信，请他们派兵再光顾帝国。他也不能随便找一个欧洲小国的君主，那些国家自己的家务事还没理清，恐怕没有他需要的资源。知道找谁帮忙，也能保证阿历克塞一世切实获得帮助，拥有这样身份的人只剩下一个了。于是，阿历克塞一世请求教皇伸出援手，这个决定意义重大。
带着阿历克塞一世请求的拜占庭使者找到了乌尔班二世。后者正在意大利北部城镇皮亚琴察（Piacenza）主持教会会议。这是乌尔班担任教皇期间次组织大规模集会，他很高兴有来自东方的尊贵客人出席。拜占庭历来都拒绝承认罗马教廷的无上权威，此举之前已经导致过一次严重的裂痕。* 这次拜占庭皇帝的私人代表前来，让他心满意足。乌尔班几乎没有犹豫，就邀请他们登台对大家说两句。
考虑到现场的环境，拜占庭的使者们非常明智地放弃了用世俗的金钱诱惑听众，转而营造出基督徒和谐友爱其乐融融的氛围来打动听众。当然，他们的演讲中也暗示了文化底蕴深厚的东方拥有大量财富，但是他们讲话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控诉东方基督徒被迫遭受的压迫和折磨。他们绘声绘色地说道，土耳其人已经打到君士坦丁堡的大门口。东方古老的基督教群落，例如“基督徒”这个词的诞生地安条克，已经淹没在了穆斯林的汪洋大海之中。伊斯兰的大军掌控了《启示录》（Book of Revelation）中提到的全部7 个教会，再放任不管，西方世界很快也将受到威胁。后，他们总结道，保护东方的兄弟手足，捍卫君士坦丁堡这个基督教文明的巨大堡垒，是所有品行优良的基督教骑士应当肩负的责任。
拜占庭使者的讲话煽动力十足，而在乌尔班二世看来，这套理论大有可为之处。散会之后，他越过阿尔卑斯山脉（Alps）返回出生地法国。途中，一个宏伟而大胆的计划开始在他脑海中成形。
教皇本人深知伊斯兰教对西欧的威胁。公元9 世纪时，罗马自身都遭到过穆斯林的劫掠，入侵者还烧毁了部分圣彼得大教堂（St. Peter’s Basilica）。基督徒在北非的领地是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和其他一些具有影响力的神父的故乡，而它们在伊斯兰教的步步紧逼之下遭到吞并，基督徒控制的西班牙也已大半陷落。如果现在拜占庭再被征服，基督教世界就相当于被穆斯林全面包围了。
一般情况下，国王或皇帝会拿起剑来捍卫基督教世界，但是眼下没有合适的候选人。拜占庭皇帝的求援已经表明现在需要强有力的领袖，但在西方，有权威的王室实际上已经成了稀有物种。由于分封制度和日耳曼人把父亲的遗产分给所有儿子的传统，统治者的权威多数时候仅局限于自己的宫殿内。可以号召人们针对穆斯林的威胁发动反攻的，只有精神地位超然的教皇。
组建全基督徒的军队来采取军事行动，这样的计划早由乌尔班二世的前任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Ⅶ）提出。他创造性地设想从西欧各国征兵，组建一支由他自己担任首脑的队伍。如此，他就能扮演当代摩西的角色，把上帝的子民从土耳其人的压迫下解救出来，并将他信徒捍卫者的形象发扬光大。
格里高利七世还没来得及为这个梦想做些什么就逝世了。乌尔班二世作为他的密友，如今就处在有能力让它变为现实的位置上。*1095年夏天，教皇在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的路上反复思量，将它改造成了一个甚至连格里高利也从未想象过的野心计划。
乌尔班二世这次造访法国，某种程度上算是返乡。近60 年前，他以沙蒂永的奥索（Odo of Châtillon）之名，诞生在法国东北部产酒地区香槟的一个贵族家庭，是家中的小儿子。然而，他这次回来的目的并不是重温童年时期风景如画的溪谷，而是解决多情的腓力一世出格的行为引发的问题。腓力一世爱上了安茹伯爵（Count of Anjou）的妻子，还完全没有保密的谨慎意识。随后，腓力一世又错上加错，可怕地对待自己的王后。她刚生下孩子，腓力就以她太胖了为由要求离婚，之后又诱拐了安茹伯爵夫人做自己的情妇。法国的主教屡次请求他把这位女士还给安茹伯爵，但都遭到拒绝，甚至连绝罚的威胁都不能动摇国王的想法。
为了处理这个局面和其他一些胡作非为的情况，乌尔班二世宣布于11 月18 日在法国中部奥弗涅（Auvergne）地区的克勒芒举办宗教大会。这次大会计划持续10 天，尽管出席者仅限于神职人员，让好奇者有些失望，但他还宣布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从第二天起到后一天，当地的大教堂将对公众开放，教皇届时可能会发表重要讲话。
这一公告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克勒芒周边地区的百姓都蜂拥而来，迫切地想知道教皇会说什么。尽管11 月寒风凛冽，起初的会议也是例行公事地审判买卖圣职、出售教堂办公室的罪行，宣布教士的婚姻，由世俗领袖任命主教，等等，但公众的热情却持续高涨了整整一周。正如人们所料，教皇再次要求腓力一世交出情妇，并再次被拒绝，后正式将腓力一世逐出教会。
到会议第九天，公众的数量已经太过庞大，大教堂无法容纳。所以人们在克勒芒东城门外的开阔地带搭建了一个平台。完美策划了这一壮观场面的乌尔班二世站起身来，开始了发言。他接下来的讲话真真切切地撼动了整个欧洲。
……
【尾声 余波】
十字军东征造成了相当复杂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为人们所深深误解。现代的观点普遍认为：东征影响了东西方的关系，让穆斯林拿起了武器，引发了之后数个世纪的怀疑与怨恨。这一系列披着伪善外皮展开的荒谬远征破坏了伊斯兰教的启蒙时代，令对方变得冷酷无情，选择诉诸圣战来暴力解决问题。换句话说，十字军东征给当今世界的恐怖主义播下了仇恨的种子。不幸的是，这种顽固的观点是错误的。伊斯兰教世界并未受到东征的破坏，而且认为它们无关紧要。除了一些地名和少数民间故事外，它们很快就被淡忘。直到19 世纪下半叶，“十字军”这个词才有了阿拉伯语的对应说法；直到19 世纪末，部有关十字军东征的阿拉伯文历史作品才问世。* 这是因为在穆斯林眼中，“十字军”和其他异教徒没什么区别，他们未能阻挡伊斯兰教的进军，且遭遇了悲惨的失败。在不可避免的信仰之胜利面前，与其他螳臂当车的失败异教徒相比，他们没有更多值得记住的地方。
短期来看，十字军东征在战术上取得了一定胜利。他们占领耶路撒冷近一个世纪，迫使伊斯兰教世界把更多资源用于争夺圣地，而不是征服其他地区。但穆斯林还是再次攻陷了耶路撒冷，继续着他们无情扩张的脚步。
借助前4 个世纪的圣战，穆斯林征服了大部分基督教世界，在被十字军东征打断之后，他们开始吞噬剩余地区。在奥斯曼土耳其人（这个剽悍的亚洲民族因他们创始人的名字而得名）的领导下，伊斯兰教之剑直指亚洲仅剩的基督教势力拜占庭。1331 年，他们攻破了拜占庭在安纳托利亚的后一个大城市尼西亚，把对方赶出了一千多年来居住的土地。1348 年，奥斯曼人开始了对欧洲的入侵，迅速吞并了希腊、马其顿和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曾经强盛的东罗马帝国只剩下君士坦丁堡周围的一小片领土。
为了拯救君士坦丁堡，基督徒曾有过两次严肃的用兵。1396 年，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King Sigismund of Hungary）组织了一场类似的“东征”。因为一旦拜占庭被灭，他就是穆斯林的下一个目标。他们与奥斯曼人在希腊的尼科波利斯（Nicopolis）即现今的普雷韦扎（Preveza）遭遇。尼科波利斯意为“胜利之城”，14 个世纪之前，屋大维就在这附近击败过马克•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但万分讽刺的是，这一次绝大部分基督徒都战死沙场，只有少数人逃进了附近的森林。那些不幸当了俘虏的人被迫浑身赤裸地跪在苏丹面前，然后被砍下头颅。当年年底，保加利亚的剩余地区都被奥斯曼人收入囊中。
1444 年，基督徒组织了第二次反抗。以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为首的一系列国家试图通过入侵奥斯曼帝国来保护匈牙利，但他们在进入保加利亚后遭遇了灭顶之灾。被俘的士兵不是被杀掉就是成了奴隶。这次失利让东欧的基督徒元气大伤，也注定了拜占庭的命运。1453年5月29日，在巨炮的浓烟之中，绵延近2 000 年的东罗马帝国走到了尽头。千年来抵御无数次进攻的君士坦丁堡城墙被轰塌，伊斯兰教大军冲了进去。基督徒壮观的圣索非亚大教堂被改建成了清真寺，东正教基督徒的首都变成了崛起的伊斯兰教势力的中心。
西欧对此大感震惊。尽管穆斯林的入侵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但欧洲人依然相信奇迹会出现，情况不会像传闻所说的那样糟糕。君士坦丁堡濒临绝境已有多次，但经受了无数进攻依然屹立不倒，这一次想必也是如此。总之，威胁还很遥远。
然而情况已经不同了。奥斯曼的大军横扫了阿尔巴尼亚和波斯尼亚（Bosnia），歼灭了一切抵抗势力。苏丹如今控制了亚历山大港、耶路撒冷、安条克和君士坦丁堡，基督教王国的五大城市有四个已在掌握之中，而他也丝毫不隐瞒接下来进攻罗马的打算。1480 年，苏丹的军队登陆意大利南部，攻占了奥特兰托（Otranto）。城中的800 位居民拒绝皈依伊斯兰教，被斩首示众，余下的人则沦为奴隶。恐慌在意大利半岛蔓延开来，人们疯狂呼吁东征，但欧洲的其他地区昏昏欲睡，依旧不为所动。当时的德意志作家塞巴斯蒂安•布兰特在讽刺性的长篇诗歌《愚人船》中对这种情绪进行了绝妙的概括。“在沉睡中我们麻木，狼群已把畜栏闯入……”在列出已经被伊斯兰教力量征服的四大城市后，他阴暗地预测了一件看起来注定要实现的事：“但是它们都已陷落，遭到洗劫，很快首脑也不能幸免。”
苏丹的意外死亡让奥斯曼人未能利用好这个意大利的据点，但他们在东欧继续稳步推进。1521 年，塞尔维亚人后的抵抗力量被打垮，穆斯林大军进入了匈牙利。次年，他们把医院骑士团赶出了罗得岛，开始了对地中海东部的征服。到16 世纪20 年代末，他们已经吞并了匈牙利，踏进了奥地利的领土。1529 年，他们来到了维也纳的门口，中欧近在眼前。
讽刺的是，终拯救欧洲的是西部的十字军。在东欧纷纷屈服于奥斯曼人之时，伊比利亚半岛抵抗伊斯兰教入侵的700年斗争，即再征服运动，以胜利告终。1492年，半岛上后一个伊斯兰酋长国投降，新统一的西班牙王国决定出资赞助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的航海事业。海外流入的财富，加上文艺复兴带来的科学和经济的飞速发展，让欧洲跃入了新的时代。哥伦布航海后100 年的时间里，西班牙国王统治的领土让苏丹也相形见绌，而停滞不前的奥斯曼人正在逐渐成为“欧洲病夫”。
尽管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1492 年祈祷时表示，他发现的所有财富都将用于解放耶路撒冷，但他是后一批有这种想法的人。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造就的新一批理性的欧洲人无暇怀念十字军。他们大力抨击那些在信仰的驱使下犯罪的暴徒，伏尔泰（Voltaire）对这种迷信的终极形式发出了“踩死败类”（Ecrasez L’Infâme）的呼吁，而败类指的则是天主教会。
继续流传的十字军事迹都是一些幻想故事。“狮心王”理查等家喻户晓的名字，或是被美化成攻无不克的战神，或是被丑化成遭到误导的宗教狂徒，用于对比萨拉丁等开明的伊斯兰世界人物。到19 世纪，这些事迹又被帝国主义势力利用，用来表明他们很早就试图启发中东的“愚民”，给他们带来文明。
伴随着西欧的殖民，遭到篡改的东征故事重新传入了伊斯兰教世界。欧洲人煞费苦心地指出了这群被遗忘的东征者所背负的开化使命和浪漫身份。* 这种说法遭到了对方深深的怨恨。对伊斯兰世界而言，16—17 世纪是一段困惑的时期。穆斯林仍然抱有虚幻的优越感，在文化上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而西方人已经迎头赶上并超越了他们。穆斯林无助地看着奥斯曼帝国逐渐变成无力的傀儡，只因为欧洲人没决定好如何瓜分其领土才免于彻底的崩溃。
这种屈辱在次世界大战之后变得更加明显。中东的命运是在伦敦和巴黎的办公室里定下的。这群异教徒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信徒。在遭到轻视乃至无视的伊斯兰世界，十字军东征忽然变得重要了起来。在这段激动人心的历史中，西方人被成功驱逐。萨拉丁的库尔德人血统和短暂却光辉的胜利，让他从大部分阿拉伯的史书中脱颖而出，突然成了泛伊斯兰国家的英雄。*
这一新的认知，让伊斯兰世界将新成立的以色列视作新的十字军国家，尽管以色列的居民主要是犹太人。在叙利亚，萨拉丁的头像出现在邮票和货币上，而他的骑马铜像——后面拖着两名基督徒俘虏——则竖立于首都大马士革之外，上刻铭文“解放耶路撒冷”。伊拉克的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Sadaam Hussein）也不甘示弱。他自称为新时代的萨拉丁，铸造了4 座自己的铜像，每一座都戴着类似圆顶清真寺外形的头盔，向当年重新征服耶路撒冷圣所的苏丹致敬。
讽刺的是，“谋财害命的野蛮西方人对爱好和平、更加开化的东方发动了无端的入侵”这种对十字军东征讽刺性的描绘，反过来影响了西方。也许著名的言论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Clinton）2001 年所说的：恐怖袭击可能是十字军东征带来的报应。
这样的观点十分危险，不仅是因为它通过扭曲历史来满足当今的政治需要。古罗马诗人西塞罗（Cicero）和维吉尔曾写道：“历史是生活的老师……”“小树枝被掰弯了，整棵树也会随之倾斜。”人们很容易受到无处不在的强大诱惑去误用历史，这种行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遏制。拿破仑曾说：历史就是众口一词的谎言。我们不必表示赞同，就足以看出创造过去来控制现在的危险性。十字军东征并非东西方的次大碰撞，甚至也不是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的首次交锋。它们既没有引发两种信仰的对立，也没有引发一方的消亡。
尽管如此，十字军东征依旧至关重要。在十字军时代初期，中世纪的教会乃是基督教世界的核心组织力量。乌尔班二世仅通过一次演说，就煽动了15 万人离开故土，设法长途跋涉近3 000 英里（约合4 830 千米）前往耶路撒冷。而十字军时代末期，教皇的影响力大大减弱，为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
十字军东征削弱的不仅是教皇。考虑到其宣扬的目标，讽刺的是，基督教世界本身也受到了影响。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对君士坦丁堡的占领，把基督教世界撕成了天主教和东正教两半。双方渐行渐远已有几个世纪，不过在1204年以后，他们再也不认为对方是真正的基督徒了。*
在西欧，十字军东征推动了“骑士”这个词在概念上的转变。1066年在黑斯廷斯（Hastings）与“征服者”威廉作战的骑士，只不过是勇敢、强大、残忍，骑在马背上的雇佣兵。而乌尔班二世在演讲中表示，他们应该用武器完成更崇高的使命。他的言论受到了认真的对待，人们开始渐渐认为，骑士还应当有一系列相配的行为准则。次十字军东征后不到一个世纪，骑士精神就在《罗兰之歌》（Song of Roland）和亚瑟王的传说中定型。这两大著名的文学作品都诞生于12 世纪初，在中世纪十分畅销。换句话说，十字军东征帮助塑造了身穿闪亮铠甲的骑士的标志性形象，这种形象成了中世纪的象征。
后，十字军东征促进了意大利海上共和国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发展。他们得以在地中海东部的市场上自由贸易，尽管穆斯林和拜占庭人的利益往往因此受损。贸易不仅给欧洲带来了新奇的商品，还催生了手握大量财富的商人阶层，这些人的后代成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赞助者。
为什么我们要在正确的时代背景下探索十字军东征的世界，我想以上这些理由应该足以说明。轰轰烈烈的东征充分体现了人类的愚蠢和理想主义，展示了一系列圣者、恶棍，以及无数平凡人的表现。它们证明了虽然历史无法重复，但人性大抵相同，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当今世界大相径庭的视角。
这当真趣味无穷。
【乔治二世 1727—1760】（节选）
在美洲战争中惊人的军事行动，是时年33岁的沃尔夫将军进军魁北克。但是详细描述英军进攻加拿大的计划遭人窃取，所以极具天赋的法国将军蒙卡尔姆侯爵（Marquis de Montcalm）有充足的时间从蒙特利尔以外的圣劳伦斯河上游地区将军队调回魁北克。英军抵达时，法军已在魁北克城中储备了充足的士兵和枪支。更糟糕的是，沃尔夫部队中秀水手在一条通常会引起危险的极浅河流中逆流而上时（其中包括詹姆斯·库克，他很快就会因为发现南太平洋地区而闻名于世），蒙卡尔姆侯爵和他的部下在上方的高地上摆出了完美的阵形。魁北克就建在亚伯拉罕高地上，法军安置在这个要塞的四周，防卫着每一条道路。
因此，可能进入城市的方式是爬上圣劳伦斯河岸高耸的峭壁，到达亚伯拉罕高地。这座高大的白垩绝壁隐约显露在英军的上方，看起来似乎难以攻克。英军士兵向上攀爬时，法军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他们一锅端。没有人会认为从峭壁上能爬上来足够打一仗的士兵，更不会想到后有5000名英国士兵爬了上来。他们的营帐就在法国人眼皮底下散布在圣劳伦斯河南岸。
在1759年夏天的剩余时间里，英国军队一直焦急地注视着他们头顶上方闪耀着的光辉城市。沃尔夫将军不停地咯血，鲜血甚至喷到了放在床边的碗里。毫无疑问，他患了肺结核。前景愈加灰暗，在沃尔夫将军消瘦的面庞和频繁短促的干咳中，许多人明白他将不久于世。在那年夏季大部分时间里，他手下的陆军准将几近绝望。时间一天天过去，沃尔夫几乎病得出不了营帐。夏季正在一点一滴地流逝，秋季很快就要到来，一旦圣劳伦斯河结冰，所有计划都不得不推迟到来年春天河面再次融化时。而他们无法继续这样干等在魁北克外围。
沃尔夫将军下达的几项命令似乎起不到什么作用。蒙卡尔姆侯爵十分谨慎，不可能被引诱出驻地，前来保卫沃尔夫下令进攻的魁北克周围的村庄。从低处炮轰魁北克毫无效果。袭击蒙卡尔姆侯爵营地的计划毫无进展。沃尔夫病情加重，甚至抬不起头来，只能让副将替他起草作战计划。
在漫长的炎热夏季即将结束的时候，沃尔夫的结核病有所缓解，他证明了自己的明智。他制订了一项大胆的计划，这位皮特信赖的将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得不孤注一掷。沃尔夫沿着圣劳伦斯河巡视时，注意到了一个极小的河流入水口切开岩壁流了进去。他认为，如果部下能够趁半夜从那里登陆，就可以在夜色的掩护下登上悬崖，在清晨给法军致命一击。
深夜，5000 名英国和北美士兵把脸涂成黑色，在沃尔夫的带领下，他们静悄悄地划船顺流而下，直达亚伯拉罕高地对面。河水变化莫测，河里的岩石和浅滩将所有人都置于险境，除了魁北克人。沃尔夫温柔地吟诵着自己爱的诗篇——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的《墓园挽歌》（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这首诗在几年前出版，诗稿是他的未婚妻刚从英国寄来的。月光洒在他消瘦的面庞上，似乎给吟诵铿锵诗句的表情镀上了一道祝福之光。诗歌反映的浪漫而犹豫的情绪，正是他当前心境的写照。当神秘的悬崖隐约闪现在他的面前时，他的部下正在朦胧的月色中躺在船上休息，沃尔夫合上了书。“好吧，先生们，”他说，“我宁愿创作这首诗，而不是攻占魁北克。”但是，他毅然决然地从船上跳进了波涛汹涌的圣劳伦斯河中。他一直游在队伍前面，直到自己成了靠着绳索登上巨大悬崖的许多小人物中的一员。
当黎明来到，蒙卡尔姆侯爵醒来时，发现身后的平原，那个人们所说的不可攀登的悬崖之上，站立着一排排英国红衫军。他们排列成了作战阵形，人数远远超过法军。法军哨兵的尸体被砍成了碎片，或散落在悬崖之上，或顺着河水漂走。一夜之间将数千名士兵送上悬崖，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惊人壮举，但是沃尔夫做到了。
几个小时后，一切都结束了。魁北克被英国和美洲军队占领。他们在沃尔夫催人奋进的领导下，像魔鬼一样战斗。沃尔夫本人被火枪手射中，身中三弹，但他却只让人匆匆包扎了伤口，以便鼓舞部下发动确保胜利的后一次进攻。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他们没有骑兵部队，仅凭借一门加农炮，便取得了胜利。战斗的硝烟散去了之后，他由于失血过多而昏倒。沃尔夫看着在他的指挥之下法军的撤退路线被切断，咽下了后一口气。蒙卡尔姆侯爵也因在战斗中受伤而死去。
尽管英国还花费了一年时间才迫使法国实际交出了加拿大，但英军通过这次战役，攻占了魁北克，足以俯瞰圣劳伦斯河水路，从而阻止了法国派遣更多军队前来支援蒙特利尔。沃尔夫英勇牺牲的事迹传到英国之后，乔治二世深受鼓舞，他委任本杰明·韦斯特（Benjamin West）创作了一幅描绘沃尔夫临终场景的叙事性画作。今天，我们可以在国家肖像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中欣赏到这幅画。
【亨利八世 1509—1547】（节选）
亨利国王，当年那个出身高贵、曾经赢得全民拥戴的年轻人，已经从一位富有魅力的文艺复兴君主，迅速地堕落成了一个暴君，一个接连杀妻的罪人。在英格兰，一个人不管在政府中身居何位、掌握何权，都不可能高枕无忧。1538 年，亨利因为一场阴谋而杀掉了两位王室近亲，分别是埃克塞特侯爵（Marquis
of Exeter）和索尔兹伯里伯爵夫人。后者是天主教的枢机主教波尔（Pole）的母亲，波尔当时流亡于罗马。伯爵夫人当时已到古稀之年，她的下场尤为骇人。这位精神矍铄的老太太被送上断头台后，绕着刀架一圈又一圈地跑，一边跑一边喊：“我的脑袋里从未有过叛国的念头，你有本事就自己来拿走它。”刽子手只好亲自按住她，用斧子把她的首级砍下来。
不过，在安妮·博林正式成为王后之后，刚过三年，杀头的斧子也落到了她的脖子上。王后没有给国王生出一个他日夜期盼的男性继承人，反而生了一个瘦弱的红发小女孩。已经因为暴饮暴食而变得异常肥胖的亨利认为这也是一个征兆，预示着这场婚姻也是受到诅咒的。尽管许多宫殿装饰都体现了他对安妮的热烈感情，尽管两个人名字的首字母HA 被设计成交缠的图案，在汉普敦宫和圣詹姆士宫里刻得到处都是，但是国王已经开始物色下一任妻子了。于是，突然某一天，活泼热情的安妮就发现自己被逮捕了，并被控告通奸。她一直被很多人厌恶，因为人们讨厌她的傲慢自矜，更憎恶她的新教信仰。
没有任何正式的说法，安妮就从位于格林尼治（Greenwich）的王室宫殿被带到了伦敦塔。她是坐着驳船过去的，当她看到狰狞庞大的伦敦塔外门、知道自己将被送往何处之后，她不由自主地尖叫起来。那声尖叫凄厉恐怖，令人胆寒，一直传到河的南岸。伦敦塔的警卫试图安抚她，就跟她说她不会被关押进地牢，而是会住在她封后之前住的那个房间里。但她只是发出了一声嘲讽的冷笑。警卫接着真诚地对她说，亨利国王治下的每一位臣民，都一定会得到公正的对待，所以她大可放心，结果她只是发出了一声更为嘲讽的笑声。接下来，安妮·博林好像陷入了精神失控的状态。在之后的几周里，她不停地尖叫吵嚷，间或发出一些歇斯底里的笑声，直到她被认定犯有叛国罪并被处以死刑。由于她曾跟监狱的看守说过，她害怕杀头的斧子会弄疼她纤细的脖子，所以她的丈夫专门从加来运来了一柄宝剑，用它来割下她的首级。这可谓是她丈夫给她的后一点宠爱了。
安妮·博林踏上了行刑台，她的黑色长发盘了起来，用白色的亚麻布头巾绑住，好让刽子手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脖子。就在她走上行刑台的同一天，亨利迎娶了他的新宠——安静温婉的简·西摩（Jane Seymour）。国王终于合法地结婚了。公元1537 年，简为他生了一个他夙夜期盼的儿子，他立即封这个儿子为威尔士亲王，并在施洗礼时为他赐名爱德华。不过在爱德华出生后刚过12 天，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于是，国王身边的位置又空了出来。出于真心的悲痛和对亡妻的尊重，整整两年时间，国王没有让人填上这个空缺。
很多人相信简·西摩一家是支持新学问的新教徒，尤其是她的两个兄弟和克兰默及克伦威尔都走得很近。16 世纪30 年代末，国王默认了克伦威尔的提议，将克里维斯的安妮（Anne of Cleves）定为下一任王后，国王身边的新教势力似乎达到了。新王后的哥哥是莱茵河下游的克里维斯公爵，是个新教徒。当时的情势看起来仿佛英格兰很快就要公开与德意志北部的小国君主结成同盟了。那些小国君主成立了施马尔卡尔登联盟（Schmalkalden League），正竭尽所能地支持新教徒，与皇帝对抗。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国王当时都已经有些厌烦克伦威尔，并且日益倾向于支持宗教保守分子，比如温彻斯特主教斯蒂芬·加德纳（Stephen Gardiner）和伦敦主教埃德蒙·邦纳（Edmund Bonner）。克伦威尔促成了一些真正的改革措施，比如设立教区登记制度，将居民出生、死亡和婚姻等事记录在册。但这些措施并不能为政府挽回民心。国王之前只看过克里维斯的安妮的一张画像，就同意了这场婚姻，并命人着手安排，因为他没时间亲自见她本人。但是这幅由汉斯·荷尔拜因绘制的画像比她本人美得多，所以当她本人抵达伦敦之后，提议这场联姻的克伦威尔就开始遭遇事业滑坡了，因为她与画像上的人一点都不像。那幅画像如今存于巴黎的罗浮宫。在亨利看来，她身材肥胖、骨架粗大、粗野笨拙，更重要的是，她只会讲几个简单的英语单词。据说，亨利次见到她之后，就恼火地对克伦威尔低声骂道：“简直是一头佛兰德斯的母驴，我不喜欢她。”同时，尽管这场婚礼办得隆重而盛大，但是德意志北部信仰新教的小国君主联盟并没有因此而向英格兰伸出橄榄枝。虽然国王不能撤销婚约，但是克兰默很快就炮制出了一个恰当的借口，宣告这场婚姻无效，于是王后克里维斯的安妮领了一笔赡养费，就从王后的宝座上退下来了，不过估计她应该还是很开心的，毕竟她还能全身而退，不用像前几任那样身首异处。
野心勃勃、肆无忌惮的诺福克公爵带领支持天主教的派系，向国王提出驱逐克伦威尔的请愿，国王很快就屈从了。诺福克公爵之前用外甥女安妮·博林引诱国王，如今他刚刚主持完对安妮·博林的审判，就故技重施，给国王献上了他的另一个外甥女凯瑟琳·霍华德（Catherine Howard），期望她能成为下一任王后。1540 年夏天，他们发现，一位名叫巴恩斯博士（Dr Barnes）的新教传教士是克伦威尔与德意志新教君主联系的秘密代理，这似乎足以证明克伦威尔是英格兰的新教异教徒的代理人。不到几周的时间，克伦威尔也被斩首了。所有的亲友故旧都抛弃了他，唯有大主教克兰默出来替他求情，他请求国王看在克伦威尔多年来忠心耿耿地为国王效命的份儿上，给他一些恩慈，但是国王根本不为所动。
到16 世纪40 年代，英格兰整个国家都笼罩在一种沉默无声的恐怖氛围之中。正如枢机主教波尔所质问的那样：“英格兰是不是跟土耳其一样，只能靠刀剑的暴力来统治了？”不管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都有殉道者陆续被关进囚笼，送到史密斯菲尔德烧死，因为，不管是像天主教徒那样认为教皇的权威高于国王，还是像新教徒那样否认天主教的教义，都会以叛国罪论处。这两个有着不可调和的宗教矛盾的敌对阵营在朝堂上钩心斗角，时常告发对方，相互攻讦，弄得朝廷乌烟瘴气。
克伦威尔被处死的那个月，国王终于迎娶了他的第五任妻子——年轻活泼、身材娇小的凯瑟琳·霍华德。这令天主教派备受鼓舞。所有人都期待这次的婚姻能够持久，但是结果却并不如他们所愿。国王本来就生性多疑，如今他肥硕的腿溃烂发炎，令他的情绪更是暴躁不定，不过在凯瑟琳·霍华德这件事情上，他的怀疑或许不无根据。新王后年仅十八，自然会觉得宫廷里那些英俊潇洒的年轻男子比她那个已经50 岁的老丈夫更有魅力，这一切都看在了国王眼里。凯瑟琳与他结婚后不到两年，某一天，国王在汉普敦宫吃完晚饭后就消失了，跑去了白厅宫。自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与王后见面。过了几天，在11 月中的一个滴水成冰的早晨，几个士兵来到汉普敦宫，逮捕了凯瑟琳。当年她被逮捕的位置是一条连接小教堂和国家公寓（State Apartments）的走廊，如今它被人称为“闹鬼的走廊”，据说，那条长廊上常常有一个穿着白衣的女人出没，一边走一边哭泣——那是凯瑟琳·霍华德的鬼魂。
王后被软禁在奇西克（Chiswick）的赛昂宫（Syon
House）里一段时间，之后，她与人通奸的罪名坐实。和她的表姐安妮·博林一样，她以叛国罪被处决。在困于囚牢的期间，她华美的衣服上的珍宝首饰都被摘了下来，送回恼怒的国王手中。她的所有朋友都受到牵连，被严厉地审讯，招供出很多细节，而且，她自己也曾偷偷地向大主教克兰默告解，以为如果她能坦诚自己的所作所为，忏悔自己因年轻无知而犯的错误，或许会有所帮助。
亨利八世的第六任也是后一任妻子是凯瑟琳·帕尔（Catherine Parr）。他在前一个王后死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543年，迎娶了她。她的年龄比国王的前几任妻子大得多，为人务实又识时务，聪明而又善于审时度势，所以她的脑袋稳稳地留在了她的肩膀上。她一直熬到了国王去世，至此，她才总算真正保住了自己的首级。她同时也是个非常优秀的护士，对于一个已经因为血栓而半身不遂的国王而言，这是她为重要、为优秀的品质。到16 世纪40 年代末，亨利八世早已经失去了年轻时运动员般的强健体魄；打猎和谱写音乐，都成了久远的记忆。尽管1544 年，他还成功地率领他的军队包围了布洛涅，但是大部分时候，由于他的腿已经水肿得不成样子了，他只能坐在一种新发明的机械装置上，被人推着在宫殿里走走。他的身体已经太差了，甚至都没法签署文件，于是手下人只好发明了一个橡胶印章，代替他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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