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8112871
（斯密的）现代*权威的传记……
——《格拉斯哥先驱报》
从亚当?斯密那里开始，经济学才真正成为了一门科学。罗斯的这本《亚当?斯密传》，应该是迄今为止*好的一本斯密传记。任何有志于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人，都应该多少了解一些亚当?斯密思想和生平。相信认真读一遍这部传记，对经济学本身会有新的认知和感悟。
——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
亚当·斯密，18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经济学鼻祖。本书是当代仅见的对亚当?斯密生平与其著作的全面以及权威的著述。本书揭示了亚当·斯密作为学者、政策建议者和海关官员的罕见史实，及其与18世纪著名人物的交往和相互影响。
作者尤其挖掘了斯密思想与当代的联系，为斯密思想在当代的复苏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中译版序言…………1
第二版前言…………7
引言…………11
1. 科卡尔迪…………27
2. 童年…………47
3. 格拉斯哥…………63
4. 永远难忘的哈奇森…………79
5. 牛津大学…………103
6. 值得尊敬的听众…………130
7. 哲学（科学）史和法学史讲义…………157
8. 格拉斯哥大学的召唤…………176
9. 教师…………201
10. 著书立说的学者和管理者…………227
11 .《道德情操论》的创作…………257
12 .《道德情操论》相关评论…………291
13 . 相伴游学导师…………321
14 . 过渡阶段…………355
15 . 国民财富研究者…………376
16. 北美殖民地危机和《国富论》…………398
17. 太棒了！亲爱的斯密先生…………434
18. 与行将辞世之人的对话…………466
19. 定居爱丁堡…………488
20. 理论经济学家就任海关专员…………505
21. 文学研究…………524
22. 艰难而困顿的时代…………546
23. 为立法者留下的遗产…………570
24. 风烛残年…………600
25.“巨大转变”（人生大限）…………632
索引…………668
参考文献…………701
第二版前言
激励我着手《亚当? 斯密传》第二版工作的，是斯密面对着年高体弱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时，于1788 年3 月15日写下的一句话：“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我想，就是让我已出版的那些[作品]，能在我身后处于最好最完美的状态。”同样秉着这样一种精神，尽管当然完全无法与斯密的成就相提并论，我在本书中尝试对斯密的一生及其个性做出一个更为准确和富有同情心的描述，也将对斯密思想的发展路径以及这些思想在其作品中的表述进行更为仔细的追踪记叙。
友谊、他人的帮助以及家人的支持是斯密一生中引人注目的特点，而这些也同样是我所享有的财富，尤其是近几年在我为完成本书而开展的研究和写作工作中，显得弥足珍贵。在这里，我尤其要感谢的是：大卫?拉斐尔，这位斯密伦理学研究的泰斗，给予了这本传记持久的关注和兴趣；大卫? 雷纳非常及时和迅捷地与我分享了他就18世纪思想和历史所做的孜孜不倦研究中所取得的新成果；诺文?乐迪极为慷慨大度地为我提供了日内瓦特龙金家族通信研究中的新发现，他的发现让我们对作为教师的斯密（这一角色是如此符合斯密的心意）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样我要深表感谢的还有罗里?坎宁亨（斯密继承人大卫? 道格拉斯的直系后裔），他对自己的家族史颇有研究。2005年他与我取得了联系，愿意为我可能会碰到的家谱方面问题提供帮助。此后，他已为我提供了家族谱系图以及斯密纪念物的保存地等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他最近成功地负责修复了斯密令人敬畏的母亲玛格丽特?道格拉斯生前于1778 年由康拉德? 梅茨为她所绘的肖像画，现在科卡尔迪艺术展览馆（Kirkcaldy Art Gallery）展出，并在坎宁亨先生的允许下，作为了本书的插图（彩图g）。
从2007 年春到2009 年夏，我得到了牛津大学出版社莎拉? 卡罗（Sarah Caro）极大的支持和鼓励。她从两位匿名评审那里获得了很有用的报告，并接受了其中一位的建议，我也与爱丁堡大学正在着手写斯密思想传记的尼古拉?菲利普森博士取得了联系。他非常热心地送了我他自己手稿的两个章节，介绍了斯密早期修辞学、法学和伦理学思想的来龙去脉。我发现这些内容非常新颖，也激励了我继续沿着自己不同的研究视角深入下去。他还向我提出了更深一步的建议，即重新考虑斯密所拥护的伦理学流派这一问题。我积极做出了响应，结果，从原先与大家普遍接受的那样，把斯密看成是一位专一的新斯多亚主义者，到现在把他看成是在某种程度上与他的老师哈奇森相似的现代折中主义伦理学家。他的思想保留了斯多亚主义的主要要素，但同时也兼容了古希腊哲学和科学实证主义思想，以及休谟的同情学说，斯密对后者加以了提炼，因而使之能够见容于现代伦理学问题的讨论。
最近，我重新开始参加了十八世纪苏格兰研究协会的研讨会，会上就斯密思想及同时代人物的思想——尤其是卢梭和弗格森——及他们对现代商业社会所面临问题的极度敏感进行了生动和活跃的交流，我从中获益匪浅。我还非常幸运地能到国外游历、学习和讲学，并因而得以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同事那里，获悉了斯密社会哲学思想方面研究的新视角。
这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因而我不得不提及网络资源为我提供的巨大帮助。大卫?雷纳为我提供了许多有用的关于如何使用网上资源的建议，并为我找到了大量可供我仔细研读的各类文摘，其中绝大多数来自于《十七、十八世纪早期报纸伯尼数据库》。还有，我的好朋友克里斯?泰勒，他对电脑和打印机及其为写作提供方便的各种程序设计了如指掌。他为我的写作选择了合适的模式，负责让它们顺畅运行，并在我遇到困难时总能火速地进行解救。当本书的校样从牛津大学出版社用电子邮件方式寄回后，却无法打开，我的朋友赫伯特?科赫就立刻接手，并在一天之内将可打开的文本交还给了我。不仅如此，他的打印店还帮助提亮了
在爱丁堡商业大街眼神颇有些犀利的斯密雕像照片，并成为本书有用的插图。我对他如此专业的帮助深表感激。
自2007年始，世界主要的金融和商业中心发生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如美国、英国、西班牙房地产泡沫扩大并破裂；华尔街投资银行倒闭；东西方股市跳水；信贷冻结；制造中心大规模工人失业；伴随的是，经济衰退甚至是经济大萧条，在全球蔓延。于是，那些对斯密生平及思想感兴趣的人士便急着将斯密
之名冠以罪魁祸首，又或者救世主。
如果斯密确实是现代世界的缔造者之一，那么他到底把我们带入了怎样的一种噩梦之中呢？或换一种说法，如果斯密确实成功地探寻到了财富的起源以及财富的构成，为什么他的思想又会被如此地误读和误用呢？好吧，他的生平故事和著作将告诉我们，斯密绝不是一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乐观鼓吹者。他自我剖析说有着一颗“抑郁、悲观的心灵”，并公开谴责那些施行混杂了愚蠢和欺骗的阴谋诡计，以牺牲他人的利益来谋求自己财富的“挥霍者和投机者”。他对政府表示怀疑，同样也质疑了商人和制造商意图通过垄断市场或从事其他非法行为欺骗大众的做法。他相信市场中合法、公平的竞争，会公平地补偿生产者的损失并给予消费者一个合理定价，这在哪里都行之有效，而无需以牺牲一方来满足另一方。在我看来，斯密也会认同路德维希?艾哈德以及其他二战后人士所阐发的观点，他们认为那些以自由、公平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社会的国家，同时也应为卫生保健、养老和失业保险提供一个负责任的社会安全网络。
奴隶制的施行，尤其是在非洲的种种做法，曾令斯密义愤填膺，我想今天正困扰非洲的疾病、饥饿、内战、环境破坏等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同样也会令斯密深感忧虑。或许在当今关于国际援助的争论中，如丹比萨?莫约博士充满挑战性的著作《致命援助》（DeadAid（2009）），斯密会识别出自己的某些思想，即对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都运行不善的国家，慈善并不能解决问题，而大量资金流入积贫积弱的国家，似乎就等同于政府职能的减弱。莫约博士建议，这些国家应以发行债券的方式在金融市场中募集发展资金，以促使政府对投资者和为债券利息纳税买单的公民负责。然而，这可能又是一种将非常复杂的局面过于简单化的做法，斯密可能会更感兴趣的是用其他一些方法来促进发展：通过提供“和平维护，安全保障，贸易特权和有效管理”来实行援助。
能够深入研究斯密的这些思想并探讨它们在斯密作品中的出处，再看看它们与斯密的经历、阅读以及他自己所处时代和我们所处时代面对的各种焦虑和问题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对我而言真是一项莫大的荣幸。我衷心感谢那些总是乐意为我提供研究和写作所需文献、论文和书籍的图书馆理员和档案保管员。同样要深表感谢的还有我的朋友们，尤其是英属哥伦比亚维多利亚的琼和约翰?诺贝尔，他们在讨论和通信中听完我的意见后，很慷慨地与我分享了他们自己的观点和想法。最后，我想写下的是对家人深深的谢意，他们理解并接受了我对了解斯密并将这些诉诸文字的热情：我的孩子伊丝拉、贝蒂娜、安德鲁、大卫和马里恩；我的弟弟安格斯；和我最最亲爱的妻子英格里德（Ingrid），在整本书的构思过程中，她是我如此足智多谋而又体贴深情的伴侣。
在我写下以上这些文字时，传来了对亚当?斯密研究发展最具激励性的消息。斯密在爱丁堡度过他一生最后几年时光的潘缪尔大楼，已由爱丁堡商业学校（赫瑞瓦特大学）购得。这一位于荷里路德宫和苏格兰国会附近的所在，将被修复成为一个研究中心，以促进斯密生平及思想的研究，而这不仅只是为了造福斯密的同胞，更是为了地球上所有国家人民的福祉。
L. S. R.
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
2010 年6 月30 日
引言
伟大人物的最细微境况、最微小事务都引得人们热切探寻。
自从200 多年前，亚当?斯密的伦理学和经济学篇幅巨大的著作为读者所知开始至今，关于这些著作的争论就持续不断。而冠以斯密名字的各种思想体系的内涵及其在社会中的应用所引发的热议，也从未曾降温。将情感而非理智作为善恶评判标准难道不是很危险吗？我们如何才能企及比普遍接受的标准更高的伦理标准？我们每人是否随时都准备着去交换、出售或讨价还价以获取物质利益？公民是否应坚持认为，作为文明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政府应该解放市场？尽管与之相关的个人自由备受珍视，但是今天的市场经济国家[1]若要想生存下去，却面临着远比只是坚持市场价值标准更高的要求。市场经济国家应该在坚持自由的同时兼顾公平[2]，需要在公民心中唤醒一系列的责任意识，包括政治的、道德的或许还有宗教的[3] ，而斯密对这一点是深有洞见的。而且，正如ErnestGellner（1996 ）及晚近的Roland Paris（rpt. 2006）所提请我们注意的，要创建合适的条件，让文明社会兼容自由或相对自由的市场，绝非易事。公共利益和需要的倡导者们，如AmitaiEtzioni（1994，2001），以及从另一不同哲学角度——“自我概念”——切入的哲学家们，如CharlesTaylor（1989）也认为，尽管对自我利益的追逐适合市场经济，但仍应行之有度。最重要的是对自我利益的追逐，不应该成为决定充满爱的纽带与责任义务关系的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底色。
本传记是自1895 年约翰?雷所著的斯密传记出版之后，试图全面地再为斯密做传的第一次尝试。之所以要做这一尝试是基于两点考虑，这两点与以斯密之名持续进行的争论相关：首先，我们对斯密这样一位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书立说者的生平会自然地感到好奇。其次，考察文本的写作过程和阐释，对厘清和细化文本的可能意思是必不可少的。斯密的生平，能为从历史角度合理地重建斯密作品的意义，提供一个有用的解读语境。而来自斯密有所建树的学科领域的评论，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性的、互文性的解读。这样做的目的，绝不是想通过严格界定作者的意图来阻止任何不同意义的解读，这毫无疑问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的目的是在清晰的时代背景之下，刻画一位杰出人物的非凡个性，他的著述所涉及的范围远非仅囿于伦理学和经济学领域，而是有着惊人的广度。本传记还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读者及最早的译者对斯密及其作品的看法，以及斯密对这些看法的反馈。
本书是关于一位一出生就没有父亲而又体弱多病的遗腹子的故事。1723年，斯密出生于爱丁堡对面，福斯河河湾港口城市科卡尔迪一户较为富裕的家庭。他死去的父亲曾是科卡尔迪地区的海关官员。他们的国家刚刚经受了一场为争夺政治最高权力和宗教而进行的流血战争，而他父亲家族所支持的新教徒辉格党一方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斯密这样总结这场斗争：“我们的祖先撵走了罗马教皇和觊觎王位者，保卫了我们行使个人判断的珍贵权力”[1]。斯密认为人人都应享有“自然自由”，而他这一情怀得以形成的历史渊源之一可以追溯至此。而斯密或许最早正是从他的母亲玛格丽特?道格拉斯身上学到了这一“自由”，必须通过自制施行负责任地加以运用。斯密的母亲是一位持有坚定宗教信仰的杰出女性，她将年幼体弱多病的斯密一手带大，并鼓励他成为一位杰出的学者。在她长寿的一生中，她一直让斯密享有了一种安稳的家庭生活。
我们强调斯密所接受的早期教育是不可多得的：首先，在正式的学校教育方面，科卡尔迪市立学校为斯密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写作基础，古典文献方面的学习也为他打开了研究罗马历史的大门。第二，在非正式的社会教育方面，斯密通过观察福斯河流域内陆地区工业的发展和农业的改良，对社会实际事务有了深入的了解。而作为斯密监护人的他父亲的朋友们都亲自参与了早期的苏格兰启蒙运动。苏格兰启蒙运动抱着世界主义价值观，旨在通过更有效的交流，认识到人格中的情感基础，厘清人们的动机和价值观，发展科学思想并用于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以改善人们的生活。我们的讨论将在这些方面追溯斯密对启蒙运动的贡献。
斯密在他前往格拉斯哥大学（1737—1740年）就读期间，与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领军人物有了直接的接触。在那里，牛顿物理学、数学以及强调以自制为生活准则的斯多亚哲学激起了斯密极为强烈的兴趣。斯密思想的主要灵感来自于“永远难忘的”老师弗兰西斯?哈奇森教授的学说，其学说成为了斯密的道德哲学及经济学体系基础。哈奇森所展现出来的学术抱负是要像现代的折中主义者培根、牛顿、格劳秀斯、坎伯兰、普芬道夫和洛克那样来研习哲学，而他的学生斯密也胸怀着相同的雄心壮志。格拉斯哥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与科卡尔迪这一走向衰退的经济体形成鲜明对比，其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令斯密受益良多。在西海岸，他见证了与北美及加勒比海沿岸国家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市场日益壮大，财富得以创造，而跨北海两岸的贸易市场则日渐萎靡。尽管经济保护政策对格拉斯哥商人和制造业者有利，但是延伸至整个大英帝国的自由市场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目标。然而，格拉斯哥的繁荣背后有着见不得人的阴暗一面，其贸易的对象是美洲新大陆种植园中由奴隶生产的产品，这在后来激起了斯密的极大愤慨。
度过了振奋人心的格拉斯哥大学这一段时光之后，斯密成为了牛津大学的学生，但是那几年（1740—1746年）却成为了斯密思想成长过程中令人扫兴的阶段，因为牛津大学绝大多数极富天赋的教师对教学毫不用心，敷衍了事。然而，斯密自己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阅读，似乎甚至到了付出了短暂性的精神崩溃为代价的程度，这让斯密对经典巨著有了更为精进的掌握，并将斯密的注意力引向了现代语言作品的研读。后来，斯密正是从这一时期的阅读中吸取了素材，用以阐明他最感兴趣的关于政治史和经济史互动关系的研究。斯密后来得出结论，认为牛津大学教育体系之所以低效，是因为在像牛津这样富庶的大学里，教职员工们过着安逸舒适的生活，缺乏学术竞争和学术发展动力。这一深刻的洞见无疑为斯密后来所提出的观点——竞争为维持整体市场的最大效用提供了动力并发挥着调节作用——做出了补充说明。
斯密教师生涯的开始，是作为自由演讲者在爱丁堡大学度过了具有深远影响的三年（1748—1751年）。在这一苏格兰的首都，斯密遇到了休谟，并与他发展了一段持久的友谊。斯密认为休谟是“当今时代无人能望其项背的、最为杰出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1]。虽然关于这一时期幸存下来的确凿资料寥寥无几，但是本传记还是冒着被指控为是揣想的危险，详述了这一斯密生命中极富创造力时期的重要性。当时正处于1745年二世党人叛乱失败后的苏格兰重建时期，这次叛乱企图复辟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斯图亚特王室国王詹姆斯三世，但是并没有要求一定恢复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苏格兰的领袖将斯密召到爱丁堡，教授以英语文学为主的修辞学和文学评论课程。开设这一课程的意图之一是想让听课的专业人士能很好地掌握南部英语，进而使他们得以分享汉诺威王室的不列颠政府及尽管名义上由伦敦统治，但是许多地方的管理掌握在苏格兰人手中的这样一个帝国所提供的经济及其他方面的机遇[2]。同时也希望这会有助于维持与英格兰的联盟，使苏格兰免于遭受政治动乱。斯密在这一系列演讲中还提出了一种人际交流理论，区别了不同的语篇类型，主要是两大语篇类型：通过理性推理来加以说服的说明式或科学式语篇；和通过诉诸情感来加以说服的修辞式语篇。讲义的大部分内容践行了斯密自己所讲授的学说，即要用直白的语言作为说明式语篇的载体，进行有效的沟通。斯密也使用了比喻语言及其他一些修辞策略来对读者的情感施加影响，这赋予他的作品以节奏和变化，产生了相当程度的愉悦感。
不仅如此，斯密还在爱丁堡大学就哲学或科学的历史做了演讲，以天文学史为代表。核心部分就是斯密关于理论化（theorizing）的学说，而休谟的哲学思想是这一学说的理论来源之一。斯密的解释是理论化产生自我们吃惊、好奇、惊叹等情感的相互作用，而想象的创造性赋予了先后出现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以秩序。这一秩序以体系的形式得以表达，而体系则被定义为是一种被发明的“想象机器”，为不同现象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一个连贯的解释模式。斯密认为体系成功与否的评判标准，不应以它们的预测能力为基础，而应该看它们能否成功地抚慰我们的想象，使其获得一致的连贯性，并强化我们对体系涉及对象所做出的反应。斯密认为这就是引领我们走出“哲学历史迷宫”的线索。
这一类的历史探究成了最受18 世纪苏格兰哲学家青睐的写作方式。斯密的年轻朋友、也是斯密传记的第一任作者，杜格尔? 斯图尔特[1]观察到，在斯密所有“伦理的、政治的、或文学的”作品中都能找到类似题材。正如本书将讨论的，在这些作品中，体系是通过一个起链接作用的原则，将纷繁复杂的现象具有解释力地联系在了一起，而得以建构的。具体地说，在伦理学中，这一原则就是想象性的同情共感（sympathy），而在经济学中则是劳动分工。所谓“哲学式的历史”，就是在缺乏真实的记录和见证者报告的情况下，以自然的起因或原则为基础，对信念、实践、理论和习俗的发展加以解释。
在爱丁堡大学，斯密还就“民法”或更广泛地说，法学，做了私人讲演，他再次转向了“哲学式的历史”的讨论。法学这一主题讨论的是“应成为各国法律之基础的普遍原则”，而这一课程似乎解释了人类在经济社会发展四阶段——即“渔猎社会”、“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和“商业社会”——的“进步”过程中，“文明社会”所涌现的各项体制。这里斯密所要阐明的主要思想是：经济自由对创建一个繁荣文明的社会的价值。他说要把一个国家从“野蛮”带入到“富裕”，所需要的无非就是“和平，宽松的税收和说得过去的司法管理”。这里斯密同样也将干涉主义的政府谴责为是“非自然的”，将被迫成为“暴虐的、独裁的”政府[2]。这一课程的内容预示了斯密将在《国富论》中加以充分呈现的市场经济下的自由企业模式，及《国富论》中所赋予政府的有限公共利益提供者这一角色。爱丁堡的法学讲演大获成功，1751年斯密当选为自己母校格拉斯哥大学的一位教授。他先是作为逻辑学教授，用英语讲授关于修辞和文学评论的课程。这一课程被理解为是“解释和阐述人脑各种能力的最好方法”（StewartI.16）。斯密在一门基础性大学课程中的创新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格兰和北美大学（比如，深受苏格兰教育影响的普林斯顿大学）纷纷加以效仿。
由于当时格拉斯哥伦理学教授患病无法上课，斯密在他的课程中还讲授了与法学和政治学相关的内容，其中包括以哈奇森的价值和价格理论为基础的经济学。1752年这位伦理学教授病逝后，斯密接替了这一教职。在斯密的学生、也是后来的同事约翰? 米勒（John Millar）看来，斯密这一道德哲学课程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讨论的是自然神学，呈现了完全来源于斯多亚主义的自然主义神学体系，与正统的苏格兰加尔文主义基督教神学大相径庭，当然也反映了他的思辨型功利主义道德哲学，这在神定与和谐运行的自然法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第二部分研究伦理学，尤其是后来在《道德情操论》中发表的那些学说，其中同情共感机制被刻画为是伦理生活的关键枢纽。第三部分讨论正义，通过考察“文明历史”演进过程中法律体制的发展演化，追溯了经济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后一部分重点放在了“权宜的做法”上，其中包括了政治经济学，即“旨在增加国家的财富、权力和繁荣……的政治法规”，这些内容最终形成了《国富论》[1]。本传记追溯了斯密思想的发展脉络，从斯密在讲义中所呈现的思想内容开始，再到《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以书面形式陈述的学说。
在对斯密13 年教授生涯（1751—1764年）的描述中，斯密的个性也将得以彰显。斯密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称其为他职业生涯中“收获最大，因而，也最为快乐和最为荣耀的”时期[2]。斯密所教授的科目在格拉斯哥大学受到学生的追捧，他所阐发的观点也在各个俱乐部和协会中成为人们争论的话题，包括在科克伦市长所举办的“政治经济俱乐部”上，斯密时常和熟悉北美殖民地贸易以及当时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如银行问题）的商人们和制造商们交换想法。在这段时间，斯密有了第一次重要的、尽管是匿名的出版：“致《爱丁堡评论》创刊人的一封信”（1756），鼓励他们为法国、英国以及苏格兰出版的新书提供评论。在信中，斯密对比了法国和英国作者所具有的不同才能，评论了几本颇能说明问题的著作，强调作者间相互学习和互相竞争的激励机制的重要性。斯密认为如果自己的同胞能集众家之长：法国作家的判断力、品位和条理加上英国作家的天赋和创造力，他们就完全具备与法国作家竞争的实力，并会更胜一筹。这里斯密所阐述的是他在年轻时深入思考的写作问题，斯密从中获得了写就“伟大作品”的法门，而正是有赖于这样的洞见，使得斯密后来完成了传世之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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