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育信条–杜威论教育(世界教育名著译丛)

译者序言……001

我的教育信条（1897年）……001

儿童与课程（1902年）……012

教师教育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1904年）……030

我们如何思考（1910年）……051

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年）……070

人性和行为（1922年）……183

确定性寻求（1929年）……194

伦理学（1932年）……209

作为经验的艺术（1934年）……217

教师和他的世界（1935年）……229

人性改变吗？（1938年）……240

经验和教育（1938年）……248

创造性的民主：我们面临的任务（1939年）……295

民主信仰与教育（1944年）……301

附录  布鲁纳对《我的教育信条》的评论……309 

译者序言

约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是现代教育之集大成者。在教育思考中，柏拉图、卢梭和杜威正好完成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柏拉图强调教育的国家（城邦）保持的目的，卢梭强调个体自由的目的，而杜威则认为教育存在着个体性和社会性，是两者的统一。在杜威看来，这样一种统一，只有在共同体或民主社会才有可能；而且，这种教育只能是属于经验、通过经验和为了经验的教育。杜威的思想和教育思想还成了一些国家现代化（或民主化）和教育现代化（或民主化）的晴雨表，这对德国和目前的东欧各国尤为明显。到目前为止，杜威之后的教育家多是在杜威的森林里流转，在杜威的海洋里拾贝。

从中外近代交流来看，杜威的教育理论对于中国教育的影响和意义，除了马克思主义，恐怕无人能及。其实，马克思和杜威有着共同的关注：消除人的片面发展和异化，推进人全面的自由发展。他们只是在方法上存在着分歧，前者强调总体的社会革命，而后者强调点滴的社会改良；前者强调政治革命，后者则强调教育改造。这不仅因为杜威实验主义哲学和教育学迎合了五四以来中国的时代需要，还因为杜威本人及其著名的中国弟子，如胡适等人的实际推动。杜威从1919年4月至1921年7月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中国之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的14个省市，通过演讲和著文积极宣扬其思想学说。可以说，从1919年到1949年，杜威是中国知识界一致欢迎的外国思想家，深深地影响了这一时段的中国和中国教育，并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与杜威一样，陶行知把教育和民主作为其理论和实践的重点，他曾指出：“今日的学生，就是将来的公民。将来所需要的公民，即今日所应当养成的学生。专制国所需要的公民，只要他们有被治的习惯；共和国所需的公民，是要他们有共同自治的能力。”“养成服从的人民，必须用专制的方法；养成共和的人民，则必须用自治的方法。”但是，中国近代以来更为迫切的救亡任务，导致了五四以来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赛先生”与“德先生”）的被迫缓行。

我想，今天在国家独立、主权完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之时，我们更有条件来更加重视杜威及陶行知的现代教育主张，排除后现代主义及前现代主义等诸种杂音，坚定地走现代教育和现代国家之路。基于这样的设想，本人不揣谫陋，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和敦促之下，在参照德国杜威教育选本以及王承绪、傅统先等先达旧译基础之上，去误存真，编辑这样一个本子，以凸显先圣杜威之意，供有相同怀抱者参考和批判。这正是：政治堂皇黯然缩，教育小道兴大国；除却杜威非大道，他言万般皆小说。恍然中，又听见杜威对中国学生说：“学生啊！你们以各人的智识，一点一点地去改革，将来一定可以做到吾们理想中的大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