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院

几十年前，如果你站在景山顶上的万春亭里放眼四周，一定会望到一片片由大大小小、高高矮矮、横横竖竖，或双脊，或一个大脊带一个小脊……的房顶所组成的灰色、宁静的建筑海洋。《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的作者，瑞典人喜仁龙，在一个清晨到城墙上俯瞰时，连绵的屋宇恰恰也被想象成大海的波浪。“当晨雾笼罩着全市，全城就像一片寒冬季节的灰漾漾的大海洋；那波涛起伏的节奏依然可辨，然而运动已经止息——大海中了魔法。莫非这海也被那窒息中国古代文明生命力的寒魔所震慑？这大海能否在古树吐绿绽艳的新的春天里再次融化？生命还会不会带着它的美和欢乐苏醒过来？”
元人诗云：“云开闾阖三千丈，雾暗楼台百万家。”这“百万家”该有多少四合院呢？灰色波浪无声地证明着北京四合院的广泛存在，其数量可说是令人惊叹。尽管近年来在拆迁改造中四合院越来越少，但如果从东、西城的高楼上往下望，仍然可以看到一片片的四合院群落。这在二环路以内的城区中，尤其明显。据20世纪50年代的统计，北京共有四合院1700多万平米，占全市建筑总平米数的90％以上。这样大规模的四合院建筑面积，除了北京以外恐怕是不多的。
与这种单调、宁静的屋脊所组成的灰色海洋相适，一座座四合院建筑的院墙，同样给人一种极度单调乏味的印象。从这些院子的面前走过，人们通常只能看到高矮大小不一的屋顶及掩映其间的树梢，至于房屋的其他部分，则因为有院墙遮挡，几乎看不到了。
只有在进入四合院大门，绕过影壁之后，才可以发现这种住宅特有的美。尽管如此，如果进一步细看，仍然可以从鳞次栉比的户门和院内露出的房顶，猜测出这一座围墙中的人群生活的政治、财产等级。那阻断行人视线的高墙，强调了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界限，防止他人靠近或观看。高墙是中国人的血缘意识、宗法制度在居室空间结构上的具体表现。自明清以来，这种一门一户的独立院落，一直是北京人居家生活的空间格式。四合院就像一座方城，构筑了一大家人的天地。一系列大大小小、变化无穷的封闭空间，与屋室等级化、四合院的封闭性一起，体现了礼法社会的礼制秩序。也正是这灰色调和低矮，更烘托了宫殿的恢弘气势、金碧辉煌。
大片的四合院，构成了北京城的独特风貌。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四合院为北京城所独有。实际上，它也是中国北方城市民宅的普遍形式，由四合院布局体现的伦理秩序，更是典型乡土中国的代表。
不同的自然环境、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人们的居住形式各有不同。尤其是在幅员广阔、民族众多的中国，住宅的形式更是多种多样的。但从历史上来看，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各地各民族习俗上尽管各具特色，但都存在着共同的文化传统。从远古时代的“巢居”、“穴居”，逐渐演化到在地面上建造木架泥墙的住房，而后形成组合完整的四合院。其中，布局完备的四合院，早在31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就已经产生了。这种木构架体系、院落式组合的建筑，是中国建筑的突出、更根本的特点。它遍及全国各地，为所有的中国建筑类型之总根源。宫殿、衙署、寺观、宗祠、住宅无不如此。
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四合院遗址，被称为“中国四合院”。可以说，这种四面建房，中间庭院的建筑格局，从古至今一脉相承，未曾间断。
作为一种院落布局方式，四合院在已发现的古代建筑遗址中广泛存在。但是古代盛行的是廊院式四合院院落。河北安平汉墓中的一幅汉代大住宅的壁画，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所描绘的地方官衙，以及敦煌壁画中所表现的北朝到隋唐佛教寺院图像等，都是这种形式。一般来说，廊院式的四合院，都是将主体建筑置于院落中央，周围主要为廊，或左右有屋，总之不是四面建房。以后，为了增加院落中的使用面积，廊院形式才逐步被四合院所代替。北京故宫前院的三大殿组群，实际上就是廊院式四合院，但它的围廊不是空廊，而变成联檐通脊的廊庑及门阁。由于在太和殿、保和殿左右增设了隔墙，分隔开了统一的廊院空间，使人感觉不出三大殿是位于廊院的中央。
在北京的北二环路，曾发掘出两处元代的庭院式建筑遗址。前者在北二环路的西段，后英房胡同迤北。20世纪70年代初，在拆除北城墙时发现。这是一座非常讲究的大型邸宅，由主院及东、西跨院组成，总面积约2000平方米。主院正中偏北，是由三间正房和东、西两耳房组成的五间北房。正屋前出廊、后出厦，建于一座平面略呈凸字形的砖石台基上，基高约80
厘米。正房两侧有东、西厢房。院落之间铺以砖甬道以相互贯通。西院南部已大部分破坏，仅北部尚存一小月台。月台南面正中及东侧各砌一踏道。月台的东南、西南角各放一狮子角石。月台北面尚存台基的东部及房屋东南的柱础。东院是一座以“工”字形平面建筑为主体的院落，北房、南房皆面阔三间，东、西厢房各面阔三间。北房台基的东南、西南，各有一砖砌台阶，台阶下的砖砌露道向南，穿过院落，通向角门。发掘时，出土了彩画额枋、格子门、滴水、瓦当等瓦木构件。元时规定，大都城营建住宅“以地八亩为一分”，而此宅面积显然超过八亩，可见其非一般的贵族、功臣或大官之居所。这一遗址可视为明、清代京城邸宅制度的渊源和四合院的由来。
另一处遗址是位于雍和宫北的北二环路、原明清北城墙之下。由于建此城墙时匆忙，地基未经仔细整理，以至20世纪50年代被发现时，甚至发掘出了室内家具、瓷器等物。此遗址为一三合院。主要建筑是三间北房，建筑在砖砌台基之上，正中是方形月台，台前用砖砌出十字形露道。北房两明间具有后厦。屋内四周用砖、土坯围砌成炕。宽的是火炕，有灶膛和烟道，烟囱立在墙外；窄者为实心炕。这样的土坯炕在其他遗址也有发现，可见其为当时比较流行的屋内布置形式。据推测，北三合院可能是某衙署的院落。它以实物证明，三合院的建筑形式，早在元代已有。
明清时期定型的四合院格局，是经过多年演进而后形成的。其中，除北房居主要地位外，周围房屋和其他建筑形式，都经过了精炼、强化和调整的过程，以致有了布局合理、错落有致、内外有别、主次分明、有开有阖……趋于完善的四合院院落。
后海北岸的鸦儿胡同4号，一所建筑一般的普通大四合院，清朝镶黄旗名臣之后富察氏曾在此居住，所以，具有满人入关之初的塞外风俗和淳厚作风。一是院内有杆子、板子，后院还有七间佛堂，这是满族人信仰的特征。二是西边墙外建有一些不规则的简陋住房，这是依照满人的祖例，为贫困者、旗人、灾民盖房留出的空地。而且院门的左右都有住户或铺面房，内侧都在大院内有门，但与院内主人无关。三是此院进大门后并非传统四合院那样左拐，进二道门，然后入里院，而是进大门即甬道，然后二门、大厅、三层院子门、北房。也就是说，坐在第三进大北屋里就能直接看见院门外，这种设计在四合院中极少见，体现了富察氏祖先位虽显贵，但依旧与族人、下人同甘苦的传统。
在中国南北方的广大地区，适应不同气候环境、土地多少、经济条件、建筑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四合院式建筑，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风貌。比如，北方四合院的庭院比较开阔，而南方庭院则很小，称为“天井”
。江南住宅称“四水归堂”，西南称“一颗印”。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均由若干座单体建筑和回廊、围墙等辅助建筑共同组成庭院。一条南北中轴线贯穿其中，重要建筑居于此线上。而次要的建筑则位于重要的建筑的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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