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经典著作（第四卷）

《档案学通讯》杂志社策划出版一套《档案学经典著作》（丛书），以“经典”的眼光检视档案学著作发展历史，并为爱好专业典籍者提供阅读便利，在我看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所谓学术经典，大体是指那些能够解决时代的学术问题，又对后世学术发展提供启迪和示范，获得学界基本认同的著作。《档案学经典著作》（丛书）计划先从民国档案学经典编起，逐步扩大至1949年以后的大陆和台湾，并旁及国外学术经典。这样的出版计划，无疑可以惠泽档案学人，对于传承和传播档案学术功莫大焉。

清代学者阮元有一句经常被引用的话，“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现代学科意义的档案学从粗疏逐渐走向成熟。今天站在所谓“百年前后”的时间点，回顾民国时期档案学发展历史，那些可圈点的经典之作，对于今天的档案学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民国时期档案学研究是在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大转折中展开的，具有两个鲜明的时代特点。经世致用，切近时代需求，是这一时期的首要特点。一面因缘于史料大发现，以文化学术界学者为研究主体，以历史档案整理为中心问题，其成果兼承学术发展和文化保护的双重重任；一面受时时政的助推，以行政界为主体，以文书档案改革为中心问题，其成果力求推动国家行政的高效运转。这一时期的经典著作大多语言浅近，方法力主可行，各种卡片簿册之设计与档案用具之描画不厌其细，不厌其详。著作者大多具有丰富的档案管理实践经验，倾心于学术研究，其孜孜以求的精神隐藏于字里行间。如龙兆佛曾服务于广西省政府，从事档案整理，他的《档案管理法》易稿十余次始脱稿，字字句句皆从实践中得之。以后世眼光来看，这些著作于理论抽象概括尚有欠缺，不过确实凸显了档案学的应用学科性质，朴实无华，不尚虚理。

著作者上乘的学术水准和多学科的学术背景，构建与开创了民国档案学的学术视野、研究方法与话语体系，这是民国档案学另一个鲜明的时代特点。档案问题的研究，吸引了学界和行政界一批大师级人物和一流专家的关注，如王国维、陈垣、沈兼士、傅斯年、陈寅恪、顾颉刚、朱希祖、甘乃光、毛坤等，其中有些人虽没有专门的档案学著作问世，但他们的思考与精神已经融入经典著作中。如甘乃光开创的“文书档案连锁法”，在何鲁成、周连宽、殷钟麒等学者的多部著作中皆有论。集众多一流学术精英的思考于档案学这门新兴学科，是时代所赐。同时，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具备史学、文献学、图书馆学行政学、语言学等多个学术背景，并且多能涵养中西、沟通古今，将这些不同学术视线集中于档案问题研究，奠定了中国现代档案学的开山之基。

《档案学经典著作》（丛书）民国部分批出版的著作从徐望之《公牍通论》（1931年）到殷钟麒《中国档案管理新论》（1949年）共计十三种。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曾将这十三种民国著作整理再版，从此“十三本旧著”似乎成了学界专有名词。其中徐望之的《公牍通论》、何鲁成的《档案管理与整理》、许同莘的《公牍学史》、殷钟麒的《中国档案管理新论》为学界所推崇。“十三本旧著”的整理再版，曾对传承和普及民国时期档案学思想，以及中国档案学的再造发展起到重要的媒介作用。

目前所知的民国时期档案学著作约计百余种，在“十三本旧著”之外，仍有不少精华著作可供采择。例如，与“十三本旧著”类似的有张锐、殷菊亭的《公文程式与保管》（从1934年到1947年，商务印书馆先后出了十四版）、程守仁的《公文研究》（中华书局1938年版）等；还有以王国维《简牍检署考》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书档案整理与研究的成果；以毛坤《档案经营法》为代表的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档案管理科存世讲义等。《档案学经典著作》（丛书）民国部分或可继“十三本旧著”之后出版续编，使读者得窥民国档案学经典之更多面貌。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和台湾档案学研究各自沿着不同路径前进，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断努力，收获了一批堪称经典的档案学著作。

在中国现代档案学的发展历程中，始终不断汲取着国外档案学思想的精华。从民国开始，荷兰学者萨穆·缪勒等三人合著的《档案的整理与编目手册》（即《荷兰手册》）、英国学者希拉里·詹金逊的《档案管理手册》等国外经典著作的学术思想经不同渠道传入中国，推动了中国现代档案学的创建。1949年，以苏联学者姆·斯·谢列兹聂夫《苏联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为代表的苏联档案学经典著作。以美国学者西奥多·谢伦柏格的《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为代表的欧美档案学经典著作被译入中国，新中国档案学与国外档案学之间的互动愈益紧密和深入。

中外档案学经典之作，是不同历史时期档案学发展的重要标志，记录了中外档案学诞生、成长的足迹。为学从研读经典开始，可省去中间许多摸索的工夫，更快些得到要领，这是做学问的基本经验。而这些中外学术经典，除了1949年以后的大陆作者著作较易找到外，其余皆查找困难。例如，“十三本旧著”中有的著作虽民国时一再印刷出版，但现在已很难找到那时的旧版书了，而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编印本并未公开出版，现已难以找到。80年代，档案出版社曾将民国部分重要著作再版，但也同样找寻困难。我想这套《档案学经典著作》（丛书）将满足寻觅者的渴望，手此一编，可以坐收便利于几席之间了。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温中外经典，需去除偏激与盲从，以温情与敬意，接过前贤留下的珍贵学术遗产，领略其中的学识智慧和创新精神，以解决时代发展面临的新的学术问题，建立新的学术典范。我想以此与这套丛书的读者共勉。

                                                      
冯惠玲

                                                 
二0一三年三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