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百家杂钞今注（布面精装全三册）

    《经史百家杂钞》是曾国藩编纂的一部古文精华集，共二十六卷。该书是继姚鼐《古文辞类纂》之后的又一部著名古文选读本，统道与文，影响极为深远。全书共分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十一类。*曾在给萧子升的信中称此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可谓备极称许。

    《经史百家杂钞今注》初版于1995年，此次由原注者中的熊宪光、蓝锡麟修订，校勘正文，完善注释，查漏补缺，纠正谬误，以期尽力给读者提供一部注释简当、便于阅读的可信赖读本。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汉族，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

    熊宪光，重庆人，1981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副会长、重庆市古代文学学会会长、重庆市首批学术技术带头人。出版著作10余部，主要有《战国策研究》、《文史论稿》、《纵横家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先秦卷）》、《中国古代文学史（先秦编）》、《先秦散文选注》、《汉魏六朝散文选注》等。发表论文60余篇。论著6次获省级政府奖，1999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奖，2003年获渝盟教育基金一等奖，2005年获*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自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蓝锡麟，笔名老谭。四川南充人。1964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长期任教。1989年后历任重庆市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四川省文联副主席，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文学创作一级。现为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著有《神女告诉我》、《信口开河》等专著七种，参与编撰《中国古代文化知识辞典》、《两江潮随笔》等八种，主编主注《巴渝文化丛书》、《中国三峡竹枝词》等十种。获省级以上奖50多次。

序言

序例

上册

卷一论著之属一

卷二论著之属二

卷三词赋之属上编一

卷四词赋之属上编二

卷五词赋之属上编三

卷六词赋之属下编一

卷七词赋之属下编二

卷八序跋之属一

卷九序跋之属二

中册

卷十诏令之属

卷十一奏议之属一

卷十二奏议之属二

卷十三奏议之属三

卷十四书牍之属一

卷十五书牍之属二

卷十六哀祭之属

卷十七传志之属上编一

下册

卷十八传志之属上编二

卷十九传志之属上编三

卷二十传志之属下编一

卷二十一传志之属下编二

卷二十二叙记之属一

卷二十三叙记之属二

卷二十四典志之属一

卷二十五典志之属二

卷二十六杂记之属

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经史子集丰沛充盈，欲窥其堂奥就需要依托好的选本。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即为其间翘楚，从晚清至民国曾经广为传布，影响十分深远。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1949年以降书被人掩，几近湮没无闻。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现在应该而且可以让它重见天日了。

对于曾国藩其人，的确不能忽视他曾充当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元凶。但同时.也宜如同对待生平复杂的其他众多历史人物一样，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还其本来面目。即便着眼于政治功过，着眼于社会历史的进退作用，他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也曾将其目光投向广阔世界，致力拯溺图强。而在志行学业上，他更以其治学与修身合一，知与行合一的人生态度和学术风格，俨然成为晚清时期的一代文宗。

曾国藩治学为文，毕生以儒学为本，专注宋学，兼攻汉学。但他又不囿于门墙.于儒学之外，还广取诸子百家，融会贯通，自成高标。咸丰九年((1859)四月.他在给其子曾纪泽的一封家书中写道：“余于四书五经之外.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读精考。又好《通鉴》、《文选》及姚惜抱所选《古文辞类纂》、余所选《十八家诗钞)四种，共不过十余种。早岁笃志为学，恒思将此十余书贯穿精通，略作札记，仿顾亭林、王怀祖(王念孙)之法。年齿衰老，时事日艰，所志不克成就，中夜思之，每用惭悔!’尽管自责之严如此，但观其功业文章，当世无人能望其项背，后期桐城派以他为盟主，即是明证。

桐城派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一个散文流派，前后绵延二百余年，几与整个清王朝相始终。它尊奉宋代程朱理学为道统，又标榜先秦两汉以至唐宋八大家散文为文统，旗帜树于康雍时期，传人遍及神州大地，.规模之大为中国文学史前所未有。其第二代旗手姚鼐在其代主将方苞的“义法”说和刘大櫆的“神气’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统一的主张和“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八者统一的法式.并将历代散文归为十三种体式，编纂出了一部《古文辞类纂》。传至曾国藩，承继精蕴而发扬光大，于义理、考据、辞章之外更增加经济(亦即经世济民)一项，并以经济统驭前三者，文体则调并、充实为十一类，编纂出了这部《经史百家杂钞》。其踔厉发展之功，与承先启后轨迹可以略见一斑。

曾国藩为什么要编纂这部书?《凡例》说得明白，无烦重复引伸。但还有其明确的经济目的，《凡例》未揭出，需要参见《经史百家简编序》。他在《序》中写道：“咸丰十年.余选经史百家之文.都为一集；又择其尤者四十八首.录为简本，以贻余弟沅甫。沅甫重写一册，请余勘定，乃稍以己意，分别节次，句绝而章乙之，间亦厘正其谬误，评骘其精华，雅与郑并奏，而得与失参见。将使一家昆弟子侄，启发证明，不复要涂人而强同也。”如果说，《简编》旨在有益于一家昆弟子侄，那么，《杂钞》则要有益于举世文人学子，当不是穿凿附会的推测。

对《经史百家杂钞》的成就和价值，当世人便有充分肯定。曾门四弟子之一的吴汝纶，曾将《古文辞类纂》与《史记》第七书相提并论，认为是“必高材秀杰之士乃能治之”，“即西学堂中亦不能弃去不习，不习则中学绝矣”。但“姚郎中所选文，似难为继，独曾文正《经史杂钞》能自立一帜”；“曾公于姚郎中所定诸类外特建新类，非大手笔不易办也”。(见《答严几道书))另一弟子黎庶昌进一步认为，“至湘乡曾文正公出，扩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为一途；攀揽众长，轹归掩方，跨越百氏，将遂席两汉而还之三代，使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之文绝而复续，岂非所谓豪杰之士，大雅不群者哉!”(见《续古文辞类纂序))又一弟子薛福成则说：“文正一代伟人，以理学经济，发为文章，其阅历亲切，迥出诸先生上。”“所选《经史百家杂钞》蒐罗极博。”(见《寄龛文存序))纵然其中难免会有溢美的成分，也足以表明，这一选本业已超越了《古文辞类纂》，事实上后之续者迄今也无出其右。

同为湖湘人，青年时期的不特推崇曾国落，而且给《经史百家杂钞》以精到评价。1915年9月6日，他给学友萧子升的信中说：“顾吾人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则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还说：“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纂《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其向往之情溢于言表。平心而论，这些评价确是切中肯綮的，这一凌轹前修启迪后学的选本委实当之无愧。

我作出这种判断，决不是迷信盲从。六十年代初，我曾从成都古旧书店购得一本《经史百家简编》，读过获益匪浅。毕业前教学实习，讲一篇古文，我没有按教学参考书认定其文体，而依从了《简编》。适逢系主任和古代文学诸师长悉来听课，课后评议时，一位先生责我所说文体不当，引出众议纷纭。及至另一位学富望重的先生正言指出，“曾文正公就是这样分类的”，訾议方得止息。其事虽微若芥末，却折射出即使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曾国藩及其《经史百家杂钞》依然是范式，存于崇尚实学的专家学者心目当中，书终未至因人而废。

而今政治昌明了，实事求是评价曾国藩及其治学为文成果，不必再怕挨棍子了。三十多年后重新翻检《经史百家杂钞》，我比以往更真切感到，它的旨趣高远，蒐罗宏富，择取精当，体例分明，间有点评亦颇精要，较之多不胜数的古代散文选本，堪称不可多得的善本，如果重新刊行，必将有利于教学和研究。设若进一步有所注释，则会成为别的选本难以替代的范本，有利于广大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人们全方位和高层次地赏读古代散文，从而提高文化修养，甚至接受精神陶冶。历来所谓贵择书，指的正是必须善于选择这种善本和范本。因而我萌生了为之作注释的意念。

我的初步设想得到了挚友熊宪光认同。他是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古代散文正是志学所专。我们迅速邀约了一群学界同仁分工来撰写《经史百家杂钞今注》。我们的今注遵循三条原则：一是统一体例，追求精要雅正；二是不求应注皆注，但要力求已注不谬；三是尽量取多种版本对勘，尽力免除单一版本可能出现的讹误。其着眼点在于，既有利于专门的教学和研究，又有利于一般的阅读和借鉴，同时，也避免篇幅过于浩繁，导致翻阅和收藏不便。大家分头用功，由春及夏乃成。宪光审订了大部分注释稿，我也审订了一部分，并将负责付印以前的全部校订。我们希望达到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统一的目标。但限于个人学识水平总有一定局限，加之注释又出自众手，虽经反复审校，仍难免存在不尽如人意处。凡所不足，欢迎批评。

《经史百家杂钞今注》能顺利出版，得力于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和重庆市文联的支持，我们向它们致以谢意。我们的感谢还要送给西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重庆教育学院图书馆和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送给所有关心和促成此事的朋友。没有他们倾心倾力相扶相赞，我们这批人再有好的构想，要如愿也难。唯其如此，我们把此书视为共同劳作的一个成果。

重庆两路口八音楼

1995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