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28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0258225
新闻业如何面对技术变化带来的挑战？
美国圣克劳德周立大学教授彭增军*作品
探讨数字时代新闻生产的16个关键问题
解局传统媒体的困局与出路
《新闻业的救赎》始于作者为《新闻记者》写的专栏，全面阐述了新媒体生态下，新闻生产所受到的冲击、困境与对策。内容前沿，观点新颖，旁征博引，深入浅出，语言风趣幽默又不失严谨，可读性强。系列文章在《新闻记者》及其微信公号推出后反响热烈，不但受到学界同行好评，还受到业界——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管理层和从业人员的欢迎。
本书全面阐述新媒体生态下，新闻生产所受到的冲击、困境与对策。内容包括12个话题：1. 新闻专业主义的生与死。2. 新闻生产方式的改变。3. 再造新闻编辑部。4. 记者的五个角色。5. 内容何以为王。6. 新媒体时代的受众。7. 新媒体伦理困境。8. 新闻的盈利模式。9.媒体融合。10. 公众与公民新闻。11. 全球化与文化冲突。12. 新闻的未来。
第１章 新闻生死劫
报纸死亡是个伪命题
为什么新闻不能死？
第２章 厨师与厨房，大锅饭与自助餐：新闻生产方式的革命
自杀、他杀还是自然死亡？
厨师与厨房，大锅饭与自助餐
第３章 凤凰涅槃：再造新闻编辑部
依据、信念与方向
货比三家：《纽约时报》、甘尼特集团和《华盛顿邮报》
１.《纽约时报》：坚持卓越，数字领先
２.甘尼特集团：激进彻底，受众第一
３.《华盛顿邮报》：资源匹配，人财两旺
亮点与阴影
第４章 媒体融合为什么成了夹生饭
媒体融合究竟融合什么
夹生饭是如何烧成的
第５章 穿新鞋还要走新路：数字时代传统媒体的创新
创新：新鞋子与新道路
传统媒体创新为什么难
１.居安不思危
２.业务模式同商业模式脱节
３.墨守成规的企业文化
４.自我神圣的职业文化
５.习惯成自然
传统媒体创新为什么失败
１.错失良机
２.主体性丧失
３.编辑部文化的刹车效应
４.组织障碍
５.三心二意，偏安思想
６.惶恐中不可能创新
第６章 传统媒体创新的打开方式
开放的体制与文化
金刚钻钻透的不仅仅是瓷器
不以成败论英雄
创新必须是常态的主动出击
摈弃“虽然但是综合征”
奴隶造不了金字塔
不能丧失主体性
创造意义
有体感的新闻
读者是不可靠的
要团队，不要变形金刚
酒好也怕巷子深
第７章 谁来豢养看门狗：社交网络时代新闻媒体的商业模式
百年生意经再不灵光
敢问路在何方
墙不墙，这是个问题
第８章 内容何以为王？
媒体内容：想要的与需要的
黏性和分享性：内容如何为王
１.黏性
２.分享性
第９章 熟悉的陌生人：社交媒体时代的受众
受众演变：从１.０到３.０
１.受众１.０公众的对话
２.受众２.０注意力商品
３.受众３.０熟悉的陌生人
受众与用户，控制与自由
第１０章 事实与谎言：网络时代新闻的去伪存真
新闻与流言
插上翅膀的谎言
核查事实是关键
第１１章 传统与挑战：网络时代的媒介伦理
新闻专业主义伦理是否过时
传统与挑战
１.事实与求真
２.客观与公正
３.数据与隐私
４.责任与边界
第１２章 从把关人到网红：媒介伦理的社会化
从把关人伦理到社会伦理
社会媒介伦理的构建
第１３章 主义与生意：新闻模式与商业模式的悖论
新闻的核心
新闻从来不是买卖
有了大数据，饿死总编辑
第１４章 后真相时代新闻的立场与担当
何为新闻的立场与担当
客观是方法从来不是原则
后真相时代更需要立场和担当
第１５章 权力的丧失：社交媒体时代新闻人的职业危机
没有新闻人的新闻业？
权力的丧失
职业认同与职业操作的错位
第１６章 因品质得专业：人人新闻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重塑
职业和专业
新闻业的出路在于重塑专业性
１.新闻的职业性很弱
２.新闻业的没落不是专业主义的失败
３.机会还有，位置还在
因品质得专业
１.新闻专业性的关键词
２.新闻的三大专业责任
３.专业性的根本是品质
参考文献
后记
序
我对太阳的倦意日增
直到我的思想再次清澈
我所做下的最好的努力
就是使事物简洁
……
而词语听从了我的召唤
——叶芝
1835年，法国人托克维尔出了一本《美国的民主》，介绍考察美国的所见所闻。其中一个细节说：一天早晨，在蛮荒之地的密歇根，他碰到一位拓荒者正走出家门，身上带了三件宝贝。第一件宝贝是什么呢，是《圣经》，面对残酷的自然环境，这份精神食粮当然必需；第二件宝贝是把开山斧，披荆斩棘、开荒种地的利器；这第三件，你多半不会想到，是一份报纸，是关于这个世界的、同这个荒野中的拓荒者干系不大的新闻纸。
看到这些，托克维尔看到了力量，看到了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的崛起。
1835年，在纽约诞生了一份新闻纸《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同先前的《太阳报》（The Sun）和后来的《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一起开启了美国的大众新闻时代。便士新闻和黄色新闻的“繁荣”犹如今天的互联网新媒体，使新闻成本低廉，旧时堂前燕，飞入百姓家，由此开始了美国新闻的工业化生产以及职业化、专业化的进程。
1835年，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是平淡的大清道光15年，离鸦片战争还有5年，中国近代史还没有开始。不过，有一件事情非同小可：兰贵人出生了，25年后垂帘听政，末日王朝在这个女人的统治下风雨飘摇大半个世纪。
大约也就在那个时期，据说，我的先祖挑着一副箩筐，前面装着儿子，后面装着家当，带着他的妻子——我的先祖奶，来到了太行山东麓的一个小山村。天黑了，走累了，住下了。如今到我已经是第八代，同族人口上千。
说不清先祖是从何地、究竟为何背井离乡。我有时会想象先祖一家的模样。挑着担子的祖爷肯定是留着辫子的，粗黑油亮的那种，而祖奶多半裹了小脚，那这山路她又是怎么走的？ 这些都无从知道，因为我的祖爷极有可能不识字，不会留下什么记载，也几乎可以肯定他老人家从来也没听说过什么报纸。甚至到了我爷爷这代，兴许也没有读过报纸。如果真见过摸过报纸，肯定也是金贵得留着去糊墙。他们的生活里还没有媒介。我想他们肯定也希望有，起码不至于听到枪声才知道鬼子进村，兵荒马乱，惶惶不可终日。
我一直在絮叨1835年这些事，因为在写这篇序的时候，脑子里总像过山车一样，从密歇根开荒者的三件宝，到我先祖的箩筐，再到我眼前的屏幕，手上的键盘和旁边不时闪烁一下的手机。再“忽悠”到2035年，距1835年整整两百年，这个已经彻底媒介化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呢？《纽约时报》还在吗？BBC 还在吗？谷歌还在吗？苹果还在吗？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与现实打通以后，事实和真相还那么重要吗？我们是否从人的数字化（being digital）蜕变为数字人（digital being）？新闻专业主义是否真的会同报纸一样成为历史？而我在课堂上鼓吹的这些理念啊价值啊，只能留在教科书上，甚至只能留在历史教科书上吗？
谈论未来，尽管是不太遥远的未来，是要透支我们的想象力的，因为极有可能，这场翻天覆地的科技革命才刚刚开始。所以，我们对未来的真正把握应该就在当下。如果我们相信——实际上也只好相信：我们当下的所作所为能对未来有所影响，那么我们就必须对现实做一些考察和思考。这就是我这本书的初衷和意义所在——如果有的话。
本书始于为《新闻记者》写的专栏，开始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计划，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不过，文章定位和写作方式有个大致的考虑，即从一个从业多年的记者和学者的角度来写。这里的“学者”，不敢说是学问意义上的学者，而是学习者（learner），或者再拔高一些，是学习了经历了一些的学者（the learned）。当然，受过点教育不一定就有什么真知灼见。马克·吐温曾说：“所谓教育，无非是从傲慢的无知到可怜的不确定。”
之所以要结合业界和学界的角度，是因为新闻学需要知行合一。别的学科诸如哲学、历史、文学等，可以述而不“做”，而新闻是要靠实践支撑的。
美国著名剧作家米勒说过，报纸是一个国家跟自己的对话。我想这也适用于写作。我把每一次写作都看作跟自己的对话，在无数个师长先贤的注视下跟自己的对话。只写自己想明白的，也许能说明白的。理想的结果是深入浅出，但做起来很难。好在自己未必能有多深，所以浅出就简单多了。行文上尽量随意轻松一些，真理不会因为板着面孔而更有说服力。尽管这样做可能是两头不讨好：学界因为你“抽象”不够而说你太“实”，业界会因为你没有提供可操作的东西而说你“虚”。好在这么多光阴虚度以后，有一件事想通了：与人交往，你不可能取悦所有的人；写文章呢，你也不可能面面俱到。
此书的内容围绕这样一个主题：在新的媒介环境下，新闻（journalism）作为理念（idea）和行业（industry）的生存问题，包括传统媒体的困局和出路，以及大变革中新闻人的职业危机。作为一种媒介形态，传统媒体的死亡与否其实并不重要，新闻专业主义的生死才是大问题。然而，新闻专业主义这个灵魂总是要依存于一个健康的机体的，因而就必然要谈到新闻媒体的经营。书中有几篇文章涉及这个问题，介绍了别人的做法、说法外加自己的看法。有人说新闻学的教授一说新闻就滔滔不绝，一说商业模式就张口结舌，此话大约不错。我磕磕绊绊说了，庆幸的是不用真的来为商业模式负责。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场传统新闻的生存危机也许来得正是时候，可以逼迫业界、学界乃至全社会重新审视、思考，从而明确什么才是新闻的根本使命，什么才是新闻的核心价值和竞争力。
有关新闻危机与救赎的话在文章中都已经说得差不多了。文章里的观点基本是别人的高见加自己的愚见，相对平衡一些；这里想放开一些，补充几句自己对于新闻的“偏见”。
我坚定不移地认为新闻是理想和道德的感召。有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到20岁还不是个理想主义者，那他没有心肝；一个人到40岁时还不是个现实主义者，那就是无脑。新闻记者终其一生必须是有心有脑的理想主义者。在职业生涯中，钱有多有少，稿子有好有坏，但新闻的道德感召，贯穿始终。作为老师我常常难以掩饰自己的这点偏见。我认为一个学生如果看不清新闻职业的理想主义本质，那还是趁早去商学院或者别的什么学院。常常有学生问新闻这个职业有什么前途，有什么前途我说不太好，因为每个人要的前途不同，但是我可以说的是：很少有新闻人为自己从事过新闻而后悔。这就是所谓的初心，犹如种子，一旦播下必会生根发芽；更如航标灯，虽然在风雨中会明灭不定，但却永远不会熄灭。
在新闻体制上，我要坦白我是彻底的自由派。不是说我不赞成新闻媒体应该有社会责任。但是，责任是第二位的，况且新闻为公共服务的界定已经确定或者隐含了社会责任。我认同已故著名美国新闻学家梅里尔（John Merrill）的观点：没有自由，何谈伦理？没有自由，何谈责任？如果必须谈责任的话，新闻媒体的首要责任是捍卫自由。
我坚持新闻的客观性，虽然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但争论的原因多是出于定义的含混而产生的误解。首先，客观不是“无我”，而是“有他”，是“我”站在“他”的角度来观察问题，“他”是为了“我”。其次，客观不仅仅是理念，而是历史形成的一套专业操作规范，包括准确、核实、平衡、公平等。一如鬼有鬼道、神有神道，客观是新闻专业主义接近真相的方式。
但是，客观不等于没有立场。新闻不应该站队（take side），但是必须站位（take a stand）。这个立场，首先是真相的立场、人道的立场、正义的立场。比如，对于基本的历史事实，诸如纳粹的种族灭绝，对于人的自由平等权利，怎么能没有立场？
我认为“人”大于“记者”，因而人性大于新闻性。密苏里新闻学院首任院长威廉斯（Walter Williams）说过一句名言：优秀的新闻，敬畏上天，尊重人性。用中国话来说，就是“天地良心，以人为本”。这也是为什么在媒介伦理上，我推崇康德的道德律，人永远是目的，不是手段。
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不仅仅想到了康德，更想到了那些为了新闻的道德感召而依然坚持在一线的同学、朋友和学生们，是他们的行动，而不是我这些文章，捍卫着我所宣扬的信念，使我有勇气站在讲台上面对我的学生，也有勇气把这些文字呈现在读者您的面前。
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们所有的坚持和努力都是枉然，被现实碰得头破血流，一如一句诗所说的：“历史都打着呼哨过去了，傻子还站在这里哭个什么？”然而，我们至少可以说：错的不是你，而是这个疯狂的世界。
2017年11月
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云小镇
谈新闻业危机与新闻专业主义的著述不少，但能把理论问题解释得如此明了透彻且落实到操作层面的不多。彭增军博士有着丰富的国内外媒体从业经验，长期执教于美国大学新闻系，《新闻业的救赎》足见其学识，特此郑重推荐。
——展江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新闻业的救赎》集中介绍和探讨了西方自由主义新闻制度下的新闻专业主义以及新闻业如何面对技术变化带来的挑战。我认同作者的观点，不管媒介载体如何变化，社会不能缺少新闻。受众的失望和批评，往往是因为新闻业界没有生产出真正的新闻。
——闾丘露薇 著名新闻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
新闻的生死，不只是一个行业的问题，而更是一个专业的生死。这个专业具有社会价值，目前不能反映在其市场价值中。正如作者所说，新闻业的救赎不仅仅来自市场，也必须来自社会。
——胡泳 北京大学教授
新闻生死劫
什么样的报纸会死？没人读的报纸会死。然而，报纸死亡是个伪命题，新闻（journalism）是否也跟着死了才是大是非。
开篇要谈的是新闻的生存问题。
新闻一词限定为专业主义新闻，对应的英文为professional journalism，在这里指的是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新闻业（the news media）和其承载的新闻传统（journalistic tradition），包括价值、理念、伦理、操守等。重点讨论两点：第一，为什么说报纸死亡是个伪命题；第二，为什么新闻不能死，或者说死不起。只有首先理清这两个问题，有关媒体融合、媒体转型、新媒体伦理挑战、新闻专业主义等问题的讨论才有地可落，才会有意义。如果专业新闻的生死无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地球离了谁都转，那还哭着喊着去拯救个什么？
正考虑如何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手机里蹦出一条推特消息：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第二大报，《坦帕论坛报》（Tampa Tribune）于2016年5月3号突然关张了。我顿时打了个激灵，半天没回过神来。要知道，这份报纸可是媒体融合的一面旗帜，曾几何时，美国国内甚至世界各地的报纸都要去取经的，如今先驱怎么就变先烈了呢？
《坦帕论坛报》创刊于1893年，曾在1966年以出色的地方调查报道获得过普利策奖。在123年后，被竞争对手《坦帕湾区时报》（Tampa Bay Times）收购，具体价格没有透露，想必不会太体面。原以为只不过换个新主人，由此引发一些动荡，比如编辑方针的改变、人员裁减什么的，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两家报纸合二为一。没想到资本做事很绝，没有丝毫的仁慈。新东家当即手起刀落，《坦帕论坛报》一命呜呼，所有订户转到新东家名下，网络域名都消失掉了，链接也被自动跳转到《坦帕湾区时报》的网站。老读者连去原网站上吐吐槽、哭一声的机会都没给。可怜这份业界口碑很高的百年老报就这样死掉了，还是被对手买了生生掐死的，想必死不瞑目。
报纸死亡是个伪命题
报纸关张近年来也算不上什么新鲜事。美国专门有家叫“报纸死亡观察”的网站，做了个报纸阵亡录，列举了美国各州2007年以来死掉的大大小小的报纸，足有几百家。2009年，在业界很有影响的《洛基山新闻报》（Rocky Mountain News）悲壮谢幕。油管上有一段资本方去编辑部宣布关闭报纸的现场录像，是现场的记者边听着自己被解雇的消息边录制的，可谓恪尽职守。干了一辈子记者，最后采访、报道的竟然是自己报社死亡的消息，也实在够悲催的。
《坦帕论坛报》的死让我几天都唏嘘不已，无法释怀。这家报纸在1999年就开风气之先，与属于同一家公司的电视台合二为一，从而成为美国第一家或许也是世界上第一家搞媒体融合的报纸，一度是媒介融合的样板。无奈父母之命不是爱情，捆绑不是夫妻，“婚”后冲突不断，非但没有融合，干脆水火不容。这也难怪，在美国新闻界看来，报纸和电视根本就是两种不同的动物。勉强维持了三年后，2012年，报纸被原公司剥离抛售。接手的革命资本财团（Revolution Capital Group）当时信誓旦旦说要长相厮守，没料想不到七年就痛下杀手，甩下了包袱。
这家媒介融合的先驱以死昭示了媒体融合道路的艰难，也证明了通过组织合并来进行媒体融合是行不通的。
紧随其后的有《图桑公民报》（Tucson Citizen）的黯然休刊。坏消息一串又一串地撸不完。美国报纸的死亡由先期的朝野震动，到如今早已见怪不怪了。
但如此规模的报纸死亡对于美国社会的触动毕竟很大。对美国人来说，报纸不仅仅是张新闻纸，它也是政治参与、捍卫自己权利的信息来源，更是一种生活习惯。俗话说，晨起三件事：洗澡、吃饭、看报纸。想象一下，一直作为早餐伴侣的报纸突然断掉了，犹如老烟枪没了尼古丁，小白领缺了咖啡因，浑身不自在，看哪儿哪儿别扭。曾几何时，美国小康人家的生活是早餐桌上的面包、牛奶和早报，以及劳累一天后，等在家门口的猫、狗和晚报。
当然，报纸的衰落不止于美国，环球同此凉热。2016年3月26日，英伦半岛的天气乍暖还寒，最难将息。英国的《独立报》（Independent）终于撑不下去，出版了最后一期纸版。要说这《独立报》可不是一般的报纸。它是1986年由《每日电讯报》的三名记者创办的。三位报人厌倦了英国新闻纸上政治的陈腐和娱乐八卦的轻浮，决心办一份有理想有热血有担当的新闻纸。第一周发行量就达到了50万份。也许这50万对于中国人来说，听起来就不算个数，可你要知道英国的总人口才6 000多万，不抵一个河北省，说实话还没国庆长假堵在路上的中国人多。《独立报》苦撑了三十年后，终于为自己发了悼词。这天的头版除了大字号的报头，只在版面中央印了两个鲜红的粗体字：停刊。第二版便是自己写给自己的“悼词”——最后的社论。社论写道：“印刷机已停，油墨已干，纸张也不再在手里窸窣弯卷。”凄凄惨惨戚戚，好不哀伤，这篇“葬报词”读起来让人不由想起黛玉葬花。
报纸的衰落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业已开始，到2008、2009年，在互联网和经济危机的双重打击下，报业倒闭呈现多米诺效应。
由于各种原因，21世纪初的前十年，中国的纸媒尚在黄金期，风景这边独好。美国到处喊狼来了的时候，国内的新闻业界则是歌舞升平，理想和热血充满报纸的字里行间。《南方周末》1999新年献词的标题就是“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要“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报社老总财大气粗，自信满满。2008年《广州日报》的广告收入达到了22亿。2008年北京奥运过后，笔者曾应邀到中国西部一家当时如日中天的报纸去做个报告。鉴于当时美国报业出现的问题，我准备谈谈报纸的死亡。报社很重视，专门安排一下午的时间，通知了报社上百人参加。中午吃饭的时候，报社老总在聊天时不经意问了一句，下午的题目是什么。我说是报纸的死亡。老总的脸耷拉下来了，说这个有点夸张了吧？气氛立时有些尴尬。我心想，确实不太妥当，人家日子正红火，你当头泼什么冷水？可惜，PPT都准备了，改也来不及了，只好补救一下，把题目改了一个字，变成了“报纸的消亡”，消亡总比死亡听起来好些。
如今不到十年的时间，中国传统新闻业已是穷途末路，面临市场和体制的双重压力，腾挪空间有限，经营状况每况愈下，新闻人出现集体大逃亡。根据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发布的《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6）》的数据，报业广告和发行收入大幅下滑，电视广告市场发展疲软，下滑趋势明显，报纸面临生死时速，2014年中国停刊或者休刊的知名报纸数量约为10家，而2015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30家左右。这还得亏中国特色的新闻体制，如果完全市场化，还不知道要死多少。
报纸真的无可救药了？2008年对这个问题有些争论和不确定不足为奇，现在这个问题则基本成了伪命题。所谓伪命题，有两层意思：一是该问题已经被活生生的现实证明，不再是个问题；二是说问题本身压根儿就似是而非，掩盖了重要的真问题。就报纸死亡来说，两层意思都有了。那种在白纸上印满密密麻麻消息的新闻纸绝对是濒危物种了。事实上，报纸死不死已经不是问题，何时死亡才是问题，或者说已经死了也不为过，连《纽约时报》的发行人阿瑟·舒兹伯格都在2007年的一次访谈中说：“我真的不知道五年后我们还印不印。”
《纽约时报》依然在印，实际上《纽约时报》的数字转型还转得蛮漂亮。但即使说《纽约时报》现在日子还行，也并不说明报纸可以起死回生。以《纽约时报》为例来说明报纸不死没有太大的说服力，因为《纽约时报》这世界上只有这么一家，它的成功模式并不一定能复制。中国有句俏皮话，叫西施可以做的，东施真不一定能做。再说了，《纽约时报》的纸质产品也在大幅收缩，经营好转的根本原因是网络付费订户的增加。
如果要问什么样的报纸会死，答案非常简单：没人读的报纸会死。早在2005年，美国学者戴维·明迪迟（David Mindich）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为什么40岁以下的美国人不追新闻》。现在，当时那些最年轻的读报人起码五十多岁了，那十年后呢，二十年后呢？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了。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发现：美国人上脸书的频率超过了读《圣经》。这个好像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比较吓人的是三分之二的人是通过脸书来获取新闻的，如果考虑获取新闻的其他手段，那留给报社或者电视台的空间就太可怜了，结果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到头来为社交媒体做了嫁衣裳。更要命的一个发现是，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在如厕时看脸书。当时我看到这条结果，心里说完了。要知道多少年来，如厕是同报纸联系在一起的，有个老相声里面的梗说得好：你说我当领导占着茅坑不拉屎，那办公室里为嘛天天丢报纸？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也不用掉太多的书袋和列举太多的数据，我讲一件亲身经历的小事，你可以感觉感觉报纸是否气数已尽。
我每学年都开一门本科生的专业课：新闻采访与写作。这是门实务课，要在干中学。因为跟当地的报纸老总很熟，就免费为全班订阅了报纸，每天一早准时送到教室。一开始放在门口的凳子上，好让每一个进门的学生取去阅读。让人沮丧的是，往往一摞报纸放到晚上都还是高高地立在那里。后来干脆直接放在学生的课桌上，压在电脑的键盘上，看你看不看。可下课后一看，同学们对报纸依然秋毫无犯，我还得去收拾桌子上的报纸。终于有一天忍无可忍，怒火中烧，在课堂上发飙，质问：“真是搞不懂，你们为什么不读报纸？” 大家都低头不语。下课后，一名学生怯生生地过来安慰说：“教授，别太生气。我们不是不读报纸，而是我们根本什么都不读（we just dont read）。”
其实也怪不得学生，最近的一个调查发现，几乎超过一半的报社记者自己都不读报纸。
所以，没人读的报纸肯定长不了。但真正的问题不是报纸的死亡或者其他某种媒介的死亡，而是新闻传统——特别是它所坚持的一百多年的一系列专业理念是不是要亡了？ 是得了病，还是自然衰老？是病入膏肓，还是可以挽救？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出版的《美国新闻媒体现状报告》总结道：2015年，传统媒体不仅报纸，电视也日薄西山，况且电视节目离新闻越来越远。奥巴马在2016年的白宫记者招待会上的一句调侃实在是戳到了点子上。他说，某某著名记者离开了新闻而去投奔了CNN。
为什么新闻不能死？
不能死不是说死不了，而是死不得的意思。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厘清一个语言的问题。英文的许多词没有对应的汉字，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往往造成混乱。比如，中文“新闻”对应的英文词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是具体的新闻事件、消息（news），另外一个是新闻理念和实践，英语为journalism。
作为事件的新闻（news）当然不会死，只要人类有好奇心，就一定会有news。但有news 不一定有journalism。此新闻非彼新闻。后一种新闻（journalism）首先是一套专业的理念和操守，肩负追求真相、监督权力和提供公众论坛的政治使命。新闻作为第四权力，是民主社会的基石之一。新闻对于民主社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总体来讲，民主与专业主义新闻荣辱与共，一损俱损。如果再较一把真儿，可以说新闻可以没有民主——因为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在非民主国家，依然可以有非常杰出的新闻专业主义，然而民主社会不能没有新闻。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美国宪政之父杰斐逊说：“如果让我选择，是要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选择后者。”
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创始院长沃尔特·威廉斯（Walter Williams）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了《报人守则》，开宗明义地称：“我相信新闻的专业性，我认为新闻是一种公共服务。”
所以说，新闻的灵魂在于公共性。民主的逻辑是公天下，新闻公共性的“公”也是这个意思。当然，任何一种商品都有公共性，但新闻的公共性不仅仅表现为大众消费品，消费不是目的，目的是让公众更好地参与公众事务。
当然，这些先贤大德的只言片语也许不太好作为必然的理由，因为他们有可能只是随性那么一说。比如，同样是杰斐逊，就在另外的场合说：“报纸上没一句实话。”
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当代最权威的专家学者的系统论述。
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在其著作《文化问题》中直截了当地总结说：“新闻和民主是一个东西，没有区别；只有在民主的语境中，新闻专业主义才有意义。我们甚至可以说，新闻就是民主的另外一个名字。”舒德森（Schudson）在《为什么民主需要一个不可爱的新闻界》一书中列举了新闻在民主社会的七大功能后总结说，新闻界对于民主社会的健康发展不可或缺。
当然，这些论断基本基于规范理论的层面，也未必那么可信和可靠。那我们可以去看看现实的证据。社会发展的数据表明，独立和自由的新闻界同民主社会的健康度呈正相关，而大量的纵向和横向比较研究表明，民主能够促进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著名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森（Sen）说：“从历史上看，从来没有一个民主国家对另外一个民主国家发动过战争；在一个独立、民主和新闻自由的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范围的饥荒，从无例外。”
也许有人会说，即使新闻不可或缺，但这一定意味着报纸或者说传统新闻不能死，就要自诩为无冕之王，世袭罔替？ 我们不是有朝气蓬勃的新媒体吗？
然而，新媒体能够担当和不辱使命吗？
传统新闻媒体衰落以后，新闻的使命和功能由谁来承担？如果我们说新闻不可或缺，那么社会就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传统媒体，特别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报纸，一直是新闻界（press）的代名词。它不是一个简单、普通的商品制造商或者服务商，而是民主社会权力制衡的一个关键所在，所谓第四权力。其次，它是作为一个政治、社会组织存在的，是一个组织起来的力量，只有这样的独立而又强大的组织力量，才有可能对抗各种利益集团和权力。
而现在这种力量已经弱到不能再弱。在美国，25年前，每个国会议员都至少有一个报纸记者跟到国会去，监督他或她的一举一动，现在呢，每个州都摊不上一个。国会议员的身边围绕的不再是新闻记者，而是各种利益集团的说客。
那么，互联网和新媒体能够取代传统新闻媒体吗？人们过去对互联网赋予过于浪漫的民主想象，其实，任何一种技术和媒介都是中性的，它可以像谷歌那样负责，也可以像百度搜索那样商业至上。另外，该如何来界定新闻媒体？
谷歌是新闻单位吗？脸书是吗？不同于新闻媒体的寻求和报道真相，互联网公司的首要原则是盈利，而不是公共服务、寻求真相、监督权力等等。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脸书老板扎克伯格一再否认脸书是个媒体。
社交媒体主要是个平台，即使在今天，传统媒体依然创造70%的原创新闻。退一步讲，国际和全国性新闻可以从平台获得，那小城市的新闻谁来负责？ 在民主体制下，我们知道任何政治都是具体和地方的，尤其在美国，联邦政府关门两周都没有问题，州政府关门相对麻烦一些，而市政府关门一天恐怕都受不了，比方说市里的警察局和消防队，一分钟都不能停工。而谷歌会关心、了解一个州的某个小城吗？如果地方媒体不在的话，又靠谁来监督同老百姓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市政府呢？让自媒体的博客去开冗长枯燥的市政会议吗？
也许可以靠网民，但是，人们到网上主要干什么呢？人们去社交媒体的首要目的是社交，年轻人谈娱乐，青壮年谈科技，老年人谈健康，几乎没有人谈新闻。瑞典两位学者的研究表明，社交媒体上的讨论往往也是围绕主流媒体的新闻展开的。
也许可以靠政府透明公开，公民可以随时随地查阅和监督。但试想一下：一个上了一天班的父亲或者母亲，晚上会去政府网站查账目吗？又怎么能发现需要专业知识才能读懂的文件里面的猫腻呢？
那么依靠政客的良知吗？不幸的是，权力的本质恰恰是非透明和反民主的，即使奥巴马也不例外。在2008年的竞选中，奥巴马信誓旦旦要透明执政，而他在任八年，被美国信息公开法律中心认定为最不透明的一届政府；而需要提醒的是，奥巴马还是个宪法律师。
总而言之，可以没有报纸，但不可以没有新闻界。所以，每当学生问我对于当前报纸死亡问题的看法时，我就说：“我为报纸致哀，我为新闻站台——A eulogy for newspaper；a defense for journalism。”当然，新闻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公信力、倾向性问题等等。但一身毛病的看门狗，强过乖巧撒娇卖萌的汪星人。
没有新闻的社会没有未来，新闻专业主义的生死才是最重要的问题。传统新闻究竟是永垂不朽还是凤凰涅槃，我们看到了探索、挣扎，还看不到答案。
文摘③
后记
本书由原发表于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新闻记者》的16篇文章更新修改而成。按照学术随笔的定位，写得比较“白话”，以说明问题为第一考虑，因而有意避开了一些理论层面的纠缠。不抄述文献、使用表格等，尽可能写短，省纸，抑或可以挽救几棵小树，也省大家的时间。收入本书时，加了少量的注释，以方便读者查阅原文，并在正文之后附上了一些重要的参考文献。
本书所涉及的学术、业务问题，在序和正文里已经充分表达了。这里主要是致谢。
首先感谢《新闻记者》主编刘鹏博士的信任与支持，使本人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能够付诸文字，就教于国内学界、业界同人。同时感谢《新闻记者》诸位编辑的辛苦。
感谢宁波市3315高端人才引进项目的资助。感谢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支持。感谢邵培仁院长的关心帮助。
感谢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的何镇飚教授，他是整个项目的发起者和促成者。感谢王军伟博士，没有他事无巨细的帮助，这个工作也很难完成。
还要特别感谢展江教授，这些文字最先得到他的支持与鼓励。感谢中国海洋大学的王天定教授，他一直都在督促、鼓励我写一些中文的东西。抱歉的是，我生性拖拉，直到现在都没有开始写他想要我写的。
要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翟江虹女士的理解、支持以及为此书出版付出的辛苦和努力。她还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第一本书《媒介内容分析法》的策划编辑。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要感谢读者您。没有您的阅读，这些文字包括我这里的感谢，不过是冷冰冰的符号而已。
彭增军
2018年初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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