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2327196
本书是被誉为“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之女——常沙娜先生的回忆录。从常沙娜先生本人的人生经历辐射出许多杰出艺术前辈的故事，包含一些从前不为人知的历史事实，意义已超越了一般人的个人回忆录。
购书送“精美敦煌壁画收藏书卡”一套5张，数量有限，快来抢购啊！
书中真实生动地回顾了常沙娜不寻常的八十年人生经历，同时，从另一角度对常书鸿先生那一代人在艰苦年代对敦煌莫高窟艺术的保护和研究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常人难知的讲述。
常沙娜是被誉为“敦煌保护神”的常书鸿先生的女儿，童年和父母生活在艺术之都巴黎，举家回国时洽逢中日战争爆发，即跟随国立艺专艰苦逃难多年，辗转大半个中国；其后她又随父亲到了沙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在千年艺术的熏陶下度过了动荡的少年时代。新中国成立后，在美国留学的常沙娜毅然返回祖国，从梁思成、林徽因身边走向艺术设计教育领域。
本书是一本难得的、反映老一代艺术家非凡的人生经历和艺术成就的*读物，对新一代的成长有一定的帮助和指导作用。
引子
章 异国童年
第二章 战乱之旅
第三章 凤凰山上
第四章 走向敦煌
第五章 千佛洞中
第六章 家庭变故
第七章 否极泰来
第八章 圣殿和家
第九章 告别敦煌
第十章 留学生活
第十一章 难忘青春
第十二章 回归祖国
第十三章 午门因缘
第十四章 梁林身边
第十五章 新的成长
第十六章 火红年代
第十七章 喜忧得失
第十八章 来去今昔
第十九章 十年困惑
第二十章 重振旗鼓
第二十一章 接受使命
第二十二章 内外驰骋
第二十三章 团聚北京
第二十四章 伤痛之年
第二十五章 万佛陵园
第二十六章 无憾人生
浪漫之都巴黎，空气都渗透着艺术气息。在那里，爸爸妈妈度过了他们充满爱情与理想的青年时代，我度过了欢乐无忧的童年。在安适的环境和幸福的心境下，爸爸于1934年创作了油画《画家家庭》（图24），他用考究的蓝绿色调和细腻的笔法，真切地描绘出静谧祥和的家庭气氛。画中突出了妈妈穿着中式旗袍的东方妇女形象，也表现了他自己作为成功的青年画家手握画具、踌躇满志的神情；而倚在妈妈怀抱中的我，受宠之态更被满怀爱意的爸爸刻画得惟妙惟肖。此画在巴黎的春季沙龙获得了银质奖，成为爸爸那个时期存留下来的珍贵代表作。
我们一无所有了！妈妈准备布置新家的床单、窗帘，给爸爸带回来的那么多画，瞬间全都被炸光了！曾经拥有的转瞬间化为乌有，我们孑然一身，不知何处为家……一切都象在梦中，美梦还没做完，就被噩梦击碎了。晚上住哪里？吃什么？穿什么？什么都没有了，学校也无法管了，一塌糊涂，我们成了货真价实的难民……好在人还活着，大难不死。
1942年冬天，爸爸离开重庆到兰州去了，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1943年2月，他终于带着他组织的批研究所工作人员动身去了敦煌。那里黄沙漫天，生活苦不堪言，工作更是困难得常人难以想象，但是亲眼看见了那么多神秘绚丽的壁画、彩塑，亲身感受到了一千多年古代艺术的神奇魅力，爸爸完全陶醉了。留着一把大胡子的张大千和他的弟子当时还在莫高窟，后来他走了，临走时和爸爸开玩笑，说留在在敦煌的工作将是“无期徒刑”。但爸爸一点都没后悔自己的选择，敦煌这个艺术宝库太伟大了，保护敦煌石窟、研究敦煌艺术是他梦寐以求的事，哪怕真是无期徒刑，他也下定决心要坚持到底，而且更坚定地要把我们母女、子三个都接过去，在敦煌安家落户。
这次重返敦煌，爸爸对未来充满希望，做了方方面面的准备。他说：“我一定要把千佛洞改造过来，那里没有鸭，没有鹅，我们把鸭和鹅带过去。”他在十轮卡的车头前装了一个竹条编的大笼子，里面是要运到敦煌去的小鸭和一只小鹅，并交代我：“沙娜，每到一站你负责喂它们！”爸爸还带了很多波斯菊的花籽，那时敦煌没有波斯菊，其实这种来自西域的花很适合在那里生长，自从爸爸带去花籽，种下它们，波斯菊就在敦煌扎下了根，长得非常茂盛，非常漂亮。当时条件那么艰苦，工作那么多头绪，爸爸还想着要养鸭、养鹅、种花。生活是多样的，美好的，他热爱生活，追求美好，一心要在戈壁中的敦煌创造像故乡江南那样的好生活。如今，莫高窟绿树成荫，白色、粉红、玫瑰红的波斯菊盛开，看见波斯菊我就想起爸爸，在我的心目中，波斯菊就是爸爸的象征。
在大漠荒烟中，我修行着自己艺术人生阶段没有学历的学业。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在画册上、在美术馆的展厅里再看到自己十几岁时的临摹作品，我依然会怦然心动：少年纯真的激情融入艺术殿堂神圣的氛围，会迸发出多么灿烂的火花！如西魏285窟的那几个力士，我画得那么随意，那么传神，线随感受走，笔触特别放得开，颇有些敦煌壁画的韵味。当时别人的评价是：我画得不比大人差。爸爸看了也很高兴，不断地鼓励我。
飞机在震耳的轰鸣声中起飞了。我平生次坐飞机，遭遇比坐公交汽车更强烈的头晕，恶心，难过得没法忍受。天哪！我怎么办？离开了爸爸，离开了嘉陵，离开了吕爸爸，离开了敦煌……我终于爆发了，不管不顾地嚎啕大哭起来。坐在旁边的叶丽华轻轻拍拍我的手：“沙娜，沙娜，
What’s the matter? What’s the matter?
（你怎么了？）”我没有回答她，越哭越凶，情感极度的失落与身体极度的不适搅在一起，哭声与飞机的轰鸣声搅在一起，我就这样一路哭泣着，走进了那个陌生的国度，走进了另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在少年时期就多次听爸爸讲起梁先生，在美国的时候也曾听人说：设计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的过程集合了世界各国秀的建筑师，代表中国参加这项设计的就是梁思成。可是尽管久闻大名，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本人，所以那天爸爸叫我“好好陪这两位老人”
，我心里特别高兴。
1951年春季的那一天，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如约来到了午门，我跟着爸爸一起去接他们。其实当时梁先生和林先生都不老，也就是四十多岁的样子，可他们是我的长辈，又博学多才声名远扬，二十岁的我也就把他们视为老人了。梁先生个子不高，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魁梧，见面给我的印象是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头儿”。林徽因先生是著名的才女加美女，气质高雅，但已经病得非常瘦弱，爬台阶走两步就得歇一歇，我就更把她当老人小心扶持了。
初次见面，林先生很亲切地和我聊了聊，她说我在敦煌住的那些年一定学了不少东西。她知道我刚从美国回来，又问我在那里怎样，我就简单讲了自己先到波士顿、后到纽约的经历，他们曾经在美国求学多年，话题从敦煌扯到美国，一下子彼此都感到很熟悉了。我们慢慢走着，一路走一路聊，梁先生也不时插话，谈得挺投缘。
我在什么学历都没有的情况下，忽然得到清华大学这样一所中国知名大学的聘任，感到非常意外，受宠若惊。直到现在我还认为：如果不是在那个百废待兴的特定的年代，不是因为德高望重的梁林二位先生不拘一格的推荐，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这个意外的机缘改变了我的一生。我没有再去中央美院上学，走绘画的路，而是从此转向工艺美术，转向艺术设计，并从事了艺术设计教育一辈子。
时光的流逝没有使人们将梁思成、林徽因（图08）两位先生淡忘，而是随着历史的进展更加尊敬他们，颂扬他们功不可没。我是从二位先生身边走出来，踏入自己的人生的。随着阅历的增长，我像骆驼反刍一样一点点加深着对他们的理解，对其学术观点的了解。一步步体会着他们的伟大。
作为工艺美术教育和设计者，如果对本国传统文化的渊源蒙昧无知，不重视继承发展，就无法延续文化的血脉，只会空虚迷茫地随波逐流，以致一切化为乌有。当今的世界已经开始意识到：文化艺术“愈是民族的才愈是世界的”，而艺术上的所谓国际化或“与国际接轨”势必导致民族文化艺术的可悲覆没！
虽然已经知道了妈妈的境遇，但我真正再见到她时，还是大吃了一惊。印象里，妈妈长相漂亮、打扮入时、谈笑风生，眼前这个脸色苍白、头发蓬乱、面无表情的老女人怎么会是她呢？我妈妈的满头卷发哪里去了？浪漫生动的表情哪里去了？这就是当年那个把我从巴黎带回祖国，在贵阳死里逃生、在重庆憧憬安宁的母亲吗？我觉得恍惚，像在做梦。
失散多年的亲生母女终得相见，照理说应该很激动，但那天我们都没有激动，妈妈没掉眼泪，我也没掉眼泪。只记得妈妈说：“沙娜，我对不起你们……可是你不能只怨我一个人，你爸爸也有责任。”后来又说了一句：“现在我也很苦，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一失足成千古恨！”整个见面的过程我什么话都没说，但是我从此对她再无嗔恨，只有同情。
命运把我推上了工艺美院院长的位置，千斤重担落到了我肩上。我深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是当时的一所全国性艺术设计院校，能不能办好这所学校事关重大，而我，行吗？……回顾当初，也许是父辈勇于献身的血性遗传起了作用，也许是当年艰苦的沙漠生活给了我披荆斩棘的胆量，当我知道没有退路、只能迎头而上的时候，我就豁出一切，全力以赴地把这副重担挑起来了。所幸的是我任职的这十五年间，正值国家处于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中央工艺美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几任院党委书记计惜英、周显东和昭隆都和我配合得很好，老前辈们和同辈的同事们也大力支持我的工作。那时各专业系的主持者都是我的同龄人，经历过下放劳动，受过“文革”的磨砺，对发展专业教育有着同样的执著精神，一心要为工艺美院再创辉煌。他们支持学院在改革开放中抓住机遇所做的各项举措，所以凡在院务会议通过的事我都能放开胆子干起来，学院很快在学科建设的规模、体制以及教学秩序等方面都得到了顺利发展。
回顾我这辈子做出的成果，图案教学也好，设计也好，包括20世纪50年代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和敦煌艺术的基本精神都是分不开的。爸爸对我的作品一直很关注，后来我才发现他收集我的作品照片，在民族宫我设计的那个铁门的照片上他特意注明“沙娜设计”，仔细保存下来；工艺美院盖好新的教学楼后我办展览，他马上就要去看，也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爸爸曾经亲笔写信对我说：
“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也应该把敦煌的东西渗透一下的时候了。”（图22）我觉得自己多年来有意无意地都在作品中渗透着
“敦煌的东西”，即我们民族的、传统的文脉和元素。有了它，我们创新也好，搞任何设计也好，才会是我们中国民族的艺术。我在上图案课的时候把握的就是两方面：民族的传统和大自然的真善美。我尤其深刻地理解了50年代周恩来总理提出来的、梁思成林徽因等前辈们奉为宗旨不停阐述的艺术创作原则——“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就是文化延续的文脉，一种民族性的、血液里的东西。
一定要继承民族文化传统，不能数典忘祖，这正是促使爸爸从法国回到祖国，奔向敦煌并追寻一生的神圣动力！
从院长职务退下来，卸下了繁重的日常行政事务负担，生活理应轻松下来。但是在我的记事本上，做过的、要做的事情依然一页一页记得满满的。这些年，我作为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多次外出到各地开展调研；中国申办北京奥运，组办奥运的过程中，受聘参加了会徽、吉祥物等一系列设计评选；作为第五届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要参加相关的活动，还有工艺美术作品评奖、工艺美术大师评选，主编《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印染织绣卷》，等等，社会工作一项接一项，直到我2003年从学校正式退休以后，这种情况也没有改变。
我有一个习惯，不论在国内国外、南方北方，闲暇散步的时候，目光都会不由自主地投向路边草丛，寻找“幸运草”。那种被称作酢浆草、苜蓿草或车轴草的野草一般有三个心形叶片，偶尔发现有四片叶的，就是人称的“幸运草”了。据植物学的说法，这种植物变化的几率是十万分之一，可是我遇到的几率比这要高许多，有时在不经意间就会有收获。
应该说，我确实是幸运的。我有一个被称为“敦煌守护神”的父亲，父亲又把我带到了佛教艺术的圣地敦煌。我得天独厚地在千年石窟艺术精神的哺育下长大，又得以在中央工艺美院的校园内与数十年的老同事、老朋友共同在更广阔的天地间历练、驰骋。在我八十年的生活中，有苦有乐，有荣有辱，有与亲人的悲欢离合，有为理想的奋斗献身。然而在我快要走到人生边上的时候，还有那么多该做的事、想画的画在等着我，如果今天让我在吹熄蜡烛之前许一个愿，我的愿望就是：希望继续采到“幸运草”，让我好好为祖国、为党、为人生做完自己应该做的事，没有遗憾地走完今生幸运的路。
媒体评论：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浪漫之都巴黎，空气都渗透着艺术气息。在那里，爸爸妈妈度过了他们充满爱情与理想的青年时代，我度过了欢乐无忧的童年。在安适的环境和幸福的心境下，爸爸于1934年创作了油画《画家家庭》（图24），他用考究的蓝绿色调和细腻的笔法，真切地描绘出静谧祥和的家庭气氛。画中突出了妈妈穿着中式旗袍的东方妇女形象，也表现了他自己作为成功的青年画家手握画具、踌躇满志的神情；而倚在妈妈怀抱中的我，受宠之态更被满怀爱意的爸爸刻画得惟妙惟肖。此画在巴黎的春季沙龙获得了银质奖，成为爸爸那个时期存留下来的珍贵代表作。
我们一无所有了！妈妈准备布置新家的床单、窗帘，给爸爸带回来的那么多画，瞬间全都被炸光了！曾经拥有的转瞬间化为乌有，我们孑然一身，不知何处为家……一切都象在梦中，美梦还没做完，就被噩梦击碎了。晚上住哪里？吃什么？穿什么？什么都没有了，学校也无法管了，一塌糊涂，我们成了货真价实的难民……好在人还活着，大难不死。
1942年冬天，爸爸离开重庆到兰州去了，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1943年2月，他终于带着他组织的批研究所工作人员动身去了敦煌。那里黄沙漫天，生活苦不堪言，工作更是困难得常人难以想象，但是亲眼看见了那么多神秘绚丽的壁画、彩塑，亲身感受到了一千多年古代艺术的神奇魅力，爸爸完全陶醉了。留着一把大胡子的张大千和他的弟子当时还在莫高窟，后来他走了，临走时和爸爸开玩笑，说留在在敦煌的工作将是“无期徒刑”。但爸爸一点都没后悔自己的选择，敦煌这个艺术宝库太伟大了，保护敦煌石窟、研究敦煌艺术是他梦寐以求的事，哪怕真是无期徒刑，他也下定决心要坚持到底，而且更坚定地要把我们母女、子三个都接过去，在敦煌安家落户。
这次重返敦煌，爸爸对未来充满希望，做了方方面面的准备。他说：“我一定要把千佛洞改造过来，那里没有鸭，没有鹅，我们把鸭和鹅带过去。”他在十轮卡的车头前装了一个竹条编的大笼子，里面是要运到敦煌去的小鸭和一只小鹅，并交代我：“沙娜，每到一站你负责喂它们！”爸爸还带了很多波斯菊的花籽，那时敦煌没有波斯菊，其实这种来自西域的花很适合在那里生长，自从爸爸带去花籽，种下它们，波斯菊就在敦煌扎下了根，长得非常茂盛，非常漂亮。当时条件那么艰苦，工作那么多头绪，爸爸还想着要养鸭、养鹅、种花。生活是多样的，美好的，他热爱生活，追求美好，一心要在戈壁中的敦煌创造像故乡江南那样的好生活。如今，莫高窟绿树成荫，白色、粉红、玫瑰红的波斯菊盛开，看见波斯菊我就想起爸爸，在我的心目中，波斯菊就是爸爸的象征。
在大漠荒烟中，我修行着自己艺术人生阶段没有学历的学业。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在画册上、在美术馆的展厅里再看到自己十几岁时的临摹作品，我依然会怦然心动：少年纯真的激情融入艺术殿堂神圣的氛围，会迸发出多么灿烂的火花！如西魏285窟的那几个力士，我画得那么随意，那么传神，线随感受走，笔触特别放得开，颇有些敦煌壁画的韵味。当时别人的评价是：我画得不比大人差。爸爸看了也很高兴，不断地鼓励我。
飞机在震耳的轰鸣声中起飞了。我平生次坐飞机，遭遇比坐公交汽车更强烈的头晕，恶心，难过得没法忍受。天哪！我怎么办？离开了爸爸，离开了嘉陵，离开了吕爸爸，离开了敦煌……我终于爆发了，不管不顾地嚎啕大哭起来。坐在旁边的叶丽华轻轻拍拍我的手：“沙娜，沙娜，
What’s the matter? What’s the matter?
（你怎么了？）”我没有回答她，越哭越凶，情感极度的失落与身体极度的不适搅在一起，哭声与飞机的轰鸣声搅在一起，我就这样一路哭泣着，走进了那个陌生的国度，走进了另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在少年时期就多次听爸爸讲起梁先生，在美国的时候也曾听人说：设计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的过程集合了世界各国秀的建筑师，代表中国参加这项设计的就是梁思成。可是尽管久闻大名，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本人，所以那天爸爸叫我“好好陪这两位老人”
，我心里特别高兴。
1951年春季的那一天，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如约来到了午门，我跟着爸爸一起去接他们。其实当时梁先生和林先生都不老，也就是四十多岁的样子，可他们是我的长辈，又博学多才声名远扬，二十岁的我也就把他们视为老人了。梁先生个子不高，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魁梧，见面给我的印象是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头儿”。林徽因先生是著名的才女加美女，气质高雅，但已经病得非常瘦弱，爬台阶走两步就得歇一歇，我就更把她当老人小心扶持了。
初次见面，林先生很亲切地和我聊了聊，她说我在敦煌住的那些年一定学了不少东西。她知道我刚从美国回来，又问我在那里怎样，我就简单讲了自己先到波士顿、后到纽约的经历，他们曾经在美国求学多年，话题从敦煌扯到美国，一下子彼此都感到很熟悉了。我们慢慢走着，一路走一路聊，梁先生也不时插话，谈得挺投缘。
我在什么学历都没有的情况下，忽然得到清华大学这样一所中国知名大学的聘任，感到非常意外，受宠若惊。直到现在我还认为：如果不是在那个百废待兴的特定的年代，不是因为德高望重的梁林二位先生不拘一格的推荐，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这个意外的机缘改变了我的一生。我没有再去中央美院上学，走绘画的路，而是从此转向工艺美术，转向艺术设计，并从事了艺术设计教育一辈子。
时光的流逝没有使人们将梁思成、林徽因（图08）两位先生淡忘，而是随着历史的进展更加尊敬他们，颂扬他们功不可没。我是从二位先生身边走出来，踏入自己的人生的。随着阅历的增长，我像骆驼反刍一样一点点加深着对他们的理解，对其学术观点的了解。一步步体会着他们的伟大。
作为工艺美术教育和设计者，如果对本国传统文化的渊源蒙昧无知，不重视继承发展，就无法延续文化的血脉，只会空虚迷茫地随波逐流，以致一切化为乌有。当今的世界已经开始意识到：文化艺术“愈是民族的才愈是世界的”，而艺术上的所谓国际化或“与国际接轨”势必导致民族文化艺术的可悲覆没！
虽然已经知道了妈妈的境遇，但我真正再见到她时，还是大吃了一惊。印象里，妈妈长相漂亮、打扮入时、谈笑风生，眼前这个脸色苍白、头发蓬乱、面无表情的老女人怎么会是她呢？我妈妈的满头卷发哪里去了？浪漫生动的表情哪里去了？这就是当年那个把我从巴黎带回祖国，在贵阳死里逃生、在重庆憧憬安宁的母亲吗？我觉得恍惚，像在做梦。
失散多年的亲生母女终得相见，照理说应该很激动，但那天我们都没有激动，妈妈没掉眼泪，我也没掉眼泪。只记得妈妈说：“沙娜，我对不起你们……可是你不能只怨我一个人，你爸爸也有责任。”后来又说了一句：“现在我也很苦，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一失足成千古恨！”整个见面的过程我什么话都没说，但是我从此对她再无嗔恨，只有同情。
命运把我推上了工艺美院院长的位置，千斤重担落到了我肩上。我深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是当时的一所全国性艺术设计院校，能不能办好这所学校事关重大，而我，行吗？……回顾当初，也许是父辈勇于献身的血性遗传起了作用，也许是当年艰苦的沙漠生活给了我披荆斩棘的胆量，当我知道没有退路、只能迎头而上的时候，我就豁出一切，全力以赴地把这副重担挑起来了。所幸的是我任职的这十五年间，正值国家处于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中央工艺美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几任院党委书记计惜英、周显东和昭隆都和我配合得很好，老前辈们和同辈的同事们也大力支持我的工作。那时各专业系的主持者都是我的同龄人，经历过下放劳动，受过“文革”的磨砺，对发展专业教育有着同样的执著精神，一心要为工艺美院再创辉煌。他们支持学院在改革开放中抓住机遇所做的各项举措，所以凡在院务会议通过的事我都能放开胆子干起来，学院很快在学科建设的规模、体制以及教学秩序等方面都得到了顺利发展。
回顾我这辈子做出的成果，图案教学也好，设计也好，包括20世纪50年代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和敦煌艺术的基本精神都是分不开的。爸爸对我的作品一直很关注，后来我才发现他收集我的作品照片，在民族宫我设计的那个铁门的照片上他特意注明“沙娜设计”，仔细保存下来；工艺美院盖好新的教学楼后我办展览，他马上就要去看，也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爸爸曾经亲笔写信对我说：
“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也应该把敦煌的东西渗透一下的时候了。”（图22）我觉得自己多年来有意无意地都在作品中渗透着
“敦煌的东西”，即我们民族的、传统的文脉和元素。有了它，我们创新也好，搞任何设计也好，才会是我们中国民族的艺术。我在上图案课的时候把握的就是两方面：民族的传统和大自然的真善美。我尤其深刻地理解了50年代周恩来总理提出来的、梁思成林徽因等前辈们奉为宗旨不停阐述的艺术创作原则——“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就是文化延续的文脉，一种民族性的、血液里的东西。
一定要继承民族文化传统，不能数典忘祖，这正是促使爸爸从法国回到祖国，奔向敦煌并追寻一生的神圣动力！
从院长职务退下来，卸下了繁重的日常行政事务负担，生活理应轻松下来。但是在我的记事本上，做过的、要做的事情依然一页一页记得满满的。这些年，我作为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多次外出到各地开展调研；中国申办北京奥运，组办奥运的过程中，受聘参加了会徽、吉祥物等一系列设计评选；作为第五届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要参加相关的活动，还有工艺美术作品评奖、工艺美术大师评选，主编《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印染织绣卷》，等等，社会工作一项接一项，直到我2003年从学校正式退休以后，这种情况也没有改变。
我有一个习惯，不论在国内国外、南方北方，闲暇散步的时候，目光都会不由自主地投向路边草丛，寻找“幸运草”。那种被称作酢浆草、苜蓿草或车轴草的野草一般有三个心形叶片，偶尔发现有四片叶的，就是人称的“幸运草”了。据植物学的说法，这种植物变化的几率是十万分之一，可是我遇到的几率比这要高许多，有时在不经意间就会有收获。
应该说，我确实是幸运的。我有一个被称为“敦煌守护神”的父亲，父亲又把我带到了佛教艺术的圣地敦煌。我得天独厚地在千年石窟艺术精神的哺育下长大，又得以在中央工艺美院的校园内与数十年的老同事、老朋友共同在更广阔的天地间历练、驰骋。在我八十年的生活中，有苦有乐，有荣有辱，有与亲人的悲欢离合，有为理想的奋斗献身。然而在我快要走到人生边上的时候，还有那么多该做的事、想画的画在等着我，如果今天让我在吹熄蜡烛之前许一个愿，我的愿望就是：希望继续采到“幸运草”，让我好好为祖国、为党、为人生做完自己应该做的事，没有遗憾地走完今生幸运的路。
……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