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94177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力作，樊纲、易纲、吴晓灵、许善达、蔡昉等主编，吴敬琏先生作序推荐
撰写本书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是具有国内一流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并且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一批著名经济学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走过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有些人还从政策的建言者成了政策的制定者和实践者。该书的文章既有理性的思考，也有激情的辩论。无论是写自己所经历的事，还是评述中国经济某一方面的变革，读者都会从中感受到每一位经济学人求真务实的探索精神、睿智审慎的学术思考和崇高凝重的历史责任感。
在该书中，经济学家们着重探讨了改革的历史背景、理论借鉴、宏观调控、财税体制、金融创新、国企改革、社会保障、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债务、汇率机制、扶贫助弱、乡村振兴、国际经贸关系及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角色等议题。本书既有较强的学术性，又兼具广阔的政策分析视角，展现了较高的理论政策水平和强烈的价值关怀。
序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理论探索与改革实践携手前进吴敬琏 / 001
篇 我与中国经济50人论坛
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与高质量发展 白重恩 / 005
一晃二十年 樊 纲 / 017
知识创新与知识分享 胡鞍钢 / 027
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与我的学术研究 江小涓 / 041
二十年点滴 李 波 / 055
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启示 刘 伟 / 067
我与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三件事 钱颖一 / 077
我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 盛 洪 / 089
一个精彩纷呈的大讲堂 宋晓梧 / 095
参加中国经济50人论坛活动的两三事 王一鸣 / 105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桌签想到的 夏 斌 / 117
回忆我参加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三次活动 许善达 / 123
第二篇 二十年助力中国经济发展
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及其意义 蔡 昉 / 137
我经历的金融体制改革二十年 曹远征 / 153
“第三只眼”看汇改：政策和市场的逻辑 管 涛 / 17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八个关键性问题 韩 俊 / 187
中国经济何时赶超美国的早预测 韩文秀 / 207
企业部门债务率的变化趋势及风险因素 贺力平 / 219
二十年金融风险大轮回 黄益平 / 239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什么样子——以广东省顺德市为例 李晓西 / 253
改革是中国的出路 李 扬 / 269
如何理解经济增长阶段转换 刘世锦 / 285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历史逻辑与中国作用 隆国强 / 301
中美经贸关系：伙伴、对手还是敌手 楼继伟 / 311
我亲历的2000年有色金属工业管理体制改革 马建堂 / 323
扶贫助弱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永恒主题 汤 敏 / 335
再接再厉，为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出谋划策 魏 杰 / 347
如何认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汪同三 / 361
积跬步以致千里：从预算监督看社会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 吴晓灵 / 381
参与两次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咨询决策的回顾 谢伏瞻 / 393
从主体功能区到生态文明 杨伟民 / 409
主动有序扩大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 易 纲 / 425
中国应该加速国际收支结构的调整 余永定 / 437
我是如何认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 张维迎 / 451
改革四十年来在方法论上的成功经验 郑新立 / 463
附 录
附录1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名录 / 473
附录2 中国经济50人论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名录 / 477
附录3 中国经济50人论坛二十周年大事记 / 479
改革开放四十年：
理论探索与改革实践携手前进
吴敬琏
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现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荣誉成员，《比较》辑刊、《洪范评论》主编。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研究员，耶鲁大学、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客座研究员或客座教授，国际经济学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IEA）执行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十一五”和“十二五”国家规划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北京乐平基金会发起理事，阿拉善生态基金理事会理事长。
1984—1992 年五次获得中国经济学的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0 年、2005 年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大学分别授予他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2004年国际管理学会（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Management, IAM）授予他“杰出成就奖”。2005
年获“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2011 年国际经济学会授予他荣誉会长称号，以表彰他对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及中外学术交流的杰出贡献。
吴敬琏倡导并努力推进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是“整体改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关于比较体制分析和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回首这一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理论探索与改革实践携手共进的过程。改革开放，首先是观念的开放。思想不改变，行动就无法调整，改革思想不断演变和清晰，正是推进改革实践的基础。凡是理论探索和改革实践配合得好的时候，改革就能取得比较大的进展，对发展的正面效应也比较大；反之，改革和发展就容易遭到挫折。每当改革开放在方针、政策和思路上需要进行重大抉择之时，无一例外，都伴随着改革理论的热烈讨论。正确思想之光照亮了未来的道路，使改革开放能够避开险阻，走上坦途。
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资源
理论探索与改革实践之间保持这种紧密的正相关关系并非偶然，而是与人类活动具有自觉性的本质特点有关。马克思曾经用建筑师和蜜蜂的比喻形象地描述人类活动的这个特点，他说：“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 a
任何国家的经济体系都是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巨系统，因此，体制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它的目的，是要改变制度安排，理顺激励机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改革者就必须对改革对象的状况和演变规律有深切的了解，对自己的行动有一定的规划，而不能像心灵手巧的农夫打造家用物件那样，“草鞋无样，边打边像”。
那么，这种在改革行动之前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中国传统教科书的回答倒也简单明快，“从实践中来”，叫作“先投入战斗，然后便见分晓”。但是这样一来，改革的行动就缺乏明确的目标，甚至容易变成盲动。其实这里存在一个对人类认识来源和个体认识来源混淆的问题。说人类的认识都来源于实践，这大概是不错的，但是对每一个个体或者每一代人来说，不能局限于自身的亲见亲知，而要借助于语言这一强大的工具，把人类历代的认识成果传承下来，这样才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观察世界和改变世界。所以，还是恩格斯说的正确：“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b为了找到正确的改革道路，就必须立足于本国实际，认真学习和鉴别前人的理论成果，形成自己的改革理论，并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制定改革的方针、方案和实施方略。
问题在于，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不能不启动改革开放时缺乏必要的理论储备。1976年，一些不满于极“左”路线倒行逆施的领导人采取果断措施结束“文化大革命”和“全面专政”，为中国发展赢得了新的机会。当时的中国社会濒于溃败，启动改革、救亡图存变得十分急迫，然而由于“左”的路线的钳制，思想市场被强制关闭，以及与国际学术界的长期隔绝，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陷于荒芜衰退的困境，理论界和思想界很难承担起为改革开放提供学理基础的重任。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的策略是“摸着石头过河”
“走一步，看一步”。中国派出了大批考察团出国考察，借鉴外国的发展经验，引入别人的成功做法，例如设立对外开放特区等。这些举措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经济增长也开始止跌回升。但是，这只是一些局部性的改进。事实上，如果不对过去的错误理论和错误政策进行认真的反思，就不可能变革封闭僵化的体制，也很难走出一条持续稳定发展的新路。
1978年中期，在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的领导和组织下，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为开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广泛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运动在极“左”路线的思想禁锢和舆论钳制的铜墙铁壁上打开了一个缺口，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讨论和研究开始活跃起来。不少学者努力通过汲取经济学的新成果和频繁的国际交流c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年轻经济学家也陆续参加进来。经济学家群体积极参与了80年代改革目标模式的讨论，也助推了90年代的改革重启。
90年代中期开始的经济体制的整体改革，对经济理论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刘鹤、樊纲、易纲等经济学界有识之士在1998年发起组织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论坛成为经济学界汇聚思想、探讨问题、提出政策建议的一个重要平台。
社会经济现象复杂多变，常常显得扑朔迷离，人们难以看清真相和掌握规律。在这种“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境况下，论坛学术委员会在组织研讨时特别注意了不因观点分歧而排斥持有不同意见的学者，包括持有偏激意见的学者，这使论坛能够保持惠风和畅的讨论气氛并达到集思广益的目的。
中国经济学家不仅围绕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改革面临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展开了研究讨论，也为中国改革思路、重要领域改革政策制定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改革开放正未有穷期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既高屋建瓴地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又谨慎务实地规划了经济、治理、文化等多方面改革的具体步骤，是一个思想缜密、措施得当的纲领性文件。因此，它受到朝野内外的普遍赞誉和支持。
不过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通过一个好的决议并不意味着改革立即大功告成。全面深化改革必然面临种种阻力和障碍，它们既来自旧的意识形态，也来自权力寻租特殊既得利益者，还有来自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面对这些阻力和障碍，必须像中共十八大以来一再重申的那样，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努力地推进。
改革开放四十年，尽管有波折甚至回潮，但历史的大逻辑决定了它还是要沿着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取向前行。回首四十年，经济改革的主题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不断调整，是沿着“商品经济为辅”到“决定性作用”的方向前进。凡是市场取向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时期，经济社会都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人民生活质量也有显著提升。但有时会囿于旧有的概念和口号，出现摇摆甚至倒退；也会以文件落实文件，在原地踏步，走了弯路甚至回头路还茫然不觉。这种状况必须得到改变。当出现这些负面现象的时候，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消除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效率的提高、结构的改善和发展的持续。
从经济改革来说，我们就面临着坚决执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总体规划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仍然是改革的核心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从政治、经济、法治等多方面下手。保护产权、厉行法治都是题中应有之义。目前仍然存在的大量行政保护、政商勾结以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也必须通过竞争政策的完善和执法体系的加强加以消除。
第二，党政领导机关要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和提供有效公共服务等方面认真负起自己的责任。当前政府在“放管服”改革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现在需要注意的，一是要防止回潮，二是改革要继续向纵深发展，更大范围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和政府职权正面清单，真正做到“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第三，国有企业改革要力求披荆斩棘，通过深水区。目前国有企业依然掌握着大量重要的经济资源，并且在许多行业中处于垄断地位。保持和强化这种格局难免会压缩其他经济成分的生存空间，妨碍公平竞争市场的形成，并使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难以提高。如何根据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要求实现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并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实现国有企业管理从“管人管事管资产”到“管资本为主”的转变，还有一系列认识问题和实际问题需要解决。
第四，继续推动对外开放，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开放促改革的发展是中国改革的一条基本经验。在当前反全球化的潮流在个别群体中流行的情况下，中国必须积极落实中国领导人向国际社会提出的倡议，反对各种保护主义，放宽外资市场准入，促进公平竞争，建设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自贸试验区是具有全局意义的试验，其重大意义并不在于给予某些地区政策优惠，而在于营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进一步释放开放红利。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一再证明，改革实践需要改革理论的指引和支撑，理论和实践必须携手共进。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立二十年来，论坛同人秉承公益性、独立性的理念，聚焦政策研究，对于中国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都能有声、有为，贡献自己的一份思想力量。在今后的改革开放征程中，我们仍将秉持论坛成立时的初心，兴独立思考，引源头活水，纳百川入海，为人民再立新功。
总之，改革正未有穷期，让我们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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