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74155
著名经济学家、十三五规划委员会委员周其仁教授*力作。
中国经济前景和未来走向如何？突围的方向在哪里，突围的路径是什么？周教授把脉中国经济，解读改革的当下与未来路径。
聚焦创新、新经济、改革的穿透力和方向等广受关注的话题，客观、深入、清晰、透彻。
关于中国经济的当下与未来怎么走，读这本书就够了。
创新突围、改革突围，周其仁教授的这个观点引起了众多关心中国经济前景和未来走向的人的热议。改革需要穿透力，中国经济需要突围。那么，突围的方向在哪里，突围的路径是什么样的？在这本书里面，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政策的重大影响者周其仁把脉中国，解读改革的当下与中国经济的未来。
关于创新、改革和中国经济未来走向，人们已经有了很多的讨论。其中*关键的，便是关于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在高速增长后，企业、产业以及市场，面临很大挑战，如何深化改革、如何解决改革中的创新问题，则成为焦点。
改革如何突围？
以“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为理念的周其仁教授，多年来，深入研究中国的改革现状，走进企业，和企业家管理者们密切讨论，也考察全球各国和地区的发展态势，总结经验，从当前面临的国际形势，到国内遭遇的问题，从产权的改革、城市化的下一步发展、体制成本的变化影响经济的前景、创新如何助力未来等不同的角度，寻求中国经济突围的方向和路径。
序言 增强改革穿透力 / V
章 改革下一程
国家能力再定义 / 003
确权不可逾越 / 010
让更多人在改革中受益 / 015
“接着石头”过河 / 021
盈利的国企为什么还要深改？ / 028
第二章 经济看大势
经济困局与突围 / 041
体制成本看中国 / 053
高速增长可以持续吗？ / 070
英雄不问出处，钱财要有来路 / 075
改革突围、创新突围—2017年的中国经济 / 084
第三章 城乡瓶颈
城市化下一程 / 119
统筹思考农民进城与农地改革 / 126
城市化与改革 / 133
一场不可逆转的变革 / 141
权力被滥用，才更需要产改 / 157
农村产改两题：长久不变与便利流转 / 165
善用城市，建设农村 / 170
第四章 创新的逻辑
靠什么摆脱平庸的增长？ / 177
聚集创新元素的浓度 / 182
对待知识的态度—访以色列的一点感受 / 187
一个经济学人眼中的未来 / 191
用互联网惠及更多人口 / 206
“想法”的生产 / 215
创新上下行 / 225
第五章 网约车之辩
创新始于法外 / 241
创新难过利益关 / 246
城市交通的难题恰是移动互联应用的机会 / 255
网约车四年评 / 262
城市享用的服务，非“本市户籍人口”才能供应吗？ / 270
第六章 师友情
杜老风范—一个受教后生的回忆 / 275
神采飞扬杜瑞芝 / 294
广西路上悼念科斯 / 304
为什么金融观念很重要 / 307
为贯中序 / 313
真实又痛快的时代记录.—为蔡晓鹏新作序 / 319
跋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汪丁丁 / 325″”
序言
增强改革穿透力
改革是全球潮流，现在很多国家都举改革的旗帜。但是不同国家的改革很不一样，其中大国改革有其特殊性，那就是大国层次多、发展不平衡，形成改革共识很不容易，贯彻改革决定也更困难。但是另外一面，大国改革一旦得到落实，改革红利极为可观。研究大国改革，重要的是研究如何形成共识，并让改革真正落地。这中间有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穿透力。好不容易形成改革共识，也做出了改革决策，但能不能穿透上上下下多个层次？
这是一个挑战。大国所以叫大国，就是从顶层到底层要经过千山万水。大国底层的改革经验以及底层的努力奋斗，要进入顶层设计，千山万水还要加上万水千山。能不能实现双向穿透，是我们回顾 2014年、观察2015年中国改革形势时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治国的决定，大家都认为正确。如果说还有什么担心和犹豫，那就是这些决定能不能得到有效贯彻，能不能实现有效穿透。这种穿透是双向的，不单单是顶层决定穿透到底层，还包括底层的实际情况、底层创造的改革经验穿透到上层。穿透力如何，对大国改革具有决定意义。那么，如何增强中国改革的穿透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个人认为以下几点，或许有助于增强中国改革的穿透力。
，改革目标要清晰而简单。目标清晰、简单，穿透力才会强。以经济领域为例，目标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决定性作用。这是总纲，带动方方面面，包括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就是民主与法治，特别是把公权力关进制度化约束的笼子，形成国家的法治轨道，以动员更多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治理。市场、民主、法治，这几个目标足够简单，不能复杂化，越说越多。中国文化能流传下来的东西其实都非常简单，因为是大国，太复杂的东西难有穿透力。世界上有的民族，思维很复杂，复杂也有复杂的美，但复杂的东西放到中国这样的大国来，很难穿透，从上层到底层，太复杂的东西传着传着就可能变样，难以真正落地。
目标正确，又足够简单、足够清楚，剩下的就是坚持。简单明了的改革目标坚持下去，穿透力才强。不是所有改变都叫改革，改革要有明确的方向，有清楚的内涵，不能来来回回地变，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的。大国改革要有非常简单明确的方向，非常坚持，穿透力才大。
第二，对改革决定和改革目标的各式解读，能减则减，能少则少。因为改革决定是行动纲领，不是一套复杂理论或“说辞”。尤其不需要层层多部门“解读”，本来就不难读，让人们直接读中央《决定》原文，读了就行动。特别不需要复杂化的“解读”，一句变五句，五句变五十句，补丁摞补丁，不知所云，让人无所适从，后啥事也干不成。有些“解读”与《决定》南辕北辙，以哪个为准？还是要以《决定》为准吧。
拿我比较熟悉的土地制度改革而言，中央深改领导小组批准的改革方案，架构本来很清晰：不碰“三条底线”，鼓励地方更多探索、实践和创造，目标则是市场—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但经过各色解读，似乎“底线”成了一个封闭的圈，只能圈里踏步，不得越雷池一步，什么地方探索、市场目标，通通不见了。
那就很难完成改革。出路是减少解读，尤其不要让部门利益、既得利益、过时观念，利用解读之机，把原本正确、清楚、明白的决定，变成一套混杂含糊的信息谜团。大国改革的信息谜团好比雾霾，妨碍穿透。
第三，多交流改革的实践经验。决定正确、简明，但落实做的时候会碰到各种实际情况，到底怎么贯彻才落得了地，还要解决什么新问题？这是增强改革穿透力非常重要的一环。根据我的研究和观察，这方面是薄弱的。中央《决定》来来回回讲了很多次，底层有哪些行动发生了？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发生的吗？哪些可以获得普遍应用的经验？哪些有缺陷？哪些有误差？
其实在底层，有很多往市场方向走的行动，有很多扩大民主法治的行为。举个例子。1999年互联网刚起之时，出现了网络语音通话。当时主管部门认为民间搞的网络通信违背了有关通信法规，结果创新者被没收财产还一度失去自由。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该案时，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于法无据，要求发回重审。这个案件的含义是，凡是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可以也应该给创新行为留下空间。
这是一个好案例。这个案例如果能传递到上层建筑里去，那么反行政垄断也好，增强市场竞争也好，按统一游戏规则来分配利益也好，都会得到实质性推动。都说中国优秀法官不多，优秀律师不多，有现代法治观念的人口数量更不多，但不多归不多，毕竟还是有的，有时候一个反例就有极大的穿透力，抓住这样的实例发动全社会讨论，会增强改革穿透力。
第四，在关键区位形成新体制。现在一般认为我国的产品市场发展得好一点，要素市场发展得弱一点。但是究竟什么才是要素市场？譬如土地市场，并不是每一个村庄都要成为土地交易的场所，因为要素交易及其价格发现，需要在区位上相对集中。新闻里常听到“全球油价”这个词，什么是全球油价，那是在全球决定的吗？不是，其实只是在很小一个区位，即高端石油市场上决定的。要增强中国改革的穿透力，就要抓关键区位即高端市场，因为只要新体制在这些区位站得住、运行得起来，原体制就可以被突破，就会产生很大的放射力和辐射力。
上海自贸区扩大到天津和深圳，当然表现了穿透力。不过似乎还不够有力。为什么上海的金融改革要放到港口仓库区去？放在陆家嘴辐射力不是更大吗？后来加了一句，把自贸区政策部分扩大到浦东新区，希望有关金融服务的政策，不仅仅在贸易港口的仓库区起作用，而要主动扩大到浦东中心城区，并对整个长江流域、南方、全国乃至亚太地区，产生更大的辐射力，这是增强改革穿透力的重要一着。
第五，去掉一些硬障碍。现在强调依法行政，是依现行法律法规行政。但是现行法律法规，有部分内容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冲突。要往市场经济方向走，建设法治国家，不能不触动以往制定的部分法律法规。这里就难免发生摩擦，这是和20世纪80年代早期改革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当下的改革要与修法改法并进。好有一个修法改法的目录单和时间表，如果现存法律法规完全不改，改革就无法推进。
中国在高速增长后面临比较成本优势的新挑战。改革突围、创新突围是躲不过去的事情。
研究大国改革，重要的是研究如何形成共识，并让改革真正落地。这中间有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穿透力。好不容易形成改革共识，也做出了改革决策，但能不能穿透上上下下多个层次？这是一个挑战。大国所以叫大国，就是从顶层到底层要经过千山万水。大国底层的改革经验以及底层的努力奋斗，要进入顶层设计，千山万水还要加上万水千山。能不能实现双向穿透，对大国改革具有决定意义。
创新上下行
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的重叠程度很高，越往将来看，两者越是浑然一体。所以，研究经济不能不关注创新。在经济学上，也早有这项学术传统。不过现在讲创新，比较容易讲得高大上。这有好处，能引起极其广泛的注意，动员更多资源投入创新性活动。不过讲得过于高大上，也可能不利于我们理解创新行为本身
的含义。
探索、发现与尝试，早就占人类行为的一席之地
据《史记》记载，始皇帝想找长生不老药，有个叫徐福的方士迎合上意，称海外有三座神山，他“愿请延年益寿药”。皇帝大乐，派童男童女数千人随之出海求药，结果没了下文。9年后秦始皇再次问起，徐方士报告说上次没成，是因为海中有巨鱼，于是始皇帝加派皇家射手一起出海。不过这回徐福带着船队跑了，据说到了琉球甚至日本本土，“止王不来”，彻底有去无回。
这个故事与今天讲的创新，好像完全不相干。但是不是也有一点元素在里面？我觉得还是有的：人们为获得现实中无但希望有之物，去寻找，去发现。这个元素，怕从还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就开始了，说人类与生俱来，也不为过。
找不来现成的长生不老药，延年益寿的念头是不是就此放弃？没有。人们开始炼丹—既然找不来现成的，那就尝试发明、制造。据记载自东汉始，我国炼丹活动就比较发达。当代有学者认为，“炼丹术是近代化学的起源”。
从寻找、发现到发明，这类活动延绵不断至今。我用这两个故事开头，说明创新元素早就包含在人类行为里，只不过它和迷信、荒诞的胡思乱想一直分不清楚，且探索未知的主要方法是靠经验，靠不断试错摸索，靠归纳总结。西方世界亦然，其古代文明从目前记载看还不如东方。
举航海为例。陆路上有指南针就可以了，沿大陆的近海航行也可以对付，但跨洋航行不但要辨识纬度，更重要的是辨识经度。1714年英国议会通过著名的《经度法案》，由议会设立巨额奖金，征求一种“切实可用的”经度测定方法。当时有两个技术方向：一条是天上路线，那就是读准天上的钟，靠天文学家对星星位置的认知，为在大洋上行进的船队定位；另一条是地上路线，精读地上的钟，由钟表匠制造走时精准的钟表，通过准确的离港时间来确定船队所处经度。这里的关键是，怎么才能有一座精准计时的钟，在颠簸航行途中确保准确报时。终，钟表匠走到了天文学家的前面。英国钟表匠哈里森前后花了32年开发了当时精准的时钟H4，解决了大航海的关键技术难题。
对比H4和古代炼丹，这两个活动都是基于经验，都从实际难题出发，不断摸索、反复试验，直到解决问题。从认知路线看，其实属于同一类别。但是再往后，天文学家所代表的科学家或科学认知路线，开始崭露头角，并走向科技创新的中心舞台。
从长期来看，人口增长离不开技术支撑的经济增长。全人类人口增长一直很平缓，但从希腊罗马时期开始抬升。为什么？希腊城邦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元素，那就是学者们提炼概念，提出命题，经由逻辑推理、对话辩论等一连串思维活动，来猜测世界的本质，理解现象之间的因果关联。这是科学发现的萌芽，开始与技术发明及应用并不相干，但隐含着技术发明另外一个非经验路线的新源泉。罗马人推崇希腊理性，提升了古代文明。其实，差不多同期在我们的春秋战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思想极为了得。不过，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科学驱动创新还远不成气候。
16—17世纪人口曲线才显著上升。相应的，就是第二次农业革命、工业革命、蒸汽机、铁路、飞机、微生物、计算机、原子能、个人电脑等相继爆发，再向上就是基因组、互联网。科技创新加速，概括为一条，就是科学发现替代经验，在创新中越来越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现在我们讲创新，一般要加个定语“科技”，全称是科学技术创新，“科”字当头，很说明问题。
偏偏在从经验创新转向科学驱动这个关节点上，中国与西欧拉开了距离。澳大利亚学者写了一本《极简欧洲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讲到欧洲能走出沉闷的中世纪，有两个时期很重要。
个是15世纪：文艺复兴_言必称希腊。
文艺复兴是对中世纪思想潮流的一种反思。中世纪教会和教皇外加政教合一，禁锢人们思想，人们只能服从权威，服从上帝。一些集聚在意大利的学者和艺术家不满此道，通过研读希腊圣贤著作找到了一条思想解放的出路，那就是文艺复兴。其隐含的意思是，古代希腊学者的见地很了不起，那就不要言必称上帝、言必称教皇、言必称权威了吧。
第二个是17世纪：科学革命——希腊人错了。
文艺复兴提振了人类对自己、对自己头脑的思考能力的信心。“言必称希腊”久了，也激发后人认真思索，希腊人讲的究竟是不是全部正确？这样一来，科学革命就开始了：任何命题和结论，都可以、也应该、后必须且只能经由实验检验！人们发现希腊人讲过的很多话是错的，如希腊人猜测宇宙的本质是水、是土，还有希腊天文学家认为太阳围着地球转。这就开启了科学传统：不管是谁说的，包括自己猜想出来的，都要设计实验来反复检验，通不过的就要被修订或推翻，以此才能逼近真理。
相信这套的人凑到一起，就形成一个科学家共同体，一个科学传统。大家虽然意见不同，但认知规范是一致的，就是用实验来检验猜想到的规律（因果联系）。这与自古就有的经验摸索式的创新之道，有方法论上的不同：基于观察，发现问题，但不是仅靠归纳总结，而是从反常现象找到切入点，突出人脑的长处，想象、猜想、推断，然后经受严格检验。人类认知世界的另一套武功正式形成，那就是科学革命。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科学发现—譬如地球围着太阳转—与流行之见，特别是与教会认可的“地心说”相抵触时，怎么办？这是那个时代不少科学家为纠结的问题。因为原本偏安一隅、备受挤压的基督教后来与世俗权力结盟，成了不容置疑的人类精神禁锢，成了遍布欧洲的教会势力维系既得利益的保护伞。当时教会利用其所控制的《圣经》解释权，开发出一款“赎罪券”，谁买到它就可以赎罪免下地狱，后来甚至让教徒给他们的家人、子孙后代买“赎罪券”。于是民间财富大量流入教会，支撑教廷的腐化和奢靡生活。这时候冒出一位马丁·路德，秉承德国人的较真与执着精神，他修了希腊文、拉丁文，读《圣经》原典，发现《圣经》并没有授权教会垄断解释权，人们信仰上帝也不是非通过教会才成。他打破了教会对《圣经》解释权的垄断，发动了宗教改革。这场改革在政治社会结构上解构了中世纪老欧洲，也在精神方面给科学革命增加了动力。想想看啊，创新首先要有新的想法，要提出新想法，总可以怀疑流行之见吧？要是不敢怀疑，哪来创新？
创新上下行：原理—技术—产品
2016年11月我去德国访学工业4.0，恰逢莱布尼茨去世300年。他在那个年代是一位天王巨星级的科学家，被德国人尊为近代的亚里士多德。他和牛顿各自独立发现的微积分，到今天也是全世界高等教育的必修知识。在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举办的一个讲座上，一位90岁高龄的老教授为我们介绍莱布尼茨，其中讲到莱布尼茨曾研发了台可做加减乘除运算的计算器。老教授一边演示，一边讲解莱布尼茨那么珍惜时间，为什么花十几年去开发这么一台今天看来颇为简单的计算器。他为我们展示了一段德文原话，原来莱布尼茨认为，人不应该从事像计算这样单调重复的工作。这可是300年前德国学者的认知！人要做创造性的工作，主要就是发现世界的规律，认知自然界和社会的工作原理。
然后，为了让科学发现造福人类，就要发明技术。因为原理级别的认识固然重要，但要利用原理解决实际问题，满足实际需要，还要克服一系列技术困难。人类早就看到鸟儿在天空自由飞翔，也早就心向往之，后来又发现了诸如空气动力学这些原理级的知识，但真正要实现飞上天空，还要攻克无数技术难题。再下来就是把技术组合成一个个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产品。这样看，原理、技术、产品，就构成创新的三个环节，形成一个往复运动的闭环。
那么，什么是创新上下行呢？从需要的产品出发，往上走去寻找技术，没有现成技术就发明，再向上琢磨什么道理、什么原理，后推动原理级的科学发现。这是一条上行路。还有一条下行路：从好奇出发，或“为科学而科学”，还根本不知道有没有用、能不能用，先把原理级思维拿出来，然后发明能应用的技术，后做成产品。
下面我们各举一个实例来看何谓创新上下行。
个实例是原子能和原子弹。关于原子能是先有论文的，一位德国学者在1937年发表了论文。过去的炸药基于化学变化，但原子结构特别是原子核没有变。但学者发现，原子核一旦有变，将产生巨大能量。所以，核的裂变与聚变，是先有科学发现，写下原理。这个发现成立不成立呢？学术圈先讨论。至于能不能应用，那还要看条件：法国、英国忙于对付希特勒，它们的原子能科学家，加上从德国跑出来的犹太科学家，后跑到美国，说服罗斯福总统立项“曼哈顿计划”，才解决技术难题。后代产品就是一个“小胖子”，投到日本，促进了“二战”的结束。这是一个从原理到产品，创新下行的经典例子。
上行经典当然首推苹果。乔布斯算不上科学家，但恐怕是产业革命以来好的产品牛人。他对人类的需要、对人们自己也讲不清楚的潜在需要有过人的感知。他还特别坚持产品品质和使用体验，不达极致绝不罢休。苹果模式是从产品出发去找技术、找零配件，以此驱动技术发明，并带动原理级别的科学发现。那就是上行了。
既然有下行也有上行，那么创新行为就有的选，可以上三路向下打，也可以下三路向上打。上面讲到我们中国古代文明很灿烂，学术思想也了得，可惜没有经历西欧中世纪之后的那两个时期，特别缺乏科学传统，以致近代落后挨打，在现代化建设上沦为后来者。这也决定了我们的创新，更重于从需要、产品、结果向上找技术、找原理。这次来深圳学习科创经验，我发现绝大多数故事都是从产品出发向上打，或者用大族激光高云峰董事长的话来说，属于“逆向创新”。我们腾讯的故事，是不是基本也属于上行范畴？不过深圳也开始有了从原理向产品发展的新苗头，像我们将要去访问的柔宇公司，那是先有了论文，有了原理级发现，再解决技术难题，后做成产品的地方。往未来看我们国家的创新，上行方兴未艾，下行崭露头角，越来越有看头。
四大动力，缺一不可
其实不论科学发现、技术发明，还是产品设计制造，还原到行为的动力，就是《富足》那本书里提到的四大动机。个动力是好奇。这是人的天性里头就有的，人是万物之灵，天生就有这个偏好。第二个动力是财富。开发一个产品、一门技术，或发现一个原理，如果可以带来财富和自由，这是一个非常普遍且强有力的动力。第三个动力是恐惧，书中主要讲国家安全。罗斯福为什么搞“曼哈顿计划”？因为恐惧—要是希特勒先掌握了原子弹，“二战”命运可能是另外一个模样。其实军备竞赛既是经济竞赛，又是科技竞赛，这是推动科创的非常重要的力量。以色列、美国硅谷还有波士顿创新面对的需求，并不仅仅限于市场需求，还有国防需求。第四个动力叫人生意义。这就比较讲情怀，人生要有个意义，要给世界留点有意义的东西。
科创发力，哪一个动力也不能少。科学发现从根本上由人类的好奇心支撑，但科学家也要吃饭、生活，实验要有设备，在还没发现成果之前要有持久的投入。这就需要财富，才可以动员千军万马转到发现和发明。至于所谓的恐惧，其实是群体、国家之间竞争的派生物，其直接出发点并不是创造财富，而是安全保障和有效威慑，尽可能拥有人无我有的撒手锏。后，通常在前三项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总有一些人追求人生意义，希望给世界留下有价值的贡献，其中就包括发现与发明。
这四大动力，或强或弱，在哪里也总是有的，不过受具体条件限制，动力的配置、发挥、组合的状态有所不同。我们讲打通科技创新的经脉，首先是在现实约束下，恰当配置动力，选择合适组合。这个方面也要借鉴他国经验。比如以色列，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都小，但教育根基厚、科学人才优秀，集中于原理级发现和关键技术开发，在前沿尖端科研领域占一席之地，产品和产业就借助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市场。
2015年访学以色列，去之前我有一个疑问，以色列人那么信上帝，怎么同时做到科创能力位居全球前列？去了听一位拉比讲解，原来犹太教的《圣经》里说，犹太人是上帝选来与上帝角力的—那就可以与上帝掰手腕，而不仅仅是顶礼膜拜、下跪磕头。这是以色列创新能力的精神源泉。他们普遍重教育，但看重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是敢于发问、追问不止的探索精神。据说犹太母亲见孩子放学，会问孩子“今天在学校问了什么好问题”。
美国作为创新强国，动力配置更为齐全。那里一流大学多，科研实力强，资本雄厚，金融服务健全，还在全球争霸中形成国家对科技的超级追求，有能力汇聚全球好做科技梦的年轻人。好奇、财富、恐惧三大动力充足的地方，追求人生意义的人就比较多。你看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岁数不算大，但选商业方向，一律事关人类命运。2016年暑期我参加北大国发院的朋友、老师和校友组织的美国积木式创新深度访学，在硅谷、洛杉矶以及波士顿128公路周边，一共访问了二十多家科创企业。回来补记观感，一共两句：“百无禁忌想，脚踏实地做。”大家知道，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让自由之风劲吹”，到现场才有感悟，那股风可不单单在校园内劲吹，而是校园内外、大学之间、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金融资本市场全覆盖，浑然打成一片。看来大国科创，动力齐备之外，还要加上打通经脉，上下行浑然一体，才有大成。怎么做得到？集聚、汇拢，高密度、高浓度、高质量分子互激互动。
享受与大众富足
从原理一路做到产品，事情还没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很好的产品还不一定等于好的商品，更不一定能流行开来，成为潮流。那样的话，也谈不上造福人类、改变世界。产品转商品，要研究市场的规律。
过去讲产品生命周期，其实是商品生产从开发、上市到大批销售，达到再衰减，都有个顺时间而变化的过程。科创产品有没有周期？恐怕也是有的，譬如互联网的出现，因为有一个网络效果，可能改变产品周期分布变化的图形。
回到我们开头的故事，为什么秦始皇差人去寻长生不老药？普通百姓不想延年益寿吗？当然想。但想也是白想，因为没那个财力来支持欲望实现。所以按照一般规律，商品刚上市，没有规模经济，卖价不能不贵，唯大富者才能享用；随后，技术成熟，生产上了规模，渗透到中产人家；再成熟到大规模生产，普及中下收入阶层。
从这点看，科创产品走市场路线，还有另外一个上下行。这里所谓上行，就是创造享受和极致体验，带来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消费快乐。其实人类历史上的能工巧匠一直努力在做这件事。不过很遗憾，服务对象总是那么一小撮人，即王公贵族、大富大贵之流。但是从技术、工艺、品质等方面看，这种追求挖掘了人类包括想象力和动手能力的潜能。法国出了这么多奢侈品公司，据《时尚的精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2月出版）探查，主要源于那位穷奢极欲的“太阳王”路易十四。这位法国大皇帝有一招是同样穷奢极欲的中国皇帝没有的，他允许皇家的能工巧匠也在市场上开店，把“皇家定制”当作一块牌子卖。演变至今，我们听说过中国大妈到香榭丽舍大道抢购包包，却没听说法国大妈到前门大栅栏来抢购西太后用的物件。这一点上，日本好像也追随法国路线。我参观过一家十三代相传的株式会社—印传屋，它专做鹿皮制品。历史上专为日本天皇宫廷供货，现在是奢侈品牌，与法国牌子有的一拼。
关键是现代产业革命之后，中产阶级崛起，财富总量越积越多，但收入分配从“金字塔形”转为“葫芦形”或“橄榄形”。众多人口的温饱满足之后，继续增加的收入要找新鲜而高品质的享受。这时商品开发就有了新讲究：究竟是提供更高精尖的、更精致、体验更极致的产品服务，还是把原本只有大富大贵阶层享用的产品服务，变成普罗大众都可及的产品服务？
这件事情，工业化时代美国企业做得好。也许是美国没有老欧洲那种社会等级制，既不出皇帝，也不出贵族，没有与生俱来的血统分层。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美国企业家擅长把欧洲王室贵族少数人定制的享受，用大批量生产的办法革命性地降低其成本和售价，以至渗透到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中。下面讲两个实例。
其一，关于剃须刀的革命。老式剃须刀是一把折叠的利刀，要用好钢精心打造，价格当然不菲。且无法自己给自己刮脸，非有仆人伺候或理发师傅服务不可。但是到了20世纪的美国，冒出来一个叫吉列的销售员跨界创新，把一体化剃刀一分为二，刀把归刀把，刮脸刀片归刮脸刀片。消费者只需买一个成本价的刀把，再每周买一片刮脸刀片，装到一起就可以自行解决问题。每周一换的一次性刀片，单价不高，可毛利率不低，当然是聪明的生意经。因此庞大的美国工薪阶层都不用再去理发店刮胡子，只花费十分之一的成本就解决了问题。到今天，吉列剃须刀还是欧美市场主打的牌子，中国城乡便利店也遍布吉列的产品。
其二，说一说大家熟悉的福特生产方式。全世界的工业化，总离不开流水线吧？那就是福特的原创发明。这位企业家在100多年前就有一个想法：要是每个蓝领工人都能买得起一辆汽车，那汽车市场总销售量将非常惊人。如何让工人也买得起汽车？那就要大幅度降低单价，大幅度降低汽车的制造成本。他是先有这么一个念头，才发明了生产流水线。据说福特流水线年产一万辆车时，其他股东开心非常，唯福特说，我的目标是一天造一万辆！低单价、大批量，质量还不能次。福特当年那款T型车，什么烂路都可以跑，否则也做不到单一爆款。
小结一下。“创新上下行”有双重含义：一是创新的认知路线，是从原理发现、技术发明到产品生产呢，还是从产品上溯技术，再上追原理；二是让产品转化为引领市场潮流的商品，是向上追尖端品质的产品与体验，还是掉头向下，让似乎只能由高大上的阶层享用的产品和服务，流入寻常百姓家。双重上下行，都是科创行为，都要讲行为的动力配置。大国没办法，各类动力缺一不可，还要混合配置，把两个上下行的经络一起打通。
创新上下行
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的重叠程度很高，越往将来看，两者越是浑然一体。所以，研究经济不能不关注创新。在经济学上，也早有这项学术传统。不过现在讲创新，比较容易讲得高大上。这有好处，能引起极其广泛的注意，动员更多资源投入创新性活动。不过讲得过于高大上，也可能不利于我们理解创新行为本身
的含义。
探索、发现与尝试，早就占人类行为的一席之地
据《史记》记载，始皇帝想找长生不老药，有个叫徐福的方士迎合上意，称海外有三座神山，他“愿请延年益寿药”。皇帝大乐，派童男童女数千人随之出海求药，结果没了下文。9年后秦始皇再次问起，徐方士报告说上次没成，是因为海中有巨鱼，于是始皇帝加派皇家射手一起出海。不过这回徐福带着船队跑了，据说到了琉球甚至日本本土，“止王不来”，彻底有去无回。
这个故事与今天讲的创新，好像完全不相干。但是不是也有一点元素在里面？我觉得还是有的：人们为获得现实中无但希望有之物，去寻找，去发现。这个元素，怕从还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就开始了，说人类与生俱来，也不为过。
找不来现成的长生不老药，延年益寿的念头是不是就此放弃？没有。人们开始炼丹—既然找不来现成的，那就尝试发明、制造。据记载自东汉始，我国炼丹活动就比较发达。当代有学者认为，“炼丹术是近代化学的起源”。
从寻找、发现到发明，这类活动延绵不断至今。我用这两个故事开头，说明创新元素早就包含在人类行为里，只不过它和迷信、荒诞的胡思乱想一直分不清楚，且探索未知的主要方法是靠经验，靠不断试错摸索，靠归纳总结。西方世界亦然，其古代文明从目前记载看还不如东方。
举航海为例。陆路上有指南针就可以了，沿大陆的近海航行也可以对付，但跨洋航行不但要辨识纬度，更重要的是辨识经度。1714年英国议会通过著名的《经度法案》，由议会设立巨额奖金，征求一种“切实可用的”经度测定方法。当时有两个技术方向：一条是天上路线，那就是读准天上的钟，靠天文学家对星星位置的认知，为在大洋上行进的船队定位；另一条是地上路线，精读地上的钟，由钟表匠制造走时精准的钟表，通过准确的离港时间来确定船队所处经度。这里的关键是，怎么才能有一座精准计时的钟，在颠簸航行途中确保准确报时。终，钟表匠走到了天文学家的前面。英国钟表匠哈里森前后花了32年开发了当时精准的时钟H4，解决了大航海的关键技术难题。
对比H4和古代炼丹，这两个活动都是基于经验，都从实际难题出发，不断摸索、反复试验，直到解决问题。从认知路线看，其实属于同一类别。但是再往后，天文学家所代表的科学家或科学认知路线，开始崭露头角，并走向科技创新的中心舞台。
从长期来看，人口增长离不开技术支撑的经济增长。全人类人口增长一直很平缓，但从希腊罗马时期开始抬升。为什么？希腊城邦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元素，那就是学者们提炼概念，提出命题，经由逻辑推理、对话辩论等一连串思维活动，来猜测世界的本质，理解现象之间的因果关联。这是科学发现的萌芽，开始与技术发明及应用并不相干，但隐含着技术发明另外一个非经验路线的新源泉。罗马人推崇希腊理性，提升了古代文明。其实，差不多同期在我们的春秋战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思想极为了得。不过，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科学驱动创新还远不成气候。
16—17世纪人口曲线才显著上升。相应的，就是第二次农业革命、工业革命、蒸汽机、铁路、飞机、微生物、计算机、原子能、个人电脑等相继爆发，再向上就是基因组、互联网。科技创新加速，概括为一条，就是科学发现替代经验，在创新中越来越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现在我们讲创新，一般要加个定语“科技”，全称是科学技术创新，“科”字当头，很说明问题。
偏偏在从经验创新转向科学驱动这个关节点上，中国与西欧拉开了距离。澳大利亚学者写了一本《极简欧洲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讲到欧洲能走出沉闷的中世纪，有两个时期很重要。
个是15世纪：文艺复兴_言必称希腊。
文艺复兴是对中世纪思想潮流的一种反思。中世纪教会和教皇外加政教合一，禁锢人们思想，人们只能服从权威，服从上帝。一些集聚在意大利的学者和艺术家不满此道，通过研读希腊圣贤著作找到了一条思想解放的出路，那就是文艺复兴。其隐含的意思是，古代希腊学者的见地很了不起，那就不要言必称上帝、言必称教皇、言必称权威了吧。
第二个是17世纪：科学革命——希腊人错了。
文艺复兴提振了人类对自己、对自己头脑的思考能力的信心。“言必称希腊”久了，也激发后人认真思索，希腊人讲的究竟是不是全部正确？这样一来，科学革命就开始了：任何命题和结论，都可以、也应该、后必须且只能经由实验检验！人们发现希腊人讲过的很多话是错的，如希腊人猜测宇宙的本质是水、是土，还有希腊天文学家认为太阳围着地球转。这就开启了科学传统：不管是谁说的，包括自己猜想出来的，都要设计实验来反复检验，通不过的就要被修订或推翻，以此才能逼近真理。
相信这套的人凑到一起，就形成一个科学家共同体，一个科学传统。大家虽然意见不同，但认知规范是一致的，就是用实验来检验猜想到的规律（因果联系）。这与自古就有的经验摸索式的创新之道，有方法论上的不同：基于观察，发现问题，但不是仅靠归纳总结，而是从反常现象找到切入点，突出人脑的长处，想象、猜想、推断，然后经受严格检验。人类认知世界的另一套武功正式形成，那就是科学革命。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科学发现—譬如地球围着太阳转—与流行之见，特别是与教会认可的“地心说”相抵触时，怎么办？这是那个时代不少科学家为纠结的问题。因为原本偏安一隅、备受挤压的基督教后来与世俗权力结盟，成了不容置疑的人类精神禁锢，成了遍布欧洲的教会势力维系既得利益的保护伞。当时教会利用其所控制的《圣经》解释权，开发出一款“赎罪券”，谁买到它就可以赎罪免下地狱，后来甚至让教徒给他们的家人、子孙后代买“赎罪券”。于是民间财富大量流入教会，支撑教廷的腐化和奢靡生活。这时候冒出一位马丁·路德，秉承德国人的较真与执着精神，他修了希腊文、拉丁文，读《圣经》原典，发现《圣经》并没有授权教会垄断解释权，人们信仰上帝也不是非通过教会才成。他打破了教会对《圣经》解释权的垄断，发动了宗教改革。这场改革在政治社会结构上解构了中世纪老欧洲，也在精神方面给科学革命增加了动力。想想看啊，创新首先要有新的想法，要提出新想法，总可以怀疑流行之见吧？要是不敢怀疑，哪来创新？
创新上下行：原理—技术—产品
2016年11月我去德国访学工业4.0，恰逢莱布尼茨去世300年。他在那个年代是一位天王巨星级的科学家，被德国人尊为近代的亚里士多德。他和牛顿各自独立发现的微积分，到今天也是全世界高等教育的必修知识。在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举办的一个讲座上，一位90岁高龄的老教授为我们介绍莱布尼茨，其中讲到莱布尼茨曾研发了台可做加减乘除运算的计算器。老教授一边演示，一边讲解莱布尼茨那么珍惜时间，为什么花十几年去开发这么一台今天看来颇为简单的计算器。他为我们展示了一段德文原话，原来莱布尼茨认为，人不应该从事像计算这样单调重复的工作。这可是300年前德国学者的认知！人要做创造性的工作，主要就是发现世界的规律，认知自然界和社会的工作原理。
然后，为了让科学发现造福人类，就要发明技术。因为原理级别的认识固然重要，但要利用原理解决实际问题，满足实际需要，还要克服一系列技术困难。人类早就看到鸟儿在天空自由飞翔，也早就心向往之，后来又发现了诸如空气动力学这些原理级的知识，但真正要实现飞上天空，还要攻克无数技术难题。再下来就是把技术组合成一个个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产品。这样看，原理、技术、产品，就构成创新的三个环节，形成一个往复运动的闭环。
那么，什么是创新上下行呢？从需要的产品出发，往上走去寻找技术，没有现成技术就发明，再向上琢磨什么道理、什么原理，后推动原理级的科学发现。这是一条上行路。还有一条下行路：从好奇出发，或“为科学而科学”，还根本不知道有没有用、能不能用，先把原理级思维拿出来，然后发明能应用的技术，后做成产品。
下面我们各举一个实例来看何谓创新上下行。
个实例是原子能和原子弹。关于原子能是先有论文的，一位德国学者在1937年发表了论文。过去的炸药基于化学变化，但原子结构特别是原子核没有变。但学者发现，原子核一旦有变，将产生巨大能量。所以，核的裂变与聚变，是先有科学发现，写下原理。这个发现成立不成立呢？学术圈先讨论。至于能不能应用，那还要看条件：法国、英国忙于对付希特勒，它们的原子能科学家，加上从德国跑出来的犹太科学家，后跑到美国，说服罗斯福总统立项“曼哈顿计划”，才解决技术难题。后代产品就是一个“小胖子”，投到日本，促进了“二战”的结束。这是一个从原理到产品，创新下行的经典例子。
上行经典当然首推苹果。乔布斯算不上科学家，但恐怕是产业革命以来好的产品牛人。他对人类的需要、对人们自己也讲不清楚的潜在需要有过人的感知。他还特别坚持产品品质和使用体验，不达极致绝不罢休。苹果模式是从产品出发去找技术、找零配件，以此驱动技术发明，并带动原理级别的科学发现。那就是上行了。
既然有下行也有上行，那么创新行为就有的选，可以上三路向下打，也可以下三路向上打。上面讲到我们中国古代文明很灿烂，学术思想也了得，可惜没有经历西欧中世纪之后的那两个时期，特别缺乏科学传统，以致近代落后挨打，在现代化建设上沦为后来者。这也决定了我们的创新，更重于从需要、产品、结果向上找技术、找原理。这次来深圳学习科创经验，我发现绝大多数故事都是从产品出发向上打，或者用大族激光高云峰董事长的话来说，属于“逆向创新”。我们腾讯的故事，是不是基本也属于上行范畴？不过深圳也开始有了从原理向产品发展的新苗头，像我们将要去访问的柔宇公司，那是先有了论文，有了原理级发现，再解决技术难题，后做成产品的地方。往未来看我们国家的创新，上行方兴未艾，下行崭露头角，越来越有看头。
四大动力，缺一不可
其实不论科学发现、技术发明，还是产品设计制造，还原到行为的动力，就是《富足》那本书里提到的四大动机。个动力是好奇。这是人的天性里头就有的，人是万物之灵，天生就有这个偏好。第二个动力是财富。开发一个产品、一门技术，或发现一个原理，如果可以带来财富和自由，这是一个非常普遍且强有力的动力。第三个动力是恐惧，书中主要讲国家安全。罗斯福为什么搞“曼哈顿计划”？因为恐惧—要是希特勒先掌握了原子弹，“二战”命运可能是另外一个模样。其实军备竞赛既是经济竞赛，又是科技竞赛，这是推动科创的非常重要的力量。以色列、美国硅谷还有波士顿创新面对的需求，并不仅仅限于市场需求，还有国防需求。第四个动力叫人生意义。这就比较讲情怀，人生要有个意义，要给世界留点有意义的东西。
科创发力，哪一个动力也不能少。科学发现从根本上由人类的好奇心支撑，但科学家也要吃饭、生活，实验要有设备，在还没发现成果之前要有持久的投入。这就需要财富，才可以动员千军万马转到发现和发明。至于所谓的恐惧，其实是群体、国家之间竞争的派生物，其直接出发点并不是创造财富，而是安全保障和有效威慑，尽可能拥有人无我有的撒手锏。后，通常在前三项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总有一些人追求人生意义，希望给世界留下有价值的贡献，其中就包括发现与发明。
这四大动力，或强或弱，在哪里也总是有的，不过受具体条件限制，动力的配置、发挥、组合的状态有所不同。我们讲打通科技创新的经脉，首先是在现实约束下，恰当配置动力，选择合适组合。这个方面也要借鉴他国经验。比如以色列，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都小，但教育根基厚、科学人才优秀，集中于原理级发现和关键技术开发，在前沿尖端科研领域占一席之地，产品和产业就借助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市场。
2015年访学以色列，去之前我有一个疑问，以色列人那么信上帝，怎么同时做到科创能力位居全球前列？去了听一位拉比讲解，原来犹太教的《圣经》里说，犹太人是上帝选来与上帝角力的—那就可以与上帝掰手腕，而不仅仅是顶礼膜拜、下跪磕头。这是以色列创新能力的精神源泉。他们普遍重教育，但看重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是敢于发问、追问不止的探索精神。据说犹太母亲见孩子放学，会问孩子“今天在学校问了什么好问题”。
美国作为创新强国，动力配置更为齐全。那里一流大学多，科研实力强，资本雄厚，金融服务健全，还在全球争霸中形成国家对科技的超级追求，有能力汇聚全球好做科技梦的年轻人。好奇、财富、恐惧三大动力充足的地方，追求人生意义的人就比较多。你看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岁数不算大，但选商业方向，一律事关人类命运。2016年暑期我参加北大国发院的朋友、老师和校友组织的美国积木式创新深度访学，在硅谷、洛杉矶以及波士顿128公路周边，一共访问了二十多家科创企业。回来补记观感，一共两句：“百无禁忌想，脚踏实地做。”大家知道，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让自由之风劲吹”，到现场才有感悟，那股风可不单单在校园内劲吹，而是校园内外、大学之间、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金融资本市场全覆盖，浑然打成一片。看来大国科创，动力齐备之外，还要加上打通经脉，上下行浑然一体，才有大成。怎么做得到？集聚、汇拢，高密度、高浓度、高质量分子互激互动。
享受与大众富足
从原理一路做到产品，事情还没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很好的产品还不一定等于好的商品，更不一定能流行开来，成为潮流。那样的话，也谈不上造福人类、改变世界。产品转商品，要研究市场的规律。
过去讲产品生命周期，其实是商品生产从开发、上市到大批销售，达到再衰减，都有个顺时间而变化的过程。科创产品有没有周期？恐怕也是有的，譬如互联网的出现，因为有一个网络效果，可能改变产品周期分布变化的图形。
回到我们开头的故事，为什么秦始皇差人去寻长生不老药？普通百姓不想延年益寿吗？当然想。但想也是白想，因为没那个财力来支持欲望实现。所以按照一般规律，商品刚上市，没有规模经济，卖价不能不贵，唯大富者才能享用；随后，技术成熟，生产上了规模，渗透到中产人家；再成熟到大规模生产，普及中下收入阶层。
从这点看，科创产品走市场路线，还有另外一个上下行。这里所谓上行，就是创造享受和极致体验，带来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消费快乐。其实人类历史上的能工巧匠一直努力在做这件事。不过很遗憾，服务对象总是那么一小撮人，即王公贵族、大富大贵之流。但是从技术、工艺、品质等方面看，这种追求挖掘了人类包括想象力和动手能力的潜能。法国出了这么多奢侈品公司，据《时尚的精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2月出版）探查，主要源于那位穷奢极欲的“太阳王”路易十四。这位法国大皇帝有一招是同样穷奢极欲的中国皇帝没有的，他允许皇家的能工巧匠也在市场上开店，把“皇家定制”当作一块牌子卖。演变至今，我们听说过中国大妈到香榭丽舍大道抢购包包，却没听说法国大妈到前门大栅栏来抢购西太后用的物件。这一点上，日本好像也追随法国路线。我参观过一家十三代相传的株式会社—印传屋，它专做鹿皮制品。历史上专为日本天皇宫廷供货，现在是奢侈品牌，与法国牌子有的一拼。
关键是现代产业革命之后，中产阶级崛起，财富总量越积越多，但收入分配从“金字塔形”转为“葫芦形”或“橄榄形”。众多人口的温饱满足之后，继续增加的收入要找新鲜而高品质的享受。这时商品开发就有了新讲究：究竟是提供更高精尖的、更精致、体验更极致的产品服务，还是把原本只有大富大贵阶层享用的产品服务，变成普罗大众都可及的产品服务？
这件事情，工业化时代美国企业做得好。也许是美国没有老欧洲那种社会等级制，既不出皇帝，也不出贵族，没有与生俱来的血统分层。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美国企业家擅长把欧洲王室贵族少数人定制的享受，用大批量生产的办法革命性地降低其成本和售价，以至渗透到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中。下面讲两个实例。
其一，关于剃须刀的革命。老式剃须刀是一把折叠的利刀，要用好钢精心打造，价格当然不菲。且无法自己给自己刮脸，非有仆人伺候或理发师傅服务不可。但是到了20世纪的美国，冒出来一个叫吉列的销售员跨界创新，把一体化剃刀一分为二，刀把归刀把，刮脸刀片归刮脸刀片。消费者只需买一个成本价的刀把，再每周买一片刮脸刀片，装到一起就可以自行解决问题。每周一换的一次性刀片，单价不高，可毛利率不低，当然是聪明的生意经。因此庞大的美国工薪阶层都不用再去理发店刮胡子，只花费十分之一的成本就解决了问题。到今天，吉列剃须刀还是欧美市场主打的牌子，中国城乡便利店也遍布吉列的产品。
其二，说一说大家熟悉的福特生产方式。全世界的工业化，总离不开流水线吧？那就是福特的原创发明。这位企业家在100多年前就有一个想法：要是每个蓝领工人都能买得起一辆汽车，那汽车市场总销售量将非常惊人。如何让工人也买得起汽车？那就要大幅度降低单价，大幅度降低汽车的制造成本。他是先有这么一个念头，才发明了生产流水线。据说福特流水线年产一万辆车时，其他股东开心非常，唯福特说，我的目标是一天造一万辆！低单价、大批量，质量还不能次。福特当年那款T型车，什么烂路都可以跑，否则也做不到单一爆款。
小结一下。“创新上下行”有双重含义：一是创新的认知路线，是从原理发现、技术发明到产品生产呢，还是从产品上溯技术，再上追原理；二是让产品转化为引领市场潮流的商品，是向上追尖端品质的产品与体验，还是掉头向下，让似乎只能由高大上的阶层享用的产品和服务，流入寻常百姓家。双重上下行，都是科创行为，都要讲行为的动力配置。大国没办法，各类动力缺一不可，还要混合配置，把两个上下行的经络一起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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