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绘暹罗：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

·泰国研究、东南亚研究、边疆研究、民族主义研究经典之作

·影响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于民族主义想象的思考

·“地缘机体”这一概念的来源

·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通猜·威尼差恭的代表作

 

前现代的“暹罗王国”是如何变成了“泰国”这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所谓的“泰国性”是如何形成的？泰国的“国家感”是什么？地理学以及制图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泰国历史中发挥了怎样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部东南亚研究和边疆研究的经典著作中，史学家通猜·威尼差恭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回答。他提出，旧的本土空间观被新的西方地理学话语替代，边界、主权、边缘等概念逐步为人们所接受，正是在这种变化中，泰国的“地缘机体”被一步步塑造出来。本书突破了以往民族国家研究的范式，从独到的角度重新讲述了这段历史。

通猜·威尼差恭，泰裔美国历史学家，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东南亚历史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成员。早年求学于泰国国立法政大学，后在悉尼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91年起任教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1997至1999年担任该校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担任亚洲研究协会主席。他的研究对泰国民族主义的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著作《图绘暹罗》曾获亚洲研究协会哈里?J.班达奖。

中文版前言

序 言 

致 谢

 

导 论 国家感的存在 

国家感的两种认同

泰国性的积极和消极认同

泰国研究

解释上的斗争

作为文化建构的暹罗

对象和方法

第一章 本土空间与古代地图

神圣的地形学

想象空间的描述：古代地图

不同空间观的共存

第二章 一种新地理学的到来

两个世界，同一空间：现代世界的来临

突破：脱胎于星相学的天文学

新模式下的空间：现代地理学

被编码的空间：现代地图

模式：模糊与替代

第三章 边界

西部边疆中的西方边界

边界观的冲突

没有边界的王国

第四章 主权

等级化的国家间关系

共享主权：一种生存策略

多重主权与欧洲人

第五章 边缘

重叠的边缘

“我们”空间的塑造

新的边缘：暹罗与英国当局

军队对分界面的塑造

第六章 制图：一种新的空间技术

西方地图中的暹罗

暹罗的西方制图

地图对“我们”空间的塑造

地图绘制中的交锋：释放出的一种致命武器

第七章 地缘机体

地缘机体的出现：制图的胜利

地缘机体的授权

超越领土与地理学

第八章 地缘机体与历史

1893年的伤痕与断裂的过去

泰国过去假设的地缘机体

历史地图集

情节化的过去

重塑的过去

结 语 地缘机体、历史与国家感

“我们自身”与他者对立的形成

敌人的作用

泰国性的边境

符号的权力

最后的话

 

资料注释

注 释

术语表

参考文献

索 引

译后记

序言

 

在20世纪最后的这十年里，受欧洲共同体的推动，整个世界正转变成一种新的共同体。各式各样不再局限于一国的跨国公司如雨后春笋， 纷纷涌现；市场与生产也愈加全球化；货币金融体系以及信息、资本的流动早已经没有了边界。亚洲、太平洋世界以及美洲，都在试图赶上欧洲的步伐。整个世界似乎正准备超越19世纪的欧洲遗产：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早晚都会被弃置一旁。但与此同时，苏联集团的瓦解释放了民族主义的强大能量；确实，这是一种相当古老的族类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它要比马克思或列宁曾设想的更有力量。新的“古老”国家再次浮现。国家感（nationhood）即使正被淘汰，也依然充满着号召力。

本书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逐渐成形的。国家跟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国家拥有一整套政府体制、经济运行机制以及社会文化结构；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到个人。我们必须承认，国家感具有一种能够将彼此互不相知的成员结合成一个共同体的强大凝聚力。这种力量是如此之强大，以至于人们愿意为之牺牲生命。它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革新性、建设性的成就，而奋斗进取。事实上，哪怕是一些国家中的激进分子，也和他们的对手一样忠于国家，渴求获得国家感。

然而，民族主义的破坏性影响还是十分巨大的。确实，它的这种破坏性使我们更多地意识到一个国家的任意性与人为性。在这种经济跨国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并存的局面下，对民族主义与国家感的研究将会开辟一个新的方向。我们不再被它的普遍性和伪装所压倒。这样的一种观念，在个人与其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已经造成了一种距离，因为我们如今可以用一种可能超越于国家感世界之上的优势来对国家感进行条分缕析。宏观地看，一个民族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文化建构，这种建构善恶兼容。这种情况真假难辨；它是一种话语，一种用新的方式所阐明的可能性，在20世纪末我们造就了这样一种可能性。

通过将旧称“暹罗”的泰国作为个案，本书经由对话语交锋与替代的众多时刻的分析，探究了国家感是如何通过一种早已熟知的科学（地理学及其基本认知技术，制图）被任意而又人为地塑造出来的。就算是一个民族国家最具体实在的身份认同，比如它的领土，以及与之相关的价值和具体实践活动，所有这些我称之为“地缘机体”的东西，都是一步步形塑出来的。书中“导论”部分用一种不寻常的方式探究了国家感的重要意义：通过自身族人之眼，或者正如爱德华·萨义德所说的，通过一种替代东方学家想象的“内在”观念，对泰民族/国家（Thai nation）的认同加以质疑。它确立起了主要的研究问题和研究目标以及基础观念和方式。

第一章进而对一些本土的空间观念加以探究，其中包括宇宙观或宗教方面的概念，以及世俗层面的概念。它表明，前现代社会从来就不缺少想象空间的知识与技术。第二章则展示了地理知识转换的具体形态。通过对早期暹罗的地理学课本的研究，本章通过运用符号学方法，
对知识的替代现象做了深入研究；并用类似的方法，对众多的转换时刻做了相应的阐释。

第三、四和五章研究的则是地理学知识在三大观念与实践领域的替代问题：边界（boundary）、领土主权（territorial sovereignty）以及边缘地带（margin）。在这些领域，在涉及暹罗边疆的众多问题上，现代地理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排挤了本土观念，而坚称自己才是一种新的、具有合法性的“正确”知识。在所有的事例当中，符号政治的操作方式从来就不单单是知识界或者学术界的。这种替代常常发生在外交和政治活动中，发生在战争和国际关系当中，甚至出现在日常交际的文字材料当中。第六章叙述了制图（mapping）是如何在塑造一个新的暹罗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跟军事力量一起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制图不仅预期，并且具体规划了暹罗所应有的模样。一个民族国家的地缘机体浮现出来了。

第七和八章讨论了地缘机体的话语是怎样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形塑一种为自身生存服务的知识的。通过对历史的关注，文中的论述表明了新的地缘机体是如何形塑了人们看待和理解暹罗的过去的方式。事实上，地缘机体本身出现的时刻，在泰国历史的一种新的绘图法形塑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而这种新的绘图法在整个20世纪主导了泰国的历史观，也必定会在未来持续下去。

现代地理学、绘图和一个国家地缘机体上的霸权也许要比我们准备要认识的情况强大得多。它不断重塑它自己，从而将我们囊括到它的统治之下。这种情况，不仅对泰国民众来说是千真万确的，也拓展到这个被绘制的世界（this mapped world）的一些其他事件当中。

本书探讨的是泰国国家感的起源、构造和存在。通猜的学术视野极具深度，他从文化、政治、军事的角度，考察了两种“地理学话语”之间的对抗与冲突：一种是前现代的本土话语，另一种是现代的源于西方的话语，后者与国家感、国家边界、国家认同等观念息息相关。通猜具体描述了后者替代前者过程中的种种碰撞与斗争，并对19世纪和20世纪暹罗/泰国历史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见解。通过《图绘暹罗》这本书，通猜展示出一种研究现代国家感与民族主义的新方法。

——亚洲研究协会

 

本书激发我去思考绘制地图对于民族主义想象的作用。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序言 

第二章

一种新地理学的到来

 

暹罗朝廷将作为天国的暹罗图片展示给外国参观者看的同时，暹罗作为地球上诸多国家之一的信息也流传开来。与欧洲和其他邻居的接触经由贸易而得以迅速发展。到19世纪初，在一份官方文告和一本著名的文学作品中都提到了欧洲和亚洲国家的名称。

两个世界，同一空间：现代世界的来临

我们对19世纪30年代以后暹罗人及其对于西方天文学及地理学的兴趣知道得更多。在大多数传教士的回忆录中，这是一个著名的主题（尽管他们对于暹罗现代化所做的贡献或许被夸大了）。约翰·泰勒·琼斯（John Taylor Jones），暹罗最早的传教士之一，曾在1833年带着世界地图到达暹罗，他在回忆录中提到了一位正千方百计寻找一份英文地图的僧人。琼斯和当时在暹罗的其他两位著名传教士布拉德利（Bradley）、豪斯（House）一起也告诉我们，在他们为暹罗精英分子所组织的科学实验中，他们向这些观众展示了一个地球仪、一个太阳系以及天体运动的模型。在暹罗精英当中，后来成为拉玛四世（1851—1868 在位）的蒙固据说在1836年前就已经不再相信三界宇宙观。他在屋子里收藏着一个地球仪、一幅计算将要到来的日食的图表以及各类地图，他也曾向这些传教士咨询过众多关于地球的问题。布拉德利告诉我们，蒙固深受《历法与天文学》（Almanac and Astronomy）一书的影响，该书由传教士杰西·卡斯维尔于1843年写成，意在反对暹罗的三界观。这本书在蒙固的追随者当中广为流传。

在蒙固和他的追随者于19世纪40年代的一次夜谈中，一位高级贵族告诉蒙固，他在看了卡斯维尔的书之后，实际上接受了地球是球形的观念。但蒙固则声称自己早在十五年前，即美国传教士在暹罗出现之前，就已经秉持了这样的观念。但另一位贵族不接受这一观念，说他从不相信这个。这些转变至少向我们表明了两件事情。首先，关于地球形状的问题已经在知识阶层那里受到高度重视：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时刻受到关注，却又没有定论。其次，蒙固坚信地球是球形的这一观念，因此才会说自己早已不再相信在过去很久以来一直就有的地平观。他的声明，尽管有点夸张，却表明了传统信仰是多么过时，而他自己又是多么现代。那些在此场合下固执地坚信地球是平的人，表明了看待地球的传统观念所具有的顽固性。这些故事表明，暹罗精英人物中的某些人对于西方地理学知识已经非常熟悉。他们欢迎新的知识，并急切地想获取这些知识。当然，传教士无疑也会遭遇到那些三界宇宙观的坚定信仰者。

蒙固对于天文学和现代地理学的兴趣从他早年的僧侣生涯就萌生了，尤其是因为他对行星运动的计算十分着迷。他对地球的了解，跟他同时代的人相比，似乎较为先进。在他就布拉德利对创世者和《圣经》在文明中的作用的解释所写的一封回信中，可以看出在他的观念中，科学化的地球是多么重要。他指出，《圣经》对于地球和自然的描述充满了错误，尤其是六天创世的信念。他咄咄逼人地指出，如果《圣经》是文明起源的话，那为什么丝毫没有提到如何度量经纬度的问题？有时候他对地表坐标计算的喜好可能是浮夸的。甚至在他成为国王之前，
他给一位美国朋友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在“公元1849年11月18日从位于暹罗湾的北纬13°26′、东经101°3′的海面某处地方”写成的。

在登基之后，他力劝皇亲国戚们接受欧式教育。在传教士所教授的科目中，就有现代地理学和天文学。在他的心目中，地理学的地位或许能够用他给当时著名的英国外交家鲍林爵士的一封信中自己所下的结论来加以归纳。在这封信中，他谈到了17世纪晚期到达法国的一个阿瑜陀耶使团的情况。他指出，这种叙述是不可信的，因为它“跟表示地球真实情况的地理学知识完全背道而驰”。当他谈论西方舶来科学的真实或者神奇时，最先提到的就是地理学和天文学。

当然，蒙固的事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是一个领袖人物，而他对新科学和地理学的态度为他人所认可。但是，对现代地理学的怀疑并不能轻易消失。1857年被派往维多利亚女王宫廷去的暹罗译员，尽管英语十分流利，也非常熟知西方观念，却在对他这一经历的诗化叙述中这么问道：

缘何太阳自海中落下？

而在黎明破晓时，却也从海中而起。

在英人看来，或许这是真的，

地球之状如红橘？

太阳悬于空中，不曾移动？

趣也趣也，地球自旋，

三界亦如此巨大。

我真呆蠢，竟不知其中奥妙。

三界世界的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无法消除。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观察到的，这种转变的速度非常缓慢。确实，三界观念在特定的社会生活环境中，在诸如佛教秩序、仪式、宗教节日这样的以传统为根基的文化生活中，以及后来被认定为大众文化的事物中幸存下来，甚至延续至今。在对这些环境的仔细观察中，我们会发现其中发生了一种转变，这种转变把我们引导到影响现代地理学确立的那些力量上来。正如它所表明的，这完全不是一种逐步进行的、顺利的知识扩散过程。

与此同时，在19世纪中期的佛教改革中，也出现了对现代地理学以及其他西方科学的需求，结果就形成了暹罗小乘佛教的一个新的分支。不管是改革运动，还是对现代科学的追寻，都是由同一批人领导的，他们就是蒙固和他的追随者，而且早在蒙固还是僧人的19世纪20年代早期就开始了。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这是同一个政治和知识运动的两种趋势，这个运动质疑了在当时暹罗实践着的佛教秩序“僧伽”的纯洁性和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