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结合地缘政治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战略行为2.对中国革命各个时期，中共的战略行为作出客观的评价3.展现中国革命中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 

本书的中心问题是中共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地缘战略行为，研究的目的在于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解读和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并初步归纳和总结中共地缘战略行为模式的历史基础。本书主要内容是考察民主革命各个时期中共的地缘战略行为问题，站在地缘政治的宏观视野中来重新认识中国革命和中共在这场革命中的地缘战略行为。

王志刚，中国人民大学学士、硕士、博士。曾就职于中央党史研究室，现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地缘政治学研究。参与过《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等著作的写作和编纂，并在《中共党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

目录

 

章导论

 

11选题背景、研究对象及研究现状

111选题背景

112问题聚焦

113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

 

12分析工具和基础性概念

121地缘政治学及相关诸要素说明

122地缘战略及相关诸要素说明

 

13研究对象和整体结构

131研究对象及预设前提

132本书整体结构

 

第二章中共成立初期的地缘战略行为

 

21战略环境

211近代以来中国地缘政治走向

212东亚地缘格局分析

213国内地缘格局分析

 

22战略目标和总体战略

221战略目标的确立

222总体战略的形成及其地缘战略意义

 

23战略实践和后果

231以巩固革命基地为主的有限进攻阶段

232以防御为主的混合战略阶段

233从防御转向进攻的过渡阶段

 

24分析与评价(0)

241各大国及中国各政治力量的行为逻辑

242对中共地缘战略行为的评价

 

第三章土地革命时期中共的地缘战略行为

 

31战略环境

311东亚地缘格局分析

312国内地缘格局分析

 

32战略目标和总体战略

321战略目标的确立

322总体战略的形成及其地缘战略意义

 

33战略实践及后果

331以夺取中心地带为目标的战略进攻阶段

332以重建大本营为目标的战略防御阶段

 

34分析与评价

341各大国及中国各政治力量的行为逻辑

342对中共地缘战略行为的评价

 

第四章全国性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地缘战略行为

 

41战略环境

411东亚地缘格局分析

412国内地缘格局分析

 

42战略目标和总体战略

421战略目标的确立

422总体战略的形成及其地缘战略意义

 

43战略实践和后果

431以开辟敌后根据地为目标的战略进攻阶段

432以巩固敌后根据地为目标的战略防御阶段

433以夺取沦陷区为目标的战略进攻阶段

 

44分析和评价

441各大国及中国各政治力量的行为逻辑

442对中共地缘战略行为的评价

 

第五章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的地缘战略行为

 

51战略环境

511东亚地缘格局分析

512国内地缘格局分析

 

52战略目标和总体战略

521战略目标的确立

522总体战略的形成及其地缘战略意义

 

53战略实践及后果

531以实现国内和平为目标的战略防御阶段

532以解放全中国为目标的战略进攻阶段

 

54分析与评价()

541各大国及中国各政治力量的行为逻辑

542对中共地缘战略行为的评价

 

第六章结论()

 

61地缘政治视野中的中国革命

611中国革命的地缘政治舞台

612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地缘政治解读

 

62中共地缘战略行为的历史基础

621影响革命时期中共地缘战略行为的因素分析

622革命时期中共地缘战略行为的特征及现实意义

 

63关于遗留的问题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后记

 

自序

本书是一种尝试,立意在于从地缘政治的视野来重新认识波澜壮阔的近代中国革命,以及这幕宏大戏剧上演的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以求发现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表象之下所隐藏的巨大潜流,也就是推动这个社会演进和变革的动力之源。囿于本人有限的学术基础和能力,本书将把分析的中心问题确定为作为中国革命领导者的中共的战略行为,并致力于挖掘和剖析决定其战略行为表现的地缘政治因素,进而理解中共地缘战略行为的历史根源和基本特征,以求对破解今日之局有所启迪。

支撑上述学术构想的认识基础是：人类不是抽象地生存在虚无缥缈的世界里,而是具体地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之中。每一个具体的个人或群体的生存基础,从根本上取决于他或他们所占有的地理空间的大小,以及该空间内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的多寡。进而推之,围绕地理空间以及相应的自然资源的分配问题,是一切人类政治问题的核心问题,也是纷繁复杂的人类政治生活表象下为雄厚和强劲的潜流。继续推之,一个政治集合体,从国家到政治组织,其行为从本质上受到地理空间因素的支配,因此其行为逻辑和表现可以从它所存在的地理空间,以及它和其他集合体之间的地理空间关系上找到基础性的解释。因此,从地理空间的合理分配和调整入手,本着兼爱和合作的精神来解决人与人之间、人与政治集合体之间、政治集合体和政治集合体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人类社会走向善治,乃至大同的一条希望之路。以上认识基础所反映出的世界观是：世界的运行确有规律可循,绝非无规律的运动;人类的理性可以不断提升,逐渐接近对万事万物的完全理解和把握。

本书可以被看作一部历史学著作,但其风格可能会与当下历史学界的时尚写法相去甚远：其一,当下历史学界多注重叙事,所谓“讲故事”,让史料自己来说话,认为史料本身有隐含的叙事逻辑;而本书注重于论证命题,证明或证伪若干命题为写作之基本目的,叙事须从属于论证。其二,当下历史学界多注重史料,尤其对原始档案十分看重,不惜殚精竭虑;而本书则在史料上皆用所谓旧材,甚至多有转引转述,其用意在于证明现有各种史料、各种研究成果也可以说清问题,关键在于深度利用,做到融会贯通。其三,当下历史学界多注重微观和细节问题,恰如当代全球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所说的那样,喜欢用显微镜来研究档案;而本书则注重宏观和整体问题,在大部分时间内使用的可能是望远镜,努力做的事情可能是拼一幅被很多人视为并不存在的整体构图。

如果不像是典型的历史学著作,本书也可以被看作是一部政治学著作。但是相对于一般政治学著作,本书无疑和它们有着明显的距离：本书关注的主要是政治行为的历史基础,而非一般政治学著作那样,更多关注当下的现实选择;本书虽然努力要把理论建构和历史叙事结合起来,但历史叙事仍然占据着异常重要的比重,因此可能会显得冗长而沉闷,而不似一般政治学著作那样,结构和叙述简洁而清晰。

另外,本书也可以被视为一部带有战略学性质的著作。但是,必须承认,本书背后所依托的战略学知识基础相当薄弱,并非是在对战略学理论与方法达到充分学习和理解的前提下所展开的研究,而更像是对战略学理论和术语的简单临摹或借用。因此,每每踏入群星灿烂的战略学殿堂,寻找启迪和灵感时,心中满是不安和惶惑。

毋庸置疑,学术探索经常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像堂吉诃德般挑战风车,固然自视为骑士式的英勇,却招致所谓“不自量力”的嘲笑。像人类雄心勃勃地要去建造的巴别塔,初衷是想通天,却终变成废弃的工地。所以,本书未来面临各种嘲讽和质疑,想来应是必然。不过,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讲,一部著作的价值,往往不在于读者能够接受其观点和结论,而在于启发读者转换思路和视角,进而引发对一些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使已经显得沉闷的话题或领域再现活力。本书倘能如此,足矣。

收笔之时虽仍酷暑难当,但隐约已有几分秋意。晋时张华曾云：

 

吉士思秋,实感物化。

日与月与,荏苒代谢。

逝者如斯,曾无日夜。

嗟尔术士,胡宁自舍！

 

此诗所言恰如当下心意。是为序。

 

作者2017年8月

11选题背景、研究对象及研究现状

111选题背景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革命问题无疑是一个重要板块。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初发起,由中共接续推进并终取得胜利的中国革命,是近代中国有基础性和持久性的社会运动之一。它的兴起可以被视为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内部问题和外部压力的反映;它的过程之所以漫长和曲折,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中众多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的结果不仅给当代中国提供了立国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也是理解和解决当代中国许多问题的出发点。因此,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具有非凡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自20世纪上半叶以来,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国内学界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领域,积累了雄厚的基础。近些年来,以社会文化史研究为导向的新革命史蔚然成风,更为这一领域研究的持续推进和深化注入了新的动力。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研究中还存在一些理论、路径和方法上的不足之处。在此,笔者仅指出关于整体性研究不够的问题。

毋庸置疑,由于中国在近代以后就被逐步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中国革命是一场由众多内外部因素共同促成的、影响波及国内外的社会运动。但是,耐人寻味的是,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学界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基本都是以内部因素为主线而展开叙事。对于中国革命的国际背景、其与外部世界的互动等与外部因素相关的问题,绝大多数学者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断拓展,中国革命的外部因素问题开始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例如,杨云若等人指出：“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基本状况、各种政治因素的变化、各种阶级力量的相互矛盾和相互消长等等,决定着中国革命的任务、方针和政策,无疑是研究中国革命发展变化的基本内容”;但是,“各种外部因素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常常起着相当重要、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忽视这方面的研究,对中国革命历史的理解就是不完全的”。杨奎松也指出：“中国之所以会不断发生革命,这无疑是由中国社会的内部原因决定的。但中国革命究竟要达到何种目的,这又是与整个外部世界的形势和条件密不可分的。”更有学者开始跳出把内部和外部因素相对立的思维局限,力图将二者融会为整体。比如,牛军指出：从1935年到1949年中共对外政策与对外关系的缘起和发展,“是在特定时空中固有的历史结构中展开的”;“在中国的革命战略中,中共处理国共关系和中共制定对外政策之间,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互动的结构”;中国革命运动与东亚国际格局之间也形成了互动。

尽管学界对于中国革命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关系的看法已经发生很大的改观,但不可否认的是,截至目前,对于相关问题的整体性研究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目前相关研究成果还比较少,具有体系意义的论著更是屈指可数。正如杨奎松所言：“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我们对于外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和作用,似乎还缺少系统和深入的讨论。”其次,对于外部因素的连续性,认识还明显不够。例如,牛军将1935年作为中共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起点,就是对革命时期中共与外部世界关系历史的一种割裂。

112问题聚焦

根据以上情况,笔者认为：有必要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领域中全方位地运用地缘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这一结论所依据的思路和逻辑如下：

首先,应将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纳入整体世界历史的视域中,始终把前者看成是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

近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中国从封建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发展为完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将其纳入世界市场,并塑造成列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由于资本主义的发达与繁荣,相形落后的中国逐渐丧失了主体性,变成从属于帝国主义列强的附庸国。随之,中国国内的许多政治势力,也表现出强烈的依附性,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追随者或代理人。因此,中国的近代史不仅是一部表现这些政治势力之间力量消长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追随者或代理人在中国相互争夺的历史。但是,正是由于代理人战争的性质,在中国这个广阔的战场上,人们往往只关注到国内政治势力的消长,而忽略了它们与各自背后的帝国主义强国之间的博弈,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博弈。因而,如果仅仅解剖近代中国革命自身,而忽略了其所处在帝国主义时代的重要特征,那么,研究和分析将很容易离开问题的实质和关键。形象地说,整体世界历史就是分析近代中国革命的“普照的光”,只有揭开“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的“普照的光”,近代中国革命的图谱才会清晰起来。

概言之,自近代以降,随着西方各大国、俄国、日本先后实现工业化和扩展殖民帝国,中国从雄踞东亚的中央王国沦落为列强侵扰和压迫的对象,中外关系也出现时人所谓之“三千余年一大变局”。随着这一变局的发生,帝国主义列强的实力长期凌驾于中国之上。它们强力介入中国事务,以不同的方式和强度冲击着中国原有的国内政治体系和秩序,并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大部分时间内,来自国际社会的外部力量在中国发展方向和道路的塑造上,发挥着更具决定意义的作用和影响。换言之,按照美国学者、当代“世界体系”论者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说法,中国已经沦落为世界体系中需要依附于中心国家的半边缘国家。对于这一时代特征,美国学者柯伟林(William C.Kirby)指出：在中华民国时期,中国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达到状况;“毋庸置言,民国时代的中国历史是由它的对外关系的性质所界定、塑造,而且终必须依此来解释的”;“这一时代的所有大事都具有国际层面的影响”;“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一言以蔽之,可谓无所不闯入、无地不渗穿、无处不盛行”。由此推论,只有本着整体历史观的研究视野,在中国国际化的背景下展开研究和分析,才更有可能对中国革命诸多重大问题做出更为合理的解释。进而言之,在中国国际化的背景下,作为革命领导者的中共不仅是中国国内的一支政治力量,也是国际舞台上一个独立的政治行为体。因此,必须立足于整体世界历史的研究视野来考察和认识中共的行为。

其次,如果要立足于整体世界历史的研究视野来考察和认识中国革命问题,现实主义则是更为合理的起点。

在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舞台上,帝国主义列强都是毫不犹豫地按照现实主义的信条来行事的。即使在有些时候它们也会打出理想主义的旗号,但这些旗号往往只是掩饰权力政治的精美说辞。在强敌环伺、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的压力下,中国政府及各派政治力量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也必须遵循现实主义原则来行事,而不能只是凭着理想主义的热情,而对国际政治抱有不切实际的预期。否则,其结果就如同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所指出的那样：“中国19世纪的命运就是一个例子,说明如果一个国家满足于自我文明的道德优势,鄙视权力的作用,这个国家会成为什么样子。”而在这一为权力政治法则所支配的时代,国际化背景下的中国国内政治也陷入长期的内部分裂和割据状况,各派政治力量也必须首先依据现实主义的逻辑来行事。在这种被权力政治支配的历史舞台上,对于中共这样的革命领导者来说,固然需要高举理想主义的旗帜来号召革命者和动员大众,但更需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来处理各种复杂的政治实践问题,这样,革命运动才能够被引入成功的轨道。概言之,近代中国所处的世界历史舞台决定了在分析中国革命问题时,现实主义政治理论是更为合理的起点。

再次,如果沿着现实主义政治理论的方向去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就会在逻辑上自然导向地缘政治学的道路。

现实主义政治理论首先体现在一种国际政治的范畴之内。在现实主义取向的国际政治理论中,权力是为核心的概念,也是国家间政治行为的关键变量。国家所拥有的权力大小就决定其在国际政治中地位的高低,而国家权力的大小则是由权力的来源所决定。因此,权力的来源就成为问题的关键。就权力的来源而言,既包括稳定的来源,也包括不稳定的来源。其中,稳定的来源几乎都属于地理因素或和地理因素密切相关。正如美国学者汉斯·J.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指出的：“一国权力所依赖的稳定的因素显然是地理”;“所有国家的外交政策都必须考虑这一因素”;“国家权力的金字塔从相对稳定的地理条件的基础上上升,通过不稳定因素的各个不同层次,在易变的国民士气那里上升到顶层”。现实主义的政治理论同样适用于各国的国内政治范畴。就像国际政治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一国之内各种政治力量之权力的稳定来源也明确指向地理因素。一言以蔽之,正如美国学者卡普兰所指出：“现实主义是对生硬直率,令人不舒服,同时又确定性的真理的认识,这个真理就是地理。”因此,如果立足于整体世界历史的研究视野并沿着现实主义理论的方向去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就会在逻辑上自然地导向地缘政治学的道路。从本质上说,这是由地理因素在人类政治活动中的基础性地位所决定的。

113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

迄今为止,在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中,地缘政治理论和方法的应用还远远不够。其主要表现是：

1.有价值的成果寥寥无几。

在数量有限的研究成果中,沈伟烈、吴晓迪、张文木的著述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特色。在沈伟烈主编的《地缘政治学概论》一书中,其第二章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地缘政治思想和地缘战略做了初步梳理,具有开创性意义。这些思想和战略包括：土地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的地缘战略，抗日战争时期“持久战”的地缘安全战略，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地缘军事战略，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关于战略防御、战略进攻、战略决战的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吴晓迪的《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型》一书则引入当代地缘政治学理论中的世界体系论,作为研究中亚地缘政治和中国地缘政治战略和行为的主要理论方法。该书的第五章专门对的革命政治地理思想和实践做了初步的探讨,并视其为“在世界体系外振兴中国的努力”。张文木的《中国地缘政治论》的章在论述“中国内陆地缘政治的区域比较”时,也对中国内陆各地理区域的地缘政治变迁做了历史性的回顾,其中大量内容涉及的地缘战略观和中共若干重大战略决策的地缘政治意义。

2.研究的问题很不全面。

就人物研究而言,只有少数学者对的地缘战略思想和军事地理思想、陈独秀的海权观、叶剑英的军事地理思想等个别人物的思想,以及中共抗日战略的军事地理因素等个别问题作过零星的探讨。就地理区域而言,只有少数学者对山岳地带在中国革命中的地缘价值、东北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地缘战略意义、中共对浙江地缘价值的认识和战略等涉及个别区域的问题做过初步的考察。毫不夸张地说,整个相关领域的研究还处在萌芽状态。

3.研究的深度远远不够。

从目前数量相当有限的研究成果来看,大多还没有系统地使用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分析问题的深度也十分有限。除了沈伟烈之外,大多学者只是对在解放战争时期所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进行了地缘政治学的解读,对其他问题基本鲜有涉及。只有个别学者立足于档案文献资料,对抗战末期中共地缘战略的形成过程和主要内容做过比较全面的考察和分析。另外,少数学者还从军事地理、人文地理的角度探讨了中国革命的地理因素问题,但是这种研究与地缘政治学的应用还有着明显的距离。

根据以上对学界相关研究状况的分析,本书希望引入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并以中共的地缘战略行为作为中心问题,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进行回顾和分析,以求从整体上对其获得一种新的理解和认识。

本书选择以中共的地缘战略行为作为中心问题,主要基于如下理由：

1.地缘战略问题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纵观整个中国革命的进程,可以看到：革命的终胜利绝不是一种偶然的结果,而是一种理性推动的产物。在被外来力量侵蚀和渗透、国家主权四分五裂的中国版图内,终战胜一系列强大的国内外对手,取得革命胜利并重新完成中国大陆地区的统一,无论如何来说,都堪称惊人的伟业。这一胜利的取得,固然受到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但主要还是由革命的领导者——中共所制定的一系列革命战略和策略的实践结果。正如美国学者邹谠所指出的：“中国革命过程中很多行动和政策、战略和策略都是很‘理性的’。”“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很多行动和政策,不是来自革命本身,而是来自一个政治多元社会内的势力对立的结果：是力量微弱的一方在战略上、策略上、政策上、制度上的反映(当时中国革命的对峙力量是军事实力雄厚的国民党)。”因此,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来说,需要对革命领导集团的战略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革命的整体历史进程。而在与一个政治行为体有关的诸多不同层级和方面的战略之中,地缘战略是基础性意义和为重要的战略,其他层级和方面的战略从根源和逻辑上都可以被视为前者的折射或衍生。

2.关于中共地缘战略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而紧迫的现实意义。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综合国力快速增长和全面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国开始朝向世界大国的地位快速迈进。而由于这种快速崛起,中国开始面临诸多层面的地缘战略难题。在周边地区,作为传统中国历史遗产的继承者,中国需要解决领土领海争端、核扩散等地缘政治难题。在全球范围内,作为新崛起的又一个大国,中国需要妥善处理与作为现有国际体系秩序维护者的美国,以及其他强国日本、俄罗斯及欧盟之间的关系,以防止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目前,中国国内地缘政治及大战略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一些观点和理论已经开始在中国对外战略和政策制定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但是,一个十分明显的缺陷是,由于学科之间的隔阂,国内关于地缘政治及大战略问题的研究普遍缺乏历史深度。尤其是作为当今中国的执政党,中共历史上的地缘战略问题却鲜有学者问津,遑论系统性的研究,这显然是一种极大的缺陷。而实际上,由于地理因素对于人类政治活动的基础性和恒久性作用,对于当今中国战略的制定者来说,对于中共地缘战略历史的回顾和总结无疑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正如美国学者金骏远(Avery Goldstein)所指出的：“中国在变化的世界舞台上扮演了一个新的角色,但是中国发现自己仍然居于原有的剧场中。因为中国正在上升,但并未离开舞台,对于中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而言,地理和历史两者相结合带来了令人生畏的问题。”因此,对于中共地缘战略历史的研究既是重要的,又是紧迫的。

根据以上两点理由,笔者认为：站在宏观研究的高度,对中共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地缘战略问题做出系统的考察和分析,是一个有价值和可行的研究方向,不仅有助于对中国革命做出新的解释和回答,而且对于中国当今战略的制定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学科的发展来说,这种尝试将有助于搭建不同学科之间的桥梁。

12分析工具和基础性概念

121地缘政治学及相关诸要素说明

1211地缘政治学的定义和核心概念

地理因素是人类历史发展中永恒不变的因素。关于人类政治和地理因素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有许多政治家和学者给予关注。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关的专门性学科——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更是应运而生。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随着争夺世界霸权的大国间冲突的加剧,以及世界大战的接连爆发,地缘政治学的发展进入一个鼎盛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接连涌现出美国海军上将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德国学者豪斯浩弗(Karl Ernst Haushofer)、美国国际政治学家斯皮克曼(Nicholas J.Spykman)等重要人物和“海权论”、“陆权论”、慕尼黑学派理论、“边缘地带”(Rimland)理论等经典学说。

由于慕尼黑学派将地缘政治学的宗旨发展到“国家至上”的状态,并与纳粹奉行的种族清洗和对外侵略扩张有着紧密的逻辑联系,地缘政治学的名声遭到极大的玷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地缘政治学曾一度被视为伪科学,遭到学术界普遍排斥。但是,在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由于世界格局的剧烈变动、分化和改组,地缘政治学由于其不可替代的分析工具作用而重新获得人们的青睐。时至今日,地缘政治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不仅成为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重要支柱,而且在各国制定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时发挥着显著的作用。

从学科的属性来说,地缘政治学是处在地理学和政治学两大学科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中基于地理因素而产生的政治活动。对于地缘政治学的定义,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

大部分国外学者在定义地缘政治学时,都比较注重强调其国际关系学的特性。例如,英国的《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认为：地缘政治学应当被“视为认识国家力量的地理原理而将国家当作三维空间现象所进行的研究,它在考察国家行为时以这样的一些特性为背景材料：如疆域、气候、有机和无机资源、地理位置及人文特性,如人口分布、文化属性、经济活动和政治结构等。每一个国家都被看成世界政治空间中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而产生的国际关系模式构成了它的关键性成分”。再如,英国学者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在《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中,也将地缘政治学界定为“源于空间和地理学观念的国际关系研究”。

受国外学者影响,大部分中国学者在定义地缘政治学时,也主要聚焦于其在国际关系层面的含义。其中,沈伟烈认为：地缘政治学“是从全球的视角,运用历史和地理相结合的方法,探索地缘环境与政治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国际地缘战略力量在国际关系中特别是大国关系中的实力对比及其演变规律,为确定国家的安全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提供理论思考的一种学问”。叶自成认为：地缘政治学“就是研究空间对国家间政治的影响,就是研究综合的地理要素对国家及国家间政治军事关系的影响,就是研究综合的地理要素及国家间政治军事关系的影响,研究其运动发展规律和特点的学科,就是研究国家间政治在地理上的缘起、发展和变化特点的规律的学科”。李义虎认为：地缘政治学“本质上属于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流派”;“它具备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主要以国家政治行为体作为能够从事地缘政治活动的单位,以国家行为和地理因素为主要变量,从中解释国家利益、国家权力与特定地理条件之间的变量关系”。

但是,也有许多学者能够超越单纯的国际关系学范畴,而将地缘政治学导向一般政治学的方向。例如,美国学者索尔·科恩(Saul Bernard Cohen)把地缘政治学定义为：“对在以地理环境与视角为一端和以政治过程为另一端的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分析。环境由地理特征、模式和这两者形成的多层次地区组成。政治过程包括在国际层面活动的势力和国内那些影响着国际行为的势力。”再如,俄罗斯学者瓦列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则提出：“地缘政治(学)不仅是世界观和具有重大价值的科学,而且是研究在世界舞台上、在国内、在任何空间内关于地缘政治主体行动总方针原则性建议的应用科学。”又如,中国学者刘从德也认为：“地缘政治学是以全球战略的观点,分析地理现实与人类事务之间的关系,探究某种能表明世界历史中某些地理因素的规律、为治国和战略制定服务的理论。”

需要注意的是,从以上学者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对于地缘政治学的科学性仍然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地缘政治学究竟是一门客观性的科学,还是一种主观性的理论或意识形态？对于这一问题,许多人持比较暧昧的观点。

毋庸置疑,地缘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就是地缘政治(Geopolitics)。围绕这一核心概念,又衍生出学科中的其他重要概念,包括地缘政治格局、地缘政治体系、地缘战略等。对地缘政治的定义进行准确的了解和把握,是理解整个地缘政治学体系的基础。

迄今为止,学界关于地缘政治的定义也有很多种,此处不再逐一罗列。简言之,笔者认为：地缘政治是指以基于地理因素(包括领土、自然资源、人口、经济、流通等)而产生的权力为中心的政治关系,是人类政治运行的基础部分。广义的地缘政治应该涵盖从任何个体之间乃至人类整体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政治关系。狭义的地缘政治只限定于国家或类似国家的政治行为体(既包括超越别的集团和联盟,也包括低于别但也参与政治运行的政治力量)之间的政治关系。一般而言,地缘政治指的是狭义的地缘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