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2585113
前 言
整理凡例
新疆图志序
凡 例
新疆图志纂校衔名
新疆图志引用书目
卷一 建置一
卷二 建置二
卷三 建置三
卷四 建置四
卷五 国界一
卷六 国界二
卷七 国界三
卷八 国界四
卷九 国界五
卷十 天章一
卷十一 天章二
卷十二 天章三
卷十三 天章四
卷十四 天章五
卷十五 天章六
卷十六 藩部一
卷十七 藩部二
卷十八 藩部三
卷十九 藩部四
卷二十 藩部五
卷二十一 藩部六
卷二十二 职官一
卷二十三 职官二
卷二十四 职官三
卷二十五 职官四
卷二十六 职官五
卷二十七 职官六
卷二十八 实业一
卷二十九 实业二
卷三十 赋税一
卷三十一 赋税二
卷三十二 食货一
卷三十三 食货二
卷三十四 食货三
卷三十五 食货四
卷三十六 祀典一
卷三十七 祀典二
卷三十八 学校一
卷三十九 学校二
卷四十 民政一
卷四十一 民政二
卷四十二 民政三
卷四十三 民政四
卷四十四 民政五
卷四十五 民政六
卷四十六 民政七
卷四十七 民政八
卷四十八 礼俗一
卷四十九 军制一
卷五十 军制二
卷五十一 军制三
卷五十二 物候一
卷五十三 交涉一
卷五十四 交涉二
卷五十五 交涉三
卷五十六 交涉四
卷五十七 交涉五
卷五十八 交涉六
卷五十九 山脉一
卷六十 山脉二
卷六十一 山脉三
卷六十二 山脉四
卷六十三 山脉五
卷六十四 山脉六
卷六十五 土壤一
卷六十六 土壤二
卷六十七 水道一
卷六十八 水道二
卷六十九 水道三
卷七十 水道四
卷七十一 水道五
卷七十二 水道六
卷七十三 沟渠一
卷七十四 沟渠二
卷七十五 沟渠三
卷七十六 沟渠四
卷七十七 沟渠五
卷七十八 沟渠六
卷七十九 道路一
卷八十 道路二
卷八十一 道路三
卷八十二 道路四
卷八十三 道路五
卷八十四 道路六
卷八十五 道路七
卷八十六 道路八
卷八十七 古蹟一
卷八十八 金石一
卷八十九 金石二
卷九十 艺文一
卷九十一 奏议一
卷九十二 奏议二
卷九十三 奏议三
卷九十四 奏议四
卷九十五 奏议五
卷九十六 奏议六
卷九十七 奏议七
卷九十八 奏议八
卷九十九 奏议九
卷一百 奏议十
卷一百一 奏议十一
卷一百二 奏议十二
卷一百三 奏议十三
卷一百四 奏议十四
卷一百五 奏议十五
卷一百六 奏议十六
卷一百七 名宦一
卷一百八 武功一
卷一百九 武功二
卷一百十 武功三
卷一百十一 忠节一
卷一百十二 忠节二
卷一百十三 人物一
卷一百十四 人物二
卷一百十五 兵事一
卷一百十六 兵事二
卷一百十七 补编一
卷一百十八 补编二
卷一百十九 补编三
卷一百二十 补编四
新疆全省舆地图
新疆图志西域地名索引
新疆图志西域人名索引
後 记
新疆古称西域。“西域”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范围也多有变化 。用西域指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核心的区域，从汉代以来一直延续到了清朝中期。乾隆年间经营西北，“西域”的概念过渡为“西域新疆”，并逐渐以“新疆”作为专有名词指称西域，故祁韵士在嘉庆年间撰着的《西陲要略》中，有“今之新疆即古西域”的定义。光绪年间，左宗棠收复天山南北失地，力主建省，於是从光绪十年（1884）起，“甘肃新疆省”及其简称“新疆”在行政称谓中完全替代了西域的旧名 。
在乾隆经营西北以来，“盛世修志”的观念也体现在西域/新疆的文化建设中。有清一代新疆地区的通志纂修，前後凡三次四种。
清代前期，有乾隆年间的《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简称《西域图志》）五十二卷。这部志书於乾隆二十一年（1756）奉敕纂修，二十七年纂成初稿，四十七年增纂告成，由武英殿刊刻并写入《四库全书》。由於乾隆皇帝的亲自过问、编纂人员倾全国之力、主纂人员又多参与西域平定的不同事务，《西域图志》因此比较全面、真实、详细地汇集了乾隆统一和经营西域的史料，成为清代边疆通志纂修的典范。
清代中期，又有嘉庆年间的《西陲总统事略》和《钦定新疆识略》（简称《新疆识略》）接续前志，成为新疆地区新的地方通志。这两部新的志书由伊犁将军承办，开创了新疆地方政府纂修通志的先河。以乾隆二十七年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为起点的西域经营步入正规之後，注重文化建设的伊犁将军松筠为了总结统一以来几十年中的发展面貌，编纂《伊犁总志》成为其文治理想。他召集流放伊犁的文人先後纂修，於嘉庆十二年（1807）由祁韵士纂成了《伊犁总统事略》十三卷，後来多以《西陲总统事略》的名称刊行；嘉庆二十五年，又由徐松纂成新的《伊犁总统事略》十三卷，後出转精，替代了祁韵士的纂修。徐松的纂修本在道光元年（1821）由松筠恭进清廷时，得到新即位的宣宗皇帝赏识，赐名《新疆识略》，并御制序文，道光二年由武英殿刊行。这是“新疆”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的专有地名，首次被政府在正式的文本中启用。
清代後期，《新疆图志》的编纂成为新疆地方通志在清代後的总结。道光以来直到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新疆的历史又走过了九十年的风雨沧桑，尤其是强邻环伺、同治民变、光绪建省、新政革命等等一系列的内外因素，使新疆近代史的进程变化多端、历经坎坷。以王树枬为代表的清末新疆官员，承担起了为建省後的新疆谱写新志的重任。《新疆图志》从光绪三十三年开始编纂（1907），宣统三年（1911）完成，由新疆通志局活字印刷行世 。因此，这部纂修於新疆建省以後、完成於辛亥革命期间的通志，也是中国封建王朝时代有关新疆的後一部通志。《新疆图志》皇皇巨着，凡一百一十六卷、二百多万字，不仅在数量上超越了以往的志书，其承载时空的悠长、完备，编纂观念的守正、趋新，也都後来居上，成为新疆地方通志的殿军。
所以，在掀开中国现代史的篇章前，《新疆图志》堪称是一部为古代新疆做了全面总结的集大成的百科全书 。
二
《新疆图志》的纂修，光绪三十三年由新疆布政使王树枬（1851—1936，枬字或作枏、楠）创议兴办，其时建立了新疆通志局的机构。树枬字晋卿，晚号陶庐老人，河北 新城（今高碑店）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先後在四川、甘肃历任知县、道员等职。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三年（1906—1911），任新疆布政使。在任期间，除了改革币制、创设邮政、兴办实业等一系列使新疆走向近代化的作为之外，《新疆图志》的纂修，也是他在任上重要的文化建树之一。其所撰的《陶庐老人随年録》中对设局之事有明确记载：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五十七岁
新疆僻处中国西偏，蒙 哈 缠回种类庞杂，通知汉人文字者甚稀，自开辟以来，文献寥寥，无可徵信。时桐城 方绎民 希孟、醴泉 宋芝洞 伯鲁随长庚将军出关，霍邱 裴伯谦 景福谪戍新疆，皆方闻博雅之士。余於是创修《新疆图志》，设局於藩署之西偏，志例皆余手定，分门纂辑。余无他嗜好，公余之暇，借此消遣而已 。
今存《新疆布政使司就纂修通省志事札吐鲁番厅文》对於纂修《新疆图志》的意义有更明确的表述：
钦命甘肃新疆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陆军督练处参议官兼兵备处王、镇迪道兼按察使司按察使陆军督练处参议官兼参谋处荣，为札饬采访事：照得新疆本西陲重镇，汉唐以来，虽通中国，不过互市往来而已。我朝平定准 回，始入版图，叛服靡常，屡烦兵力。自光绪三年全疆光复以後，改设行省，设官分治，迄今廿有余年。一切规模粗具，惟有志乘阙如。现奉抚宪札饬修通省志，本司等选派精於测绘之员赴南疆一带测量，并在省先绘总、分舆图，以为修志基础。俟明年正月设局纂修，自应派员采访，以备临修采用。兹拟分天地人物四大类，……由各地方官详细采访，绘图列表，陆续造具清册，賫司考证。
以上札饬，是一份为了纂修通志而告知下属官府采访各地资料以备采用的通报。其中表达了对清朝统有新疆而超迈汉唐的主权意识，并从建省以来“一切规模粗具，惟有志乘阙如”的表述中体现了为新疆建省而修志的明确目标。这份札饬於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下达到吐鲁番厅，可知在新疆巡抚做出了纂修通省方志的指示下，由新疆布政使、镇迪道部署具体的方案，下达到各地府厅州县。这一年，已经开始了通志编纂的实际工作安排 ，并在来年的光绪三十四年成立了新疆通志局——通志纂修开始和通志局建立的年份，过去的研究多有误差，现在根据这份札饬档案，可以定谳。
此外，根据饬後所钤“甘肃新疆布政使司之印”的印章，可知实际的执行机构是新疆布政使衙门；而具体纂修的倡议与组织者，是时任新疆布政使的王树枬。这也可以印证《陶庐老人随年録》的记载确非邀功自赏。不过按照清代地方修志的惯例，其行政首席长官往往要领衔修志署名。因此宣统三年《新疆图志》告成之际在新疆巡抚任上的袁大化就成为当然的修志“总裁”。但是王树枬的署名出现在“总纂”和“总办局务”中，可知居功甚伟。不过，在这部通志基本完稿之际，王树枬因乌鲁木齐发生的“王高陞纵火案”受到攻讦，而於宣统二年开缺，宣统三年四月离开新疆。图志编纂的收尾工作由候选道王学曾完成，因此“总纂”衔名由王树枬、王学曾共同署名。按照地方志责任者常规的署名方式，《新疆图志》的作者是“袁大化修，王树枬、王学曾纂”。
王树枬在担任《新疆图志》总纂、总办期间，不仅手订志例、分门列目，还亲自参与了一些分志的纂修和修订，在为锺镛的《新疆备乘》所撰序言中，称“当时予所手订者凡十余篇” 。《陶庐老人随年録》所载更详：
宣统二年庚戌，六十岁
《新疆图志》开局以来，余自撰成《国界志》八卷、《山脉志》六卷、《兵事志》二卷、《访古録》二卷、《新疆小正》二卷、《礼俗志》一卷、《道路志》四卷、《土壤表》一卷。其《建置志》，则余仿《汉?地志》创撰一卷，而属同年宋子顿 伯鲁照式续成之。《实业志》则余创撰森林、渔业二门，属门人锺镛 笙叔续成，又经余一一改定润色，始成定本 。
也就是说，全部《新疆图志》二十九志中的三分之一，王树枬都参与了文字编纂。其中提及的《国界志》、《山脉志》、《兵事志》、《访古録》、《新疆小正》、《礼俗志》、《道路志》，後来也都以王树枬个人的名义有单行本刊印。
除了擘画有方、身体力行之外，《新疆图志》能在短短三五年之内就完成巨制，还依靠了一批履新的文人担任了分志的编纂工作。这其中有履新任官者如王学曾、郭鹏、李晋年、刘文龙、段永恩等，也有因事流放或寄寓新疆者如锺镛、裴景福、宋伯鲁等。据《新疆图志》卷首的“纂校衔名”记载，参与纂修图志的人员多达六十八人 。但这还不是全部，因为“一些谪居新疆的作者被埋名，也有少数谪官的作者因故未列入其名” ，如实际参与了编纂工作的宋伯鲁，完成了《新疆图志》正文的前四卷《建置志》；裴景福，完成了《交涉志》、《水道志》、《山脉志》等的初稿。他们都是王树枬的同年进士，以博学多能而协助王树枬做了很多编纂工作，但是因为宋伯鲁前曾参与戊戌变法而遭到过通缉、监禁，裴景福则以贪酷、挟外的莫须有罪名由南海知县流放乌鲁木齐，所以都没有在纂修名单中出现。总之，是王树枬的号召力和乌鲁木齐丰富的人力资源库，成就了清末《新疆图志》实力雄厚的编纂团体。
三
作为清代边疆通志的典型和新疆地方志的集大成者，《新疆图志》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点，值得表彰：
1、观念进步
《新疆图志》的编纂，承袭传统通志为地方列传的观念和体例，是中国地方志中後来居上的重要典型。这种继承性，与王树枬等修撰官员在传统国学中的博学渊览有关。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近代变革的转型之际，他们的思想能够与时俱进，决定了新的地方通志在反映新疆建省後的面貌时，注入了新时代的编纂观念。具体的表现，是《新疆图志》的编纂顺应时势，具有晚清新政革命带来的强国富民理想。如在《土壤志》中以“历代经营西域，铺张远略，无与民事。其於全疆地域广轮之数，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五地之物，生十有二壤所宜之种，率阙而不书”，感叹“中国有君史而无民史”（卷六五），体现了《新疆图志》为民生立志的观念。其《民政志》详细记録巡警、地方自治等新的民政内容，也都是对於新政以来地方改革气象的礼讃表现。
又如在《道路志》中，宣称“西徼深沟重堑，天险之国，不患其不能守，而患其不能通。通则富，不通则贫；通则强，不通则弱”，呼吁“他日铁路之兴，又将变而愈通。则开荒徼爲康衢，化荆榛而文物，此固穷变通久之方所不能閟遏者”（卷七九），则表现了晚清知识份子对於发展交通为强国之策的充分认识。这个观念，与民国时期孙中山提出“造路救国”堪称如出一辙、後先辉映。
王树枬在内地任官之际，就以关心国际局势、勇於改革而闻名。他曾着有《彼得兴俄记》、《欧州族类源流考》、《希腊春秋》、《希腊学案》，被伯希和称道为“反映了一名开放的思想家使用一种比较可靠的语言所进行的阐述”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乌鲁木齐，是东西方探险家穿梭往来的开放型城市，王树枬和《新疆图志》的其他编纂者，经常与这些海外人士切磋学问，在伯希和、马达汉、莫理循的游记中，都记载到王树枬等人正在编纂这部重要的地理着作而向他们求教西方政治、财经、科学方面的问题，以及打算利用他们的测绘资料到图志编纂中去的交往 。其《民政志》讨论日、法、英、德、奥、俄、美各国员警组织，可能就有与这些外国人士商讨的内容在内。《实业志》、《食货志》中也多有采用俄人科学研究动植物、矿产的科学资料来作为发展新疆实业的基点者。而在论及边界、山川方面的问题时，利用中译本的英人杨哈思班游记、俄人康穆才甫斯基游记、英人戈登游记之处，也比比皆是。
从思想到知识，《新疆图志》不忘主权意识与强国之梦、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编纂观念，保证了其在晚清方志中的进步性和科学性。
2、分类合理
《新疆图志》采用分志叙述的方式，共设立了建置、国界、天章、藩部、职官、实业、赋税、食货、祀典、学校、民政、礼俗、军制、物候、交涉、山脉、土壤、水道、沟渠、道路、古迹、金石、艺文、奏议、名宦、武功、忠节、人物、兵事二十九个门类，是所见新疆方志中分类为丰富、体例为完备的一种。
作为总纂官的王树枬在考取进士之前的青年时代，就参与了直隶总督李鸿章在保定创办的畿辅通志馆的纂修工作 ，因此对於方志纂修训练有素。其中建置、职官、赋税、食货、祀典、学校、山脉、水道、道路、古迹、金石、艺文、名宦、武功、忠节、人物、兵事等，都是历代通志反映地方自然与社会状况为基础和传统的门类，《新疆图志》自然可以从相关的通志中取得借鉴的方法。不过，这其中也有纂修者因地制宜的创新之处，如学校一门，完全不同於内地围绕科举为中心的精英教育记録，而是偏重於新政革命以来对於基础教育建设的记载；其中对民族地区教育成败的反思和对策，也多有叙述 。
更重要的是，新疆作为边疆、民族省份而不同於内地省区的特徵，在《新疆图志》也受到重视，在编纂过程中创设了新的分志门类。如设立国界、交涉诸志，对涉及国家利益的疆界、外交给予重点描述；设立藩部、礼俗诸志，对於多民族聚居地的民情风俗给予详细介绍；设立军制、民政诸志，对於边疆地区军队建设和民政举措给予具体罗列；设立沟渠、土壤诸志，对建省以来兴修水利、开垦土地情况给予翔实记载。
因此，即使我们将在後面讨论《新疆图志》仓促编纂带来种种局部的失误，但都无法掩盖图志编纂中的体大思精和恢弘布局为地方志编纂所带来的方法论贡献。
3、史料丰富
《新疆图志》为後来者提供了新疆在帝制时代为详赡的地方史料。图志的凡例专门提及：“各志记载攸关，凡得之前书者，必详举原书，附考於下；虽采取之各府厅州县乡土志及各项公牍者，亦必标题清晰。非仅求不掠人美，盖必如是而来历分明，近足以徵信当时，远足备後来考证也。”这一宗旨表明了王树枬等在纂修之初就确定了无徵不信的编纂目标。而这些纷繁的史料之所以能够文献足徵，是以通志局丰厚的资料储备为後盾的，这与王树枬在设立通志局之初就精心筹备，後来的创办者和纂修者也都尽心尽力收集资料有关。新疆档案馆的史料中就保存了新疆通志局建立後催促地方“确切采访，详细造具清册、绘图、列表，飞賫来局”的札文 ，可见资料收集从地方到省府之间的有效行政渠道。
图志编纂中的史料表现，一方面，在有关新疆历史的材料上，纂修者勤於翻检典籍，从丰富的中国古代史志和当代着述中比勘论证，进行叙述，所以《新疆图志》是一部考、述结合的史料库。虽然《新疆图志》卷首的“引用书目”只列出了五十种参考书目，而在具体的撰述中，随文出注的史料文献，据後来的研究者钩稽，竟达六百多种 。这些典籍文献的完备，使编纂者得以排比引证，对西域史地风物中的许多舛误说法做出考证；《新疆图志》自为注记的一些文字，往往就像出色的考据论文。如《建置志》中对姑墨、新平等地的考证（卷三），《山脉志》对昆仑即葱岭（卷五九）、焉耆不等於焉支（卷六○）的考证，《水道志》关於塔里木盆地古有南北二河的考证（卷七〇），都显示了编纂者钩稽史实、力求一是的实证态度。
另一方面，清代建省以来的“当代史”记述，是《新疆图志》 “详今略古”观念下编纂的宗。编纂者依据现存档案、各地采访録、新编乡土志等来完成对当时建置、居民、贸易、物产等天地人事的记述，是保证《新疆图志》具有可信度的重要原因。如在《国界志》中，关於划界档案，往往出现“抚署存档之约”的按语，是对划界材料出现差别时根据“当日原换之约”进行比勘的明证；《实业志》中言各地物产，则由“调查表云”的出处指示其由原始采访所得。那一时期刚刚由各地编纂而成的乡土志材料，也被大量徵引到图志中，如卷五九、六八记载疏附县山脉、水道的情形，全部引用了《疏附县乡土志》中的内容，这在後者至今佚失的情况下，根据《新疆图志》的引文，可以辑佚大半。早年吴丰培先生从《新疆图志》中辑佚出雍正间使臣撰《使准噶尔行程记》，至今无完璧可替，也是重要的例证。
正因为《新疆图志》的编纂出自对当时文献的充分依赖，我们至今可以从中获得的一手资料，还不仅在辑佚图书的表现上。如有关新疆职官的史料，目前仍以《新疆职官志（1762-1949）》为完备 ，该书对於《新疆图志》的引用，也只参考了《职官志》部分，散处在其他各志的地方职官可补《新疆职官志》之名録者，不下百处。《新疆图志》还抄録了十六卷涉及新疆地方行政事务的奏议，是分志中丰富的部分，其中十五卷都是左宗棠收复新疆以及建省以来的内容，这个按年编排的档案，也是晚清 新疆建设基本的史料。其中如新疆巡抚陶模的许多奏稿，与《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定名、文字多有不同，甚至个别奏摺并不见於後者，由此可见《新疆图志》的史料价值之一斑。
4、图表并重
在《新疆图志》卷首的八则凡例中，一共有三则凡例专门说明《新疆图志》的地图编纂，开篇即言“是书图志并重，不敢偏重於志而略於图”；而在“纂校衔名”中，也专门列出参与地图编绘的“绘图总理”、“测绘员”、“法校图绘”名单，可见对於地图绘制的重视。从上揭《新疆布政使司就纂修通省志事札吐鲁番厅文》中，可以看到图志编纂伊始，就先期“选派精於测绘之员赴南疆一带测量，并在省先绘总、分舆图，以为修志基础”。王树枬对於地图绘制的重视，在时人看来，甚至是与通志文字稿的编纂等量齐观的，如在裴景福的记载中，就认为当时是在布政使司开设了“省志、舆图两局”的 。
这些精绘的地图，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标志实业、盐产、邮政、电线分布和以府厅州为单位的道路交通示意图，凡二十二幅，分别附録在宣统三年印行的《新疆图志》之《实业志》、《食货志》和《道路志》中，达到图文并茂、“以豁阅者之目”的目的。二是绘制有经纬度标志的全省地图，凡五十八幅，除了开篇的四幅地图各为一道而合为一省之图外，其余府厅州县地图各一幅，又有“伊犁将军辖境图”“阿尔泰山图”各一幅，其时伊犁将军主要管辖伊犁、塔城一带边防，而阿尔泰山地区当时还未在行政建制上归属新疆，但是由於塔 阿借地等问题使之与新疆事务密不可分，《新疆图志》在建置、国界诸志中有关阿勒泰事务的记载以及地图的专门绘制，事实上也为民国年间阿山道的建置归属於新疆提供了理据。这第二部分的地图由於制作复杂，所以宣统元年完成绘制之後，就在汉口印制为《新疆全省舆地图》的单叶片一袋发行。以往的研究者对於版的《新疆图志》附图太少，遂以为该书凡例关於地图问题的交代过为其词，实际上是由於《新疆图志》与《新疆全省舆地图》未能合为一帙同观的缘故。等到1923年东方学会在天津重新出版《新疆图志》时，五十八幅的《新疆全省舆地图》被装订成册出版，部分的二十二幅地图也被定名为《新疆实业盐产邮政电线道里图》单另成册，因此重版的东方学会本《新疆图志》附録有两本地图册 ；但是後来的收藏者不知就里，将其分别着録，更造成了《新疆图志》并无地图而名不副实的印象。
注重地图的作用，一方面体现了图志遵循中国地方志“图经”的传统，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编纂者利用当时西方先进的地图绘制技术在精确展示区域地理的追求，这就是凡例倡言“非欲固爲繁缛，因幅员广漠，延袤四百五十余万方里，使无图以总揽大纲，则读者有前得後忘之弊，是用不厌求详，以豁阅者之目”的原因。
另外，利用大量的表格来一目了然地反映新疆事务的纷繁内容和递进资料，也成为《新疆图志》的一大特色。在《藩部》、《职官》、《民政》、《道路》诸志中，表格呈现的方式多达七十余表，仅《藩部志》详明表述土尔扈特、和硕特、回部各族牧界、世次等内容，就制作了表格二十四种之多，成为方志叙述语言之外明晰的补充材料。
……
朱玉麒
2015年11月24日於北大朗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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