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3468117
书是一部介绍宋庆龄与孙中山生平的普及性学术佳作。书中披露了很多从未为世人了解的新史料，对研究孙中山与宋庆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为了便于大众，特别是青年读者阅读，本书在文字上区别于一般史学著作，尽量做到通俗易懂。虽然市面上关于孙中山、宋庆龄的书籍很多，但从来没有一本是专题叙述两人婚姻的，本书填补了这项空白。
宋庆龄和孙中山的婚姻在中国的革命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本书诠释了宋庆龄对孙中山从崇拜到结合，并共同从事民族解放事业的革命经历。包括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辅佐孙中山革命，宋庆龄与孙中山共事后即对他产生的崇拜；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合的过程；婚后十年间二人共同经历的艰苦革命历程；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对他的深深怀念五部分内容。且配有大量珍贵照片。
4 辅佐孙中山革命——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
8/ 崇高的人生目标
9/ 选择与孙中山结盟
15/ 被忽视的“隐君子”
19/ 宋家为中国而存
22/ 为爱突破重围
24/ 宋庆龄纷繁美丽的大学生活
34/ 流亡中的孙中山遭遇爱情
42/ 一桩速战速决的婚姻
52/ 共度十年风雨
54/ 甜蜜的二人世界
59/ 精诚无间同忧乐
70/ 温馨的港湾——莫利爱路29号
81/ 笃爱有缘共死生
99/ 重开革命新天地
116/ 相伴后旅程
136/ 绵绵无尽的思念
140/ 孙中山的遗产
150/无处不在的孙中山
159/无处不在的孙中山
173/刻在心底的誓约
183/南京——上海 相距不远
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是我过去从未享受过的真正的家庭生活。我能和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幸福。
——孙中山
起初，我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敬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一旦我们所爱的人与我们诀别而去，那么相互爱得越深，我们所承受的悲痛也就越深沉。但我们终有甜蜜和爱恋的记忆留在心间。
——宋庆龄
宋耀如与孙中山发生过一次严重冲突。这次仅有的冲突，起源于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姻。
宋耀如夫妇反对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姻，人们通常给出的理由是：孙中山原本有家庭、有子女；孙中山与宋庆龄有着27岁的年龄差；孙中山是宋耀如的老朋友，宋家的孩子们一直称呼他“孙叔叔”；孙中山当时处境很不好，宋耀如夫妇担心宋庆龄以后的生活受到影响等等。这些理由都是成立的。宋耀如始终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爱国者。他与孙中山结盟，是因为他坚信孙中山能实现他的振兴中华梦。然而，作为父母，为某个理想他们自己可以付出一切，但要为此付出子女的幸福与前途，他们却不能不有所顾虑。
除以上的原因外，宋耀如的反对还应有以下几个含义：
一、孙中山原是有家庭的，而且宋耀如全家都与卢夫人有过交往。更重要的是，孙中山离婚再娶，违反了基督教的教规。宋耀如说：“我们是一个基督教家庭，我们的女儿不会给任何人做妾，无论他是这世上伟大的国王、君主抑或总统。也许我们贫于‘世俗之物’，但我们既无贪心，也无野心，更不会低贱到去做违背基督教教义之事。”
二、这桩婚姻可能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造成负面影响。如果由于宋家的不慎，给“致力于缔造一个伟大的中国”的事业造成不良影响，宋耀如是无法容忍的。事实证明，他的预判没有错。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姻，的确在革命党内部遭到了强烈反对，同志们一致认为这会影响领袖的形象。
为了革命，
宋耀如要竭力保护孙中山的形象。他曾对孙中山说：“我们不会做任何有损您及您事业的事情。”“作为您的朋友，我认为我有责任维护您的清白并支持您的事业，无论结果如何。”“这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引诱我们以任何方式去伤害您及您所珍视之并近乎全心全意奉献之事业，我不会容许此等事情发生。”
三、宋耀如是有政治“洁癖”的人。他绝不允许自己留给别人动机不纯的印象。他说：“对我们而言，一个好的名声比一切现世之光环和特权都来得重要。”而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姻，有可能影响世人对宋耀如的看法，认为他在与孙中山的合作中另有所图。宋耀如的这一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姻严重地违背了宋耀如的意愿，而且给他造成了难以抚平的伤害。宋耀如为此愤怒得几乎和孙中山彻底绝交。但是他没有想到，正是他本人长期以来实施的教育，把宋庆龄带上了这样一条道路。宋庆龄回忆道：“由于家父是孙博士在其革新工作中早的同志之一，因此从孩提时起我就熟悉他的名字和志向。”
宋家的朋友路易斯·罗伯特夫人写道：“宋先生认为，只要接受了恰当的教育，有了好的领导，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成就伟大的事业。”“宋先生自然会经常谈论起他在美国的岁月，以及他在中国结交的朋友，还有他回国时所怀有的梦想。……我很快就了解了他的兴
致所在，除了他的家庭，他还要帮助自己的祖国得到本应具备的大国地位。他希望能为他的孩子做适当的准备，以便在时机成熟时，他们可以更好地为他们的祖国服务。”
宋耀如民族至上的情怀，会随时在有意无意间流露出来，从而在宋家形成与其他家庭迥然不同的氛围。倪桂珍在宋家是一个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人物。宋耀如有些怕老婆，倪桂珍在家里几乎是说一不二。但在爱国、革命这件大事上，倪桂珍却是无条件地支持宋耀如。在宋家，自己的生活要精打细算，但大笔的钱可以不动声色地捐给革命；宋家是革命宣传品的印刷所、是革命同志的避难所、是秘密集会的处所，虽然“脑袋系在裤带上”，但连小孩子也懂得，宋家的安全要服从革命的需要；为了革命，全家人可以背井离乡流亡海外而毫无怨言。在宋家，爱国是每个人的天职，家庭的利益永远处于服从的位置。这种家庭氛围对于孩子起到了早期教育的作用，决定了他们一生不可逆转的走向。
宋庆龄是宋耀如完美的复制品。无论是炽热的爱国情怀、执着于理想的坚定性、处事坦率直言不讳的性格、不务虚名的踏实肯干、视名利如粪土的洒脱，甚至政治“洁癖”，她和宋耀如都一般无二。
孙中山与宋耀如是好的搭档，所以当遇到宋庆龄的时候，他便没有任何的陌生感，只有为合作愉快而发出的感叹。宋庆龄则是通过宋耀如才对孙中山充满了崇拜。为了拯救中国，宋庆龄以身相许，这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1929年5月，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路上，她对弟弟宋子良说：“是宋家为中国而存，而不是中国为宋家而存。”这句话准确地体现了宋耀如的精神。
流亡中的孙中山遭遇爱情
1913年3月，骗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袁世凯，公然派人暗杀了正在着手组织内阁政府的国民党人宋教仁。“宋案”的发生，使仍在日本考察的孙中山大为震惊。他匆忙回国，组织发动反袁的“二次革命”。
然而，为了开展议会斗争，这时的同盟会已与其他四个政党联合，成为人数众多而战斗力严重减退的国民党；原同盟会的都督陆续被袁世凯免职，革命武装也已大部被解散。
这一年的6月，20岁的宋庆龄计划利用暑假回国与家人团聚，然后再次赴美继续攻读新闻专业。22日，宋庆龄离开波士顿回国探亲。刚刚抵达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她就接到父亲的电报，要她推迟行期。
于是，她在伯克利逗留了两周，然后又去檀香山游览，这个行程并不很长的旅行竟持续了两个月。
就在宋庆龄轻松度过的这两个月里，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殊死搏斗。7月20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揭竿而起，“二次革命”正式拉开大幕。几天之内，南京、安庆、上海、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相继响应。但是，力量的悬殊使“二次革命”迅速归于失败。8月8日，孙中山被迫流亡日本。在此之前，一直全力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宋耀如已偕家人逃到那里。
8月29日，宋庆龄抵达横滨，宋耀如去码头迎接女儿。第二天，宋庆龄便与父亲及姐姐宋蔼龄一起，在东京见到了孙中山先生。见到宋庆龄的那一刻，孙中山肯定睁大了眼睛。上一次在宋耀如家见到庆龄时，她才仅有一岁；而此时的宋庆龄，已是如花美人。
作为一个女学生，离开平静而繁荣的美国来到流亡者聚集的日本，宋庆龄感到了强烈的反差。通过父亲和孙中山的交谈，她迅速而具体地了解了中国革命前景的险恶。她说：“我得悉我们的民国处在很大的危险之中，因为袁世凯想推翻它。一些国家在道义上和财政上支持着袁世凯……我国民众之声被压制。革命事业似乎无望。孙博士的某些追随者，在绝望中把革命事业看作失败的事业而放弃了。”
直至今日，仍然有人认为宋庆龄嫁给孙中山是嫁给了“大总统”。而事实是，当宋庆龄见到孙中山时，孙早已失去大总统的身份。他在国内是被袁世凯通缉的“逃犯”，在日本是受到警视厅24小时严密监视的激进党。
正像宋庆龄亲眼看到的：“当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正处于困境，许多革命党人或者意志消沉，或者投降分裂，跟随在身边的同志不多。”
这时的孙中山一无军队，二无经费支持，真可谓两手空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孙中山的事业已经遭到彻底失败。在看清这种严峻的形势后，宋庆龄仍然毫不犹豫地走到孙中山身边，使人不能不钦佩她的远见卓识和对中国革命的坚定与忠诚。当时，宋庆龄的姐姐宋蔼龄是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她与孔祥熙相恋，两人已准备结婚。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坚持为孙中山处理英文文件，但因身患肾病，不宜按日本方式长时间盘腿席地而坐。于是，宋耀如让庆龄帮助自己，并很快就教会了女儿如何协助孙中山工作。
与文雅、能干而又年轻、漂亮的宋庆龄在一起，孙中山很难不被其深深吸引。梅屋庄吉的两个女儿曾经回忆过1914年夏天的一个晚间聚会。
冈本梅子回忆说:“在吃完晚饭之后，大家都去了客厅，我弹奏钢琴，母亲拉小提琴，宋庆龄也弹奏了钢琴，并演唱了非常动听的女高音唱段。
“在宋庆龄独唱的时候，妹妹千势子在客厅内到处走着。孙先生抱起千势子，并把手指放到嘴上，做了个‘保持安静’的手势。在整个演唱的这段时间里，孙先生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宋庆龄。”
千势子说：“宋庆龄小姐就算以我当时的眼光去看，也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性。这个印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连幼小的我都有这般的感觉，可以想象孙先生在这位美女面前是怎样的一种表情。”
1914年6月以后，宋蔼龄开始筹办与孔祥熙的婚事，宋庆龄承担起了更多的秘书工作。她几乎天天都要到孙中山的寓所。9月，宋蔼龄结婚，离开了工作岗位。10月，宋庆龄正式接替宋蔼龄，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
在孙中山身边的危险而繁重的工作，使宋庆龄着迷。这年11月，她给还在美国读书的妹妹宋美龄写信：“我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情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博士。他需要我。”
宋庆龄与孙中山过于密集的接触，已经使母亲倪太夫人有了几分担心。1914年11月，宋庆龄同宋蔼龄一起回国，名义上是到上海去侍候因病先已回国的父母，实际上这显然只是为使庆龄暂时离开孙中山而寻找的借口。因为直到第二年的3月，宋庆龄专程去上海“侍候”的宋耀如仍然在日本活动。
当时，孙中山寄居在日本友人梅屋庄吉家。宋庆龄回上海后，他看上去就一直没有什么精神。他是非常喜欢读书的人，但在那段时间里，书虽然是翻开着的，但他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不止这样，他甚至连吃饭也没什么食欲了。
梅屋庄吉的夫人德子非常担心，便多次问孙先生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或是饭不对胃口。
他总是回答说:“不，没什么，请你不用介意。”
随后的日子里，他依旧饭食无味，整天心事重重。
在德子的反复追问下，孙中山终于承认自己的怅然全是为了宋庆龄。他说:“我忘记不了宋庆龄。遇见她，使我有生以来次感受到了爱情，体会到了相思的痛苦以及恋爱的那份喜悦。”
孙中山与宋庆龄年龄相差将近27岁。德子对他说:“宋庆龄小姐的年龄与您的子女年纪差不多，如果您要与宋庆龄结婚的话，那可是要折寿的呀。”孙中山毫不犹豫地表示:“不要紧，如果能与宋庆龄小姐在一起，哪怕结婚后第二天就死去，我也不会觉得后悔。”
宋庆龄与母亲一起居住在上海期间，孙中山也没有放弃追求。但他的方式是含蓄而巧妙的。
宋庆龄曾说：“随后我又在家学习中文。……孙博士得悉我正在学习中文，他赠我一些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和有关当代政治方面的英文书。他非常关心我的学习和活动，对我的工作鼓励甚多，使我不知不觉渐渐地被他吸引。所以当他要求和我结婚时，我就同意了。”
11月29日，孙中山给在上海的宋庆龄发了一封挂号信。1915年1月，孙中山又派朱卓文携其女儿慕菲雅追踪到上海。1月31日，朱卓文见到宋庆龄，转达了孙中山希望她继续为革命工作的意见。宋庆龄对这一邀请作出了积极的回应。朱卓文在致孙中山的信中说：“他（宋庆龄）极愿效力党事，且急盼党事之成。”
孙中山还要求朱卓文为宋庆龄在上海安排一处办公地。朱卓文说：“至筹备地方一所以为他办事之用，他云此事他甚赞，唯须待数日思一善法以避他母之疑眼云。”十分明显，倪太夫人对孙中山和宋庆龄的感情发展是有所戒备的。因此，宋庆龄也在想办法帮助孙中山避开母亲的视线。
2月4日，朱卓文又致函孙中山：“刻下弟在隔邻布置一房以为宋小姐办事处。现他订于每星期一三五三天教弟女以英文。此后有函件与他，照前日之住址便能直接收到矣。”朱卓文以请宋庆龄教女学生英文为借口，在宋家近旁安排了一个“据点”。这既方便了孙中山在倪太夫人的眼皮下与宋庆龄秘密联络，又为以后宋庆龄出走日本埋下了伏笔。
1915年3月17日宋庆龄再次回到东京，孙中山亲自去车站迎接。之后，他们几乎每天都见面。5月，宋庆龄致信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阿莉，叙述她与孙中山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
“我们参观展览、商店、兵工厂等。晚上我们则去看电影。我并不太喜欢这些电影，但每次看电影都给我带来一些兴奋的时刻，特别是有关历史事件的片子。
“晚上数里长街灯火通明，真是华丽壮观。我好几次晚上去那里，为的是想看看荷花池中的倒影。在月光皎洁、星光灿烂的夜晚，这里像梦幻一般的可爱，促使已逝岁月的美好回忆再度涌入人们的脑海。
“当前正是樱花盛开时节，我们曾抓住时机愉快地乘车长行，深入花海。昨天晚上我们沿着堤边走了整整一个小时，两旁花枝低垂，使我们望不到天。想象一下嫩绿的杨柳作为背景衬托着这些樱花！大自然也知道如何使颜色协调。”
这些诗一般的语言，不难使人感到，她已沉浸在热恋之中。在这3个月中，他们提到了婚姻。
在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姻中，哪一方态度更加主动？对此有着很多记载，有的甚至截然不同。但众多说法中更为可信的是，初孙中山采取了主动。他曾多次向宋庆龄求婚。
李湄在《梦醒——母亲廖梦醒百年祭》一书中写道：“关于孙中山和宋庆龄的恋爱，廖仲恺告诉过廖梦醒一件趣事。在日本的时候，一次，孙中山、宋庆龄和廖仲恺、胡汉民、戴季陶、张静江等人到某风景区去玩，一行人爬上一个小山坡。宋庆龄年轻走得快先到达山顶，孙中山紧跟在后，接着是廖仲恺。廖仲恺平时就动作迅速，走路很快，因此把胡汉民等人远远抛在后面。张静江是坐轿子上山的，更落在后面。快到山顶时，孙中山回转身向廖仲恺摇摇手，示意不要跟上去。廖仲恺会意，就让大家停在半山坳休息。过了一会儿，两人满面春风的样子下山。据说，那天孙中山正式向宋庆龄求婚。由于年龄差距，宋庆龄怕父母不同意，没有马上决定，但答应考虑。随后，宋庆龄就到上海向父母提出了这件事。”
对这桩婚事，宋庆龄显然是渴望的。据说，她曾向孙中山表示：“经过长期、慎重的考虑，深知除了为你、为革命工作，再没有任何比这更使我愉快的事。……我愿意这样献身于革命。”但因年龄差距过大，宋耀如又是孙中山的老朋友，所以孙中山也坚持要宋庆龄征得父母的同意。
6月21日，宋庆龄重返上海，就与孙中山的婚事征求父母的意见。不料，这个请求遭到了全家的强烈反对。而且，为了阻止她的这个企图，家里迅速地为她包办了一门亲事，男方姓“荣”，家庭条件自然是颇为优裕的。
晚年，宋庆龄回忆说：“我离开东京归国，向父母亲提出要跟孙中山结婚的请求。父亲面露不悦之色，母亲流了眼泪。蔼龄居然也介入了这件事，要我跟另一个人订婚，不让我跟孙中山。我当时晕倒过去，不知是怎样被人抬上楼的。我至今想起这件事还直想掉泪。”从此，宋庆龄被困在上海家中。她十分郁闷，却无计可施。
为了扫清与宋庆龄结合的障碍，孙中山还要面对一个棘手的任务，那就是结束与原配夫人卢慕贞的婚姻关系。1915年3月，他派朱卓文到澳门同卢夫人商谈离婚事宜。
30年前，正在香港读书的18岁的孙中山被唤回家乡，遵从父母之命，与卢慕贞结婚。婚后，他们育有一子二女，但始终聚少离多。孙中山以革命为职业，卢慕贞则不喜欢动荡不定的流亡生活，希望能像普通人一样，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她请求孙中山不要再继续从事革命，因为清廷派人追杀，致使他们一家背井离乡、东躲西藏。由于长时间为革命奔波以及流亡，孙中山与卢夫人长期处于分居状态。每当孙中山从外地回来，卢慕贞总是对他所进行的革命活动抱怨不已。民国成立，孙中山当上了大总统。他把卢慕贞接到南京。但是，在那里卢慕贞丝毫没有感受到乐趣，反而觉得拘束。“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又一次流亡日本。卢慕贞绝不愿再过担惊受怕的日子，便定居在澳门。
当面临解除这桩婚姻时，孙中山的心中也很不平静。卢夫人终究独力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使孙中山能无后顾之忧。对于卢夫人，孙中山觉得：“亏欠她已经太多，我自己也知道发生这种事是决不应该的，但无论如何，我都克制不住心中的想法。”孙中山写信告诉卢慕贞，他打算与宋庆龄结婚，并向她说明为什么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卢夫人对此给予理解。她表示：自己识字不多，也不会说英文，缠过足，连走路都不利索，不能像宋庆龄那样帮助孙中山。卢慕贞很干脆地同意离婚，在离婚协议书上用红印泥按了指印。这个离婚协议书印了好几百份，分发给他们的亲友。
这一年的9月1日，卢夫人应孙中山邀请来到东京，对婚姻做后的了结。他们非常友好地一起游览、购物，和朋友们见面。23日，孙中山亲自将卢慕贞送到东京车站。
宋庆龄曾多次讲到，孙中山和卢慕贞是在1915年4月签订离婚协议的。根据记载分析，4月，朱卓文持孙中山的信到澳门与卢慕贞商议，很可能就已经签订了离婚协议。9月，卢慕贞到东京后，是在证人面前办理确认离婚的正式法律手续。主持这一仪式的是和田瑞律师，而之后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婚也是由他做证的。
宋庆龄曾多次讲到这件事。她说：“事实真相是，当他向我求婚时，孙逸仙是个自由的人。”
甜蜜的二人世界
婚姻给孙中山和宋庆龄都带来了极大的快乐和满足。
宋庆龄婚后不久给美国同学安得逊的信中，说自己和孙中山的结婚，是尽可能的简单。“因为我俩都不喜欢繁文缛节。我是幸福的。我想尽量帮助我的丈夫处理英文信件。我的法语己大有进步，现在能够阅读法文报纸，并直接加以翻译。对我来说，结婚就好像是进了学校一样。不过，没有烦人的考试罢了。”
1915年11月18日，蜜月中的宋庆龄写信给在美国的同学阿莉，描写了自己结婚后“幸福得有些发昏”的感觉：“近日我非常心不在焉，我都怀疑我给你的信发出了没有。为了保险起见，我再匆草数笔，告诉你我很担心、很幸福也很高兴，我勇敢地克服了我的惧怕和疑虑而决定结婚了。当然我感到安定下来，感受到家的气氛。我帮助我的丈夫工作，我非常忙。我要为他答复书信，负责所有的电报并将它们译成中文。我希望有一天我所有的劳动和牺牲将得到报答，那就是看到中国从暴君和君主制度下解放出来，作为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而站立起来。
“我的丈夫在各方面都很渊博，每当他的脑子暂时从工作中摆脱出来的时候，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学问。我们更像老师和学生。我对他的感情就像一个忠实的学生。”
她在信中，把自己称作“一个热情的小革命者”。信后的署名是“罗莎蒙德·中山”。罗莎蒙德是宋庆龄的英文名，中山是孙中山在日本使用的姓。看得出，宋庆龄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将“中山”这个姓加到自己的名字里。
宋庆龄真诚邀请阿莉能到日本她与孙中山的新居看看，她说:“我们非常希望延长我们在日本的居留，因此我们的美国之行尚未决定。这里是来往方便的地点和各种活动的中心，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任何事情。因此我不能说什么时候我将去看你，但你应争取来看我。”还说，“我们的花园现在非常美丽，你将会喜欢这隐藏在红枫树中的舒适小屋。”
宋、孙二人原先准备赴美国旅行，但为给讨伐袁世凯帝制的运动制造声势，他们改变了主意。孙中山在是年11月20日致友人函中这样写道:“由于我在此地开展工作较为顺利，而此种工作又为我们一切活动的中心，我已完全放弃前往美国作旅行演讲的计划。我确信，我此刻留在此地较之前往世界任何一地更为有益。”可以看出，夫妇二人是商量着作决定，而且总能达成一致的认识。
宋庆龄晚年曾经追忆婚后那段十分甜蜜的时光。她说：“我的丈夫有很多书，他的起居室里挂满了彩色地图。他有时召集办公室的同志们如朱执信、胡汉民、廖仲恺、邓仲元等一起讨论工作。他晚上爱做的一件事是把各种大地图铺在地上，然后弯下腰蹲在地上用彩笔勾画河道、运河、港口、江河和铁路等等，我的工作是为他读科学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政治书和社会学的书。他虽然已经放弃医生业务，但对于医学书籍仍有兴趣。我从不读小说或故事一类的书，但有时朗读一些轻松的文章，如当时英文和日文报刊上的短文以及詹姆士·康德黎爵士和他夫人从伦敦寄来的读物。……那些夜晚，可以说是我当孙先生学徒的时代。”
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很受人尊重。这个时期一直在他们身边工作的戴季陶曾说：“孙先生一天要工作十几小时，他每天从早起床到晚就寝的时间安排得很紧。看报、读书都有定时，如果遇到意外耽误，他必须想办法把它补起来。”“孙先生博学多文，不但革命道理使人心悦诚服，而且讲话的声调抑扬有节，词句精练动听，感情激昂慷慨，在日本被公认为‘好的演说家’。”“孙夫人在其姐妹中为贤淑。她除了帮助孙先生处理公私事务外，还勤奋地读书，几乎是古今中外，无书不读。由于她的博学多才、贤德、美丽，当时就被日本舆论誉为‘不可多得的巾帼英雄’。”
在生活上，夫妻之间也是互相关心的。新婚之际，孙中山曾托人购买衣料，并请裁缝为宋庆龄量身定做了一件日本和服式的晨衣。宋庆龄则尽可能安排好孙中山的饮食起居，使他在凶险的斗争环境中保持旺盛的精力。
听说孙中山的二女儿孙婉准备去香港，宋庆龄便给她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格雷斯：
承你告知将有香港之行。如果你能给我买一个兰克劳馥德公司的chafing盘子（铝制品）、给你父亲买一副小山羊皮手套，我将十分感谢。我不确切知道你父亲的手套尺码，大概是7号。这里是个图样。
多谢你。
R C Sun
其中：“格雷斯”为孙婉的英文名。署名处的“R”为“Rosamonde”的缩写，一般译作“罗莎蒙德”或“洛士文”，这是宋庆龄的英文名字。“C”为“Ching Ling”（庆龄）的缩写。“Sun”为“孙”，即宋庆龄的夫姓。
第二页是一张用铅笔绘成的图样，画的是孙中山的右手轮廓。遥想当年，孙中山先生将自己的手轻轻地放在这张纸上，宋庆龄仔细地为其勾画图样。两位改变了中国的伟人，共同绘制了自己的生活细节。一封信件、一个图样，证实了伟人与普通百姓一样的生活需求和喜怒哀乐，一样的温情与爱意。
孙婉认真保存着这封信件。1979年，她在澳门去世。1984年，孙婉的女儿戴成功将这封信捐赠给了宋庆龄基金会。
2003年这封信件在北京展出后，我们又把它带到美国展出，一时竟成为媒体报道多的一个亮点。美国的朋友们说，他们一直以为宋庆龄只是一位政治人物，没想到她具有这样细腻的情怀，还这样体贴入微地关心着孙中山的生活。
今天，书信的纸张已经变成深黄色。然而，看到这封信，我们似乎还可以感到孙中山、宋庆龄鲜活的气息，仿佛他们仍然没有离开我们。
1917年2月22日，宋庆龄致信阿莉：“过去我请你用中山夫人的称呼写信给我，因为中山是我们在日本的姓。但我们现在已回到我们的祖国，所以我们更愿意用我们自己的名字。你知道我丈夫一直是中国政治改革家，也是我们民国的创始人。你记得吗？在蒙特里特时我们去听卡梅伦先生所做的关于中国的图解讲课，他给我们看了一张孙逸仙博士的照片。当时我没有想象过我们两人之间会有超过朋友的关系。但这是命运。
“他比我年长许多，知道如何使我成为一个英雄崇拜者，虽然我们已经结婚将近一年半，但我对他崇敬之心依旧。像以往一样，我是他忠实的崇拜者。
“我对你的祝愿，亲爱的阿莉，就是你能很快发现自己的理想得以作为人类的理想而实现，随之幸福必将到来。当然你现在也非常幸福，但婚姻生活的幸福不同于并大大超过处女时期的满足，特别是当幸福包含在使所有在你周围的人都能愉快地生活的共同愿望中，这就足够了。”
而孙中山即使是在结婚3年后，仍在致康德黎的信中写道：“我的妻子，是受过美国大学教育的女性；是我的早合作者和朋友的女儿。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是我过去从未享受过的真正的家庭生活。我能与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幸福。”
我们真的很少听到人们公开使用“幸福”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婚姻，而孙中山和宋庆龄做到了。他们婚姻的美满，是对他们异乎常人的漫长而艰难的革命生涯的好补偿。
刻在心底的誓约
孙中山、宋庆龄的婚姻在当时受到很大的阻力，即使是在变为既成事实后，也一直被一些政敌和别有用心的人视作诋毁他们的好突破口。他们说孙中山是在没有与卢慕贞办理离婚手续的情况下和宋庆龄结合的，以此诟病孙、宋的人格。
在孙中山逝世后，这种说法出现得越来越频繁，给宋庆龄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而孙、宋婚姻重要的法律文书——结婚证书却失踪了。
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和宋庆龄在证人面前签署的婚姻誓约书为一式三份，分别由孙中山、宋庆龄和律师和田瑞保存。
1937年抗战爆发，当年11月上海沦陷，12月23日宋庆龄撤离上海。据她自己讲：“我逃往香港时不能携带重要文件或其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日军占领孙中山、宋庆龄在莫利爱路的住宅后，打开了用来存放各种重要文件的保险柜，将其中所有物品都窃往日本。这些物品中就包括孙中山、宋庆龄的这两张结婚证书。
宋庆龄很看重她与孙中山的婚姻。所以，结婚证书的遗失，始终是宋庆龄的一桩心事。
1962年，一位来自山西的持有者找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他拿出一件文物，表示准备转让给历史博物馆——而这件文物正是孙、宋的结婚誓约书！
誓约书原件纵11.25厘米，横17.25厘米；朱丝栏，全页24行，墨书日文22行；中缝有上鱼尾；栏外左下角印有篆体字“东京榛原制”，做腰圆戳记状。但这时人们看到的誓约书，已不是一张纸，而是一幅长长的手卷。装裱者在卷尾留下很多空白，显然是留给观赏者题记用的。这位先生没有透露文物得来的线索。
《誓约书》原件为日文，译文如下：
誓约书
此次孙文与宋庆琳之间缔结婚约，并订立以下诸誓约:
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
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
三、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上述诸条誓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
本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于见证人手中。
誓约人
孙 文(章)
同
上 宋庆琳
见证人
和田瑞(章)
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在对《誓约书》进行鉴定时，有关人员提出了三个疑问：，为什么誓约书上写的日期是“1915年10月26日”，而不是“25日”？第二
，为什么宋庆龄的签名用的是“琳”，而不是“龄”？第三，在三个署名的人当中，为什么唯独宋庆龄没有用印？
1962年8月11日，历史博物馆将誓约书的照片寄给了宋庆龄，请她鉴定真伪并解答这三个疑问。不久，宋庆龄即通过秘书室对历史博物馆的提问作了答复：
“宋副主席说：这份誓约书是真的，系孙中山和宋副主席于1915年10月25日在日本东京结婚，由日本名律师和田瑞到东京市政府办登记手续后所签法律上的誓约书。但因日本风俗以双日是好日，故接受律师的建议将25日写为26日。在抗日战争时，存在上海‘孙中山故居’的孙中山先生和宋副主席的结婚誓约书两份，已为日本军阀掠去，可能这份就是其中的一份。”这次复信证明了誓约书是真品，并回答了日期的问题。但是第二、三两个疑问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这件失而复得的重要文件，使宋庆龄十分兴奋。此后，她多次在给友人的信件中讲到这件誓约书。她期待着历史博物馆尽快地展出这件文物，使公众能目睹这一铁证。但是两年多过去了，这件令宋庆龄魂牵梦萦的“誓约书”仍然没有出现。通常，宋庆龄是很沉得住气的，但这次是个例外。
1965年2月26日，宋庆龄请秘书致函历史博物馆询问为何还没有公开陈列誓约书。3月5日，历史博物馆复函称：“关于我馆收藏的宋副主席和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结婚的誓约书，将拟于明年组织举办孙中山先生诞生百周年展览时陈列，在未陈列期间，予作为珍品保藏，如有欲看者可经过联系，前来阅览。”
收到回函的第二天，她便兴冲冲地致信老朋友黎照寰：“现在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历史博物馆在你的朋友去参观时并没有展出我的结婚证书了。从今以后谁想去看原件，向我们申请一张卡片(就像博物馆和廖梦醒建议的那样)后就可以看了。我写信给梦醒要她找出博物馆不能展出它的原因，而这是她专程去找了博物馆馆长后的回复。”
3月10日，她再次致函黎照寰：“请读这两份附件，明天一早还我。那些恶意中伤我的人，在明年看到这份原始证明时，其好奇心就会得到满足了。”
在委托廖梦醒去历史博物馆联系时，宋庆龄还请她复印了一份誓约书，遗憾的是漏印了日期。对这样一个小小的失误，宋庆龄也十分在意，而且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敏感。在给黎照寰的信中，她写道：
“我向你保证结婚证书上是有日期的，是辛西娅在匆忙之中忘记复印下来。你明年将会看到，没有人可以在那里找出错误来。对于某些老顽固提出的怀疑和问题，我想声明，现有的任何法律都没有规定人们结婚要得到那些恶毒的诽谤者的同意。拉丁谚语曰：世间自有公正的头脑，所以让这些狗去叫吧。
“证书上的所有一切都是规范的，年代为1915年，日期为10月25日。如果他们认为那份证书是‘假造的’（!）那么他们可以去东京市政厅查看婚姻登记。”
透过字里行间，人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一位遭受多年无端攻击的女人内心刻骨的愤怒！
终于等到了1966年11月，孙中山诞辰百周年到了。可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也不期而至。根据运动的形势发展，原定举办的展览被取消，誓约书也失去了和公众见面的机会。
1980年3月18日，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赵金敏同志将这份誓约书原件，送到北京什刹海后海的宋庆龄住宅，请她题字。
时隔四十多个春秋，重又见到誓约书原件，宋庆龄百感交集。她在卷尾余纸上端端正正地题写了“此系真品”四个字，并签名、盖章。
归还原件时，宋庆龄的秘书室还附函作了如下说明：“誓约书上的日期为10月26日是照日本老规，以双日为好而写的，结婚日期实为10月25日。宋副委员长在婚姻誓约书上用‘琳’字是因为‘琳’字容易写。当时从美国去日本，因而没有图章可盖。”
这一次的题字十分重要。因为仅仅在一年后，宋庆龄就告别了人世。如果没有白纸黑字的确认，不知以后还会生出多少波澜。但是，宋庆龄对三个疑问的解释，却不能令人满意。
个疑问：日本和中国一样以双日为吉，因此在书写时推后一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没有等到“吉日”再结婚，也是十分明智的。因为宋庆龄的父母是乘第二班轮船追到日本的。结婚错后一天变数就太大了，很可能使这桩世纪情缘成为泡影。
第二个疑问：在誓约书上用“琳”，并非因为这个字容易写。历史上，宋氏三姐妹的名字都改过两次。开始是“林”，后改为“琳”，终改作“龄”。三姐妹在美国读书时用的是“宋爱林”、“宋庆林”、“宋美林”。结婚时，宋庆龄从美国毕业不久，正是三姐妹使用“琳”字的时期。当时报纸上刊登的消息中，宋蔼龄也被写作“宋爱琳女士”。
第三个疑问：宋庆龄结婚不是从美国去日本，而是从上海去日本。当然，在未得到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匆匆忙忙逃离上海，让她想着带图章，恐怕也不合情理。宋庆龄这样回答后两个疑问，似乎只是避免旁生枝节而已。
198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前夕，经办这件文物的赵金敏在《文物天地》杂志上刊登文章，详细介绍了《誓约书》的状况、内容和宋庆龄的两次答复。文章发表后不几日，宋庆龄便永远离开了这个是非纷扰的世界。
1982年，宋庆龄故居向社会开放。在廖承志主持设计的宋庆龄生平展览中，陈列了《誓约书》的复制件，随即引起了公众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2002年，为纪念宋庆龄诞辰110周年，宋庆龄基金会和中央电视台联手拍摄六集大型文献片《宋庆龄》。经联系，我们有幸在赵金敏同志的引领下，到历史博物馆拍摄了《誓约书》原件。这是经历了神秘失踪25年，又被博物馆收藏了四十年后《誓约书》的首次亮相。一件颇具历史价值的文书，在茫茫人海中沉浮了六十多年，见到它真面的却只有区区几十个人。可叹，可叹！
1976年，宋庆龄从北京回到上海，开始清理家中保存的衣物、文件和其他物品。
这一年的秋天，宋庆龄将一直由她代为抚养的前警卫秘书的女儿隋永清叫到身边，把她整理出来的几件衣服送给了永清。在这些衣物中，式样为特殊的是一件日本和服式的晨衣。这正是1915年在日本结婚时，孙中山请裁缝为宋庆龄量身定做的那件晨衣。隋永清非常喜爱这件衣服，便当场将它换上给宋庆龄看。当时永清只有十九岁，身材很好，这件衣服穿在她身上十分合适。宋庆龄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仿佛又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看到孙中山停留在她身上的欣赏的目光。
当时这件晨衣已经跟随了宋庆龄整整60年。宋庆龄出赠这件晨衣，是为了给永清留下一件永久的纪念品。随着年龄的增长，宋庆龄的身材日渐发福，已无法再穿着这件晨衣。她希望在永清的身上看到这件晨衣的“复活”，这使她可以生动地回忆起与孙中山共同生活的那些美好时光。
赠出这件晨衣后，她对于往事的怀想并没有丝毫消减。1980年，廖梦醒即将出访日本的消息，又使宋庆龄浮想联翩。1月16日，在致廖梦醒的信中，她说：“我很高兴听说你要重访日本，希望你能见到一些老朋友。我的大多数朋友都已经去世了，我不愿意去那里看到他们永远离我而去了的情景！”话语中透出几分伤感与无奈。
3月19日，她又致信廖梦醒，提出了为她购买和服的要求。她写道：“送上150元给你自己买些东西和给我买一件黑绉纱的和服。现在有人来看我，我只能穿着睡衣。希望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我能穿上一件深紫色或黑色的绉纱和服。衬里可以是红色或其他颜色，但面料一定要黑色或深紫色，外面有白花没有关系。和服得有一条腰带，这是要另外买的。以前孙博士的和服就有一根腰带用来绑他黑灰色的和服，可是它和所有我珍藏的东西一样都失去了……
“别忘了，我那件和服一定要黑色或深紫色（我不喜欢别的颜色！）它一定要长及足踝，太长的话可以改短，但是不要那种短的。”
宋庆龄在“绉纱和服”、“深紫色”、“黑色”、“长”、“不要短的”等字下画了横线，表示强调。
宋庆龄漫长的一生中，充满了曲折坎坷，而且很多时间与孤寂相伴。在陈炯明叛变中，她为了保护孙中山而流产，从此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结婚后不到十年，丈夫就离她而去；从那以后，为了坚持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她又毅然与家人决裂……因此，对她而言，无法忘记的就是刚刚和孙中山在日本结婚的那段相对安逸的短暂时光。那是她一生中甜蜜的回忆。她一定要购买一件这种样式的和服，正是为了重温那一段浪漫。当时孙先生穿的是一件黑灰色的和服，腰间扎着颜色相同的腰带……
对于宋庆龄的托付，廖梦醒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和宋庆龄的境遇相似，廖梦醒年届四十便与她至爱的丈夫猝然永别。她也常常深陷于对亲人的思念之中。但是她和女儿李湄可以支配的外汇只有八千日元（每人出国零花钱四千日元），而当时一件和服要六万日元，母女俩一筹莫展。
回国后，为了安慰宋庆龄，廖梦醒把日本朋友送给她的一件短款和服转赠给宋庆龄。
由于不符合她的想法，宋庆龄将那件短款和服退还给廖梦醒。在信中她写道：“我对和服的事当然很失望，不过我能理解那种情况。日本人也处于通货膨胀之中，我又拿不出外币去买。”
不知是宋庆龄还是廖梦醒曾经透露过关于想要购买和服的信息。1980年底，美国朋友西尔维亚为宋庆龄送来了一件和服式晨衣。宋庆龄在12月7日致信感谢。此后，日本代表团访华，康克清出面接待。事后，康克清将日本代表团赠送的一件和服转赠宋庆龄。
在提出拥有一件和服的希望一年以后，宋庆龄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在她的衣橱中见到了几件不同款式的和服，但显然——没有一件是她满意的。
2007年初，隋永清将她珍藏的和服捐给了北京宋庆龄故居。这件意义重大的文物，已经在宋庆龄生平展览中与公众见面。
一件日式的晨衣，寄托了宋庆龄的深情，也留下了她的几多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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