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21295911
文学家的旅行和旅行家的文学，构成这部书的特别意义：世界上那些走在我们前面的杰作的行者，从来未被我们超越。——刘亮程
《人间旅历》通过文化名人的旅行来看旅行对于现代人的意义，而这些文化名人也通过旅行显现出了性格、心理、趣味与生活方式。这很有意思。——陈晓明
胡子华在《旅行家》工作期间所写的这一系列文章，对《旅行家》来说亦是*重要的内容之一。他所讲述的这些真正的旅行家，以及他们所走过的路，对于身处浮华年代、旅游仅止于朋友圈晒图的我们来说，是一种永恒的提醒。——《旅行家》杂志
2012年起，胡子华在《旅行家》开设专栏“致敬旅行家”。当时起意做这个栏目的初衷很简单——世界上那些走在我们前面的杰出的行者，从来未被我们超越。在我们想要启程之前，多读读这些真正的旅行家，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好的学习。小胡在《人间旅历》自序中写：“旅行是为了得到结结实实的疲乏，但这种疲乏无法通过苦行获得，而是通过自我更新。”愿我们在旅途中都有更新与进步！
《人间旅历》为“旅行家·游观系列”丛书之一。旅行家杂志1996年创刊，是国内本专业旅行杂志。多年来，作家专栏都是《旅行家》为看重、且*分量的内容，许多睿智又谦和的旅者在《旅行家》杂志上写下了这些文字。在旅行变得如此容易的今天，这些文章在当代中国的旅行文本中仍是罕见而珍贵的。他们总能够在文字中建造一座座宫殿，引出更磅礴的世界，也令人反观自己的旅行。此次，《旅行家》遴选出其中四位作者的专栏集结成书，并命名为“游观系列”。游之，观之。希望以此呈现旅行文本的一种精神传统：游记服务于思想，和世界的现实状况相关。愿“游观系列”能给予读者以兴奋、思考，以及对于世界与自我这一亘古话题源源不断的求索。
文学与旅行 旅行之作家篇：自我并不是那么重要
1夏多布里昂：法兰西载负我远行
2雨果：关于历史的三种视力
3契诃夫：旅行的终身文学债务
4毛姆：为了故事的旅行
5海明威：硬汉旅行与硬汉文学
6斯坦贝克：冷战下的美苏漫游
7卡彭铁尔：怎样理解美洲大地
8 雷厄姆·格林：失败的西非大地
9 艾柯：多重世界的漫游
10保罗·索鲁：借旅行归家
11帕慕克：一个人与一座城
记者与旅行 旅行之记者篇：回到粗糙的地面上去吧！
12 罗伯特·拜伦：游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13 艾瑞克·纽比：努尔斯坦之旅
14 雷·卡普钦斯基：旅行与大时代
15 马克·涂立：印度，在不可思议的背后
16 罗伟林：“未来之国”的希望与忧虑
17 罗伯特·D·卡普兰：从旅行家到政治预言者
冒险家与旅行 旅行之探险家篇：空白地理的机会和野心
18 理查德·伯顿：维多利亚时代的非洲探险
19 华莱士：马来群岛的博物之旅
20 普尔热瓦尔斯基：殖民时代，一个旅行家的荣耀与丑闻
21 奥勃鲁切夫：中亚寻宝之旅
22 密语、易容术、空行母：大卫?妮尔的藏地传奇
23 洛克：中国大地之旅行淘金
24 T·E·劳伦斯：游走中东的帝国书记员
25 罗杰斯：旅行与投资的双面传奇
学者与旅行 旅行之学者篇：学着接受地方性知识
26马林诺夫斯基：将旅行带入人类学
27 曼德拉旅行记
28 格尔茨：旅行的可解方程式
29 桑塔格：跟真实事物在一起
30 西蒙·沙玛旅行中的自然解码
31 温迪·J·达比：旅行中的权力图谱
代序/旅行的现代意味
文/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尽管旅行古已有之，李白杜甫都有出门远行的记录，“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写的是送别之情，但这里面包含着旅行的故事。《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文学史家的解释是从军的背景，这表明在古代，人们没有闲暇旅行，只有劳作征战，人们才出门远行。旅行现在被解释为一项现代的特权，但这项特权何以会发展起来，难道没有一点人类的天性在里面吗？想想远古时代，不管是出于农耕还是狩猎，人们离家去到野外，田野、丛林或是河流湖泊，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就是要进行空间地理上的移动。旅行这项现代特权根源于人类的天性这种说法并不会太站不住脚，人类早先的生存经验中的户外运动特性，也决定了人类后来生存方式的经验基础。所以，与其说旅行是一项现代特权，不如说是它就植根于人类天性中。当然，旅行具有如此大的规模，如此普遍，并且构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项持续蓬勃发展的产业，这确实又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并且这种形式也是现代社会为有效的证明。因此，旅行文学、旅行杂志、旅行文化，就这样发展起来，而且成为现代为有生长活力的生活方式，这是值得去探究，值得去书写的。
作为一名年轻的记者，或许现在应该称之为年轻的旅行文化的书写者，胡子华完成了这样一本关于旅行的书，这是一本令人兴奋的书，引起人阅读欲望并且能给予人们阅读快乐的书。胡子华在《旅行家》当记者数年，他和各类旅行家打交道，他阅读各类关于旅行的书籍，肯定是因此激发了他书写旅行的欲望。这本《人间旅历》是他关于旅行的思考、体验和笔记。年纪轻轻的他倒是很有想法，他开掘出一个独特的角度：各类文化名人的旅行经验。这样，他的旅行书写并不是只是地方风物志，也不是发现某处独特的风景，严格地说也不是人文地理学，称之为“人文旅行学”可能是有点恰切的。
胡子华在这本书里重述了西方一些有名的作家、探险家、记者与学者的旅行经历，通过他们的游历，他重现在那些地方的风土人情，也随手拈出一些有趣的掌故和史学知识。当然，有趣的是呈现出一个个有性格的文化名人，这倒是一个十分独特而又有效率的角度。很显然，胡子华是通过文化名人的旅行来看旅行对于现代人的意义，也是因为此，他看这些文化名人通过旅行显现出的性格、心理、趣味、生活方式。
胡子华开篇就写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把他定位为“现代意义上的位旅行家”。看得出，胡子华对旅行的现代性意义是十分清醒的，也是他观察这些现代早期的作家如何通过旅行，发现风景，发现外部世界与人的更为丰富的联系。年轻的马克思在26岁那年写下《巴黎手稿》，他说道，“工业是一部打开的人的心理学”，他同时也在讨论人化的自然的问题，这也是自然的人化问题，这本身是现代人的精神主体性的建构。夏多布里昂一生热爱旅行，旅行不只是构成了他写作的题材，应该说构成了他写作的直接动力。当年夏多布里昂说到他1791年的美洲之行时深有感触：“在美洲旅行期间，我充满了幻想，旅行就像是在异地把幻想变成回忆罢了”。胡子华是敏感的，他对旅行的现代意义的捕捉十分准确，选择夏多布里昂来作为他的这本关于旅行的书的开篇是十分有趣的。当然，夏氏身上显现的现代意义十分复杂，他又是一个著名的保守的传统主义者。他晚年去世前写的后一本书《朗瑟的生平》，这也是他当年旅行的产物。夏多布里昂后来是把写作和旅行完全结合起来了，为了写朗瑟主教，他来到格林纳达，去到雅法和加沙之间朗瑟曾经住过的沙漠。这种亲历的体验才使他的传记写得如此动人，罗朗·巴特曾经大为赞赏夏氏在67岁高龄时写下的这本书。
胡子华的这本书写作的文化名人，不管是作家还是学者，还是探险家，他们的研究和写作都离不开旅行，究其缘由，乃是他们普遍具有的科学求真精神。作为一个作家，毛姆在同行中的享誉并不算特别高，但他大受读者欢迎。他讲故事的本领无与伦比，他的小说细节逼真而有趣，而且他笔下的人物多有现实原型。他是一个热衷于旅行的作家，但他并不过多关注风景，而是异域风土民情中的一些零零散散的小事物，这些小事物在他看来与当地人的生活相关。说到底，他关心生活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据胡子华在本书中的描写，毛姆当年来到中国，为了拜访辜鸿铭，他赶到成都，四处托人搭线介绍。“他坐民船溯扬子江而上，走了1500英里的水路，接着又凭两条腿走了400英里旱路，沿途目的全是为了见人。”今天我们会说，毛姆的生活方式就是作家的方式，而作家的生活方式应该就是旅行的方式。一个不热爱的旅行的人，一个没有异常丰富的旅行经历的人很难说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当然，博尔赫斯可能是的例外。
当然，对于有些作家来说，旅行可能是磨砺性格、锤炼精神和心理的一种方式，这本书中写到的海明威大约如此。海明威一直夸耀他的旅行冒险经历，他上过意大利前线，参与西班牙斗牛等等。他去非洲打猎倒是有些真实的，他给自己塑造的典型形象是扛一杆猎枪威风凛凛的硬汉样子。不过，有传记作家披露说，海明威热衷于吹牛，他的母亲就认为海明威习惯撒谎，他的第三任妻子干脆称他是“自闵希豪生以来的说谎家”。尽管海明威编造的自己的故事有不少是吹牛，但这些故事至少在展现他极其丰富的旅行经历方面是真实的，也从未有作家像他那样从旅行中塑造起自己的硬汉形象，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
胡子华这本书有许多章节写到学者和探险家的旅行经历，这些也写得同样精彩，另有一种味道。作为一个青年作家，他打开这样的文学空间，十分可贵。他的起点很高，我们可以期待胡子华会有更出色的作品问世。
之后有两年多时间，我进入《旅行家》杂志当旅行记者，写游记就成了工作的一部分。没什么工作经验，甚至连旅行经验也少，只好重新捡起游记来读，而且是常规性地读，试图从中找些工作自助的方法。我从那些书里总结了不少的旅行警句，诸如旅行需要在场景中专注，用身体浸入式地去感受；关注当地的地理、资源、重要议题，以及来自外部的误解；观察者应当像变色龙，和当地人打成一片等等。每一条警句看上去都很正确，实践起来通常还是不得其门，经验无法速成，加上目的地快速切换，终只好任由自己安于一种碰运气的旅行法。
关于旅行记者，一个有意思的吐槽是这样的：一旦进入套装流程之后， 就像维吉尔引着但丁游历地狱， 每一层地狱的看守者作出配合。在中国当下的媒体生态中，纸媒市场已经很难允许一个杂志记者还像半个世纪前的旅行家那样长时间地、完全自主地“奢侈”漫游。事实上，直到我离开《旅行家》杂志，也很难说自己在哪一次旅行中有真正理解了一个地方的真实， 大多数时候留下的其实是一地的残影，隐约察觉到了重要之处，但总得不到廓清。
尽管如此，我对游记和旅行的兴趣却一直保持了下来，我发觉越是在全球化驰掠席卷的今天，对地方性知识的实地勘察就越发显得重要。换言之，这本描述旅行家行纪的小书，正是对我早先那种轻浮的游记观念的一次有效纠偏，也是我关于游记和旅行的一次重新理解。书中每个人的旅行方式和旅行目的都千差万别，有人只身匹马，有人则沿途招募兵工，有人行李寥寥，有人几乎是带着移动的小军火库在旅行。同样，吸引他们走向未知之地的“塞壬”歌声，也各有不同。有人旅行为了得到物质上的回报：黄金、文物、标本等等；有人希望通过填补地图空白获取历史声望；有人上路为了放松，有人奔波为了研究，有人甚至是为国刺探情报的间谍。
与此相应，他们各自所秉持的旅行观也大相径庭，有时甚至是互相驳斥的，在阅读他们的过程中，我时而接受这一种，时而接受那一种，但整体而言，和他们一样，都认同旅行是一种非常有益的自我教育。旅行作为另一种知识路径和教育方法， 其实一直是项古老的传统。泰戈尔一直把旅行当成一种更有效的学习，他生前梦想着建一所旅游学校，让学生们可以花五年的时间走遍整个幅员辽阔的印度，也真正去理解印度，并希望藉此让学生建立起健全的知识。
对任何人而言，倾听一个新的声音都是困难的，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接受不同的身份认同更是难上加难，而旅行提供的机会，通常比其他机会更为便利，也更为直接。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人面对面交谈，从不一致的人和观点那里汲取活力，这种教育就如同不断往原先的自我中塞进新东西，使它变得越发宽广、结实。这一过程不会是舒舒服服的，它充满挤压和拒斥，而人必须克服惯性，才得以在忘我中建立自我。这也正如荣格所说：当一个人一心只有自我，他在野外也只会遇见自我，而这瞎子的旅行就是白白浪费时间。
正因如此，阅读这些旅行家，更多地吸引我的并不是他们所及之地的风光， 也不是他们所取得的成就， 而是他们旅行中所遭遇的困难、挫败，以及他们沿途不断被砥砺和修正所产生的身心疲乏。这种疲乏就像一种苦酒，将在回味中不断变甜。我并不反感旅行中的印象收集者、攻略复制者，以及永远追求在别处的“灵魂派”，我也认同旅行完全可以是舒适、轻松和快活的，但对“作为日常生活的犒赏”的旅行，我始终不感兴趣，似乎旅行是为了得到结结实实的疲乏。但这种疲乏无法通过苦行获得，而只能通过自我更新。
这本书的大部分篇章，写于在《旅行家》杂志工作期间。首先应该招认的是， 在众多出色的旅行家之中， 之所以写了这些， 而没有写另一些， 并不是经过精心选择的结果， 而是将它视为一个敞开的序列，不断得到增补。比如同样是在印度旅行，我写了马克·涂立而没有写奈保尔；同是在新疆探险，我写了普尔热瓦尔斯基而没有写斯文·赫定；同属人类学家，我写了马林诺夫斯基、格尔茨却漏过了列维·施特劳斯，这完全是出于偶然，而非优劣对比，至于完全略过了中国旅行家，则多少是一种遗憾，诸如庄学本、曾昭抡这样出色的中国旅人，是很值得阅读和绍介的。
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这本书，尽管它还存在很多缺点，但它的不成熟对我恰恰是一种纪念。对我而言，与其说它是工作的产物，倒更像是友谊的产物，它们总让我想起那些一再帮助我、陪伴我的可爱同事们。我很庆幸能与他们共处那一段时光，也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感谢他们，感谢一直坚守品质的《旅行家》杂志！
后，还要感谢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老师能奖掖后进，在百忙之中赐序，这也为拙作增添了不少光彩。再次感谢！
帕慕克：一个人与一座城
在作家与城市之间，我们经常能找到很多生动的呼应，比如狄更斯与伦敦，乔伊斯与都柏林，卡夫卡与布拉格，波德莱尔及其后来者本雅明与巴黎等等。而在帕慕克与伊斯坦布尔之间，这种呼应关系被拉扯得更加浓烈，也更加紧张。不仅伊斯坦布尔被打上了帕慕克的印记，帕慕克也被打上了伊斯坦布尔的印记，我们很难分清这是一座城市的人格化，还是一个作家的街区地理化，但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帕慕克正以这样的方式占有了伊斯坦布尔，也一并占有了伊斯坦布尔的历史和传奇，而这正是帕慕克的愿望和野心。
在帕慕克新作《我脑袋里的怪东西》的中文版封面上，有一幅帕慕克自己画的伊斯坦布尔城市地图，上面画着一个人——很有可能是帕慕克本人——站在一座高塔上，俯瞰着这座建筑已挤堆得快要跳出来的密集城市，而在这座城市的干净街道上，一个人也看不到。这座属于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吸引着无数的读者前往那里，但同时它也像一个封闭的“剧院舞台”，只有待在观众席欣赏才美，因为可以避开丑陋的“舞台侧面”。因此，每个手持帕慕克作品去到伊斯坦布尔的游客，面对帕慕克在这座城市投下的似真似幻的浓稠阴影，理解伊斯坦布尔并没有变得更简单，而是更复杂。
帕慕克有一年带着自己的女儿去黑贝里亚达度假，在马车气喘吁吁地拉着他们往山上跑时，帕慕克忽然对那个正像马蹄一样跃动着向后退去的世界生出一股懊恼的心绪。“我们一个个仔细审视：一片树叶，一个垃圾箱，一只球，一匹马，一个孩子。同样，我们还能看到，叶的绿，垃圾箱的红，球的弹动，马的神情和孩子的脸庞。随后，每件事物都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我们似乎还未真正观赏到它们，实现就已经移开了。这个午后炎热世界里的任何一种景物，我们都没能真正赏析。它和我们擦身而过，仿佛这个脆弱的世界在我们眼前蒸发了。就连我们也仿佛正在离开自身！我们像是在观赏，但又像什么也没看到。”
帕慕克至今已写了十几本书，但很少写到他的旅行，在少数几处提到外出旅行的地方，也都像这次黑贝里亚达之旅一样，出于感受和理解上的不满足，他的疑惑总是更多于热情。与之相反，伊斯坦布尔则是帕慕克始终心心念念的地方，也是他自认为生命中一个了解的地方。对这样一个地方，他不想像旅行者那样快速地浏览，而是试图用一种生动的手法，去表现它在每一天所呈现出来的特质。
帕慕克的每一本书都试图在以这样的方式写伊斯坦布尔。如果一开始，伊斯坦布尔还只是作为舞台和布景，越到后来，它就越成为主角本身。《伊斯坦布尔》通常被视为帕慕克写给这座城市的一封情书，其纯真、动人的深情打动了无数的读者。《纯真博物馆》则更进一步，帕慕克把这封情书写得更浮夸，也更带有成人的“心计”，小说中这座用来展示“凯末尔和芙颂的真爱”的想象博物馆被他隆重其事地搬进了现实，而主角则巧妙地从芙颂嫁接到了伊斯坦布尔。帕慕克用了整整四年的时间去收集这座城市自1970年以来的旧电影票、旧汽车票、旧时伊斯坦布尔官方文件、旧存折，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水彩画、照片等，这些搜罗摆满了83个展柜。而在新作《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中，故事本身几乎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伊斯坦布尔。小说中，伊斯坦布尔被搭成了一种老式的、简朴的戏台，小说人物之间不存在任何真正的对话，他们挨个进入光束对着观众大声说话、辩解和倾诉，他们是那么亲切，似乎读者正被勾肩搭背引为同谋，他们表现得就像我们外出旅行时希望遇见的那一类城市居民，可以热情地为我们重演这座城市的历史和生活。
《我的脑袋里的怪东西》里写了伊斯坦布尔从1969年到2012年的历史，小说的主人公麦夫鲁特出生于1957年，和帕慕克只相差5岁，他们是同一代人，但并不同属一个阶层。帕慕克在城市里做了很多采访，拜访了很多像麦夫鲁特一样的钵扎商人，那些人就像小说中那些热情的人物一样也急切地向帕慕克讲诉自己的故事，“只要有人看见我在那里，所有的80-90岁的钵扎卖家都想和我谈谈”。在小说中，帕慕克带着哀叹和眷念为我们描述了钵扎这种由小米发酵制成的传统亚洲饮料：气味香郁、呈深黄色、微含酒精。因为他认为二三十年后钵扎可能会在伊斯坦布尔消失和被遗忘，一如现在的伊斯坦布尔人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把系着绳子的篮子从窗口放下从街头小贩那里买东西。
这是帕慕克头一次这么完整地讲述这座城市里穷人的故事。在上世纪90年代，伊斯坦布尔的人口从一百万激增到了一千多万，占到了土耳其人口的六分之一。当我们读到小说中那些外来移民为了在伊斯坦布尔占得一席落脚之地，我想我们能够理解他们在城市周边的山头上疯狂建造一夜屋的激情（一夜屋指的是那些在一夜之间盖起来并入住的屋子，只有这样，它们才不会被政府制止和拆掉），因为伊斯坦布尔也像我们的北上广深，它们像巨大磁盘一样吸引着一代代年轻人赶往那里，有的落下根来，有的被发配回乡，更多的人则漂浮着，两头不着。我喜欢的土耳其导演锡兰在他的片子中也曾反复触及这个主题，比如《远方》讲诉的就是一个乡下人在大都市铩羽而归的故事，在他的片子中，去伊斯坦布尔即使一个梦想，也是一种逃离的借口。
这么多人一下蜂拥到伊斯坦布尔，必然也像盲目的洪水那样在冲撞着这座城市。在《别样的色彩》中，帕慕克对此似乎有很强烈的抵触：“如果从上空望下去，你立刻就会明白，为什么家族冲突、贪婪、过失以及自责之情都没起到什么好作用。你会看到下面的鳞次栉比的水泥军团，就像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军队那样，一路劫掠所有宅邸、树木、花园，连动物也不放过，如此强硬、无法遏止；你会看到这支大军身后，留下的痕迹就是一条条沥青马路。这马路一步步逼近你曾经居住的地方，比任何时候都近。而你曾在那里度过仿佛永恒的、天堂般的岁月。……倘若我们不幸生活在一个急剧扩张的无情城市中，那么我们生活在此的房屋、花园以及街巷，那些塑造了我们记忆和自身灵魂的墙垣，就注定会被毁灭。”
在《别样的色彩》和《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之间隐藏的这种情感的对冲，它有点类似于今天也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那些有关本地人和外来者之间的长久争论。在这些争论中，有时候双方看上去似乎有了对彼此处境的理解，都准备表现得宽容，但后他们没有任何一方愿意屈尊被原谅。事实上，与外来移民对城市造成的改变相比，这种相互不休的指责所结出来的恶果，对城市本身的伤害反而更深，一如帕慕克在《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中所写到的那样：“多年来，小贩麦夫鲁特已很少被叫去家里。而在二十五年前，几乎所有人都会让他进单元房，很多人会在厨房里问他，‘你冷不冷？上午你去上学吗？要喝杯茶吗？’一些人还会请他进客厅，甚至让他坐在他们的桌旁。……在这二十五年里，伊斯坦布尔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以至于这些初的记忆，对于现在的麦夫鲁特来说仿佛神话般。”
城市里这些日益变得“聒噪、活跃、自负的人”致使的人际的变化，恰恰也是帕慕克身在其中每天都在经历的种种，如果小说中的麦夫鲁特一直还在“想去适应这些巨变”，帕慕克可能有着更复杂的心绪。在《我脑袋里的怪东西》的中文版封面上，帕慕克在自己画的伊斯坦布尔城市图中，依然承续了曾在《别样的色彩》中出现的俯瞰视角，他站在一座高塔上，俯瞰着这座城市，并把整座密集的城市归置得井井有条，而在那些干净街道上，不分本地人和外来者，都被帕慕克拒绝在了伊斯坦布尔的大门之外。……（完整文章请阅读《人间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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