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6077057
编辑推荐
《汪晖学术思想评论集》对于专业内人士来说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也是一本富有影响力的重要著作，书中的阐述体现了知识与历史的厚重，值得好好阅读，其贡献就在于此。
内容简介
本评论集围绕汪晖的四卷本代表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收集了国内和世界各地对他这一巨著的各种学术评论。这些出自不同知识背景和问题意识的学术评论不仅能帮助读者理解汪晖这一卷轶浩繁、内容艰深的著作，同时，这些严肃的学术评论文章本身也是讨论当代中国思想和学术的优秀文本
目 录
黄宗智 探寻中国的现代性
李集雅 汪晖与中国反现代的现代性
章永乐 过去之未来——评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于治中 现代性的悖论与开展：汪晖的思想视界
王斑 在历史中发现启蒙——阅读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王德威 理、物、势的多重变奏——阅读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石井刚 知识生产主体性批评空间——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日文简本“译者解说”
甘怀真 从历史论述中解放出来——读汪晖《对象的解放与对现代的质询》有感
陈赟 从天理世界观到公理世界观的转换——汪晖关于中国现代性的论说
林少阳 “势”或“时势”：一个重审现代与时间观之关系的概念
杨立华 在谱系学与精神史之间
慕唯仁 两种现代性的故事——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谱系
韦宁 论汪晖对亚洲和欧洲的重新想象——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的章太炎论所引发之思考
石井刚 理、势、语言以及个人的生存——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的章太炎论所引发之思考夏明方 “缠绕的现代性”：儒学与“帝国的自我转化”（节选）
黄锦树 帝国，现代性与合法性——回应汪晖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清华大学讨论会（上）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清华大学讨论会（下）
关于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讨论
李集雅 汪晖与中国反现代的现代性
章永乐 过去之未来——评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于治中 现代性的悖论与开展：汪晖的思想视界
王斑 在历史中发现启蒙——阅读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王德威 理、物、势的多重变奏——阅读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石井刚 知识生产主体性批评空间——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日文简本“译者解说”
甘怀真 从历史论述中解放出来——读汪晖《对象的解放与对现代的质询》有感
陈赟 从天理世界观到公理世界观的转换——汪晖关于中国现代性的论说
林少阳 “势”或“时势”：一个重审现代与时间观之关系的概念
杨立华 在谱系学与精神史之间
慕唯仁 两种现代性的故事——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谱系
韦宁 论汪晖对亚洲和欧洲的重新想象——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的章太炎论所引发之思考
石井刚 理、势、语言以及个人的生存——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的章太炎论所引发之思考夏明方 “缠绕的现代性”：儒学与“帝国的自我转化”（节选）
黄锦树 帝国，现代性与合法性——回应汪晖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清华大学讨论会（上）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清华大学讨论会（下）
关于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讨论
媒体评论
汪晖是当代中国*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也具有深广的国际影响。他的学术工作开启了当代中国思想和学术的重要视野，围绕他的这些工作的学术评论无疑也构成了这一视野的“风景”之一。
在线试读
章太炎也许是汪晖著作中考查的诸位思想家中古怪的一位。他是严复和梁启超的新公理观的批评者。作为一位具有强烈无政府主义倾向的革命者，章太炎的个人观来源于道家和佛学思想，而不是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对于章太炎来说，个人不是如古典自由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价值和认同的终根源。他的个人观并非建立在财产所有、天赋人权和自我关注之基础上，他的个人观终恰恰导向了一种无我的状态，并终形成了所有人和事物，包括自然的无差别的平等的融合。正是基于这一观念，章太炎对严复和梁启超的国家—社会观或群的概念及其新的公理观，也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我们也许可以猜想，关于章太炎的这些精细而复杂的分析，对于汪晖来说，即意味着另类现代性视野的另一种资源。
汪晖下一步的分析转向了“科学话语共同体”在中国的兴起，这是他关于宋儒天理观和晚清思想中公理世界观转化的分析的高峰。他从作为现代西方科学话语全面影响之证明的现代大学和学科制度的建立入手，开始分析中国的知识体系如何发生全面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只局限于部分思想家中，而是知识和知识生产的全面重组。汪晖指出，作为知识生产者的现代学科、大学和大学教授是这一根本性转变的独特产物。从这里，读者可以进一步更清楚地看到他早先分析的意义和重要性。
在这里，汪晖的研究呈现了一个也许是出人意外的转变，他把注意力转向了“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建构。“科学主义”这一概念被美国中国研究界的郭颖颐（D. W. Y. Kwok）使用于他早年关于现代中国思想的颇具影响的著作（即《中国思想中的科学主义》中。汪晖将这一概念及其使用深刻地上溯至政治与经济学家哈耶克。哈耶克首先很具现实感地指出，市场经济中的个人只能得到不完全的信息，因此，指望他们有完美的理性，或者使用自然科学的假设和方法来研究经济，都是不对的。但哈耶克接着却开始建立一种假设，他提出，在民主—自由的西方市场经济中，不完美的个人，在不受任何国家的干涉下，可以通过价格机制的调节，创造一种近乎完美的自然的经济秩序。后，他揭示出自己的终目的，即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进行深层的批评。但正如汪晖指出的，市场经济和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真实历史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强大的国家干预，在历史上，早是以重商主义的形式，之后是以帝国主义的形式。他引用布罗代尔的分析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保护自由市场，而是保护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与其说是保护市场，还不如说是“反市场”的。对于汪晖来说，（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这一轨迹，在发达国家与跨国公司的联合吹捧下，在今天已采取了全球经济的形式。在这一脉络下，哈耶克那种虚构的自由经济为特定政治议程——即攻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鼓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服务的意图就显示出来了。将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与非西方的社会主义体制画上等号，转移了人们对现代西方自身一个根本特性的关注，因而为它自己所宣称的真正的科学性获得了完全的合法性，而科学性本身就是西方话语霸权的一个关键因素。毋庸讳言，这里也包含着汪晖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
这里再一次显示出，汪晖对天理、公理，甚或现代中国科学话语共同体的解读不仅是对中国思想核心和内在主题的重新阐释，而且也是他对现代西方所宣称的普适性和实证性的科学提出挑战的一种方式。它们意在为现代科学打开伦理和政治—社会的维度。汪晖提出，科学与伦理和政治的分离，可以理解为一种解放，正如将自然从上帝和教会中解放出来一样，但它也可以是压制性的，正如它在19世纪实证主义下所达到的状况一样。（沿着汪晖的思路，也许有人会反过来，坚持将科学界定为与伦理和政治不可分离，就像时期的总体控制一样，这样，它就可能是压迫性的；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是解放性的，用以超越认识论上的实证主义，正如汪晖之所寄望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那样。）
汪晖下一步的分析转向了“科学话语共同体”在中国的兴起，这是他关于宋儒天理观和晚清思想中公理世界观转化的分析的高峰。他从作为现代西方科学话语全面影响之证明的现代大学和学科制度的建立入手，开始分析中国的知识体系如何发生全面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只局限于部分思想家中，而是知识和知识生产的全面重组。汪晖指出，作为知识生产者的现代学科、大学和大学教授是这一根本性转变的独特产物。从这里，读者可以进一步更清楚地看到他早先分析的意义和重要性。
在这里，汪晖的研究呈现了一个也许是出人意外的转变，他把注意力转向了“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建构。“科学主义”这一概念被美国中国研究界的郭颖颐（D. W. Y. Kwok）使用于他早年关于现代中国思想的颇具影响的著作（即《中国思想中的科学主义》中。汪晖将这一概念及其使用深刻地上溯至政治与经济学家哈耶克。哈耶克首先很具现实感地指出，市场经济中的个人只能得到不完全的信息，因此，指望他们有完美的理性，或者使用自然科学的假设和方法来研究经济，都是不对的。但哈耶克接着却开始建立一种假设，他提出，在民主—自由的西方市场经济中，不完美的个人，在不受任何国家的干涉下，可以通过价格机制的调节，创造一种近乎完美的自然的经济秩序。后，他揭示出自己的终目的，即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进行深层的批评。但正如汪晖指出的，市场经济和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真实历史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强大的国家干预，在历史上，早是以重商主义的形式，之后是以帝国主义的形式。他引用布罗代尔的分析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保护自由市场，而是保护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与其说是保护市场，还不如说是“反市场”的。对于汪晖来说，（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这一轨迹，在发达国家与跨国公司的联合吹捧下，在今天已采取了全球经济的形式。在这一脉络下，哈耶克那种虚构的自由经济为特定政治议程——即攻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鼓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服务的意图就显示出来了。将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与非西方的社会主义体制画上等号，转移了人们对现代西方自身一个根本特性的关注，因而为它自己所宣称的真正的科学性获得了完全的合法性，而科学性本身就是西方话语霸权的一个关键因素。毋庸讳言，这里也包含着汪晖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
这里再一次显示出，汪晖对天理、公理，甚或现代中国科学话语共同体的解读不仅是对中国思想核心和内在主题的重新阐释，而且也是他对现代西方所宣称的普适性和实证性的科学提出挑战的一种方式。它们意在为现代科学打开伦理和政治—社会的维度。汪晖提出，科学与伦理和政治的分离，可以理解为一种解放，正如将自然从上帝和教会中解放出来一样，但它也可以是压制性的，正如它在19世纪实证主义下所达到的状况一样。（沿着汪晖的思路，也许有人会反过来，坚持将科学界定为与伦理和政治不可分离，就像时期的总体控制一样，这样，它就可能是压迫性的；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是解放性的，用以超越认识论上的实证主义，正如汪晖之所寄望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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