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全集—-论智识分子

　　本书是徐复观先生散见于各处的关于智识分子论文的结集，内容涉及智识分子的历史性格、立言处世、社会责任、学人之间的交往，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对历史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等诸多方面。此书对于把握中国智识分子的性格及历史、命运问题，对于从传统深处发掘儒家精神的内在生命力，把中国固有的人文精神传承并光大，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徐复观教授，始名秉常，字佛观，于一九〇三年元月卅一日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徐家坳凤形塆。八岁从父执中公启蒙，续在武昌高等师范及国学馆接受中国传统经典训练。一九二八年赴日，大量接触社会主义思潮，后入日本士官学校，因九一八事件返国。授身军职，参与娘子关战役及武汉保卫战。一九四三年任军令部派驻延安联络参谋，与共产党高层多次直接接触。返重庆后，参与决策内层，同时拜入熊十力先生门下。在熊先生的开导下，重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并从自身的实际经验中，体会出结合中国儒家思想及民主政治以救中国的理念。年近五十而志不遂，一九五一年转而致力于教育，择菁去芜地阐扬中国文化，并秉持理念评论时事。一九七〇年后迁居香港，诲人笔耕不辍。徐教授于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辞世。他是新儒学的大家之一，亦是台、港*社会影响力的政论家，是二十世纪中国智识分子的典范。

一统与国防：为读王芸生之《一统与均权》而作
中国科学事业的另一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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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精神之坠落
学问的方法
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的命运
懒惰才是妨碍中国科学化的原因
按语：《论联合国人权法案》
钱大昕论梁武帝：保天下必自纳谏始
古人在危难中的智慧
袁绍与曹操
方望溪论清议
反极权主义与反殖民主义
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方法与态度问题
从“外来语”看日本知识分子的性格：东京旅行通讯之四
立言的态度问题.
当前思想家的任务
一个中国人文主义者所了解的当前宗教（基督教）问题
简答毛子水先生
中国文化的伏流
提倡一种新“正名”运动
对学人的尊重
言论的责任问题
聪明 知识 思想
如何读马浮先生的书？
吴稚晖先生的思想
纪念吴稚晖先生的真实意义
自由主义的变种
悼念新亚书院
我们在现代化中缺少了点什么：职业道德
文化上的家与国
回答我的一位学生的信并附记
历史与民族
国家的两重性格
一个伟大知识分子的发现
个人与社会
知识分子与共产党
明代内阁制度与张江陵（居正）的权、奸问题
“三贱”与“三狗”
“现在”与“未来”中的“人”的问题
写给中央研究院王院长世杰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略谈民主社会主义
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
没有“精神属籍”的人们
人文研究方面的两大障蔽：以李霖灿先生一文为例
悲鲁迅
中国人对于国家问题的心态
从唐君毅先生论翻译文章中的“厚古弃今”及“自相矛盾”说起：请教张裕民先生
辛亥革命的意义与教训：在联合书院史学会辛亥革命六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辞
请大家原谅这位“吹不响喇叭的号手”吧！
人民及大专学生的判断能力问题
政党立场和国家立场不能完全一致（答问记录）
概念政治？人民政治？
有关周公问题之商讨
关于中国当前问题与海外知识分子的态度（答问记录）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性：悼念章士钊先生
什么是人生究极的意义？
五十年来的中国：为《华侨日报》创办五十周年纪念而作.
辩证法下的人类前途
汤恩比对中国的待望
知识良心的归结：以汤恩比为例
读顾亭林《生员论》及其他
一段往事
中共文化界中的“风派人物”
多为国家学术前途着想
面对我们国家若干问题的思考
国族无穷愿无极，江山辽阔立多时：答翟君志成书
良知的迷惘：钱穆先生的史学
文化卖国贼：看上海四人帮余孽
烈士暮年忧国之心
保持这颗“不容自已之心”：对另一位老友的答复
来的是哪一位“王先生”
“精神参与者”之声
答邓文先生“论国是”书
思辨、实践、良心等问题：答××× 博士书
听其“衔”而观其言
辛亥革命成功的两大要素及其伟大的精神传统.
从“哈哈亭”向“真人”的呼唤：读韩道诚先生《儒林新传》
独立舆论的待望

　　良知的迷惘：钱穆先生的史学
　　一
　　《明报月刊》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号刊出了《钱穆伉俪访问记》，纪录了钱先生对史学的见解。这是他一贯的见解，但此时此地，他又加强地重复出来，使我的良知感到万分迷惘。钱先生此次以高年重到香港来作短期讲学，虽因他坚拒新亚研究所的邀请，以致无缘见面，但每听到朋友说他的精神矍铄、风采依旧的情形，总是私衷为他庆幸。我所不能了解的是，大陆经“封建专制”（这是北京大字报所提出的名称）统治二十多年，民不聊生，国几不国。现正当北京许多良心血性之士，在“四五运动”口号之下，发出了强烈的对民主自由要求的时候，当然每一以国家人民为念的人，无不凝神屏息，祝祷他们能得到某一程度的结果。而钱先生却依然发表假史学之名，以期达到维护专制之实的言论，对在生死边缘挣扎的十亿人民所发出的沉痛的呼声，泼上一盆冷水。这未免太不应当了，所以我再不能把我良知上的迷惘沉默下去。
　　二
　　我首先要指出，从史学的基础在史料的立场来说，钱先生的史学著作，是不宜作一般读者之用的。钱先生天资太高，个性太强，成见太深，而又喜新好异，随便使用新名词，所以他对史料，很少由分析性的关连性的把握，以追求历史中的因果关系，解释历史现象的所以然；而常作直感的、片段的、望文生义的判定，更附益以略不相干的新名词，济之以流畅清新的文笔，这是很容易给后学以误导的。例如钱先生在一九五五年出版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主要是从“历代中国政治制度”，以证明“秦以后政治传统，不是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煞”的。政治制度应以丞相为骨干。钱先生首先从三公九卿谈起，根本不知道三公九卿，在汉成帝以前，只不过是观念上的官制，这是他研究所未及，可以原谅的。他“依照文字学原义”所作的“丞相”一词的解释是“丞是副，相也是副。丞相正名定义，就是一个副官。是什么人的副官呢？他该就是皇帝的副官”。若据《说文》以言“丞”的原义，则“丞，翊也……山高奉承之义”，所以应劭对《汉书?百官表》丞相的解释是“丞者承也，相者助也”，即是《百官表》所说的“掌承天子，助理万机”。“副”的原义在《说文》是“判也”，转注而有“副贰”之义。“丞相”二字之义，与“副”之义，渺不相涉。把“丞相”二字皆释为“副”，更由“副”字联想到今日军中的副官，因而把丞相说成是皇帝的副官。钱先生根本不知道军中的副官是处理杂务的，与作战、训练等重要业务无关。若是“随从副官”，则是为长官处理生活上的杂务，实际是勤务兵头儿。准此以推，则汉代官制中的光禄勋、卫尉、太仆、少府四大官署里面，倒有许多官职，可称为皇帝的副官。把丞相说成是皇帝的副官，未免把丞相的地位，糟蹋得太不像样子了。
　　丞相又称宰相，钱先生的解释是：“在封建时代，贵族家庭重要的事在祭祀。祭祀时重要的事在宰杀牲牛，象征这一意义。”是钱先生把“宰相”之“宰”，当“杀”字解，却不知先秦使用“宰”字，都取治、主、制三义，决没有作“杀”字用的。“宰”解作“杀”，今日可以查到的，早是《汉书?宣帝纪》的“损膳省宰”注“宰，屠杀也”。若是“宰相”之“宰”，是象征屠杀的意义，未免太可怕了。这里所举的不是特例，而在钱先生大著的《国史大纲》中所犯的这类错误，更为严重。
　　三
　　钱先生并不认为专制是好的，而是说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专制，不可以用专制的名称；所以由秦所建立的专制政治，钱先生在《国史大纲》中称为“次统一政府之出现”。然则周初“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封建政治，不是“统一政府”吗？他用这个笼统的名称，便把秦是中央集权、个人专制的政治特性，隐瞒过去。不过这个名称虽然笼统，但还可以沾到一点边。钱先生对汉代所继承的大一统的专制政治，却赋与以“平民政府”的名称，因为刘邦及其功臣，多系平民出身的原故。对宣、元、成三帝时代的政府称为“士人政府”，因为有许多士人加入到政府里面的原故。并总结说“自此汉高祖以来，一个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素朴的农民政府，现在转变为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有教育有智识的士人政府，不可谓非当时的又一进步”。从钱先生看，这都不是专制政府。钱先生的说法中有两个问题须先提出讨论：个问题是他认为由平民出身取得政权的，便是平民政府；等于说本是由摆地摊而后来发大财的人，只能算是地摊之家，而不可称为豪富之家，是同样的可笑。陈涉以雇农起兵称王，六月而亡，但他的雇农老友去看他时，尚惊叹为“涉之为王沉沉者”。钱先生想没想到叔孙通制的朝仪次应用时，“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在“置法酒”时，“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想没想到汉继承二十等爵，二十等爵的爵是列侯，列侯之上还有“诸侯王”，诸侯王之上才是皇帝，所以皇帝与平民的等差是二十三级。想没想到刘邦何以要屠戮同样平民出身的有能力的功臣如屠戮犬羊，连萧何以“相国”之尊，要把他下狱便下狱，要放出来便放出来，不需要任何理由。何以要把政权交给吕后手上，而吕后便能大王诸吕。何以他死后要郡国为他立庙，而在长安的庙每月要奉衣冠出来巡游两次。更想没想到与贾谊约略同时的贾山向文帝上书中述皇帝的威势是“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大陆上幼稚的史学家，以为李自成们起自雇贫农，假定他们取得政权，便会以阶级成分改变政权的本质。这实是与钱先生的史学，同一血脉。其次，是所谓代表一般平民的问题。不错，汉高祖、文帝们的确是重农抑商，他们有程度不同的爱民观念，后世开国之君，也多数只如此。但一个史学家应了解这种爱民观念，系通过何种政治机构去实行，随政治机构的好坏，而自然受到制约。提倡爱民观念强烈的莫过于周初，它是通过封建制度去实行的，其效果自然受到封建制度的制约。秦所建立的一人专制，本是要以自耕农及小手工业者为政权基础的；但专制这套机构的本身，因皇帝与人民的地位悬绝太远，要保护也保护不了。何况它必然很快地腐败堕落，并使皇帝自然会骄奢昏暴，小人宦戚自然会得志，成为一切残毒人民的根源。所以黄梨洲在《明夷待访录》的《原君》中，对“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的专制之君，指出“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里值得重视的，是“视为当然”四字。这类的话，西汉儒生不断用“反秦”的方式向当时的皇帝说了出来。钱先生何以都闭目不睹。不断说“一切为人民”，不应认为他讲的全出于虚伪。但他的“封建专制”的体制，使他得到恰恰相反的结果。这在今日中共的内部，也不能不沉痛地加以承认，因而发出民主自由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史学家必须在政治社会制度之内来讲人与故事的原因。
　　四
　　西汉到了宣帝时代，儒生渐渐得势；元帝、成帝两代，儒生进入到朝廷重要地位的人也更多，他们在各方面都发生了良好的作用。但因此而可将此时的政府，称为“士人政府”吗？我们称政府的性质，必须就权力根原之地是由谁来运用而言，这应当是一种常识。通过二十四史一直到现代，都证明凡是站在平民的立场进入到仕途的人，地位愈高，与皇帝愈接近，他命运性的困扰、艰难，必定来自专制的机构与专制的观念。宣帝起自民间，精明练达，他的权力是由自己运用。而帮助他的是宦官弘恭、石显。元帝好儒，但他以“中人无他肠”，弘恭、石显得到加倍信用。即位后年余之间，与元帝有特别关系的萧望之、刘向、周堪等大儒，俱因弘恭、石显们的谗害，萧下狱自杀，刘向免为庶人，终元帝之世未尝复起，周堪的弟子张猛被迫自杀于车中，周堪终“因显（石显）白事，事决显口”，“疾喑不能言而卒”。武帝破坏宰相制度，开以后由大司马（内朝臣）秉政之局。成帝时，外戚王氏以大司马秉政，绳绳不绝，直至王莽之篡。这是非常明显的事实。所以这是专制皇帝下的宦官外戚政府，如何可称为“士人政府”。钱先生书中也叙述到外戚宦官之祸，但他决不肯指出外戚宦官，是专制下的必然产物。西汉的政治社会，影响到以后的两千多年。对西汉的真切了解，是了解以后历史的基础。我们读钱先生《国史大纲》有关秦汉的叙述，只能看到一片紫褐色的浓雾，此时代中严重基本的政治社会问题，都在浓雾中隐去。这对初学而言，是非常有害的。
　　五
　　钱先生在《明报月刊》的访问记中反对用封建社会、专制政治这类“空洞的名词”，认为“我们要批评历史，不能单用空洞的名词名称来概括，何况还是由西洋翻译过来的名词。全部二十四史，没有用过帝王专制四个字，不要人家说中国是封建社会，是专制政治，我们就相信，就接受了”。钱先生这段话，包涵了许多纠结。首先，钱先生之所谓“空洞名词”，是指抽象名词，亦即是荀子之所谓“大共名”而言。像有些历史哲学家，常根据一小部分事实，加以推演，以推演出一个抽象名词出来，以为这个名词可以概括整个历史。或者有如中共许多人滥用“封建”一词，以否定历史的一切，这都是应当反对的。但由具体向抽象，由“单名”向“兼名”，由“兼名”向“大共名”的演进，是人类认识客观事物，把握客观事物，所必然经过的历程。否则有系统的知识不能成立，人面对客观世界，只能感到一团混乱。问题只在这类大共名，是否系由许多具象事物中抽象而得。抽象的过程，是否周密谨严？及由抽象建立大共名后，是否能回过头来对相关的事物作适切的解释？不考虑这种实质问题，而对于大共名用“空洞”两字加以否定，这等于否定了认识自身的功能，否定了由饾饤性的认知，向知识系统、思想系统的演进。并且这种不加分疏的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