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讲（康熙皇帝研读的四书五经讲义，简体横排注释本全十册）

☆康熙皇帝研读的四书五经皇家读本，治国理政思想之源，康雍乾盛世的理论基石

☆上百位名臣历时十五年，以讲义体例，逐日逐句全文讲解四书五经，深入浅出

☆帝王与大臣教学相长，结合历史经验和施政实践，注重阐明四书五经的经世致用本旨

☆简体横排，难解字词注释，扫除阅读障碍，皇家读本走入寻常百姓家

经筵，是汉唐以来帝王为讲经论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它在宋代正式制度化，为元、明、清历代所沿袭。清康熙帝亲政以后，非常重视经史等传统文化典籍的学习，于康熙十年，力主将经筵大典变更为经筵日讲，选择当时的高官重臣作为日讲官，选取四书五经及《通鉴》等治乱兴衰之典籍而“讲贯绎”，希望借助经筵日讲让内阁各部重臣自上而下学习汉儒经学，统一认识，甄别治国方略，拨乱反正。从康熙十年四月开始，到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止，通过长达十五年的日讲学习，康熙帝对儒学的思想体系和精神实质有了全面透彻的理解，并吸收儒家学说的主要思想作为自己制定政策的主要依据，结合当时的国情，施仁政于天下。

由康熙皇帝主持的这次中国历*长的帝王读经，留下了数百万字的讲义资料。康熙甚为重视，命进讲大臣等将之整理成书，刊印成册，以此作为未来皇帝、皇族、大臣学习儒家典籍的教科书。《日讲四书解义》、《日讲易经解义》、《日讲书经解义》、《日讲诗经解义》（已佚）刻于康熙年间，《日讲春秋解义》刻于雍正时期，唯《日讲礼记解义》因卷帙繁多直至乾隆十二年才刻印成书。本书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日讲四书解义》、《日讲易经解义》、《日讲书经解义》、《日讲诗经解义》、《日讲春秋解义》、《日讲礼记解义》为底本，简体横排并标点，难解字词注释，以求让这套经典教材重新焕发生机。

爱新觉罗玄烨，即康熙皇帝，清圣祖仁皇帝。他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长的皇帝。他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捍卫者，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他一生勤奋好学，自幼就对儒家学说充满浓厚兴趣，认为“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他吸收儒家学说的主要思想作为自己制定政策的主要依据，结合当时的国情，施仁政于天下，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通过这套《日讲》，我们可以全面了解他治国理政的思想之源。

《日讲》原书的编撰人员包括：

陈廷敬 叶方蔼 李光地 牛钮 方苞 朱轼 库勒纳 鄂尔泰 张英 张廷玉 甘汝来 陈大受 尹继善 董讷 徐乾学 高士奇 常书 严我斯 崔蔚林 朱马泰 蒋弘道 张玉书 阿哈达 王鸿绪 格尔古德 沈荃 孙在丰 傅腊塔 王封溁 阿山 邵吴远 翁叔元 秦松龄 王顼龄 归允肃 曹禾 严绳孙 德格勒 博济 朱都纳 思格则 彭孙遹 汪由敦 杨名时 徐元梦 彭维新 李清植 王兰生 李绂 任启运 潘永季 王文震……

本书共十册，分别为：

日讲四书解义（上）

日讲四书解义（下）

日讲《书经》解义

日讲《易经》解义（上）

日讲《易经》解义（下）

日讲《春秋》解义（上）

日讲《春秋》解义（中）

日讲《春秋》解义（下）

日讲《礼记》解义（上）

日讲《礼记》解义（下）

编者前言 

经筵，是汉、唐以来帝王为讲经论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它在宋代正式制度化，为元、明、清历代所沿袭。宋代每年二月至五月，八月至冬至，每逢单日举行经筵，由讲官轮流入侍讲读，名曰“春讲”、“秋讲”，明、清两代基本沿用其制。

清代皇帝在文华殿行经筵仪，先讲四书五经，然后由皇帝宣示满、汉文御论，各官听讲。事毕，由各官行礼，于文渊阁赐茶。有清一代康熙帝重视这一制度。顺治十八年时，年仅八岁的康熙继承大统。顺治帝驾崩前遗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克、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四辅臣执掌重权，却以“先帝祖训”挟制天子，尔后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跑马圈地，贪污腐化，激化满汉矛盾。康熙八年，在孝庄太皇太后的庇护下，康熙得以铲除鳌拜集团，肃清四辅臣余党，亲政治国。经筵日讲就是康熙亲政主事后力推的一项重大决策。

康熙八年四月十九日，兵科给事中刘汝汉上疏奏请“先行日讲，次举经筵，选择儒臣，分班进讲”。康熙帝对臣下奏疏所言开设经筵日讲非常欣赏，完全赞同“证诸六经之文，通诸历代之史，以为敷政出治之本”的意见。康熙九年十月，康熙帝令礼部准备此事。其实，顺治帝时就曾将经筵定为年例，作为讲读清朝列位先帝“祖训”的盛会。而康熙帝异常重视此次重新恢复经筵传统，并力主将“经筵大典”改为“经筵日讲”，选取四书五经及《通鉴》等有关治乱兴衰之典籍而“讲贯绎”。康熙希望借助经筵日讲让内阁各部重臣自上而下学习汉儒经学，统一认识，甄别治国方略，拨乱反正。正如康熙所言：“帝王图治，必稽古典学，以资启沃之盛。”

为使经筵日讲不流于形式，康熙亲自圈定进讲官员的名单。康熙十年二月初四日，任命吏部尚书黄机、刑部尚书冯溥、工部尚书王熙、左都御史明珠、翰林院掌院学士折库纳、熊赐履等十六人为经筵讲官。三月初二日，任命翰林院掌院学士折库纳、熊赐履及侍读学士、侍读、修撰、编修等共十人为日讲官。三月十七日，首开经筵。四月初十日，初次进行日讲。这一开始便一发不可收拾，直至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初六日，儒学经典和诸史已基本讲完，康熙帝才谕令停止日讲。这是中国历史上为时长的日讲，历经十五年时间，集举国之力完成，堪称是史无前例的盛事。

康熙朝日讲得以坚持十五年时间，殊为难得，其中随处可见康熙皇帝的高瞻远瞩，持之以恒。康熙十年开始进行日讲，康熙帝是年十八岁，正是求知若渴的时期，使得他对日讲尤其重视。曾经有讲官每每以夏日炎热、入秋政务缠身等为由推诿搪塞，康熙毫不留情，直言痛斥：“方今秋爽，正宜讲书。”“学问之道，必无间断方有裨益。以后虽寒暑不必缀讲。”康熙十六年，康熙帝更是改隔日进讲为日日进讲，虽避暑瀛台，未尝间断。三藩乱起，军务繁重，翰林院请改为隔日进讲，但康熙深切了解日讲之重要，认为军事或数日一至或数日连至，无法以日限计，仍令每日进讲，以免荒疏学问。经过十五年坚持不懈的学习，论儒学功力，历代帝王实难出其右。

康熙帝常与臣子说：“人君讲究学问，若不实心体认，徒应故事，讲官进讲后即置之度外，是务虚名也，于身心何益？朕于尔等进讲之后，仍再三阅绎。即心有所得，犹必考正于人，务期道理明彻乃止。”康熙十四年四月，康熙帝向日讲官提出：“日讲原期有益身心，加进学问。今只讲官进讲，朕不复讲，则但循旧例，渐至日久，将成故事，不惟于学问之道无益，亦非所以为法于后世也。自后进讲时，讲官讲毕，朕仍复讲，如此互相讲论，方可有裨实学。”至康熙十六年四月，康熙帝由复讲发展为亲讲，即每次进讲，先由康熙帝按讲章题目讲解全文或其中一节，然后再请日讲官讲解，两相对照，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师生互相切磋，共同讨论。

康熙帝重视经筵日讲，目的在于从经史中吸收治国方略和治国经验教训。他反对寻章摘句、繁琐的训诂考证，主张读书的目的在于体会书中义理，领会其精神实质。他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他说：“学问无穷，不在徒言，要惟当躬行实践，方有益于所学。”他对四书五经等圣贤典籍有自己的看法：“圣贤之书所载，皆天地古今、万事万物之理。能因书以知理，则理有实用。”“天人之蕴奥在《易》，帝王之政事在《书》，性情之理在《诗》，节文之详在《礼》，圣人之褒贬在《春秋》，至于传记子史，皆所以羽翼圣经，记载往迹。展卷诵读，则日闻所未闻，智识精明，涵养深厚，故谓之‘畜德’，非徒博闻强记、夸多斗靡已也。”康熙帝曾恳请日讲官：“卿等每日起早进讲，皆天德、王道，修、齐、治、平之理。朕孜孜向学，无非欲讲明义理，以资治道。朕虽不明，虚心倾听，寻绎玩味，甚有启沃之益。虽为学不在多言，务期躬行实践，非徒为口耳之资。然学问无穷，义理必须阐发。卿等以后进讲，凡有所见，直陈勿隐，以副朕孜孜向学之意。”

通过长达十五年的经筵日讲，康熙帝对儒学的思想体系和精神实质有了全面透彻的理解，而且他还能学以致用，吸收儒家学说的主要思想作为自己制定政策的依据，结合当时的国情，施仁政于天下。由于他用人得当，制定方针政策得体，君臣同心，所以很快就完成了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击败沙俄侵略、平息葛尔丹叛乱等丰功伟绩。在他率先垂范的影响下，后继的雍正、乾隆仍以其父、其祖的治国思想为基本国策，由此迎来了有清一代的康雍乾盛世。

由康熙帝主持的这次中国历长的帝王读经，留下了数百万字的讲义资料，是十五年日讲的思想精华，康熙帝甚为重视，命进讲大臣等将之整理成书，刊印成册，以此作为未来的皇帝、皇族、大臣们学习儒家典籍的教科书。《日讲四书解义》、《日讲<易经>解义》、《日讲<书经>解义》、《日讲<诗经>解义》等刻于康熙帝在位时，《日讲<春秋>解义》刻于雍正帝在位时，唯《日讲<礼记>解义》原稿存放于翻书房，因卷帙繁多而没有刻印，直至乾隆十二年才刻印成书。这一系列日讲讲义，将四书五经的全文逐字逐句地解读阐发，是从实用角度对四书五经等的全面讲解，将四书五经经世致用的一面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入的阐发，不仅可以帮助入门者较快地理解经典，同时能让读者明白，学习四书五经不只是寻章摘句，不只是为了八股作文，它是对治国安邦有着极高价值的实用道理。

这一系列日讲讲义在清朝皇室和重臣之间广泛传播，曾多次刊行，影响深远，并收入四库全书。但可惜的是，《日讲<诗经>解义》到民国时已散失。在1920年陈垣先生主持整理文津阁四库全书时，也发现《日讲<诗经>解义》有目无书，只存空函，后在其他阁本整理时均未发现此书，使我们今日无法亲眼得见这套珍贵儒家典籍教材的全部。不过对于余下的五种，都独自成书，依然是一套独一无二的经典。

这套简体横排本“日讲”丛书，就是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日讲四书解义》、《日讲<易经>解义》、《日讲<书经>解义》、《日讲<春秋>解义》、《日讲<礼记>解义》为底本，加以简化、标点、注释，以求让这套独一无二的经典重新焕发生机，造福广大对古代典籍有热情的读者。而对于《日讲<诗经>解义》，我们只能期待有朝一日能重新发现，让这套丛书再无遗珠之憾。

此次简体横排本的出版，内容完全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准，同时参校其他同类古籍善本。在参校其他古籍善本时，只有多种资料同时证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误时，我们才对极个别文字进行校改。本套丛书的注释目的在于方便今天的读者理解，我们对缺乏文言基础的读者难以理解的文言词语和用法进行了详细的解释。

此套丛书内容繁多，涉及的知识非常广泛，虽然编者耗费数年时间，尽努力为读者呈现一套完善的经典，但毕竟能力有限，差误在所难免，尚请方家指正，以便我们将来补正。谨致谢忱！

特此说明。

编者

二零一五年十月

所推演者皆作圣之基，为制之本，词近而旨远，语约而道宏，圣德神功所为契洙泗之传，而继唐虞之轨者，盖胥肇于此矣。 

——《四库全书总目》评《日讲四书解义》 

大旨在敷陈政典，以昭宰驭之纲；开发心源，以端慎修之根本；而名物训诂，不复琐琐求详。盖圣人御宇，将上规尧舜，下挹成康，所学本与儒生异。 

——《四库全书总目》评《日讲书经解义》 

是编为讲幄敷陈，睿裁鉴定。其体例与宋以来奏进讲义大致略同，而于观象之中，深明经世之道。御制《序》文所谓“以经学为治法”者，实括是书之枢要，亦即括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枢要。信乎帝王之学，能见其大，非鲰生一知半解所能窥测高深也。 

——《四库全书总目》评《日讲易经解义》 

是编推绎《经》文，发挥畅远，而大旨归于谨小慎微，皇自敬德以纳民于轨物。卫湜所集一百四十四家之说，镕铸翦裁，一一荟其精要，信乎圣人制作之意，惟圣人能知之矣。 

——《四库全书总目》评《日讲礼记解义》

是编因宋儒进御旧体，以阐发微言。每条先列《左氏》之事迹，而不取其浮夸。次明《公》、《榖》之义例，而不取其穿凿。反复演绎，大旨归本于王道，允足明圣经之书法，而探帝学之本原。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圣圣相承，郑重分明，以成此一编，岂非以经世之枢要，具在斯乎？

——《四库全书总目》评《日讲春秋解义》

（因排版不方便，白话文注释无法排入试读章节，真正书页样式可参见样张图片） 

日讲四书解义（上） 

大学 

《大学》一篇，为古帝王立学垂教之法。孔子详举其次第以示人，曾子复分为十传以解之。规模广大而本末不遗，节目详明而终始不紊。在初学为入德之门，而极其至则内圣外王不越乎是，故曰“大学”。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此一章书，是曾子述孔子之言，乃修己治人之要道，谓之“经文”，为《大学》一书之纲领。而此一节书又经文之纲领也。孔子曰：“道在一身，而能周乎天下、国家者，大人之学也。大人为学之道有三。德者，天所赋于人心，至虚而无所累，至灵而无所蔽，能包函众理而酬应万事，故谓之明德。德本明，而气禀拘于有生之初，私欲蔽于有生之后，则明者有时而昏矣，然其本体之明自在也。故必因其一端之发露而致力以明之，使复其本然至虚至灵之全体，方为有本之学也。所以大人之学，在明明德。然所谓明德者，乃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我之所私有也。故自明其德，更当推以及人，鼓舞振作，使天下之民凡具是德者咸有，以去其旧染之污，而臻于大同之治，方为有用之学也。所以大人之学，在新民。然此明德、新民，皆有当然之极，不容增减，所谓至善也。大人之学，不可苟且自足，不可半途而止，己德则必无一毫之不明，民德则必无一民之不新，皆止于至善之地，又能守而不迁，方为有成之学也。所以大人之学，在止于至善。此修己治人之全功，内圣外王之要道也。”盖三者本千圣传心之微旨，孔子特取而发明之，挈为纲领，分为条目，灿然毕具，之中经纬咸贯。为人君者能究心于此，身体而力行之，治天下无余事矣。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此一节书，是孔子示人以止至善之功也。孔子曰：“明德、新民何由得？至善而止之乎。惟于至当不易之理，为人所当止者，能真知灼见，而后志之所向无所疑贰，常确然而有定矣。志既定，而后心之所存绝乎纷扰，常泰然而能静矣。心既静，而后身之所处远乎忧危，常坦然而能安矣。身既安，而后神闲气定，揆度事理，必暇裕周详而能虑矣。能虑，而后事物当然之理审处咸宜，不使有一毫之差。而明德、新民之至善，乃可得而止矣。然则欲止至善者，可不以知止为要哉？”夫至善之理，随事而寓然，必由于知止。识见既定，自然心无妄营，志气清明，可以宰制万几，而各得乎至善之极。此大学所以贵格致之功也。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此一节书，是孔子示人以先后之序，以为入道之基也。孔子曰：“大人之学，道固无所不该，而功则约而有要。”明德、新民有名、象之可指者，皆谓之物。物则有本末焉。必己之明德既明，而后可以新民之德，则德为本，而民为末也。知止能得，有工夫之可言者，皆谓之事。事则有终始焉。必先有知止之功，而后收能得之效，则得为终，而知为始也。然则学者其可泛然从事乎？诚能知本与始在所当先，末与终在所当后，端本于明德，而渐及于新民，用力于知止，而观成于能得，则进为有序，所操者约而所该者博，于大学之道为不远矣。”《大学》首言“明德”、“新民”，继言“知止”、“能得”，犹恐人精神泛用，昧所持守，不免于本末倒置，终始混淆。故又示人以先后之序。有志大学之道者，亦可以知所从入之途也。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此一节书，是孔子示人以明德、新民之条目，而言其所当先之序也。孔子曰：“明德、新民，理虽一贯，而其中之次第则有不可紊者。古之人君任政教之责，欲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则必先以教化治其一国之人，咸遵于善，使四方有所观感。故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治其国也。欲治一国之人，则必先整齐一家之人，长幼尊卑，各得其分，使国人有所则效。故欲治其国者，必先齐其家也。欲齐一家之人，必先修一己之身，喜怒好恶，咸得其理，使家人有所取法。故欲齐其家者，必先修其身也。身不易修，而心乃身之所主，欲修其身，而使无有或愆，必先使心之所存大中至正，无少偏邪，斯身之所行皆善矣。故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也。心体至虚，而意乃心之所发，欲正其心，而使无有或偏，必先使意之所动诚一笃实，无少欺伪，斯心之所存皆善矣。故欲正其心者，必先诚其意也。心之明觉谓之知，欲诚其意，而使无有或伪，必先使吾心之知推致无余，善恶之辨洞然明晰，斯意之所发皆实矣。故欲诚其意者，必先致其知也。知之理散见于物，欲致其知，而使无有或蔽，必将天下事物之理穷究无遗，是非可否逐一透彻，斯知之本体无亏矣。故致知在格物也。有明德、新民之责者，可不知所当先哉？”圣贤言修己治人之道，条目次序，无有明白显著于此者。自修身以至明明德于天下，明德、新民之序也。自格物以至修身，知止、能得之序也。学者循其序而从事焉，以入道无难矣。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此一节书，是孔子复说上文，以见明德、新民有递至之效也。孔子曰：“古人之每事必有所先，而递至于格物者，何哉？盖物格则理之散见于事物者，穷究之无不尽，而后知之具于吾心者，推极之无所遗，而知无不至矣。”知至则明之所照不淆于善恶之辨，而后意之所发不介于真伪之间，而意可得而诚矣。意诚则私欲去，而天理常存，而后吾心虚灵之体无少偏倚，而常正矣。心正则防闲严而匪彝自远，而后吾身举动之间咸归轨度，而能修矣。身修则由己及人，而后一家之中有所取法，而咸遵约束，家可得而齐矣。家齐则由亲及疏，而后一国之人有所则效，而群服政教，国可得而治矣。国治则由近及远，而后天下之人有所观感，而共遵王路，天下可得而平矣。”观于此，而古人之递有所先者，不益信哉！夫颂尧曰“钦明”，称舜曰“浚哲”，可见格物致知为修身之首务。必先克明峻德，而后敦睦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古帝王为治之道与此更无二理，诚为人君者所当究心矣。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此二节书，是孔子示人以修身为家、国、天下之本，而反复警醒之也。孔子曰：“齐、治、均、平之化，皆本于修身；格致、诚正之功，皆所以修身。是以上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无论分、位之崇、卑，一切皆以修身为本，而况为人君者，为天下国家所仰赖，其可不尽格致、诚正之功，以立齐、治、均、平之本乎？以一身对天下、国、家而言，则身为本，而家、国、天下为末。若不能修身则本乱矣，而欲家之齐、国之治、天下之平，是本乱而末治也，必无此理。以家对天下、国而言，虽皆在所当爱，而厚薄之分则有差等。若不能修身以齐其家，是恩义不逮于所亲，所厚者薄矣。而欲国之治、天下之平，使德教加于四海，是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固理之必无者也。然则有天下、国、家之责者，可不以知本为要务哉？”盖大人之学，其功用极于九州之远，而其根本不外建极之一身。端本及末，则约而有功。忘本逐末，则纷而寡效。圣人反复示之，意深且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