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1738152
《杨绛传》当我们悼念杨绛先生时，我们悼念的其实是逝去的爱情、才情与修养，周年纪念特别推出。
周国平说，“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我分明看见她在细心地为她的灵魂清点行囊，为了让这颗灵魂带着全部宝贵的收获平静地上路。”和功成名就的一生相比，杨绛先生一直自认是一滴水，平常而微小。她的一辈子也只是尽善尽美地做着每一件能做的，想做的事，但是其取得的幸福与成就确是光彩夺目，令世人永远铭记。于是，当我们悼念杨绛先生时，其实所追思的，也正是我们心中逐渐逝去老去的才华与青春。它们让我们共鸣。
作者以散文随笔的形式将杨绛先生的一生进行了叙述并配以作者自身的一些感悟。全书*万字，以序言、正文11章、后记三部分组成。不以考究派的做法撰写，而是在呈现杨绛一生的同时，辅以细致的环境、心理描写，语言温婉，十分符合当代年轻人的阅读习惯。比如为了支持丈夫钱钟书写《围城》，甘愿放下执笔的手包揽所有家务，当《围城》*忠实的读者；比如和钱钟书一起留学，舍不得问父亲要学费而舍弃了自己钟爱的文学系，到后来虽然经济条件有所改善，却仍然保持朴素无华的生活状态，甘之如饴。今时今日，先生已离我们而去，但是这样一位低调朴实而人格才华闪闪发光的老人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品读，用心珍藏。
第一章 温馨又蓬勃的家
第二章 一路书香
第三章 梦归清华，牵手百年
第四章 和你去看外国的月亮
第五章 眼泪也要落在故乡
第六章 写一幕心中的剧
第七章 心和脚都扎根祖国
第八章 再苦也苦不到心里
第九章 有书，有你们
第十章 只有死别没有生离
第十一章 怀念的怀念
后 记
第一章 温馨又蓬勃的家
如果用色彩来形容杨绛的一生，应该是最温暖的橙色，既有黄色的温馨，又有红色的蓬勃。
我们仨
北京三里河的一幢三层旧楼，只有一家的阳台没有封起来。房子的主人说：“为了坐在屋里能看见一片蓝天。”主人说这间寓所是“人生的客栈”，一旦被这么定义，似乎连屋前的云卷云舒都淡然起来，一百多载的时间，有时就像是这屋前的阳光，直到那束光从浅黄变成炽白再变成浅黄，才知一天早已过去。难能可贵的是如这一天中的阳光一般，人生最初与最后的色调都是一样的，所谓初心未改。
房子的客厅墙上还挂着“我们仨”的照片，从左至右：杨绛、钱瑗、钱钟书。时间没有拿走一切，至少回忆还在。
一个世纪的风雨，她以瘦小的身影撑起了整个家，也撑住了一代文学人的脊梁。
这座房子的主人，就是杨绛。
你说，回忆有多重？
你说，多少人期望当回忆时可以举重若轻？
你说，当初就是那么一刹那，回忆起来却要用一辈子。
大概所有的回忆都取决于回忆时的心境，清风明月、宋明山水的心，回忆起来往事也就如拂沙一般。
温馨又蓬勃的家
杨绛原名杨季康，于1911年7月17日来到这个世界。她出生在北平，书香门第，按她的说法那是个“寒素之家”。
杨绛的父亲是杨荫杭，字补塘，又名虎头，笔名老圃，是当时十分著名的律师，曾先后考入北洋公学、南洋公学，后留学到美国、日本，取得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创办过无锡励志学社和上海律师公会，担任过上海《申报》编辑，学而优则仕，担任过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等职。
杨荫杭是个有知识分子情怀的人，秉性刚正不阿，骨子里带着正气。他曾经在1921年的文章《说俭》中写道：
奢靡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的精神追求。而共和之精神，则力求俭朴，“孟德斯鸠论共和国民之道德，三致意于俭，非故作老生常谈也”，决不能“生活程度高而人格卑”！社会风气奢靡，会直接加剧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歪风邪气！
当时社会奢靡成风，而杨荫杭身居高位却能保持如此心性，现在读来依旧让人身贯正气。
在杨绛回忆父亲的书里，她把这个一辈子刚正不阿的清末民初知识分子，描述成一直坚守自己人生信条的“包公”，为了自己的信念坚持到最后。
杨荫杭于1895年考入北洋大学堂，学习十分努力，却中途被除名，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情，而是因为当时的一些学生闹学潮，遭到了“洋人”的镇压，一个领头的广东人被学校开除了。这件事震慑了其他参与的人，大家纷纷退缩，杨荫杭站出来说“还有我”，于是，就被一起除名了。但事实上，杨荫杭并没有参与这个学潮，他只是看不过大家被“洋人”吓破胆的样子。
杨绛的母亲唐须嫈，杨绛说，母亲这个古里古怪的名字肯定是父亲改的。因为父亲那时任京师高等监察厅检察长，每到元旦要去怀仁堂（中南海主要建筑物之一，原名佛照楼，1911年袁世凯将其改名为怀仁堂，并在此接见外宾、接受元旦朝贺）贺节，去怀仁堂贺节要穿夜礼服，需夫妇同行且还需要夫妇的名片。杨绛的母亲家是生意人，小名细宝，为了贺节之需，父亲给母亲名字改得古雅些，便用了“嫈”字，意为好。
母亲是无锡人，与父亲同乡，两人同岁，二十岁时结的婚，恰是郎才女貌的年纪。母亲在上海女子中学务本女中上过学，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女性。她面容清秀，端庄大方，虽然接受过西式教育，但身上依旧有着中国传统女性的优点，贤良淑德，结婚以后安稳持家，是德行并举的贤妻良母。
杨绛出生时上面已经有寿康、同康、闰康三个姐姐。按说，再得一个女儿应该不会受宠，但大概是因为这是父亲逃亡海外、留学美国归来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加之家里的姐姐们都不在父母身边，所以杨绛得到了独女的宠爱。小杨绛有时候哭闹，父亲就抱着她来回踱步，嘴里哼唱着摇篮曲，这可是兄弟姐妹中独享的殊荣。
父亲为她取名季康，小名阿季。
如果用色彩来形容杨绛的一生，应该是最温暖的橙色，既有黄色的温馨，又有红色的蓬勃。那些童年的趣事就像是这片橙色中的星辰，辉光闪烁。
趣事之一，是与吃有关。
父亲喜欢吃冰淇淋，杨绛出生那年，家里买了一只制冰淇淋的桶，杨绛出生那天家里恰好做了一桶的冰淇淋，小杨绛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那桶冰淇淋，全家都觉得这是贪吃的小娃。二姑妈给她尝了一点，小嘴都冻僵了，依旧在吧嗒吧嗒地舔，回味一般的大人举动逗乐了大家。
趣事之二，是与穿有关。
四岁时，杨绛随父亲到北平。她第一次见到了满族人，这个人是他们的房东，是个梳着“二把头”、穿着旗袍、脚蹬高底鞋的满族女人。杨绛只见过上海女人穿的那种高跟鞋，未曾见过这种鞋跟在鞋底中央的鞋子。满族女人穿起这种鞋子走起路来，婀娜多姿，摇曳顾盼，杨绛出神地盯着看了很久，甚至不自觉地模仿起那女人走路的姿态。父亲在后看见笑着问：“你长大了想不想穿这样的鞋子？”小小的杨绛琢磨了下说：“想。”
随着年纪渐长，脱离了幼儿时期的懵懂，开始懂得人情世故与家庭温暖，在兄弟姐妹的陪伴下与父母的关怀中，杨绛一点点地感受着家庭的温暖。
父亲喜欢看饭后孩子们围在一起吃甜食，好不热闹。他把这样的家庭聚会叫“放放焰口”。“放焰口”是从盂兰盆会（中元节）借来的词儿，在杨家的意思就是爸爸请客，孩子们在这时可以问爸爸要吃的、用的、玩的。“放焰口”时举家欢乐，父享膝下欢闹，子享抚顶关怀，好不温馨。很多年后，杨家的孩子还是会要求父亲“放焰口”，吃什么或者玩什么都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人还在一起，心也在一起。
所有的兄弟姐妹里，只有杨绛最懂父亲的心，也最能照顾好父亲。
孩子们一般会在午饭后“放焰口”结束后自动散去，好让父亲午休。有一次父亲叫住阿季，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阿季从此就乖乖地陪在一旁看书，一点声音也不出，像一只乖巧的猫。冬天家里只有父亲屋里生了火炉，孩子们都用烧炭的手炉、脚炉取暖。火炉须不时加煤，阿季手巧动作也轻，加炭时打扰不到父亲休息，姐姐和弟弟妹妹们都佩服她能加炭不出声。
在整个大家庭里杨绛最听父亲的话，其次最听三姑母的话，虽然三姑母是个严厉而刻板的人。
阿季六岁时，从第一蒙养学院学前班毕业，入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那时她的三姑母荫榆在女高师任“学监”。三姑母说的话杨绛从小就听。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中，写道：“我还是她所喜欢的孩子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小学生正在饭堂吃饭，她带了几位来宾进饭堂参观。顿时全饭堂肃然，大家都专心吃饭。我背门而坐，饭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儿。三姑母走过，附耳说了我一句，我赶紧把米粒儿捡在嘴里吃了。后来我在家听见三姑母和我父亲形容我们那一群小女孩儿，背后看去都和我相像，一个个白脖子，两撅小短辫儿；她们看见我捡吃了米粒儿，一个个都把桌上掉的米粒儿捡来吃了。她讲的时候笑出了细酒窝儿，好像对我们那一群小学生都很喜欢似的。那时候的三姑母还一点不怪癖。”
缘分已在冥冥之中
幸福与快乐一定是要以苦难与悲伤来描边的，唯有经历难以攀爬的险峻高山才能看见最美的天空。我们在人生这条道路上，总要忍受着刺痛来握紧玫瑰，要痛过方知玫瑰艳丽的珍贵。
1917年5月初，交通部总长许世英涉嫌贪污巨款，时任京师高等检察长的杨荫杭传讯交通部总长，同时搜查证据，一切严格依法进行。杨荫杭将贪污巨款的总长拘捕扣押了一个晚上，那个晚上，杨家电话一夜不断。天亮之后，杨荫杭就被停职了。此前，司法总长张耀曾出面干预，不顾媒体揭露，议会质问，意欲停止调查此案，杨荫杭不予理会。没承想，在搜查证据时，司法部以检察官“违背职务”为名将杨荫杭停职。虽然杨荫杭停职时间不长，但精研法律、热衷法制的杨荫杭已经心灰意冷，对官官相护的北洋政府失望透顶，再无意做官，于是辞职南归。
1919年，当火车的汽笛声响起时，一家人知道要与这座北方的城市告别了。那时阿季不过八岁，只是个好奇而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她在火车上问父亲：“这火车上座椅的扶手怎么还包着丝绒、镶着花边？”父亲告诉她，这是头等舱。而火车车厢的另一端阿季看见方形的车厢，没有座椅，像是客厅，有桌子，还有汽水，还有沙发。她问父亲：“那是几等车厢？”父亲没好气地回答：“二等！”她那时还不明白为何二等（车厢）怎么比头等车厢还要好，父亲为何会如此没好气，当然也就无法知晓父亲对于在华洋人特权的反感了。
火车汽笛声远去，一家人又上了轮船，船上又脏又乱，一家人互相照应着挤在一起。三姐说还没看过海上的日出，并跟阿季约定，早上要记得叫醒三姐去看日出。最后还是三姐叫醒了阿季，两人人生第一次看见了海上日出：日轮一点点融化地平线，从海平面上冒出头来，光线奔涌而出，跳跃在不断波动的海水上，闪着朝阳独有的光芒。阿季那时还不知道如何形容这样的壮阔，只是说：“好看极了！”后来忆及此事，杨绛觉得，只要是一家人在一起，哪怕船脏路远也是温馨有趣的。
而后又乘坐“拖船”，等到无锡老家时，一家人已经筋疲力尽。当时杨荫杭已经预先租下一所裘姓宅院，可又不满意，亲友便介绍了流苏声巷的一处旧宅，父母带着杨绛去看。那个房子不是别人的，正巧是钱钟书家的。当时两家人并不认识，两个孩子自然也不认识，后来两人成为夫妻，聊起的时候才发现冥冥之中已经有了擦肩的缘分。
杨荫杭没有选择这个宅子，因为住在那房子的女眷说，搬进以后，再也没有离开过药罐子，似乎暗示着这是一个晦气的房子。杨家最后还是在沙巷的裘姓宅子里住了下来。阿季不觉得这个房子差，反而觉得还不赖，因为正好有条河从院子里穿过，不用出家门，站在木桥上就看得见河，河上大小船只来来往往，有趣极了。
江南水乡盛产鱼虾，杨荫杭住在这里最爱的一道菜就是“炝虾”。刚从河里捞出来的小虾，鲜活乱蹦，以清水洗净，用葱椒酱油一浇，扣上碗，待小虾在碗里吸足酱料，再掀开碗，便是一道美味。父亲和家里人都爱吃，除了阿季。阿季怕吃活东西，不敢尝鲜。
不知是否是因为吃生食鲜虾不干净，一家人除了阿季都病了。父亲病得最严重，高烧不退，后来竟说起胡话来，病重的时候说满床都是鬼，母亲站在床前，双手做驱逐扫荡状，说鬼都驱走了。父亲是留过洋的人，看病只相信西医，无奈当时无锡只有一个西医，可西医来了只是取了血样和粪样送到上海去化验，没开出一点药。后来母亲怕父亲挺不过去，去请了中医，是位名医，可名医来了只是号了脉，未曾开方子，那时医生不给开方子就意味着没救了。父亲的老友华实甫（著名中医）也来探望，并答应母亲，“死马当活马医”，给开了方子。就这样，中药被母亲伪装成西药，父亲一服一服服下，身体竟有了起色。大概是命运眷顾，又或是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起了作用，父亲的病好了起来，一家人提着的心终于又重新落回了肚子里。
没有人能预见时间这条路上的风景，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安然接受苦难，珍惜遇到的缘分。
初识书滋味
搬到无锡之后，母亲便把阿季和弟弟们安排到了家附近的大王庙小学。学校是个不知名的大王的庙改造的，只有一间课堂，十分简陋，小学总共四个班大约八十个学生，全部挤在这间大课堂里，学校除了校长之外只有一位老师。虽然杨绛在大王庙小学只待了半个学期，但对她来说这是段生动的回忆，里面有孙光头的趣事，有校长打学生却发现是自己的儿子的闹剧。在大王庙小学读书，少了正规教育的系统化，但却让这段读书经历顺着生活的枝蔓生长，处处弥漫着生活的气息。
杨荫杭是认定孩子们都要上学的，无论男孩还是女孩，一定要接受最好的正规的教育。不久，杨绛就去了上海启明女校，开始了真正的读书生涯。
启明女校坐落于上海原法租界徐家汇圣母院内。这是法国天主教会1867年在上海专门为非教徒建立的一所著名女子学塾，20世纪20年代后改称女校。随着杨绛就读启明女校，全家人也搬到了上海。
在这里，照顾学生起居，教导学生功课的都是修女，学生们叫她们“姆姆”。学校的作息时间极其严格，每天早上六点打铃，起床梳洗；七点打铃，排队上厕所，然后到饭堂吃早饭；十二点午饭；下午四点半吃点心；六点晚饭。吃饭的时候不准说话，当然节假日会自由一些。晚上还安排有夜课。学校一个月放一天假，住在本地的学生可以由家长接回家。
启明女校严格的作息和学习计划，让杨绛受益匪浅，后来杨绛回忆说，学会判断和自我克制，对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很重要，她感谢启明生活从小给予她这方面的培养和锻炼的机会。
1923年，杨家由上海迁往苏州。这次搬家的原因，是父亲病后身体渐渐复原，重新进入法律行业，可上海社会过于复杂，父亲并不喜欢，遂决定定居苏州。在阿季放假回家时，父亲觉得启明中学是教会学校，害怕教会学校影响孩子的自由思想，所以请杨家的“教育家”（三姑母杨荫榆）为阿季和三姐重新在苏州选定学校，起初选定的是苏州景海女校，后来因为杨荫榆去振华女校做了演讲，觉得振华更好些，所以杨绛最终转入振华读书。
那时的振华条件不好，校舍是振华第一任校长王谢长达先生家的老宅加盖后的简陋建筑，如轿厅成了礼堂，大厅成了课堂，上层连成一片，都是教室。因为是加盖的缘故，房顶常常掉灰，上课的时候也不例外，学生们都笑说像是往馄饨里撒胡椒面。阿季去了振华女校，有一种回到了大王庙学校的感觉。
随着年岁渐长，她不再像年幼时那么贪玩，而开始贪看书了。当时父亲教她一篇《左传》，她自己通读了全文；英文课本选有Ivanhoe《劫后英雄传》的选段，她不满足，暑假里自己借着字典读完了原著；生病时在家就读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后来又读《寄小读者》及苏曼殊的作品，读书成了她最大的爱好。有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父亲又问她：“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说：“一星期都白活了。”
阿季读高中一年级时，国文老师讲诗，也命学生写诗，杨绛的习作被《振华校刊》选登。
斋居书怀
俯视溪中鱼，相彼鸟饮啄。
豪谈仰高人，清兴动濠濮。
世人皆为利，扰扰如逐鹿。
安得遨游此，翛然自脱俗。
当时孙伯南先生批：“仙童好静。”
勇敢说不
阿季十六岁那年，还在读高中，北伐战争胜利，学生活动遍地开花，常常上街游行或是开群众大会。杨绛的学校自然也参与了，当时的活动是上街搞宣传，拿个板凳，站在上面向路人演讲，呼吁人们参与革命。阿季也被推选去宣传，但她年纪小面子薄，不想去。当时苏州常有轻薄女孩的事情发生，年轻女孩站在板凳上，说不定会被这些轻薄之人围观。这样的场面，阿季想也不会有人好好听演讲。那时，很多封建人家的小姐只要说家里不同意，就可以推免此事。阿季也想学她们那样，回家给父亲汇报这事，没想到竟被父亲一口拒绝。父亲说：“你不肯去，就别去，别借爸爸来挡。”阿季还不放弃说：“少数得服从多数啊。”父亲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道理，也可以说，去不去在你。”
父亲给阿季讲了一件自己的事情。他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的时候，一位军阀到了上海，当地士绅联名登报欢迎，父亲当时的一名下属未经他同意也把父亲的名字加在了欢迎名单里。父亲当即登报声明，他没有参与欢迎。当时有人劝他：“当作不知道就可以了，声明也可不必了。”父亲说完，问阿季：“你知道林肯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你敢吗？”
不懂得拒绝一事，往往是方便了别人为难了自己，在人生前进的道路上不懂拒绝而背上了许多负累，难免会拖慢脚步。拒绝是守住自己底线的一种方式，更是一种对他人的尊重。勉强去做，总归是做不好，倒不如把这个选择的机会还给别人，别耽误了别人的时间。
阿季明白了父亲的用意，可她并没有什么合适的理由。只能去了学校说，我不赞成，我不去。后来这事被校长得知，校长训斥了阿季，可她依旧没去。后来上街演讲的同学被国民党的军官请去游园吃饭，校长生怕后有文章，这事倒也就此作罢。
父亲对于杨绛的影响远不止于此，父亲就像是一盏灯一样，在繁复的人情世故与道理纲常上，为她照亮一条路，让她自小就懂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有一次，父亲带着家眷去看望朋友，时任高官的父亲很少带着家眷拜访朋友，那一次出访家里人印象深刻。因为父亲的朋友是专门开着小汽车来接杨家一家人的。那个年代，汽车很少，而杨绛是第一次坐汽车。到了父亲的朋友家，发现汽车只是个开端，那家有着体面的仆人、芬芳的花园，还有富丽堂皇的别墅。一家人赞叹这家生活的奢华，父亲在旁淡淡说了句：“生活起居够用就好，何必浪费。”
即便大权在手，父亲也未曾奢华一点，这句话父亲常挂在嘴边，他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像他一样，在这个充满诱惑的繁华世间，能做到束身自修，做个“好人”。
杨荫杭在对儿女的教育上也有独到之处，那就是尊重儿女的观点，从不强迫儿女去接受自己的理念。哪怕是功课不好，也不会责备，而是让他们顺其自然地成长，从不呆板说教。高中的时候，杨绛还不会分辨平仄声，父亲就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果然，不久杨绛就能把四声分辨出来了。这样放任自由的教育方式，想来只不过是对家庭教育氛围的自信，父母为榜样，儿女会差到哪里去，何须说教？父亲正派的作风让家里人都觉得父亲“凝重有威”，孩子们都怕他，不过怕也不是真怕，却跟父亲亲近，父亲的爱藏得深，但儿女们都看得见。
杨绛嗜书如命也是得到了父亲的遗传，更多的是父亲的督促。当杨绛对某本书很感兴趣的时候，父亲便把书放在她的书桌上。但如果杨绛长期不读，这书又会被收回来，相当于一种谴责。杨绛怕父亲收回书去，几乎每本父亲放的书都读了。
振华女校的学习经历为杨绛的一生打下了牢固的根基，她说：“我虽然初入振华，感觉处处不如启明，校舍简陋，程度浅，同学们小心眼儿，排斥我；作为一个敏感的女孩，有过失落感，不开心。不过慢慢就开窍了，逐渐发现和体会振华办学的特点和长处，觉察自己的任性和无知。校舍虽然简陋，学生人数少，大家挤在一起，像是家庭的聚会。教学水平其实不低，很有一批优秀教师，可惜我那时太孩子气、调皮，错过了向名师求教的机会。另外，通过课外活动，学到很多本领，学会克服困难，学会做事。”
回忆是个很神奇的东西，时间、心境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中年时，回首童年少年是羡慕与怀念，老年时回首童年少年是淡然与甜蜜。多少人在回忆时祈求一种举重若轻的心境，生怕跌入回忆，人这一生往前走，会看脚下、看前方的灯，但更重要的也许是回头看看曾经。
对于杨绛来说，学业繁重的学生生涯，断然不能少了趣味，可有些趣味却是以自己的尴尬为代价的。其中《记章先生谈典故》一文趣味横生。事情是这样的：杨绛就读的高中，常会请一些名人来讲座。有一次校长吩咐杨绛做记录，杨绛同大姐一起去，可大姐打扮时间太长，到了礼堂时已经迟了。杨绛作为记录人员只好坐在前台，章先生方言极重，讲的话杨绛听不懂，可她又不好意思不动笔记录，生怕章先生以为她听得不认真。杨绛这样写道：
章太炎先生谈的掌故，不知是什么时候，也不知谈的是何人何事。且别说他那一口杭州官话我听不懂，即使他说的是我家乡话，我也一句不懂。掌故岂是人人能懂的！国文课上老师讲课文上的典故，我若能好好听，就够我学习的了。上课不好好听讲，倒赶来听章太炎先生谈掌故！真是典型的名人崇拜，也该说是无识学子的势利眼吧。
我那几位老师和太老师的座位都偏后，唯独我的座位在讲台前边，最突出。众目睽睽之下，我的一举一动都无法掩藏。我拿起笔又放下。听不懂，怎么记？坐在记录席上不会记，怎么办？假装着乱写吧，交卷时怎么交代？况且乱写写也得写得很快，才像。冒充张天师画符吧，我又从没画过符。连连地画圈圈、竖杠杠，难免给台下人识破。罢了，还是老老实实吧。我放下笔，干脆不记，且悉心听讲。
我专心一意地听，还是一句不懂。说的是什么人什么事呢？完全不知道。我只好光睁着眼睛看章太炎先生谈——使劲地看，恨不得把他讲的话都看到眼里，这样把他的掌故记住。
我挨章太炎先生最近。看，倒是看得仔细，也许可说，全场唯我看得最清楚。
到了最后，听章先生讲课成了看章先生讲座。可这也透露出杨绛先生宁愿丢人也不愿意弄虚作假，看着章先生讲座虽略显奇怪，总归也是摆正了态度坐在那儿。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 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 人家就懂了。
这是木心先生写的《从前慢》，从前的人慢而真，现今的人快而假，若是一切都能如同写书或是回忆那般慢下来，世间倒也不再缺乏爱了。
爱与珍贵的品格都是时间里的蚕丝，快了是看不见、抓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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