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读书与做人（季羡林生前最后一部授权作品）

    季羡林生前后一部授权作品，季老逝世前，亲笔在授权书上签名并钤印，本书在幸成为季老生前后一部独家授权作品。
   现在，我的人生之旅快到终点了。我常常回忆九十多年的历程，感慨万端。我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真有那么一个造物主，要加恩于我，让我下一辈子还转生成人，我是不是还走今生走的这一条路?
据我个人的看法，人一死就是涅檗，不用你苦苦去追求。那种追求是“可怜无补费工夫”……不管寿长寿短，都要尽力实现这仅有的一次生命的价值。多体会“民胞物与”的意义，使人类和动植物都能在仅有的一生中过得愉快，过得幸福，过得美满，过得祥和。
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他就是—个及格的好人。
如果读书也能算是一个嗜好的话，我的嗜好就是读书。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人类之所以能进步，靠的就是能读书又写书的本领。
我原来为自己定下了一条守则：写的时候不要带刺儿，也不要带气几，只是实事求是地完全客观地加以叙述。但是，我是一个有感情的活人，写着写着，不禁怒从心上起，泪自眼中流，刺儿也来了，气儿也来了。我没有办法，就这样吧。否则我只能说谎了。
我写的东诬，不会有套话、大话，至于真话是否全都讲了出来，那倒不敢说。我只能保证，我讲的全是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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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学术宗师季羡林先生，道德高尚，学问渊深，文章亦足以动人。本书精选季老对读书、治学生涯，对平生师友的回忆文字，以及探讨做人处世之道的散文、随笔共计六十余篇，希望能反映先生学术精神与人格魅力之一端。

季老谈读书，深入浅出，举重若轻，以大学者而写作小文章，从中可见出一代学问家对学术的真诚与崇敬，读者亦可从中体悟到文史学科的一般入门途径。

   季老论人生，信笔拈来，娓娓道出，以近于期颐之历练与心态，平和面对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深于情，而不矫揉造作，明于理，而以平实朴素笔调发之，可给人以无限启迪与心灵的抚慰。

季羡林（1911—2009），山东清平（今临清市）人。1930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1935年秋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在德期间，发表论文多篇，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解放后任原职。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学部委员。1978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研究所分设，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1978年后还先后担任过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

季羡林先生的主要学术研究领域为古代佛教历史、中亚古代语文、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敦煌学等。在翻译和散文创作上也有相当的成就。其代表作有24卷本《季羡林文集》，主持编纂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

序：“天下好事，还是读书”
部分　读书
　我的读书经历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
我的一本“学习簿”
　学外语
梵文和巴利文的学习
　吐火罗文的学习
　博士论文
　在德国读书10年
　重返哥廷根
　我在清华大学念书的时候
　我和外国文学
　我的图书馆
　我和北大图书馆
　我的书斋
　我和书
对我影响的几本书
　我喜爱的书
　丢书之痛
　我的位老师
　我看西谛先生读书
　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
　诗人兼学者的冯至（君培）先生
　念冯芝生（友兰）先生
　我为什么喜欢读序跋
　我读《五卷书》
　读《罗摩衍那》
　译《家庭中的泰戈尔》
　读《文学读解与美的再创造》
　读《清代海外竹枝词》
　《德语动词名词形容词与介词固定搭配用法词典》序
　《瑜伽师地论·声闻地》梵文原文影印本小引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新版序
　《中国翻译词典》序
　《东方文化集成》总序
　《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序
　　《汤用彤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序
　《赵元任全集》序
　《薄伽梵歌》汉译本序
　《世界十大史诗画库》序
　《印度寓言》自序
第二部分　做人
　做人与处世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关于人的素质的几点思考
　走运与倒霉
　牵就与适应
　谦虚与虚伪
　容忍
　成功
　知足知不足
　有为有不为
　谈孝
　隔膜
　毁誉
　论压力
　谈礼貌
　论恐惧
　论朋友
　漫谈伦理道德
　漫谈撒谎
　三思而行
　慈善是道德的积累
　一寸光阴不可轻
　长寿之道

序：“天下好事，还是读书”

古今中外赞美读书的名人和文章，多得不可胜数。张元济先生有一句简单朴素的话：“天下好事，还是读书。”“天下”而又“”，可见他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

为什么读书是一件“好事”呢?

也许有人认为，这问题提得幼稚而又突兀。这就等于问：“为什么人要吃饭”一样，因为没有人反对吃饭，也没有人说读书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却认为，凡事都必须问一个“为什么”，事出都有因，不应当马马虎虎，等闲视之。现在就谈一谈我个人的认识，谈一谈读书为什么是一件好事。

凡是事情古老的，我们常常总说“自从盘古开天地”。我现在还要从盘古开天地以前谈起，从人类脱离了兽界进入人界开始谈。人成了人以后，就开始积累人的智慧，这种智慧如滚雪球，越滚越大，也就是越积越多。禽兽似乎没有发现有这种本领，一只蠢猪一万年以前是这样蠢，到了今天仍然是这样蠢，没有增加什么智慧。人则不然，不但能随时增加智慧，而且根据我的观察，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有如物体从高空下坠一般。到了今天，达到了知识爆炸的水平。近一段时间以来，“克隆”使全世界的人都大吃一惊。有的人竟忧心忡忡，不知这种技术发展伊于胡底。信耶稣教的人担心将来一旦“克隆”出来了人，他们的上帝将向何处躲藏。

人类千百年以来保存智慧的手段不出两端：一是实物，比如长城等等；二是书籍，以后者为主。在发明文字以前，保存智慧靠记忆；文字发明了以后，则使用书籍。把脑海里记忆的东西搬出来，搬到纸上，就形成了书籍，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宝库。后一代的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靠的就是能读书又能写书的本领。我常常想，人类向前发展，有如接力赛跑，代人跑棒；第二代人接过棒来，跑第二棒，以至第三棒、第四棒，永远跑下去，永无穷尽，这样智慧的传承也永无穷尽。这样的传承靠的主要就是书，书是事关人类智慧传承的大事，这样一来，读书不是“天下好事”又是什么呢?

但是，话又说了回来，中国历代都有“读书无用论”的说法，读书的知识分子，古代通称之为“秀才”，常常成为取笑的对象，比如说什么“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是取笑秀才的无能。这话不无道理。在古代——请注意，我说的是“在古代”，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了——造反而成功者几乎都是不识字的痞子流氓，中国历史上两个马上皇帝，开国“英主”，刘邦和朱元璋，都属此类。诗人只有慨叹“可惜刘项不读书”。“秀才”多也只有成为这一批地痞流氓的“帮忙”或者“帮闲”，帮不上的，就只好慨叹“儒冠多误身”了。

但是，话还要再说回来，中国悠久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是这一批地痞流氓，还是“秀才”?答案皎如天日。这一批“读书无用论”的现身“说法”者的“高祖”、“太祖”之类，除了镇压人民剥削人民之外，只给后代留下了什么陵之类，供今天搞旅游的人赚钱而已。他们对我们国家竟无贡献可言。

总而言之，“天下好事，还是读书”。

1997年4月8日

假如我再上一次大学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多少年来我曾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c我曾一度得到两个截然相反的答案：一个是好不要再上大学，“知识越多越反动”，我实在心有余悸。一个是仍然要上，而且偏偏还要学现在学的这一套。后一个想法终占了上风，一直到现在。

如果想让我谈一谈在上大学期间我收获的是什么，那是并不困难的。在德国学习期间有两件事情是我毕生难忘的，这两件事都与我的博士论文有关联。    我想有必要在这里先谈一谈德国的与博士论文有关的制度。当我在德国学习的时候，德国并没有规定学习的年限。只要你有钱，你可以无限期地学习下去。德国有一个词儿是别的国家没有的，这就是“永恒的大学生”。德国大学没有空洞的“毕业”这个概念。只有搏士论文写成，口试通过，拿到博士学位，这才算是毕了业。

写博士论文也有一个形式上简单而实则极严格的过程，一切决定于教授。在德国大学里，学术问题是教授说了算。德国大学没有人学考试。只要高中毕业，就可以进人任何大学。德国学生往往是先人几个大学，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自己认为某个大学、某个教授，对自己适合，于是才安定下来。在一个大学，跟从某一位教授学习。先听教授的课，后参加他的研讨班。后教授认为你“孺子可教”，才会给你一个博士论文题目。再经过几年的努力，搜集资料，写出论文提纲，经教授过目。论文写成的年限没有规定，至少也要三四年，长则漫无限制。拿到题目，十年八年写不出论文，也不是稀见的事。所有这一切都决定子教授，院长、校长无权过问。写论文，他们强调一个“新”字，没有新见解，就不必写文章。见解不论大小，惟新是图。论文题目不怕小，就怕不新。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只有这样，学术才能“日日新”，才能有进步。否则满篇陈言，东抄西抄，尽是冷饭，虽洋洋数十甚至数百万言，除了浪费纸张、浪费读者的精力以外，还能有什么效益呢？

我拿到博士论文题目的过程，基本上也是这样。我拿到了一个有关佛教混合梵语的题目，用了3年的时间搜集资料，写成卡片，又到处搜寻有关图书，翻阅书籍和杂志，大约看了总有100多种书刊。然后整理资料，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写出提纲，后写成文章。

我个人心里琢磨：怎样才能向教授露一手儿呢？我觉得，那几千张卡片，虽然抄写时好侄蜜蜂采蜜，极为辛苦；然而却是干巴巴的，没有什么文采．或者无法表现文采。于是我想在讫文一开始就写上一篇“导言”，这民能炫学，又能表现文采．真是一举两得的绝妙主意。我回义办回．费了很长的时间，写成一篇相当长的“导言”。我自我感觉良好，心里美滋滋的，认为戳自一定会大为欣赏，说不定还会夸上几句哩。我先把“导言”送给教授看，回家做着美妙的梦．我等呀，等呀，终于等到教授要见我．我怀着走上领奖台的心情．见到了教授。然而却使我大吃一掠。教授在我的“导言”前面画了一个前括号，在后回上了一后括号．笑着对我说：”这导言统统不要！你这里面全是华丽而不实的空话，一点新东西也没有！别人要攻击你，到处是暴露，一点儿防御也没有！”对我来说．这真如晴天霹雳，打得我一时说不上话来。但是，经过自己的反思，我深深地感受到．教授这－棍打得好，让我毕生受用下尽。

第二件事情是，论文完成以后，口试接着通过．学位拿到了手。论文需要从头到尾认真核对，不但要核对从卡片上抄人论文的篇、章、字．句．而且要核对所有引用过的书籍、报刊和杂志。要知道，在3年以内，我从大学图书馆，甚至从柏林的普鲁士图书馆，借过大量的书籍和报刊，耗费大量的时间。当时就感到十分烦腻。现在再在短期内，把这样多的书籍重新惜上一遍，心里要多腻味就多腻味。然而老师的教导不能不遵行，只有硬着头皮，耐住性子，一本一本地惜，一本一本地查，把论文中引用的大量出处重新核对一遍，个让它发生任何一点儿错误。

后来我发现，德国学者写好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在读校样的时候，都是用这种办法来—一仔细核对。一个研究室里的人，往往都参加看校样的工作。每人一份校样，也可以协议分工。他们是以集体的力量，来保证不出错误。这个法子看起来极笨，除此以外，还能有“聪明的”办法吗？德国书中的错误之少，是举世闻名的。有些极为复杂的书竟能一个错误都没有，连标点符号都包括在里面。读过校样的人都知道，能做到这一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德国人为什么能做到呢？他们并非都是超人的天才，他们比别人高出一头的诀窍就在于他们的“笨”。我想改几句中国古朽上的话：德国人其智可及也，其笨（愚）不可及也。

反观我们中国的学术界，情况则颇有不同。在这里有几种情况。中国学者博闻强记，世所艳称。背诵的本领更令人吃惊。过上有人能肯诵四书五经，据说还能倒背。写文章时，用下着去查书，顺了写出，即成文章。但是记忆力会时不时出点儿问题的。中国近代－些大学者的著作，若加以细致核对，也往往有引书出错的情况。这是出上乘的错。等而下之，作者往往图省事．抄别人的文章时，也不去核对，于是写出的义章经不起推敲。这是责任心不强，学术良心不够的表现。还有更坏的就是胡抄一气。只要书籍文章能够印出，哪管什么读者I名利到手，一切不顾。我国的书评工作又远远跟不上。即使发现了间题，也往往“为贤者讳”，怕得罪人，一声不吭。在我们当前的学术界，这种情况能说是稀少吗？我希望我们的学术界能痛改这种恶劣的作风。

我上了9年大学，在德国学习时，我自己认为收获的就是以上两点。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卑之无甚高论。我不去争辩。我现在年届毫奎，如果年轻的学人不弃老朽，问我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讲，我就讲这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