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软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62503
1、“基尼系数”的创造者、20世纪原创性和受争议的思想家之一、著名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长篇传记；
2、弗朗西斯•福山、巴西前总统卡多佐深受他的影响，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称他为“当代伟大的知识分子”；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邓小平时代》等书译者冯克利、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等撰文推荐；
3、本书曾荣获美国出版商协会传记类作品荣誉奖、《金融时报》年度经济类图书、《卫报》年度*图书、《彭博商业周刊》年度图书、约瑟夫·斯彭格勒奖经济社会史类图书等多项奖项；《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纽约客》《纽约时报书评》《外交事务》等媒体赞誉推荐；
4、作者阿德尔曼耗费多年，走访几大洲，探访几十个档案馆，查阅了用各种语言写成的资料，终于成就这本厚重的传记；
5、赫希曼是一位被国内学界低估的学者。多年来，他致力于打破学术藩篱，贯通各个学科的思想。在许多同行对自己的理论过于自信时，他始终能看到自己的局限。赫希曼拒斥总体性理论和学术陈规，他拒绝网罗门徒，建立所谓的“赫希曼学派”。他的学术生涯切切实实地改变了20世纪人类思想发展的轨迹。另一方面，赫希曼本人的经历也堪称传奇。他曾辗转意、法、西、美四国参与反法西斯抗争，而他在战时营救阿伦特等欧洲一流学者的经历却鲜为人知。在被迫离开美联储之后，赫希曼来到南美，深入了解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状和发展需求，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
他辗转意、法、西、美四国参与反法西斯抗争；
他在战时营救阿伦特等欧洲一流学者的经历鲜为人知；
他被迫离开美联储，却为南美世界的经济发展倾注半生；
他拒斥总体性理论和学术陈规，改变了20世纪人类思想发展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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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叙述了阿尔伯特·O·赫希曼的生平故事、评介了他的主要著作。赫希曼是20世纪*原创性和*争议的思想家之一，在这本引人入胜的传记里，杰里米·阿德尔曼讲述了这个伟大的思想家在恐怖和希望中成长的故事，使一个终生都在通过写作捍卫宽容和变革的入世哲学家的形象跃然纸上。
赫希曼1915年出生于德国柏林，成长于魏玛共和国从充满希望转变为激烈动荡的那个历史时期。1933年，当纳粹分子攫取了权力后，赫希曼逃离了德国。尽管自己迭遭大难，但是赫希曼却没有沉沦，恰恰相反，他参加了法国和意大利的地下抵抗运动，并志愿奔赴西班牙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法国沦陷后，赫希曼在马赛与瓦里安·弗莱等人一起，将许多欧洲*流的学者和艺术家营救到了美国。赫希曼先后在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和意大利特瑞雅斯特求学，后来相继在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赫希曼还是一名享有崇高声望的咨询专家，他的建议对美国政府、拉丁美洲各国政府、欧洲许多国家、世界银行以及诸多大型基金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他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赫希曼出版了许多论著，其中有不少堪称经济学领域、思想史领域及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有原创性、*重要的文献。终其一生，赫希曼一直坚定地秉持改革总是可能的信念，即使是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也从未动摇过。
本书是*部叙述赫希曼的非凡一生的长篇传记，它通过赫希曼这个入世哲学家——这个既精明又充满激情的观察者——的视角，透视了20世纪的故事。阿德尔曼的叙事引人入胜，从这本传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赫希曼的个人经历是如何塑造了他独特的思想视角的；我们还可以看到，赫希曼留下的思想遗产为什么是一种充满希望和开放精神的实践的理想主义。
序一
现世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的思想之旅（韦森）
序二
一位可能主义者的现世生活（汪丁丁）
致谢
导言
贴切的语词
章
家园
第二章
柏林在燃烧
第三章
证明哈姆雷特错了
第四章
英勇时刻
第五章
不断跨越边界
第六章
大炮还是黄油？
第七章
后一战
第八章
蚁丘
第九章
赫希曼秘密档案小传
第十章
在哥伦比亚的岁月
第十一章
追随我的真理
第十二章
高举实证的火把
第十三章
吟唱发展的史诗
第十四章
神助自助者
第十五章
冷血怪物
第十六章
人，舞台
第十七章
对身体的迷恋
第十八章
失望
第十九章
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准备的社会科学
第二十章
重温当下此刻
终章
马克·夏加尔之吻
后记
御风而行
注释
赫希曼作品目录
索引
译后记
赫希曼为我们留下的不是数据或微观结果，而是更宏大的概念，它们持续地影响着我们思考发展和公共政策的方式。……世上再也没有像阿尔伯特•赫希曼一样的发展经济学家了。
——弗朗西斯•福山 | 著名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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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极其出色的传记作品。它深刻而准确地描述了赫希曼的思想旅程和政治生涯。赫希曼是20世纪*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之一，……全世界的无数人都深受赫希曼的影响，其中就包括我自己。
——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 | 巴西前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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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哲学家》在揭示了赫希曼这个20世纪*伟大头脑的“奥秘”的同时，也让我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20世纪激烈的政治和思想变迁的动人心魄之处。
——丹尼•罗德里克 | 著名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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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希曼作品*迷人的地方在于，一旦你看了他的作品，你就没有办法说服自己用之前的眼光来看世界，他会在*微小的地方改变你的理念。
——韦森 | 著名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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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赫希曼是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他是我们所有社会科学家的楷模。赫希曼的一生丰富多彩，杰里米·阿德尔曼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一本非常全面的传记。我们要感谢阿德尔曼，感谢他带领我们，重走赫希曼的旅途。
——查尔斯·梅尔 | 哈佛大学国际历史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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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哲学家》是一本杰作。它既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传奇故事，又是一本励志的伟大人物传记，同时还是社会科学在20世纪政治生活中的‘转变参与史。”
——艾玛·罗斯柴尔德 | 经济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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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希曼的思想会改变你的世界观，它照亮了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纽约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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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尔曼耗费多年撰写这本令人赞赏的传记，本书让读者得以窥见赫希曼在经济学领域的多项贡献……赫希曼一直有一种从局部转向整体的独特视野，对人性始终保持*的乐观。
——《外交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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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希曼的实证方法已超越了一般的左/右派分类范畴……他致力于复兴社会科学中的人文本质，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和哲学重新联系起来。
——《美国展望》
序二 一位可能主义者的现世生活
赫希曼创造了“可能主义”这一语词，用来表达他对生活之无限可能性的热爱与追求。他主动颠覆既有的生活，从一个世界自我放逐到另一个世界，哪怕没有纳粹势力的驱赶，他的传记作者相信，他也会从柏林“流亡”到巴黎和伦敦，以及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同样的倾向，一种自我颠覆的倾向（这是赫希曼自传的标题），还表现为赫希曼对语言之无限可能性的热爱与追求。其实，在我多次阐述的“怀特海命题”的指引下，体验与表达，对理解而言恰好互补。怀特海命题是：在有理解之前，要有表达。在有表达之前，要有重要性感受。并且，重要性感受的标志就是生命个体的表达冲动。
生活之无限可能性意味着创造以及希望（憧憬）。我们每一个人现世的生活，植根于自己的生活传统—生物的、文化的、私人的。传统为现世生活提供稳定性，同时限制生活之可能性（以及创造和希望）。当我们憧憬无限可能性的时候，我们活在并且仅活在不能落实的自由之中，于是我们需要某种稳定性，为落实我们欲求的特定的可能生活。完全不稳定的生活也就是太不确定的生活，以及与它对立的完全被决定的生活，都使未来变得毫无希望从而都极大地降低我们的幸福感。
我们的幸福感有三重来源：（1）物质生活的，它的特征是向外追求，也称为“逐物而不返”；（2）社会生活的，它的特征是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情感交流；（3）精神生活的，它的特征是“不外求”，故而是自足的。
或多或少稳定的生活也就是植根于传统的生活，在上列三方面具有或多或少的稳定性。就人类社会而言，物质生活的稳定性基础，如休谟所论，是财产权利。与物质生活相比，社会生活更少稳定性。这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情感交流以更为复杂的方式依赖于政治、经济、宗教、家庭、时尚及个人情绪等因素。精神生活就其本性而言完全是私人的，也因此，它的稳定性（如果有意义的话）依赖于情感方式和身体状况。
谈到赫希曼，人们常要引用巴斯卡尔的名言：人是会思考的苇草。或者，巴斯卡尔的另一著名论断：人的尊严（或优势）就是他的思想能力。可是，我们周围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思考或拒绝思考。那么，他们怎样有尊严或尊严感？这是一个问题，现代人的汉姆雷特问题，自杀只是它的诸多解决方案之一。2013年6月24日《纽约客》发表了一篇纪念赫希曼的文章，标题是“怀疑的天赋”，认识赫希曼的人都认为他具有怀疑的天赋。笛卡尔开启近代思想传统以来，对思想者而言，怀疑当然是思想的前提。读书，在中国思想传统里，要求“于无疑之处生疑”。
由此发生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在人这样的生物体内，怀疑的能力是怎样形成的？借助于脑科学，我们知道，那些反复发生从而确定不移的经验和判断，如果对生命至关重要，通常可以转入我们的长期记忆，并且形成相应情境内有快速反应能力的情绪模式。与理性互补，情感有认知能力，卡尼曼称之为“认知系统I”，与基于理性的“认知系统II”并列为基本认知系统。由于物种的、文化的和个人的生活传统的习惯性影响，上述两大认知系统的联合作用使我们每一个人倾向于相信某些事情并且不相信某些事情。怀疑的能力，根本地要求颠覆我们倾向于相信的事情并且重新认识那些不相信的事情。对既有认知的怀疑，脑科学的研究报告表明，实际上是将各种可能性呈现在前额叶的神经元网络中。不难想象，由于群体之内的个体差异，一些人具有比另一些人更强的怀疑能力。类似地，每一人群当中总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保守，或者等价地，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激进。有了这些常识，人格心理学家长期以来试着用量表测度人们在若干维度—例如著名的“大五”人格维度—的人格得分。根据可比样本，一个人在25岁的人格可以维持到83岁，他在各维度上的人格得分相对不变。现代的人力资源管理者们，基于如此稳定的人格特征，可以制定更适合公司发展的人力资源策略。
我读赫希曼的传记，有一种深刻的印象，要向读者解释我的这种印象，就必须铺叙上述的人格学研究。人格研究者们首先利用各种人格量表，收集被试的主观描述，由此得到的海量数据，借助诸如“主元素”法这样的统计方法，终将海量描述之异同积累在若干主元素代表的维度上。目前包括中国在内通用于各国的人格五维度模型，缩写为英文单词字母就是“OCEAN”，分别代表：（1）openness to new experience，对新鲜体验的开放性简称开放性，这一维度的正向代表着想象力强、情感丰富、不喜欢遵循惯例、自主性强、创造性和智慧等等。这一维度的反方向就是脚踏实地、保守性强、缺乏想象力、服从惯例和权威、不喜欢独立思考和创造性弱等。（2）conscientiousness，尽责感，也称为“有序感”，这一维度的正向代表着谨慎细心、责任心强、周到、成就感、克己自律和意志坚强等等。这一维度的反方向就是无序性、粗心大意、负责感弱、不求成就、考虑事情不周全、任性和缺乏意志力等。（3） extraversion，外倾性，它的正向代表着喜欢社交、喜欢娱乐、喜欢表达、热情、多愁善感、同情心强烈、果断、乐观、通达、喜欢冒险等等。这一维度的反向代表着不喜欢社交、严肃含蓄、不善表达、冷静、无情、悲观、规避风险等等。（4）agreeableness，宜人性，可信赖的、热心的、令人喜欢的、乐于助人、喜欢合作、信任感强、利他精神、坦率和谦虚等等美德。这一维度的反向代表着这些美德的反义词。（5）neuroticism，神经质，这一维度的正向代表着情绪不稳定、焦虑、不安全感、怀疑、易怒、敌意、压抑、冲动、脆弱、自我意识强烈。它的反向代表着情绪的稳定性因素。
当然，在上列每一维度之内还有若干子维度及其量表。心理学家从20世纪60年代到现在，已经开发了涵盖各国各文化人群的量表，基本上都支持“大五”人格模型。人格研究与脑科学研究相结合，晚近十年又有突破性的发现，已被运用于行为金融学、行为政治学和行为法学等领域。
赫希曼的人格特征，基于传记资料，我可以推测，首先，他有很高的O得分和C得分；其次，他可能有较高的E得分和A得分；第三，他有较低的N得分。对创造性人群的人格观察表明，创造性与很高的O得分和N得分保持着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因为博弈理论的贡献分享了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纳什，典型地N得分极高，从而导致了精神分裂症。但是，纳什在另外四个维度上的人格得分也是创造性人群当中常见的，即极低的O得分、很低的E得分和A得分、可能较低的C得分。
晚近借助于同卵双胞胎样本关于智力的遗传性研究表明：（1）智力遗传概率大约在50%的水平上，常因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而显得更低；（2）在大五人格维度当中，与智力程度统计显著正相关的两大维度是O和N，而这两大维度有的遗传概率，接近或超过50%的水平；（3）2008年以来持续发表的一组文献表明，大五人格或其他多维度人格模型，终可以概括为两大人格维度，即人格“α”和人格“β”，分别代表稳定性和创造性，并且它们的遗传概率均在50%的水平，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保持着一致性。
赫希曼的人格特征，介于稳定性和创造性之间，如我推测的那样，他有很高的 O得分和很低的N得分。这样的人格，他需要不断体验新的生活，否则就难以维持创造性。根据传记资料，我们不难想象，赫希曼的母亲带给了他很高的O得分，而他的父亲带给他很低的N得分。因此，借助于人格学的现代进展，读者更容易理解赫希曼的这部传记。
在这篇冗长序言终于收尾时，我要提醒读者关注以往各界发表的关于赫希曼的全部评论，《纽约客》那篇文章的标题堪称典范——“怀疑的天赋”。正是因为这项天赋，赫希曼发现了“隐藏的手”原理。这一原理的英文名称当然让我们想到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令人惊讶的是，它却远不同于斯密的原理。赫希曼的观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富于成果的进步，恰好是制订发展计划时没有人想到的，而且正因为没有想到才可能发生这样的进步。赫希曼的这一见解及他提供的令人信服的案例，让我立刻想到费耶本德的无政府主义科学哲学。有能力怀疑理性本身的能力，由赫希曼的启发，我认为可能成为未来人类的一种基本能力。这种能力，用现代教育学者的术语来表达，就称为“批判性思考”。
汪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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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贴切的语词
1933年4月上旬，反犹太主义暴力行径震撼了整个柏林。暴徒在大街上肆意殴打犹太人。犹太人拥有的商店遭到了抢劫，甚至被付之一炬。希特勒政府开始限制犹太医生、商人和律师的行动自由。对于已经高度德国化且长期居住在柏林的赫希曼一家来说，除了要在这种危险的环境艰难求生之外，还得面对一个更加直接的哀痛的冲击。在一座墓地上，赫希曼一家人聚在一起，看着装着卡尔·赫希曼（Carl Hirschmann）遗体的棺材缓缓地被放置到了墓穴当中。卡尔的妻子痛哭失声。他的孩子们也哭了。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奥托·阿尔伯特（Otto Albert），他的另一个名字，就是我们熟悉的阿尔伯特·赫希曼。在这全家人向父亲和丈夫永别的时刻，奥托·阿尔伯特忍住了自己的哀伤和悲痛。
这并不是这一天的一次告别。奥托·阿尔伯特，这名柏林大学的法律系学生和倔强好斗的反纳粹主义者，处境已经十分危险。他的朋友们纷纷被逮捕，他的大学也在迅速蜕变为一个不能容忍“异端”的种族主义者的巢穴。于是，奥托·阿尔伯特决定转入地下，然后取道前往法国。因此，等葬礼一结束，年仅17岁的小赫希曼就告诉他那些仍然深陷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的家人，他要离开德国，并许诺，一旦因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崛起掌权而引发的这股风暴平息了，他就会回到德国。但是，他当时万万没有想到，这一诺言的兑现，竟然要等上整整几十年！就这样，奥托·阿尔伯特就要开始他的奥德赛之旅、谱写他的生命史诗了，他将横跨多个大洲、掌握多种语言，终成为一位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并且在差不多一个世纪内一直站在社会科学的前沿。
虽然阿尔伯特·赫希曼离开了自己的家，离开了自己长大成人的城市，但是，他从来没有将自己放在它们的对立面上。他也没有沉溺在哀痛中，一味悼念自己失去的东西。一般的流亡者往往与新环境格格不入，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叹几乎就是他们时刻随身携带的徽章，但是赫希曼从来不是这样的。虽然他对自己的祖先从来没有产生过抗拒心理，但是他更加不会过于执着地依附于他们。赫希曼生活在先天继承的东西与后天获得的东西之间，并一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他能够从新的环境中学习，并很快适应之，同时又不会丢掉来自传统的洞察力；他从来没有忘记他的过去，但是他并不向往“回归传统”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他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的一种选择。在离开德国后的那十多年，德国就不再是赫希曼心中的伊萨卡（Ithaca）了，他没有妻子儿女留在那里，也没有任何非回去不可的理由。迫害、种族偏见、战争已经摧毁了他的同时代人曾经极力捍卫的“国际社会”。
赫希曼是早离开德国的一批人之一。他更是大批离开德国的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这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见的一次知识和文化外流，所有人的出发地点都是这个激烈动荡的欧洲中部国家。在接下来的十多年内，赫希曼将辗转于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各地，参加各种形式的反法西斯斗争，直到生命受到直接威胁，再也无法留在欧洲大陆为止。后，他也逃亡到了美国，成了为美国学术界贡献力量的欧洲移民中的一分子。然而，对于美国联邦调查局（Fed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内那些靠着追查嫌疑人而升官发财的所谓探员来说，赫希曼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记录当然是非常可疑的，因此，在麦卡锡主义的狂热中，赫希曼不得不再一次选择了逃离。这一次，他的目标是南美洲。在那里，赫希曼又将彻底重塑自己—他将成为全世界伟大的发展经济学家之一。
当然，赫希曼处理自己的去留问题的原则还是有迹可循的。任何一个思考过一走了之、奋起抗争、默默接受这三者—赫希曼后来把它们称为“退出”“呼吁”和“忠诚”—之间细微差别和身染张力的人都会同意，一个人既然曾经存在过，就几乎不可能彻底退出，这就是说，他的退出总是会显得有些拖泥带水。在通常情况下，赫希曼本人会选择：被驱赶得多远，他就退得多远；因此，他是一个“心甘情愿”的奥德赛。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赫希曼都是一名不寻常的流亡者。部分是他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部分是因为幸运女神的眷顾，赫希曼成了一名“国际主义者”。他是局外人中的内部人，占据了介于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的半影空间（an penumbral space）——在一定意义上，这种空间就是他自己开辟出来的。他所撰写的著作，像专著又不全是专著，像宣言又不全是宣言，突破了所有传统的分界线。漂泊无根、居无定所的经历使他不会附属于任何一个单一的文化传统、学术流派，甚至也不属于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或许，可以认为赫希曼是我们今天那些更具“全球化”色彩的知识分子的先驱。事实上，许多读者确实认为他就是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知识分子。不过，“全球知识分子”这个称呼很可能令赫希曼本人觉得不自在。不过，虽然成了一位全球知识分子，但是作为赫希曼的想象力、创造力源泉的多重根系从来没有被切断过；他之所以是“全球的”，并不是因为他脱离了这些根基，而是因为他能巧妙地将它们组合起来。
选择或机会……机会，提供了选择……选择，创造了机会……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对于一个传记作家来说，要想充分理解推动了一个人一生的生命旅程的各种因素，尤其是像赫希曼这样一个一生中充满了断裂和突破的人，要完成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一个颇具吸引力的解决方法是用传主自己的术语来阐释这些因素。事实证明，选择和机会的作用可以转译为共和主义者熟悉的术语——德性（virtù）和机运（fortuna），这一组概念是赫希曼本人致力于阐述过的，也可以用来贴切地剖析他自己的经历。赫希曼回忆过，1940年年底在法国马赛，正当他苦于无法摆脱追捕时，幸运之神微笑着对他伸开了双臂；他还叙述过，1957年，他在收到耶鲁大学的邀请函时，是多么喜出望外。但是，他从来没有认为，人生中有什么东西是上天赐予的。无论如何，他一定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使命运之神的踪迹并不总是清晰可见的。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美德”和“运气”相互缠绕，为这个星球造就了20世纪了不起的知识分子之一：一个花了一生的时间去思考选择和抓住时机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的人。
关键是，要让每个人都拥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去创造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赫希曼的流亡生涯之所以没有变成一种无根的漂泊，也没有——或者，借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著名的表述——使他的自我与过去一刀两断，原因也就在此。在赫希曼这里，分离恰恰创造了新的组合的可能性。事实上，为了描述这种“气质”，赫希曼甚至创造了一个术语“可能主义”（possibilism），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是从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的一句名言—“快乐可能会令人失望，但是可能性永远不会”（ Pleasure disappoints, possibility never）——中引申出这个术语的。对于像他这样一个在法西斯主义、战争和种族隔离的阴影下长大的人来说，这种乐观精神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事实上，在他这一代知识分子中，许多人——例如，人们很容易想到的比他年长几岁的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都是担忧压倒了希望，他们看到的更多是灾难，而不是机会。当然，“可能主义”不仅仅是个人的性格或气质，它也代表了赫希曼这个全球知识分子的专业立场，而且成了他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标志。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更熟悉的研究思路是，在一系列作为特定事件或结果的前提条件的基础上，搜寻某种概能性的规律，但是这种努力往往只能导致某个令人沮丧的结论，那就是，绝大多数国家都将无法解决它们的问题，无法打破自己深陷其中的恶性循环。归根到底，这种类型的研究是没有想象力的。这种情况也促使赫希曼反思，作为一个学者，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以及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究竟有什么意义？他渴望看到这样一种社会科学：它将重新激发出知识分子的无限想象力，从而使他们能够考虑各种各样的异常现象、反例、偏差，以及颠倒的事件序列，并把它们整合成一种潜在的可能性；从而使他们能够探索各种力量的各种组合——它们可能铺就了未来历史发展的不同道路。
对于一个生活历经磨难的人来说，防止自己的一生变成一个悲剧的其中一个方法是，摆出反讽、幽默的超然姿态，不过这种立场不妨碍他去同情和献身。在纳粹分子肆虐欧洲大陆的那段日子里，瓦里安·弗莱（Varian Fry）曾经与赫希曼一起将许多难民（其中就包括汉娜·阿伦特）救出了马赛，送往美国。弗莱后来在回忆中说道，纳粹当局终之所以能够发现赫希曼的漏洞，不是因为他伪造的证件和文件不够好，出了问题，而是因为他伪造了太多太好的证件，这就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在这些伪造的证件和文件中，包括了证明“M.阿尔伯特·赫尔曼”（M. Albert Hermant）是一个出生在美国费城的法国人的文件，还包括许多证明他属于某些组织或协会的证件，其中有一个证件说他是一个为不属于任何俱乐部的人而设的俱乐部的成员。赫希曼的法语极佳，帮助他在很长的时间内天衣无缝地掩饰了自己的德国出身和反法西斯主义倾向。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莱佩尼斯（Wolf Lepenies）曾经打趣赫希曼说：“我们身边就有一个罪犯，他伪造了太多太多的东西。”柏林墙倒塌前后，赫希曼正在西德的柏林访问，在接受了一次意料之外的血管手术后，赫希曼刚刚从麻醉的沉睡中苏醒过来，就用德语对他的医生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香蕉是弯的？”医生笑了，耸耸肩无言以对。赫希曼自己给出了答案：“因为没有人会到丛林里去干涉它，把它掰直。”
这并不是的一个与赫希曼有关的香蕉笑话。在20世纪50年代，赫希曼和他的家人住在哥伦比亚波哥大市。他们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年圣诞节都会自己动手制作圣诞贺卡，寄给他们在世界各地的朋友。1952年，他们的一个朋友彼得·奥尔多（Peter Aldor）为他们设计了一张特殊的圣诞卡。奥尔多是一位匈牙利籍漫画家，来到哥伦比亚定居后成了该国伟大的政治讽刺作家之一。这张贺卡的画面是，这位名叫阿尔伯特的经济学家光着上身、赤着双脚高高地正襟危坐在一颗香蕉树上，一本正经地盯着一张上面的图表和数字看，他的妻子和女儿则在香蕉树下收获果实—赫希曼正在为香蕉生产制订计划。这张贺卡的标题是：“香蕉是一种很好的食物。今天我们吃它，明晨就来计划它的生产。”这个笑话有多重含义，其中的一个含义是，奥尔多借此挖苦他这个好朋友相信经济计划的“崇高承诺”。
拥有良好文学素养的学者都常常会借重幽默的表达方式，论证的形式也很难与实质内容截然分开。事实上，在他的后半生，赫希曼一直非常关注现代社会中人们如何就公共事务展开辩论的问题。《反动的修辞》（The Rhetoric of Reaction, 1991）是赫希曼学术生涯后期的一本重要著作，他在这本书中指出，各种毫不妥协的论证之所以会削弱民主体制，恰恰是因为它们缩小了可选方案和替代方案的范围。赫希曼的论点的核心是，社会科学家玩弄的文字游戏会带来各种各样的政治后果和经济后果。
赫希曼当然很清楚这一点，因为他自己就是驾驭文字的高手。赫希曼能够从文字，及其声音与意义中获得很大乐趣。赫希曼精通许多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英语双关语，因此，他所玩弄的文字游戏就特别值得读者注意；语言和文字在他的手中，就像手术刀在他身为外科医生的父亲手中一样，是技艺的一种象征。他能够玩转文字这个事实，也提醒我们，能自由驾驭语言的人，即使在暗夜之中也能找到光明。1932年6月，国家社会主义者到处播撒愤怒，赫希曼写信提醒他的姐姐小心，他还告诉她，自己仍在写另一封拖延已久的信。“你知道你为什么还没有收到这封信吗？”他问她，“因为它一直都在等待被投递出去！哦，可怜的信！有的时候，我每天晚上都能听到它呜呜哽咽着，等待有人来将它投递出去。”
人生如戏，正是通过这样的“文字游戏”，赫希曼成功地演完了属于他自己的一场戏。他非常喜欢运用含义发生了转变的词语，当能够使人们通常熟悉的那层含义展现出某种自我嘲弄的韵味时尤其如此。在他的随笔中，随时都会读到类似这样的警句和“俏皮话”：“你说成王败寇，是因为结果决定了手段是否正当。但是，难道结果还可以证明卑鄙是正当的吗？”“只要你能证明我是塞米诺尔人，我立即接受你的批评。”人们还看到，“提出隐喻，再寻找与之匹配的现实”这种分析模式甫一出现，就遭到了赫希曼的质疑，并且他在随后还将其置换成了“提出隐喻，再寻找相关指涉”，应用于他关于尼日利亚铁路运费问题的研究当中。
赫希曼的文字游戏并非只是消遣。在他喜欢的那些图景和格言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悖论性的、后向式的、颠倒型的东西，它们反映了他看待世界的方式和风格。赫希曼喜欢追问他发现的一些违背历史“普遍规律”的事物的意义，比如法式面包放久了不像其他面包那样越来越硬，而是越来越软（赫希曼戏称自己是用法式面包制作三明治的专家）。在那些错位的、“完全颠倒”的发展序列的后面，很可能会涌现出完全不同的新生事物，这就像冬天看上去了无生机的枯枝，一到春天就会焕发出生命的光彩一样。后来，在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以后，赫希曼经常坐在厨房里，凝视着窗外。这一意象再次出现。再后来，当他对克利福德·格尔茨开玩笑式地说出下面这样一段话时，他们的许多同事都被不幸言中：“社会科学定律条：社会世界中的任何一个现象，一旦得到了充分解释，就不会再出现了。”
赫希曼对文字的迷恋终是通过回文实现的。事实上，从他在20世纪60年代以及以后撰写的一系列著作中，我们就可能看到他对贴切的语词（Mots Justes）的不懈追求了。在这些著作中出现的一些语词，例如，“退出、呼吁与忠诚”、“隧道效应”、“激情与利益”，都反映了他力求达到的福楼拜式的生动贴切的文字表达境界。赫希曼创作的好的回文也许是——当然这肯定是他本人喜欢的回文——“老人行吟”（Senile Lines），它的起始几句是这样的：
I,
REVOLT LOVER,
FOE OF
PARTY TRAP
EVIL IGNITING I LIVE.
NAOMI, MOAN!
MAORI, ROAM!
HARASS SELFLESS SARAH!
DIE, ID!
NIE SEIN!
RÊVE: NADA, NEVER.
赫希曼的思想的世界被包裹在了他精心挑选的语词里面。
在赫希曼一系列经典著作的背后，是他传奇性的甚至有些神秘的一生，但是，这种神秘既不同于间谍的隐秘——尽管赫希曼确实曾经作为一个反法西斯地下组织的一员，一度成了职业反法西斯战士，而且还有过在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简称“OSS”）就职的经历，而这个机构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的前身——也不同于那些拥有地下情人或有着双重人格的人的隐私。身为全世界重要的社会科学家之一，赫希曼在1972年却有些“不务正业”地发起了一场回文复兴运动。他与一些资深回文爱好者一起创办了4W俱乐部“我们错在了哪里”（Where We Went Wrong），这个俱乐部的主要活动就是一场“投书运动”——以文字去“轰炸”一个虚构的尴尬博士（Dr. Awkward）。这是赫希曼真正愿意直接指导的极少数几个国际性的组织之一。阿尔伯特喜欢的笔友是危地马拉作家和诗人奥古斯托·蒙特罗索（Augusto Monterroso），他们一起分享了许多“宝贝”（tesoros）。 他称这位诗人为“语言大师！”。
语词之于赫希曼，犹如方程式之于其他经济学家。事实上，从经济学这个学科的通常标准来看，赫希曼可以算得上是一位极其“饶舌”的经济学家了。在经济学界，有许多人并不知道他处理统计数据得心应手，并且相当享受这其中的可能性，他们并不承认他是经济学家。当赫希曼成了一名成熟的学者之后，社会科学领域已经普遍弥漫着这样一种风气，研究社会科学而不对自己的理论进行数学建模，或者不进行形式化的、严格的理论检验，那么这位学者通常就会遭到指责。对此，赫希曼也不得不做出一些辩解，他对自己在哈佛大学时期结交的好友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这样解释道：“建模者有时批评我，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思想转化为数学模型呢！我对他们这种批评的答复是，在阐述我的思想时，数学的作用还不如隐喻或语言，这两者都比数学更具创造性！”7在很多人看来，这似乎只是一个自我解嘲式的防御性的辩解。但是对赫希曼来说，这却是事实。赫希曼的驾驭文字的娴熟技巧掩盖了他在数学方面的才华。经济学家们普遍为了片面追求后者而抛弃了前者，因此觉得赫希曼不太合拍。
那么，为什么语词、文字如此重要？一方面，它们是一个避难所，在一定程度上为赫希曼这个没有“祖国”的人提供了庇护。1944年的夏天，赫希曼在欧洲焦急地等待着加入美国到北非战场作战，随着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他不得不到文字中去寻找一些安慰。想着因战争而遭受苦难的人们，特别是在想到被关押在集中营内的囚犯的处境，绝望开始压倒了赫希曼。这个时候，他偶然读到了让·沃尔（Jean Wahl）的一首诗，这首诗让痛苦不堪的他精神大振。诗中写道：“谢谢你，我的军团！你把一支军队要做的工作做得多好啊。”（Merci mon corps, tu fais bien ton métier de corps.）在写给身在美国纽约、已经怀孕在身的妻子（莎拉）的一封信中，赫希曼感叹道：“这首诗写得多好啊。而且用词如此简洁！优秀的诗歌的影响实在不亚于伟大的发明。虽然它是如此简单，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去思考它。”这些文字激发了他的许多想法，他说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发挥的主题”。离开人世之后，阿尔伯特·赫希曼留下了无数日记、通信以及批注（写在他读过的书的空白处），它们全都充斥着“想法”“主题”和“问题”，从而标记出了他的思想发展的轨迹，并且以文字的形式为我们指明了通向他心灵的途径。
语言，特别是书面形式写下的语言，是精神和心灵的居所。一个人精通这么多门语言，并把对语言的运用当成一种构建自己精神家园的途径，这可能会使一些人觉得奇怪。但是，这正是赫希曼的奥德赛式生活的写照。长期以来，在现实世界中，赫希曼一直没有一个稳定的家；他随遇而安，可以把家安在任何地方，这种情况又进一步增强了文字构筑的家园的力量。赫希曼首先是一位作家，而且正如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曾经提到的：“对于他这样的作家来说，爱国主义只有一种表现形式，即表现在他对语言的态度上。”
就这样，文字给了赫希曼很大的安慰。当然，文字也是我们理解赫希曼的知识想象的线索。在现有的社会科学分类体系中，词、句、散文和诗歌——实际上，全部文学—所能发挥的作用，显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修饰或装饰。赫希曼的工作代表了这样一种努力：把社会科学研究当成一种文学活动。在文学与社会科学两者之间的鸿沟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阔的今天，赫希曼这种追求无疑会使他的研究风格和研究内容显得特别有原创性。赫希曼，以及作为他出生和成长的环境的、已经完全被德国同化的柏林犹太人圈子，全都浸润于上自《奥德赛》（Odyssey）的古典主义，下迄卡夫卡的现代主义的经典文学的传统当中。（当赫希曼还是个孩子时，他就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奥德赛》中的诗句。）这就是为什么福楼拜所坚持的内部性（interiority）会给心理学带来洞察力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拉罗什福科（La Rochefoucauld）会强调自我利益的“狡诈”的原因。在赫希曼看来，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把细节和异常情况的力量调动起来，从而揭示出关于整体的许多全新的东西。正如赫希曼的好朋友和合作者、后来还曾经担任过巴西总统的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告诉我的，赫希曼特别擅长发现观察整体的全新方法，在这一点上，他与许多荷兰画家很相似。虽然说到底，他的身份是经济学家，但是赫希曼却一直致力于将人文科学各分支的体裁和风格融合到一起。由于他的学术生涯随着20世纪的结束而逐渐拉上帷幕，他已经使他这种风格变成了一面高墙，他于其上不失幽默地告诫我们：注意过分专业化的危险；小心别让自己的视野变得过于狭窄；不要迷恋上自己所掌握的技术和专业术词，那可能只是幻象；不要忽视了在证明和“布道”之间的张力。深刻地把握这些，对于我们理解赫希曼对证据和论证之间的关系的看法、他为什么要一再强调修辞，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人能都一眼看出，他的立场远远超越了我们目前的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的范围；而且，也许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可以说他是人文主义社会科学的代表——这是一种现在正逐渐走向枯萎的社会科学。
但是，仅仅从这个角度来解读赫希曼，那无疑过于悲观了，而且赫希曼本人也将会个站出来，抗议对自己工作的这种描述。然而，感谢上帝，他肯定会同意，幸运女神的袖子下面总是隐藏了太多的把戏。
赫希曼对写作的无限激情是他吸引我们的地方；他的著作和文章不仅俘获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而且使他成了学术界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物。但是，本书要讲述的故事与其说是关于这些论著的故事，而毋宁说是这些论著背后的故事。我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应该让赫希曼的著作和文章来说明一切。当然，由于作者极高的洞察力，我转述的效果往往还不如直接引用原文来得好。而且，我并不是一个有这种感觉的人。例如，在多次重读了赫希曼的一篇文章之后，著名思想史学家昆汀·斯金纳觉得自己“有义务”说出自己的感受；他说，他一直在督促他在剑桥大学的研究生阅读赫希曼的这篇文章，“但是，在重新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却发现，我试图给学生们讲授的关于这篇文章的所有东西，其实都已经包含在了文章里面。由此我意识到，在教师当中，尤其是在那些特别忙碌的教师当中，（在对待赫希曼的时候）普遍存在着一种无意识的不诚实倾向”。我同意斯金纳的观点。因此，在这项研究中，我将不会试图去解释传主本人已经阐述得非常清楚、非常透彻的观点，而将通过叙述这些观点的背景故事，通过阐释这些观点隐含的戏剧性、复杂性和张力，通过描述它们背后极其辛苦的智力劳动过程，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去获得自己独特的阅读体验。
但是，到底要讲一个怎样的“背景故事”呢？这些年来，传记作品，特别是那些“流行”的传记作品，已经变成了一个揭人隐私的代名词，许多传记作家热衷的是从传主的私人信件、以往一直隐藏得很好的日记、忏悔书或者供述状等来源“挖掘内幕”。这种做法的一个隐含的假设是，私密的也就是能说明一切的，似乎某个人不为他人所知的东西，就是真实的东西。路易·梅南（Louis Menand）把这种假设称为“玫瑰花蕾假设”（the Rosebud assumption）。10且不论这种假设有多么幼稚（它似乎假设人们不会在他们的私人通信中说谎、不会在自己的日记中歪曲事实、不会在供词中玩弄手脚），就算这种假设是可信的，在赫希曼本人的一生中也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像通俗闹剧中的情节一样的时刻。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远远超越了这个层次。事实上，这也恰恰是赫希曼其人一生中令人产生某种高深莫测的感觉的一个方面。我试图在传记中把赫希曼的一生生动形象地呈现出来，为此查证了大量的资料，包括他的信件、个人笔记、手稿、他与其他人的谈话，以及官方和私人档案（与赫希曼有关的档案材料分布在不同的几个洲），然后我才清楚地意识到，他的一生中存在着好几个空白的片段，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许多已经无法证明。缺乏证据简直令我发狂。有些缺憾原本是有机会弥补的。例如，我没能在赫希曼的同事和密友克利福德·格尔茨去世之前正式采访他。对于我这本讲述赫希曼一生故事的传记作品来说，缺乏格尔茨的正式“证词”无疑是一个永远的遗憾。对于这一点，读者应该可以从本书的字里行间感受到。还有一些空白是由其他原因所导致的，例如，虽然我们一再催促，但是赫希曼始终不愿重温他在西班牙内战中为共和国作战的经历。我经常禁不住要想，他那标志性充满希望的态度、对改革的信心，还有他的“可能主义”，是不是也要求他隐藏某些可怕的记忆？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些细节的缺失，在某些时候就显得更加令人痛心了，因为它们正是这种空白出现的原因。
不过幸运的是，现在的读者能够接受包括了少许不那么确定的内容的传记作品。对此，极有见地的传记作家赫麦妮·李（Hermione Lee）已经进行过引人深思的讨论，她说，任何一部传记作品，都不仅要涉及对各种已知的东西和未知的东西、已经呈现出来的东西和尚未浮出水面的东西的整合，而且还要处理各种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的、意外的、本来可能存在过的事件；一言以蔽之，传主一生的全部可能性，肯定只有一部分是可以完全得到重建并呈现给读者的。对于赫希曼来说，这种说法也是非常恰当的。赫希曼本人一贯强调人生的各种可能性——这不仅体现为他实际的生活道路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人的生存方式的“历史可能性”上，对于后者，任何值得重视的社会理论都不得不认真对待。赫希曼的“可能主义”观念的核心，就在于这样一种信念：任何人都有权利拥有一种“不在计划中的未来”（这是赫希曼自己的术语）。从一个传记作家的角度来看，对于他所追踪的某位传主的过去，也可以这样说——特别是当传主是像赫希曼这样一个具备不可思议的能力的人时。（赫希曼总是能够在他人看来完全绝望时冲破瓶颈，找到乐观的理由，打开改变的空间。）“多谋善断”（débrouillard）这个词之所以会成为赫希曼喜欢的一个词，绝不是偶然的。从语源上看，这个词的词根是古法语“brouiller”，意为“混同”，暗指用某种巧妙的方式来解决一个令人费解的、难以解决的问题，或者摆脱某种糟糕的环境。
因此，在赫希曼上下求索的过程中，文字与思想碰撞，思想得到了表达。有的人可能把赫希曼看成一个现代的堂吉诃德，努力在他的著作和文章中揭示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即使它们很可能只是一些“依稀可见”的可能性。而且，事实上，塞万提斯（Cervantes）正是赫希曼喜爱的作家之一，他多次引用过塞万提斯的作品。在堂吉诃德的“记忆之书”（Librillo de memoria）启发下，赫希曼在日记中记下了大量的想法和笔记，它们为本书的叙述提供了许多素材。赫希曼的妻子、他的缪斯、他一生中所有决定性时刻的学术伙伴莎拉，花了多年时间细致地研究了赫希曼写在棕色封皮的小日记本上的这些日记，然后才决定将它们与我共享，在这当中，有许多是赫希曼私密的笔记。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当然得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赢得她对我——这位为她的丈夫写传的传记作家——的信任。除了这些日记之外，我从其他来源获得的一些资料也有助于描绘赫希曼这个“四处游荡”的骑士的肖像。虽然在许多人心目中，他们这些“游侠”都是以与现实世界脱节而出名的，但是，这多只能算是解读他们这类人物的其中一种模式，这种模式自英国内战以来盛行于世，极大地扭曲了我们对于梦想家的看法。在赫希曼身上，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梦想家的形象，尽管弗莱或许会抱怨自己这个智力和能力十分出众的“同志”怎么老是神游物外（dans la lune），但是毫无疑问，赫希曼是与他生活的世界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赫希曼不但不与现实世界脱节，他还深深地卷入了改造现实世界的活动中，甚至愿意为自己的事业献出生命。
在赫希曼长达70年的著述生涯中，他追求改变世界的倾向是非常突出的。但是，在他的研究工作中，他并没有贯穿单一的理念或主题。赫希曼关注的对象一直都在随着历史潮流的发展而变动。他的研究对象非常广泛，从对帝国主义和战争的经济根源的探究，到对现代政治争论中修辞习惯的批判，几乎无所不包。前者是他的部专著《国家实力与世界贸易的结构》（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1954）的主题，后者则体现在《反动的修辞》（1991）一书中。赫希曼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是读者了解世界某一时刻的一个窗口，而他的所有论著放到一起，则构成了一个杰出知识分子对整个20世纪的完整解读。毫无疑问，赫希曼的许多著作现在都已经成了社会科学领域的经典名著，读者耳熟能详的包括《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1970）、《激情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全面胜利前的政治论争》（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1977），等等。这些著作可以说是赫希曼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特殊经历的见证和产物，因此，为读者讲述它们自身的历史，是作者试图通过本书实现的一个愿望。
当然，赫希曼的全部论著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其中一个共同特点体现在它们的风格上。它们都可以被人们当作文学作品来读。赫希曼是社会科学领域中伟大的作家之一。社会科学家在知识分子圈内素来以文学写作能力不足而“著称”。许多读者都非常喜欢赫希曼的论著中的生动的比喻、令人难忘的描述和富有诗意的起承转合。但是，出色的散文风格是为了表达观点和立场服务的。赫希曼一再强调的立场是，对于那些宏大的主张、雄伟的理论体系，以及支持这些主张和理论所必需的计划性和确定性，我们一定要保持谨慎。（宏大的主张、雄伟的理论体系之所以需要可计划性和确定性的支持，是因为社会学家越来越倾向于追求跨越所有时期的、永恒正确的、坚不可摧的模型、理论和规律——它们必定是在“历史”之外的。）赫希曼是个怀疑论者，他更希望看到的是异常现象、惊喜和非意图性后果，而这些因素通常更容易在文学作品中看到。无论占据学术界主导地位的正统思想是什么——例如，欧洲重建时，世人认为欧洲应该实施紧缩政策和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在20世纪50年代，许多人皈依了计划经济；到了60年代，人们又相信外国援助是一国起飞的发动机；而到了80年代，失败主义思潮盛行于拉丁美洲，终，以自由市场理念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大获全胜——赫希曼对自己的定位始终是一个“逆向思考者”（contrarian）。这是因为，他总是担心正统的思想体系和确定性会把一切来自怀疑、来自“意外惊喜”的可能性排除在外。
因此，赫希曼采取了一种独特的叙事风格，号召读者去质疑：历史是否真的会按照给定的方式展开。虽然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温床之一的柏林度过的，但是赫希曼却拒斥任何具有目的论色彩的东西，他也拒绝接受任何“历史规律”。在职业生涯的早期，他就与正统的共产主义者进行过斗争，而且很显然，这一经历影响了他的一生。赫希曼很清楚，在许多时候，摆脱困境的出路在于尽量更谦虚一些，承认自己的局限性，并推进摆在眼前的清晰的战略，当然，前提条件是人们必须抵御得住“越大越好”的诱惑。而在另外一些时候，摆脱出路所需要的却恰恰是野心甚至浮夸。愿意接受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意味着接受不确定性和如下这种事实：即使我们不能了解这个世界的全部，我们也可以从经验中学习。许多可供选择的选项也许是有悖常理的。正如赫希曼在《经济发展的战略》（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1958）一书中指出的，面临的阻力的时候，恰恰是人们应该坚持自己的追求的时候。他的一些批评者指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赫希曼只喜欢探索复杂性，而不怎么在意能不能给出强有力的预测。他们这一批评没有错。其实还不仅止于此，当他们批评赫希曼更偏爱描述，而不愿意给出数理方程时，他们也是正确的。赫希曼为什么会表现出这种偏好，正是我这部传记想要阐明的问题之一。
如果说，上述风格是赫希曼的论著的其中一个特征，那么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风格是与他思想的内容密不可分的。同时还需强调的是，他思考的所有内容都深深植根于他在这个世界中的存在感。赫希曼所生活的那个世纪或许是人类历糟糕的世纪之一，而且他总是发现自己——事实上是他自己主动使自己——不断地出现在重大转折的关节点上。20世纪经常被描述为革命、战争和种族灭绝的100年；当这个世纪终于结束时，全世界的普遍共识是，人类并没有获得尊严，恰恰相反，人类只是证明自己拥有一种造成极其恐怖的后果的能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才会把发生在这短短的一个世纪内的漫长历史总结为一个“的年代”。许多知识分子为主义摇旗呐喊——而且是一大堆知识分子。他们为主义者服务。而且，正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把20世纪看成一个的时代，所以我们往往更关注这个世纪的那些的“使徒”，包括“革命家”和“反动派”。
但是，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在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在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都存在着广阔的中间地带，这是改革可以起作用的领域。由于经常受到乌托邦“泰坦”们的围攻、打击和遮蔽，这个领域的变革虽然通常都是目的明确的，但是却往往并不具备合意性的特点，因此变革过程会呈现出某种冲突性，而且变革的目的并不在于实现一个完美的人类社会，而在于不断改革人类社会。追求完美往往会导致一些可怕的结果。在20世纪，赫希曼本人就是在一些自称追求完美社会的理论家所一手缔造的“大屠杀伟业”中失去家人和朋友的。如果有什么人竟然敢于梦想，人并不是可以变得至善至美境界的万物之灵，而只不过是一种可以不断改进自己的动物，那么别人会怎样看他？然而，对于赫希曼来说，真正的耻辱却是，许多人总是经受不住想象中的前者的诱惑，同时把后者当成一个次优的或——轻蔑地贬称为——勉强“可以接受的”选择。在他们看来，这种选择真无聊！真不可取！从伯克利到柏林，赫希曼与空想主义者和宿命论者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们总是偏好一种“要么全部都要、要么全部都不要”的论辩，结果只能导致普通民众不是因为不可能实现的过高预期而头脑发热，就是因为不可避免的失败而灰心丧气。
读者现在看到的这本传记是关于这样一个人的：他努力思考，深入发掘那个被忽略的、被损害的、介于革命的浪漫大地与反革命的暗淡苍穹之间的空间。它既是一部人物传记，又是一部思想传记；它讲述的是一个立身于天地之间的大写的人，如何坚守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立场，通过自己的眼睛冷静地观察那些催生了大型乌托邦式的社会实验的“伟大思想”，并提出了相应的“对位”观点或“反调”的故事。但是，他又不只是简单地对那些宏伟计划的超凡魅力做出回应，他还用自己的一生，通过自己的曲折经历和逐步深化的社会科学研究去寻求恰当的概念，以便理解和把握社会变迁本身的整体性、复杂性。我们甚至可以说赫希曼提出了一种社会变迁“理论”，不过，赫希曼在面对“理论”这个术语的时候，有一种深深的矛盾心理。赫希曼的一生，在一定意义上浓缩了整个20世纪的世界历史。20世纪这段史诗通过他个人的生命历程转述出来。无论是在可怕的时候，还是在充满希望的日子，赫希曼都从来没有丧失过想象一种不同的或者更好的生活的能力。事实上，赫希曼经常告诉他的读者，解决世界上存在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更多、更先进的技术发明，而在于更强大的想象力。
因此，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要讲述的故事既“关于这个世界的个人史”，又“关于一位知识分子一生的世界史”。
当我们以阿尔伯特·赫希曼的一生为鉴，思考这个世界面临的问题时，我们就再也不会把改革看成是一种“残差”，也不会把改革思想看成是后来才添附上去的后见之明，尽管支配了20世纪其他思想家的著作的是崇高的乌托邦观念。归根到底，赫希曼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毕生致力于推进改革，为此，他积极参与重建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满怀热诚地推动第三世界的发展，努力为人性化的资本主义辩护——并且力图让人们接受这样一种观念，即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可改革性对于人性化的资本主义是至关重要的。
到如今，我们往往认为改革是一种固定程序，其作用就是把被打破的什么东西修补好。但是，在赫希曼看来，改革绝不仅仅限于修补修补的技术性工作。当我们认为自己并没有竭尽所能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就不可能是改革。或许，通过对赫希曼的一生的回顾，我们就可以完成一部“改革传记”。阿尔伯特·赫希曼的故事也可以理解为一种集体记忆，一种以某个人的传奇故事的形式呈现给读者的集体记忆。它让我们再一次与一种不同寻常的社会科学重逢。这种社会科学能够帮助我们在失望中发现希望、在张力中找到解决方案、在不确定性中实现自由，因为它把社会世界看成可能性的源泉。而知识分子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促成谦卑和勇敢的各种不同组合。
后记 御风而行
当我写完这本传记的时候，赫希曼本人已经在他自己的记忆中生活了好多年了。他的作品，他的思想，也早就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对于后者，赫希曼也许已经预料到了，他也很期待这个；因为他非常清楚，知识分子都有一个“职业习惯”——梦想能够凭借自己的作品获得“永生”。赫希曼对别人运用（有时甚至是“滥用”）自己的概念和理论去阐述有关问题的论著一直非常有兴趣，特别是当他们运用得相当巧妙的时候。譬如，当他的朋友，阿尔卡迪奥·迪亚兹·奎诺内斯运用“退出、呼吁与忠诚三位一体”去解释古巴问题——难民们为什么会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乘坐简陋的木筏和严重超载的摩托艇逃离孤岛？留下来的人为什么要发动革命？不过，赫希曼享受的并不是当别人成了自己“信徒”时的虚荣；事实上，他开心的是，自己的概念增进人类对社会问题的理解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他当初提出这些概念时的目标。对于其他学者，赫希曼早就成了一个传奇，他可以赋予他们极大勇气和灵感。2006年，在《经济发展的战略》出版50周年前夕，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墨西哥城进行了一场纪念阿尔伯特·赫希曼的思想贡献的演讲。面对听众，萨克斯担承，作为一个致力于改善全球贫穷者的处境的改革者，他经常觉得孤独，是赫希曼的《反动的修辞》一书（他曾经读过无数遍）帮助他克服了这种孤独感，使他在面对反对者的包围时，“虽千万人吾往矣”。第二年，即2007年，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在纽约颁发了首届阿尔伯特·赫希曼奖，获此殊荣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设置这个奖项的目的是为了表彰那些像赫希曼那样致力于跨学科研究的社会科学家。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主席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指出，要坚持赫希曼的传统，跨越来自学科、理论和受众等各个方面的种种界限，实非易事，他希望赫希曼奖能够褒扬、促成一种以赫希曼为典范的社会科学范式。所有这些，都是一种信号，它们表明，即便赫希曼离开了人世，他也将永远活着。他活在其他人的心中。
赫希曼在20世纪的奥德赛之旅——借用他自己提出的一个比喻——可以比作一个水手在茫茫大海上永不停歇地御风而行的史诗。他的坚持、他的奋争、他的写作，全都是为了证明这样一个命题：人是一种会进步的造物。作为复杂的混合体，每个人都是既大胆、又谦卑的，他们完全可以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勇敢地采取行动，并且大胆地接受各种可能的替代方案，同时又不会忽视现实。但是，在赫希曼所生活的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观念却一直都是不折不扣的异端邪说。许多人——他们当中既有左派，又有右派——都坚持认为，如果没有革命这个东西，那么痛苦就会永远延续下去，或者，日子将会平淡得令人发疯；还有许多人（他们组成了强大的悲观主义者“军团”）则警告说，任何变革都是危险的，会导致社会失范和混乱，因此很可能只会使一切变得更加糟糕—除非我们相信“无所不能的学者”与他们给出的“多功能的模型”。因此，赫希曼这位水手在很多时候都面对着逆风而行的不利情况，对此，他的选择是不断地来回试探。
对于他的许多读者来说，更容易看到的往往是他奋力抗争的一面，有人甚至认为他一直在通过写作和实际行动去反对什么东西。要看到他“建构的一面”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人认为，赫希曼没有理论、没有模型；充其量，他只有一种风格。当然，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赫希曼有自己的风格。即使是对赫希曼敌意深的那些人，面对赫希曼优雅的散文、玲珑剔透的比喻、令人一见难忘的警句，也无法不拜服。但是，赫希曼有没有提出过可以用来解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或其一部分）的任何一个理论、一个模型吗？至少从当代社会科学的衡量尺度来看，赫希曼似乎没有做到这一点。1992年秋季，麻省理工学院开设了一个为期一年的“赫希曼研讨班”。一群教师和研究生，在比什瓦普里亚·桑亚尔（Bishwapriya Sanyal）和唐纳德·A.舍恩（Donald A. Schön）的带领下，以赫希曼的论著为主要参考资料，对经济发展的经验问题进行了反思。许多学者都参加了这个研讨班，包括赫希曼以前的学生朱迪思·滕德勒、赫希曼的朋友艾玛·罗斯柴尔德，另外还有社会学家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Piore）和查尔斯·扎贝尔（Charles Sabel）、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和罗伯特·皮乔托，甚至连赫希曼本人也出席过一次研讨活动。这个研讨班的终成果是一本论文集《反思发展经验：在阿尔伯特·赫希曼的思想启发下》（Rethinking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Essays Provoked by the World
of Albert O. Hirschman，1994），赫希曼对收入文集的每篇论文都写下了长长的评论。这本论文集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某位思想大师的思想是怎样推动某个特定的学术领域进步的？当然，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且答案也必定五花八门，不可能统一。在其中的一次研讨活动结束后，所有参与者到一家柬埔寨餐馆吃饭，克鲁格曼公开大声地提出了质疑：赫希曼是不是真的已经对经济学理论产生了如此之大的影响？这立即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阿马蒂亚·森当场进行了反击。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争论，不过气氛很友好，当然，也无法得出定论。确实，赫希曼对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有什么影响？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回答者自己的定义。争论肯定还会持续下去。
就赫希曼本人而言，他一直在怀疑那种“急于做出宏大结论”的做法。当然，他并不是个有这种疑问的人。知识分子如果急于做出宏大结论，就有可能会忽视一些重要的可能性。很久之前，福楼拜就曾经哀叹过，模型越优雅，能够解释的东西反而可能越少。在少年时代，赫希曼就亲身经历过德国1933年大激荡，目睹过它的严酷后果，所以，一看到宏大的宣言和精致的确定性，他就会条件反射式地保持警惕。但是，如果把这种倾向理解为赫希曼缺乏理论野心，那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赫希曼的思想雄心，恰恰体现在他从来不愿意轻易遵从越来越不可逾越的学科分工界限和越来越僵化保守的“学术规范”。赫希曼想要的，并不是一个有预测力的理论体系，而是一种思考社会和经济的思想方法；他的基本前提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中意味着，要想脱离具体时空，以上帝一般的眼光去洞察一切，总结出与日复一日的“平庸生活”和存在的奥秘毫不相关的人类活动的普遍规律，那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是作为他（或她）的研究对象的这个世界的“造物”，他（或她）的概念或理论也是如此，因此，它们都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它们得以出现的环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有了深切感受之后，现实生活中的经验，才成了赫希曼的思想的源泉。赫希曼经常引用的蒙田，也非常注重经验（他的后一篇散文的题目就是“论经验”——“On Experience”）。正如蒙田提醒我们的，生活就是“目的”。终赫希曼一生，他从来没有脱离过现实生活：在欧洲，他是反法西斯斗士；到了美国后，又加入美国军队前赴欧洲参战；他还是马歇尔计划的资深幕后规划者、在哥伦比亚执业的咨询师、无数全球性的基金会和银行（家）的顾问……所有这些活动，都被内嵌到了赫希曼观察这个世界的过程中，通过这个途径，赫希曼拥有了更强的洞察力；从他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洞见出发，赫希曼又引申出了一系列概念，然后再在时间长河中对这些概念进行、锤炼、重塑，必要时甚至彻底丢弃。赫希曼的人生轨迹就像钟摆一样不停地摆动着：在一段时间内，他主要是一个思考者；在下一段时间内，他主要是一个行动者；然后再摆动回来。之所以要摆动，就是因为这两种生活实际上是相互依存的。
说到底，赫希曼相信，人类的行为和选择是一切社会可能性的引擎。他强调，关于人类的可能的未来，任何一处“历史思考”都只能始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观察。这难道还算不上一种宏大理论吗？由此，思想必须是灵活的、开放的、适应性的，能够容纳任何非意图后果和副作用的“狡计”——往往比初的目标还要“狡猾”无数倍。这就是赫希曼的理想的思想基础和道德基础所在，也正因如此，他才敢于梦想一门统一的社会科学。因此，赫希曼根本不是缺乏思想雄心。事实上，我们只要考虑一下他经常并列使用的那些概念和关键字就可以一窥全豹了：个人与集体、私人与公共、市场与政治、财富与美德、均衡与非均衡、选择与约束，简单性与复杂性……将它们并列起来不可能只是为了“好玩”（尽管赫希曼确实喜欢在适当的时候玩一下文字游戏）。赫希曼这样做的目的是，以此来强调它们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御风而行的艺术在于：如何从对立的力量中借力，加快速度，并使之转化为自己的优势。
传记可能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另类，因为它强调应该努力揭示传主的生活模式。倘若真的如此，那么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或许可以理解为一个没有特定的终点的旅程，他的一生是一位没有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的一生。赫希曼认为，旅行本身就能够带给我们足够多的经验教训，不仅足以使我们自身发生改变，而且足以使我们的理想—我们想成为什么人—发生改变。赫希曼还强调指出，如果要求所有人都有一个抽象的目的地、并时刻坚持这个目的地，那么就可能会剥夺旅途中有意义的各处可能性。奥德赛的任务是衣锦还乡荣归伊萨卡，但是与此不同，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却没有固定的终点。一旦离开了家族、家庭和传统，他就成了一个属于全世界的人，他永远置身于“全球化”的旅途当中；虽然怀念自己的“根”，但是从来不曾急切地向往回归过。在航行过程中，赫希曼也遭受过可怕的、无法估量的损失，但是他一直严密地守护着自己的伤口。当然，赫希曼挚爱亲人、关心朋友，这也使我们对一个更人性化的未来更加充满信心。
然而，年龄和疾病终把赫希曼拉了回来，他不能再到世界各地旅行了。他不得不经常沉默地坐在轮椅上，凝视着后院，在那里，冬天看上去了无生机的残枝枯树，一到春天就会焕发出勃勃生机。2011年冬天，莎拉也被确诊患了癌症。这些年来，莎拉一直安慰着、陪伴着她的丈夫。莎拉的丈夫的生命光芒已经越来越弱，但是她不曾想到，自己竟会走在他的前面。莎拉确诊时，癌细胞早已扩散。尽管她下定决心，一定要与阿尔伯特同生共死，但是病魔并不会让她如愿。2012年1月的一个晚上，月沉似水，从法国乘坐飞机赶过来的卡蒂娅爬上了医院的病床，拥抱着她病危的母亲。卡蒂娅轻轻地哼着歌，送着莎拉的灵魂从她的肉体里悄悄溜走。第二天早上，卡蒂娅回到纽林路的家中，告诉她的父亲她的母亲莎拉已经离开了人世。阿尔伯特的头猛地抬起来，他的身体也激烈地颤抖起来，过了好一会儿才重新缩回到轮椅中。阿兰从法国赶过来了。在莎拉的葬礼上，彼得·古勒维奇，还有全部外孙也都来了。葬礼后，他们决定把阿尔伯特送入普林斯顿郊外格林伍德的一个护理中心。
在写下上面这些文字之前不久，我刚刚离开护理中心阿尔伯特的房间。出生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后，阿尔伯特现在过的似乎是一种“死而复生”的生活。他像初生婴儿一样，无法与人沟通，我们不能确切知道他看到、听到的到底是什么。但是我相信，他肯定能感觉到什么。他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他认不出我是谁，但是抓得非常有力；他又抬起我的手，放到他的额头上，似乎要我去抚慰他。他的双眼紧闭，而我则轻轻地对他说：“谢谢你，阿尔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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