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故（第二集）

　　《掌故》聘请钟叔河、董桥、陈子善、赵珩、白谦慎五位先生为顾问，由百年中华书局诚意推出。一方面，从文章体式和趣味上而言，希冀可以延续晚清民国以来掌故写作的传统，甚而上接宋元明清笔记文体的气脉，打通文史，强调文人高雅的趣味与不俗的境界。另一方面，从内容材料上而言，或亲闻亲历，或考订有据，避免道听途说，希冀采之可以裨信史，丰富我们对相关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了解。

　　2016年《掌故》di一集出版，半年内连续印行三次，可以说颇获读者好评。2017年，我们推出《掌故》第二集。本集中更是名家云集，如白谦慎、许礼平、艾俊川、范旭仑、胡文辉、柳向春等十几位当代知名作者，再次聚焦近代以来百余年内的文坛、学林、政界、艺苑的人物与故实。

　　如刘聪先生的《吴湖帆和周鍊霞的订交与相识》，通过吴氏的《佞宋词痕》、吴周二人合作的书画及题跋，以及同时代人物的日记、年谱等资料，详细钩沉了吴周二人的订交与相识。艾俊川先生的《小万柳堂纪事》，条分缕析，运用海内外多种资料，披露了廉南湖、李经迈公案真相与小万柳堂始末，并比勘、考证吴芝瑛书法的亲笔和代笔等爱好者关心的内容，让闻名于近世鉴藏史的小万柳堂“走出旧掌故，显露真面容”。柯愈春先生与学者谢兴尧为至交，用十七个片段写出前辈风貌，非外人所能道者。许礼平、白谦慎两位追记各自交游的长者往事，其文醇，其思远。同为一代人的范旭仑、雷燮仁关注看似不足道的细节，却都着意由外而内描摹人物，星花旧影，耐人寻味。我们还首次在中国大陆发表已故画家周昌谷先生的未刊旧作，并期待挖掘更多有价值的同类稿件。

　　而在di一集精彩亮相、读者已不陌生的“老作者”们，这回也都出手不凡。尤其是备受赞誉的雪克老人，回忆一代词宗夏承焘，距离、角度都恰到好处，趣味情致更微妙可喜。柳向春、胡文辉、励俊都从艺术史上的名作入手，聚焦人与物在历史中的浮沉进退。“掌故界”的后起之秀宋希於，仍是本集中zui年轻的作者，这次贡献的是《〈沁园春·雪〉在延安的流传》。继*集追溯“掌故”的源流之后，此番还特意邀请何家干先生介绍四十年前香港的《掌故》月刊，一来向这本同名刊物致敬，二来也正视掌故易于“给夹带私货的人开方便之门，拔高自己、添油加醋，或无中生有、罔顾史实”的不足，作为警醒。

　　封面照片为掌故大家高伯雨（1906-1992）、林翠寒夫妇与友人来维思及古琴家汪孟舒、郑颖孙等合影(1934年摄于北平东兴楼)。

编者、主要作者介绍

徐 俊，1961年生，江苏扬中人。198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到北京中华书局工作，现任中华书局总经理。著有《敦煌诗集残卷辑考》、《鸣沙习学集》等，另撰有《书札中的雪泥鸿迹——中华书局所藏向达致舒新城书札释读》、《附逆之外的梁鸿志——爰居阁谭屑》等。                      

严晓星，1975年生，江苏南通人，媒体人、学者。著有《近世古琴逸话》、《金庸识小录》、《七弦古意：古琴历史与文献丛考》等，编有《高罗佩事辑》、《民国古琴随笔集》等。

雪 克，1927年生，山东济南人，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辑校有《十三经注疏校记》，点校有《籀庼述林》（《孙诒让全集》之一）等。

柯愈春，1939年生，湖北鄂州人，曾任人民日报社图书馆馆员、高级记者。著有《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等。

许礼平，1952年生于澳门，祖籍广东揭阳。早岁于东瀛编纂《货币书目知见录》、《中国语文索引》。上世纪70年代为香港中文大学编《中国语文研究》。80年代创办问学社、翰墨轩。90年代创办《名家翰墨》月刊、丛刊。现为香港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总编辑。著有《旧日风云》等。

白谦慎，1955年生于天津，美国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教授，现为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著有《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等，编有《张充和诗书画选》、《张充和诗文集》等。

唐吟方，1963年生，浙江海宁人，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主要从事近现代艺术史、收藏鉴定研究，兼及书画印创作实践。著有《雀巢语屑》等。

艾俊川，1964年生，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献学、出版史研究学者。著有《文中象外》等。

柳向春，1973年生，陕西绥德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为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上海市古籍保护中心专家委员会成员。著有《陈奂交游研究》、《笺边漫语：近现代学人手札研究》等。

1 吴湖帆和周鍊霞的订交与相识／刘 聪

吴湖帆既夸赞周鍊霞有女词人兼女画家的才华，同时又不无以赵明诚和赵孟頫自许并暗表君子好逑的意思。我们知道，赵明诚是金石收藏家，赵孟頫是书画家，均极贴合吴氏的身份。而周鍊霞与吴湖帆相较，诗词虽过之，书画却不逮，恰如李清照之于赵明诚、管道昇之于赵孟頫。因此，这两个典故可谓使用得十分巧妙。 

28 小万柳堂纪事／艾俊川

掌故家的笔下，时常会出现廉泉、吴芝瑛夫妇的身影，而他们的事迹，多赖掌故以传。不过细究起来，现在读到的小万柳堂故事，几乎都和真相有些距离，云环雾绕，难言信史。这固然是掌故的局限，却难免终成读者的遗憾，因此有必要让小万柳堂走出旧掌故，显露真面容。

60 唐孙位《高逸图》轶事／柳向春

虽然杨宽认为将《高逸图》公开展出三日达到了“辟谣”的目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正如杨宽自己所述，这场风波并没有就此结束。1957年7月2日陈梦家在给徐森玉信中，就对杨宽的做法极不以为然……

79 狄平子的鉴藏生涯／励 俊

民国时期，海上书画鉴藏活动十分活跃。收藏家以庞虚斋、狄平子、叶遐庵、吴湖帆和张葱玉为知名。如今，庞、叶、吴、张皆有表彰，唯独狄平子声名式微。其身后惨淡如此，不免令人唏嘘。

99 梁鸿志“三十三宋”钩沉／胡文辉

梁鸿志用力于收藏，不超过三十余年，于时代，于个人，都只是片时春梦而已。不过，他以失败的政治家之身，而能坐拥“三十三宋”，终是私人收藏史上的壮观，也是名士史上的艳谈，也足可傲骄了。

119 沪上学书摭忆——从傅山《哭子诗卷》说起／白谦慎

卷子还没打开，我问陈先生，此卷是否有何绍基的题跋。陈先生答：“有。”我马上意识到，这即是我十七年前曾经见过的那件《哭子诗卷》。于是，我站了起来，兴奋地和陈先生握了握手，告诉他，这是一件我苦寻多年的艺术精品，它和我多年前在上海学习书法的经历有一段难忘的因缘。

135 画坛轶趣（上）／周昌谷

那时的学生，很关心洋的东西，创作是极力提倡“单线平涂”的时候。而黄老先生在台上，大谈三代六朝，说：“昆仑山上有块五彩斑斓的石头，就有了水彩画。”台下就轰轰然，听的人很少了。

148 钱默存收女弟子／范旭仑

1992年到1994年，何灵琰年年回乡，“数次回国想探望先生，而每次都被告知，先生一直住院不见访客”。“我遵奉大夫嘱托，为他谢客谢事，努力做‘拦路狗’，讨得不少人的厌嫌”（杨绛《钱锺书手不释卷》）。

162 在夏瞿禅承焘先生身边的岁月／雪 克

夏公从不冬烘，亦时尚。闲暇之时，偶与二三知己饮酒小酌，赋诗唱和，听听戏曲，看电影和汇演外，尤喜跳舞，且乐此不疲。上世纪50年代，社会上一度兴起交谊舞，一次夏公乘兴，在校礼堂跳到夜半仍不肯休，师母在家久等不归，亲身前往，满脸怒容，硬把先生找回了家中。知其事者，一时传为笑谈。

173 读书种子谢兴尧／柯愈春

沈兼士先生见这个青年埋头档案做学问，以为路子对头，指着谢兴尧对单先生说：“年轻人的脑子灵，聪明外露。”沈先生几次说谢“聪明外露”，谢以为这四个字是难得的表扬，细细琢磨沈先生的意思，也是含蓄的批评。在谢以后的治学中，特别注意厚积少露。

201 金“译匠”与沈仲章的人间“天缘”——金克木与沈仲章：难忘的影子（二） ／沈亚明

《译匠天缘》发表于1997年，算来又有二十年了。我想象父亲和金克木伯伯，如今正在“天”上续“缘”，指点星宿，戏谈“译”趣，笑议“匠”、“家”之功败得失，回顾“黄金的青春与希望”。

223 “走出疑古时代”的背后——从《日记》看顾颉刚与李学勤的交往／雷燮仁

顾李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学术思想还是个人交往，都是学术界经常关心的话题。尤其是“文革”中顾李之间的关系，李如何有“特别的机会”通读顾的日记，李如何成为顾的邻居，以及顾的书籍被抄而失散等问题，特别引发好奇之士的关注，包括我这样的非学界人士。

243 《沁园春·雪》在延安的流传／宋希於

柳亚子的那篇“考证”文章只说：“写在纪念册的一份，当然在我那儿保存着。我从重庆还到上海，这纪念册便带了过来。”他隐去了一个重要关节未提，那就是他曾将这本纪念册托人带去延安，请中共各方面的负责人题字留念。

261 高贞白与来维思／许礼平

来维思生日时留下的照片，让我们今日得以瞻见当年大师风采。而更难得的是照片题识上保留了高贞白在1935年前的用名“Ko Nu Shih”。高曾透露“我在上海、南京做事，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后来在1935 年废去不用了”。

274 香港的《掌故》月刊／何家干

一般来说，用真名发表的和记录文艺界人物、风土习俗的文章，真实性都比较可靠；以笔名发表的，事关政治事件和军政界人物的回忆录，读者需要十分小心。刊物的封面说得很清楚，收集“野史，轶闻”，这很容易给夹带私货的人开方便之门，拔高自己、添油加醋，或无中生有、罔顾史实，自然不可避免。

284 艺林烟火录（二）／唐吟方

海派艺术家皆自信，勇于自我肯定。其中以刘海粟、张大千突出，不光常送别人高帽子，亦善择高帽自戴。

296 编后语／严晓星

在夏瞿禅承焘先生身边的岁月

雪 克

一

　　先生，浙江温州人。忠厚长者，向无机心，不通政治，穆穆然，温温然，一学人也。

　　夏公不通政治，此举三例。

　　一是1958年“大跃进”时，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级学生鼓干劲，争上游，又红又专，组班子集体编撰的《中国文学史》公开出版，广受关注。一时间，复旦、北师大学子均有跟进成果。此风很快刮到了浙师院，中文系学生奋起效仿，提出了“超北大”的响亮口号，一鼓作气也赶出了一部。系古典组教师谁人不知，“大跃进”乃党中央三面红旗的组成部分，是当时政治，切不可以纯学术观点对待这一新生事物。说到原作得失，或附和，或委婉，莫不适可而止。唯我夏公直言不讳，评价不高，竟脱口说出了“超北大变成了抄北大”，当即遭到了学生的回击，终于被拔了白旗。

　　一是同教研室蔡义江兄告我，也是“大跃进”时，公问曰：“义江，三面红旗我知其二，国旗、党旗是也，唯第三面是军旗还是团旗，实不能定。”答曰：“全错。”公愕然。

　　一是1963年学期结束前，政治形势由于广州会议的召开，一度宽松，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报告引用夏公诗作“敢想容易敢说难，说错原来非等闲。一顶帽子飞上头，拿它不动重如山”，意在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一时间，无论教研室政治学习会，还是私下交谈，都显轻松，同仁间又露笑脸。夏公这时早把思想改造、反右、拔白旗、“灭资兴无”的挨批、检讨的经历，丢在了脑后，未免又“放肆”起来。可好景不长，“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角吹响，夏公对此，竟浑然不觉。

　　古典文学教研室老教授多，瞿禅公外，计有王驾吾焕镳、胡宛春士莹和平湖陆维钊诸公，济济一堂，向来是系甚至全校政治气候的风向标。开学后，次教研室的政治学习，本组教师外，还来了两位政治系（或马列室）的老师，校党委副书记兼中文系总支书记亲临主持，令人肃然，众皆默默。书记点名让我作好记录，要求原话一字不漏。我知不善，不禁惶惶，唯有领命而已。山雨欲来，风已满楼，久经运动，谁不谨言颂圣，唯我夏公仍唱暑期前之老调，毫不收敛。会后，书记嘱我带上记录到夏老家，让他认真审查一遍，不管他在会上原话如何，如想改，尽量改；不要马上带回，可以明天去取。书记的一番话，让我颇费斟酌，心思不定。这些话表面看来，是为批夏搞一份靠得住的材料作依据（经本人改定，难以推到记录之言非其本意身上），但我多年在他领导下工作，颇知他的办学理念和为人。凭这一句“想改尽量改”，似不难看出有些想放夏公一马的意思。怀着这样的心情，见了夏公。本想明确告知又一场批判风雨就在眼前，但实在不敢。问题是夏夫子实在太不懂政治了，他是政协常委，说不定在什么场合以表扬我的话说了出来，那我的下场比他老人家的被批，可就遭厄多多了。后只能说一句“务必看看近的报纸”，离开时又补了一句“别忘了啊”。本以为会有效果，谁料到修定之稿，凡改动处，都更直白、更明确、更露骨，让人啼笑皆非，徒唤奈何。后果自是可想而知了。

　　问题当然严重，可充其量也就是不容声辩的批判而已，对夏公而言，树大招风，这类经历已不止一次，多一次忧患，说不上伤筋动骨。坦然处之，熬一熬也就过去了。比起1957年反右期间，为保护自己早年博学多才的弟子任心叔铭善先生免受戴帽之罪，一度深夜失眠，多次劝任向党检查认错，并为其开脱而无果，弄得心力交瘁，公内心的压力与痛苦，恐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