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77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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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奠基人、《西方的兴起》《世界史》作者威廉•麦克尼尔又一部经典之作；它以恢宏的规模，将生态、人口与政治、文化整合起来，讲述3000年来传染病塑造人类与社会的历史进程，堪称论点精彩且挑战性极高的学术成就。
★宏观论述瘟疫与人类历史关系的史学力作，匠心独运，颇为可读。疫病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麦克尼尔凭借深厚的世界史功力，敏锐机智的观察和推理、巨大的勇气和高超的技艺，娓娓道出传染病在人类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威廉•麦克尼尔率先将历史学与病理学结合，重新审视和阐释人类历史，纵横捭阖，提出众多独具匠心且发人深省的认识；他率先将传染病列入历史重心，给它应有之历史地位；他提供了数量惊人的细节，论述疾病在人类历史上扮演常见的关键角色。
★《瘟疫与人》一书直接启发了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的写作，激发了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医疗社会史研究，深刻影响了当今学术研究的视野与维度。
★《瘟疫与人》是“见识丛书”系列第15册，“见识丛书”系列装帧设计别具一格，封面用纸采用国际FSC环保认证的特种凯斯棉，内文纸为72克月白纯质，精装圆脊，再加上内封独特的压纹工艺，为读者呈现不一样的阅读体验。
公元前430年—前429年，雅典与斯巴达之战胜负难分，一场来去无踪的瘟疫使得雅典失去近四分之一的士兵，由此深刻改变了地中海世界后来的历史走向。
1520年，西班牙人科尔特斯以六百人征服拥有数百万之众的阿兹特克帝国，他们带去的“致命杀手”天花病毒在墨西哥城中肆虐，就连阿兹特克人的首领也死于那个“悲伤之夜”，于是西班牙人所向披靡。
1870年普法战争之际，同样是天花病毒，使两万法军丧失作战能力，而普鲁士军人由于做了预防接种而未受影响，战争胜负改变于朝夕之间。
疫病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一代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从疫病史的角度，以编年的手法，从史前时代写至上世纪前半叶，详实探讨传染病如何肆虐欧洲、亚洲、非洲等文明发源地，而这些疾病又如何塑造不同文明的特色。他率先将历史学与病理学结合，重新解释人类的行为；他将传染病置于历史的重心，给它应有之地位；他以流畅的笔调、敏锐的推理和高超的技艺，娓娓道出传染病在人类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瘟疫与人》是威廉•麦克尼尔备受欢迎的一部经典作品，也是宏观论述瘟疫与人类历史关系的史学佳作。《纽约书评》称
“此书从此扭转了人们看待世界历史的角度”，《纽约客》则认为此书是
“一部真正的革命性作品”。普利策奖得主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盛赞它提出了“富有创新也具有挑战性的历史概念，影响深远”，而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有言：“看待历史的崭新观点，我从《瘟疫与人》中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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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识丛书（见识城邦出品）：
01《时间地图：大历史，130亿年前至今》 ［美］大卫•克里斯蒂安
02《太阳底下的新鲜事：20世纪人与环境的全球互动》 ［美］约翰•R. 麦克尼尔
03《革命的年代：1789—1848》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04《资本的年代：1848—1875》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05《帝国的年代：1875—1914》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06《*的年代：1914—1991》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07《守夜人的钟声：我们时代的危机和出路》 ［美］丽贝卡•D. 科斯塔
08《1913，一战前的世界》 ［英］查尔斯•埃默森
09《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10《基因传：众生之源》（平装 精装） ［美］悉达多•穆克吉
11《一万年的爆发：文明如何加速人类进化》［美］格雷戈里•柯克伦 [美］亨利•哈本丁
12《审问欧洲：二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 ［美］伊斯特万•迪克
13《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美］艾尔弗雷德•W. 克罗斯比
14《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平装 精装）［美］雅克•巴尔赞
15《瘟疫与人》 ［美］威廉•麦克尼尔
16《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 ［美］威廉•麦克尼尔
17《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美］西恩•麦克米金
18《科学的诞生：科学革命新史》（平装 精装）［美］戴维•伍顿
19《内战：观念中的历史》 [美]大卫•阿米蒂奇
20《第五次开始》 [美]罗伯特•L.凯利
21《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精装） [以色列]赫拉利•尤瓦尔
……后续新品，敬请关注……
译者序
中文版前言
致 谢
引 言
第一章
狩猎者
第二章
历史的突破
第三章
欧亚疾病的大交融：公元前500 年到公元1200年
第四章
蒙古帝国颠覆旧有的疾病平衡：1200—1500年
第五章
跨越大洋的交流：1500—1700年
第六章
近代医学实践的影响：1700 年—
附
录 中国的疫情年表
注 释
（一）
中文版前言
在我写的所有著作中，《瘟疫与人》无论在历史学家和博士们那里，还是在普通民众中，其受欢迎的程度都是最高的。当它于1976年首次出版的时候，当时还没有别的什么书在讨论传染病在整体上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尽管我常常依靠推论来重构交通的变迁如何导致传染病的跨区域传播，但要解释这种疾病的发生机制，以及测算出人口伴随幸存者血液中的抗体的增加而恢复增长所需要的时间，则只能依赖传染病学上的最新进展。
疫病的历程揭示了人类事务中曾被忽视的一个维度；在本书付梓之后不久，由于偶然的原因，艾滋病引发了广泛的公众注意力。两相结合，扩大了《瘟疫与人》的读者群，且至今仍在美国及其以外的课堂和公众中深受欢迎。
中国的读者将会看到，为了尽力发掘中国的瘟疫史料，我只能求助于他人。我不懂汉语，但知道有两本专业的百科全书和所有的正史都谈到了（中国）瘟疫爆发的地理区域和严重程度。那时还是一名研究生的约瑟夫•查教授热心地查阅了这些中国典籍，并把他查阅的结果整理成一个详细的附录，时间从公元前243年直到公元1911年。这些工作无疑表明了瘟疫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并使我有可能结合黑死病时代及其此后亚欧大陆其他地区的情形，对此做出适当的推断。
我希望并且相信这个译本将激发今日中国的一些读者，能比我更为细致来探讨疾病一类因素在自然环境中的角色，更正和充实我所写下的结论，并将对中国历史的科学研究提升到堪与前人比肩的水平。
威廉•麦克尼尔
2009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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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译者序
在学术史上，藉由精深的研究，就某一具体问题发前人所未发，甚或提出某些不易之论，这样的成果虽然不易取得，但也不时可以见到；而那种能从宏观上洞察人类思维的某些疏漏，从而无论在方法还是知识上都能给人以巨大启发和触动的研究，却总是微乎其微。不过，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的《瘟疫与人》，可以说正是那些微乎其微的研究中的一种。“原来我们对历史的呈现和解读疏忽了如此之多！”清楚地记得，数年前，当我神情汇聚地读完这一著，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欣喜和激动，似乎还有一种学术心灵的震撼。毫无疑问，它已成为我开展中国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最初乃至持久的动力之一。
作者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现为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荣誉教授，曾以著作《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而蜚声世界史林，是美国当代最具声名的历史学家之一。该书在西方早已不是一部新著，最早于1976年出版于美国，翌年和1979年两次再梓于英国，1994年被“企鹅丛书”收入再次重印。作为一部学术著作，以如此高的频率一版再版，其影响之广泛已不言而喻。而且，其影响显然并不仅仅止于西方世界，该书出版不久，台湾的陈秋坤就以中文书评作了介绍。1985年，日译本正式出版。而中译本直到1998年才问世于台湾。
该著无疑是部极具开创性的论著，英国牛津大学的托马斯教授（Keith Thomas）曾在书评中指出：“他（指麦克尼尔）是第一位把历史学与病理学合并起来，重新解释人类行为的学者；也是第一位把传染病列入历史重心，给它应有地位的史学工作者。”即使时至今日，相信对大多数读者来说，仍会耳目为之一新。他从疫病史的角度对众多人们习以为常的历史现象所作的解释，往往与以往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乃至社会史的分析大异其趣。比如，在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的历史中，1520年，科尔特斯只带了不到600名的随从，就征服了拥有数百万之众的阿兹特克帝国，个中的原因，麦氏认为过去种种解释都不够充分，最为关键的因素还在于“新大陆”居民遭遇了从未接触过而西班牙人却习以为常的致命杀手—天花。他指出，就在阿兹特克人把科尔特斯及手下逐出墨西哥城的那晚，天花正在城中肆虐，连那位率队攻打西班牙人的阿兹特克人首领也死于那个“悲伤之夜”。正是传染病这一可怕的“生物武器”，帮助西班牙人消灭了大量印第安人的躯体，还最终摧垮了他们的意志和信念。又如，过去在人们在论述公元前430—429年雅典和斯巴达的争霸战中雅典的失败时，往往归因于政治体制的不同等方面，然而，麦氏却指出，雅典陆军在这段时间，曾因一场来去无踪的瘟疫折损近四分之一的官兵，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瘟疫改变了地中海后续的政治史。 同样，在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中，瘟疫也至少部分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当时，天花使得二万法军失去了作战能力，而普鲁士军人由于作了预防接种而未受影响。当然，麦氏全新的观察并不只是为了给某些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插入一些偶然性因素，以增加历史的不确定性。实际上，作者采取的是一种真正从整体上审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历史观，本书“旨在通过揭示各种疫病循环模式对过去和当代历史的影响，将疫病史纳入历史诠释的范畴”，“并把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中的角色还置于更为合理的地位上”。从这一视角出发，作者对人类历史发展中一些重要现象做出了合理而意味深长的诠释。比如麦氏指出，非洲热带雨林和邻近大草原温暖湿润的气候和丰富食物十分有利于人类最初成长，但同时也孕育极其复杂多样的致病微生物。在这片生态体系最严峻而多样化的地区，“人类为缩短食物链所做的尝试仍未臻成功，依然以不断感染疾患的方式，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一点，比其他任何方面，都更能说明，为什么非洲与温带地区（或者美洲的热带地区）相比在文明的发展上仍显落后”。又如，作者认为，在另一个微寄生物特别复杂多样的地区—印度，由于大量的微寄生耗去了当地农民相当的能量，使得印度的城市及统治者从他们身上攫取的物质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总显得相对稀少。正是这种表面富足，实则贫穷的现象，让印度的国家结构总处在一种脆弱而短暂的状态之中，同时，向往来世的人生观的形成与践行，也就势在必然了。
以上所举不过是作者众多匠心独具的历史阐释中非常普通的寥寥数例。在论述其他诸如罗马帝国的崩溃、佛教和基督教的兴起、欧洲的扩张、印度种姓制度的形成，以及大英帝国的崛起等等种种的历史现象时，麦氏均能透过一般的因果解释，体认到疫病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这些显然表明，疾病，特别是其中的传染病，乃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然而何以如此重要的内容长期以来却一直受到历史学家的冷落呢？作者认为，“正是由于没有认识到，同样的疫病在熟悉它并具有免疫力的人群中流行与在完全缺乏免疫力的人群中暴发，其后果差别重大，以往的历史学家才未能对此给予足够重视。”另外还因为，历史学家往往会在历史中刻意突出那些可预计、可界定且经常也是可控制的因素。“然而，当流行病确乎在和平或战争中成为决定性因子时，对它的强调无疑会弱化以往的历史解释力，故而史学家总是低调处理这类重要的事件。”其实循着麦氏的思路，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史学研究者对历史问题的兴趣，基本来自于现实生活的体验，即使是受过严格训练的职业历史学者，往往也会在不经意间就以当今世界的经验来理解历史现象，特别是对那些自己缺乏深入探讨的问题。在当今世界，疾病尽管直接关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但人们习以为常，很难想象它会对一系列重大事件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现在乃至过去的一些经验，一般会使人把疫病当作一种纯粹自然的现象，因此也就难以引起注重人类社会行为的历史学者的关注。此外，在史籍中，此类资料的零散而不够丰富可能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由于过去相关研究的缺乏，人类疾病史上的众多细节问题必然还不够清楚，在这种状况下，要完成这样一部从宏观论述瘟疫与人类历史关系的大作，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高超的技艺。作者正是凭借他深厚的世界史功力，藉由敏锐机智的观察和推理，娓娓道出了传染病在人类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利用其深入的分析和流畅的笔触，把传染病如何在人类历史上，影响到整个人类的迁移、民族的盛衰、战争的胜败、社会的荣枯、文化的起落、宗教的兴灭、政体的变革、产业的转型、文明发达和科技的进步等等，作了完整的论述，堪称经典。全书除《引言》外，共分六章。第一章《狩猎者》，介绍史前时代人类在征服自然过程中与传染病的关系及传染病对人类文化形成的影响。第二章《历史的突破》，探讨了公元前3000年到前500年间人类所遭受的疫病以及与疫病逐渐调适的过程。第三章《欧亚疾病的大交融》，论述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200年间的疫病史，提出地中海东岸、印度和中国间的贸易，在公元200年左右已运作稳定，这暗示着在交换物资的同时，传染病也一并交换。由于天花、麻疹和鼠疫等一些原产于印度或非洲的传染病在东西方相继造访，使其在公元三世纪前后，出现了疫病的多发和人口的减损。而后，大约在900年左右，欧亚大陆发展出了相当稳定的疫病模式，人口再度成长。第四章《蒙古帝国动摇旧有的疾病平衡》，阐述1200年至1500年间世界各地遭受的疫病。这一时期，蒙古骑士东西征战，使得鼠疫杆菌等致病微生物轻易地穿越河川等天然屏障，造成了东西方传染病模式的再度失衡，新一轮的疫病大流行在欧洲以及中国等地出现，特别是欧洲的黑死病，影响至深，直到1500年前后，新的平衡才在各地陆续达致。第五章《跨越大洋的交流》，讨论十六和十七世纪世界疫病状态。主要探讨了欧洲人在征服美洲过程中，由其引入的传染病在其中所起到巨大作用，它在摧垮美洲印第安人的信念和根绝其社会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要远甚于武力等人为因素。在这一时期，世界各地的传染病模式还出现了均质化倾向，即世界各地的致病微生物与人类共生模式更趋稳定，疫病主要以儿童病、地方病的形式出现，流行频度增加，杀伤力减弱。以文明族群的大规模成长，和疫病隔离群落的加速崩解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疾病形式逐渐形成。第六章《近代医学实践的影响》，探讨1700年以后的人类疾病史。随着天花接种的发明推广、近代医学和公共卫生制度的出现和发展，使人类第一次能够通过科学原理在卫生行政上的运用彻底打败由于类似的科学原理运用到机械运输上而导致的逾越传统地理疆界的传染病。但疾病与人类的竞争依然存在，直到今天，而且还将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
麦克尼尔从病理学和历史学相结合这一独特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和阐释人类历史，纵横捭阖，左右逢源，确实提出了众多独具匠心且发人深醒的认识。如果说，这些具体的认识不少还有重新探讨，至少是进一步论证的必要，那么，作者在具体的论说中表明的一些基本原理，不管是否完全正确，都是值得每一个历史研究者重视并予以认真思考的。按照笔者的理解，这些原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人类大部分的生命处在一种介于“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之间的危险平衡之中。微寄生泛指各种侵害人体的致病微生物，巨寄生为人类能够开展战斗、抢劫和收税等活动的天敌，包括各种大型动物和其他族群或阶级，而主要为其他族群或阶级，比如征服者、统治者等。自然的变迁和人类活动往往会导致其中的一方过度发展，致使原有的均衡遭受威胁，而一旦这种均衡被打破，人类的生命也就面临着难以延续的危机。不过人体的自然免疫力、人类的理性以及自然的有机调节能力又会形成某种合力指向修弥和维持这种均衡。所以人类的成长，尽管多有波折，但总体上保持着发展之态势。其次，微寄生与人类宿主之间，主要依靠生物的自然调适能力，双方才长期维持一种内涵上不断变化但却不失均衡的关系。这种自然调适可能是为了避免物种的两败俱伤而形成，因为微寄生如果过分肆虐，则有可能找不到下一个宿主而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从而中断传染链。所以，传染病在同具有一定规模的人群接触后，其毒力和致死力会逐渐减弱，以免与人类同归于尽，从而确保在宿主族群中的永续寄生；而痊愈的宿主一旦增加，即会提高族群的集体免疫力，促使传染病从流行病转变为地方病乃至儿童病，比如天花、麻疹流行性腮腺炎等。不过，这类疾病的形成，必须以人口聚居规模的扩大为前提，因为，只有在数千人组成的社群中，大伙交往频繁的足以让感染不间断地由某人传到另一个人身上，它们才能存在。所以，目前这种幼儿疾病遍布全球的现象，是经过好几千年才形成的。再次，虽然，人类与微寄生之间总体上总能维持某种均衡，但具体到不同时段和地区，这种均衡实在非常脆弱，人类任何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改变、生产能力的提升和交通的发展等，均有可能导致均衡的破坏。其中又以以下三种变化影响最大，1.人类舍鱼猎而就农业生产；2.人口不断成长与集中，人口密度的增加以及城居生活方式的出现；3.交通工具与运输能力的改进，引发洲际社会、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频繁。这些人类本身的行为，一般都会引起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并最终促使人类与微寄生原有的平衡经受新的考验甚至崩溃。因此，疾病史研究实在与自然生态史密不可分。最后，尽管几乎所有的传染病模式的改变，均由人类自身的行为所引起，但在近代医学和公共卫生制度出现和确立之前，人类与微寄生之间形成的稳定关系基本是依靠生物自然调适机制完成的。作者认为，传统医学理论大致说来是经验主义的，并极端地教条化，“经验每每被牵强地用套用既有理论术语来加以解释，而治疗方法因而也歧义互见”。而且“很少有人能付得起昂贵的医疗费用”。所以，“即便是最出色的医疗也对疾病无能为力，甚至还妨碍康复”。
循着以上思路来考量中国历史，相信会引发我们对许多历史现象给予重新思考。比如，中国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但现代认为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长江流域却长期处于后进状态，其缘由是否跟南方的疾病梯度较高关系密切?又如，魏晋时期和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大的分裂时期，而这几个时期
恰好是中国历史上疫病的高发期，同时也是欧亚大陆传染病模式动荡调整时期，这究竟是巧合还是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若有联系，究竟是分裂促发的瘟疫，还是瘟疫阻碍了统一？再如，清代人口的高速增长，除了现有的众多解释外，是否与十六七世纪以来，世界性的传染病模式日趋稳定有关，或者还有清代医药整体水平提高的功劳？以上种种，显然只有等待我们对中国疾病史做出较为专深的研究后，才有可能获得相对满意的回答。
当然，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东方世界，疾病社会史研究还明显不够深入细致的情况下，撰写这样一部从宏观上把握疫病与人类历史发展关系的著作，危险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我们在书中也很容易发现，作者的论述常夹杂着假设和旁证，有时还包括某些想象的成分。在不少的细部研究上，尤其是关于中国的部分，还多有误会。比如，由于作者基本不了解或误解中国医学在十九世纪以前在对付温病和接种天花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本书有关传统医学对人口增长作用的认识显得有些过分夸大自然调节作用而无视人为因素之嫌。另外，其赖以为基础（指中国部分）的疫情年表，也显得过于粗糙。而细节的错误，更是在在多有，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已通过译注的方式做了辨析。尽管如此，这些细部微瑕仍不足以影响该著的重要价值，或许，其价值本不在于呈现出多少具体的历史真相，而是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独特研究视角。
对于这样一部世界史学界经典之作，中国史学界特别是大陆史学界关注度显然远远不够，尽管中译本本来就有些姗姗来迟，但就是迟来的译本，至今在大陆也未能，实际也难以拥有较多的读者。故而在大陆出版中译本就显得十分必要。台湾中译本总体上是一个较为忠实原文的不错的译文，译者杨玉龄先生系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对书中有关医学和生物学方面的内容有较好的把握，译文也显得颇为精当。但对历史知识则相对隔膜，故而以专业历史研究者的眼光视之，译文在历史名词乃至历史事件的把握方面，仍有不小的改进空间。而利用最新的研究对书中的相关问题做出辨析这样的工作，自然更是无从谈起了。另外，该译本在标题方面对原书做了不少的调整，虽在醒目方面不无可取，但似乎也有些不够忠实原文之处。尤其令人遗憾的是，译本居然完全删去原书的注释，粗看之下，几乎要让人怀疑这是不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故此，我们感到仍有重新翻译的必要。当然，在译完初稿后，我们参考了这一译本，并借鉴其中不少精当的译法。特此说明并致以诚挚的谢意。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始终以忠实原文原意为第一要义，原著之行文流畅而优美，不禁令人深感钦羡，尽管也做了尽可能的努力，但限于时间和水平，我们的译笔显然仍远无法与原文畅美的笔调相提并论，同时还可能存在不少不足乃至误译之处，这是需要向读者致歉并敬请读者不吝赐教的。
本书从开始翻译到现在出版，经历了不少的波折，也为我们留下了不少需要感谢的人物。如果没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夏明方和北京师范大学梅雪芹两位教授提议和促成，本书的译成和出版，或将是不可能的事。在翻译的收尾阶段，汪敏（Katherine Robinson）和妻子惠清楼两位女士在文字的校订方面做了不少重要的工作。在后来几次的修订中，叶慧女士、梅雪芹教授和孙健先生给予了许多十分有益的指教。另外，第六章的修订曾得到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研究生张瑞和张华的襄助。对于以上师友和同道的情谊和帮助，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当然，不用说，本书翻译上所存在的问题均由译者负责。
长江后浪推前浪，人类的知识和对具体问题的认识无疑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更新，但凭借知识的累积和个人的敏锐与智慧提出的某些认识维度和思考方式却似乎可以超越知识更新本身而具有长久的魅力。二十多年过去了，对书中那些具体的观点，相信不同领域的专家大概都可能提出异议，不过，书中揭橥的研究视角与基本原理，不仅在过去较深地影响了世界史学的发展，而且也是我们今天史学研究者，特别是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者不应忽视的。在世界范围内，疫病社会史乃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近二十多年来，取得了相当瞩目的成就。不过就中国史而言，似乎才刚刚兴起。希望麦克尼尔这部大作的再版，不仅有利于这一研究的深入开展，而且还可以促进更多的人重新省思认识和探讨历史的视角与方法。
余新忠
读过《瘟疫与人》，就会从此改变看待世界历史的观点。
——《纽约书评》
《瘟疫与人》有着深奥微妙的内容，强而有力的分析。
——《华盛顿星报》
《瘟疫与人》是令人屏息之作。
——《国家观察者报》
具有原创性的非凡之作……读完《瘟疫与人》*会收获匪浅，麦克尼尔的苦工没有白
下。
——《华盛顿邮报》
《瘟疫与人》是麦克尼尔继《西方的兴起》之后又一部辉煌的著作。他以恢宏的规模，
将生态、人口与政治、文化整合起来，堪称论点精彩且挑战性高的学术成就。
——《柯克斯评论》
《瘟疫与人》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作者强调的是一般历史书里不常探讨的事件。读者
一旦开卷阅读，将爱不释手……本书值得立即推荐给大众。
——《坦帕论坛时报》
洞见深远……《瘟疫与人》兼具原创性与刺激性，肯定会激起一阵波澜。
——《出版人周刊》
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非常有说服力的论证了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巨大冲击，是
非常精彩的历史推论。
——《进步》月刊
《瘟疫与人》用引人入胜的史例，提出极为出色又具有十足挑战性的论述。
——《纽约》杂志
《瘟疫与人》是一部兼具重要性与原创性又精心研究的作品。
——《图书馆杂志》
《瘟疫与人》这本书令人无可抗拒。 ——《波士顿周日先锋报》
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用大量累积的证据，论述疾病在人类历史上，扮演常见的
关键角色。
——《巴顿鲁治倡导报》
《瘟疫与人》对于世界历史有着极具吸引力的新解读。 ——《旧金山观察家报》
麦克尼尔做了一件值得赞赏的事，对于人们忽略的传染病与流行病，他提供了数量惊人
的细节。
——《芝加哥日报》
《瘟疫与人》巨细靡遗的内容，为我们提供了洞见，看透疾病这种自然灾祸，如何在长
远的历史中大幅消灭世界人口。
——《纳奇兹民主报》
杰出历史学家的创新研究……对于历史事件专业的重新解读，加上科学细节的支持，麦
克尼尔提出了非常强力的论点。
——《美国图书馆协会书单》
启蒙人心……《瘟疫与人》值得推荐阅读。
——《大湍城日报》
麦克尼尔以熟练的学术风格，提出了大量证据，指出疾病在人类活动中扮演中心角色，进而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展。
——《每日新闻》
《瘟疫与人》是首屈一指的重要著作，一部地道的革命性著作。
——《纽约客》
看待历史的崭新观点，我从《瘟疫与人》中受益匪浅。
——威尔•杜兰特，美国作家兼历史学家
《瘟疫与人》提出了非常创新，也极具挑战性的历史概念，令人阅读时欲罢不能。这本
书企图引起轰动，而它也的确办到了！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美国记者，普利策奖得主
疫病妨碍了中国早期南方文明的发展
在远东，自公元前 600 年起，耕作在黄河流域冲积平原上的中国农民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农业活动突破了早期仅限于半干燥的
黄土地区的地理边界，并且把主产农作物从小米转为水稻。把巨大
的冲积平原改造成星罗棋布的稻田，意味着每片稻田都配备有可调节的水道，需要大量劳动力来进行筑堤、排水、修造运河以及开垦沼泽地等农务。此外，为了防范河水泛滥，整个农作区还必须修造全面而复杂的水利工程体系以驾驭桀骜不驯的黄河。
黄河在地理意义上是世界最为活跃的大河。在较近的地质年代，
它合并了来自其他排水系统的重要支流，在流经中游的黄土地区时，
侵蚀了大量泥沙，使河道日益加深。而当挟带淤泥的河水流经一马平川的冲积平原时，流速减慢，上游大量的侵蚀物便沉积下来。结 果，泥沙很快在冲积平原上抬高了它的河床。而当人们开始用人工堤坝限制水流时，麻烦出现了，堤坝只能逐年加高，以应付河流底部的沉积导致的河床升高，“
悬河”由此形成了。为把河流局限在堤坝内，需要大量人力；堤坝中渗出的一桶水，若不加以及时补救，
都可能迅速扩大而成为激流；或许只要几小时就可以在堤坝中撕开裂口，而一旦出现大的裂口，整条河流就会溢出人工河道，奔向新 的更低的河道。这条大河在历史上曾多次改道，徘徊于山东高地以北（像目前这样）或以南，幅员达数百英里。
黄河地理上的不稳定性，虽因人类的活动而加剧，但总体上非 人为所致，所以河流要完成更稳定的调整仍需经历地质时间长度。 而另外一个影响早期中国生态平衡的因素，则主要是人类的活动。 比如，在政治层面上，因稻田耕作而扩大了的食物来源支持了几个世纪的王侯战争，直到公元前 221 年，一个征服者控制了整个黄河流域以及大片相邻地区。稍后，在经历了短暂的内战后，一个新的 王朝—汉朝，在公元前
202 年取得了主宰地位，并且至少在名义上统治中国直到公元 221 年。
由帝国官僚机器所维持的国内和平，可能降低了此前长期战
争对农民社会的蹂躏，然而汉代的和平也意味着建立在农民的稻田（或粟田）之上的人类双重寄生关系的强化。从同一农民人口中收租的私人地主和征税的皇室官僚无疑处在竞争之中，尽管他们相当有效地形成了相互支持的合作机制。他们的利益从根本来讲是一致的，
因为帝国官僚成员的大部分，实际上是从拥有土地的食利阶层中遴选出来的。
然而，在古代中国开始形成的巨型寄生平衡中存在着另一个强
有力的因素。随着中国地主对农民控制的加深，一套别具特色的行为观念也在地主和官僚阶层中扎下根来。这套观念通常被称为儒学（Confucian，直译为“
孔家学说”），“
孔圣人”（公元前 551—前 479年）做了大量的工作来阐述和界定这一新观念。儒家文化在帝国官僚和私人地主中的传播，造就了不断限制权力专制或滥用的精英阶层，
其重要结果之一是将对农民的压榨控制在传统的、多数情况下可以忍受的限度内。
到汉武帝（公元前 140—前 87 年在位）时，在中国社会内部，
农民和两大寄生阶级之间达到了相当稳定而长期的平衡，这一平衡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其中不乏周期性的变动，但并没有结构上的断裂。总的来说，地主和税务官征收的税收尽管繁重，但还没有过度 到使得中国农民难以满足生存所需的最低生活要求；否则，中国人口在黄河流域冲积平原和邻近地区，就不会进行缓慢却极其壮观的扩张，乃至向南进入长江流域；中国农民也不会为建立其上的传统文化和帝国结构提供不断强固的基础—尽管存在为数不少的地方性乃至全局性的问题。
现有的文献还不足以使我们准确地把握中国扩张的脉络。但可以肯定的是，直到汉代终结，南方的巨大拓展并没有发生。换言之，
从开始“驯化”黄河流域冲积平原时起，差不多过了 1000 年才在长江流域出现了类似的进展。
乍看起来，中国人在移居南方方面的迟缓，可能令人不解。因为这里并不存在难以克服的政治—军事障碍；其农业生态又有利于定居：温热的气候意味着更长的生长期，丰沛的降水消除了经常威胁北方旱地作物的旱灾之虞；而且，长江在流出西部群山以后即在湖区穿行，没有沉积物淤塞下游河道导致像黄河那样高悬河床的棘手问题。
这里的堤坝和人工渠网也不必承受北方那样的压力，构成黄河流域历史特点的可怕的、经常性的和不可避免的技术难题在此处也并不存在。
尽管存在这些明显的现实优势，一种既不见于史料也不见于人的肉眼，但我们仍然相信是非常强大的因素，却隐然阻碍着文明的
农村和城市生活迅速而成功地拓展到中国文化摇篮以南的地区：拓
荒的中国人在向南移入更肥沃的农业地区的同时，也正在攀爬异常
陡峻的疫病阶梯！
南下所遭遇的气候变化相当于从新英格兰到佛罗里达，但地理
状况和盛行的风向使这种变化远超北美东海岸这一段。群山的阻隔
使长江流域在冬季免受从蒙古高原吹过黄河流域的寒冷而干燥的西
北风的影响。而在夏天，当季风反方向吹来时，来自南海的湿热气流则保证了长江地区的充沛降水。同时，由于夏季季风在穿越山岭
到达黄河流域之前已降下了大部分雨水，黄河流域的降水经常不足
以抵抗非灌溉区的破坏性干旱。
结果，中国北方与南方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气候类型，南方湿热的环境中比北方滋生出了更多的寄生物。在整个黄河流域，严冬杀
死了那些无法借助冬眠抵御漫长严寒的寄生物；携带有疾病的南来寄生物更难以幸免，它们根本不能适应北方寒冷而干燥的气候条件。
秦岭以南的长江流域则不然。习惯于北方疾病环境的人们在适应南方迥异的疾病方式时不得不面临着可怕的问题。
此前，当中国农民从黄土地上的旱作转为黄河流域冲积平原的
灌溉农业时，他们肯定也经受了全新的、起初或许还很可怕的罹病
考验。但是与这一变化相联系的任何微寄生层面上的调整，都与更
显著的和更耗时的技术层面和巨寄生层面上的调整齐头并进。要发
展出与全流域治理黄河的规模相适应的水利技术，需要几个世纪的
努力；政治统一和在农民身上建立稳定的巨寄生关系也同等重要和
耗时。因此，对更大的罹病遭遇的适应极有可能与中国社会和技术
上的更显著的转型同步。
很难在两个平行的过程中明确区分哪个过程更为关键。但巨寄 生的平衡似乎形成得较晚。因为，直到公元前 3 世纪末期，中国政治—军事的稳定性格局才算建立起来。在此之前，战国时代（公元
前 403 年—前 221 年）诸侯争霸愈演愈烈，最后整个中国被一个半开化的国家—秦国在公元前 221 年统一了。到古代中国的巨型寄生平衡达到新的帝国规模的汉朝（公元前 202 年—公元 221 年），中国农民已有 400 年耕作稻田的历史了。如此长的时间提供了充足的机会，让灌溉农业的流行病远在巨型寄生关系稳定之前的几代甚
至几个世纪就在黄河流域稳定下来。
当中国农民从半干旱的黄土环境转为稻田里长时期的涉水劳作
时，这种转变肯定会产生显著的后果。但事实是，不管传染病如何盛行，新的传染方式都没有阻止人口的稳定增长，否则国家将得不
到足够的人力用于不断扩大的堤坝和水渠网的修筑和维护，更不必
说用于不断升级的大规模战争了。事实上，当稳定的帝国政府所需要的统治和道德基础与有关的工程技术一起，在公元前 3 世纪末期被建立起来时，除了疾病的障碍以外，已经没有别的什么因素能阻
止华中和华南的快速开发了。而中国移民只是在 5～6 个世纪之后才完成了对长江流域的定居，这一事实只能凸显疫病障碍的巨大。简
言之，来自干冷北方的移民的大量死亡使得南方在人口上无法迅速
地发展起来。
令人遗憾的是，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抽象的推断。正如中东的情况一样，几乎没有指望从古代文献中发现这些危害人类的病原体究竟是哪些。不过，古人在书中还是多少显露了他们对南方患病危险的意识，大约生活于公元前 145—前 87 年的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就曾写道：“
江南地卑湿，人早夭。”他还提到这一地区“
地广人稀”。这是权威性证据，因为司马迁为写史曾亲身游历这个地区。
在后出的文献中，南方之有害健康被视为当然，供南方游历者阅读的小册子为这里的恶疾开列了一些新奇的药方，
但作用无疑非常有限，据史载，被派往南方做官的人任期短且死亡率却高得出奇。
现代疾病的分布，仅就能够在中国地图上加以标识的而言，也证明了这一预期，即在湿热的南方会罹患更多的传染病。许多现代病的地域界线正好位于黄河与长江之间，气候模式的差异表明这样的疾病梯度乃自古已然。然而流传至今的中国医学经典通常掩盖了地域的差异性，因为中国医家习惯于将他们所认识的一系列疾病都围绕着流行的节气来组织。他们所记载的某些疾病，像疟疾，今 天或许还可以辨认得出；但对于许多别的疾病，想把它们同现代的传染病对应起来，则如同要把盖伦（Claudius Galen，古希腊名医）
的用词翻译成 20 世纪的医学术语那样困难。
疟疾，尽管偶尔也出没于北方，但只是在南方才成为现代的健康问题，[18] 事实上它可能构成早期中国南扩的主要障碍。另一种蚊子携带的疫病—登革热（与黄热病有关，尽管致命性在现代变低）
也影响着中国南部。像疟疾一样，登革热可能很早就存在了，静等着北来的没有免疫力的移民自投罗网。热病，包括定期复发的疟疾类热病，在中国古代的医学著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这也表明了它在中国人的早期扩张中意义重大。[19] 中国 19 世纪的本草学提到几种有效的退烧剂，甚至在欧洲医生的眼中，其有效性也可与进口的奎宁（Quinine）并驾齐驱。
血吸虫病是现代华南和华中的另一重大卫生问题。它的分布也
可能与气候界线相符。近期考古发现了一具确定年代为公元前2 世纪的尸体，保存完好，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慢性血吸虫病的症状。[21] 这也证明了早在拓荒者把长江流域发展到类似北方的水平以前，这
种疾病在中国已经存在了。
总而言之，在大约公元前 600 年后，中国人在应对黄河流域冲积平原的严酷环境上取得了极大成功，无论是在物质技术上、政治
上，还是在传染病的适应上。他们在大约公元前 200 年以后，又同样成功地在食物生产者和寄生其上的统治者之间形成了可持续的相
当稳定的巨寄生平衡。然而，在微寄生层次上，出现于公元元年前后的意义深远的调整尚在南部广大地区进行着。从公元前 211 年（或更早）即处于中国政治覆盖下的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直到汉朝消
亡（211 年）以后，因疾病造成的障碍还没有完全融入中国社会的有机整体，正如我们马上要谈到的，当时在其他地区也发生着剧烈而意义深远的疾病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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