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01126594
1. 探讨《史记》文本背后的文化积淀。《史记》文本简洁有力，留下了丰富的解读空间。如司马迁曾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评价李广，作者给出三种解读：一、“即使桃李不说什么，桃李树下也会自然有路形成。”这表明，只要为人品行高尚，人们就会被吸引而自发地聚集在他周围。这样的解释应属于儒家观点。二、“只要桃李不说什么，树下就自然会有路形成。”属于庄子的思想流派，是说不自作聪明地解释为人之道，顺其自然就能抵达至道。三、“桃李不说话，而树下却自然地走出了路”，既没有“即使”，也没有“只要”的意思。因为李广少言寡语，不善言辞，也不发牢骚。
2. 发常人未发之论，虽属一家之言，亦新人耳目。如对于首次轰轰烈烈的陈胜吴广农民起义，作者指出“陈胜在大泽乡决定发动起义，不过是饿鼠咬猫的故事而已”，接着分析陈胜“反抗统治权力的观念”更甚于“解救农民的观念”。这为封建时代农民起义为何走不出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怪圈作了富有知见的解释。
3. 比对史料，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如关于程婴和公孙杵臼的故事，只在《赵世家》和《韩世家》中有，《春秋左传》和《国语》中都没有讲到。作者通过钩稽史实比对史料，判定事件发端于“未亡人与人的通奸”。赵氏为了抹去不光彩的历史，“炮制出一个赞颂祖先名声的故事”。对于司马迁何以采信这个故事，作者作了合于逻辑富于同情的推理。
4. 关注边缘人物，深入人物内心世界，剖析人性隐幽。如作者在史料稀少的情况下，合理推测刘邦项羽鸿沟和议推手侯公的行为动机。再如，对于桑树下的饿汉示眯明报恩救赵盾后不留姓名的举动，作者指出“贵族和平民间不可通约的痛苦”使示眯明不愿意在“另一个世界的人”面前敞开自己。诸如此类，呈现出《史记》立足人文关怀的解读方法。
5. 融入樱花、武士道、俳句等日本元素，呈现历史上日中文化交流图景。作者解释日本人同样喜欢悲剧人物项羽，是因为项羽勾起了观赏樱花落英时的心情和无法抹去的英雄情结。日本人武田信玄使用写着“风林火山”字样的旗帜，即是从《孙子兵法》中取材。松尾芭蕉的《奥之细道》中写有这样的俳句：“象泻蒙蒙雨，淋打合欢树上花，楚楚赛西施。”即取材于《吴越春秋》中西施的故事。
《人物四十五讲》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精心刻画了春秋至西汉时期的50多个主要人物，旁及近1000个次要或不知名姓的小人物，或简叙其事，或仅记其言，笔墨虽少，亦得其神。走出成王败寇的历史惯性，立足人文关怀，剖析人性隐幽，构筑了形形色色、各具性格的《史记》人物画廊，演绎出可歌可泣的人性哀歌。
中文版序
日文版序
译者序
讲 厄运缠身
第二讲 不屈十九年
第三讲 家族厄运
第四讲 悲情名将
第五讲 恩怨分明
第六讲 忠义无悔
第七讲 淫乱与权势
第八讲 易水壮士
第九讲 追逐兔子的梦
第十讲 霸主末路
第十一讲 漂泊岁月
第十二讲 马肉飘香
第十三讲 桑树下的饿汉
第十四讲 与死者之约
第十五讲 知遇之恩
第十六讲 出奇制胜
第十七讲 “混小子”的报复
第十八讲 变革者的悲剧
第十九讲 宰相与车夫
第二十讲 功业之殇
第二十一讲 鼎之轻重
第二十二讲 怨恨的种子
第二十三讲 卧薪誓言
第二十四讲 苦胆励志
第二十五讲 富豪陶朱公
第二十六讲 门客的生计
第二十七讲 壮心不已
第二十八讲 漠北铁骑
第二十九讲 险途漫漫
第三十讲 土著与汉人
第三十一讲 鸿鹄之志
第三十二讲 乌江哀歌
第三十三讲 将军与统帅
第三十四讲 国士无双
第三十五讲 贫贱之交
第三十六讲 夜叉的嫉妒
第三十七讲 韬光养晦
第三十八讲 叛乱始末
第三十九讲 阿谀之徒
第四十讲 函谷关的蝴蝶
第四十一讲 理想与现实
第四十二讲 百家争鸣
第四十三讲 君子之仁
第四十四讲 成仙之道
第四十五讲 天道是与非
中文版序
笔者在十四五岁时读了《三国志》，这本书是由吉川英治撰写，经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于1951年出版发行。记得当时阅读过程中的心情随着刘备、关羽、张飞和孔明等人的命运而跌宕起伏。同一时期还看了《水浒传》，非常喜欢各位梁山英雄好汉，如宋江、林冲、花荣、鲁智深、武松和史进等人。《西游记》也是在初中时期读的，三藏法师去印度取经，漫漫征途，从天上到人间，从神仙到凡人，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以及各路神仙、妖魔鬼怪等交集缠斗，让人眼花缭乱，沉醉其中。
高中时期，笔者接触到杜甫、李白、王维，还有陶渊明与王安石等诗人的作品，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好感。尤其让笔者印象深刻的是辅佐唐太宗的魏徵在《述怀》中的两句诗句：“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此外东京上野国立博物馆陈列的牧谿、梁楷、马远等人的水墨画也令人赞叹，常看不厌。还有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笔者看到的只是复制品，但画作能如此精细地描绘当时开封的街市和风俗，仍然让人拍案叫绝。
二十岁那年，笔者读了《三国演义》和《金瓶梅》，还读了《史记》。由此了解到在中国古代，还有很多人的处世态度并不亚于《三国志》中的那些优秀人物，他们至今被奉为社会行为的楷模。在阅读《史记》的过程中伤神的，除了提及的众多人物间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渊源之外，非地名莫属。例如“管鲍之交”的故事中春秋时期管仲和鲍叔牙所处的齐国，“刎颈之交”中战国时期的蔺相如和廉颇所处的赵国，等等，这些让日本人感到陌生的人物和地名在书中比比皆是。然而要对书中提到的人物进行点评，一方面要了解各类官职和人物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还必须综观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两者缺一不可。在这些方面能否达到一定的理解深度，与读者资历相关。非中国历史专业的笔者为储备相关知识花费了十年时间。
后来也许是对《史记》情有独钟，经常带在身边翻阅。到了不惑之年，萌生了写一些有关《史记》读后感的念想。《论语》有“四十而不惑”之说，当时就决定从四十岁开始动笔，希望到“知天命”的五十岁时能写出一本书。日文版《史记点描》终于得以出版，是在笔者五十二岁的时候。
对于人物的评论，难免会因不同的评论者而有所差异。特别是由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不同地位，他们的评论有时会大相径庭。笔者深受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影响，又是在独特的日本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所以要分析《史记》中出现的各类人物，唯有从基本的人性角度出发，即“人为何物”、“人生应该怎样度过”。笔者认为，这个观念是人类共有的，也是评论人物的基础，其跨越了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即便是充分国际化的21世纪也同样适用。
中国与日本的交往历史悠久，几经变迁时至今日，展望未来的中国和日本，日中友好理应是两国人民努力追求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期望本书能对日中友好有所贡献，本书中文版得以出版，笔者不胜欣喜。
后在本书中文版出版之际，对于一直以来为出版此书不辞辛劳的张东辉先生、译者许云鹰先生和中华书局表示深深的感谢。
山崎正
2015年7月
日文版序
十七八岁时笔者就经常追问自己，“人为何物”、“人生应该怎样度过”。为解开心中这些疑问，笔者博览群书，体验书中人生的各种经历和情感。其中，《史记》所记载的众多人物，尽管形象各异，或让人喜爱，或让人生厌，却栩栩如生，引人入胜。相隔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并且超越地域，引发不同民族的共鸣，这些人物身上无疑具有人类内在的共性。正是抱着这样的认识，笔者写了《厄运缠身》及其他各讲内容。笔者从学生时代起经常阅读《史记》，至今兴趣不减。本书从《史记》中列举出读者有同感且能引发兴趣的历史人物和角色，目的就在于尽可能地抽象出各类人物的性格特点。本书当然不能与司马迁《史记》相提并论，之所以打算撰写本书而冒史学家质疑之大不韪，是基于两点考虑： 一是想表明阅读《史记》还可以有这样别出心裁的方式；二是希望会有读者认同笔者的见解。
常听人说《史记》难懂，笔者对此颇有同感，要读懂这本书绝非易事。如果从《史记》开头的《五帝本纪》开始读，那么很可能不等读到后就会中途放弃，尽管《史记》的几个日文版本都堪称上乘译作。显然《史记》难懂的原因不在翻译问题，而在于出场人物众多，前后脉络不清晰。另外，叙述简洁也是原因之一。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情况，也许是因为社会舞台空间过大，以及描述没能完全按照各朝代前后顺序展开。但是，只要拿出足够的耐心排除这些障碍，《史记》这本书就会勾起人们的求知欲望，使人越看越上瘾。笔者深信，读者感受到的无论是喜是悲，《史记》都会让人爱不释手。
为了避免因自己水平有限而曲解原文，本书尽量尊重《史记》原文的记述，但会不拘泥于原文的字句，做一些细微改动，以力求故事结构的完整性。补遗的作用旨在提供阅读《史记》时的相关资料，特别是出场人物的背景资料。就如讲到第三讲所显示的那样，本书大致上是以每三讲为一组的方式来说明各讲之间的相互关系。至于这样的做法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则完全取决于读者的评判。
笔者在学生时代是阅读日本平凡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全集”中的《史记》版本，由野口定男等人翻译，共上下两册。后来，让笔者钟爱二十多年的是日本筑摩书房出版的“世界文学系列”中的《史记》版本，共两册，为小竹文夫和小竹武夫翻译。另外，平凡社出版的同一全集中的《春秋左传》（由竹内照夫翻译），以及汲古书院刊和刻本正史版《史记》，都让笔者受益匪浅。本书引文部分，来自中国中华书局出版的十册本《史记》；引用《春秋左传》时则采用了由杨伯峻编著并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春秋左传注》（共四册）。为摆脱引用的繁琐，未完全注明引用出处，在此对被引用内容的原作者深表谢意。
三十岁过后，笔者就在想，自己到五十岁时，一定要对《史记》的思考和感悟加以整理和总结，但岁月离去的脚步太过匆忙，当年设定的年龄已成回首中的风景。今天能够努力完成本书的写作，得益于日本公人社大出明知先生的鼓励和关切，在这里谨表感谢之情。
一般人总认为中国古代史与现代日本的日常生活关系不大，其实不然。《史记》这本书恰恰就会在读者阅读深入过程中，展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画卷。本书记录了笔者阅读《史记》时的所思所想，其中或许会有许多误读和偏见，希望各位读者贤达之士不吝赐教，以便日后更正为盼。
山崎正
1987年9月
译者序
《史记》是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经典之作。对于这样一本内容丰富且厚重的中国历史著作，作为非历史专业的外国人，凭长年的爱好写出这样一本评论性专著，山崎先生的执着精神让人钦佩不已。不过展卷前，我对该书的内涵和可读性并不存有多少期待，但在浏览全书之后，书中的人物、情节和点评却久久地在眼前跃动，挥之不去；在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中，这些尘封已久的历史人物在书中如同被激活一样，无论是人的情感还是思想方面，都触及人性深处，不时在心中引发强烈共鸣。我作为本书中文版的译者尤其感到荣幸。
山崎先生撰写的这本书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特点：
一、 内容结构上的别具风格
全书共四十五讲，每讲分成“正文”和“补遗”两部分。“正文”部分是通过一系列的故事情节来描述主要人物的人生轨迹。“补遗”部分则是勾勒“正文”部分的主要人物形象，并给予全方位的扫描和透视： 首先是对主要人物的相关材料加以细节的补足和充实。由于《史记》作者司马迁唯恐汉武帝猜忌而招来杀身之祸，以及受到其本人对书中人物褒贬的影响，《史记》中的人物描述有时过于简洁，略显单薄。为此山崎先生从《汉书》、《春秋左传》等史书中提取相关史实记载，以补遗的方式使人物形象更为丰满和灵动；其次是根据“正文”和“补遗”中提供的时代背景和生活轨迹，并通过同类型人物的对比，对人物的行为动机和心理进行分析和评论；再次是山崎先生对于书中人物所阐发的点滴感悟和断想。“正文”故事和“补遗”说明的互为作用构成了本书的可读性框架。
二、 人物评论中的独特视角和深入解析
山崎先生的人物评论从“人为何物”和“人生应该怎样度过”的角度，通过生活经历、性格、环境影响、时代背景和观念等诸多方面予以展开，引导读者一步一步地去探究书中人物的行为动机和内心世界。由于“正文”的相关人物史料和故事为后面“补遗”部分作了铺垫，读者的思绪循着山崎先生的分析和议论，能较快地形成自己的判断，或是引起共鸣，或是引发进一步探究的好奇心。如同山崎先生所言，虽然相隔时代久远，但书中某些类型的人物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因此对于书中人物命运的深入了解，会使读者对于自己今天的命运有更多的思考。中国许多读者虽然对《史记》等中国古典史学著作中的历史人物耳熟能详，但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于历史人物的认知通常大同小异，流于概念化。而山崎先生作为一个外国人从不同的文化视角进行解读，使读者面前的历史人物形象鲜活而多面。
三、 人性探讨中的人生价值追求
“人为何物”、“人生应该怎样度过”的设问在书中反复出现，构成了本书深沉而悠长的主旋律。对于《史记》中的人物，山崎先生不是仅仅将他们作为历史遗迹而专注于史料真伪的考证，而是让读者穿越时空与他们进行情感和思想交流，去感悟人性在经历岁月风雨磨砺之后泛出的光华和阴暗。山崎先生爱好天文学，堪称日本业余天文爱好者中的佼佼者，因此他对人性的审视有着更广阔的视野。在他看来，人类历史是宇宙膨胀过程中的一部分。秉承这样的观念，本书对人性的探讨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从一个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眼光审视，人类的历史是如此漫长，然而从浩瀚宇宙的眼光审视，人类历史只是瞬间的瞬间。以不同的眼光审视，同一个人会产生不同的感悟，而山崎先生显然认为后者能使读者更深刻地把握“人为何物”和“人生应该怎样度过”这样的命题。书中没有对这个命题做出直接回答，不过当读者阅读完全书之后也许就会释然： 答案尽在不言中，并且山崎先生似乎期待读者有自己更好的诠释。
耄耋之年的山崎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深厚感情。对中国古典史学著作的喜爱和书写，贯穿了山崎先生人生的漫长岁月；《史记》和其他中国古典史学著作里的人物，在生活中不时地陪伴着他。就在不久前山崎先生还特地来到中国陕西西安，游走了三国时代蜀国谋臣诸葛亮的故地。他说，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到《史记点描》中文版在中国出版，为日中文化交流尽一份绵薄之力。如今中文版出版在即，想必中国读者从本书中不但能感悟到人生哲理，也能感受到山崎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炽热情怀。
译者 许云鹰
2015年7月
（6） 李陵之祸
在天汉二年（前99），发生了李陵战败投降匈奴一事。作为李广利三万远征军的别动队，李陵率五千步兵与匈奴作战。激战十几天后终弹尽粮绝而投降，这在讲《厄运缠身》中已有叙述。不仅作为军队主力的李广利没有战功，而且李陵战败投降，这使武帝作为伟大皇帝的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
从元狩四年（前119）起，时隔十六年的太初二年（前103），武帝开启与匈奴的战事不久，将军赵破奴就携二万士兵一同投降了匈奴。连续的败仗又让武帝再一次遭受打击。迎合武帝的群臣纷纷指责李陵的不是，也在情理之中。此时司马迁出来为李陵辩解说：“李陵与士卒们同甘苦共患难，已经让士兵拼尽了全力。从这一点看，他与古代名将比毫不逊色。尽管战败投降身在敌营，但也许他的真实意图却是想要获得赎罪机会报效大汉。事已至此，他已身不由己。不过他击败匈奴的功绩还是应该昭示于天下。”
从武帝的立场看，生下昌邑王的李夫人是自己的宠姬，他想要让李夫人的兄长李广利荣立战功。如果众人都在颂扬敢于以五千步兵与匈奴交战的李陵，那么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主力在归途中被匈奴击败后灰溜溜地逃回来，又该如何处置呢？在朝廷的这样一种气氛中为李陵辩解，武帝自然会产生误解，以为这是在影射乐人出身的李广利的不是。八年前开始担任太史令的司马迁为李陵辩解的举动，激怒了武帝，于是武帝下令对司马迁施以仅次于死刑的宫刑。对武帝而言，太史令不过是九卿中太常（奉常）的下属官员，毫不犹豫地迁怒于这位四十七岁的男子，以诬告罪来剥夺其男子性别，也只不过是下了一条命令而已。但很讽刺的是，武帝在不经意间，让自己的命令否定了自己作为英明皇帝的光环。按照命令被施以切除生殖器的男子以父子两代人的执着成就的事情，对于热衷于封禅仪式和长生不老术的人来说简直不可想象。
《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司马迁有一位叫任安的熟人。司马迁曾在给任安的书信中写道，自己曾担任过与李陵相同的郎中（侍中）职务，与李陵打过照面，但没有一起喝过酒，可以说交往并不很深。因此如果预见到为李陵辩护会遭受宫刑，那么或许不会一个人贸然去做辩护。那么出于何种原因，司马迁要为李陵辩护呢？笔者认为这完全是司马迁的正义感使然。
《廉颇蔺相如列传》和《孟尝君列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即有权势者的地方都会聚集很多人，而一旦失去权力就会少有人问津，这种现象司空见惯。面对人间这样可悲的社会现实，司马迁尽管十分清楚这是人的本性之一，但他的内心深处对此还是怀有排斥感。李陵战败后，群臣纷纷对李陵加以责难，正因为如此，司马迁才同情李陵及其家属，为李陵的孤立无援而难过，并奋起辩护。
司马迁对众多的历史人物太熟悉了，假设他困惑于是否要出头为李陵辩解，那么许多伟大人物就会一个又一个地掠过他的脑海。例如要澄清君主的不实之辞，就有敢于经受拷问的贯高；如果是鲍叔牙在的话，他又会怎样做呢？作为游侠的朱家，又会怎样呢？这样的结果根本就不用问。
总之，安于做文字官吏的另当别论，一般人都不愿意自己信奉的观念封闭在心里而默默地离开人世。正是基于这样的意识，司马迁才欲罢不能地挺身为李陵辩护。这时支持司马迁的，也许说是游侠精神比正义感更恰当。并且司马迁的辩护还隐含着伏笔，那就是自从听到父亲的遗言后，司马迁心中充满着对武帝的严厉批评。下面从长生不老术、封禅以及人才使用的观点出发，对这些批评加以分析。
从《封禅书》的内容可以看出，长生、游仙之言论都是有人为巴结武帝而刻意为之，武帝受蛊惑轻信李少君、少翁、栾大和公孙卿等仙人和鬼神方士。书中的记述似乎在轻描淡写似地陈述事实，但其目的绝不是赞颂武帝。读了这些或者故意或者偶然的洋洋洒洒的文字后，甚至让人以为作者是拼命地要告诉读者，人类是多么愚蠢：对于长生不老，谁都知道绝无可能，却还要一味追求。
笔者认为司马迁拈出游侠出身的刘邦作为比较，从而否定受方士蛊惑的武帝是伟大的皇帝。司马迁因为其父亲不能参加封禅仪式而满怀怨恨，也许因此才使用了特别辛辣的文字。大概司马迁认为，甚至齐桓公都因管仲劝说而终止封禅仪式，是因为只有具备大德的王者才能举行封禅仪式，而武帝并不具有这个资格。司马迁在评价中还隐含有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尽管采用武力扩大了汉民族的区域，但那些区域并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被汉民俗同化。他们也并不会甘心臣服于大汉皇帝，因此从为此耗费的巨大人力和财力来看，武帝的作为根本算不上功绩。
司马迁以列传的形式记录了位于汉文化圈外的各民族，比如《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等等。由于并不把这些少数民族视作另类，因此他对于武帝的对外扩张政策，不愿意无条件肯定。读者甚至可以认为，在司马迁眼里，武帝不是一位英明的天子，而是一个带有自大妄想症的灾星。
对于武帝的人才使用方面，司马迁也表示出了相当的不满。武帝十六岁即位后立即让人推荐贤明方正敢于谏言之士，向天下广招人才，表现出求贤若渴的姿态。在武帝祖母窦太后在世时，武帝对录用儒生还有所忌惮，但即位六年后这样的障碍就不再存在。从公孙弘开始，儒家学者就陆陆续续地就任官职。目睹这样的人才使用，对遵照父亲的遗言而着手编写《太史公书》（即《史记》）的司马迁而言，现在已经没有像受人尊敬的晏子和子产那样的人物，同时也看不到让人心生佩服的铮铮铁骨的硬汉。《酷吏列传》提到的张汤、义纵、王温舒、杨仆、减宣、杜周等人均为武帝重用的跳梁小丑，所以对于武帝的批评，自然也就势在必行了。
于是积怨日深的司马迁把为李陵辩护当作自己发泄不满的渠道。而与此同时，在不远处已经有宫刑在虎视眈眈地向他迫近。
（7） 无语的泪
司马迁被施以宫刑，是在天汉二年（前99），这时李陵的家族还未被诛杀。司马迁的行刑是否立即执行，也无法考证。按照王国维和郑鹤声的说法，司马迁被从监狱释放的时间是太始元年（前96）。因此司马迁在监狱度过了三年时间。在这期间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这里略加说明。
件事是当时能够用金钱充抵刑罚。例如张骞因为没赶上与匈奴会战的日期，被判斩首罪，之后以钱抵罪，结果被贬为平民（第二十九讲《险途漫漫》）。作为司马迁来说，大概也想到了用五十万钱来充抵宫刑这种为世人不齿的刑罚。据《汉书·司马迁传》记载，司马迁曾在给熟人任安的回信中描述到自己的处境，他称自己“很早失去父母，也没有可以相互帮助的兄弟，处于孤身一人的状态”。另外，太史令不是高级官僚，司马迁的家族也非豪族，所以他无法筹足用以赎罪的钱款。
留下《货殖列传》一文的司马迁对钱财应该不会排斥。虽然不清楚此列传完成于司马迁受刑之前还是之后，但我们没有必要去联想导致秦王朝灭亡的赵高就是宦官的例子。司马迁因为没有足够的钱赎罪，所以只能蒙受耻辱做一个宦官。可以说司马迁的叹息和绝望感已经超越了常人的想象。这时的司马迁遭受身心侮辱的状况在给任安的信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让司马迁叹息的还有一件事。对于陷入困境的司马迁，竟然没有一个人向他伸出救援之手。如果制定太初历时共事过的壶遂还健在的话，也许还能帮他洗脱无中生有的罪名。但如果不慎冒犯武帝则可能会诛杀家族，那么也没有人敢于为司马迁辩护。当年彭越被处以死刑后尸首被扔在街市时，据《季布栾布列传》记载，刘邦曾发布法令：“有收尸者予以逮捕。”因此众人害怕，没人敢接近尸体。后来还是他作为平民贫穷时的朋友栾布安葬了他。《刺客列传》中聂政姐姐荣惋惜弟弟被杀时其名字仍不为世人所知，不惜生命为弟弟扬名。而司马迁却没有一人来帮助他。究其原因，是司马迁与上司和同事的日常关系不好?还是没有碰上能结成刎颈之交的朋友?抑或是朝廷中尽是一些唯恐武帝生气的胆小鬼？对此虽不可轻易地以主观推断，但总而言之未见有人替他辩护。这恐怕让司马迁又一次对人生感受到彻底绝望。
但是司马迁没有自杀，因为他必须完成从父亲一代就开始撰写的《史记》，这一使命感将司马迁从对生命的绝望中拯救了过来。
司马迁被关在监狱期间想了什么，我们无从揣测。但在被关进监狱的初一段时间，之所以不管怎样都不屈服，是因为他不相信为李陵辩护是错误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对以往积累的知识和感悟进行总结，在对“天道是与非”的自问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这时他已经达到了超越是非善恶的境界，他感悟到可以不用对为李陵辩护是对是错而感到纠结。就如《廉颇蔺相如列传》的评论中说的那样，要死并不难，难的是死得要有意义。司马迁忍受屈辱，选择了完成《史记》，延长了有意义的生命。
（8） 晚年
走出监狱的司马迁，与进监狱之前的那个司马迁已经是判若两人。自然无为观的老庄思想，强有力地支撑着司马迁的信念。老庄思想，在司马迁入狱之前不过是文人间的谈资；而出狱后，对于从生不如死的痛苦中挺过来的司马迁而言，则成了后的祭坛。上天总是与正义者站在一起的美妙幻想破灭了。在狱中这段时间，司马迁恐怕已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
忍受耻辱生存下去，就是为了不惜以生命的代价来坚决完成《史记》。他认为《史记》中只提出“天道是与非”的问题，至于怎样确定是非善恶，他坚信后世的读者会给出答案。既完成了《史记》，又提出了问题，司马迁不单是实现了父亲的遗愿，还完成了自己设定的使命，即将当前的毁誉褒贬置之度外，尽自己所能把一切记录下来流传后世。
司马迁要从阅读这本书的人中寻求现世没有获得的朋友，如果这样的朋友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出现的话，他就能获得武帝梦寐以求而不得的永生。如果历史学家的事迹能在其肉体消灭后留存，司马迁就能名垂青史。因此，作为《史记》通篇的总论，司马迁写了将“天道是与非”作为主题的《伯夷列传》。司马迁想要做的，不是论证伯夷和叔齐在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也不是《齐太公世家》在“桓公二十三年”的章节中说的那样，记录孤竹国的风俗。对于将史官视为天职的司马迁来说，就是要顺应自然无为的趋势。司马迁所指向的目标是要以叙述历史事实的形式，解答“人为何物”的问题。《史记》作为历史著作的经典时至今日仍能被广泛阅读，足以说明司马迁已经获得不朽。
司马迁因太始元年（前96）大赦而出狱后，成为由宦官出任的中书令。这个官职属于九卿中的少府，职能是将其他官署提交的文件呈交给皇帝。显然这时的司马迁就等于是接触到了汉帝国的机密。其月俸为九十斛，比太史令还多了二十斛。不过司马迁并不将其视为已年届六十一岁的汉武帝所给予的恩宠。《汉书》没有记录完成《史记》后的司马迁的动向，传说司马迁于太始四年（前93）去世，但并不确定。
据《太史公自序》记载，《史记》的正本被收纳在书府以备丢失，副本为供后世正人君子的评判而保留在长安。征和二年（前91），武帝指使阴险的江充施展巫术设下奸计，在长安城内围剿三十八岁的皇太子及其追随者，五天后皇太子被逼自杀。这一事件使得昔日的英明天子光环不再，四年后的后元二年（前87），武帝七十岁时驾崩。
2. 无解的命题
对于“人生应该怎样度过”的问题，如果以宋襄公、张良和司马迁的经历为例来加以说明，那么这个问题会变得非常复杂。如果再搬出公孙弘的例子，那更会让人不得其解。笔者试图从两千年的岁月沧桑中寻觅答案，可至今仍然不时陷入对人生归宿的困惑中。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提出知天命，不过是妄谈。
一般而言，一个人接受何种观念完全是自己决定的，然而，这看似容易实际上却远非如此，因为在日常生活中观念总是在发生变化，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即便想要与某些观念不离不弃，但却往往看不到这些观念的客观根据和现实回应。
3. 立足宇宙看人性
宇宙大爆炸理论是宇宙起源理论之一，已为大多数科学家所接受。20世纪20年代科学家观测发现，距离地球越远，宇宙天体离开地球的速度越快，这表明整个宇宙仍在膨胀。1965年，天文科学家又偶然发现了存在于宇宙中的放射波，并推算出整个宇宙的温度为2.7度，这被认为是宇宙初期高温状态下的残留温度。结合关于宇宙膨胀的认识，科学家认为，宇宙在距今二百亿年前发生了大爆炸，至今仍在继续膨胀，这就是宇宙大爆炸理论。
根据这个理论，宇宙呈现的是均质与各向同性，无中心可言。无论是银河系、太阳系、地球，还是人类社会，都包含在这个正在膨胀的宇宙之中。而人类历史也能看作是宇宙膨胀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以这样一个宇宙理论为前提，那就表明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都是相对的，不存在尺度。人物评论的标准也是每个人自己决定的，无法摆脱相对范畴。
那么每个人做出的决定，是个人意志的产物，还是只不过是宇宙膨胀过程中必然产生的构成部分？至今仍无解。
司马迁后已经过两千多年时间，我们不能不说，人类仍然在迷茫和过失中漂浮游移。能够解答清楚人类所有问题的时代会否到来，对此难于预测。假设出现那一天的话，那么“天道是与非”这样的问题又会得到怎样的解答？其与司马迁给出的结论会是一致吗？
节选自第四十五讲《天道是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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