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74605
★史学大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重要的代表作，历30余年而成的心血巨著。
★从1789年到1991年，从法国大革命到冷战结束，全面展现200多年以来现代世界的巨变进程，被赞誉为一套“无与伦比”
“史诗般的” “殿堂级的历史杰作”。
★“深入的历史研究和卓越的叙事技巧”完美结合，简洁、生动、优雅并极具洞察力，普通读者了解现代世界史的*入门读物。
★翻译成40多种语言，累计销量突破500万册，成为全球持续畅销的经典名著。
★入选英国《卫报》“有史以来100部*伟大的非虚构图书”、中国出版集团“改革开放30年*影响力的300本书”。
《帝国的年代 : 1875—1914》是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的第三部。
资本年代的矛盾渗透并支配了1875年至1914年这帝国的时代。一方面，凯歌高奏的资本主义国家迎来了日趋稳定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实现了科学、艺术的伟大革新，并将其经济和军事上的霸权正式转化为有系统的征伐、兼并和统治，使世界进入一个殖民帝国的时代。另一方面，这一切又不可避免地激起了反叛和革命的合并力量。工人阶级大规模、有组织的运动在这一时期突然出现，并且要求推翻资本主义。帝国格局也慢慢演变成一种越来越恶化，而且超出各国政府控制能力的国际形势，*终导致*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西方世界，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繁荣的时代，而又同时孕育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战争和对革命的恐惧。之后的世界所面临的希望和恐惧都直接根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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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识丛书：（见识城邦出品）
《时间地图：大历史，130亿年前至今》
《太阳底下的新鲜事：20世纪人与环境的全球互动》
《革命的年代：1789—1848 》
《资本的年代：1848—1875》
《帝国的年代：1875—1914》
《*的年代：1914—1991》
《瘟疫与人》
《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
《守夜人的钟声：我们时代的危机和出路》
《1913，一战前的世界》
《一万年的爆发：文明如何加速人类进化》
《犹太文明：比较视野下的犹太历史》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和现代中东的诞生》
《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
《科学的发明：科学革命新史》
《竞逐富强：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与社会》
《无义之战：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权力》
《审问欧洲：二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
《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
《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
……
序言
序曲
第一章
百年革命
第二章
经济换挡
第三章
帝国的年代
第四章
民主政治
第五章
世界的工人
第六章
挥舞国旗：民族与民族主义
第七章
资产阶级的不确定性
第八章
新女性
第九章
文艺转型
第十章
确定性的基石：科学
第十一章
理性与社会
第十二章
走向革命
第十三章
由和平到战争
结语
序曲
回忆就是人生。由于总是一群活人在回忆，它遂成为永恒的演进。它受限于记忆和遗忘的辩证法，觉察不出自己连续的变化，它可以有各种用途，也可以做各种控制。有时它可以潜伏很长的时间，然后突然复苏。历史永远是为已不存在的事物所做的片面和有问题的复原。记忆永远是属于我们的时代，并与无穷的现在依偎相连。历史是过去的再现。
——诺拉（Pierre Nora），1984年
除非我们同时也明白基本结构上的变化，否则只描述事件的经过，即使是以全世界为范围，也不大可能使我们对今日世界上的各种力量，有较佳的了解。今天我们最需要的是一种新构架，一种新的回溯方式。这些也就是本书所想要呈现的。
——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19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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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夏天，有一个年轻女孩从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的一所中学毕业。对那时的中欧女孩来说，这是相当不寻常的成就。为了庆贺她毕业，她的父母决定送她出国旅行。不过在当时，让一个富裕人家的18岁女子单独暴露于危险和诱惑之下，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因此他们想找一位适当的亲戚来照顾她。幸运的是，在过去几代由波兰和匈牙利西迁致富而且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亲戚中，有一家过得特别好。奥尔贝特（Albert）叔叔在地中海东部各地——君士坦丁堡、士麦那（Smyrna）、阿勒颇（Aleppo）和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开了一家连锁商店。在20世纪早期，奥斯曼帝国和中东有许多生意可做，而奥地利长久以来便是中欧对东方贸易的窗口。埃及既是一个适合文化自修的活博物馆，又是一个国际性的欧洲中产阶级高级聚居地。在当地用法文很容易沟通，而这位小姐和她的姐妹，在布鲁塞尔附近的一家寄宿学校已学会流利的法文。当然，埃及有许多阿拉伯人。奥尔贝特叔叔欣然欢迎他的亲戚。于是这位小姐乘坐一艘轮船由的里雅斯特港（Trieste）前往埃及。该港是奥匈帝国的主要港口，碰巧也是乔伊斯（James Joyce）的寄居地。这位小姐便是作者未来的母亲。
若干年以前，一个年轻男子也旅行到埃及，但他是从伦敦去的。他的家庭背景普通得多。父亲是在19世纪70年代由俄属波兰移民到英国，以制造家具为业。他在伦敦东区和曼彻斯特（Manchester）过着不稳定的生活，尽量设法养育他原配所生的一个女儿和继室所生的八个儿女（其中大多数是在英国出生）。除了一个儿子以外，其他的孩子都没有经商的天分或意愿。只有最小的孩子有机会受到一点儿教育，日后成为南美的采矿工程师，当时南美尚是大英帝国一个非正式的部分。然而，所有的孩子都热衷于学习英文和英国文化，并且积极地英国化。其中一个后来成为演员，一个继承家中的家具制造业，一个成为小学教师，另外两个进入当时正在发展中的邮政服务业。那个时候，英国刚占领埃及不久（1882年），因此，其中一个兄弟便到尼罗河三角洲上代表大英帝国的一小部分——埃及从事邮政和电信工作（Egyptian Post and Telegraph Service）。他认为埃及很适合他的另外一个兄弟，这个兄弟非常聪明、和气，有音乐天分，运动样样精通，并且具有轻量级拳赛冠军的水准，如果不需要靠自己谋生，他的特质可让他的生活过得十分惬意。事实上，他正是那种在殖民地的运货业事务所工作远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工作更容易的英国人。
这个年轻人便是作者未来的父亲。因此，他是在帝国年代的经济和政治活动使他们相聚的地方遇见未来的妻子的。这个地方便是亚历山大港郊外的运动俱乐部，后来他们的第一个家便在这个俱乐部附近。在本书所谈的时代之前，在这样的地方发生这样的邂逅，并使这样的两个人缔结姻缘，都是极端不可能的事。读者应该知道原因何在。
然而，我以一件自传式的逸事作为本书的开始，有更严肃的理由。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在历史和记忆之间都有一块不太明确的过渡区。这块过渡区是介于两种过去之间，其一是可相对不带感情予以研究的过去，其二是掺杂了自身的记忆与背景的过去。对于个人来说，这块过渡区是由现存的家庭传统或记忆开始的那一点起，一直到婴儿时代结束——也就是，比方说，从最老的一位家人可以指认或解说的最早的一幅家庭照片起，到当公众和私人的命运被认为是不可分开而且互相决定的时候止［“我在战争结束前不久遇见他”；“肯尼迪总统（Kennedy）一定是在1963年死的，因为我那个时候还在波士顿”］。这块过渡区在时间上可长可短，它特有的模糊和朦胧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是，永远会有这么一块时间上的无人之地。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或对于任何人来说，它绝对是历史最难把握的一部分。对于作者本人而言，由于作者在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出生，而父母在1914年时分别是33岁和19岁，帝国的年代正好处于这个不太明确的区域。
但是，不仅个人如此，社会也是这样。我们今日所生活的世界，其男男女女大致是在本书所讨论的这个时代成长，或在其直接的影响下成长。或许在20世纪将要结束的此刻，情形已不复如此（谁又能确知），但在20世纪的前2/3，情形确实是这样。
比方说，让我们来看一看对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名单：1914年时，列宁［Vladimir Ilyich Ulyanov（Lenin）］44岁，斯大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Dzhugashvili（Stalin）］35岁，小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30岁，凯恩斯（JMaynard
Keynes）32岁，希特勒（Adolf Hitler）25岁，阿德勒（Konrad Adenauer，1945年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缔造者）38岁，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40岁，甘地（Mahatma Gandhi）45岁，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25岁，毛泽东21岁，胡志明22岁，铁托［Josip Broz（Tito）］与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 Bahamonde）同岁，也就是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小两岁，比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小9岁。再看一看文化领域内的重要人物。比如根据1977年出版的《现代思想辞典》（Dictionary of Modern Thought）所选录的文化人物为抽样标准，其结果如下：
1914年或之后出生者23％
活跃于1880~1914年间，或在
1914年已是成人者45％
出生于1900~1914年间者17％
活跃于1880年前的15％
由此我们可明显看出，即使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们仍认为帝国的年代对这个时代的思想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论我们同不同意这个观点，它在历史上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因此，不仅是少数与1914年前直接有关的在世者，面临着如何看待他们的私人过渡区的问题，而且，在比较非个人的层次上，每一个活在1980年的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因为1980年乃是由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个时代所塑造的。我不是说较远的过去对我们而言较不重要，但是它与我们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处理遥远的时代时，我们知道自己基本上是以陌生人和外来者的身份面对它们，很像西方的人类学家着手调查巴布亚（Papuan）的山居民族一样，如果它们在地理上、纪年上或感情上是足够遥远的，这样的时期，便可以完全通过死者的无生命遗物——书写、印刷或雕刻、物品和形象而存在到今日。再者，如果我们是历史学家，则我们知道我们所写的，只能由其他这样的陌生人来判断和纠正——对于这样的陌生人而言，“过去也是另一个国度”。我们的确是借由我们自己的时代、地点和形势来假设过去，也倾向于以我们自己的方式重新塑造过去，去看待那些我们的目光可以洞悉的事物，以及那些我们的看法允许我们认出的事物。不过，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也带着我们这一行惯用的工具和材料，研究档案和其他一手资料，阅读数量庞大的二手文献，一路走过我们前辈学者许多代以来所积累的辩论和异议，走过不断变化的风尚和不同的解释与重要的阶段，永远好奇，（也希望能）不停地问问题。但是，除了那些以陌生人身份争论一个我们不复记忆的过去的其他当代人以外，我们的工作也不会遭遇什么阻力。因为，甚至我们以为我们所知道的1789年法国或乔治三世英国，也是我们通过官方或民间学究所学得的第二手或第五手知识。
当历史学家想要努力钻研仍有目击者存活的时代时，两种相当不同的历史概念便互相冲突，或者，在最好的情形下，互相补充：学术性的和实际存在的、档案的和个人记忆的。由于每个人都已在心中与自己的一生达成妥协，因此每一个人都是他们身处时代的历史学家。如同冒险进入“口述历史”领域的人所知道的，从绝大多数人的观点看来，这样的历史学家都是不可靠的，但是他们的贡献，却有基本的重要性。对那些访问老兵和政客的学者而言，从印刷品上所得到的资料，将较接受他们访问者记忆中的资料更多也更可靠，但是他们却可能误解这些文字上的资料。而且，不像研究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学家那样，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被那些曾经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加以纠正。这些人回忆往事，摇摇头说：“但是事情根本不是这样。”不过，彼此对峙的这两种历史观点，在不同的意义上都是对于过去的合乎逻辑的重建。历史学家有意识地以为它们是如此，这样至少可以予以说明。
但是，不明确区域的历史则不同。其本身是有关过去的自相矛盾未能完全理解的形象。它有时比较模糊，有时显然精确，永远是由学术与公众和私人的二手记忆所传达。它仍是我们的一部分，但不再是我们个人所能影响的。它所形成的，类似那些斑驳的古代地图——充满了不可靠的轮廓和空白，搭配着怪物和符号。这些怪物和符号被现代的大众媒体所夸大。正因为这个不明确的区域对我们而言很重要，遂使媒体也对它全神贯注。多谢媒体的恩赐，这种片段和象征的形象至少在西方世界已成为持久记忆的一部分：“泰坦尼克”号邮轮（Titanic）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它在沉没后的75年，还具有最初的冲击力，不断出现在报纸杂志的大标题中。而当我们为了某种原因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一时期，我们心头闪过的这些形象，比起以往那些常使非历史学家联想起过去的形象和逸事［当无敌舰队接近英国时，德雷克（Drake）在玩滚木球游戏，玛丽-安托瓦妮特（MarieAntoinette）的钻石项链或“让他们吃蛋糕”，华盛顿特拉华河（the Delaware）］，与时代的联系更密切。后面这些形象和逸事没有一件会片刻影响到严肃的历史学家。它们超出了我们的领域。但是，即使我们是专业人士，我们能保证以同样冷静的态度，看待帝国时代那些已成为神话的形象，如“泰坦尼克”号邮轮、旧金山大地震和德雷福斯案件（Dreyfus）吗？
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相比较，帝国的时代都更大声疾呼要求脱去神秘面纱，正因为我们（包括历史学家在内）已不再置身其中，但是又不知道它有多少尚在我们里面。这并不意味着它要求揭露或揭发贪污腐败（它所肇始的一项活动）。
……
“年代四部曲”代表了“二战”后史学写作的高峰。很难想象除了霍布斯鲍姆，还有谁能持续写出如此高水平的著作。别人激动、喧闹，他冷静；别人愤怒、粗心，他讽刺挖苦、不偏不倚；别人求助于陈词滥调或体系时，他明察秋毫。霍布斯鲍姆写出这四本书这一成就*吸引人之处在于他贯穿始终的泰然自若，既非过于单纯，又不太过世故、愤世嫉俗，他恢复了人们对理性探究的信心。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东方学》《知识分子论》作者）
我认为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直到今天仍是近现代世界史的*入门读物……霍布斯鲍姆的政治立场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位真正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好的作品都具有非凡的知识广度和深度，优雅、明晰，同情小人物，喜欢讲述细节。我和他都认为，是经济变化塑造了现代世界。他站在工人和农民一边，我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友谊。
——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文明》《西方的衰落》作者）
当代英语世界的历史学家中存在着“霍布斯鲍姆一代”。这个群体极具辨识度，他们大约在1959年到1975年进入历史学领域。虽说这些人对历史所下的许多结论与霍布斯鲍姆不再一样，然而正是霍布斯鲍姆的著作影响了他们的学术兴趣……而霍布斯鲍姆对我们的历史认知带来*持久影响的作品就是“年代四部曲”。
——托尼·朱特（Tony Judt，《战后欧洲史》作者）
进步主义政治史界的巨人，影响了整整一代政治和学术领袖。他的史学著作是*等级的学术作品，但又饱含了深刻的同情和正义感。他孜孜不倦地鼓动人们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英国前首相）
20世纪*清醒、深睿、无畏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影响，已经流淌进了巴西的血液。
——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巴西前总统）
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并对政治充满激情……一位把历史研究带出象牙之塔，带给普罗大众的伟大学者。
——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英国工党领袖）
当你合上霍布斯鲍姆的某一本书时，感觉就像结束了一场激烈的壁球比赛，筋疲力尽而又备受鼓舞。
——戴维·S·兰德斯（David S.
Landes，著名经济史学家、《国富国穷》作者）
霍布斯鲍姆已经阐明了许多题材和论点，从17世纪到20世纪末、从印度到拉丁美洲，其涵盖面之广令人诧异。他拥有极富创意的心灵和罕见的天赋，得以构思出新的概念并加以宣扬，而且这些新概念对之后的历史创作影响深远。就史学方面的才智而言，学界无人可出其右。
——凯斯·托马斯（Keith Thomas，著名学者）
霍布斯鲍姆百科全书般的知识面要归因于他对一切事物的无尽好奇心，以及他在维也纳、柏林和伦敦这样的世界主义大都市的成长经历。
——理查德·J·埃文斯（Richard J. Evans，著名历史学家、《第三帝国三部曲》作者）
与这位瘦削的老者聊上几句，你就会被他带回波澜壮阔的革命与战争年代。再平庸的人，与霍布斯鲍姆相处过一段时间，都会变得睿智而心思缜密……他深谙畅销读物的写作技巧，那些以工业和帝国为主题的系列著作，让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获得了触摸历史的机会，这是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学院学者做不到的。
——特里斯特拉姆·亨特（Tristram
Hunt，英国新锐历史学家、工党下院议员）
霍布斯鲍姆是现代权威的史学家……他开创了对公众抗议、暴乱和起义的研究，他的著作对社会科学家和对历史学家一样重要。
——《泰晤士报》（The
Times）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可以说是英国*受尊敬的史学家，是极少数真正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史学家之一……无论是在对细枝末节的掌握上，还是在非凡的综合能力上，罕有其匹。
——《卫报》（The Guardian）
他似乎既从容不迫又熟练自在地徜徉于许多地点、主题和世纪之中，时而语带幽默并展现出难得一见的天分。尽管霍布斯鲍姆的特质与布罗代尔颇为不同，但他拥有同样宽阔的视野、深入的观察能力、朝气蓬勃的精神以及（不得不再度强调的）天分。
——《世界报》（Le Monde）
相比标新立异和故作高深，使作品变得简洁、生动、有趣，远需要更多的天赋和勇气。这部出色的作品就充分显示了这两种品质。如同前两部作品，浩如烟海的知识在书中举重若轻，旁征博引的能力也无人能及。
——大卫·坎纳丁（David
Cannadine，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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