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751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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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著名汉学家劳费尔将中国及亚洲诸国的博物学研究与古代中亚、内亚语言文字研究两个领域结合起来的代表作。作者尽可能运用汉语、日语、古今伊朗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和西方古典学的材料，广泛吸取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因而可称为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汉学家劳费尔将中国及亚洲诸国的博物学研究与古代中亚、内亚语言文字研究两个领域结合起来的代表作。作者尽可能运用汉语、日语、古今伊朗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和西方古典学的材料，通过对植物及物产进行考证，阐述了中国和古代西域植物的传播关系，此外还包括关于中亚纺织品、矿物和汉籍著录的萨珊王朝的官制以及对伊朗记录的与中国有关事物及其名称的考证。
目 录
劳费尔及其名著《中国伊朗编》
SINO-IRANICA(Berthold Laufer)
在线试读
劳费尔被认为是“在太平洋此岸，就知识的渊博和对主要资源掌握而言，堪比沙畹与伯希和的学者”。他精通汉语、藏语和其他多种语言，熟悉汉文典籍，而且在人类学、语言学、植物学、矿物学和科学史方面都有深厚造诣，是20世纪西方重要的汉学和东方学家之一。他著作等身，而且极具原创性和前沿性（就其发表的年代而言）。1907年，他就用德文发表了关于满文文献的名篇。1916年，在原始资料公布还不充分的情况下，就撰写了关于西夏语的长篇论文，并一直受到西夏学界的关注和重视。而他关于博物学的大量论著，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就有中国学者将这些文章编译成中文，直至如今。在余太山、李锦绣主编的《欧亚译丛》辑上就刊登过劳费尔发表于1906年的《中国和欧洲的鸟形车》（载于该书
188-200页，商务印书馆 2015年版）。劳费尔关于藏学的论文，如《吐蕃的鸟卜》 (1914年)、《藏语中的借词》
(1916年)、《西藏文字的起源》 (1918年)等等，虽然发表至今已超过一个世纪，但依然具有学术价值，堪称学术史的宝贵遗产。
劳费尔在其一生中多数的时间里，不仅从事着繁重的学术和行政工作，并且多次进行田野考察，包括深入中国青藏地区进行调查。他勤于笔耕，已发表的著作就多达
250多种。为了方便阅读和研究，德国汉学家、满学家和图书馆学家Hartmut
Walravens在1976年、1978年和1986年编辑出版了三辑《劳费尔文集》 (Kleinere Schriften von
Berthold Laufer)，除了论文外，还有劳费尔参加的考察活动的资料和他与各国学者的通信，很有史料价值。1987年，H.
Walravens与印度学者 Lokesh Chandra（世主月）合编了《汉藏研究文集》 (Sino-Tibetan
Studies)，在印度新德里出版，集中选收了劳费尔有关汉藏艺术、民俗、历史、语言学和科学史的论文。
对于中国学界而言，劳费尔论著中值得关注的，一是他对中国以及亚洲诸国与地区的博物学研究，二是对中亚和内亚古代语言文字的研究（王冀青先生指导的兰州大学陈继宏在其2009年通过的硕士论文《劳费尔与中亚古代语言文字研究》，对这方面有较为详细的介绍。近，他又发表《劳费尔中亚古代语言文字研究浅介——以吐火罗语、藏语、西夏语为例》，载《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第8-15页）。而1919年刊行的《中国伊朗编：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着重于栽培植物及产品的历史》，正是将这两个领域完满结合起来的代表作。该书作为《菲尔德博物馆人类学系列丛书》卷15第3号出版，共446页
(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in the Histor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Products,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nthropological Series,
Vol. XV, No. 3, 1919, 446pp)。
劳费尔在该书绪论中已经指出：他之所以要在书名中标明“中国对伊朗古代文明史的贡献”，是因为留存至今的有关伊朗古代文明的资料不够充分，所以必须扩展研究范围。而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国新疆等地区发现了两种以前未知的伊朗语，即粟特语和一种被称为东伊朗语的语言（按即于阗语），说明伊朗语世界正是把古代东西方连接起来的桥梁。劳费尔反复举例说明，在丰富的汉语文献中有大量与伊朗文明有关的记载，而这些资料并未得到充分利用。汉文史料中还有很多用汉字记录的古代伊朗语词，以及相关的名物名称和其他专名，亦亟待进行研究和复原。
在研究的过程中，作者尽可能运用汉语、日语、古今伊朗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和西方古典学的材料，广泛吸取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使得该书成为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巨著。
188-200页，商务印书馆 2015年版）。劳费尔关于藏学的论文，如《吐蕃的鸟卜》 (1914年)、《藏语中的借词》
(1916年)、《西藏文字的起源》 (1918年)等等，虽然发表至今已超过一个世纪，但依然具有学术价值，堪称学术史的宝贵遗产。
劳费尔在其一生中多数的时间里，不仅从事着繁重的学术和行政工作，并且多次进行田野考察，包括深入中国青藏地区进行调查。他勤于笔耕，已发表的著作就多达
250多种。为了方便阅读和研究，德国汉学家、满学家和图书馆学家Hartmut
Walravens在1976年、1978年和1986年编辑出版了三辑《劳费尔文集》 (Kleinere Schriften von
Berthold Laufer)，除了论文外，还有劳费尔参加的考察活动的资料和他与各国学者的通信，很有史料价值。1987年，H.
Walravens与印度学者 Lokesh Chandra（世主月）合编了《汉藏研究文集》 (Sino-Tibetan
Studies)，在印度新德里出版，集中选收了劳费尔有关汉藏艺术、民俗、历史、语言学和科学史的论文。
对于中国学界而言，劳费尔论著中值得关注的，一是他对中国以及亚洲诸国与地区的博物学研究，二是对中亚和内亚古代语言文字的研究（王冀青先生指导的兰州大学陈继宏在其2009年通过的硕士论文《劳费尔与中亚古代语言文字研究》，对这方面有较为详细的介绍。近，他又发表《劳费尔中亚古代语言文字研究浅介——以吐火罗语、藏语、西夏语为例》，载《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第8-15页）。而1919年刊行的《中国伊朗编：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着重于栽培植物及产品的历史》，正是将这两个领域完满结合起来的代表作。该书作为《菲尔德博物馆人类学系列丛书》卷15第3号出版，共446页
(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in the Histor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Products,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nthropological Series,
Vol. XV, No. 3, 1919, 446pp)。
劳费尔在该书绪论中已经指出：他之所以要在书名中标明“中国对伊朗古代文明史的贡献”，是因为留存至今的有关伊朗古代文明的资料不够充分，所以必须扩展研究范围。而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国新疆等地区发现了两种以前未知的伊朗语，即粟特语和一种被称为东伊朗语的语言（按即于阗语），说明伊朗语世界正是把古代东西方连接起来的桥梁。劳费尔反复举例说明，在丰富的汉语文献中有大量与伊朗文明有关的记载，而这些资料并未得到充分利用。汉文史料中还有很多用汉字记录的古代伊朗语词，以及相关的名物名称和其他专名，亦亟待进行研究和复原。
在研究的过程中，作者尽可能运用汉语、日语、古今伊朗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和西方古典学的材料，广泛吸取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使得该书成为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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