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航集—日藏汉籍中日学术对话录

      近年来，海外所藏汉籍日渐受到学界关注。与20世纪初学人的研究不同，今人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了收集稀见孤本残篇以补本土的不足，更主要是想藉汉籍在异国流传之事考察中土文化输出的历史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与其他地区相比，日藏汉籍是一个极有特色的领域。首先，不同于英美各大图书馆只是在近代才进行大规模收藏，汉籍在日本已有较长的流传历史，很多经典在日本有自己独特的承传史。同时，长期以来，汉籍已成为日本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一直被使用的求知读物，而不仅仅是作为收藏品为少数人所用。其次，文化环境不同，观念不同，我弃他取，一些俗世文献得到了较好的保存。如唐代张鷟《游仙窟》，自开元年间传入到日本后就一直流传下来了，但在中土却因其内容低俗，为士大夫所不齿，各类官私书志不记，失传多年。其他还有很多小说、戏曲、禅家文献的原始版本，也多存于日本，其因也是因为这类书籍长期不为中土士大夫关注。再次，文化的扩散与传承有其偶然性，此亡彼存，此轻彼重，在在皆是。本书带你揭开仙山秘藏的面纱，看一下中日文化背景差异下下典籍流传的不同面貌。 

      本书是一部学术论文集。收录了中日知名学者关于日藏汉籍的学术论文26篇。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各领域。日藏汉籍与我们国内传承的典籍相比，有如下特点：一是日藏汉籍多存古本，中国本土古籍在流传过程多有以新替旧的倾向，印本替代抄本，新出版本替代旧版，如《文选》六臣注流行，独立的五臣注与李善注则不存，《史记》三家注本替代了原有的“集解本”，多是如此。日本对中土文化的接受有时间上的差异，后出新版与原版在时间上常有上百年的差异，因此，一种汉籍传入后，往往因其古老性而获得正宗地位，始终能以原貌流传，不易被后出本所替代，如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抄卷，原初就是慧萼在会昌四年抄回到日本，其后虽有各类明刊本、朝鲜刊本传入，但是，并未动摇本书在学府的权威地位，它也因此而得保存唐卷原貌。其次，文化环境不同，观念不同，我弃他取，一些俗世文献得到了较好的保存。如唐代张鷟《游仙窟》，自开元年间传入到日本后就一直流传下来了，但在中土却因其内容低俗，为士大夫所不齿，各类官私书志不记，失传多年。其他还有很多小说、戏曲、禅家文献的原始版本，也多存于日本，其因也是因为这类书籍长期不为中土士大夫关注。所以，近代自杨守敬以来，日藏汉籍多为中土学者所重，形成了一个学术热点。现在看来，经过前辈学者近一个世纪的掏掘，大规模的发现绝本与孤本之事可能已经不多了，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我之玉，尤其是古代日本学人关于汉籍的著录、节录、引用、改用诸事尤其值得关注，这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古代东亚文化体的建构，意义更大。有鉴于此，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于2016年12月召开了日藏汉籍中日学术研讨会，从各个层面展示了这一学术领域有待拓展的学术空间，并推动中日学者进行了较有成效的交流。现将会议论文结集出版，以飨同好。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1960年12月出生于安徽铜陵县，1983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1996年获博士学位，曾任街道扫盲班与中文学教师及杂志社编辑工作，1990年开始从事高校教学工作，从1996年至1999年在复旦大学担任教学与研究工作，曾任中国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导。于2000、2006年赴韩国、日本讲学各一年。1999年9月任韩国釜山大学中文系专任教授，2011年回复旦大学任教。长期关注士人精神史与文学情感与语言表达的问题，最近研究兴趣多集中于文本形态、传播方式与文学关系研究，推崇史证与哲思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稿本《钱注杜诗》考——李爽氏《“钱牧斋杜注写本”考》补遗                      芳村弘道 – 4 –

王梵志诗集在日本――兼论山上忆良与杜甫诗的关系    静永健 – 13 –

日本五山板《春秋经传集解》考论    傅刚 – 20 –

为流播东瀛的每一部汉籍书写学术史 —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録详考》序 陈尚君 – 32 –

日本近世诗僧文之玄昌所用诗学参考汉籍小考                       大渕贵之 – 40 –

白居易研究在东瀛——以《琵琶行》为中心    陈才智 – 47 –

域外汉籍与施顾《注东坡先生诗》之研究     卞东波 – 60 –

五代禅僧明招德谦相关史料及偈颂辑考          金程宇 – 75 –

关于日本所藏《名公妙选陆放翁诗集》     甲斐雄一 – 84 –

王勃《滕王阁序》异文考疏      胡可先 胡凌燕– 91 –

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明黄用中注《骆丞集》十卷本考     杜晓勤 – 106 –

正仓院古文书所见汉籍书録及唐逸诗汇考    陈翀 – 109 –

白居易园林文学对日本平安朝汉文学的影响——以兼明亲王为中心   高兵兵 – 128 –

日传《白氏文集》古抄卷六十五卷考异                查屏球 – 141 –

日藏朝鲜刊五卷本《欧苏手简》考                        汪超 – 162 –

日藏吴正子笺注刘辰翁评点《李长吉歌诗》简论       奥野新太郎 – 173 –

新发现的几种《文镜秘府论》传本                         卢盛江 – 189 –

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写本《七经孟子考文》发微                 顾永新– 200 –

《群书治要》所载《慎子》研究                            潘铭基 – 210 –

正仓院文书所见日本入唐搜书资料——以第十二次遣唐使为例            王勇 – 231 –

论叶炜与日本文人的交流及其著述                               黄仁生 – 242 –

明代复古派作品在日本的传播——以泊园书院为主              长谷部刚 – 247 –

朱舜水“笔谈”资料刍议                朱子昊 – 252 –

日本内阁文库藏《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考                      黄冬柏 – 259 –

学者入谷仙介与他的藏书——以唐代诗人资料为例                    高倩艺 – 279 –

      近年来，随着对外交往的便利，海外所藏汉籍日渐受到学界关注。与上世纪初学人的研究不同，今人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了收集稀见孤本残篇以补本土的不足，更主要是想藉汉籍在异国流传之事考察中土文化输出的历史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与其他地区相比，日藏汉籍是一个极有特色的领域。首先，不同于英美各大图书馆只是在近代才进行大规模收藏，汉籍在日本已有较长的流传历史，很多经典在日本有自己独特的承传史。同时，长期以来，汉籍已成为日本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一直被使用的求知读物，而不仅仅是作为收藏品为少数人所用。这两个因素决定了日本汉籍在以下几点上有比较明显的特色：一是日藏汉籍多存古本，中国本土古籍在流传过程多有以新替旧的倾向，印本替代抄本，新出版本替代旧版，如《文选》六臣注流行，独立的五臣注与李善注则不存，《史记》三家注本替代了原有的“集解本”，多是如此。日本对中土文化的接受有时间上的差异，后出新版与原版在时间上常有上百年的差异，因此，一种汉籍传入后，往往因其古老性而获得正宗地位，始终能以原貌流传，不易被后出本所替代，如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抄卷，原初就是慧萼在会昌四年抄回到日本，其后虽有各类明刊本、朝鲜刊本传入，但是，并未动摇本书在学府的权威地位，它也因此而得保存唐卷原貌。其次，文化环境不同，观念不同，我弃他取，一些俗世文献得到了较好的保存。如唐代张鷟《游仙窟》，自开元年间传入到日本后就一直流传下来了，但在中土却因其内容低俗，为士大夫所不齿，各类官私书志不记，失传多年。其他还有很多小说、戏曲、禅家文献的原始版本，也多存于日本，其因也是因为这类书籍长期不为中土士大夫关注。再次，文化的扩散与传承有其偶然性，此亡彼存，此轻彼重，在在皆是。长期以来，汉籍在日本具有特殊的文化地位，很多在本土已稀见的书却在日本成为通行读物，如裴庾增注《三体唐诗》一书，自元之后很少被人提及，但在日本却成为习诗者通行的教材。由这些因素看，日藏汉籍应是中土古典文献学不可缺少的部分。所以，近代自杨守敬以来，日藏汉籍多为中土学者所重，形成了一个学术热点。现在看来，经过前辈学者近一个世纪的掏掘，大规模的发现绝本与孤本之事可能已经不多了，但是，借他山之石攻我之玉的事，仍是需要不断地做下去，尤其是古代日本学人关于汉籍的著录、节录、引用、改用诸事尤其值得关注，这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古代东亚文化体的建构，意义更大。有鉴于此，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于2016年12月召开了日藏汉籍中日学术研讨会，从各个层面展示了这一学术领域有待拓展的学术空间，并推动中日学者进行了较有成效的交流。现将会议论文结集出版，以飨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