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中心都市区的形成与地区经济差距

该书是借鉴新经济地理学关于“核心—边缘区”经济地理结构的理论成果。作者将城市化、地区差距和西部生态环境三个紧密联系的问题联系起来，从资本与人口流动、生产与人口分布的视角，采用数理经济模型、计量经济模型等方法，首先研究了我国现阶段地区差距的形成机理、构成、趋势以及我国生产与人口布局存在的问题，进而明确了通过发挥多中心都市区对农村剩余人口的吸纳池功能，可以有效减少地区差距。在此基础进一步研究了多中心都市区的内生形成和政府政策的影响、并对多中心都市区的形成及其对农村剩余人口的吸纳作用进行了经验和案例研究。本书主要结论是：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大都市区尤其是东部经济较发达的大都市区流动，促使我国大都市区实现向多中心都市区的转变，使其充分发挥人口吸纳池功能，是减少地区差距的有效途径，而且这有助于西部生态环境保护。

范红忠，男，1967年2月生于湖北省汉川县。2005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还被评为陕西省优秀博士毕业生和西安交通大学特别优秀博士生。现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近年来，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

章 导论
　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第二节 多中心都市区与地区经济差距：相关研究述评
　第三节 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第四节 研究思路及结构安排
第二章 资本与人口的流动与地区经济差距的形成机理
　节 聚集经济与聚集不经济、离散经济与离散不经济的界定
　第二节 资本与人口流动模型的构建
　第三节 扩展1：人口流动零成本，A地投资成本突然下降
　第四节 扩展2：不同成本、技术和人力资本，人口流动零成本
　第五节 扩展3：两地异质，人口流动有成本
　第六节 对一些经验事实的解释
　第七节 小结
第三章 生产与人口分布及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成因
　节 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分解
　第二节 不同国家核心发达区域生产与人口分布的静态比较分析
　第三节 自然环境对生产与人口极化作用的影响
　第四节 生产与人口分布的动态比较分析
　第五节 小结
第四章 地区投资吸引力与倾斜性投资策略的有效性分析
　节 对我国地区投资吸引力的定性分析
　第二节 对我国地区投资吸引力的定量分析
　第三节 东部和中西部软硬投资环境的差异对地区投资吸引力的影响
　第四节 小结
第五章 大都市区对人口的吸纳作用分析
　节 多中心都市区的界定
　第二节 国外大都市区在一国人口分布中的角色：人口吸纳池
　第三节 我国的人口压力和大都市区的发展现状
　第四节 大都市区内部人口分布的比较分析
　第五节 小结
第六章 多中心都市区的内生形成及政府政策的影响
　节 三地区资本与人口流动模型的构建
　第二节 人口自由流动条件下多中心都市区的内生形成
　第三节 政府政策对多中心都市区形成的影响
　第四节 人口迁移对日、韩大都市区向多中心都市区转变的影响及启示
　第五节 人口迁移与我国东部一些大都市区淡水短缺
　第六节 小结
第七章 大台北多中心都市区的形成及政府政策的影响
　节 台湾经济快速增长和城市化过程中生产与人口分布的演变
　第二节 大台北地区生产与人口分布的演变
　第三节 大台北地区城市亚中心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第四节 大台北地区发展过程中外来人口政策
　第五节 促进大台北地区城市亚中心形成与发展的其他政策
　第六节 大台北都市区城市亚中心发展的经验
　第七节 大台北地区多中心都市区形成与发展的启示
第八章 我国多中心都市区对农村剩余人口吸纳作用的案例分析
　节 深圳多中心生产与人口分布格局及深圳对农村人口的吸纳作用
　第二节 湖州市对农村剩余人口的吸纳作用
　第三节 对东部发达地区进一步吸纳外来农村人口的政策建议
　第四节 小结
第九章 利用人口迁移减少地区差距策略的生态保护意义
　节 人口自由迁移条件下生产与人口分布对生态环境的适应性
　第二节 西部生态脆弱地区人口迁移的限制性因素
　第三节 在人口迁移受到严重限制的条件下西部生态环境破坏的必然性
　第四节 西部生态脆弱地区人口迁移的模式选择
　第五节 中东部地区人民在西部人口迁移中应发挥积极作用
　第六节 小结
第十章 结论
　节 本书的主要发现、结论及研究方法
　第二节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致谢

章 导论
　　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 我国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
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三个相互联系的重大问题：地区经济差距、城市化滞后、西部农村生态环境破坏。1980年，中西部人均GDP按省区加权平均计算，分别相当于东部的65％和53％，到2002年，它们占东部的比例分别降到了49％和39％。东部和中西部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更集中地表现在区域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从城镇居民收入的差距来看，1980年西部相当于东部的85％，2002年下降到71％，下降了14个百分点；而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来看，在同一时期西部与东部之比由70％下降到46％，下降了24个百分点（王小鲁、樊纲，2004）。
从总体上讲，我国城市化要滞后于工业化。根据《2006年国际统计年鉴》上的数据，到2005年为止我国的城市化率只有40.4％，即在全部人口中只有2／5的人居住在城镇地区。而“城镇地区”实际上包括全国所有的600多个城市和将近2万个镇（就是通常说的小城镇）。镇的规模平均不到1万人，也就是说，目前在中国5亿多的城镇人口中，将近2亿人住在镇上，真正的城市人口只有3亿多。住在镇上的居民，其基本生活条件和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更接近于农村。就算我们把城市人口、镇人口都加在一起，拿这个2／5的比重和世界上其他与我国基本处在同等人均收入水平的国家比较，那么根据世界各国2005年的数据，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低于这些国家的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
我国西部地区占全国总面积的71％，是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的发源地，也是中东部地区重要的生态环境屏障，然而，西部生态环境破坏得十分严重。尽管西部地区经过六年多的生态环境建设和改善工程，某些局部问题得到改善，但西部生态环境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主要表现在：（1）水土流失依然严峻，生态安全脆弱。目前西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为104.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的80％以上，水土流失率达15.15％。在西部11个省区中水土流失为严重的是宁夏，其水土流失率高达69.94％；其次是陕西，其水土流失率高达66.87％，水土流失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2／3。（2）草原退化惊人，土地荒漠化严重。目前，西部天然草场退化十分严重，退化面积占该地区草场面积的70.7％。西北地区草地退化率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宁夏草地退化率高达97.37％，陕西为58.55％，甘肃为45.17％。西北及内蒙古6省区是我国荒漠化严重地区，荒漠化总面积达18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荒漠化面积的71.7％。（3）森林面积减少，生态功能减弱。目前全国森林覆盖率锐减，仅长江上游森林覆盖率就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0％～40％下降到1998年的10％，2003年虽然提升到18.21％，但仍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比例相差10～20个百分点。由于森林过度破坏，植被减少，裸露土地增加，裸露率由过去的不到10％增加到现在的30％。四川省泥石流发生县由20世纪50年代的76个扩大到现在的135个（梁从戒，2006）。西部生态环境破坏也严重影响了中东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例如，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是西部地区植被破坏、水土流失，致使河沙抬高河床造成的。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破坏加重了西部地区的贫困问题和我国的地区经济差距，2002年我国90％的贫困人口和80％的贫困县集中在西部地区。
地区经济差距和城市化滞后有着紧密的联系。城市化滞后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加重了地区经济差距。2002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0％、国内生产总值的70％、第三产业增加值的80％集中在城镇，而乡村集中了64％的人口。如果考虑到城市居民能享受到的社会福利（医疗、失业保障等）及教育等非货币因素，城乡居民之间的真实收入差距大约为6：1（高觉民，2004）。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我国城市人口的地区分布很不平衡，2006年我国东、中、西部城市化率分别为54.6％、40.4％、35.7％，东部地区的城市化率是中部地区的1.4倍、西部地区的1.5倍。我国城市人口的49.1％分布在东部地区，将近全国城市人口的一半，而全国农业人口的67.2％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其中中部和西部各占36.2％和31.5％。由此可见，我国中西部地区农业人口比重过高。这既是构成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重要成因，也是我国总体上城市化滞后的重要成因。扼制和减少不断扩大的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以及城乡差距，实质就是通过城市化来吸引和消化农业人口，把数以亿计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并将其转变为城市人口。从这个意义上讲，推进城市化和减少地区经济差距本质上是一回事。实际上，西部生态环境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西部地区农业人口相对于西部土地承载力而言过多，致使西部许多地区的农民过度用水、过度耕作、过度放牧、过度砍伐，陷入了“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刘燕华等人（2001）以水、海拔、地表起伏等指数建立中国人口分布模型，据此计算的人口密度与实际人口密度比较，发现西部地区为全国人口超载严重的地区。按实际人口密度与模型计算的适宜人口密度之比值排列，依次是宁夏（57.4）、贵州（12.76）、甘肃（7.66）、青海（5.77）、云南（4.53）、四川（3.88）、陕西（3.29）。因此，以适当的方式加快实现西部农村剩余人口城市化，可以促进西部生态环境的改善。
地区经济差距和城市化滞后对我国的宏观经济产生了十分严重的不良影响：消费需求不足和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低。尽管CPI在2004年开始上升了，但其主要原因不是居民消费需求上升了，而是近几年农产品生产低迷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粮食和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并传导到消费品制造业引发的。近10年来，我国终消费率平均只有58.5％，比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低了近20个百分点。发达国家的消费率一般在80％左右，积累率在20％左右。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消费需求仍呈下降趋势，终消费率由1980年的65.5％下降到2005年的51.9％，终消费贡献率由1980年的85.5％下降到2005年的36.1％（李林杰等，2007）。消费率过低会造成居民被动地增加储蓄，进而又促使大量银行资金转化为高投资率。因此，我国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倾向突出，而且有不断增强的趋势。尽管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控制投资过快增长的调控措施，但投资增速仍处高位。数据显示，2006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仍高达24.5％。由于投资膨胀，而国内消费相对疲软，使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不得不在国际市场上寻找出路，进一步加大了贸易失衡，使国际收支失衡矛盾和人民币升值压力进一步凸现。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发现，我国经济起飞的初期出现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是地区经济差距和城乡差距（刘文斌，2002；朱国林，2002；马良华等，2003）。严重的收入差距造成我国高收入者拥有绝大部分财富但消费倾向很低，大量人口因缺少财富而无力消费（袁志刚，2002）。从城市化滞后的角度来看，国内消费需求低迷与我国低城市化水平以及城市人口地区分布不平衡密切相关。我国农业总人口约占60％，且大多数分布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农村。由于消费习惯、收入水平低等原因，农民的消费量比城市居民小得多。2001年，9亿农村人口的消费量仅为4亿城市居民消费量的91％。通过城市化和扩大城市就业，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为城市居民，是解决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途径。各国的发展经验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解决就业问题主要依靠第三产业。然而，城市化滞后阻碍了我国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导致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究其原因，第三产业中许多行业的发育和发展必须以一定的服务市场容量作为支撑，城市规模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正相关（刘伟德，2001）。1995年以来，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明显下降，其吸纳就业的空间正处在进一步缩小期。如果没有新的服务需求出现，第三产业进一步吸纳就业的能力难以提高（李冠霖等，2003）。不加快城市化，我国城乡就业压力和地区经济差距问题难以有效解决。
　　二 现有关于地区经济差距和城市化研究的主要结论及评析
以往的研究通常是用两种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地区经济差距问题。种方法使用各种统计指标及其在地区间不平等性的测算公式来做定性或定量描述。该类研究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是，1992年以来，我国地区经济差距主要表现为东部和中西部两大地带之间的差距，东部和中西部两大地带各自内部的经济差距并不大（王铮等，2003）。然而，我国东部沿海12个省区地域辽阔，无论国土面积还是人口规模都远超过任何一个西欧国家。除少数核心发达地区外，东部大多数地区，如山东的西南部，江苏的北部，浙江和广东的一些山区，河北、辽宁、海南、广西的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中西部地区相差并不大。因此，仅仅考察东部与中西部两大地带之间及两大地带各自内部的差距，并不能反映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全部现实。此外，该类研究虽然能够增加人们对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现象的来源、变化途径、变化趋势的认识，但由于缺乏经济理论基础，它们并不能提出有效的减少地区经济差距的政策建议。例如，要减少东部与中西部的经济差距，是通过采取在中西部大举投资的政策，还是采取鼓励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东部流动的政策？如果采取鼓励人口流动的政策，是鼓励中西部人口流向东部的发达城市地区，还是流向东部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该类研究无法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
对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另一种主要的研究方法是，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为分析框架，对影响沿海和内陆各省经济增长速度的因素进行计量分析。其优点是，能区分影响地区差距的各种因素的作用大小。该类研究的一个主要结论是，中国各省区的经济增长不存在收敛，但通过控制一些地区经济特征变量，发现了条件收敛和俱乐部收敛。这一结论意味着中国各省区之间存在特征差异，它们不可能收敛到相同的稳态。通过对有关控制变量的分析，该类研究为探寻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形成原因提供了重要依据，学者们利用不同的指标和数据研究发现，地理区位、基础设施、外商投资、经济市场化程度、贸易开放程度以及人力资本状况等因素对沿海和内地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起着重要作用。其减少地区经济差距的政策建议是，在中西部地区建设和完善交通通信网络，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改善软硬投资环境，促进外国资本和国内私人资本从沿海流向内地（chen and Fleisher，1996；Fleisher and Chen，1997；Hare and West，1999；Demurger，2001；魏后凯，2002；沈坤荣等，2002）。社会各界的许多人士也认为，一旦改善了中西部地区的交通条件、通信条件、生态环境、制度环境、人力资本状况等软硬投资环境，就一定可以提高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吸引力，使大量外国资本和国内私人资本从沿海流向内地，从而改变投资的空间分布格局，减少地区经济差距。
然而，改善中西部的软硬投资环境是一项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任务，而且从经济学的学术角度而言，上述研究和观点存在两个不足之处：（1）上述研究和观点所谓“投资环境”只包括了那些政府可以发挥作用的投资影响因素，如基础设施、体制环境、市场化程度等。但是良好的软硬投资环境并不一定导致较高的投资吸引力，因为投资环境只是地区投资吸引力的一个影响因素，除了投资环境，地区投资吸引力还受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中间投入品成本等多种因素制约。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地区投资吸引力的主要决定因素可能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例如，在地区间市场规模普遍较低因而较为平均的情况下，投资环境可能是决定地区间投资吸引力的主要因素；而在地区间市场规模相差悬殊的条件下，决定地区间投资吸引力的主要因素就很可能转变为地区市场规模。（2）在技术上，上述研究所使用的数据跨越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就使其隐含地假设此期间决定我国地区间投资吸引力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没有发生变化。然而，恰恰是在此期间，我国地区间市场规模的差异由小变大，并且随着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的扩大，我国地区间市场规模的差异近年来已经十分悬殊。2001年，全国终消费为58041.76亿元，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占52.38％、29.25％和18.38％；全国中间品市场需求总值为67119.69亿元，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占72.92％、17.56％和9.52％。由于我国当前地区间经济差距和地区间市场规模同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相比，已有相当大的变化，当前决定地区经济增长和地区投资吸引力的主要因素同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相比也可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用80年代和90年代的数据得出的关于地区经济增长和地区投资吸引力的结论，对于当前地区经济增长和地区投资吸引力而言很可能是十分错误的。例如，如果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我国地区投资吸引力的主要决定因素是软硬投资环境，而当前地区投资吸引力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地区市场规模，那么用80年代和90年代数据得出的“加快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软硬投资环境，以提高其投资吸引力，减少地区经济差距”的结论，对于我国当前的经济现实而言就是错误的。因为地区投资吸引的主要决定因素变化了，即使改善了中西部的基础设施，也可能不会太大程度地改善其投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