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2498902丛书名: 理想中国丛书
第一章
中国的城市与城乡关系1
一、城市的起源 1
二、中国古代的城与市 7
三、文野之别 10
四、乡土意识 18
五、结论及余论 30
第二章
中国乡村作为一种文明发展的形态33
一、作为中国农业文明的一种表现形式的中国乡村 33
二、中国农业的起源 38
三、乡村的封闭性与开放性 42
四、乡村与市场集镇的关系 54
五、封闭性和农民社会与文化 56
六、开放性和游民社会与文化 63
第三章
家庭、女性与社会65
一、分家与小家庭模式 66
二、男性祭祀与宗族社会 71
三、女性权力在家庭中的作用方式 77
四、邻里关系 82
五、财产的占有与消费 87
六、结论 91
第四章
乡土社会秩序的巨变93
一、乡土社会秩序的历史嬗变 94
二、礼治秩序与法治秩序 103
三、乡土社会秩序变迁与调适 109
四、理解乡土秩序问题 121
五、结语 126
第五章
乡土中国与转型社会130
一、作为乡土社会的中国 131
二、国家政权建设与乡土社会变迁 136
三、农村改革与社会转型 142
四、一种循环往复的律动 151
五、结语 159
第六章
理解中国农民161
一、被建构的农民形象 162
二、风险社会与农民的转化 166
三、游移于城市与乡村之间 173
四、乡村：农民价值实现的场域 178
五、结语 182
第七章
文化转型与理想中国185
一、时代背景下的文化转型 186
二、文化转型与中国意识 193
三、理想文化与理想生活 201
四、礼治秩序与理想中国 208
第八章
中国乡村文化的再生产212
一、乡村文化的人类学定义 213
二、传统社会底蕴中的乡村文化 215
三、现代社会变局中的乡村文化 219
四、乡村文化促生的社会内聚 222
五、乡村文化创生的经济发展 225
六、文化自觉与乡村文化的再生产 227
七、结论 229
第九章
文化—人—社会生态圈与城乡中国231
一、文化—人—社会生态圈的理论建构 232
二、中国的农民与市民 237
三、中国城乡关系的社会建构 245
四、文化视域中的中国城市与乡村 253
五、总结与讨论 258
第十章
中国城乡关系的理想类型260
一、古代中国文明与城市 262
二、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文明与城乡 271
三、理想中国与理想城乡 282
四、小结 291
后记293
赵旭东
人类自从发明了基于土地产出而有的农业生产，一群人依赖于一片肥沃的土地而世代维系并传递下来的乡村生活，便成为人类文明诸多形态中不可多得的一种社会与文化景观或形态，并与其他各种不同的并有其自身生命力的社会与文化形态共同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这其中最为主要的一种关系形态便是相互之间形成的一种彼此对照的城乡关系形态，且对于中国的城乡关系而言，二者之间从来都不是完全分离开来的，很多时候二者恰恰相互联系在一起，是作为城乡连续的一体而存在着的。而所有城乡关系的讨论也都离不开这个城乡连续体的存在。
一、城乡连续体
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无法找到足够多的证据用以说明，人类社会
本文的写作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乡村社会重建与治理创新研究”（项目批准号：16JJD840015）的经费支持。
最后，应该明确指出的是，从一种结论的意义上而言，城乡中国也便是一个城乡连续体的中国。尽管从一种支配性的意义上而言，中国的城市包容了乡村，但内涵于城市支配范围之内的乡村则从农产品的供应上滋养了城市。因此，城乡彼此之间从其一开端便是相互连续地存在在一起的。而一种过于极端和短视的现代都市化的城乡分离的主张，在使历史上以及文化上连续的城乡中国变成一种断裂开来的作为城市的中国与作为乡村的中国的二元分立。城市有一套做法，而乡村则有另外的一套做法，甚至那种试图用城市完全取代乡村的做法，不仅霸道，而且也缺乏一种真正的人文关怀。毋庸置疑，对于现代的人们而言，他们需要在一种冷静的思考中去重新回归到一种城乡一体的理想中国的轨道上来，并需要为此而做一种共同性价值的文化追求和努力。
2018年4月12日写于四书堂
就农业的生产本身而言，它显然不同于三五成群、四处游荡的采集狩猎社会，它的基础在于一片可耕作的土地以及可以带来与土地丰产相关联的种种自然条件。除此之外，还会有一整套的对于土地及其生产力的信仰和文化体系。对于农业文明而言，自然的存在本身便是人们生活赖以维持的基础，而基于自然而发展出来的信仰则是使得此种生活不会发生断裂和扭曲的一种信心保障，它根本是文化意义上的。此种信仰体系在乡村社会中的构建和维持，使得被称为“农民”的一群人可以心甘情愿地依附于土地之上，难以割舍和离开，生活本身也因此而不会被变化无常的自然所击倒，由此而远离了漂泊可以去过一种稳定生活且可世代居住于此的乡村故里。乡村的生活在此意义上便很自然地离不开一种在意识观念上的型构，即塑造出一种对于土地的依恋感，由此使得基于土地而生活的人们不会轻易地离开土地而生活，这种土地依恋感背后的观念营造，犹如磁石一般具有一种强大的吸附力，由此把四处分散开来的依赖土地而生活的家户吸引并凝聚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村落生活的共同体。
相对于乡村，城市则是有着另外一套信仰体系的构建，这种构建向来都试图与更为广大的乡村之间保持一种互通有无的依赖性关系。城市基于人口的自然聚合而创造着种种理想的生活模式，并通过可以勾连起来的城乡之间的精英人物而将其创造并熟练掌握的种种文化符号、价值以及意义都灌输并融入一种乡民的信仰文化体系中去；反过
a 费孝通. 乡土重构[M]. 上海：观察社，1948：16.
来，乡村自身基于土地物产为基础的人口生育和价值体系也在支撑着城市里的文化及其种种观念价值的再生产和消费，而中国的城乡关系也自然离不开此种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互动交流模式的存在。
在此意义上，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连续体是一种建立在彼此相互性需求之上的一种相对稳定的依赖关系，但在某一方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而过度膨胀之时，此种互依的平衡关系也便被根本打破掉了。由此，它所带来的便是一种社会秩序的积极意义上的重构或者消极意义上的崩溃。可以这样说，当更多的人离开土地之时，城市便会成为一个根本无法掌控的超载空间，它也必然会到更大的范围内去构建起一种新的城乡之间关系的平衡，寻求在一种更大范围内的城乡依赖关系的缔造与成熟，这样做的结果自然会使得乡村的范围逐步缩小。
很显然，对农民的生活而言，其自身本质上有着一种自由自在的属性，古诗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种子一旦种下去，每天的劳作便无须再去看别人的脸色，便会有一种可能性的丰腴收成，这根底里也只端赖一种自然“天”的“恩赐”，由此而对“天”的风调雨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期待，这同时也是由农民所构成的社会中真正能够感受此种恩赐的信仰上的保障，借此农家的生活便可以有一种衣食无忧的幸福感。但可惜的是，农民的生活在一种稳定性的追求基础之上确实有着诸多不确定性的存在。这便使得在野的乡民很难去完全依赖于土地而生活，特别是在土地的生产不能得到一种持续的保障之时，离开土地的流民讨一种可以活命的生活，也便成为一种非常态的常态了。这中间，人们会通过诸多信仰选择的方式去避开种种灾难的发生，诸如通过巫术形式的试验来使得一种相对而言平稳的生活保障成为可能。再有便是，借助于到城市之中出卖劳动力和农产品的方式去积累一般等价物的财富来换取未来不确定生活的种种保障，特别是在土地出产不足，或者全部土地的出产无以养活足够多的人口之时。
除此之外，尚有城乡整体对于金钱交换关系有更多需求和依赖的
因素存在，很显然，所有这些都造成了一种乡村对于城市的依赖，尽管此种依赖并非是完全彻底的，但它总会发生，借此而对农业生产形成一种补充，同时也保证了一种乡村生活自身的可持续性。特别是现代性观念逐渐在世界范围内被认可和接受之后，城乡之间原本平衡对称的权力关系发生了一种失衡的偏差性的扭转，农民更多地向资本中心的城市靠拢，形成对于城市生活的一种过度依赖。
另外，对于乡村生活而言，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在人口生育上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农业是一种基于体力的生产活动，在田地里干活的劳动力的保有和储备，往往是乡村生活链条得到维持以及获得家庭可靠收入的根本。但与之相应的人口控制，又是一种必然的用以调节人口过度增长的方式，有限的土地能够养活人口的数量往往都是一个定数，太多的人口，土地承受力也便很快失去了一种可以维持的平衡。因此，在很多乡村社会，节制生育就成为不得已的一种自然选择。如在20世纪30年代，在王同惠、费孝通所研究过的广西金秀花篮瑶族社会之中，人们都非常熟悉用以节制生育的地方性知识，以此来人为地平衡人多地少的矛盾。a很显然，对一个乡村而言，因为有着一种天然的对于土地的直接依赖，而与此同时，土地的产出从来都是有一个限度性的存在，即每亩土地上的产出不可能会有一种无限度的增长，因而铸就的文化逻辑就促使人们通过一种人为的选择并控制生育而保持了一种人地之间关系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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