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979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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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纪念提供了反思和规划机会。
UNESCO《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年）十周年为缔约方和非政府利益相关方提供了回顾其起源，批判性审查相关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履约目标的重要机会。
在公约十周年期间提到的一个问题是，履约是否体现了公约起草人的愿景。换而言之，履约是否促成了起草人设想的积极转变？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实现公约的四大主要目标：支持可持续的文化管理制度；实现文化产品和服。新的履约监测全球系列报告将提供公约目标实现进展相关的证据，提出一系列指标来监测变化和进展。根据缔约方目前提交的四年一次定期报告及其他来源，本报告将首次尝试评估和分享履约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尤其是数字、公共服务媒体、优惠待遇及性别和艺术自由等新兴政策领域。本报告将探究如何基于公约实施成果来重塑文化政策。本报告也将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施提供依据。
UNESCO《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年）十周年为缔约方和非政府利益相关方提供了回顾其起源，批判性审查相关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履约目标的重要机会。
在公约十周年期间提到的一个问题是，履约是否体现了公约起草人的愿景。换而言之，履约是否促成了起草人设想的积极转变？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实现公约的四大主要目标：支持可持续的文化管理制度；实现文化产品和服。新的履约监测全球系列报告将提供公约目标实现进展相关的证据，提出一系列指标来监测变化和进展。根据缔约方目前提交的四年一次定期报告及其他来源，本报告将首次尝试评估和分享履约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尤其是数字、公共服务媒体、优惠待遇及性别和艺术自由等新兴政策领域。本报告将探究如何基于公约实施成果来重塑文化政策。本报告也将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施提供依据。
内容简介
2016年1月，“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正式启动，将奋斗目标定位除了推动减贫、健康、环境和国际合作之外，次在全球层面将“文化”“创意”和“文化多样性”写进了议程，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推动力量。作为了解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动态的窗口，本书深入分析了当前趋势、进展及所有相关政策主体面临的挑战，还给出了处理当代问题的创新政策和措施的示例，书中还首次提供了文化领域的综合监测框架，列出了变化和进程的建议指标。
目 录
引 言／1
评估文化政策：回顾性思考／9
制定监测框架／
1
评估文化政策：回顾性思考／9
制定监测框架／
1
目标1 支持可持续的文化治理制度／29
章 政策制定的新趋势／31
第二章 新声音：鼓励媒体多样性／45
第三章 数字时代的挑战／59
第四章 与民间社会合作／73
目标2 实现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平衡流动，提高艺术家和文化专业人员的流动性／87
第五章 关注差距：促进流动性／89
第六章 确保平衡：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流动／105
第七章 在国际场合倡导公约／109
目标3 将文化纳入可持续发展框架／133
第八章 将文化纳入可持续发展／135
目标4 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155
第九章 作为创作者的女性：性别平等／157
第十章 艺术自由挑战／173
结语 2005年公约实施现状／187
附录／197
作者简介／198
2005年公约／202
缩略语表／211
参考文献／213
照片引用／219
前 言
译者前言
本报告历时4年才完成，2015年12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内容是对2005年颁布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各缔约国履约状况的评估。报告委托了14位著名专家，综合了71份履约报告内容，对公约的履约状况做出了全面分析，被认为“可能成为推进世界文化政策研究的里程碑事件”。
2005年10月，第3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高票通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公约的颁布“改变了文化和文化产品及服务的全部方法”（博科娃前言），堪称是“人类文化史上一次特别重要的整体性观念转变”（李河《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9月24日访谈）。此次公约十周年的评估报告的发布时间与《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通过几乎同时，正如博科娃所说，议程“首次从全球层面上承认文化、创意和文化多样性对解决可持续发展挑战的重要性”，这就恰如其分地揭示公约与“可持续发展”这一国际社会的发展共识的本质联系，成为对公约十周年的好评价。
我们应该从这一背景理解文化多样性公约的这十周年。
一 从“千年发展目标”到“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文化创意产业推动政策转型
在全球层面承认文化、创意和文化多样性在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中的关键作用，是世纪之交以来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15年来，全球性文化创意产业的迅猛发展，使得世界各国终认识到文化创意产业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意义，并将其写进了《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
从2008年开始一直到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者参与或者主持，连续发布了《创意经济报告2008》、《创意经济报告2010》、《创意经济报告2013》（专刊），以及《文化时代——张文化创意产业全球地图》，持续关注并评估全球文化贸易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状况。这些报告中显示出来的数据表明，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的驱动力。
《创意经济报告2008》指出，全球创意产业的出口额从1996年的2275亿美元升至2005年的4244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3.4%，增长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年均8.7%。其中，创意服务的出口增长尤为迅速，1996～2005年始终保持每年8.8%的增长率。《创意经济报告2010》显示，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导致全球需求的急剧缩减，国际贸易额减少12%，然而创意产品与服务的出口额在这一年仍保持增长态势，达到了5920亿美元。报告证明，创意产业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活力的产业之一。《创意经济报告2013》（专刊）援引联合国贸发会议2013年5月公布的数据：2011年世界创意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达到创纪录的6240亿美元，在2002年至2011年间增长了一倍有余，年均增长率为8.8％。2015年12月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作家与作曲家联合会和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共同发布文化与创意产业报告：《文化时代——张文化创意产业全球地图》。报告显示，文化创意产业平均每年创造产值22500亿美元，占全球GDP的3%；雇用约3000万员工(占全世界工作人口的1%)，提供的工作岗位数已超过欧洲、日本和美国三地汽车产业工作岗位数的总和(2500万个)；创造的效益已超过电信业。这些报告得出结论，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国家和地区经济的战略性资产，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贡献者。
更重要的是，创意产业发展的意义远远超出经济范畴之外。《创意经济报告2013》（专刊）的结论是：创意经济影响着人们“认识世界、定位自身、确定其人权以及与他人构建有效的生产性关系的方式”，集中代表了联合国对于“鼓励创新，寻求公平、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增长及发展的新型发展道路”的理解。博科娃在《文化时代——张文化创意产业全球地图》的序言中说，“除了经济收益之外，文化创意产业还创造了非货币价值，对于获得以人为中心的、包容性的和可持续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 从“文化例外”到“文化多样性”：各国文化政策的转变
正是由于全球性文化贸易的迅猛发展，令世界各国政府开始高度重视文化政策问题。世纪之交以来，为应对文化贸易全球性增长的挑战，文化多样性逐渐成为世界各国主导性文化政策。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文化多样性宣言》；2005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通过；2015年，公约十周年之际，迎来了“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出台。可以说，从“千年发展目标”到“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这15年，是世界各国在文化政领域形成共识，“为发展而推动文化多样性”的十年。
文化多样性是世界各国在应对全球文化贸易竞争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由法国和加拿大政府提出的“文化例外”政策可以视为文化多样性政策的前身。在国际文化贸易方面，法国是美国自由贸易政策的坚决反对者。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法国以“文化例外”为由，坚决反对文化市场的自由贸易，几乎为此退出整个GATT谈判。在WTO谈判中，法国进一步将“文化例外”演变为“文化多元化”原则，提出文化产业不同于一般产业，指责美国低俗化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发展方面的商业倾向对于别国文化构成了毁灭性的威胁，全球的“美国化”趋势令人担忧。
本评估报告中引了加拿大前副总理SheilaCopps的一段话，清晰地回顾了这个过程。他说：“当我在国家政府任职时，加拿大正请求世界贸易组织为国内杂志提供税收优惠。世贸组织以用于猪肚销售的同样的商业视角来看待杂志。面对这一不可撤销的错误决策，我认为有必要创建世贸组织以外的国际文化组织。事实表明，UNESCO是在国际法中承认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特殊性质（包含经济和文化维度）的理想机构。随着国际贸易规则延伸到文化部门，通过公约的必要性在当前看来甚至更为紧迫。公约将文化视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石，而不仅仅是可交易的产品。”
“文化例外”与“文化多样性”是应对全球文化生产、分销、展示和推广逐渐垄断化的不良趋势的两种文化政策，在面对“文化全球化”趋势时，两种政策具有共同的理念：文化具有商品的属性，但是更重要的是具有文化的属性。但是相比较而言，“文化例外”政策偏重于文化保护，具有一定的消极倾向，“文化多样性”则是旨在促进发展的、更为积极的政策。在评估报告中我们看到专家们基于公约指导原则提炼出的四大履约目标用以测评履约状况，其中包括：支持可持续的文化治理制度，实现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平衡流动，提高艺术家和文化专业人员的流动性，将文化纳入可持续发展框架，以及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等等，每一个目标都包含了具体的政策要求，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总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
正如在博科娃在评估报告的前言中所说的：“公约承认政府出台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政策的主权，强调文化活动、产品及服务的双重性：其具有经济和文化维度——提供就业和收入、推动创新和可持续经济增长，同时传递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培养社会包容度与民众的归属感。当前，我们可见证这一组合的多种优势，其既作为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也作为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动力。”
三 发展范式的转变：任重而道远
《创意经济报告2008》中有一段话，在某种程度上概括了世纪之交以来，特别是在2005年到2015年公约履约十周年间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变化的本质。报告是这样说的，“一种新的发展范式正在全球兴起，它连接了经济和文化，在宏观与微观层面上涵盖了经济、文化、科技和社会的发展。这一新发展范式的核心就是——创意、知识与信息逐渐被人们认识到是全球化的世界中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发展的强大动力。”
的确，从“千年发展目标”到“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是个大背景，在这个背景上理解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以及文化多样性公约的履约状况，应该本质上将其看作是一种发展战略的范式转化。这个转换刚刚开始，任重而道远。相比较而言，“千年发展目标”重点是“减贫”，是着眼于存量财富的再分配，而“发展”则着眼于增量财富的新增加；“减贫”依靠的是政府公共资金，特别是依靠西方发达国家的善款，但是“可持续发展”依靠的是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合作，是私人部门的积极参与；特别是，“减贫”的衡量指标是客观的、外在的、经济的指标，但是可持续发展的衡量指标也包括主观的、精神的、内在的指标，比如说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和谐、幸福感，等等。博科娃在《创意经济报告2013》（专刊）前言中说的，“15年前，当联合国大会55/2决议于2000年通过千年发展目标时，文化对发展的重要性并未清晰认识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13年6月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文化和发展专题讨论的开幕词中也说，“太多好的发展计划以失败告终的原因在于未考虑文化环境，发展也并非总是以人为本。为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我们需要理解和接纳他们的文化。而这需要鼓励对话，倾听个体的声音，并保证可持续发展新进程尊重文化和人权。”
发展范式的转变刚刚开始，这从全球文化贸易发展极不平衡可以明显看出。首先是支配文化产品与服务出口的仍然是发达国家。《文化时代：张文化创意产业全球地图》中的数据显示，在2013年的全球文化产品出口中，46.7%都来自发展中国家，这个比例貌似比2004年时候的25.6%提高了不少，但是其中大部分都是由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比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的。除这两个国家以外，发展中国家自2004年以来的文化产品出口额的年均增长值不到5%。其次是文化产品与服务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中国家文化服务出口的数字惨不忍睹，在2012年全球1285亿美元的文化服务出口份额中，发展中国家只占了1.6%，这个数字可以用“微不足道”来形容。从整体上看，发展中国家还不具备与发达国家竞争的可能性。
认识也没有完全到位。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尽管文化被多次提及，只有与教育相关的目标4中专门提及了文化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另外在与可持续旅游相关的目标（目标8和目标12）中提及了文化产品生产和销售。换句话说，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重视程度并不太高。结论很清楚，文化创意产业还没有在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文化创意和产业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是还很弱小。
四 中国的发展：位置和展望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大力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并为此而实行文化多样性的政策，是国际社会已经形成的共识，中国在这一轮发展中所处地位特殊，既有重大机遇，也面临一系列挑战。
自从世纪之交以来，中国文化产业取得重大进步，形成了特殊的国际位置。从权威数据看，从2004年到2014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从3440亿元增加到23940亿元，年均增长率为21.4%。另根据《创意经济报告2010》中的统计数字，从2003年到2008年，中国大陆创意产品出口年均增长16.9%，从323.48亿美元增长到848.07亿美元，在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20.8%。如果加上香港，2008年中国创意产品出口将达到1180.61亿美元，在全球市场占有率将达到29.01%。正如“文化地图”报告中所说，如果没有中国的增长，发展中国家难以交出一张像样的，可以称得上是在可持续发展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答卷。
中国显然在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地图中占据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居间”的非常特殊的位置。再加上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有着东西部差距，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东部已经超越工业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中西部尚处于工业化，甚至前工业化发展水平，国家治理强调统筹东西部发展，利用多级发展空间回旋余地大的优势，积累起了重要的管理经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式发展道路”，对这些经验善加总结利用，将极其有利于中国和世界的发展。
2016年4月，中国政府发表了“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中方立场文件”，文件在“中国的政策”一节中提到：“中国是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坚持发展是要务。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指导，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政策立场展现出中国将继续引领发展中国家，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前景。
过去15年，中国全力落实千年发展目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实现或基本实现了13项千年发展目标指标，进入了高人类发展指数国家行列。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为实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出较大贡献。更重要的是，中国可能以自身的实践，为发展中国家做出示范，通过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走出一条后发国家的新型发展道路。
意 娜
前 言
近期通过的《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首次从全球层面上承认文化、创意和文化多样性对解决可持续发展挑战的重要性。这一认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正相呼应，2015年正好是公约出台十周年。
在过去的十年间，这一里程碑式的公约（目前有140个缔约方）改变了文化和文化产品及服务的全部方法。公约承认政府出台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政策的主权，强调文化活动、产品及服务的双重性：其具有经济和文化维度——提供就业和收入、推动创新和可持续经济增长，同时传递身份认同感和价值观，培养社会的包容度与民众的归属感。当前，我们可见证这一组合的多种优势，其既可作为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也可作为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动力。
新的2030年议程提出了较高期望，这也是其作为首份教科文监测报告的意义所在，这份报告收集、分析和传播了世界各国将文化纳入可持续发展政策和措施的许多不同方法的信息。本报告的推出恰逢其时，支持了新议程的实施，确保了其生效，化了其影响，还能帮助各国评估目标、解决政策问题，以及设计满足人们需求的新措施。
本报告深入分析了当前趋势、进展及所有相关政策主体面临的挑战，还给出了处理当代问题的创新政策和措施的示例，包括跨国流动、艺术自由、进入国际市场，以及数字环境。本报告还首次提供了文化领域的综合监测框架，列出了变化和进程的建议指标。
我特别要感谢瑞典政府与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提供的鼎力支持。自1998年斯德哥尔摩文化政策促进发展政府间会议召开后的近二十年时间里，这是瑞典为拓展全球文化政策分析视野做出的另一次突破性贡献。这本首次推出的两年期报告为把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置于可持续发展工作的核心位置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在缔约方、捐助方和发展合作伙伴的进一步支持下，我打算定期推出本报告。
文化政策需要获得新的话语和方法论的指导。这些话语和方法论必须辅以各领域的文化治理和管理制度，以及结构变革。这种变革必须建立在可靠规划、数据收集和分析、监测、评估的基础上，以及建立在国家层面实证性的、参与式的、透明的政策制定的基础上。这将需要开展更全面的能力建设活动，包括通过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本报告将为这一全球行动做出贡献，我相信这将激励更多人采取行动。如今恰逢其时。
伊琳娜·博科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致 谢
如果没有很多人的鼎力支持，这本监测2005年公约的全球报告不可能顺利编制完成。教科文文化多样性部门（创意部，文化处）在此致谢，感谢大家提供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本报告。
全球报告小组由Danielle
Cliché（文化多样性部门主任，2005年公约负责人）、Anthony Krause（文化多样性部门政策与研究主任，项目协调员）、Lindsay
Cotton（制作协调员）和Emanuele Cidonelli（知识管理人员）组成。
Yudhishthir Raj
Isar教授（巴黎美国大学、西悉尼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担任主编。
为本报告撰稿的独立作者也构成编委会：Helmut
K.Anheier、Lydia Deloumeaux、Mikevan Graan、Véronique Guèvremont、Yudhishthir Raj
Isar、Ammu Joseph、Carl-Johan Kleberg、Olga Kononykhin、Octavio Kulesz、Christine
M.Merkel、Nina Obuljen Kor.inek、Ole Reitov、Sophia Sanan、Mikael Schultz和David
Throsby。
十分感谢柏林赫尔梯行政学院，其与教科文在指标构建、数据收集和信息图表等领域开展合作。特别感谢柏林赫尔梯行政学院董事长兼院长Helmut
K.Anheier及其员工Jessica Leong Cohen、Christopher Ellis、Olga Kononykhina、Regina
A.List和C.J.Yetman。
我们十分荣幸将以下人员提供的信息纳入本报告：Christiane
Amanpour（CNN首席国际记者与教科文自由表达和记者安全亲善大使，英国）、Eric
Chinje（非洲媒体倡议首席执行官，喀麦隆）、SheilaCopps（加拿大前副总理）、Sergio
Fajardo（哥伦比亚安蒂奥基亚省省长和麦德林市前市长）、Gilberto Gil（巴西文化部前部长和UNESCO亲善大使）、Park
Geun-hye（韩国总统）、Angélique Kidjo（国际作者与作曲家协会联合会副会长，贝宁）、Alice Bah
Kuhnke（瑞典文化和民主事务大臣）、Pascal Lamy（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法国）、Edison
Lanza（美洲人权委员会言论自由特别报告员，乌拉圭）、Neven Mimica（欧盟委员会国际合作与发展专员，克罗地亚）、Jason
Njoku（iROKOPartners首席执行官，尼日利亚）、Rasmané Ouedraogo（文化多样性国家联盟主席，布基纳法索）、Oussama
Rifahi（阿拉伯文化艺术基金会执行主任，黎巴嫩）、Farida Shaheed（联合国前文化权利特别报告员，巴基斯坦）及Maria
Tuerlings（Trans
Artists项目主任，荷兰）。
十分感谢瑞典政府和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SIDA）为本研究提供的资金支持。特别感谢Maria
Arnqvist（SIDA国际组织和政策支持部项目专家）和Mikael
Schulz（瑞典文化和民主部国际协作主管）。
以下两位外部评审人员为本报告提出了建议：Avril
Joffe（南非韦茨艺术学院文化政策和管理中心教授）和Justin
O’Connor（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传播与文化经济学教授）。
一些教科文工作人员组成了内部评审委员会，并提出了相关建议。为此，感谢以下人员提供的意见建议：Guy
Berger、Sylvie Coudray、Jane Freedman、Mathieu Guevel、Fran.ois Langlois、Lynne
Patchett、Ann-Belinda Preis、Marie-Ange Theobald和Barbara
Torggler。
感谢文化多样性部门同事提供的意见建议及撰稿，尤其是以下人员：Denise Bax、Melika Caucino
Medici、Doyun Lee、Laurence Mayer-Robitaille、Anahit Minasyan、Rochelle
Roca-Hachem、Reiko Yoshida、Marlène Zenie Raffin、Samira Zinini和Salma
Zulfiqar；同时也感谢我们的实习生支持团队完成各种工作：Katherine Dagg、Stéphanie Faucher、Vincenza
Ferrigno、Anna Ewa Ruszkiewicz和Clémence
Varin。
此外，也感谢所有艺术家慷慨授权我们使用其作品。
后，特别感谢Corinne
Hayworth为本报告提供设计和编排。Julie Wickenden负责校正本报告。信息图表由Katharina M.Reinhold、Severin
Wucher（柏林Plural）、Frank Hellenkamp、Georg Hübler、Martin Stolz和Sebastian
V.lker组成的小组负责编制。Denis
Pitzalis帮助处理地图视图。
UNESCO内外的许多同事参与了本报告的翻译和创作工作，对此，我们向所有人员致以诚挚感谢。
本报告历时4年才完成，2015年12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内容是对2005年颁布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各缔约国履约状况的评估。报告委托了14位著名专家，综合了71份履约报告内容，对公约的履约状况做出了全面分析，被认为“可能成为推进世界文化政策研究的里程碑事件”。
2005年10月，第3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高票通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公约的颁布“改变了文化和文化产品及服务的全部方法”（博科娃前言），堪称是“人类文化史上一次特别重要的整体性观念转变”（李河《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9月24日访谈）。此次公约十周年的评估报告的发布时间与《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通过几乎同时，正如博科娃所说，议程“首次从全球层面上承认文化、创意和文化多样性对解决可持续发展挑战的重要性”，这就恰如其分地揭示公约与“可持续发展”这一国际社会的发展共识的本质联系，成为对公约十周年的好评价。
我们应该从这一背景理解文化多样性公约的这十周年。
一 从“千年发展目标”到“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文化创意产业推动政策转型
在全球层面承认文化、创意和文化多样性在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中的关键作用，是世纪之交以来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15年来，全球性文化创意产业的迅猛发展，使得世界各国终认识到文化创意产业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意义，并将其写进了《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
从2008年开始一直到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者参与或者主持，连续发布了《创意经济报告2008》、《创意经济报告2010》、《创意经济报告2013》（专刊），以及《文化时代——张文化创意产业全球地图》，持续关注并评估全球文化贸易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状况。这些报告中显示出来的数据表明，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的驱动力。
《创意经济报告2008》指出，全球创意产业的出口额从1996年的2275亿美元升至2005年的4244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3.4%，增长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年均8.7%。其中，创意服务的出口增长尤为迅速，1996～2005年始终保持每年8.8%的增长率。《创意经济报告2010》显示，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导致全球需求的急剧缩减，国际贸易额减少12%，然而创意产品与服务的出口额在这一年仍保持增长态势，达到了5920亿美元。报告证明，创意产业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活力的产业之一。《创意经济报告2013》（专刊）援引联合国贸发会议2013年5月公布的数据：2011年世界创意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达到创纪录的6240亿美元，在2002年至2011年间增长了一倍有余，年均增长率为8.8％。2015年12月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作家与作曲家联合会和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共同发布文化与创意产业报告：《文化时代——张文化创意产业全球地图》。报告显示，文化创意产业平均每年创造产值22500亿美元，占全球GDP的3%；雇用约3000万员工(占全世界工作人口的1%)，提供的工作岗位数已超过欧洲、日本和美国三地汽车产业工作岗位数的总和(2500万个)；创造的效益已超过电信业。这些报告得出结论，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国家和地区经济的战略性资产，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贡献者。
更重要的是，创意产业发展的意义远远超出经济范畴之外。《创意经济报告2013》（专刊）的结论是：创意经济影响着人们“认识世界、定位自身、确定其人权以及与他人构建有效的生产性关系的方式”，集中代表了联合国对于“鼓励创新，寻求公平、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增长及发展的新型发展道路”的理解。博科娃在《文化时代——张文化创意产业全球地图》的序言中说，“除了经济收益之外，文化创意产业还创造了非货币价值，对于获得以人为中心的、包容性的和可持续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 从“文化例外”到“文化多样性”：各国文化政策的转变
正是由于全球性文化贸易的迅猛发展，令世界各国政府开始高度重视文化政策问题。世纪之交以来，为应对文化贸易全球性增长的挑战，文化多样性逐渐成为世界各国主导性文化政策。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文化多样性宣言》；2005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通过；2015年，公约十周年之际，迎来了“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出台。可以说，从“千年发展目标”到“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这15年，是世界各国在文化政领域形成共识，“为发展而推动文化多样性”的十年。
文化多样性是世界各国在应对全球文化贸易竞争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由法国和加拿大政府提出的“文化例外”政策可以视为文化多样性政策的前身。在国际文化贸易方面，法国是美国自由贸易政策的坚决反对者。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法国以“文化例外”为由，坚决反对文化市场的自由贸易，几乎为此退出整个GATT谈判。在WTO谈判中，法国进一步将“文化例外”演变为“文化多元化”原则，提出文化产业不同于一般产业，指责美国低俗化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发展方面的商业倾向对于别国文化构成了毁灭性的威胁，全球的“美国化”趋势令人担忧。
本评估报告中引了加拿大前副总理SheilaCopps的一段话，清晰地回顾了这个过程。他说：“当我在国家政府任职时，加拿大正请求世界贸易组织为国内杂志提供税收优惠。世贸组织以用于猪肚销售的同样的商业视角来看待杂志。面对这一不可撤销的错误决策，我认为有必要创建世贸组织以外的国际文化组织。事实表明，UNESCO是在国际法中承认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特殊性质（包含经济和文化维度）的理想机构。随着国际贸易规则延伸到文化部门，通过公约的必要性在当前看来甚至更为紧迫。公约将文化视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石，而不仅仅是可交易的产品。”
“文化例外”与“文化多样性”是应对全球文化生产、分销、展示和推广逐渐垄断化的不良趋势的两种文化政策，在面对“文化全球化”趋势时，两种政策具有共同的理念：文化具有商品的属性，但是更重要的是具有文化的属性。但是相比较而言，“文化例外”政策偏重于文化保护，具有一定的消极倾向，“文化多样性”则是旨在促进发展的、更为积极的政策。在评估报告中我们看到专家们基于公约指导原则提炼出的四大履约目标用以测评履约状况，其中包括：支持可持续的文化治理制度，实现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平衡流动，提高艺术家和文化专业人员的流动性，将文化纳入可持续发展框架，以及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等等，每一个目标都包含了具体的政策要求，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总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
正如在博科娃在评估报告的前言中所说的：“公约承认政府出台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政策的主权，强调文化活动、产品及服务的双重性：其具有经济和文化维度——提供就业和收入、推动创新和可持续经济增长，同时传递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培养社会包容度与民众的归属感。当前，我们可见证这一组合的多种优势，其既作为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也作为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动力。”
三 发展范式的转变：任重而道远
《创意经济报告2008》中有一段话，在某种程度上概括了世纪之交以来，特别是在2005年到2015年公约履约十周年间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变化的本质。报告是这样说的，“一种新的发展范式正在全球兴起，它连接了经济和文化，在宏观与微观层面上涵盖了经济、文化、科技和社会的发展。这一新发展范式的核心就是——创意、知识与信息逐渐被人们认识到是全球化的世界中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发展的强大动力。”
的确，从“千年发展目标”到“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是个大背景，在这个背景上理解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以及文化多样性公约的履约状况，应该本质上将其看作是一种发展战略的范式转化。这个转换刚刚开始，任重而道远。相比较而言，“千年发展目标”重点是“减贫”，是着眼于存量财富的再分配，而“发展”则着眼于增量财富的新增加；“减贫”依靠的是政府公共资金，特别是依靠西方发达国家的善款，但是“可持续发展”依靠的是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合作，是私人部门的积极参与；特别是，“减贫”的衡量指标是客观的、外在的、经济的指标，但是可持续发展的衡量指标也包括主观的、精神的、内在的指标，比如说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和谐、幸福感，等等。博科娃在《创意经济报告2013》（专刊）前言中说的，“15年前，当联合国大会55/2决议于2000年通过千年发展目标时，文化对发展的重要性并未清晰认识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13年6月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文化和发展专题讨论的开幕词中也说，“太多好的发展计划以失败告终的原因在于未考虑文化环境，发展也并非总是以人为本。为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我们需要理解和接纳他们的文化。而这需要鼓励对话，倾听个体的声音，并保证可持续发展新进程尊重文化和人权。”
发展范式的转变刚刚开始，这从全球文化贸易发展极不平衡可以明显看出。首先是支配文化产品与服务出口的仍然是发达国家。《文化时代：张文化创意产业全球地图》中的数据显示，在2013年的全球文化产品出口中，46.7%都来自发展中国家，这个比例貌似比2004年时候的25.6%提高了不少，但是其中大部分都是由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比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的。除这两个国家以外，发展中国家自2004年以来的文化产品出口额的年均增长值不到5%。其次是文化产品与服务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中国家文化服务出口的数字惨不忍睹，在2012年全球1285亿美元的文化服务出口份额中，发展中国家只占了1.6%，这个数字可以用“微不足道”来形容。从整体上看，发展中国家还不具备与发达国家竞争的可能性。
认识也没有完全到位。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尽管文化被多次提及，只有与教育相关的目标4中专门提及了文化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另外在与可持续旅游相关的目标（目标8和目标12）中提及了文化产品生产和销售。换句话说，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重视程度并不太高。结论很清楚，文化创意产业还没有在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文化创意和产业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是还很弱小。
四 中国的发展：位置和展望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大力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并为此而实行文化多样性的政策，是国际社会已经形成的共识，中国在这一轮发展中所处地位特殊，既有重大机遇，也面临一系列挑战。
自从世纪之交以来，中国文化产业取得重大进步，形成了特殊的国际位置。从权威数据看，从2004年到2014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从3440亿元增加到23940亿元，年均增长率为21.4%。另根据《创意经济报告2010》中的统计数字，从2003年到2008年，中国大陆创意产品出口年均增长16.9%，从323.48亿美元增长到848.07亿美元，在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20.8%。如果加上香港，2008年中国创意产品出口将达到1180.61亿美元，在全球市场占有率将达到29.01%。正如“文化地图”报告中所说，如果没有中国的增长，发展中国家难以交出一张像样的，可以称得上是在可持续发展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答卷。
中国显然在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地图中占据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居间”的非常特殊的位置。再加上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有着东西部差距，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东部已经超越工业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中西部尚处于工业化，甚至前工业化发展水平，国家治理强调统筹东西部发展，利用多级发展空间回旋余地大的优势，积累起了重要的管理经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式发展道路”，对这些经验善加总结利用，将极其有利于中国和世界的发展。
2016年4月，中国政府发表了“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中方立场文件”，文件在“中国的政策”一节中提到：“中国是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坚持发展是要务。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指导，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政策立场展现出中国将继续引领发展中国家，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前景。
过去15年，中国全力落实千年发展目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实现或基本实现了13项千年发展目标指标，进入了高人类发展指数国家行列。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为实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出较大贡献。更重要的是，中国可能以自身的实践，为发展中国家做出示范，通过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走出一条后发国家的新型发展道路。
意 娜
前 言
近期通过的《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首次从全球层面上承认文化、创意和文化多样性对解决可持续发展挑战的重要性。这一认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正相呼应，2015年正好是公约出台十周年。
在过去的十年间，这一里程碑式的公约（目前有140个缔约方）改变了文化和文化产品及服务的全部方法。公约承认政府出台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政策的主权，强调文化活动、产品及服务的双重性：其具有经济和文化维度——提供就业和收入、推动创新和可持续经济增长，同时传递身份认同感和价值观，培养社会的包容度与民众的归属感。当前，我们可见证这一组合的多种优势，其既可作为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也可作为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动力。
新的2030年议程提出了较高期望，这也是其作为首份教科文监测报告的意义所在，这份报告收集、分析和传播了世界各国将文化纳入可持续发展政策和措施的许多不同方法的信息。本报告的推出恰逢其时，支持了新议程的实施，确保了其生效，化了其影响，还能帮助各国评估目标、解决政策问题，以及设计满足人们需求的新措施。
本报告深入分析了当前趋势、进展及所有相关政策主体面临的挑战，还给出了处理当代问题的创新政策和措施的示例，包括跨国流动、艺术自由、进入国际市场，以及数字环境。本报告还首次提供了文化领域的综合监测框架，列出了变化和进程的建议指标。
我特别要感谢瑞典政府与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提供的鼎力支持。自1998年斯德哥尔摩文化政策促进发展政府间会议召开后的近二十年时间里，这是瑞典为拓展全球文化政策分析视野做出的另一次突破性贡献。这本首次推出的两年期报告为把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置于可持续发展工作的核心位置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在缔约方、捐助方和发展合作伙伴的进一步支持下，我打算定期推出本报告。
文化政策需要获得新的话语和方法论的指导。这些话语和方法论必须辅以各领域的文化治理和管理制度，以及结构变革。这种变革必须建立在可靠规划、数据收集和分析、监测、评估的基础上，以及建立在国家层面实证性的、参与式的、透明的政策制定的基础上。这将需要开展更全面的能力建设活动，包括通过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本报告将为这一全球行动做出贡献，我相信这将激励更多人采取行动。如今恰逢其时。
伊琳娜·博科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致 谢
如果没有很多人的鼎力支持，这本监测2005年公约的全球报告不可能顺利编制完成。教科文文化多样性部门（创意部，文化处）在此致谢，感谢大家提供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本报告。
全球报告小组由Danielle
Cliché（文化多样性部门主任，2005年公约负责人）、Anthony Krause（文化多样性部门政策与研究主任，项目协调员）、Lindsay
Cotton（制作协调员）和Emanuele Cidonelli（知识管理人员）组成。
Yudhishthir Raj
Isar教授（巴黎美国大学、西悉尼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担任主编。
为本报告撰稿的独立作者也构成编委会：Helmut
K.Anheier、Lydia Deloumeaux、Mikevan Graan、Véronique Guèvremont、Yudhishthir Raj
Isar、Ammu Joseph、Carl-Johan Kleberg、Olga Kononykhin、Octavio Kulesz、Christine
M.Merkel、Nina Obuljen Kor.inek、Ole Reitov、Sophia Sanan、Mikael Schultz和David
Throsby。
十分感谢柏林赫尔梯行政学院，其与教科文在指标构建、数据收集和信息图表等领域开展合作。特别感谢柏林赫尔梯行政学院董事长兼院长Helmut
K.Anheier及其员工Jessica Leong Cohen、Christopher Ellis、Olga Kononykhina、Regina
A.List和C.J.Yetman。
我们十分荣幸将以下人员提供的信息纳入本报告：Christiane
Amanpour（CNN首席国际记者与教科文自由表达和记者安全亲善大使，英国）、Eric
Chinje（非洲媒体倡议首席执行官，喀麦隆）、SheilaCopps（加拿大前副总理）、Sergio
Fajardo（哥伦比亚安蒂奥基亚省省长和麦德林市前市长）、Gilberto Gil（巴西文化部前部长和UNESCO亲善大使）、Park
Geun-hye（韩国总统）、Angélique Kidjo（国际作者与作曲家协会联合会副会长，贝宁）、Alice Bah
Kuhnke（瑞典文化和民主事务大臣）、Pascal Lamy（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法国）、Edison
Lanza（美洲人权委员会言论自由特别报告员，乌拉圭）、Neven Mimica（欧盟委员会国际合作与发展专员，克罗地亚）、Jason
Njoku（iROKOPartners首席执行官，尼日利亚）、Rasmané Ouedraogo（文化多样性国家联盟主席，布基纳法索）、Oussama
Rifahi（阿拉伯文化艺术基金会执行主任，黎巴嫩）、Farida Shaheed（联合国前文化权利特别报告员，巴基斯坦）及Maria
Tuerlings（Trans
Artists项目主任，荷兰）。
十分感谢瑞典政府和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SIDA）为本研究提供的资金支持。特别感谢Maria
Arnqvist（SIDA国际组织和政策支持部项目专家）和Mikael
Schulz（瑞典文化和民主部国际协作主管）。
以下两位外部评审人员为本报告提出了建议：Avril
Joffe（南非韦茨艺术学院文化政策和管理中心教授）和Justin
O’Connor（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传播与文化经济学教授）。
一些教科文工作人员组成了内部评审委员会，并提出了相关建议。为此，感谢以下人员提供的意见建议：Guy
Berger、Sylvie Coudray、Jane Freedman、Mathieu Guevel、Fran.ois Langlois、Lynne
Patchett、Ann-Belinda Preis、Marie-Ange Theobald和Barbara
Torggler。
感谢文化多样性部门同事提供的意见建议及撰稿，尤其是以下人员：Denise Bax、Melika Caucino
Medici、Doyun Lee、Laurence Mayer-Robitaille、Anahit Minasyan、Rochelle
Roca-Hachem、Reiko Yoshida、Marlène Zenie Raffin、Samira Zinini和Salma
Zulfiqar；同时也感谢我们的实习生支持团队完成各种工作：Katherine Dagg、Stéphanie Faucher、Vincenza
Ferrigno、Anna Ewa Ruszkiewicz和Clémence
Varin。
此外，也感谢所有艺术家慷慨授权我们使用其作品。
后，特别感谢Corinne
Hayworth为本报告提供设计和编排。Julie Wickenden负责校正本报告。信息图表由Katharina M.Reinhold、Severin
Wucher（柏林Plural）、Frank Hellenkamp、Georg Hübler、Martin Stolz和Sebastian
V.lker组成的小组负责编制。Denis
Pitzalis帮助处理地图视图。
UNESCO内外的许多同事参与了本报告的翻译和创作工作，对此，我们向所有人员致以诚挚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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