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译丛·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NO：016）

★梁文道、刘瑜、熊培云、许知远联袂主编——“理想国译丛”（MIRROR）系列之一（016）——保持开放性的思想和非功利的眼睛，看看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本书有郭于华专文导读“福山的慧眼：社会资本的积累与自发社会的力量”。

★《信任》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由于经济立于社会生活中，若要理解经济，则必须要了解现代社会如何进行自我组织这一更为宏观的问题，一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资本归根结底对经济繁荣的创造有着深刻的影响。这本书不是一本“竞争力”流派的指导书，这类书往往意在解释如何创建成功的经济体，或美国人应该如何模仿日本或德国。《信任》旨在讲述一个经济生活如何反映、塑造和支撑现代生活本身的故事。

★福山在本书中把焦点集中在信任度存在与否所造成的结果上，使读者对于社会资本有了崭新而精确的认识；这本书问世之后，我们再也不可能忽略文化的前提而单独分析经济成长的议题。想要了解国家财富真正来源的人，《信任》一书是不可或缺的读物。——威廉·盖尔斯敦（William A. Galston，美国马里兰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福山以观察入微的笔触，逐一分析了美、法、德、意、日韩以及华人文化传统及其经济活动特色，详尽而细密地考察了社会信任度在各国经济生活上的角色，读者可以从中清楚地了解文化对经济发展的真正重要性。经济行为是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由各种习俗、规则、道德义务以及其他各种习惯连缀在一起，塑造着社会。本书将会证明，一个国家的繁盛和竞争力是由某一普遍性的文化特征所决定的，即社会本身所固有的信任程度。对于想了解经济而又能体会经济乃是大社会文化之一环的人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研究方向。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奥利弗·诺梅里尼高级研究员，此前曾任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兹高等国际研究院、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企划局副局长、兰德公司研究员。著有《历史的终结与后的人》、《政治秩序的起源》、《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大断裂》、《国家构建》等。现居加利福尼亚。

译者：郭华，牛津大学教育学硕士，伦敦大学教育研究院社会学博士。现旅居英国。在国内外媒体发表过一系列关于英国文化和教育的专栏文章，另译有福山作品《国家构建》。

导　读　福山的慧眼：

　　　　社会资本的积累与自发社会的力量/郭于华

序　言

部分　信任之理念 

第1章　历史终结处的人类处境

第2章　“百分之二十”解决方案

第3章　规模与信任

第4章　善与恶的语言

第5章　社会美德

第6章　世界各地的结社之道

第二部分　低信任社会与家庭价值观的悖论

第7章　通往社会性的坦途和弯路

第8章　一盘散沙

第9章　“布登勃洛克”现象

第10章　意大利的儒家主义

第11章　法国：面对面

第12章　韩国：骨子里的中国式企业

第三部分　高信任社会与延续社会性的挑战 

第13章　无摩擦经济

第14章　坚如磐石

第15章　儿子与陌生人

第16章　终身雇用制

第17章　财团

第18章　德国巨人

第19章　韦伯与泰勒

第20章　团队中的信任

第21章　局内人与局外人

第22章　高信任的工厂

第四部分　美国社会与信任危机 

第23章　“鹰隼不群”—果真？

第24章　循道合群

第25章　美国的黑人和亚裔人

第26章　正在消失的中间层

第五部分　丰富信任 

第27章　后起之秀

第28章　重返规模

第29章　奇迹迭出

第30章　社会工程终结之后

第31章　经济生活的精神化

注　　释

参考文献

索　　引

★对于想要了解当代社会经济表现何以良莠参差的经济学门外汉来说，福山的《信任》将会成为*受欢迎的读物。福山对社会核心价值观持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这些价值观引导了美国、亚洲、欧洲企业与政府的行为，这一独特的见解本身也提供了一个原创性的概念框架，有助于我们了解后冷战时代世界许多紧张情势的根源，其中包括贸易与人权等多元化的议题。

——大卫 黑尔（David Hale，Kemper金融服务公司投资部经理）

★福山又办到了。通过《历史的终结与*后的人》一书，福山在知识界引发了令人惊异的效应；这次他又通过这本《信任》让我们学到，一个社会的“自发社会性”是该社会经济结构的关键，那些认定社会行为以个人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团体导向的亚洲模式为两种*，其余行为模式皆处于二者之间的人，必须重新思考这个议题了。福山再一次为知识圈带来震撼。

——亨利 罗文（Henry S. Rowen，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第1章　历史终结处的人类处境

当我们迈向21世纪时，政治经济体制的极大趋同已然在世界范围内发生。20世纪初，各国因为意识形态的鸿沟而对立。为了争夺政治范畴的至上地位，君主制、法西斯、自由民主以及共产主义展开了激烈竞争，而不同的国家亦选择了截然不同的经济走向：保护主义、社团主义、自由市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一而足。今天，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已经或准备采用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其中很大一部分也同时转向市场导向的经济，并融入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分工。

我在其他地方也提到过，这一走向构成了“历史的终结”，这里的历史指的是马克思—黑格尔意义上大写的历史，即人类社会向着同一终目标演进的宏大趋势。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这一趋势以一种一以贯之的方式塑造着各国经济体，并将它们连缀在巨大的全球经济中。与此同时，现代生活变得愈发复杂，包裹着越来越密集的信息，而这一切都使得中央计划经济愈发困难。反之，技术驱动下的资本主义创造出空前繁荣，进而孵化出倡导普世与平等权利的自由主义，而为争取人类尊严的“寻求承认的斗争”也达到。尽管许多国家在创建民主与自由市场体制的过程中遭遇困难，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前社会主义国家，又纷纷后退到法西斯主义或无政府状态，但这些国家只能借鉴世界发达国家的民主资本主义制度，以作为它们的政治经济组织模式。除此以外，别无选择。

虽然各国体制都趋向民主资本主义这一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将不再面临各种挑战。在这个特定的体制构架中，有些社会富裕，有些则陷于贫困，民众对于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满意度也有高有低。尽管如此，历史终结处人类制度的万法归一让我们可以断定，在后工业社会，通过野心勃勃的社会工程实现更进一步的改善是不可能的了。我们不再寄希望于通过宏大的社会工程来创造出一个“伟大的社会”。例如，克林顿政府在1994年推行医疗改革时举步维艰，政府希望规模化管理民众经济生活的这一重要环节，而美国民众对于这一做法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在欧洲，已经没有人会认为通过扩大社会福利可以解决高失业率或移民等当代社会的重大问题。相反，即便社会发展方案涉及福利问题，也是通过削减福利来提高欧洲工业的国际竞争力。虽然在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的赤字消费在民主工业国家大行其道，现如今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一理论是漏洞百出、不攻自破的。目前，“不添乱”（do no harm）成为大多数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方式包括确保稳定的货币流通以及控制庞大的财政赤字。

今天，几乎所有严肃的观察家都不再寄望于社会工程，他们都坚信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活力源于健康且多样化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一个繁杂的中间体制，它融合了各色商业、自发结社、教育机构、俱乐部、工会、媒体、慈善机构以及教会等等，并构建在家庭这一基础结构之上。之所以说家庭是基础结构，是因为人们通常通过家庭来完成社会化，以融入他们所在的文化，习得在更广大的社会中生存所必需的技能，而社会的价值和知识也通过家庭得以在一代又一代人中间传承。

我们无法像政府组建中央银行或者军队那样，通过立法手段来打造坚固稳定的家庭结构和持久不衰的社会体制。一个蓬勃发展的公民社会根植于民众的习惯、习俗和道德品行。而这些特征只能通过有意识的政治行动来间接改变，抑或是通过提高文化意识和对文化的尊重来滋养。

文化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并且超越了特定的民族界限，延伸到了全球经济和国际秩序的领域。冷战结束后，世界人民反而越来越能感受到到各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这的确是对体制趋同化的一种讽刺。例如，在过去十年中，美国愈发感觉到，作为之前冷战时期自由世界一员的日本，因其不同于美国的自身文化习俗，践行了不一样的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这些文化差异不时引发摩擦，尤其是当日本商业网络中的成员，所谓的“经连会”，选择在成员之间相互做生意，而不选择能够提供廉价优质的海外公司的时候。对于他们而言，美国文化的一些特征让亚洲人很不安，例如好打官司，又如美国人随时把个人利益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的姿态。亚洲人愈发推崇自己文化遗产某些方面的优越性，例如服从上级、重视教育以及家庭价值等对于社会活力的重要性。

文化在全球秩序中的地位愈发凸显，因此塞缪尔亨廷顿认为，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文明冲突”的时代。与冷战时期不同，在这样的时代，人与人之间显著的区别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于是，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体制之间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冲突可能会发生在世界的主要文化群体之间，例如西方文化、伊斯兰文化、儒家文化、日本文化、印度文化等等。

亨廷顿认为，文化间的差异会愈发棘手，所有的社会都不得不对文化多加关注，因为它们不再仅仅面对内部矛盾，更要面对整个外在世界。这些观点显然正确无误，不过当亨廷顿说文化差异必然导致冲突，则就不那么有说服力了。恰恰相反，文化之间互动所产生的竞争对立常常孕育创造性的改变，这样跨文化启迪的例子不胜枚举。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黑色舰队”登陆日本，于是日本和西方文化有了正面交锋，而正是这一交锋，为明治维新和日本后来的工业化铺平了道路。近如，在过去几十年中，像精益化生产之类的技术从日本引入美国，取消生产过程中的缓冲措施，加快了生产车间的反馈速度，美国的工业发展因此受益。无论文化的交锋会导致冲突、适应还是进步，我们都应该对文化的独特性和功能性有更深入的了解，因为国际竞争、政治以及经济领域的关键问题，都愈发与文化问题挂钩。

作为现代生活为重要的一环，经济领域可以说是承受了文化对于国内安康和国际秩序为直接的影响。虽然经济行为与社会政治生活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但当代经济论述衍生出一个错误的认识倾向，认为经济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有其专属的规则，因而和社会的其他部分区隔开来。倘若如上所说，那么所谓经济，不过是一群人聚在一起，企图满足自己的私欲和需求，之后便又纷纷回到各自“真正”的社会生活当中去。然而在任何现代社会中，经济是人类社会交往为基本为多元的场域。任何一种经济行为，从开干洗店到生产大型集成电路，无一不涉及人与人的社会合作。即便人们到某一机构中工作是为了满足个人需求，工作场所也不免把人们从私生活中牵引出来，让他们与更为广阔的社交世界产生联系。这样的联系并不只是获取薪水的手段，而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人固然有私欲，人性另一部分则渴望成为更广大的共同体的一员。当没有规范和规则来连缀个体的时候，人类会感到强烈的不安，也就是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所谓的“失范”（anomie），而现代社会的工作场合则缓解或消除这样的不安。

我们在工作场合与他人产生相互联系，并从中获得满足。这样的满足感源于人类寻求承认的基本渴望。我在《历史的终结与后的人》一书中指出，每个人类个体都寻求他人承认自己的尊严（例如，对他/她的价值进行恰当评估）。的确，这一驱动力是如此之根深蒂固，如此之不可或缺，以至于成为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引擎。在早先时代，这种寻求承认的欲望主要体现在军事战场上，王侯贵胄为争权夺位而展开血腥的厮杀。在现代社会，寻求承认的斗争从军事转向经济领域，因此产生的良性社会效应是创造而非摧毁财富。超越物质层面，经济行为往往是为争取承认，而非仅仅为满足物质需要。[6]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物质需要无外乎若干种，且容易满足。工作和金钱作为身份、地位以及尊严的基础要重要得多，这一点对于媒体帝国的缔造者抑或是新晋升的工头都有同样的意义。这样的承认是无法通过个体获得，它必须要置于一个社会环境之中。

由此可见，经济行为是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由各种习俗、规则、道德义务以及其他各种习惯连缀在一起，塑造着社会。本书将会证明，一个国家的繁盛和竞争力是由某一普遍性的文化特征所决定的，即社会本身所固有的信任程度。这是我们从经济生活的考察中所获得的宝贵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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