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69924978
☆15位作者都是历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获得者！
☆国内首次聚焦海外汉学家和翻译家，着重体现他们为中外文化的沟通与交流以及他们与中国结缘的故事集。
☆故事性、可读性强，对宣传和推广中国及中国文化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1. 《我的中国故事 : 海外汉学家视野里的中国》作者都是从事中国图书翻译、中国文化推广的著名汉学家、翻译家，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2. 阅读本书，能够开阔眼界，学到文化交流等方面多种有益的包括思维方法、生活感悟、为人处事等方面的知识。
3. 通过外来者的眼光，能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树立起高度文化自信。
《我的中国故事 : 海外汉学家视野里的中国》共收录了来自荷兰、加拿大、匈牙利和法国等14个国家15位作者的文章。这些文章分别讲述了作者在中国或与中国结缘的经历，内容包括学习中国文学、将汉语作品翻译成自己的母语推广给本国读者、将本国作品翻译成汉语介绍给中国读者、与中国人交往的故事、在中国学习、工作和生活的难忘故事、与中国人交朋友的故事，等等。
通过这些外来者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观察反馈，能够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巨大魅力，从而产生高度的文化自信；通过他们与中国开展的各项文化交流活动积累起的经验，包括国际文化交流的原则、方法和经验，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能够起到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序/ 余 华
我的中国文学之旅/ 伊维德（荷兰）
我生命的三分之一在翻译中国/ 李莎 ·卡尔杜齐(加拿大)
一位匈牙利文学译者的中国故事/ 克拉拉·宗博莉（匈牙利）
我爱中国，也爱中国人/ 贝尔纳·布里赛（法国）
我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达莎（白俄罗斯）
中国，半个世纪魂系梦萦/ 黑山（斯洛伐克共和国）
我和中国有缘/ 其米德策耶（蒙古国）
我仰慕中国的文化和文明/ 康达维（美国）
我是中国当之无愧的朋友和崇拜者/马克林（澳大利亚）
我的中国（嗨）故事/ 弗拉蒂斯拉夫·巴亚茨（塞尔维亚）
我的中国故事/ 白罗米（罗马尼亚）
我的中国图书翻译之路/ 杜光民（缅甸）
感恩与挚爱/ 康斯坦丁·鲁博安 （罗马尼亚）
我的三十年
—— 怎样从事中国当代小说的德译/ 高立希（德国）
与中国结缘/ 金胜一（韩国）
余 华
这本书收集了来自十四个国家的十五位汉学家的“我的中国故事”，这里面有五位是我熟悉和认识的，德国的高立希、罗马尼亚的白罗米、匈牙利的克拉拉、缅甸的杜光民、塞尔维亚的巴亚茨——他是不会讲中文的“汉学家”，这位作家兼出版商每年都来中国，我感觉如果房价不是太高的话，他会在北京或者青岛买下一套房子。我去过他在贝尔格莱德的地缘政治出版社，喝着土耳其咖啡的时候，他向我展示了已经翻译成塞尔维亚文出版的中国图书，还向我描述了他要出版更多中国图书的雄心勃勃计划，脸上洋溢出很想一口吃成一个胖子的表情。
这十五个“我的中国故事”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性别年龄，他们的研究、写作和翻译领域也是各不相同，从古代到当代，从文学到戏曲，从历史到政治等应有尽有，他们学习中文的经历和在中国生
活的经历迥然不同，他们的中国故事也因此五彩缤纷，这些五彩缤纷的故事有一个地方是一致的，他们共同讲述了对中国的爱和对中国巨大变化的惊叹。
关于爱和变化，我要在这里和你们分享自己的故事。爱在不少汉学家那里经常是通过失望和想念表现出来的。先说失望，经常有汉学家向我讲述他们国家里的一些人对中国的无知，那时候他们的语气和表情充满了失望，需要我去安慰他们，我说这个仍然需要时间。我知道这些无知通常是由愚昧造成的，我刚去过里斯本，在那里的时候，一位中国留学生告诉我，她是前年过来留学的，租了一间房子，葡萄牙房东指着家里的冰箱问她，你见过这个吗？再说想念，我在国外的时候，经常有汉学家向我表达对中国的想念，有几位说到动情处眼睛湿润。今年1 月下旬，塞尔维亚的汉学家安娜陪我前往波黑的维舍格勒，路上她说太想念北京了，甚至想念北京的雾霾，她希望自己明天就能够飞到北京，下了飞机做的件事就是狠狠吸一口北京的雾霾。我说今年冬天北京大风不止，雾霾被吹散驱走了，你下了飞机很可能吸不到雾霾。她说那我就狠狠吸一口北京的大风。
十天前的这个时候，我坐在里斯本的一家书店里，活动的主题是“变化、记忆和写作”，我从交易的角度讲述了中国变化的故事。我告诉葡萄牙的读者，中国人在吸收新的技术和新的生活方式时没有任何障碍，适应的速度之快令人感觉到新旧之间似乎没有距离，比如移动支付，短短几年时间，阿里巴巴支付宝的APP 和腾讯微信支付的APP 差不多装载进了所有的智能手机，从超市的收银台到办理证件的收费窗口，从大商场到街边小店，只要有交易的地方，差不多都有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二维码放在显眼的位置，人们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扫一下就轻松完成交易。我自己在中国已有一年多没有用过现金，也没有用过信用卡，因为手机支付太方便了。有些人上街时口袋里没有现金也没有信用卡，一部手机就可以完成所有来自生活的需求。于是乞丐也与时俱进，他们身上挂上了二维码，乞求过路的人拿出手机扫一下，用移动支付的方式给他们几个零钱。
我告诉他们，也就是三十多年前，不少中国人出差时担心钱被偷就把现金藏在内裤里，那是安全的地方。在内裤的内侧缝上一个口袋，还会缝上纽扣，需要付钱时，手伸进去摸索一会儿，根据需要支付的金额，准确地摸出一张五角的或者一张一元的钞票来，因为钞票的大小不一样。女性都会去会找个隐蔽的地方悄悄摸钱，有的男性大大咧咧，会当着别人的面把手伸进内裤摸索，即使对面是一位或者几位女性也会这么做。这个动作要是在今天出现的话，很容易被指控为性骚扰。
后我要说的是，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编辑这部《我的中国故事——海外汉学家视野里的中国》，重现了一千四百多年前王勃的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2018年6月16日
我的中国文学之旅
伊维德（荷兰）
在我的家庭背景或少年时代的经历中，没有什么能让人联想到我终会从事汉学研究。我出生于1944 年，成长于冷战时期，在荷兰东北部的一个小村庄长大，父亲是当地一家合作乳制品加工厂的厂长。我的祖父母双方世代都是农民，与中国贸易或亚洲文化没有任何关系。我的家族中，除了一位学医的表兄，没有人上过大学。我从上小学开始，就对米卡诺（一种组装玩具，可以组装成各种运动的物体）非常着迷，于是父母认为，我长大后一定会成为工程师，并希望我终进入一所高级技工学校。等我上了高中，很快发现，我对汽车、摩托车的内燃机及其实际应用没有一点感觉，对收音机、留声机、录音机或电视等电子设备更是毫无兴趣。不过，我肯定是有一些语言天赋，因为我喜欢学习外语。在选择学校时，我决定上六年制的高中（文科中学），教授的课程除英语外，还包括法语和德语，拉丁语和希腊语（后两年还提供希伯来语选修课）。我一直非常喜欢这些语言类课程，而我自己阅读的内容，均远远超出课程要求的范围。
我大学时选择汉语语言与文化作为专业，或许与遗传有着某种关系，因为我的父亲高中毕业时曾想当一个飞行员，随着工作周游世界。当对这个梦想的追求被他的父母阻止时，他就许下诺言，将来允许自己的孩子选择想学习的课程和想从事的职业。虽然他从未想到过有一个孩子会学习汉语，但是，当我宣布了自己的选择时，他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现在，在欧洲，每年有数千名大学生学习汉语，许多高中也教授汉语，但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很少有学生被这门课吸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荷兰汉语专业毕业学生可以指望被委派到远东事务办公室设在巴达维亚（现在的雅加达）的荷兰东印度群岛殖民管理当局工作，这个职位在1949 年印度尼西亚独立后就被取消了。当时荷兰与中国的联系非常有限，因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驱逐了几乎所有来自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外国人，中国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联系就更少了。1963 年初，我来到莱顿大学询问学习汉语的可能性，我后来的老师告诉我，毕业后的工作机会，就算不是完全没有，也是极其有限。但是，当作为新生进入大学时，毕业的日子还藏在遥远的未来，我根本不在乎这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荷兰到处都是就业机会，我从未担心过自己毕业后能否找到工作，我的同学们也是如此。
既然我的背景中没有任何东西促使我作出这样的选择，我为什么下定决心要学习汉语？我对拉丁语和希腊语很是着迷，于是，我想学一种不仅历史悠久，而且现在依然活跃的语言和文化，好这种文化尽可能远离欧洲传统。我曾考虑过梵文，但终决定不学它，因为它和我熟悉的多数语言一样，属于印欧语系。我曾一度有过学习阿拉伯语的想法，但是，尽管《一千零一夜》很吸引人，我还是决定放弃，因为中东文化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不过是另一种与犹太教和基督教一样的——神教。这样，就剩下汉语这个选项了。汉文化既古老又鲜活，它的语言不属于我知道的任何语系，它的
非字母文字也增添了吸引力。后来我才认识到，很明显，我的选择是基于极大的无知，但在十八岁这个年纪，不可动摇的自信弥补了这种无知。
当我离开家乡的小村庄，来到莱顿，入学成为一名汉语语言文化专业的学生时，对中国了解多少？我不得不承认，少之又少。我读过的本英文原版小说，是赛珍珠（1892—1973）写的《牡丹》（Peony），是在我上高中的小镇书店里买的简装书。《牡丹》并不是赛珍珠著名的作品，但内容很有趣。书中的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封后的犹太家庭。这家人的儿子从外表看完全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在日本人持续蚕食中国领土时，充满爱国热情，后加入新成立的中国空军。这时，他爱上了家里的女仆牡丹。对这桩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思想传统的父母大为恼火。但是，当儿子在对日作战中牺牲，牡丹怀孕，特别是在牡丹生下能延续香火的男孩之后，他们终接纳了她。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赛珍珠在《牡丹》中描写的私情，源自巴金（1904—2005）的《家》（Family）。
我读过的关于中国的另一本书，是当时能找到的罗伯特·H. 高罗佩（Robert H. van Gulik，1910—1967） 写的小说《大唐狄公案》（Judge Dee）的荷兰语译本。高罗佩是荷兰汉学家和外交官，但他的小说《大唐狄公案》是用英语写的，在荷兰以外的国度畅销后才开始出现荷兰语译本。我的父亲也是《大唐狄公案》的忠实读者，我周五晚上从村里的公共图书馆借来这些书，必须保证在周六下午父亲的周末开始之前读完。父亲终收集到一整套荷兰语的《大唐狄公案》，后来被我继承下来。
从上述情况应该很清楚地看到，我上大学前对中国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但随着进入大学，我发现，这种知识的欠缺也有好处。我的一些同学直言不讳地表示，因为对中国文化的某个方面兴趣浓厚而学习汉语，却难以接受学习语言需要花费的时间（以至于几乎全部都转到其他专业），但我却可以全心投入语言学习，没有这样的困惑。我一直喜欢学习语言，并且非常高兴地了解到，在莱顿，鉴于日本汉学奖学金的数量和质量，我们还将熟悉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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