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西三部曲·1944：龙陵会战

    《1944：龙陵会战》是作者余戈继《1944：松山战役笔记》、《1944：腾冲之围》之后，创作的滇西抗战“微观战史三部曲”的收官之作。

    《1944：龙陵会战》一书特色为“微观战史”，对战事叙事精确到一天一地，且以敌我双方史料严密比对，在错综复杂的战事中追求*程度的客观准确，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信史”标准，为读者汲取战争经验教训提供优秀文本。

    全书80万字，另附图册，收录中日双方的作战地图50余幅和珍贵历史照片50余张。

    余戈作品系列的前两部《1944：松山战役笔记》和《1944：腾冲之围》曾先后分别获得“文津图书奖”、“中国好书”奖
、“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并赢得了大量忠实读者。本书将和前述两部作品一起，为我国抗战历史的书写提供一套相对完整的有特色、有质量的战史实例，推动我国抗日战争研究的深入和延展，为充实完善中华民族坚强不屈、英勇奋战、敢于胜利的抗战史诗拓开一条新路。

    《1944：龙陵会战》一书叙述的是1944年滇西抗日反攻主战场的战事——中国远征军的龙陵会战，及其后收复芒市、遮放、畹町，与反攻缅北的中国驻印军会师芒友、打通中印公路的全过程。全书中心在远征军以重兵三战龙陵，其间还粉碎了日军“断”作战攻势，终于以硬碰硬的攻坚方式攻克龙陵古城，创造了抗战史上中国军队以大兵团及空前规模的步炮空协同，实施攻坚作战并赢得完全胜利的全新战例。

     余戈  1968年7月出生，在陕西、甘肃、云南等地乡村、军营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1985年考入军校从军，曾在部队任雷达技师、宣传干事。1994年调入解放军出版社，现为《军营文化天地》杂志主编，发表散文随笔、文化评论、报告文学类作品百余篇。2000年起，业余时间收藏抗战文物、研究抗战史。偏爱从技术、战术、军人生存方式等军事文化视角，进行“微观战史”的写作实践，已出版《1944：松山战役笔记》（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1944：腾冲之围》（“中国好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松山、腾冲和龙陵，是1944年中国远征军在滇西对日军实施战略反攻作战的核心战场。以滇西战场的胜利为先声，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拉开了胜利的序幕。这段用血与火凝成的光辉历史，曾经不为公众所熟悉。我自2004年开始接触这一题材，历时12载，先后推出了“滇西抗战三部曲”：《1944：松山战役笔记》（2009年）、《1944：腾冲之围》（2014年）、《1944：龙陵会战》（2016年），为读者了解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提供了一份“导游手册”。

    我所写的是“微观战史”——这是将历史观和方法论合而为一的一个概括表述。形象地说，就是在“显微镜”下看历史，尽可能提供“像素”最高的历史。在这一努力下，历史有可能变得“接近于无限透明”，显出细腻丰富的肌理，这就挤压掉了“演义”和“戏说”的空间，也让很多高蹈虚浮的历史成见变得似是而非。

    一般认为，我们中国人是有战略天赋的，《孙子兵法》自不必说，单说抗战中就有《论持久战》（毛泽东）、“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白崇禧）、“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蒋百里）这些高人高论；事实证明这些战略判断或预言也都应验了。

也有人反驳说，抗战能胜利不是我们有多厉害，而是站对了边。但这不正证明了我们厉害吗？提前四年多就“押宝”，最终给押中了，这还不厉害？

    总之，有战略思维、“战略上强”这一点，争议不大。

     但说起抗战，为啥总觉得有口气憋在心里出不来呢？为啥会有“惨胜”这个说法呢？因为战术太差。或者说，战场上的“小比分”太差。扒拉手指头，正面战场的22次大会战基本为输局或平局，只有消耗了对方多少资源的差异；滇西、缅北战场是全胜，代价又实在太高。总之，吃亏吃在具体的作战过程中，丢分都丢在战术层面上。

这里不准备重复综合国力比较这个套话了，总拿“器不如人”来说事儿，最后它就成了一个万能的借口，找不到真正的病根儿在哪里。其实器比人强或者大体持平的时候也不少，比如“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军，淞沪会战时期的“德械师”，特别是反攻阶段得到美式装备的远征军／驻印军，但还不是觉得憋气吗？

吃亏吃在战术层面，这个大结论应该是成立的。

为啥这方面就不行呢？原因可以列出N多，但有一点最关键：作风差。作风即态度，核心一点是认真。“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能说出这句话的就是伟人。“认真”几乎可以概括日本之于我们所有的优长，比如本分、负责、严谨、工匠精神，等等；而“不认真”也可以概括我们之于日本所有的短处，比如漫不经心、大而化之、马马虎虎，等等。

补上“认真”这个短板，加上天赋中的战略头脑这个特长，与日本继续比赛下去，我们是不是会赢？我觉得一定会。

这个检讨和结论，在当年远征军参战部队的几十份战报中，早就做过了，结论高度一致，一点儿也不新鲜，我只是把它们从故纸堆里又翻腾出来了而已。

问题也就在这里——特别善于总结并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但之后很快付之高阁。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而所谓的进步，就是跟这个“本性”较劲并克服之，则因艰难、反复而迟缓、漫长。

也许“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但真正要对付的敌人其实是自己；若战胜了自己，最终将无敌于天下。

战争，从近处来看，好像是将军们智慧和性格的博弈，或是官兵们勇气和血性的较量；稍微后退一步而观，就发现是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比拼和消耗。在写作本书的几百天里，我仿佛置身于龙陵上空俯瞰，看到每天敌我双方的兵员和物资，经由同一条传送带——滇缅公路，输送到这个小城来“火化”。在燃起的滚滚浓烟中，敌我双方都咬牙切齿地彼此凝视着，看谁能耗到最后。

在这些麇集而蠕动着的人群中，只有寥寥数位意识到自己正在书写着一段历史，比如辻政信这样的战事“操盘手”；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们，均毫无自我意识地为命运（命令）所摆布，在这一秒或下一秒进入并熔化于火炉之中。所有有姓有名的鲜活生命，都按火化的时间段攒在一起，被计为一个概略的阵亡数字……

终于，有一方因消耗不起要后退了，后退之前往往会如回光返照般进击一次，付出最后一拨儿血肉之躯，显示其集团意志并非退却，而是已达成意愿后的自主“转进”。此时，往往夜幕和大雨同时降临，遮掩掉了得意者和失意者的神色，让胜利者不明就里，让失败方减轻心理负担。次日，龙陵的烈日依旧照耀山川，整个坝区静谧安详，仿佛一切不曾发生。你这才发现，所谓历史的遗忘，原本不需要等到很多年以后。

为什么这片土地如此肥沃？因为滋养它的都是有机肥料！

这正是让我惊心、动容而难以自已的景象。自2004年第一次走近松山，最让我难以忍受的就是：如此重大的战事，竟找不到一个像样的读本；曾经覆盖了整座大山的血肉和白骨，竟被遗忘得好像从未存在过。

但是，我同时意识到，我不能仅仅矫情地感叹一番就撒手而去。中国的事情，必须是谁遇到了就亲自动手做起来，并尽力做到最好，这才有可能影响到更多的人加入进来一起做，才能走出“人人抱怨，却依然如故”的古老困境。

我承认自己所干的是个良心活儿，是在做一份功德，但这首先是做给自己的，因为这段历史让我偶然撞到了。虽然我并非历史专业出身，但却是现役军人和以文字为职业者，若像普通游客那样闪身走过，我将一生心理难安。

做良心活儿，就得有做良心活儿的态度、方法和标准。经过12年的摸索实践，就有了对于“微观战史”的种种思考和感悟。

“微观战史”的操作，首先是对于战史资料的发掘和考证。七十多年来，中日各方的材料虽然散落，但大多依然还存在，而网络时代则为搜寻资料提供了极大便利，不过，还是很少有人能下决心以“囊括”为目标去搜集，更少有人投入耐心去仔细拼接。而这正是爱好历史收藏的我极有兴趣并比较擅长的事。因此，这份晚做了几十年的“战史拼图”工作，让我在面对大量第一手资料，且对敌我双方全知的新鲜视角上，体验到了“再造历史”的感觉。

但是，战争实在是过于特殊。作为人类大规模的暴力活动，战争的原始记录本身就存在先天缺陷，比如极为凌乱和不准确，且敌我双方记述差异极大。为了尽可能逼近真相，“史料批判”的工作就比其他题材复杂得多。你会发现，更多的工作是需要完整呈现一段复杂的过程，而不是单纯去证明一个清晰的观点；有时模糊数学所研究的“混沌”状态，恰好是战史表述所需要的“精确”。

战争的“第一现场”是战场，因此“微观战史”所记述的一切必须能够“落地”。在案头工作之外，构建在军事知识、地理知识基础之上的战场田野调查，也显得极为重要。这类似于军事活动中的“参谋旅行”，对我是极有吸引力的事情：眼前是硝烟炮火，脚下是河流山川，敌我双方浴血搏命的一幕幕场景，枪林弹雨中倒下的一个个身影，在冥冥之中呼唤引领你穿越时空，将纷乱复杂的人间壮美大剧拼接还原并再现……

上述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达成高标准的史实重建。

史实重建，远比隔着时空发表高论更重要，前者应是史学的真谛，后者常常是自作聪明的臆测和饶舌。古代的历史因为史料所限，很难做到微观境界；但近现代史的不少题材，因了史料的细致丰富，是可以做到“微观”的。只有在微观境界，你才能真切地感到史学其实具有数学、物理学的某些特征，才有一些做“科学”的体会。但是，史料越是丰富，就越是杂芜，泥沙俱下，“史料批判”工作的挑战性就越大。甄别还原历史细节，就如同刑事侦探，寻找和确认证据，成为这一工作的核心；同时，对于世道人心的体察、想象能力等，也成为构建“事理逻辑”至为重要的功夫。这时候，所谓文科和理科的分野早就不存在了，逻辑能力和想象能力缺一不可。

面对多到令人眩晕的材料，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

一团曾经的泥丸，打碎成千万颗沙粒，你耐心观察每一粒泥沙的形状，以及与其他沙粒曾经衔接过的茬口，脑海里一遍遍地想象重构，又一次次推倒重来，直到“咔嚓”一声，它们完成了第一次成功对接，此时你直接得到的就是上帝造物时的原貌。此时，你甚至无意再向人复述和解释重建的过程，因为那简直要说海量的话……那个泥丸终于原样躺在你的手心里，你打量着它，很有成就感吗？有一点儿，但极为短暂，更多更久的是身心的疲惫感。很快，巨大的空虚感再次袭来，逼迫你忘掉曾经完成的一切，尽快找到一个新题目——这不是在说瘾君子的故事，而是在说一个痴迷于事的人都会经历的正常状态。

因此，关于我的研究和写作的介绍就此打住吧。

在从搜集材料到调研写作的过程中，众多师长和朋友提供了热情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原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史研究中心发起人崔永元先生，多年来投入巨大精力和财力从海外搜集购买中国近现代史相关资料，建起了藏书浩瀚的资料馆。本书所涉及的日方史料，多数为崔永元先生慷慨赠予；其中有不少是我开出书单，他亲赴日本帮我买回来的。不仅如此，崔永元先生还资助了我部分经费，用于支持史料翻译工作。对于没有官方立项的个人研究，这无疑是雪中送炭。对他的热情支持和有力帮助，我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经南京民间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吴先斌、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连红先生热心引荐，得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长马振犊先生大力支持，使我获得了数量颇丰的远征军部队战斗详报，这些第一手史料大多数为首次引用。

在滇缅抗战史专家戈叔亚先生介绍下，我有幸结识了陈明仁将军的嫡孙陈湘生先生，得到了由其精心保存的陈明仁将军日记抄本。在龙陵会战中，陈明仁任远征军第71军军长，是这段历史重要的亲历者，其日记的历史价值可想而知。据了解，陈明仁将军于戎马倥偬之际一直记有日记，后来因种种原因未能面世。经我动员，陈湘生先生与95岁高龄的伯父和兄弟姐妹们商议后一致同意，将陈明仁日记交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深圳越众历史影像馆执行馆长黄丽平女士和中缅印战区历史专家晏欢先生，分别遴选了与本书内容相关的数十张历史照片相赠，让文字记述的战史获得了直观的影像佐证。越众历史影像馆收藏的数万张历史照片，均为当年美军照相部队官兵所拍摄，由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在深圳越众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应宪先生鼎力支持下，由章东磐、晏欢、牛子、戈叔亚等有识之士拷贝回国，近年来以此出版相关图书、举办展览，影响巨大。本书所选照片的说明文字，均由晏欢先生和我的同事陈京蕾女士帮助翻译。

经由战友宋轩先生、曹舒雅女士、俞海燕女士热心联系，张丰帆、程国兴、杨雪丽、乔宝成、谢家媛、杜聪聪、高畅、王彦天、郝夏茹、李奎乐、李国帆、付晓瑞、顾立鹏等朋友分别承担了全部日文资料的翻译工作。他们均出身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等名校，且多数拥有丰富的军事知识，译文质量出色。因了他们的大力帮助，本书的写作进程得以大大加快。

在写作期间，我曾多次赴滇西龙陵、芒市实地考察，保山军分区李英玉司令员、德宏军分区邹强政委、龙陵县委宣传部长董斯璇等领导同志，予以热情支持并提供了种种便利。龙陵、芒市的朋友饶斌、邱佳伟、刘翀辰等，陪同我寻访战迹、核实地名，其间翻山越岭不辞辛劳，此后又通过微信频繁沟通交流，使我获益良多。

我的同事陈祥京先生是一位优秀的美术编辑，“滇西抗战三部曲”中全部的作战地图，均经他与其弟陈祥浪以旧资料图重新修图调制，其工作之复杂繁琐非局外人可以想象。阅读战史离不开地图，相信陈祥京、陈祥浪兄弟为此付出的心血也将赢得读者的称道。

由于作者水平所限，本书疏漏、缺憾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界同仁及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笔者的电子邮箱为[email protected]，新浪微博ID为@余戈-龙陵会战。

作者2016年9月21日于北京平安里

     早在2002年，军史专家郭汝瑰、黄玉章在其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作战史》中，充分肯定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作战胜利的巨大价值，认为这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的一次获得彻底胜利的大规模进攻作战”，而随后与中国驻印军并肩作战歼灭缅甸日军，更是“自甲午战争以来*次援助盟邦进入异邦国土作战并获得胜利的一次大规模作战”。然而，在长期以来为西方主导的二战史叙事中，中国战场始终处于被刻意贬低和忽略的地位，尽管在美国对日本开战前，中国已独立对日抗战四年有余。即便是经由中国率先倡导缔结对日军事同盟而*终形成的中缅印（CBI）战区，中国投入巨大人力物力与美英进行军事合作，赢得了该战场的巨大胜利，但仍然长期未得到来自盟邦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中缅印战区的战争，主要包括中国驻印军暨中国远征军的缅北、滇西战役，及英军收复其旧殖民地缅甸的战役。在西方的历史叙事中，对于后者的记述和评价远远在前者之上，以至于很多西方读者不知道在这一战场还有中国的贡献。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极为复杂，主要是由于“史迪威事件”导致中美关系濒临破裂，使得战后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均对该战场的军事合作采取了刻意冷落或贬低的态度。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大陆方面对于该战场情况不了解，加之基于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对这段历史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关注几乎处于“冷藏”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大陆方面以开阔的政治胸襟，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的学术研究和政治评价日益客观公正，赢得了广泛赞誉，但列在正面战场22次大会战之外的缅北、滇西战场，纯粹因为学术研究条件因素制约，公众认知程度仍然较为落后。需要注意的是，不少人仍然囿于惯性思维，认为抗战中这段辉煌历史是被中共有意“遮蔽”，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政治误区。而台湾国民党方面基于岛内“去中国化”思潮的压力，非但不敢宣扬自己在大陆的这段历史，反而对不明真相者对大陆方面的误读，狭隘地采取了暧昧态度，甚至予以迎合。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由大陆解放军现役军人余戈潜心十余年，以独创的“微观战史”研究方法推出的“滇西抗战三部曲”，就对这一政治“误读”予以了有力回应：既然“去中国化”势力乃至“台独”势力淡忘历史，那么就由大陆作家和大陆*好的出版社把书写、传播这段“中国史”的历史责任担当起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贺新城

《1944：龙陵会战》是余戈继《1944：松山战役笔记》《1944：腾冲之围》之后，创作的滇西抗战“微观战史三部曲”的收束之作。此前的两部作品分别获得第六届文津图书奖、“2014中国好书”等殊荣；《1944：龙陵会战》则更上层楼，将作者首创的“微观战史”这一理念和研究方法推到了新的高度。
    在作者的“微观战史三部曲”之前，国内几乎没有典型的战役史专著，业界著述多为宏观军史、战史；对于战役、战斗的叙事则以“纪实文学”垄断市场。作为人类重大历史活动的战争，若无学术高度上的微观历史叙事，不仅是军事历史学术之缺憾，甚至会带来政治层面的尴尬，如近年甚嚣尘上的对我军英模事迹细节的质疑之风，不管其隐藏的动机如何，首先是对战史研究领域缺乏微观研究著述的恶性反诘。由于种种原因，国内战史的微观研究极难开展，其中既有权威档案利用极难的瓶颈问题，也有军史研究职能部门“宜粗不宜细”的观念束缚，及地方历史研究人员缺乏军事学背景等困难，造成这一领域的微观研究著述长期付诸阙如。诚如杨奎松先生近期撰文所指出的，“从余戈2009年《1944：松山战役笔记》出版以来，中国大陆一批中青年业余战史爱好者已经捷足先登，陆续开始推出一批颇有分量的战史著述”。因此说余戈的研究带动了一个方向，推动了一种历史著作“品类”的兴起，诚不为过。
    《1944：龙陵会战》叙述的是1944年滇西抗日反攻的主战场战事——中国远征军龙陵会战及收复芒市、遮放、畹町之役，及与反攻缅北的中国驻印军会师芒友、打通中印公路的过程。此战可谓我国抗日战争中*为辉煌的胜利，对于推动抗战全面胜利，及战后奠定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等，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如此重大的历史题材，长期以来却不在中国抗战正面战场22次大会战之列，公众对其了解认知之薄弱可想而知。也正是余戈的聚焦一个战场深钻、吃透式的研究，才使得学界和社会有了在精确、细微的条件下观照这段历史的可能。该书中仅利用南京二档中的远征军部队战斗详报、作战机密日记就达20余份；对于日军不但利用了其公刊战史，还包括全部参战部队的内部战史、主要将领回忆录和官兵口述史，这样规模的档案史料利用量及对敌方史料的“互参”比对，在国内以往战史著述中也是找不到第二例的。此外，龙陵会战中因了中美军事层面的深度合作，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空前规模的步炮空协同作战，战争过程中的军事活动经验、教训极为丰富，大部分对于当下实现强军目标所进行的深层军事变革不乏启示之效。因此本书的价值就不仅是叙述了一段往事，而具有相当的现实价值。

——《解放军文艺》副主编 殷实

攻克龙陵似乎唾手可得之际，后勤补给问题突然成了致命问题。

据宋希濂报告：“自6月4日以来，淫雨连绵不止，道路异常泥泞，人马行动困难。兵站输力既极薄弱，补给线路复因军队进展甚速、延伸过长，以致粮弹追送数量极少；飞机补助投掷，亦因受天候影响，不能及时接济。而龙陵地方贫瘠，产粮极微，又无法就地征购粮食。自6月10日以后，各部均因粮弹缺乏，亟望补充，无法续行攻击。”

“……我军在为驰名的‘龙陵雨’所苦。在不能飞行的气候了，他们渴望着空中的补给，他们盼望着老百姓组织的骡马队，自怒江东岸怒山山脉的平坝里，驮着米和弹，赶到怒江西岸的高黎贡山山脉中来。这些日子，炮弹只留得几十发，罄其所有也摧毁不了几处敌人的工事。他们万里来的米，一顿减少一顿，起先大家喝稀饭，后来一道嚼山芋；山芋找不到，再找芭蕉和草根。”第71军此时的窘迫，被中央通讯社随军记者黄印文写在了战地通讯中。

骡马队在大雨泥泞中翻山越岭的地面运输固然不易，对于实施空投补给的具体困难，美军顾问团长弗兰克·多恩在6月9日的记事中也道出了苦衷：

物资空投的形势越发紧张。几乎每天，中国方面提供的天气预报不是晴天就是碎云。但是第69联队却报告天气情况并不乐观，执行空中支援任务的飞机不是不能起飞就是中途被迫折返。因此，空投行动也无法进行。昨天（8日）晚上，宋希濂来电表示中国军队正在承受每天数百人的伤亡，希望美国飞行员能够在不利的天气情况下，冒险为前线空投供弹药和食品。今（9日）早，他再次来电，龙陵地区的所有战事因弹药不足而被迫暂停。我们也在一刻不停地催促第69联队的肯尼迪（Kennedy）上校，请他想尽一些办法为中国军队提供空中补给；如果龙陵不克，则整个的反攻计划都将失败。

中国方面提供的天气情况报告仅限于他们自己头顶的那一片区域（事实上，从机场到空投区的航路上会出现不利于飞行安全的气象条件，但中方对此不以为然），因此，大部分在前线的美军顾问也认为气象条件适合于空投。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空中补给，那么美国人在此之前所做的努力将付之东流。我个人认为单靠几次空投，是不可能推动战事的全面进展的。肯尼迪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不能也不会接受任何在他认知范围以外的事情。他没有丝毫的实战经验，也很少学习别人的经验。第69联队的人也很坦白地讲，凡是在路易斯安那州的训练／演习中没有演练过的科目，肯尼迪上校是绝对不会在实战中去尝试的。由于我们的支援不到位，中方的态度在过去的几周内已经变得越来越尖锐。

11日，大概是被宋希濂屡屡发来的电报搞烦了，弗兰克·多恩开始在记事中指出宋希濂本人的责任，并披露了远征军高层的矛盾：

宋希濂仍在一刻不停地叫喊着要求得到空中支援和物资的空投补给。尽管他手里已经有足够的甚至超出所需数量的部队，但是如果得不到空中支援和空投补给，他拒绝展开任何行动。宋希濂的陆上后勤非常糟糕，他曾经报告说当他的部队到达龙陵外围的时候只剩下随身携带那点物资（他们没有按照规定携带5日份的大米和1个基数的弹药），粮食弹药非常缺乏。

尽管萧毅肃（远征军参谋长）、卢佐（军委会后勤部副部长）将军和我一再提醒他战区的气象条件不可能保证有效的空投，但是宋希濂仍然完全依赖空投来对他的部队进行补给。他的地面后勤负责人李国源（第11兵站分监）愚蠢无能，并且还被一群傻瓜包围着。现在宋希濂需要他拿出点真本事来解决后勤供应问题，结果这位老兄彻底崩溃了。卢佐将军曾警告宋此人（指李国源）不堪使用，但是宋希濂依然我行我素。

——对李国源提出指责的，还有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兵站总监蒋炎。“他（蒋炎）相信，但是不能证实，第11集团军兵站分监李国源将军涉嫌贪污。李报告称他有1800头用于运输的牲畜，实际上这个数字可能被夸大以获取更多的经费。按照比例来讲，李所拥有的挑夫和牲畜的数量和第20集团军的一样多，但是第20集团军的后勤工作却进行得相当出色。并且，第20集团也没有向长官部申请更多的资金用于后勤保障工作。而李却不停地要求增加资金投入。”对此，弗兰克·多恩颇有深意地写道，“我们不能凭此断定宋有贪污行为，因为他已经是个十分富有的人。”实际上，已经谙熟中国军队传统的弗兰克·多恩明白，集团军的兵站分监就是总司令的“钱袋子”，往往由最亲信的心腹担任，且稳居不倒。

宋希濂还声称是我和萧毅肃使他陷入如此的困境，他甚至威胁说要从龙陵地区撤军。卫立煌因此指责我和萧毅肃先是说服宋冒险采取现在的作战计划，之后又让他在全军弹尽粮绝的时候无法及时得到补充。萧毅肃认为卫立煌的指责太尖锐了，如果不马上采取措施改变现状，他这个参谋长就干不下去了。萧毅肃认为宋希濂和他的下属们像一群爱哭鬼，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后勤系统；而且，宋希濂似乎忘记了，当时正是在他本人的支持下，我们才使目前的作战计划得以通过。

宋希濂直接给蒋委员长发去了一封电报，并在电报中列举了他目前遇到的种种不如意。委员长通过卫立煌做了回应，责问陈纳德（Chennault）将军为何没有能够提供有效的空中支援和空投。经过一番努力，我们终于让肯尼迪上校在不利的天气情况下为前线部队空投补给。肯尼迪的问题是，他不会做任何计划外的或者教科书规定以外的任何事情，同时他也不具备在特殊情况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0日）下午两点，卫立煌召集了一次会议，在会上我们就空中支援和空投的问题对他进行再一次的说明，并说服他下令让宋希濂不要撤军。同时，萧毅肃致电宋希濂询问他的物资是否够用。萧毅肃建议最好马上开始攻城，好让士兵们能够尽快获得食物和住所。

下午5点，宋希濂攻下了龙陵。当天晚上，他收到了部分给养补充。攻城部队也将城内日军的大部分据点清除掉了。至6月11日早晨，日军残部被迫龟缩在龙陵城西、南两处的三个据点内继续顽抗。

实际上，“下午5点，宋希濂攻下了龙陵”之说，就是缘自宋希濂当日误发的那个报捷电报。据弗兰克·多恩记述，收到电报后，大概是为消弭此前中美双方的龃龉，卫立煌马上“向蒋介石发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报，对美方在夺取龙陵的战斗中提供的支援给予高度评价”。 

但此时龙陵上空的天气任然没有改善的迹象，预示着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

节选之二

据日本公刊战史：

15日，当第33军决定将主力后撤时，命令第56师团主力在狼兵团（第49师团）吉田联队配合下前往救援平戛守备队，而以第2师团留守龙陵。具体命令为：“第2师团应对付龙陵周边之敌，一并指挥龙陵守备队，要大概确保龙陵南方高地之线并应谋求持久。”

根据上述命令，第2师团以堺联队（步兵两个大队）占领一山、二山；以三宅联队（步兵两大队）占领从云龙山高地经西山至龙陵西方高地的阵地；并命令龙陵守备队依然确保既有阵地。又，命令炮兵在云龙山一线占领阵地，命令工兵援助构筑阵地。

第2师团长冈崎清三郎中将采取以上部署，是以龙陵作为阵地的中心，左右两翼后退到远方。可以想象的是，此后我军攻击的冲力，必然会以压倒优势集中到向我方突出的龙陵守备队。

既然第33军的命令要求“在龙陵南方高地线长期坚持”，为什么第2师团长冈崎不让龙陵守备队撤出城区，反而还要将其当做主阵地的核心？冈崎在战后所写的回忆录中的解释是：

师团前面的敌人在这个时候就有十几个师了。而且由于拉孟的失陷，通往云南的道路也打开了，敌人的重炮已经出现在了前面，今后敌人兵力的增加也是理所当然的。与之相对的是，师团的步兵只有五个大队而且还有伤兵，要将敌人压制在眼前，占领龙陵南方的阵地，实际上是一件非常费劲的事。我没自信能够在这个阵地上，将这场不知道持续到什么时候的防御战斗进行到底。

于是，我独断决定将阵地前移，下定保卫龙陵的决心，命令龙陵守备队死守现在的阵地；步兵第16联队占领一山（锅底塘坡）和二山（三关坡）；步兵第29联队占领从龙陵城西及西方高地的阵地。

这样，龙陵城区就在阵地的前方远远地突了出去，而且三个方向都被位于高地上的敌人所瞰制。以一般战术观点来看，这样的部署有很大的弱点，是不合格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用这个“饵”来钓住敌人进行持久战，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而且我认为这样能够构筑相当多的阵地而固守。

但是，当天夜间龙陵城内突然发生了意外事态，即龙陵守备队长小室钟太郎中佐决定以15日夜为期，独断放弃龙陵，率领全队退却；并已下达了退却命令，开始破坏野战医院的X射线机等重要器材。

小室钟太郎此举，显然就是彻底否定了第2师团的持久作战计划，故而事态至为严重。

因为18日小室钟太郎在两个师团及第33军相继高压逼迫下自杀，其独断退却基于何种考虑，没有留下直接证言。但后来第113联队长松井秀治在其《波乱回顾》中分析认为：随着停止“断作战”和军主力的撤退，龙陵已第三度被孤立于敌重围之中实施殊死之战。而且与前两次情况不同，此时战力已大为低下，外郭阵地又几乎完全落于敌手。如果不将阵地全部撤退到龙陵城的外围，此后的战斗将是极其残酷的，就谈不到长期拒止敌人。因此，小室中佐可能经过一番深思之后，决心独断撤退。

另外，第56师团参谋永井清雄中佐对小室的行为有如下说法：即，龙陵守备队是由多个部队拼凑起来的，且医院拥有大量患者。小室中佐是第56师团的工兵联队长，可能认为这些不是自己的部队，所以不忍强行要求这些官兵进行更残酷的战斗，所以才决定退却。当时军所属各部队已陆续向芒市方面撤退，龙陵守备队赤裸裸地陷入敌包围之中，官兵内心强烈的孤立感成为有声无声的压力，压迫着小室中佐。小室中佐可能是屈服在这种压力下了。在过去两次龙陵防卫战中，虽很艰苦，但仍抱有师团主力会赶来救援的希望；而这次就完全没有那种希望了。况且第2师团连一个参谋都不想派遣，只想让敌大军围攻龙陵守备队，以争取持久的时间。当时守备队里也许有一股“在这种情况下要勉强我们苦战，免了吧”的气氛。

战后编撰的日本公刊战史，列出松井、永井的这些说法，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真相可能要残酷得多。据第113联队第3机关枪中队士兵药师丸章在其战记《我的云南、缅甸之战》中披露：

9月上旬第56师团长松山祐三在视察战场时，曾对松井部队长以及龙陵守备队长小室工兵联队长等人指示说：“上级下令军主力撤退时，你们可根据情况保有一定的自主性”。小室实际上正是基于这一指示，行使了“自主权”；但后来当第33军发难时，松山又不敢向军司令官本多坦承自己曾做过上述指示。

松山与本多虽然同为中将，但前者仅为陆士出身，后者为陆士、陆大双料资历背景；尽管松山暗地里时常对本多流露出不服气，但真正遇到关涉重大责任的冲突，却圆滑地采取了回避态度。对此，药师丸章以一个士兵的身份评论道，“保护自己师团的部下难倒不应该是师团长应尽的责任吗？第56师团松山师团长在我的心中就一个懦夫”；“看来对于松山师团长来说，身为他部下的工兵联队长小室龙陵守备队长的性命，远远没有他自己的仕途重要。”

药师丸章在手记中承认上述看法属于个人推论。但就此事来说，为师团长而“讳”实际上就是为日军而“讳”，以日本人习惯性的暧昧方式来记述这段战史，就只能牺牲掉一个小小的中佐军官的尊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