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战略与战术

1.综合各方面史料：官方文件和报告、亲历者回忆录、战地记者报道以及对当事军人和其他人的采访，以事实为依据，客观公正地解析二战的来龙去脉。
2.另辟蹊径：不同于单一地重现昔日的战争场景，本文以“战略与战术”为核心，多角度地解读了二战的成与败，对现代军事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3.关注历史价值：战争不应该仅只是作为历史封存，其对和平年代的参考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本书作者潜心贯注，深刻剖析了每场战争的战略目标与实现手段，将战争的本质血淋淋的摊开在众人面前。硝烟过后的和平就变得弥足珍贵。 

二战是人类史上的一场大浩劫，战火燃及四大洲四大洋，这场波及甚广的战争在摧毁人类家园的同时也在推动着世界文明的前进。本书不再是单一地讲述二战历史，而是立足于战略与战术，多维度地解析这场战争的历史价值。作者凭借其自身丰富的作战经验，结合多方史实资料，客观公正地详述了战争双方在战争过程中为适应不断变化的战略目标而采用的与之相应的战略与战术；其中，对交战各国在各个阶段采用的不同的战略与战术都有较为详细的解读和思考，这对现代军事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作者的抽丝剥茧，能够让读者在关注战争的成败之外，多一些思考。

著者：J.F.C.富勒（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1878-1966年） ，英国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史学家，陆军少将。装甲战理论开创者，被誉为“20世纪的克劳塞维茨”。他一生著述颇丰，尤其是在机械化战争论方面。著有《西洋世界军事史》、《装甲战》、《战争指导》等30余种军事著作。

译者：胡毅秉，上海人。从事军事类读物翻译工作多年，各大军事论坛常客。译有《航母舰队司令：弗兰克·杰克·弗莱彻在珊瑚海、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中国长安出版社）和《极简世界史》（台海出版社）。

前言
章   战争的背景
第二章   德国掌握主动权的阶段，初期的成功与失败
第三章   德国改换作战路线
第四章   日本掌握主动权的阶段，初期的成功与失败
第五章   德国丧失主动权
第六章   日本丧失主动权
第七章   同盟国在西线确立主动权
第八章   两条战线上的主动权
第九章   同盟国在欧洲掌握主动权的结果
第十章   同盟国在太平洋掌握主动权的结果
第十一章  战争的突出要素
附录     照明攻击

我并不打算为近的这场战争撰写一部正史，因为我不相信在可掌握的资料还很有限的情况下做这样的事是切合实际的。但是我可以确信，如果只论及这场战争的战略和战术，我还是能做到让读者开卷有益的。不仅如此，我还相信，除非这场战争的历次战役对军人和门外汉—这年头大多数门外汉都是现役或潜在的军人—有着超出历史价值的意义，否则现在就是研究其成败得失的时候，因为在当今这个技术时代，战略原则和战术条令的应用变化之快使得过去的经验已经是明日黄花。因此，我并未尝试从政治学、经济学和心理学这几个方面研究这场战争，尽管它们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此外，对下列作战我也不做任何详细的探讨：大西洋海战，地中海的海军作战，苏联和德占国家的游击战，以及日本侵华作战。我之所以这么做，首先是因为如果要正确评述欧洲战场的所有陆上战役，需要花费太多笔墨来介绍它们的背景；其次是因为在本书的既定篇幅内对历次军事行动进行详细表述太过于庞杂；至于第三个原因，很多背景信息仍然晦暗不明，而且在我看来，它们与政治的关系要比与军事行动的关系更为密切（只有苏联的战事除外）；后一个原因是，要想使叙事具有条理且完整，就需要从头细说，更何况，无论从战略还是战术角度讲，这场战争都算不上十分精彩。
以上介绍了本书的整体情况。接下来，谈谈我的资料来源。它们大致可以分为四类：(1) 官方文件和报告；(2) 亲历者的回忆录和传记；(3) 战地记者的报道和记录；(4) 有关纽伦堡审判的报告以及对敌方军人及其他人员的采访，例如在舒尔曼少校（Major Shulman）的《Defeat in the West》一书中可以找到此类资料。类虽然大体符合事实，但少有关键意义。它们基本上都是一些骨架，只带着零星的血肉；但是它们仍然有很大价值，因为如实记录了军事行动的梗概。第二类虽然往往带有个人偏见，却是四类资料中为重要的；不过也只有将相当数量的此类资料汇总起来，才能通过互相验证来还原真相。然而截至目前，已经出版的此类资料实在太少，我只能依靠第三类资料来填补空缺；不过，无论如何第三类是必然要参考的，因为战地记者们在亲临战场记录战况方面的才能是非常高超的。但是我对他们关于苏联战场的报道并没有多少兴趣，因为他们被禁止亲临前线，只能被动地接受官方的宣传材料，无法亲眼目睹，甚至无法亲自打听。苏联关于历次大小战役的官方叙述—他们的所有叙述都是官方的—实在缺少有用的信息，而且洋溢着太多的英雄主义情怀。虽然任何熟悉苏联军事历史的人都不会怀疑苏联军人的顽强和刚毅，但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阅读诸如威猛的库班或捷列克哥萨克“用马刀砍翻上万德国兵”之类的空话，也难免会令人生厌。同样，反反复复地阅读“数以万计的敌人被击毙，数以百计的居民点被占领”的文字，也同样枯燥乏味。或许是我运气不佳，但是至今我只看到一部能够明晰地描述苏联战事的著作，那就是企鹅丛书中的《苏联战役，1941—1943》和《苏联战役，1944——1945》这两卷，作者是W.E.D.艾伦（W. E. D. Allen）和保罗·穆拉托夫（Paul Muratoff）。我从这两卷书中获取了大量信息，因此我在这里表示由衷的感谢。至于说到第四类资料—审判报告和讯问记录—虽然它们非常有吸引力，但我认为在目前应该谨慎采信。我的理由如下：（1） 虽然我们可以确信在纽伦堡庭审中出示的文件是真实的，但没有证据表明所有文件都有被执行过；因为每个军人都知道，计划和方案总是会不断地修正；（2） 战败者的证言也是令人质疑的，因为掩盖或淡化自身的过失并推诿于他人正是人类的天性。希特勒确实要为许多荒谬的行为负责，但是荒谬的事显然是把所有罪过都归结于他一人；因为通常在战争中，许多力量的共同作用才能造成巨大的灾难或胜利。
现在来批评这些事实清晰的战役是很容易的，但无论如何，事后批评总好过不批评。倘若历史学家和其他相关人士自1919年能够拥有更多的批判精神，那么我们在1939年也不会如此手足无措。此外，为了让本书中的批评显得不那么尖刻，我希望有心的读者翻看一下我在战争期间所写的文字—其中有些已经结集成书—这样一来你们就会发现，大部分批评都是在有关事件发生之前、进展期间以及事后不久作出的。因此，以下观点是我一贯坚持的：战争无非是一场致命的争斗，为了让战斗有意义，需要确定一个明智而且有益的政治目标。战争的目的并不是杀戮和破坏，而是迫使破坏者改变初衷。丘吉尔首相一手开创的“战略轰炸”不仅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在军事上也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更是毁灭性的—任何人只要去今日的中欧看一看，就会明白这个道理。关于意识形态的战争是毫无意义的，这不仅是因为思想不会被子弹影响，更是因为动机越神圣，结果就越邪恶，从古到今莫不如此。被太多将领视作法宝的毁灭式轰炸不但非常笨拙，而且通常徒劳无功。用兵之道讲究的是胆识和策略，而不是仅靠武器和人数优势取胜。例如，英国的战略应该立足于海权而非陆权，就算只考虑不列颠岛的地理位置也应该这么做。对英国来说，尝试发挥大陆强国的作用犹如空中楼阁，而这正是她自1914年以来乐此不疲的行为。总而言之，无论敌人做过什么，像绅士一样作战要比像无赖一样作战更有利；因为无赖的战争只能以无赖的和平收场，而无赖的和平只不过是又一场战争，这在我看来真的没有意义。

正面进攻也可分为两种—消耗式进攻和突破式进攻。种进攻所用的战法是先与敌军接触并将其拖住，然后迫使他们投入预备队，后将敌人的实力消耗到不足以继续抵抗为止。此时敌人为了避免被歼灭的命运，将不得不冒着被追击的风险撤退。请记住，追击是一次新的进攻，因此应该动用生力军来实施。
在现代条件下，应该尽可能避免使用这种在所有进攻中为原始的形式，因为防御时的火力要比进攻时的火力更具杀伤力。所以，即使能将防御方决定性地击败，进攻方付出的代价也可能很高昂。在很久以前的M国内战（一场前装枪时代的战争）中，这个道理就已经显而易见，以下两段引文足以证明：“让一个人躲在坑里，”莱曼上校（Colonel Lyman）写道，“再在他身后的小山上放一个精良的炮兵连，那么即便这人不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军人，他也能打退三倍的敌人。”弗兰克·威尔克森（Frank Wilkeson）也写道：“在我们离开北安娜（North Anna）战场之前，我发现我们的步兵已经受够了向土木工事冲锋的战斗。普通士兵都称工事后面的一个出色的士兵可以抵得上工事外面的3个。”
突破式进攻的经典战例是公元前331年10月1日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战胜敌军的埃尔比勒之战（也叫高加米拉之战）。简单说来，他的那次著名机动是这样的：
亚历山大的45000人与大流士（Darius）指挥的拥有巨大数量优势的波斯军队对阵。亚历山大率军沿对角线朝波斯军队左翼的中部前进，当两军接近时，他把自己的部队排成箭头阵型；他的方阵（重装步兵）在左翼，轻装部队在右翼，而他的重骑兵则排成楔形位于中部。随着方阵步兵的稳步推进，波斯大军越来越沉不住气，亚历山大注意到波斯军队的正面由于一些波斯骑兵队的前出而出现缺口，于是立刻向该处发起冲锋。在突破敌阵之后，他让自己的骑兵向左移动，从后方击溃波斯军右翼。大流士的整支军队由此在恐慌中一哄而散。
侧翼进攻也分为两种类型—单翼包抄式进攻和两翼包抄式进攻。前者的战例不胜枚举，其中**美的战例之一就是1757年12月5日腓特烈大帝战胜对手的洛伊滕之战。此役的战术思想则是基于公元前371年留克特拉之战中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的*名策略。
腓特烈率领36000人马快速推进，大大出乎道恩元帅（Marshall Daun）和大约85000奥军的意料。此时道恩匆忙在他右翼的一片沼泽和左翼的施韦德尼茨河（River Schweidnitz）之间布阵，并以洛伊滕村为中心。腓特烈一边佯攻道恩的右翼，一边利用战场上的一片高地作为掩护，神不知鬼不觉地带领大部分兵力横穿于敌军正面，突击道恩的左翼，在逼退这一翼的敌军后趁势攻向洛伊滕。终他横扫了中部的全部敌军。拿破仑将这场战役称为“机动、策略和决心的杰作”。
两翼包抄的经典战例是公元前216年8月2日汉尼拔（Hannibal）大破罗马的坎尼之战。
汉尼拔把自己的步兵分成3个梯队，他的西班牙兵和高卢兵组成中部梯队，非洲兵组成两翼梯队。在步兵阵列的两翼他又各布置了一队强悍的骑兵。面对瓦罗（Varro）指挥下以类似方式列阵的罗马军队，汉尼拔命令他的左翼骑兵发起冲锋，击溃了罗马右翼的骑兵。接着，在罗马步兵逼近时，他一边用骑兵追击逃离战场的罗马左翼骑兵，一边将自己的中部梯队调整为向敌军方向凸出的月牙形阵列。这个月牙阵立即遭到攻击，并逐渐被逼退，后成为两翼凸出、中间凹进的阵型。瓦罗指挥他的士兵涌入这个口袋，挤作一团。突然，汉尼拔命令两个非洲步兵梯队前进，然后向内旋转，从两翼夹击罗马。而这时完成追击返回的迦太基骑兵又从后方给了罗马军队重重一击。于是瓦罗的大军就像遭遇地震一样被吞噬了。
在飞机出现之前，严格意义上的后方进攻—不是紧接着突破式或包抄式攻击之后发起的攻击—只能由在负责主要战斗或正面战斗的部队之外独立行动的部队执行。这种进攻形式的一个战例就是钱瑟勒斯维尔之战。1863年5月2日，李将军（General Lee）命令“石壁”杰克逊（Stonewall Jackson）率32000人绕过胡克（Hooker）的正面和右翼，然后突击他的后方。杰克逊成功地完成了这个任务，C底搅乱了胡克的计划。
防御战术主要分为两大类—直接防御和间接防御。后者包括通过火力防御、隐蔽防御、布设障碍防御和分散来减少被攻击的目标。其中，第三种防御战术包括运用铁丝网、和各种反坦克及反空降障碍。但是，所有这些间接手段都是用来辅助直接防御的。直接防御具有三种主要形式—线式防御、区域防御和机动防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