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1636690
为中国找回晏阳初/
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在某些方面的异同简述
——兼说革命与改良/
改良变革中国
——晏阳初及其同仁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事业/
晏阳初的“民力”观/
我们要往哪里去
——写在晏阳初诞辰120周年之际/
荒原颂歌——我的农村
我的农村：理想的生活长什么样？/
故乡力量
——珍视、守护、发扬/
故乡·母亲/
培田的价值/
漂泊者的居住理想/
行动是坚强的翅膀——乡建工作散记
农民如何组织起来/
一场未完成的乡村试验
——翟城乡村建设试验区综述/
乡土价值重建
——培田客家社区大学工作纪实/
农村教育的忧伤和希望
——培田客家社区大学承载的使命及其工作简述/
使无力者有力，有力者有爱
——厦门国仁工友社区教育促进项目介绍/
如何筹备一所乡村社区大学/
乡村图书馆的组织和管理/
平民教育十年散记/
工作总结/
平民教育文化丛书大纲/
《乡村》编辑方案
——乡村，让人类更美好/
关于“我们的乡村建设”的几点意见/
缙云山会议发言/
晏阳初中心的“一二三四五”/
梦想像呼吸——乡建“哲学”
乡村建设是什么/
“乡村建设八问”/
平民教育是什么/
社区大学的理想/
平民教育与新农村建设/
平民的教育怎样才能不沦为口号教育？/
爱故乡的理想/
爱故乡宣言/
爱故乡的未来/
爱故乡行动倡议/
乡村建设随想录/
新乡村建设工作手册/
农者之心/
我们的时代
——《国仁工友之家三周年图册》前言/
青年有理想，故乡有力量
——向日葵爱故乡学社创刊词/
忧郁的自由之火——乡村杂谈
被教育捆绑的村庄/
重建家园
——让“留守”这个字眼消亡/
农村成功学/
美丽乡村建设需要乡村思维/
城市精神贫困的根源及其影响/
人民大学，人民的大学/
无教与误教
——罗斯高教授《63%》一文读后感/
和平的知识基础/
乡村振兴，别成为新一轮的折腾/
点点微光——乡土思想
城乡共生与在地化教育系统建设初探/
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探讨/
在地化知识与平民教育的使命/
国家安全视角下的乡土文化与乡村治理/
乡村主体性视角下的精准扶贫问题研究/
在真实中追求幸福——乡村参访录
信仰的高度
——印度归来/
美国之行/
中国台湾归来/
梦想像呼吸，行动是坚强的翅膀
——中国台湾社区大学参访报告/
举社区之力
——中国台湾社区营造考察报告/
附录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筹办日记/
后记/
我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被动实践中的主动反思，到80年代以来主动实践中的主动反思，经两个“11年”在不同试验区的历练参见即将出版的《温铁军自述择要——难得5个11年》，其中对20世纪80—90年代在官方政策部门开展农村改革试验区及新世纪启动民间为主的新乡村建设试验区，分别作为两个11年的经历予以归纳。，加之后来广泛开展的国内外调查和区域比较研究时已经过了天命之年……自忖有从经验层次向理性高度升华的条件，便先要求自己努力做到自觉地“告别百年激进”参见温铁军:《告别百年激进》，东方出版社，2016年4月，版。这是我2004—2014年这10年演讲录的上卷，主要是与全球化有关的宏大叙事和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甫一出版即被书评人排在当月优选10本财经类著作的位。但在此书出版之前，我还没有来得及设计“国仁文丛”，也就不能把这个序言加上去，遂有21世纪以来从发起社会大众参与改良、对“百年乡建”(rural reconstruction)之言行一致地接续，而渐趋达至“国仁”思想境界，亦即一般学人必须“削足”才能跟从制度“适履”,但只要纳入主流就碍难达到的“实践出真知”。
因此，我在2016年暑假从中国人民大学退休之际，要求为今后几年的一系列出版物担纲作序，也主要是想明了指出“国仁文丛”何词何意?亦即这个丛书是个什么思路和内涵?
一、释义之意
“国”者，生民聚落之域也。“上下五千年”是中国人开口就露出来的文化自豪!就在于，人类四大文明古国除了中华文明得以历经无数朝代仍在延续之外，其他都在奴隶制时代以其与西方空间距离远近而次序败亡。由此看中国，唯其远在千山万水之隔的亚洲之东，尤与扩张奴隶制而强盛千年的西方相去甚远，且有万代众生勉力维护生于斯而逝于斯之域，“恭维鞠养，岂敢毁伤”，兹有国有民，相得益彰。遂有国民文化悠久于国家存续之理，更有国家历史传承于国民行动之中。
“仁”者“爱人”，本源于“仁者二人也”。先民们既受惠于光风水土滋养哺育的东亚万年农业，又受制于资源环境只能聚落而居，久之则族群杂处，而需邻里守望、礼义相习，遂有乡土中国仁学礼教上下一致维系大一统的家国文化之说，于是天下道德文章唯大同书是尊。历史上每有“礼崩乐坏”，随之社会失序，必有“国之不国，无以为家”。是以，“克己复礼为仁”本为数千年立国之本，何以今人竟至于“纵己毁礼为恶”……致使梁漱溟痛感“自毁甚于他毁”的现代性为表、横贪纵欲为里之巨大制度成本肆无忌惮地向资源环境转嫁而至人类自身不可持续!
据此可知我们提出“国仁”思想之于文丛的内涵：
中国人历史性地身在三大气候带覆盖、差异显著的复杂资源地理环境下，只有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各类社会群体兼收并蓄、包容共生，才能实现并绵延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性可持续。
这个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中的、在亚洲原住民大陆的万年农业文明中居于核心地位的“群体文化”内核，也被老子论述为“阴阳之为道也”，进而在漫长的文化演进中逐渐形成了极具包容性的、儒道释合一的体系近10年一直有海内外学者在研究乡建。国外有学者试图把中国乡建学者的思想上溯归元到孔子或老子，国内也有人问我到底偏重晏阳初还是梁漱溟，还有很多人不理解梁漱溟晚年由儒家而佛家的思想演变。其实，我们从来就是兼收并蓄。在儒道释合一的顶天立地和五洲四海的融会贯通之中形成乡建思想。因此，这些海外研究者的关注点对我们本来不是问题。
由是，在21世纪初重启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之后，我们团队试图把近代史上逐步从实践中清晰起来的乡建思想，寻源上溯地与先贤往圣之绝学做跨时空结合，归纳为人类在21世纪转向“生态文明”要承前启后的社会改良思想本文丛并非团队的全部思想成果，但在“国仁文丛”设计之前的成果没法再纳入进来，只好如此；。
是以，“道生万物，大德中庸。上善若水，大润民生。有道而立，大象无形。从之者众，大音希声”这些年，我一直试图对承上启下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形成的国仁思想做归纳，遂借作序之机凝练成这段文言，意味着国仁追求的是一种“大道、大润、大象、大音”的思想境界；。此乃百年改良思想指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之真实写照。
基于这些长期实践中的批判性思考，我们团队认同的《国仁文丛》的图形标志，是出土于汉代画像砖上那个可与西方文明对照的、扭合在一起的蛇身双人——创造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的女娲，只有和用阴阳八卦作为思想工具“格物致知”了人类与自然界的伏羲有机地合为一体，才有人类社会自觉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繁衍。蛇身双人的扭结表明在中国人传统思想中物质与精神的自然融合，既得益于多样性内在于群体文化规范而不必指人欲为“原罪”而出伊甸园；也不必非要构建某一个派别的真理而人为地分裂成唯物与唯心这两个体系，制造出“二元对立结构”的对抗性矛盾。
此乃思想理论意义上的“国仁”之意。
行动纲领意义上的“国仁”，十多年前来源于英文的“green ground”。
我们搞乡村建设的人，是一批“不分左右翼、但分老中青”的海内外志愿者中国乡建运动之所以能够延续百年而生生不息，乃在于参与者大抵做到了思想和行动上都“去激进”，不认同照搬西方的左右翼搞的党同伐异。大家潜移默化地受到“三生万物”道家哲学思想影响，而或多或少地关注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坚持的“三农问题”——农业社会万年传承之内因，也在于“三位一体”：在于农民的生产与家庭生计合为一体，在于农村的多元化经济与自然界的多样性合为一体，在于农业的经济过程与动植物的自然过程合为一体。
据此，我们长期强调的“三农”的三位一体，在万年农业之乡土社会中，本来一直如是。告别蒙昧进入文明以来的数千年中，乡村建设在这个以农业为基础繁衍生息的大国，历来是不言而喻之立国之本。
据此，我们长期强调的三位一体的“三农”，本是人类社会转向生态文明必须依赖的“正外部性”的领域，也是国家综合安全的后载体。
中国近代不堪的麻烦，就在于激进者们罔顾“三农”的正外部性，把城市资本追求现代化所积累的巨大“负外部性”代价向乡土中国倾倒!于是，我虽然清楚“三农”本属于三位一体，也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新世纪个10年特殊强调“三农问题农民为首”，主要是因为那个时期的形势严重地不利于农民这个世界的弱势群体。实际上，也就是在做这种特殊强调而遭遇各种利益集团排斥的困境中，我才渐行渐知地明白了前辈的牺牲精神，大凡关注底层民生的人，无论何种政治诉求、宗教情怀和文化旨趣，总难免固慈而悲、固悲而悯，在中国百年激进近现代史中，也就难免“悲剧意义”地、历史性地与晏阳初的悲天悯人参阅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第二版)，中国经济出版杜，2009年。记得一位学者型领导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农民在现代化的大潮中挣扎着下沉，就剩下两只手在水面乱抓。你的思想无所谓对错，只不过是被溺水者后抓住的那根稻草，再怎么努力，也不过是落得跟着沉下去的结局……、梁漱溟的“妇人之仁”等，形成客观的承继关系。据此看，20世纪初期的“乡建派学者”也许应该被归为中国早的女性主义乡建前辈学者梁漱溟因在1953年与激辩合作化问题而被后者批为“妇人之仁”。据此，梁漱溟可以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早期女性主义者。尽管在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前，打上何种类别的标签并不重要，但如果这是当代学者们的本能偏好，也只好任由其是。我们作为继往开来的当代乡村建设参与者，有条件站在前辈肩上高屋建瓴、推陈出新，不仅要认清20世纪延续而来的中国“三农” 困境，而且要了解21世纪被单极金融资本霸权强化了的全球化，及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巨大制度成本的制度体系。这个今人高于前人的全球视野，要求我们建立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界观和宏大叙事的历史观，否则，难以引领当代乡村建设运动，遑论提升本土问题的分析能力。
从2001年中央主要领导人接受我们提出的“三农问题”这个难以纳入全球化的概念以来，即有一批志愿者着手复兴百年传承的“乡村建设”。部分年轻的乡建志愿者于2003年在距北京大约300公里之遥的河北翟城村创办起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一开始却根本就没有外部资金投入和内部管理能力。因为这种民间力量为主的社会运动无权无钱，很大程度要靠热血青年们艰苦奋斗。那年轻人激情四射地创了业，也激情四射地生了孩子，老辈们就得跟上支持和维护。十多年来，有一句低层次的话多次被我在低潮的时候重复：存在就是一切。只要我们在主流随处可见的排斥下仍然以另类的方式存活下去，就证明了超越主流的可持续。在开始跟我们一起出资、出人共同参与村里主办的乡建学院的三个村外单位中，两个是海外的机构我们2003年创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时候，主办单位是我担任法人代表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和翟城村米金水老书记代表的村委会。合作创办的海外参与单位，一个是香港岭南大学刘健芝老师主持的“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香港)”，另一个是张兰英老师作为首任驻华代表的“国际行动援助ACTION AID”。三家联合创办单位初全部投入约为20万元，一直都没有回报。我后来陆续投入各项工作(包括赞助3年以上乡建骨干攻读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的资金不低于百万元，转化为当今所有以乡建为名的志愿者们无偿使用的无形资产。我和这两位无私奉献的老师至今仍是参与乡建的志愿者。后来有多家海外机构和基金会介入当代乡建，本应鸣谢，但碍于2007年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被取缔事件而不一一列举。我们在跟海外机构打交道的时候，心里就觉着，应该给这个社会广泛参与的乡建运动将来可能形成的可持续生存系统，提出一个可以做国际交流的概念，一个符合21世纪生态文明需要的、大家可以共享的名号。于是就跟海外志愿者们商量，提出了这个英文概念“green ground”。若直译，就是“绿色大地”；若意译，则是“可持续基础”。如果把音译与意译结合起来考量，那就是“国仁”。有国有仁，方有国人国祚久长不衰。
从十多年来的乡建工作看，这三个意思都对路。
二、文丛之众
俗话说，三人为众。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如此看文丛，乃众人为师是也。何况，我们在推进乡村建设之初就强调“去精英化”的大众民主关于精英专政与大众民主的分析，请参阅《人间思想第四辑：亚洲思想运动报告》第2～19页，台湾：人间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
前几年，一直希望整个团队愿意理解我试图“让当代乡建成为历史”的愿望。尤其希望大家能够结合对近代史中任何主流都激进推行现代化的反思，主动地接续前辈学者上一个世纪之交开始的乡村建设改良运动，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梳理经验教训。或可说，我“野心勃勃”地企图把我们在新的世纪之交启动的新乡建运动，纳入百年乡建和社会改良史的脉络。诚然，能够理解这番苦心的人确实不多近年来，我不断在乡建团队中强调对乡建经验的归纳总结要尽可能提升到理性认识高度，并且要努力接续百年乡建历史，并带领团队申报了一批科研项目。那么，要完成科研任务，就要花费很多精力。对此，一些长期从事乡村基层工作，必须拿到项目经费才能维持单位生存，也就来不及形成理论偏好的同仁难以接受，甚至有些意见相左之人表达了误解、批评。这本来不足为怪，对批评意见也不必辩解。总体上看，大乡建网络的各个单位还是积极配合的。但，考虑到这些批评说法将来可能会被人拿去当某些标题党的报道和粗俗研究者的资料，因此，我才不得不以总序的方式让相对客观些的解释在各个著述上都有起码的文字依据——尽管这些话只是简单地写在脚注中。。
这几年，我也确实算是把自己有限的资源化地发挥出来，“处心积虑”地安排乡建志愿者中有理论建设能力的人在获取学位之后分布到设有乡建中心或乡建学院的不同高校，尽可能在多个学科体系中形成跨领域的思想共同体。目前，我们在海内外十几个高校设有机构或合作单位，有数十个乡村基层的试点单位，能够自主地、有组织有配合地开展理论研究和教学培训工作，立足本土乡村建设的“话语体系”构建，已经有了丰硕成果国内有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国家行政学院、清华大学、重庆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上海大学、西南大学、福建农林大学。海外有香港岭南大学、英国舒马赫学院、美国康奈尔大学，近期正在形成合作的还有国际慢食协会的慢食科技大学(意大利)等。
总之，我们不仅有条件对新世纪已经坚持了15年的“当代新乡建”做个总结，而且有能力形成对20世纪前辈乡村建设运动的继承发扬。
我们团队迄今所建构的主要理论创新可以表述为以下五点：
一是人类文明差异派生论：气候周期性变化与随之而来的资源环境条件改变对人类文明差异及演化客观上起决定作用。据此，人类文明在各个大陆演化的客观进程，至少在殖民化滥觞全球之前应是多元化的，不是遵循在产业资本时代西方经典理论家提出的生产方式升级理论而展开的。这个理论有助于我们构建不同于主流的生态化历史现。
二是制度派生及其路径依赖理论：不同地理条件下的资源禀赋和要素条件，决定了近代全球化之前人类文明及制度的内生性与多元性，也决定了近代史上不同现代化的原始积累(东西方差异)途径，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和体系结构，并构成其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这也成为我们开展国别比较和区域比较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
三是成本递次转嫁论： 自近代以来，在全球化所形成的世界体系中，核心国家和居于主导地位的群体不断通过向外转嫁制度成本而获取收益，得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实现产业资本扩张和向金融资本跃升，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底层民众则因不断被迫承受成本转嫁而深陷“低水平陷阱”难以自拔。当代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因不同利益取向而相互竞争的金融资本为主导、递次向外转嫁成本以维持金融资本寄生性生存的体系。在人类无节制的贪欲面前，终承担代价转嫁的是“谈判缺位”的资源和生态环境，致人类社会的不可持续之虞迫在眉睫。
四是发展中国家外部性理论：“二战”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通过与宗主国谈判形成主权，这可以看作一个“交易”。任何类型的交易都有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因转嫁交易范围之外的经济和社会承载而为外部性问题，任何信息单方垄断都在占有收益的同时对交易另一方做成本转嫁，由此发展中国家谈判形成主权必有负外部性，导致难以摆脱“依附”地位。但，越是一次性博弈则风险爆发造成谈判双方双输的可能性越大，发达国家在巧取豪夺巨大收益的同时，其风险也在同步深化和加剧。
五是乡土社会应对外部性的内部化理论：中国作为原住民人口大国中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其比较经验恰恰在于有着几千年“内部化处理负外部性”的村社基础，其中的村社理性和政府理性构成中国的两大比较制度优势。但政府同样是人类制造出来但反过来统治人类自身的成本高昂的异化物!遂有政府与资本相结合激进推进现代化之后严重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环境等负外部性问题，成为中国通往可持续的严重障碍，才有如此广泛的民众愿意参与进来，以期通过乡村建设使“三农”仍然作为中国危机“软着陆”的载体。
以上五点核心思想，主要体现于我们基于“本土化”和“国际化”两翼而展开的以下5个领域的研究工作中。
一是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在资本主义三阶段——原始积累阶段、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和金融资本阶段，核心国家/发达国家总是不断以新的方式向外转嫁制度成本，乃是全球化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给资源环境可持续带来的挑战。这个思想，在我们的主要课题研究中，作为全球宏观背景，都有所体现，也发表在我们关于全球资本化与制度致贫等一系列文章中。
二是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团队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构建了“南方国家知识分享网络”，开展了“新兴七国比较研究”和“南方陷阱”等发展中国家的深入研究。 目前正在进行比较研究的新兴七国包括中国、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南非、土耳其。已经发表了有关文章和演讲，两部专著也在起草和修改之中。
2010年是晏阳初先生逝世20周年，也是其开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工作90周年。但综观国内纸媒、电媒或网媒，却没有一篇纪念性的文字。尽管与10年前我们开始新乡村建设工作比起来，社会对晏阳初先生的认知度有了一定的提高，但他仍然是故纸堆里头的一个小人物，不为人们所注意。当4年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任务提出时，人们一窝蜂地往韩国跑，去学习那里的新村运动，却少有人愿意去注意一下供在自己家里的韩国人的老师——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早已是世界的宝贵遗产。
伟大的思想不能为同时代的人们所理解，这是正常的，因为思想在高处，而人们只在平地觅食。可悲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意识形态的围栏里，平教会、晏阳初、定县实验……这一思想却在这片土地上消失了。
但思想是光，它总要从黑暗中透过来。 晏阳初先生的思想和精神是当我们回望20世纪的中国时，能够使心灵感到温暖的少数几束光中的一束。今天，中国并没有从传统的农业社会中走出来，广大的农村许多地方“愚、穷、弱、私”现像严重，民智尚未全然开化，民力没有得到足够发挥，而民主的建立更是任重道远。因此当我们展望更远的未来，这束光的亮度尤令人兴奋不已，这一思想不应从我们的天空遁迹。
陌生的现代伟人
1928年6月20日，晏阳初出席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典礼，领受荣誉文学硕士学位。赞扬词是这样写的： 晏君自1918年在耶鲁膺学士学位，今已届十周年，极少的毕业生在十年间的成就，可与这位具进取心、富有才能，而且又不自私的人相提并论；他是中国平民教育计划的主要负责人，他对东方的贡献可能比战后任何一人都伟大；当他在法国以青年会干事与中国劳工相处时，设想出对中国文盲的教育观念；他在中国雅礼会所在的长沙，开始作平民教育大运动，迅速扩张成为全国性事业；他自繁多的中国文字中简要选取一千字；在这平民教育制度下，200万中国人已经学会读和写本国文字； 晏君实是世界文化中一有效能的力量。
1943年5月24日，是哥白尼逝世400周年纪念日，晏阳初在这一天与爱因斯坦、杜威、福特等人一道被评为“现代对世界具有革命性贡献十大伟人”，表扬状上写道：杰出的发明者，将中国几千文字简化且容易读，使书本上的知识开放给以前万千不识字人的心智；他又是伟大人民的领导者，应用科学方法，肥沃他们的田土，增加他们辛劳的果实。
这些荣誉虽是加给晏阳初个人的，但正如晏本人所说，这是给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的，是对其自1920年以来在动荡不安的中国开展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工作的嘉许。
1945年秋，国民政府*设立全国民众教育委员会，聘请晏阳初为主任委员，并要求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在南京设立办事处，以便与*随时联络。
1945年11月，联合国文教组织在巴黎举行首次会议，晏阳初的助手瞿菊农是中国代表之一。此次会议以中国平民教育的经验为蓝本，制订了文教组织基本教育计划，以在世界未开发地区推行基本教育，以扫除文盲、灌输基本教育为目标。晏及其同仁在国内开展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事业已然获得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并开始影响世界。
1989年10月25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致电晏阳初，祝贺晏99岁寿辰，贺词中称：您一生服务于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平民，给了众多美国人极大的鼓舞。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和价值。我对您通过给予平民更多的自由和机会来帮助他们摆脱贫穷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您已使无数人认识到：任何一个人不只是有一张吃饭的嘴，而是具备无限潜力的、有两只劳动的手的、有价值的人。您是我们人类的颂歌，是你们同行的楷模。
70年，只做一件事
从1918年在一战战场的华工营，到1990年在美国纽约去世，70余年，晏阳初只做了一件事，即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
在法国华工营，晏阳初在服务华工中受到华工的教育，他开始认识中国的“苦力”，他们虽“苦”，但身上却潜藏着巨大的力量，只因教育机会的缺失，这种力量得不到发挥。晏阳初用“脑矿”来形容他的这一发现，对中国来说，这种发现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因为长久以来，中国的劳动阶层被隔绝在知识之外，被认为是“无用的人”，这种观念深入人心，连劳动阶层本身也看不起自己，总是渴望一个“救世主”来解救自己；而以士大夫为代表的知识阶层则高高在上，总是以一种“解救者”的姿态出现在劳动阶层面前。
青年晏阳初则在这些“苦力”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立下志愿，回国后不升官不发财，只为发扬“苦力”的“力”奋斗终生。
晏阳初1920年回国，当时五四运动之后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农村在资本和官僚的挤压下正陷入衰败，百姓衣不遮体、食不果腹，革命正在酝酿之中。当时的中国，有85%的人不识字。晏阳初的工作，就从“除文盲”开始。他首先从中国众多的汉字中挑出1 000个常用的，编成《平民千字课》作为教材，然后分别在长沙、嘉兴、烟台几个城市进行扫盲试点，成效卓著。
1923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以下简称“平教会”）在北京成立，晏阳初任总干事，以后几十年，直到新中国成立，晏阳初一直以这个身份在国内开展工作。平教会成立后，晏阳初的工作重心逐步从城市转到农村，因为农村人口占了80%，农村有90%的人不认字，农民普遍在破产的边缘。
1926年以后，晏阳初以河北定县（今定州）为根据地，以县为单位，开始了综合的社会改造试验，史称“定县实验”。“四大教育”“三大方式”是对“定县实验”较好的概括，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连锁并进，学校式、家庭式、社会式统筹进行。其逻辑是，农村的问题不是某一个方面的问题，是全局的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谋求综合的解决之道。
晏阳初从国民性的角度，把当时中国人的问题概括为“愚、穷、弱、私”四大病症，这病怎么来医治，晏阳初认为教育是根本之道，所以“定县实验”的核心只有两个字：“教育。”但教育不能孤立存在，必须与建设合谋，教育为建设服务，建设反过来促进教育。所以我们会看到“定县实验”中更多的是建设工作，如品种的改良、灌溉工具的改良、棉花购销合作社的组织、乡村保健室的设立，而教育则蕴含在这些建设工作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备受国际推崇的赤脚医生制度，广受国内NGO采用的参与式社区工作方法，以及国务院扶贫办近些年的“整村推进”计划，联合国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为消除贫困所做的努力，我们都可以看到“定县实验”的身影。
在“定县实验”鼎盛的时候，定县聚集了近500位知识分子，其中有60余位是学有专长的归国博士、大学教授、校长等，所以当时的媒体把晏阳初领导的平民教育运动称为“博士下乡”运动。而让这些既富于创造力，又特立独行，以自我为中心的一流人物一起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晏阳初需要花费1/4的时间“逐渐让他们明白什么是服务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抗日战争爆发后，平教会撤出定县，转战湖南、四川，后在重庆北碚的歇马场落脚，创建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晏阳初领导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工作向深处发展，以定县工作的经验为基础，培养乡村建设人才，同时开辟“华西实验区”，直到1950年。
“华西实验区”时期，平教会开始进行“土改”试验，以和平的方式从地主手中赎买土地分给农民。后来台湾的土地改革，直接借鉴了平教会在大陆的土改试验。而台湾土改被认为是世界学习的典范。
新中国成立后，晏阳初以国际平民教育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广其在国内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经验，在菲律宾创办了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为第三世界国家培养乡村建设人才。
1990年，晏阳初在纽约去世，享年100岁。
爱总会找到一条路
延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晏阳初等人的社会改良工作并不以为然，批判之声不绝。他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暴力革命是的选择。在这种意识形态下，我们会看到革命成功后，那些非革命党基本上都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晏阳初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衔”就有“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反革命”等，他留在国内的学生也命途多舛。
而晏阳初却在心里认为：“今日急需的，不是练兵、不是办学、不是开矿，也不是再革命，我们全国上下人民所急需的，就是革心。把那自私自利的烂心革去，换一个公心。有新心而后有新人，有新人而后有新社会，有新社会而后有新国家。”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有一段话论及法国大革命：结果，民主革命虽然在社会的实体内发生了，但在法律、思想、民情和道德方面没有发生为使这场革命变得有益而不可缺少的相应变化。这段话用在中国的革命上，大抵也是可以的吧。
100多年前，梁启超作《新民说》，他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晏阳初无疑对这句话有颇深的印象，他说：一切问题自人而生，欲求问题的解决，自当在人身上来下功夫。所以平教会自始至终，都把“作新民”作为目标。中国要在真正意义上摆脱宿命般的治乱循环历史，在根本上发生变革，唯有走改良的道路。
晏阳初将双脚迈进了饱受欺凌和战乱之苦的中国乡村，他的手里没有枪，只有《平民千字课》，脑子里也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民众的疾苦和西方的民主理想。他就这样和他的同志们在河北定县农村一待10年，在湖南、四川农村一待又是10几年，以后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村一待又是40年。
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推动着晏阳初70年如一日地行走在平民中间？这条路布满了荆棘，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走的，而晏阳初却一走70年，直到生命末了。“具有真正和完全的爱心的人不求自己的益处”，晏阳初的一生正是背着十字架在爱中行走的一生。没有一种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强大力量，没有人可以持续地如此迈出脚步。更重要的，晏阳初并不是在痛苦中行走在平民中间。在《九十自述》中他说：我愿意化苦为乐，化敌为友。
晏阳初选择了悲悯作为他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解释他对其时代的贫穷者及其他弱势人群所采取的行动。在这悲悯中，我们看到的是晏阳初舍己的爱。爱总会找到一条路，这是当我们回望历史时，晏阳初留给我们的启示。
晏阳初与今日中国
很多人会以“时代不同了”这句话简单地把晏阳初们的努力对今日中国的启示带过去，认为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这些先辈们仅仅属于过去。所以我们会看到，即使是在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倡导中，也没有这些先辈们的任何身影。
如果把晏阳初们的工作简单地理解为“扫除文盲”，确实，这时代是大不相同了，今日中国已没有多少人不识字。如果把晏阳初们的工作简单地理解为“在农村扶贫”，确实，今日中国的扶贫工作已得到联合国的嘉奖。晏阳初们提出并践行的计划大大超越这些目标，而且这些计划经过实践的检验，切实可行。这些计划的目标被概括为：启迪民智，开发民力，建立民主，改善民生。
今天的中国，“人的建设”工作还远未完成，这恰恰是晏阳初的工作核心。“我不知道中国人是否适合民主，但我知道他们想要民主……在中国，各种力量（包括好的和坏的）正在进行较量。只有人民大众有机会接受文化和公民品德教育的时候，中国才能实现民主。”今日中国，距离晏阳初的理想有多近？
我们这个时代，发现问题的人很多，解决问题的人太少，特别是知识阶层，这个理应天然具有社会使命的阶层，频繁出没于资本和官僚的觥筹交错之间，把自己的“根”——大众——抛诸脑后。80年前的“博士下乡”盛况，已难觅其踪。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赛珍珠女士在《告语人民》的结尾呼吁：这是一个宏伟而永恒的事业，这个事业的无比正确和晏阳初及其同事制订的实用的计划的确令人信服。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像一个已经成熟的思想观念那样有力量。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时刻已经来临，我们必须以更大的热情和决心向前迈进。
晏阳初曾这样描述与他在艰难困苦中始终相伴的妻子的一生：“那美好的仗，她打过了，并始终持守自己的信仰。她留给人们的是一种祝福，她的一生，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一种激励。”这也是晏阳初生命的真实写照。
原载《南方窗》2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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