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28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0272569
- 深度契合中国外交政策近年来的重大转变，紧跟2016年“两会”热点。
2.中国外交研究领域人物，外交学院副院长王帆，为你权威论述特色大国外交与以往外交政策的显著不同。
3.权威解读中国外交关键领域和热点问题，提纲挈领抓住中国外交的关键点、关键线索和关键层面。中美、中日、中俄、中欧、中非等大国关系的现状和今后几年的大体走向，钓鱼岛争端、南海争端、台湾问题、朝鲜核问题等热点问题的对策和手段。
- 讲透特色大国外交新布局、新特色、新风格，全面预示中国外交未来30年走向。
大国崛起，需要大国外交！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崛起成为世界的一抹亮色，正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实现了从“韬光养晦”到“大国外交”的重大转变，外交新理念不断推出，南海推进战略，APEC与中国，亚投行，“一带一路”，种种新举措，令世人炫目，充分体现了大国外交的智慧和力量。
但是，中国的周边形势仍存在若干不利：美国高调推行所谓亚太地区“战略再平衡”，钓鱼岛争端，南海问题，朝鲜核问题，台湾问题……纷争不断，波谲云诡。秉持特色大国外交政策的中国，该如何走好下一步棋？
中国外交学院副院长王帆，积多年研究中国外交和大国战略的成果，对中国近几年外交政策和事件进行权威解读，为你揭秘中国外交大格局的大国智慧，讲透特色外交全球布局的奥秘，全面预示中国外交未来30年走向。
导言 世界期待中国的崛起
章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思考与理念创新
节 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思考
第二节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观念创新
第三节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思维转变
第二章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规划与选择
节 转型期国际形势的特点
第二节 中国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第三节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规划
第四节 大国战略的新布局
结 语
第三章 中国的周边外交
节 周边外交的重要性
第二节 打造命运共同体
第三节 亚投行的建立
第四节 上海合作组织与区域合作
第五节 中国与东盟关系
第六节 中国对周边热点问题的政策主张
第四章 中国与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
节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第二节 中俄关系
第三节 中欧关系
第四节 中日关系
第五章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
节 中非合作
第二节 中国与拉美关系
第三节 金砖国家机制与中国
第四节 中国与亚非国家合作
第六章 多边外交与软实力建设
节 中国与联合国
第二节 地区秩序构建：APEC与中国的积极参与
第三节 中国与国际秩序构建
第四节 中国的软实力建设
第五节 如何理解中国新外交
导言 世界期待中国的崛起
虽然一些国际舆论固守成见和偏见，始终对中国的发展抱有怀疑，但事实不断证明，中国的崛起符合历史大势，也契合爱好和平的人们对于人类未来的期待。
从历史上看，苏联的崛起缘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危机，而美国的崛起缘于欧洲制度性的冲突，即所谓结构冲突。一种新兴力量的崛起往往是原有霸权国和其维护的体系率先出现了问题。美国崛起的感召力之一是结束传统帝国的殖民统治方式，从此美国帝国式的统治不再以占领他国领土为目标，而依靠联盟体系和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等新型方式来实现对世界的领导。
如果说冷战结束是苏联制度性探索出现问题的话，那么冷战后至今的20余年，则展现了美国制度霸权的弊端和美国战略中权力的滥用。在一超独霸的20 年间，美国并没有把世界引向更加繁荣，而因为权力的滥用，自身也陷入了困境。美国的错误在于：其一，以国家恐怖主义应对非国家的恐怖主义，导致反恐扩大化，从而自设困境和自陷困境。其二，美式霸权始终没有解决与他国对立的问题。美国由于自陷困境，又试图继续谋求国家利益化，导致美国与多国产生对立状态。其三，美国正在丧失活力。在制度性霸权陷入困境而美国不断出现历史性霸权丧失的恐惧的情况下，美国正变得更加利己自私，从而在提供公共产品上变得小气，比如不断指责他国搭美国便车，而从来不提美国从提供全球公共商品方面获得的红利。美国正变得更加保守而缺乏活力，在国际制度变革与完善的过程中变得畏首畏尾，排他性、小团体、富人俱乐部的思想浓厚。美国在全球的联盟体系基本上是发达国家，具有很强的排他性。G7 峰会只限于发达国家，TPP 是明显的、排他性的富人俱乐部，美国在东亚战略的实质还是拉帮结派，以阻止他国发展的方式来促进自身发展。只是在中国等新兴国家的不断推动下，美国才开始对G20 表现出兴趣，但基本上也是被动的。
在国际平台上，美国提出的新议案正在不断减少，而指责和打压他国的做法却不断增多。美国在国际制度，包括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正变得保守被动，缺乏主动进取精神。
美国不再慷慨，不再容易合作，不再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不再具有领导精神和领袖意识。美国正不断丧失作为一个领导者的强大形象。
在美国的衰落中，中国开始崛起。美国的衰落不是因为中国崛起而造成的，而是因为美国自身的错误引发的。
当前国际秩序混乱，赤字上升，埃博拉疾病等一些重大的全球问题无人问津，一些国家过分强调国家利益至上，将重大而迫切的人类共同威胁视为与己无关，而高挂免战牌。反恐越反越恐，大量难民问题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历史旧账的再现。
国际体系越来越难以适应转型了的现实，这个基于二战后现实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已经无法真正调动和推动国际社会对于繁荣与发展的需求。二战后的体系虽然经历20 世纪70 年代等几轮调整，仍然无法满足国际社会变化的现实需求。国际社会越来越期待积极变革的建设性力量的介入。
全球治理困难重重，角色缺位，责任缺位，国际社会急需变革性力量的参与，急需新观念、新举措的落实到位。
显然，中国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正当其时。
中国的崛起方式一开始即强调共赢，这是完全不同于美国垄断式的霸权方式的。合作共赢不追求国家利益化，而强调互补式的相对获益，共同致富。
中国追求可持续发展，这是谋长远的大智之举。中国一直主张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可能建立于别国贫困的基础之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立足于从关乎各国?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入手，不追求形式，不搞花架子，不是蜻蜓点水，而是帮助他国谋求长期的、扎实的基础建设。中国完善和变革国际体制的意愿强烈，观念具有引导性，凭借主动进取精神获得支持和理解。仅2014 年的北京APEC 会议，中国即提出50 多项议案。中国不仅利用主场外交发挥主动作用，在其他国家平台也不断提出和推动新的议案改革。为重要的是，中国在所有涉及国际体系的主张中都强调开放性，这就与美国的排他性构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比之美国的TPP，中国在倡导亚太自贸区的战略设计上视野更为广阔，思虑更为周全，强调的受益面更为普遍，而且立足于现实，谋划于长远。这一设计也同样不是针对美国的，而是支持和欢迎美国发挥积极作用。
在地区安全的问题上，亚洲新安全观符合亚洲的现实，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和现实可行性。这摒弃了传统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权力制衡的理念，超越了权力政治的零和博弈观，以合作为基础，以互助为原则。
美国固守的联盟安全体系是二战后的历史遗留产物，美国至今仍在强调其对于国际和平的维护作用，却全然无视这一体系对于地区热点和冲突的助推影响和结构性伤害。这个体系对于美国维护世界霸权有利，美国便不再顾及联盟体系外国家的安全诉求。美国联盟体系对他国安全的损害是明显的，强调局部高于整体，而中国主张大多数国家都能受益的多边的全面的安全结构。
中国不仅主张开放、不排他主义，在国际责任方面也在践行大国义务。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贡献，中国在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明确表示欢迎搭便车。这不仅是一种气势上的慷慨，更是一种大国的胸怀和责任意识。“一带一路”的构想和实施，金砖国家银行的建立，均不是传统意义的囿于集团或区域性的考量，而是力求更高程度、更大范围的非集团化、跨区域、全球化范围内的共同发展的主张，这不是独占的、垄断性的霸权思维能够揣度的。
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没有明确的国别威胁指向，而强调协力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这在国家诞生以来的500 多年的现代国际关系史中具有开创性。
中国的安全战略是基于发展的，并且是基于共同发展而制定的。从战略上保障不排他，不制造对于他国的威胁。合作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的理念也贯穿在安全战略之中。中国以非传统安全为重点推进合作。中国的发展是带动一大片的发展。
中华民族复兴的含义是以新型合作方式化解大国间的恶性竞争，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国家间差异化共存，向世界提供更多更大的正能量。
从未来看，如何更好地帮助他国，由轮粗放式的走出去走向第二轮精细式的走出去，实现良性互动是中国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的基本前提。在国际机构中能否制定出领引性的议题、先进的规则是中国大国软实力能否真正壮大的标志。中国如何转化资源为能力，如何运用能力，如何更好地发挥影响力，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成败的关键所在。
基于以上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崛起不是单纯的GDP 的崛起，也不是仅仅指实力的壮大，更是推动和倡导新理念、新思想，促进国际体系、国际秩序更为公正合理的发展进程。
如果中华民族的复兴意味着世界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那么中华民族的复兴将既造福于中国自身，也造福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这样的复兴理应得到支持，也值得期待。
第四章《中国与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节《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牵一发动全身，不仅有地区意义，更有全球意义，是中国未来的全球战略能否有效实施的关键所在。在战略思考上必须特别注意的一点是，中美两国在未来的竞争或较量中都不可能以战而胜之为目标。中美之间不会出现简单的替代关系，只能是共生共存，因此，中美之争的结果是中美两国化敌为友，化竞为合。中美已经实现了化敌为友，但要避免重新出现化友为敌，关键是促进合作，管控危机。对中美两国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如何更好地实现相互塑造，由不对称塑造走向对等的相互塑造，彼此适应，彼此尊重，合作共赢，这是摆在两国面前的新的历史性课题。
中美关系具有复杂性，是一种竞争与合作交织的关系。中美不仅是合作伙伴，也是竞争伙伴。竞争可以带来合作和促进合作，关键是抵制恶性竞争，推动良性竞争，让彼此在竞争中变得更好，而不是彼此削弱，这样也就限度地发挥了竞争促进合作的作用。中美要追求更好的合作效应。中美是合作伙伴，中美关系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相互补充与完善可以产生溢出效应，合作可以增加合作的附加值。
正如主席2015年9月访美时指出，中美关系要随时而动，要顺势而为。
中美关系要随时而动。中美关系是动态发展和变化的，绝不是一成不变的。过去30多年，中美关系如此长足地进步和发展，是前所未有的，是随着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的变化而发展的，反过来也促进着国际格局的转变。
随时而动，就是要与时俱进，面对不断变化的现实，及时调整不符合不适应中美关系发展的因素，不断探索和创新。现在中美关系之间面临的问题有些是老问题，但也在不断出现新问题、新挑战，绝不能对中美关系持静态的线性的观点。中美关系不进则退，以传统守旧的思维和做法处理不断变化出新的中美关系是不行的，而要不断随时而动，与时俱进。
中美关系还要顺势而为。中美关系要顺应大势，顺应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大势，顺应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大势，要顺应越来越多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群对完善国际秩序的合理要求，要顺应这个时代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的迫切要求。
一、中美竞争性相互依存关系探析
中美关系自建交以来正呈现出缓慢的嬗变，中美之间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对手，“非敌非友”也难以界定中美关系的性质。中美关系正呈现出涵盖对手与朋友的双重性质。中美关系未来前景仍存在不确定性，既可能退为对手/敌手关系，也可能上升为真正的伙伴关系。
以往看待中美关系，往往采用单一的视角，难免出现片面性，而这种片面性又常常导致观点的左右摇摆。从今后看，中美关系的变化取决于竞争与相互依存这两个变量的变化，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变化表明：首先，竞争的性质在变化，非零和竞争在上升；其次，相互依存中的安全依存在实践中已经得到证实，但在理论和政策层面上还没有充分体现；其三，竞争与相互依存互动关系的特征和趋势还有待深入研究和把握；其四，必须避免对立与相互分割的两个做法，从竞争与相互依存的复合视角来审视中美关系，竞争与相互分割的视角均不足以全面把握中美关系，必须从竞争与相互依存的有机联系中认识中美关系的发展脉络。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中美两国关系中竞争变量的变化：首先是竞争性质的变化，其次是竞争模式的转变。
（一）中美之间竞争的性质和内涵均出现嬗变
从概念上看，竞争具有多重性，既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恶性的，既可能是零和博弈，也可能是非零和博弈。中美之间存在竞争，但出现两种倾向：首先，不影响别国发展的自我竞争在加强。许多大国关注国内自身发展，立足于内部挖潜和完善内部机制。这种自我超越式的发展不会激化与别国的矛盾和冲突。其次，随着沟通、交流以及协调机制的逐步增强，各国间的竞争正在规避零和博弈模式，向着双赢共赢的合作模式发展。
在以上两种趋势下，中美之间的竞争也经历着历史嬗变，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首先，中美竞争是现实存在。历史造成的结构性因素仍在发挥作用。作为的发达国家和的发展中国家，两国的利益都在拓展，中国的“走出去”战略使得美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利益竞争局面。
其次，中美之间的竞争存在不对称性。所谓“潜在的战略竞争”是由美国引发的，是由于霸权主导国对于可能出现的未来大国的防范引起的，而中国一直试图避免这种竞争的出现，避免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一直努力将这种竞争限制在合作与依存的主流之下，使竞争不至于出现失控。
第三，中美战略博弈更多是在多边猎鹿博弈的框架下展开。中美之间面对共同威胁的严峻性，使得中美互为对手的现实可能性减少。双方的博弈正呈现出新的双重博弈的特征，既有交叉与重叠区域，也有对立的区域。中美战略博弈呈现的特殊性包括：是更趋理性，竞争中的理性博弈正在成为共识。第二是中美竞争处于多重博弈之中。中美之间既有多边猎鹿博弈中的合作与协调，也有双边博弈。中美之间的双边博弈正在越来越多地被多边猎鹿博弈取代。
第四，中美之间的竞争呈现出多元性，总的趋势是由过去单一的军事竞争转向多元化的竞争。竞争早已不再是单纯军事领域的竞争，而是转向了经济和其他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国家竞争也转变为系统竞争。
总之，在中美竞争中出现了非对抗性竞争和对抗性竞争交织的状况。所谓对抗性竞争，是指可能引发直接军事冲突的竞争，而非对抗性竞争，更多涉及经济、环保等领域，引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从中美关系的竞争来看，非对抗性竞争，即在无形领域的竞争越来越多，非对抗性冲突成为新的冲突形式。
（二）从权力竞争模式的视角来看，中美关系已由权力竞争模式向软实力竞争模式转化
软实力竞争更多体现为影响力的竞争，影响力更多体现为吸引力，而不直接等同于强制力和控制力。同时软实力竞争也体现在制度构建领域，即面对如何维护与完善现有制度，或不同制度间如何共存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更需要合作与沟通来实现。国际制度是一项软实力资源，而软实力资源转化为软实力的关键，在于一个国家在国际制度建设中所能提出的理念、议题、感召力和动员能力。软实力竞争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与共存性，软实力竞争也为合作找到了新的生长点。
以上变化带来了中美之间竞争观的改变。多元竞争分散了矛盾焦点，竞争中的合作减少了原有竞争的对立成分。中美关系虽然具有竞争性，中美之间有对抗，但对抗程度大大降低，这应该成为理解中美战略关系的一个关键性因素。竞争不可避免，但竞争不会轻易失控，亦可称为“竞而不破”，这是中美之间竞争可定性的现实。
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中竞争的自变量，尤其是军事安全领域的潜在竞争，也会带来负面影响。现在美国一些人仍强调中美意识形态对立，视中国为潜在对手，尤其按照实力政治原则，视中国为潜力的军事竞争者，强调对中国的防范。在军事上的防范和竞争，表明中美关系并没有消除对手或敌手的担忧，还存在成为对手或敌手的可能性。简而言之，一些美国战略决策者仍以中国战略未定论来看待执行和平发展战略的中国，视中国处于“战略十字路口”，这使得中美竞争关系仍存在不确定性。
（三）中美两国关系中相互依存变量的新特征
中美之间的竞争性正呈现出新的非零和特征，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是理解中美关系的另一关键所在。同时，正是因为竞争性质的转变，才使得两者相互依存关系进一步加深。竞争与相互依存成为中美关系中互动的复合因素。对这两大变量相互影响的分析是探索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关键。
中美相互依存可以体现为以下几点：
，美国已经意识到无法孤立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美国无法排斥与中国的合作。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维持现状的行为离不开中国的协调。 第二，中美相互依存是全球相互依存普遍加深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中美关系既是双边关系也是多边关系，出现了双边与多边相交织的情况。第三，国际经济全球化也导致了国际安全全球化，甚至是国家安全的外化。
由于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论证已较为详细，可以更多地从中美安全相互依存角度来加以分析。
首先，安全上的互助与互利正在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自助与自行其是的行为。安全困境的基本前提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而中美之间以及全球化所带来的世界范围的相互依存正在化解无政府状态，相互依存本身正在有效地制约自行其是的行为。
第二，安全上的复合相互依存促进了中美安全合作。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性质强化着中美之间的安全合作。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交织的领域是中美安全合作的重点，包括经济安全、能源安全、卫生安全、信息安全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跨国性、相互制约性和综合性，一国无法单独应对和解决。同时，中美在共同创立新的安全机制和制定安全规则上正在开展程度不断加深、范围日益广泛的合作，合作的依存度在深化。
第三，中国主动融入国际安全体制，强化了中美之间在安全制度层面的相互依存。中国加入了包括核不扩散机制在内的一系列国际安全机构，在国际安全问题上的责任意识和责任能力均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国际安全制度层面的合作使得双方的信任度得到加强，合作的效益更大，也为双方可持续合作提供了机制上的保障。
在以上特征之下，中美安全关系出现两个突出特点：
首先是两国安全合作的日益机制化，显示了依存程度的加强。这种日益机制化是使得两国关系不可能轻易引向对抗与对立的保障，由突发事件引发中美关系戏剧性变化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中美关系经受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中美撞机事件以及中国台湾海峡危机的多次考验。美国在安全上开始意识到中国核心利益（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尽量避免事态的扩大，美国、日本公开将“协防台湾”从联合计划中删除，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在记者会上公开反对台湾所谓“入联公投”就是证明。2010年以来，中美在东海划界、防空识别区以及南海问题上产生了新的分歧，但仍然达成了“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2015年9月18日，中美已就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新增“军事危机通报”附件以及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新增“空中相遇”附件完成正式签署。
其次，在热点问题上达成了更多安全共识，有些甚至是全球战略共识。比如在台海稳定问题上，在反对台湾“入联公投”的立场上，中美双方保持了高度一致。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中美双方均达成高度共识，意识到中美双方在安全上已经形成不可分割的安全上相互依存关系。中美在安全领域已形成安全合作惯例、危机处理惯例，针对非国家威胁和跨国威胁的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决策者都清楚，中美冲突是危险的一项选择，其危险性使得这一选择缺乏理性选择的可能性。另外还要看到，中美之间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广度和深度正在超越一些局部问题所带来的困境。
从目前看，由于中美需要共同面对的威胁不断增大，中美之间的依存度已经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总之，由于中美之间在安全上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休戚与共的关系，虽然中美两国之间还面临着由于美国遍布全球的传统联盟所导致的结构性障碍，但仍然不应错估或低估两国安全相互依存的作用，中美安全相互依存不仅存在，而且正在进一步深化。中美关系进程表现出强烈的不可逆性，其合作趋势呈缓慢的梯形递进势头。
（四）竞争性相互依存——对立统一视角下的中美关系
中美之间既具有竞争性，又具有相互依存性。竞争不可避免，但又彼此依存，这就造成了中美关系之间竞争性相互依存关系的出现。从竞争与相互依存两个变量来看，首先出现了竞争与相互依存变量互为因变量的情况。相互依存无法消除竞争，反而可能使竞争频度增加。随着中美合作的增多，竞争的领域与范围也增加了，这可以从双方首脑和战略对话讨论的议题得到证明。然而，相互依存强化了机制建设，促使竞争的范围和性质发生转变，从而使竞争限制在良性循环的轨道内。其次，由于竞争性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更大风险的发生，促使了两国关系的机制化安排。
从以上变量关系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未来竞争不可避免，但竞争并不必然带来冲突。中美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但不一定会必然引发对抗。中美关系有许多危机边缘性因素，但竞争与相互依存的复合关系使中美关系具有更大的弹性和包容度。地区核不扩散、反恐、自然灾害救助等实际上都是中美齐抓共管的典型案例。在朝核问题上，中美之间的合作与协调也达到了一定高度。而且由于中美之间安全上的相互依存，中美之间由一个热点问题引发为中美直接对抗或战争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
2. 竞争性相互依存关系要求中美双方辩证地看待中美关系，更加全面务实地理解对方政策。中美关系之中，竞争与依存并存是一个重要特点，突出地体现为不可分割性和全面性，不是有的领域竞争，有的领域依存，而是在多数领域均出现竞争与依存关系，是个矛盾的复合体，具有很强的辩证色彩，竞争必须置于依存关系的基础上来理解。竞争性相互依存从传统上是指政治安全竞争，经济上相互依存，而现阶段中美间的竞争与相互依存却适用于所有领域。在竞争与依存这两个变量的共同作用下，政治决策与经济决策既联系又分割。一方面，由于经济依存，政治决策的门槛提高，底线不断上移；另一方面，经济冲突可能十分激烈，却不大可能影响政治决策，所谓“政经分离”。未来的中美关系将围绕这一竞争性相互依存框架而展开。
中美竞争的性质已经改变。相互依存条件下的竞争趋向于可控的良性竞争。在相互依存条件下引发的竞争很难导致尖锐的冲突，因为任何一方都会不堪重负。相互依存促进了竞争性问题的解决。竞争不会引起单纯的对抗，有些竞争性问题也有可能促进合作，也要求双方进行合作。“中国威胁论”也由来已久，可中美之间的合作却不断加深，就是因为现在中美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无法割舍的复杂利益的控制与约束。长期以来，由于对中美关系的复合性缺乏正确认识，使得双方对彼此利益的共存互利的一面认识不足。相互依存所带来的利益的相互渗透与延伸在世界范围内得以拓展，客观上要求中美双方避免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充分把握中美复合关系性质的变化。认清这一关系性质的变化，将有利于把握机遇，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中美矛盾将继续，但合作空间可能增大，中美关系已经更趋成熟和理性。相互依存无法消除竞争，但会发挥减压舱的作用，抵制恶性竞争，使之趋于良性。
在看待中美关系时，应避免对立两分法，而强调辩证统一与多元共存论。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如此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是以前未有的现象，也许是一种阶段性的现象，但却可能是长期存在的现象，或许是当今时代国家间关系的真实反映。从未来看，相互依存与竞争两个因素很难分割存在，或出现一方占地位的情况。虽然此起彼伏的情况难以避免，但这两个矛盾因素将长时期地交织在一起。中美关系未来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是竞争对相互依存的负面影响，以及如何利用相互依存的局面更为有效地化解竞争中的冲突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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