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传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陈伯达的“大名”。虽然他一再谦称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当年却是仅次于*、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号称“理论家”“中共一支笔”“中国舆论总管”。
本书是海内外关于陈伯达的*长篇传记，以70余万字的篇幅，记述了陈伯达85年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身为国民党少校的他如何加入中共，他留苏与托派的关系，他的被捕和出狱，他怎样进入延安成为*的秘书，他如何跃为中共“理论家”、《红旗》总编， 他与*、江青、康生、林彪之间复杂的关系，他在“文革”中怎样由江青的同伙变为林彪的盟友……
本书作者多次直接采访了陈伯达本人，并访问了众多的知情人，查阅了大量的档案和历史资料，以准确、全面的史料和新颖独特的专访，公正、客观、生动地展现了陈伯达不寻常的一生。

    叶永烈，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一级作家，教授。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1岁起发表诗作，19岁写出本书，20岁时成为《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
    主要著作为150万字的“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与蒋介石》，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诞生的红色历程；200万字的长卷《“四人帮”兴亡》（增订版）以及《陈伯达传》，是中国十年“文革”的真实写照。《邓小平
改变中国》是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景式纪实长篇。《受伤的美国》是关于美国“9·11”事件这一改变世界历史进程重大事件的采访记录。此外，还有《用事实说话》《出没风波里》《历史在这里沉思》《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中共中央一支笔—— 胡乔木》《钱学森》等。新著为长篇小说《东方华尔街》。

序

卷首语

章　陈伯达的晚年
    1989 年9 月20 日中午，85 岁的陈伯达正在吃饭，突发心肌梗塞，头一歪，碰到墙上，从此撒手西去。作者作为陈伯达晚年采访者，为您揭开陈伯达神秘的晚年生活内幕……

陈伯达之死
服刑18 年终于期满
从“第四把交椅”上摔下来
在秦城监狱过着“特殊囚犯”的生活
押上法庭被告席
王力呼吁假释陈伯达
陈晓农照料保外就医的父亲
我来到鲜为人知的陈伯达之家
从他的晚年之作看他的心态
迟暮的周扬关心着迟暮的陈伯达
香港记者在五年后才获知的“幕后新闻”
胡耀邦读了陈伯达晚年文稿
陈伯达评论“四人帮”

第二章　初的人生之路
    “伯达”是笔名。陈伯达的本名叫“陈声训”。上私塾的时候，老师给他改名，叫“陈建相，字尚友”。他初喜欢写诗，甚至写小说，是一个文艺青年……

第三章　初入中共
    陈伯达作为一个进步青年，23 岁时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之后，派往天津工作。人地生疏的他，刚到天津就被捕了。在狱中，他坚持说，自己名叫“王通”……

第四章　走出人生的低谷
    陈伯达好不容易走出监狱，他成为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部长，发动新启蒙运动，成为颇有建树的理论家。他的名字，开始为知识界所熟悉。他还成为中共北平市委“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

第五章　跃为延安“理论家”
    陈伯达进入延安，引起的注意，进而成为的秘书。从此，他成为延安理论界的权威人士。就在这个时候，他露出“左”的面目，嗅出作家王实味的“异味”，率先进行批判……

第六章　五十年代的荣耀
    作为的秘书，陈伯达深受的器重。他跟随访问苏联。他负责编辑《选集》，负责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参与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起草诸多重要的中共中央文件，成为中共中央一支笔……

第七章　“文革”前奏
    陈伯达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他负责起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二十三条”，负责起草“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还帮助江青起草《林彪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第八章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文革”开始了，陈伯达进入政治生涯的时期，他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而且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成为“第四号人物”。他以“中央首长”的身份，发表各种各样讲话与指示，为“文革”推波助澜……

第九章　发疯的时刻
    陈伯达曾自称，“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确实如此，陈伯达在那“疯狂的年代”犯下许多罪行。与此同时，由于他与江青的矛盾日深，他在鼎盛中屡陷危机……

第十章　日渐失势
    陈伯达日现颓势。尤其是1967 年8 月1 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2 期发表所谓“揪军内一小撮”社论，受到尖锐批评，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不得“端出”组员王力、关锋。此后不久戚本禹倒台，陈伯达也摇摇欲坠了……

第十一章　与林彪结盟
    陈伯达受到的多次批评，受到江青的排挤，他倒向了林彪，而林彪手下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员大将，却没有“相”。在历史上，陈伯达与林彪并无多少联系，这时由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彼此很快结盟……

第十二章　兵败庐山
    在1970 年8 月的庐山会议上，陈伯达积极为林彪出谋划策，把反击的目标指向陈伯达，写了批陈檄文《我的一点意见》，宣告了陈伯达政治生涯的终结。随后全国掀起“批陈整风”运动，直至1971 年9 月13 日林彪摔死于蒙古温都尔汗，于是“批陈整风”改为“批林批陈”，陈伯达被戴上“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五顶大帽子……

尾 声　形形色色的评价
    历史如同油画，近看看不清，站远了才能看清楚。陈伯达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人物？作者罗列了形形色色关于陈伯达的评价，供您参考……

附 录

后 记

序

    为了写作本书，我曾多次专程赴京采访陈伯达本人，还采访了陈伯达亲属、秘书以及有关人员。
    在掌握大量手资料的基础上，我于1989 年5 月9 日写出《陈伯达传》初稿本来想请陈伯达本人审阅全稿，但他因年迈体衰不能读这样的长篇，对我说：“相信你会如实地写。相信你会写得好。”
    1989 年9 月20 日，陈伯达因心肌梗塞突然去世。去世前的一星期，我还采访他，为他拍了许多照片，他题字送我——这成为他一生的绝照和绝笔。
    在陈伯达去世之后，我补写了《陈伯达之死》。这样，在1989 年10 月3 日，完成全书初稿。
    在陈伯达刚刚去世之际，限于当时的情况，有些内容尚不能公开，初稿删去10万字，以《陈伯达其人》为书名，35 万字，于1990 年3 月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出版之前，胡乔木曾审看了《陈伯达其人》一书清样。
    后来，在1993 年，恢复初稿全文及原书名《陈伯达传》，并作若干修改，45 万字，于1993 年11 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出版前，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郑惠审读全书。
    此后，我对《陈伯达传》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篇幅扩充至58 万字，收录于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 年出版的《叶永烈文集》。
本次再版，根据研究资料进行了修改。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曾经得到陈伯达之子陈晓农的许多帮助和支持，深表感谢。

                                                                                     叶永烈
                                                                                 2016 年4 月9 日
                                                                                  于上海“沉思斋”

《陈伯达传》是一本实事求是的书。

初见“大明星”蓝苹

    陈伯达回忆了一段他奔赴延安途中发生的鲜为人知的小插曲……
    就在陈伯达到达青岛不久，黄敬来了。陈伯达准备取道西安进入延安，而黄敬也正巧要去西安，于是说定结伴而行。有了黄敬同行，陈伯达非常高兴，因为他携妻带子，正乏人照料。
    黄敬对青岛人熟地熟，很快就弄到车票，与陈伯达一家前往济南，转往西安。
    虽然陈伯达与黄敬同为中共北平市委“三人委员会”成员，但是，他只知道黄敬是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对黄敬的身世、婚恋一无所知。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陈伯达得知一点关于黄敬的家庭情况：那是陈伯达到达天津后，有一回跟李大章上街，看见街头贴着一幅电影海报，上面画着一位女明星的头像。
    “你知道她是谁？”李大章问陈伯达。
    陈伯达不大看电影，自然不识那位女明星。
    “她叫蓝苹。”李大章告诉他。
    陈伯达不在意，对什么“蓝苹”“红苹”之类没有太大兴趣。
    “你知道她是谁的妻子？”李大章似乎没个完，继续“考问”陈伯达。
    陈伯达有点不耐烦了，他不知道李大章怎么会对这个女明星有那么大的兴趣。
    这时，李大章压低声音，在陈伯达耳边说道：“她是黄敬的妻子！”
    这下子，陈伯达恍然大悟，不由得朝那幅海报又看了几眼。从此，在他的记忆仓库中，留下印象：“黄敬的妻子是一个电影演员，叫蓝苹。”
    从青岛到西安，黄敬和陈伯达朝夕相处，一路走了半个多月。不过，彼此都是党的领导干部，又处于白色恐怖之下，一路上相互都没有谈及自己的身世。自然，陈伯达一句未曾向黄敬问及蓝苹，黄敬也没有向陈伯达提及蓝苹。
    其实，李大章在闲聊中告诉陈伯达的，是“过时新闻”！蓝苹与黄敬的关系，说来话长……
    蓝苹，当年上海滩上三流的电影演员。她是山东诸城人，原名李云鹤，因父母离异，母亲带她离家出走。母亲以帮佣为生，维持生活。
    黄敬其实不姓黄，本名俞启威。俞家乃名门望族，原籍浙江绍兴。祖父俞明震，清朝南京水师学堂督办（校长）。俞明震三兄弟，俞明震为长兄，他的小弟弟之长子即俞大维——导弹专家，后来成为台湾蒋介石政府的“国防部长”。蒋经国之女蒋孝章嫁给了俞大维之子。
    俞明震之子俞大纯，即黄敬之父。俞大纯有四子两女，黄敬排行第三，在家称“三少爷”。
    在俞家之中，唯有“三少爷”走上革命之路，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化名黄敬。
   黄敬的大姐俞珊，喜爱文艺，参加田汉的“南国社”，成为演员。
    俞珊与赵太侔结婚。赵太侔是闻一多、梁实秋的同学，从美国留学归来，在济南出任山东省实验剧院院长。李云鹤于1929年进入山东省实验剧院，时年15岁。李云鹤聪明伶俐，颇得赵太侔、俞珊喜欢。
    1931年春，17岁的李云鹤得到赵太侔资助，在青岛大学当旁听生，同时在图书馆工作。这时，黄敬正在青岛大学物理系学习。李云鹤结识了这位俞珊之弟，陷入热恋之中，进而结合。
    翌年，黄敬加入中共。不久，黄敬担任青岛大学中共党支部书记。1933年，黄敬担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部长。
    黄敬深刻地影响了李云鹤，引导她走上革命之路。1933年1月，19岁的李云鹤加入中共，介绍人便是黄敬。
    1933年7月，由于叛徒告密，黄敬被捕。李云鹤仓皇出逃，只身来到上海。这个山东姑娘先在上海当小学教员，后来重操旧业，当起演员来，改名蓝苹。她在上海早已把黄敬丢在脑后，与电影评论家唐纳（本名马骥良）结婚。不久，她又见异思迁，与导演章泯同居。唐纳闻讯，两度自杀未遂，大报小报竞载“唐蓝婚变”，闹得上海滩沸沸扬扬。
    黄敬被党组织营救出狱之后，于1935年秋考入北京大学。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黄敬成为学生领袖之一（据陈伯达回忆，这时的黄敬尚未找到中共组织关系，在“一二•九”之后几天，黄敬重新恢复中共党员身份）。
    1936年4月，黄敬作为北平学联的代表，与陆璀等一起来到上海，住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大厦。5月底，黄敬在上海出席了全国学联的成立大会。在沪期间，黄敬曾与蓝苹见面，蓝苹不忘旧情。这样蓝苹在5月底突然离沪北上，前往天津。唐纳以为她回娘家，追至济南，不见蓝苹，在济南商埠三马路的济南宾馆5号房内喝下一磅酒精和吃下许多红色火柴头自杀，茶房发现后急送万达医院抢救，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唐纳次自杀。蓝苹闻讯，急忙从天津赶回济南，与唐纳一起返回上海……
    就在陈伯达和黄敬一起到达西安前一个多月——1937年8月初——江青由上海途经济南、西安，进入延安。
    黄敬在西安与陈伯达分手。黄敬前往晋察冀边区，担任那里的中共区党委书记。
    陈伯达一路艰辛，终于带着妻儿，来到革命圣地延安。
    初到延安，陈伯达人地生疏，在那里不声不响。
    一天傍晚，陈伯达吃过晚饭，独自出去散步。他踱到延水的一条小支流旁，准备跨过一座小桥。
    那木头桥很窄，倘若对面有人走过来，这边的人只能等那人走过才能上桥。陈伯达一看，有两位女同志从河对岸上桥，便退到桥边，让她们先过。
    两位女同志过桥而来，其中一位陌生，另一位却很面熟——陈伯达认得她，她是王若飞的夫人李培芝，曾和陈伯达一起在苏联留学。
    在桥头，李培芝见了陈伯达，当即大声地说：“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陈伯达同志。”
    李培芝转向身边那位女同志，向陈伯达介绍说：“这位是江青同志。哦，来自上海的电影大明星——蓝苹！”
    陈伯达一听“蓝苹”的大名，马上记起来李大章说过的一席话，便跟江青握了握手，说道：“我和黄敬一起从青岛到西安。黄敬另有工作，在西安跟我分手。他一切都好！”
    说这话时，陈伯达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江青的脸色骤变——因为那时他还以为她是黄敬之妻！
    这段小插曲，在历史的长河中一闪而过，本来早从陈伯达的记忆中消失。可是，30多年后，当陈伯达在“文革”中失势，在一次批判陈伯达的会议上，江青忽然抖漏出一句话：“黄敬跟你说了些什么？”
    陈伯达大吃一惊，这才猛然记起30多年前的往事。原来，他初见江青时所说的几句话，真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触及了江青心中敏感的事。在她看来，大约一路之上，黄敬跟陈伯达说了许多关于她的事情，透露了她的“底细”。难怪，30多年后，江青还一直把那么个小插曲牢牢记在心中……

担任秘书

    陈伯达记得，那是1939年春，张闻天找他，商谈调动工作问题。张闻天告诉他，提名，调他到办公室工作。理所当然，陈伯达以欣喜心情，一口答应下来了。
    据陈伯达回忆，当时调他去，担任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中央军委主席为，因此也就是到办公室工作。
    办公室的秘书长为李六如。李六如是的老朋友，早在1921年便经、何叔衡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时，曾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4师党代表……后来，在1957年，他把自己丰富的革命经历写成长篇小说《六十年的变迁》，其中主人公“季交恕”便是以自己为原型塑造的形象。
    刚到军委主席办公室工作，陈伯达觉得不甚适应。因为李六如分配他处理军务电文，他要把前方发来的军事电报内容向报告，然后按的意见草拟复电，发往前线。他是“秀才”，对于打仗一窍不通。
    没多久，也看出陈伯达不适合做军务电文方面的秘书工作。陈伯达的兴趣，似乎还在那些“老古董”（孔子、墨子、老子），而这些与秘书工作毫不相干。
    “我建议你把研究的兴趣，从中国古代哲学转向现实。你应当做些现实的研究。”对陈伯达说。
    陈伯达接受了的意见。
    这样，他从收收发发军务电文，改搞资料工作。用陈伯达的话来说，他成了“材料员”。给定了四个题目，要他收集资料。这四个研究课题是：
    《抗战中的军事》；《抗战中的政治》；《抗战中的教育》；《抗战中的经济》。
    在的指导下，陈伯达做起了资料收集工作。这些资料，后来分为四册印行。陈伯达说，是帮助了他，把他的研究工作的注意力从古代转向现实生活。收集、整理这些资料，使陈伯达对中国现实有了全面的了解，为他后来写《评〈中国之命运〉》等书打下了基础。
    陈伯达成了的政治秘书。让他超脱于一般的收收发发之类秘书事务性工作，而是协助自己从事政治理论研究工作。据陈伯达回忆，那时40多岁，正值中年，精力充沛，他的著作一般都亲自执笔，不用秘书代劳，只是一些技术性文件，要秘书起草，以节省他的时间。写毕，有时请秘书看看，提些意见，作些修改。本人便是著作巨匠，擅长写作，他的著作别具一格，自成一体，非他人可以代笔的。陈伯达记得，只有收入《选集》第2卷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第1章《中国社会》，是李维汉起草的，陈伯达作了修改，后由改定；第2章《中国革命》，是亲自写的。需要秘书动笔的，常常是他的演讲，他在演讲时，一般只有很简单的提纲，有的甚至是即兴式发言，连提纲都没有。这时，需要秘书作记录，整理出讲话稿，由改定。
    据陈伯达回忆，他曾为朱德在党的“七大”上的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作过一些修改工作，陆定一也参加过。
    在延安整风中，李六如被调离办公室，从此，便不再在身边工作。
    陈伯达的职务，不断地在变动着：他成为中共中央秘书处的秘书。不久，中央研究院成立，院长为张闻天，副院长为范文澜，陈伯达担任秘书长。
    这个研究院之下，又分若干研究室，陈伯达兼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后来，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陈伯达被任命为主任。他的职务虽然在不断变动，但是他实际上一直在做的政治秘书。特别是他后来所担任的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之职，就是做政治秘书的工作。
    《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所载陈伯达延安时期的简历，基本上是准确的：

        1937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教书，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机构工作。

    由于的信任，陈伯达进入了中共高层，接触中共高级机密——尽管他的职务还并不很高，而工作岗位显然占据要津。陈伯达日后的飞黄腾达，那腾飞的起点便是“秘书”这一职务。
    后来，陈伯达对他的同乡、在中共中央编译局工作的陈矩孙（陈絜）说“私房话”时，曾口吐真言：“要紧的是跟人，跟准一个人；第二是有自己的一批人……”
    这可以说是陈伯达毕生的“经验”之谈。他“跟准”了，确是“要紧”的。
    在陈伯达担任的秘书将近两年的时候，由于的工作担子越来越重，需要增加秘书，陈伯达向推荐了胡乔木。
    笔者1993年4月1日曾采访胡乔木夫人谷羽，据她回忆：

        当时，陈伯达并不认识胡乔木。
        那是在1941年2月，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找胡乔木谈话，告诉他组织上决定调他担任秘书。
        当时，胡乔木毫无思想准备，担心自己无法胜任这一新的极为重要的工作。
        王若飞为了打消胡乔木的顾虑，说出了“点将”的来历：
        “你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文章，陈伯达看了，很赞赏。他推荐给，看了，说：‘乔木    是个人才。’所以，早就注意你。近，那里人手不够，他点名调你去当秘书，你同时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

    以上回忆是胡乔木夫人谷羽亲口对笔者所说——尽管她回忆这段往事时陈伯达已经成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但是她并不避嫌，仍实事求是地把历史真实情况告诉笔者。
    自从胡乔木来了之后，陈伯达和胡乔木互相配合，为分担了大量的文字工作，起草了众多的中共中央文件和重要文章，成为中共中央的两支笔。
    由于笔者曾写了《的秘书们》一书，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一生曾先后有过35位秘书，他们担任秘书的时间为：

        谭政（1928）
        江华（1928~1929）
        贺子珍（1928~1937）
        谢维俊（1928~1929）
        古柏（1930~1933）
        曾碧漪（1930~1933）
        李井泉（1930~1931）
        郭化若（1931）
        谢觉哉（1933~1934）
        黄祖炎（1933~1935）
        王首道（1933~1934；1937~1944）
        李一氓（1935）
        童小鹏（1935~1936）
        叶子龙（1935~1962）
        吴亮平（1936~1937）
        张文彬（1936~1937）
        周小舟（1936~1938）
        李六如（1937~1940）
        和培元（1938~1941）
        华民（1938）
        江青（1938~1976）
        陈伯达（1939~1970）
        张如心（1941~1942）
        胡乔木（1942~1966）
        王炳南（1945）
        田家英（1948~1966）
        罗光禄（1948~1963）
        王鹤滨（1949~1953）
        高智（1953~1962）
        林克（1954~1966）
        徐业夫（1957~1974）
        李锐（1958~1959）
        谢静宜（1959~1976）
        戚本禹（1966~1968）
        高碧岑（1968~1974）
        张玉凤（1974~1976）

    在的众多的秘书们之中，陈伯达担任的秘书是长的一个，前后达31年。
    除了向推荐了胡乔木之外，陈伯达还曾和胡乔木一起，推荐介绍田家英担任的秘书。
    解放后曾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曾彦修，在《陈伯达的为官和为学》一文中这样回忆当年的陈伯达：

        延安时期，1941年夏起，他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我就是下面的一个研究人员，我是在经济组。陈伯达对我们的影响就是    “个人讲学”。晚上，吃过晚饭后，我们拿着凳子到他的窑洞里听他漫谈。陈伯达住在一个窑洞里，里边有一个小炕，他躺在炕上。    我们二十来岁，他已经四十多岁，是老前辈，胖胖矮矮的，很随便。窑洞里边多能容十多个人，挤不进去，我们就在外边听他闲吹    。他什么都吹，天上、地下，无所不吹。有时候，他会讲一些跟他谈的事情。在延安，窑洞的座上客有谁？公事以外可    以随便谈谈的大概只有一个，即陈伯达，我不知道还有第二个。周恩来、朱德是谈公事，陈伯达不谈公事，陈伯达去是听毛闲聊。毛    也需要消遣，也要找人闲聊。陈伯达这个人看书杂，思想也活泼，有时候叫他去。陈伯达对我们讲，说，曾国藩家书是好东西    ，应该读。而过去，共产党把曾国藩骂得狗血喷头，还会读你曾国藩的书？陈伯达也说，曾国藩的家书，文字非常漂亮，内容非常实    际，这个书读了没有坏处。一般的马列主义者，不仅是我们这些青年，那些四十来岁的入党一二十年的，一般对中国的文化是一笔抹    杀的，骂曾国藩骂得更厉害。陈伯达一次讲，提出要“自然而然革命化”。他说，这个意见很好，完全强迫革命不行，     有些事要等，要等它自然而然革命化就好办了。
        总的说来，陈伯达在延安时政治地位不是很高，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但是威信高于所有在延安的文化人，远远高于周扬这些    人。当时延安的党内党外文化人加起来恐怕有几百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