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8112567
傅虹霖写得比较好，她那里头大概百分之八九十说的不错。
——张学良
张学良生前**肯定的一本传记
美籍华裔傅虹霖博士耗10年之功 写就张学良的**本全传
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 吴天威作序 美籍华裔参政先驱祖炳民先生亲自校订本
首版至今24个春秋 累积印量已近30万册
名家推荐
张学良可能是****有名的公子哥了。但是，治民国史者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位统兵治政的干才。把个花花公子和政治家、军事家分开来做，则民国史上实是车载斗量，没啥稀奇；可是把这三种不同的行业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体，如鱼得水，则学良之外，也就真的别无分店了。少帅张学良之所以成为历史性的传奇人物，其难就难在这个三位一体了。
——唐德刚（著名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
傅著叙述张将军政治生涯自其弱冠领导方面军之始，至辗转去台湾息影幽居，无不尽其详。不仅治史谨严，而文笔流畅，实为不可多得之作品，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一大贡献。
——吴天威（日本侵华史研究专家）
本书的成功之处恰在于，作者对张氏进行了多方位的“透视”，其生动、雅致、富有同情心的描绘，展示了这位传奇人物的荣辱与浮沉，得道与失足，乃至他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情趣爱好、家庭生活以及由此产生的喜、怒、哀、乐。
作者走笔能与张学良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发生共鸣，读来使人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之感。
——乔还田（人民出版社副总编）
在五光十色的中国近代史中，在百余年当国者的公私生活和政治成败的记录上，最多姿多彩的领袖人物，“少帅”张学良将军，应该是独占鳌头了。他那带有浓厚传奇性和高度戏剧化的一生，在民国史上老中青三代的领袖中，真没有第二人可与其相比。尤其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杀手锏的“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只此一项，已足千古，其他各项就不必多提了。
本书基于史实，以客观公正的视角，通过整理当前*研究资料及成果，向世人展现了张学良将军的戎马生涯。全书共分十一章，前五章探讨了张学良的生平和处世，他与日本人、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接下来五章涉及张学良扣押蒋介石（“西安事变”）及后果；最后一章叙述了张学良被幽禁的情形。结论部分分析了张学良对中国现代史所作出的贡献。
CONTENTS
再版前言 张学良生前唯一肯定的一本传记
著者前言 我只追求真实
著者自序 感谢我的论文导师唐德刚
唐德刚序 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
吴天威序 不可多得之作品
导 言 是非功罪留待读者品评
第一章 26岁的少帅
第二章 东北向何处去
第三章 与蒋介石联盟
第四章 “不抵抗将军”
第五章 初会周恩来
第六章 “西安事变”背景
第七章 兵谏序幕
第八章 “西安事变”
第九章 释放蒋介石
第十章 “西安事变”的结局
第十一章 幽居岁月
结论
张学良年谱简编
主要参考书目
作者采访一览
附录一 外交部第三司一位副部长的备忘录
附录二 评《张学良的政治生涯》
译者后记
名家作序一
唐德刚序 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
在五光十色的中国近代史中，在百余年当国者的公私生活和政治成败的记录上，最多姿多彩的领袖人物，“少帅”张学良将军，应该是独占鳌头了。他那带有浓厚传奇性和高度戏剧化的一生，在民国史上老中青三代的领袖中，真没有第二人可与其相比。尤其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杀手锏的“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只此一项，已足千古，其他各项就不必多提了。
前不久我曾看过一部叫做《少帅传奇》的电影，那显然是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使这部电影里的传奇故事比起少帅传记里的真实故事，恐怕还要逊色呢。少帅的实际生活似乎要比传奇电影里的传奇更富于传奇性！
张学良本来就出生于一个富于传奇性和戏剧化的家庭里。父亲“老帅”张作霖便已很够传奇了。他由一个比小说书上“梁山英雄”更富戏剧性的真实的草莽英雄，在清王朝时代落草剪径，到抗俄抗日，招安立功，升官发财，而出长方面。他所长的“方面”竟比西欧英、法、德、奥诸列强的联合版图还要大得多！
既有方面之权，作霖乃起而逐鹿中原，终成短期的中华之主，当上了北京政府的“大元帅”——当时中国正统的国家元首。学良便是这样一位不平凡的草莽英雄的儿子。他也是在草莽中诞生的，嗣后跟随其父，水涨船高，竟然做了军阀时代的中国“末代皇帝”的太子。
张大元帅由于秉性忠烈，不可能做汉奸，因此不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容，终于兵败之后，为日人暗算而以身殉国。这一段简略的老帅传记，本身便已是够戏剧化了。那时曾有意侍候老帅，终于变成少帅顾问的顾维钧博士就曾经告诉我一个真实而富有戏剧性的故事：作霖于1926年6月15日就职中华民国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时，曾举行一次历代帝王和历届民国总统都循例举行的祭天大典。当张氏正在天坛之中捧爵而祭，并喃喃祝祷之时，孰知一不小心竟把这金爵摔落地上，爵扁酒流，使大元帅惊慌失措，与祭者也都认为是不祥之兆。
其后不久，那批在北京以专才身份待业待诏的博士帮，包括顾氏自己，可能还有王宠惠、颜惠庆、施肇基等一群，日长无事，结伴行街。他们曾戏以张大元帅的生辰，冒为一无名老人的八字，请当时知名北京的一位相士代为算命。这相士把八字一排说：这个命贵则贵矣，只是现在他已是黎明前的“电灯胆”，马上就要熄灭了。“电灯胆”便是北京土话中的电灯泡。在那电力不足的北京，黎明前的电灯胆是特别明亮的。可是不久张氏这个明亮的电灯胆，便在皇姑屯熄灭了。
这一故事是顾氏在海牙做国际法庭法官，返纽约向我口述其《顾维钧回忆录》时亲口告诉我的。这位国际法庭大法官，那时没有向我捏造这一故事的必要。我之所以提出这些小故事，也只是帮助说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一生是多么富于传奇性罢了。
张学良自己在其所撰写的所谓《忏悔录》中，也曾说明他昔日从政的缺失是在识蒋之前一辈子“未做过任何人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他只跟他的“先大元帅”做了多少年的少帅，而这少帅却是从一个公子哥开始的。
张学良可能是中华民国史上最有名的公子哥了。但是，治民国史者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位统兵治政的干才。把个花花公子和政治家、军事家分开来做，则民国史上实是车载斗量，没啥稀奇；可是把这三种不同的行业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体，如鱼得水，则学良之外，也就真的别无分店了。少帅张学良之所以成为历史性的传奇人物，其难就难在这个三位一体了。
汉卿、汉卿，我国近百年来的凤子龙孙达官显贵子弟，生活放荡的，也是成队成群了。若论吃喝玩乐的纪录，真正有钱有势有貌有才的邓通潘岳也不难做到，而难的却是大厦既倾、树倒猢狲散之后，仍有红颜知己，舍命相从，坐通牢底，生死不渝——这一点纵是《红楼梦》里情魔情圣的贾二公子，也无此福分，而汉卿你却一生受之，岂不难能可贵？我们写历史的、看小说的阅人多矣，书本上有几个真假情郎比得上你？
一荻、一荻，你这个“赵四”之名，也将永垂千古。在人类可贵的性灵生活史上，长留典范，为后世痴男情女，馨香景慕。睹一荻之痴情，羡汉卿之艳福，读史者便知。若汉卿只是个酒色之徒而非性情中人，他哪能有这个美丽的下场——公子哥不难做，但是古今中外的公子哥，有几个不落个丑恶的、难堪的结局。慢说是像张学良这样的大人物了，读者闭目试思，在你所亲见亲闻的酒色之徒中，有几个不凄然而逝？红颜知己，学生战友云乎哉？
赵一荻，我们历史学家也替你喝彩！
至于张学良将军是个军事天才，我们读史者亦不能反证其非。
学良才二十出头，便指挥数万大军，南征西讨。年方二十六便官拜北京政府的“良威上将军”，与吴佩孚等老帅同列——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握大权”。
当然，学良的大官大位是与他“有个好爸爸”分不开的。但是，我们细阅本书便知他那个好爸爸也幸好有这么个好儿子。学良是他的“先大元帅”麾下不可或缺的助手、智囊和副指挥。他们的父子档，正如京戏舞台上所创造的“杨家将”。没有这个儿子，则张老令公的光彩也就要逊色多了；没有这个儿子，老令公于“碰碑”之后，余众也就统率无人了。
少帅的崛起，确是由于传统的宗法关系而扶摇直上的；但是专靠这点血缘关系，便“负方面，独握大权”，雄踞一方，足为西欧各国之共主，也是做不到的。关于这一点，公证的历史学家，尤其是本书的作者，自有清楚的交代，读者可细玩之。
张学良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情场、战场之外，也有其政治家的节操和风范，和青年爱国者的热血。他在二十来岁的青年期所具有的现代化的政治观念，已非老帅所能及。“年未而立，即负方面，独握大权”之时，竟能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环伺之中、守旧派元老将领压力之下，义无反顾，归顺南京，幡然“易帜”。
须知学良于1928年底的易帜，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在3000年的国史上也鲜有先例。东北当局当年处于日俄夹攻之中，据说南京策士曾有“以外交制奉张”的建议。其实反过来说，“奉张”又何尝不可“挟寇自重”呢？在中国边患史中，安禄山、石敬瑭、张邦昌、吴三桂和后来的盛世才，不都是好例子吗？学良何尝不可依违其间，待机而动呢？但是学良不此之图，偏要易帜归顺，促成国家统一，最后招致日俄二敌，南北夹攻，终使他独立难以为继。再者，张少帅亦未尝不可效当年李鸿章以夷制夷之故技，联俄以抗日，亦联日以抗俄，于二敌均势中，自图生存。而学良亦舍此老例不顾，却（如他自己所说的）“不自量力，拟收回北满权利”，挥师“抗俄”。做了个希特勒式冒险之前例，对南北二敌，两面开弓。结果力有不敌，终于弃甲曳兵而走。或问学良当年何以见不及此？答曰无他，一股青年热血沸腾而已。那时少帅还不过29岁，满腔热血，他如何能向那老谋深算炉火纯青的老官僚李鸿章看齐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读历史的，月旦人物，就要看当事人的动机，而作其“诛心之论”了。学良当年既拒日又抗俄的干法，实在是一位少年气盛、忠肝义胆的民族英雄之所为，与当时那些私心自用，假抗敌之名，行投机之实的军阀、官僚、文人，实无法相比。古人说，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盖人之异于禽兽者，便是不同的禽兽，各有其独特的物性，如虎狼之残暴、乌鸦之反哺、鸳鸯之爱情等。这种不同的灵性，人类却兼而有之。只是人类各个体，偏向发展各有其不同程度罢了。世人之中君子小人之辨、爱情色欲之别、贪婪廉洁之分……也就在此。吴三桂说，父不能为忠臣，儿安能为孝子。事实上一个人在天赋性灵上，不能做情种，又安能做烈士——于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张学良青少年时期的那股血性。明乎此，则我们对“赵四”为爱情而生殉的感人故事，便也觉得没什么费解了。
显然的，张学良青年期的血性，和他不愿做帝国主义傀儡的骨头，也是引起“九一八”事变的基因之一。今日史家已完全证实，“九一八”事变是当年日本朝野蓄谋已久的行动。老实说，那也是北伐之后，蒋李冯阎三年内战的必然结果。事变既发，张学良之“抵抗”与“不抵抗”，是不会改变事变之结果的；而况他的“不抵抗”原是奉命行事。背了这“不抵抗”三字的黑锅，在当时真是“国人皆曰可杀”。而张氏为此三字之冤不辩一辞；并从而戒烟去毒，浪子回头，洗心革面，知耻近乎勇，却是很难能可贵的。
最后，我们就要谈到那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了。“西安事变”这件历史事实，今后恐怕要被史家争辩1000年而终无定论。但是，事变中的若干史实也是无人能够否认的。
第一，事变之发动是基于张学良对国难家仇的义愤。他反对内战，主张枪口向外，是绝少、甚至完全没有考虑到私人利害的。在学良看来，北伐之后，他为谋求国家统一，不惜自弃历史，毅然“易帜”，归顺中枢。如今外患急于燃眉，蒋公必欲置中共全军于死地，不灭不休，毋乃太过。学良口劝不动乃贸然实行兵谏，希望蒋公不为己甚。张学良这种心理基础，盖亦为史学家所不容否认者。
第二，“西安事变”之发生，建议为杨，主动为张。迨至骑虎难下之时，学良“问计无人”，致使精明而识大体的周恩来变戍“谋主”。这点也是不争之论。
不过话说回来，“西安事变”之受惠者，也不全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乃至蒋公本人也未尝不无实惠。盖西安无变，则蒋氏之剿共战争，以蒋之个性，势必坚持到底。然证诸世界各国近代史之各种实例，这一剿共战争，将伊于胡“底”？实无人可以臆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古人说，扬汤止沸，莫如去薪。共产党有群众有理论，不谋釜底抽薪，专求扬汤止沸，是消灭不了的。而专靠枪杆来剿共，就是扬汤止沸。何况外患紧迫，大敌当前，有谁能保证，一把野火就可把共产党烧得死灰不燃？所以“西安事变”，未始不是国共之争的光荣收场。
再者，“西安事变”之圆满解决，对当时南京政府也提供了“全国统一，一致对外”的抗日战争的必要条件，因而提早了全面抗战。根据当时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没有“西安事变”，则国府对日还得继续“忍辱”，而忍辱又伊于胡“底”呢？以当年日本侵华的气焰来推测，南京之抉择在“抗战”，在“忍辱”，其结果并无轩轾。所不同的只是：抗战者“玉碎也”；忍辱者“瓦全也”。欲求“瓦全”不可得也。如果没有个“西安事变”，而国民党一再忍辱而弄出瓦碎的结果，则蒋公与国民党在中国历史上，将奚止“身败名裂”而已哉！所以“西安事变”对蒋公对国民党，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总之，抗战八年，实是我国家民族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这句古训在抗战初期真表现得刻骨铭心，为后世子孙永留典范。笔者和一些老辈读者们，都是有亲身体验的过来人。我们那时亲眼见到蒋公和国民党的声望，全民仰止，真如日中天。这点史实，任何公正的历史学家，都不会否认。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政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以何种脸谱出现，我们写历史的人就很难妄测了。
蒋公和国民党当时有此声望、有此契机，好好搞下去，正是天降大任，民赐良缘，来复兴民族，重建国家。谁又想到八年苦战之后，竟落了个派系倾轧，五子登科，关门自杀的局面，这又是谁之过欤？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西安事变”提早全民抗战是真，使反对派的中共因此壮大也不假，但是说它毁灭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那就过甚其辞了。
但是不论我们对“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是怎么个看法，这桩严重的“事变”和它的多姿多彩的策动者，在我们向以史学炫世的中国，不能没有一部公正翔实的传记。今日坊间有关张、杨之作和老帅少帅片段的传记，也并不少见；可是由一个职业史学工作者，穷根究底地来钻他个牛角尖，写篇水落石出的博士论文，尚不多见。因此傅虹霖博士以她10年之功，写出了这部《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似乎还是这位不平凡的历史人物张学良的第一本全传。虽然她所写的还只是限于张氏“政治生涯”这一面，至于其他多姿多彩的众多方面还有待来者。
本书作者傅虹霖博士，于汉译本完篇之后，不弃浅薄，曾一再要我为她这本中文版写篇序文，她的厚意不是因为我对少帅张学良有多少深入的研究，相反的，正是因为我所知道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却多半得自本书——我是这本传记英文原稿的第一个忠实读者。在作者撰写过程中，从导言到结论不但逐字逐句地细读，有时还签注意见，参酌大纲，详订细节。何以如此呢？因为本书英文原稿，原是作者在美国纽约的纽约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博士论文。在她撰写期间，不才适受聘为该校史学系博士班的客座导师。她适是我这位不学导师的博士研究生。这就使我对她这部大作的英文原稿非逐字逐句地细细阅读和慢慢推敲不可了。
美国名牌大学中有关“博士论文”的撰写是十分严肃的，简言之，那就是胡适所说的“拿绣花针的功夫”。一幅百尺锦绣，是用小小的绣花针，一丝不苟、一针针地绣出的。不但要“大胆假设”，更要“小心求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夸夸其谈、望文生义等新闻报道式的撰述是一句不许的。
还有在“方法学上”的选择也是极其严格的。我国写旧式传记的程式，也被“社会科学处理”的方法所代替，立言持论都要以社会科学各部门的法则为依归，不可信口开河。这样一来，不但难为了学生，也难为了导师。前者的训练便是后者的责任。这种训练，在中国旧戏剧界里叫做“坐科”。经过这种严格的坐科训练的演员，便叫做“科班出身”,否则便是“票友”。但这不是说票友一定不如科班，可是坐科毕竟是一种对“基本功”的训练，他的底子就非“玩票者”所可比。本书作者傅虹霖女士便是史学界有才华而又有科班训练的专才。笔者不学，竟曾一度做过这样有成就的高材生的论文导师，但我对这样不平凡的博士研究生却殊感内疚，因为我虽忝居教席，我对有关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的知识，大体依赖着傅女士的研究。如果说她是青出于蓝，那简直是我自抬身价了。
我说这种话并非谦虚，而是事实。她这位杰出的研究生也是我所指导过的博士研究生中唯一的例外。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任教十余年，老实说，那时在我辅导之下的研究生都可以说获益匪浅。理由是那时我兼掌哥大中文图书馆，并且教授一门《中国目录学》，坐拥书城，24小时浸在其中，所以任何艰涩题目和稀奇史料，都可一索即得，迎刃而解。因此诸生问学，往往半日之谈，便可省却他们数周数月甚至数年之功。这不是夸大，实在是汉家典籍浩如烟海，若无师承，则异族学生摸索终生，有时还是足未入户。今日有些所谓汉学家，难免还是如此。可是我对本书的作者就感到十分歉疚了——我对她没有尽到一位论文导师所应尽的责任。我反而是在批阅她的论文时向她学习。原因是当她开始撰写时，我正自哥大转业在纽约市立大学，而且转过来担任的且是一项综合多种学科的行政工作。我把哥大中文图书馆的钥匙交还原主之后，对图书资料的掌握便没有以前随时出入那样方便了。
本书作者傅虹霖博士攻读的是私立纽约大学，我转业任教的是纽约市立大学，两校皆无汉籍收藏。研究汉学师生都倚靠哥大的中文图书馆。我既离哥大，则各校研究生来寻求“指导”者，我都以资料检阅不便而谢却。在这种情况之下，傅君做了我的研究生也就变成了例外。因为她和她的丈夫祖炳民博士和我夫妇早有通家之好，平时论学衡文都如兄若弟，大家治学亦各有高低。如今老友夫人为进修学位，选师适及下走，我虽自知不学，于情于理均不得不勉力承乏。今喜见大著问世，我附骥为文，真不胜其惭汗也。
傅虹霖博士是东北的媳妇。她丈夫祖炳民博士原是吉林人士，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精通日文，曾主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亚洲研究院有年，知名汉学家。属东北世族，与原东北军将领和老少帅本家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本书由祖夫人来写真是得心应手，再加上他二人的才华和博士学位的科班训练，我想这部杰作也是够传世了吧。我是精读过她的英文原著的，持论公允，文笔流畅，颇得我心。中文译作虽尚未寓目，锦上添花自可预卜。不过博士论文毕竟是篇学术著作，自与通俗读物各异其趣，我想有心读者自能得其三昧；然书非自译，偶难达意，也是意料中事。原文撰述本以西文读者为对象。译汉以后，以中国文、谈中国事、让中国读者读之，自更有份亲切之感。如今发行在即，谨遵作者之嘱，匆草芜篇为序，尚乞海内贤明不吝教之，为幸。
名家作序二
吴天威序 不可多得之作品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的研究颇有进展，尤其是1986年，“西安事变”50周年时，海内外各地纷纷举行纪念讨论会。与此同时，海峡两岸亦做有限度的开禁档案，提供给学者研究，遂有大量原始资料发表；目睹或亲自参与“事变”而尚健在之人士多肯撰写专著或宏文记述其事。新资料及新著述之问世，足使过去所作“事变”史实报道之错误得以纠正和我们对“事变”之观念有所改变。因此，对“西安事变”之研究不仅有所突破，亦开辟了新的方向，这是值得我们鼓舞和庆幸的。
政府档案文件当然是宝贵的原始资料，迟早会公诸于世，仅就此类资料仍无法获得诸如“西安事变”之重要事件之全貌。幸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总揽地方军政大权有年，旧属尚健在者犹多，他们因爱护张、杨两将军和对祖国的忠诚，并愿为历史作见证，再者时过境迁，个人恩怨已不复存在，故能道出官方文件及其他原始资料未能记载或遗漏的史实，亦可畅抒己见，提供对“事变”有见地的解释。
今杨将军已作古，张将军虽健在，似不便写自传或作专论澄清“西安事变”中之错误、复杂事实和疑问。此盖为我国之传统习惯，大人物不写自传；故有赖于张、杨两将军之旧属和故交来弥补此一缺欠。因他们同张、杨两将军朝夕与共，或参赞机密，或只侧面旁观，但均可从不同角度上提供有关“西安事变”之资料，及衡量张、杨两将军之生平。不宜因所知仅点滴而不予发表；我们必须集少成多，则有助于“西安事变”资料之充实，其贡献于国史亦必可观。
西方学者研究“西安事变”亦颇值得我们注意。加拿大之陈志让从心理学观点的“自尊欲”分析蒋介石被困西安时之心理及其对策。美国范力沛就国际关系及南京政府内部之派系结构分析南京方面所形成西安之对策。两者研究显然皆有突破性，足资今后研究“西安事变”之借鉴。
傅虹霖博士十余年来，足迹遍美国、台湾、中国大陆，为收集张学良将军资料，不遗余力，她所收集张学良将军之资料，尤以“西安事变”所收资料之丰当为我研究该段历史者之冠。今傅博士对张将军整个政治生活历史予以彻底之研究，其成果不仅有助于对“九一八”及“西安”两事变之了解，按张将军继其父执政东北以来，对我国内政与外交实举足轻重，其影响之巨，尚未能由专攻我国近代史者作全部的、科学的阐述与检讨。因此傅博士巨著尚属创举，其书付梓颇具意义。傅著叙述张将军政治生涯自其弱冠领导方面军之始，至辗转去台湾息影幽居，无不尽其详。不仅治史谨严，而文笔流畅，实为不可多得之作品，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一大贡献。今以付梓在即，笔者不揣冒昧，特为作序，共庆其成。
评《张学良的政治生涯》
乔还田（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
由美籍华裔学者傅虹霖博士撰写的《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王海晨、胥波译）一书，依我看，和国内以往行世的同类书籍相比，本书显得更有特色，更经得起咀嚼和引人思索。
众所周知，张学良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由于他平生行事善独辟蹊径，多出常规，且与孙中山有过交往，与蒋介石联过盟，与周恩来携过手，与墨索里尼的女儿、女婿交过朋友，围剿过共产党，扣押过蒋介石并由此成为一位囚徒……所以，要真实再现其传奇生涯，确非一件易事。而事实上，多少年来，人们根据各自的价值观，对张氏的公私生活及功过是非作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有人说他是国之功臣；有人说他是断送东北的罪人；有人说他是草莽之辈；还有人说他是一位花花公子。本书的成功之处恰在于，作者对张氏进行了多方位的“透视”，其生动、雅致、富有同情心的描绘，展示了这位传奇人物的荣辱与浮沉，得道与失足，乃至他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情趣爱好、家庭生活以及由此产生的喜、怒、哀、乐。诚如王海晨在译后记中所言，通过本书，第一次看到了张学良作为一位民族英雄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及其完整形象；第一次深刻感觉到为摆脱民族危机而奋争的漫长历程中，一代雄杰的果敢无私及其个人所付出的代价；第一次清楚认识到山河破碎时各类政治家、军事家选择不同道路、采取不同手段的复杂和差异。
善于从纷繁的历史材料中，捕捉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实，且在叙述时又不简单化，是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凡对张学良生平行事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他于1928、1936年导演的东北易帜和西安兵谏是其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两幕活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这两幕惊人之举系着张氏一生的荣辱与浮沉，使其成为一位超世绝伦的传奇人物。对于这两桩事，本书作者用大量篇幅做了客观的论述。以西安兵谏为例：书中分五章依次考察了这一事变得到和平解决的过程。以往大陆学者的解释，多注重中国共产党所起的作用。而本书则认为，张学良和杨虎城之所以释放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首要条件是，张学良兵谏的初衷是逼蒋抗日。与此同时，也不能漠视几位国民党要员所起的作用。当时，在国民党上层，除何应钦、戴季陶力主军事讨伐外，冯玉祥、于右任等曾给张学良打电报表示：“只要你释放蒋委员长，无论你坚持什么主义，都可以商量。”至于宋子文、宋美龄以及蒋介石的顾问端纳更是不惜身家性命，亲赴西安说服张氏释蒋。总之，在作者看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绝非一种因素使然，而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
对于一般读者来说，看本书时，最感兴趣的内容恐怕莫过于有关描述张氏被囚之后的文字。人们的这种心情是不难理解的。试想，当一颗正在升起的政治明星突然遭到不测而陨落，人们能不猜测他的去向吗？更何况，张学良作为一代雄杰是被他的拜把兄弟蒋介石囚禁的，而且一关就是50多年。此间，特别是被遣送到台湾后，他是怎样生活的？他在想些什么？蒋氏父子对他怎样？如此等等，人们渴望解开这些谜。恰是在这方面，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据作者云，为了深入了解张氏晚年的幽禁生活，她不仅亲自采访过张学良将军的夫人、女儿、女婿及其他友人，还数次飞抵台湾，试图与张学良本人直接会面（可惜未能如愿）。正是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不畏风险、不怕吃苦的学者性格，使其得以在书中以凄楚的笔调，道出张氏幽禁岁月中的悲愤、凄苦、孤独，以及与赵一荻风雨同舟的坚贞，乃至晚年的思乡念友之情……
还应看到，本书的文字既不艰涩，又非小说家言，且能随着内容的不同而起伏变化，做到生动流畅。由于作者走笔能与张学良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发生共鸣，读来使人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之感。这一点，是国内多数史学家所不及的。
当然，本书也有它的不足之处。比如对“杨常事件”的论述似显太单薄。实际上，张学良在1929年1月10日以“阻挠统一”罪处决东北军总参议杨宇霆、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常荫槐是经过周密考虑的。作者对此似应做更深层次的探究，写得再深入、具体些。
第一章
当时的奉天城,是一个国际性都市,日、英、法、美、俄等国的领事馆都设在这里,还有一些商务机构。特别是日本,不仅有总领事馆,还有警察署、独立守备队、特务机关等。
张学良就是在这样一个混乱、复杂的环境里开始了他新的学习生活。
张学良和与其同龄的中国青年不太相合,交上了一批英美朋友,对西方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经常参加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讲演会及各种球赛等。基督教青年会成了张学良开阔视野的场所,学习社会知识的课堂,结交朋友的基地。他在基督教青年会里,开始接触西方生活方式,深受西方文化熏陶,享受了一些在自己家里得不到的乐趣,呼吸着许多在传统式的中国家庭、尤其是像张作霖这样草莽绿林家庭所缺乏的气息。他在这里学会了打网球、乒乓球和高尔夫球,学会了开汽车、驾驶飞机。在今天看来,这些是比较平淡的事,但在60多年前的中国,实在是了不起的事情。他还学会了英文,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在这段时间里,结识了一些西方朋友,如詹姆斯?爱尔德,他俩成了莫逆之交。后来爱尔德做了张学良的私人管家。当张学良回忆这段往事时,曾写到,他受西方老师和朋友的影响超过了本国的师友。
张学良出生于草泽之间,孕育他的社会,是硝烟连年、杀伐常见的不安定社会；孕育他的家庭,过着朝夕不宁、动荡无终的兵马生活。他幼年丧母,其父热衷于权力争斗的官场,对家庭子女虽有抚育照顾之心,却没有多少时间。所以,张学良失去了母爱,应该得到的父爱也没有得到。家门前虽然每天都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但占据张学良心灵的却是孤独与空虚。
张学良的性格与绿林草寇、马上枭雄的父亲不同,他厌烦暴力、动荡,希冀安定、和平。他不想做称霸一方的草寇,不想做什么将军,他希望过着普通人的日子,学一门知识。但这种念头刚一萌生,就被他父亲扼杀了。有一次,张学良提出去美国留学,希望得到父辈们的支持。结果,东北的父辈元老们不仅不支持,还抬出“父母在不远游”的圣训拒绝他。还有一段时期,张学良决心成为一名学者,在北京国立大学登记报了名。但大帅为他选择的是军人的生涯,而不是学者之路。
1916年,张学良的父亲当上了奉天督军兼省长,独揽奉天军政大权。“君临”奉天之后,他便开始为称霸全东北做准备。不出两年,他果然如愿以偿,捧到了“东三省巡阅使”的印鉴,当上了“东北王”。张作霖是个很有政治谋略的人,称霸东北之后,深感单靠“绿林”兄弟,不能创兴大业,必须招揽人才,提高部下的军事素质。1919年3月,张作霖下令恢复停办多时的东三省讲武堂。他把绿林伙伴张作相、汤玉麟、阚朝玺等都送到讲武堂学习军事理论。与此同时,他也从北京召回张学良,送他进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
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是一所以培养中下级军官为目的的军事学校。张作霖对此寄予极大的希望,课程设置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相差无几。教官多为日本士官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北京陆军大学出身的军官。
张学良学习勤奋,训练刻苦,从不以老帅长子自居,深得教官与大多数同学敬慕。尤其是战术教官郭松龄看他抱负雄伟,大有可为,足以承袭老帅之职而倍加赏识,不仅教他战术课,还辅导他学习数学、物理及高等军事学。张学良在讲武堂系统学习了战术、军制、兵器、地形、交通、筑城等六大军事课目,为他以后统帅奉军,征战沙场铺下了坚实的基石,为他风暴性的人生注入了搏杀的资本。张学良毕业后,老帅采用一系列可能奏效的方法,促成其“将门虎子”的名声,以便使之成为自己的继承人。1920年春,张学良以20岁少龄统带巡阅使署卫队旅。为改革旧军队,张学良向老帅推荐郭松龄做自己的参谋长。张学良在讲武堂学习时就非常敬重郭松龄,佩服郭博学多识、遇事冷静、刚正凛然的英雄气质。郭松龄年长张学良19岁,北京陆军大学毕业,担任过广东军政府警卫军的中校参谋、韶关讲武堂教官,既有经验,又精通理论。对张学良来说,郭松龄是可以弥补他自身缺憾的最理想的人物。老帅渴望少帅早日成熟,应允了张学良的请求。郭松龄做了张学良的副手之后,专心整治军队,时间不到一年,卫队旅名冠各军之首,军容为之一新,绿林弊端一扫殆尽,一跃成为奉军劲旅。1920年秋,吉、黑两省土匪作乱,张作霖派长子张学良率队进剿,大获全胜,张学良在奉军将领中初露锋芒。同年,直皖战争期间,少帅率领他的第三混成旅入关“调停”,参加过零星战斗。从1920年起,张学良在东北政治、军事各项事务中逐渐担负起越来越重要的领导职能,开始进入决策圈。
1920年11月,张学良晋升为陆军少将。
少帅是位民族自尊心极强的华夏骄子。1921年,他接受父命,东渡太平洋,观看日本军队秋季军事操练。岂知此次东渡,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损伤,强烈的反日情绪萌生于心底。当日本人问他有何观感时,张学良回答：你们日本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你们日本不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请君等拭目以待。归国后,他提议对整个奉军进行全面整治,整顿军纪,选拔军官,加强训练,决心赶超日本。他父亲采纳了他的建议。
直皖战争结束后,张作霖操纵北京政府,大有一言九鼎之势。直系军阀吴佩孚深感愤怒,痛骂张作霖把持政局。奉张、直吴两军剑拔弩张,达到了不兵戎相见别无他途的地步。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组织“镇威军”,自任总司令,坐镇天津附近的军粮城。军分东西两路,向直军发起全面进攻。张学良任东路军第二梯队司令,郭松龄为副司令,位居中锋,直捣直军吴佩孚总部所在地保定,作战对象是直军精锐。
奉军西路一战即溃,东路第一梯队、第三梯队也先后崩溃,唯有张学良所部进军顺利,攻势甚猛。直军特别重视张学良的中路先锋军,调动劲旅,以优势兵力对付张学良。吴佩孚亲临前线督战,张学良在郭松龄的辅助下指挥有方,设计使直军误入奉军埋伏圈内,致使直军惨败。
虽张学良、郭松龄所部取得了局部战争的胜利,但终因奉军全线崩溃,败局无法逆转。张作霖见势不佳,急令总部退却,并用急电调张学良回部开会,脱离险境。张学良在山海关集结败兵,重整旗鼓,迎击直军。郭松龄与张学良密切配合,临危不惧,阻止了直系军队的进攻,使吴佩孚突破山海关,直取奉天的计划遭到了失败。
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失败了,但张学良却在郭松龄的帮助、扶持下显露了才能。回到奉天后,张学良被任命为军长,兼奉天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主持军官的训练工作,并被委任为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参谋长,直接统领奉军的训练、编制的整理。整编中,成立了东北航空处,张学良任督办。
1924年,东北空军组建完毕,成立了四个空军大队,从国外购进新式飞机120架,张学良又出任东北空军司令。
1924年9月,皖系军阀卢永祥与江苏直系督军齐燮元之间爆发了江浙战争。张作霖为雪上次兵败之耻,下令调兵入关,“维护和平”,导致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张学良任第三军军长,与第一军在战斗序列上编成联军作战,负责向山海关的直军主力正面进攻。实际上,这次奉直大战,奉军的前敌指挥大权由张学良控制。奉直大战的正面战场在山海关,双方都投入了最精锐的部队。直军首先抢占了有利地形,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张学良指挥部队从左右两翼进攻,因直军凭险据守,屡攻不下,双方战事处于相峙状态。为打破僵局,张学良令少数部队佯攻山海关正面,另派副军长郭松龄抄右翼,直捣秦皇岛,从直军前后两面夹击。直军前进不能,后退无路,5万主力直军纷纷缴械投降。吴佩孚率残军乘船从海上狼狈南逃。张学良一举扬名,成为一名能征善战的青年将领,有勇有谋的“将门虎子”。
1925年,张学良被任命为奉军津榆驻军司令。5月,张学良逼迫冯玉祥部退出了中国的中心城——北京。后来,他又受命赴长江中下游地区巩固军事征服后的政局。6月中旬,张学良率兵2000进驻上海,为奉系势力扩展到江苏铺平了道路。8月,他奉命检阅秦皇岛的渤海舰队,同时,收编渤海舰队为东北舰队的一部分,扩大了自己的海军力量。张学良年仅25岁,却屡建功绩,声誉也随之扶摇直上。
张学良等人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接连告捷,使奉军势力从东北扩大到了江南,奉军杨宇霆当上了江苏督办。杨宇霆就职不久,部署未竟,遭到了浙江督军孙传芳及皖系军阀的进攻。杨宇霆仓皇离职,逃回奉天。直系吴佩孚乘机通电倒奉,冯玉祥也准备随时策应。张作霖腹背受敌,为保卫东北和巩固京津地盘,决心两面作战,一方面防御西北的冯玉祥,一方面挥师东南,扩大势力范围。当此紧要关头,奉军内部发生了郭松龄倒戈事件,几乎颠覆了老帅张作霖的军政权。郭松龄是位颇有骨气的标准中国军人,他为人正直,才干过人,无论是为奉系军队的训练,还是为老帅东征西讨,扩充实力,他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作为张学良的师长和密友,他深得张学良的敬重和信赖,老帅对他的才干也颇为赏识,有意派他辅佐少帅,继承东北基业。虽然郭松龄也是军阀队伍中的一个旧军官,但他作为同盟会的老会员,具有许多先进的新思想。他痛恨各派军阀连年不断的战争,主张退守关外,保境安民,休养生息,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东北。对此,张学良亦有同感。但是,这种想法断难为雄心勃勃、好大喜功的张大帅和杨宇霆等人所容。1925年末,郭松龄手握奉系最精锐的军队,在冯玉祥的鼓动下,起兵反奉。11月22日,郭发表反奉宣言,要求张作霖下野；惩办主战派杨宇霆；拥护张学良接任奉军总司令,改造东北政局；停止内战。随后,郭松龄挥师倒戈出关,一路斩关夺隘,直逼奉天。奉天主力除郭松龄所部之外,尽在关内,关外兵力空虚。张大帅惊慌失措,大骂张学良混蛋,看不出郭的阴谋,盛怒之下,竟要处死张学良,只是在其老伙伴们的恳求之下,才饶恕了他。张学良受命前往秦皇岛劝郭息兵。郭拒绝与张学良会面,只是以书信相传。郭松龄披肝沥胆,向张学良表白其赤诚忠心,表示今日起兵倒戈,“成则公之事业,败则龄之末局”。张学良百感交集,他敬佩郭的为人,理解郭起兵的原因,但也恨他贸然行事,陷自己于今日不忠不孝之尴尬境地,故复信郭松龄：“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阶谊足感。惟良对于朋友主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乃父……”最后力劝郭松龄,只要偃旗息鼓,放弃军事行动,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均可磋商解决。无奈郭松龄志向已定,张学良劝和之举,毫无结果,不得已黯然而返。
11月30日,张作霖正式发布“讨伐令”,任命张学良为前线总指挥,并向日本关东军求援。日本人经过再三权衡,觉得郭松龄桀骜难驯,还是由张作霖主政东北对他们有利。故出兵协助奉军,抗击郭松龄。
郭松龄的部队是奉军最精锐之师,武器、装备都比张学良临时凑起来的关外留守部队强。郭军出关后,所向披靡,连破奉军各部在榆关、绥中、兴城、连山等地的防线。12月6日,长驱直入锦州。张学良被迫退到新民屯,在巨流河左岸构筑最后一道防线。此地距奉天只有数十里地。张学良手下的杂牌军,勉强凑足2万多人,武器弹药均极勉强,仅有重炮16门、山炮野炮62门、迫击炮22门、重机枪28挺。但张学良除此武器之外,还有一个不战自胜的武器,这就是阵前喊话。张学良与郭松龄自带兵之日起,一直是合署办公,郭松龄的部下对少帅非常熟悉,识其才能干练,知其为人大度恢弘,甚为敬佩,颇有感情。特别是作为一支旧式军阀武装,奉军官兵都有一种强烈的宗法观念,郭松龄的部下也不例外。所以张学良在阵前一喊话,倒戈部队军心大动,士气顿消。军中纷纷传言：吃老张家饭,不打老张家。郭松龄的参谋长邹作华密令部队将炮弹引线抽出,结果,郭军射出的排炮炮弹,落地不炸,全军由胜转败。郭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企图扭转战局。席间,不少将领提出“停战议和”,并事前就有几个旅长已向张学良通报了军情。12月24日,郭见败局难转,率领部分官兵,准备退到榆关,待机再战。郭一走,参谋长邹作华立即打电话,向张学良报告：“茂宸(郭松龄之字——著者注)已出走,部下已放下武器,现已控制一切,请军团长放心。”随后,号令全军,停止战斗,主要将领全体向张学良投降。至此,郭松龄倒戈反奉,历时月余,彻底失败,郭本人于逃亡途中被俘。
你死我活的残酷战争并未割断张学良和郭松龄之间的眷恋之情。郭被捕后,曾想给张学良写下一绝命书,但终因感慨万千,似有千言万语,却又无从写起,只得“掷笔作罢”。张学良闻知郭被俘后,一再询问郭的情况,唯恐他落入张大帅和杨宇霆之手,下令将郭解往自己的驻地,准备私自放他出国。不料杨宇霆早有防备,赶至张学良前面,将郭匆匆处死,以免夜长梦多。张学良跺足叹息,悲愤万分,此后,越发厌恶杨宇霆了。每当遇见不顺心的事,常自发感叹：有茂宸在,哪用我犯这份难。张学良对郭的眷恋之情,至今未泯。1981年东北“九一八”事变50周年之际,少帅回顾往事,仍扼腕长叹：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
反奉战争结束后,杨宇霆等人不但力主从严惩处郭松龄,而且主张把郭松龄手下的军长和冲锋陷阵的旅长统统杀掉,以绝后患。张学良力谏老帅,不能再多杀一人。经张学良苦苦哀求,老帅答应,“让张学良看着办吧!”张学良不计前仇,对郭松龄旧属一律宽恕,不杀一人,并全部录用。
张学良的容人大度和平时在军中享有的威望,使大伤元气的奉军,特别是接近崩溃的第三、四方面军团很快复原。张学良迅速地集结散溃于新民、锦州、绥中各地,处于绝望之中的郭松龄旧部于自己的旗下,恢复了奉军精锐。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大动荡、大混乱的时期,大小军阀割据一方,把中国分裂成许多独立的领地。各派军阀之间为了争权夺利,时分时合,忽聚忽散,使得当时的中国政局,呈现出一幅纷纭杂乱的图景。
1926年,西北军阀冯玉祥成了奉系张作霖和直系吴佩孚的共同敌人。曾经在战场上拼得你死我活的直奉两军,此刻捐弃前嫌,结成了攻击冯玉祥国民军的统一战线。在这场战争中,张学良统率第三军,战功卓著。打败冯玉祥后,吴佩孚报请北京政府,授予张学良陆军上将军衔,张学良时年26岁。此后,他便在奉军内部逐渐获得了“少帅”的称谓。
1926年冬,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奉系的势力达到了鼎盛时期。此后,张大帅又做了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学良则以上将军团长的身份,统帅奉军主力,开始与蒋介石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的北伐部队作战了。
1928年,由广东誓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正在挺进华北,而加入国民革命的冯玉祥、阎锡山的军队已兵临京津地区。“君临”北京的张作霖见大势已去,号令奉军撤至关外,自己也顾不得全国陆海军大元帅的身份,恋恋不舍地告别了象征着社稷、权力的北京,于6月3日乘专车返回他的独立王国——东北。不料,野心勃勃、穷凶极恶的日本人再也不耐烦张作霖的回避、推托、装糊涂式的对日交涉方式,决定置他于死地。1928年6月4日,当专车就要驶进奉天车站时,轰然一声巨响,张作霖的专车被炸得粉碎,这位声威显赫、不可一世的大元帅,在逐鹿中原的枪林弹雨中安然无恙,然而却在自己的大本营里遭到日本人的暗算。
大帅惨死之后,整个东北群龙无首,军界、政界的领袖们面临着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挑选大帅继承人是最首要的问题。按照中国的传统惯例,大帅的长子,早就以“少帅”闻名的张学良应是东北新统治者的法定人选,大多数人也考虑到了这一点。然而,事实却不尽其然。年仅28岁的张学良远不能一帆风顺地继承父业,相反,他的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少帅没有老帅那种绝对的权威,他并不是东北新主人的唯一人选。例如,吉林省省长张作相德高望重,深得人心。他虽然与张作霖并不沾亲,但同姓一个张字,是大帅最亲密的结拜兄弟。大帅的总参议杨宇霆精明干练,足智多谋,颇具安邦治国之雄才大略,深为大帅所倚重,多年来掌管中枢,在东北形成了庞大的势力。他们都是张学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东京的日本政府官员和南满的关东军密切注视着东北的新动向,竭尽全力干预东北的政权转移。显然,他们的目的是希望进一步扩大日本在东北的权益。因此,他们急欲挑选出一个代表日本利益的继承人,在这一地区创造一个傀儡政府。由于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地位和实力,获得他们的支持是极为重要的。但是,杀父之仇,日夜煎熬着少帅的心,只是考虑到东北特殊的历史背景,他才忍气吞声,对日本人隐忍不发。出于这种反日情绪,他没有向日本人寻求一点帮助。过去在张作霖强有力的统治下,军队中几乎从未发生过反叛事件,郭松龄的倒戈反奉可说是仅有的一次例外,他是由于与冯玉祥合作,而由南方输入到东北来的。大帅生前,关外东北一直是一个相对安定和睦的独立王国。可是在他去世之后,地区间的不和、派系间的纷争开始表面化了。一时间谣言四起,飞短流长。有消息说张作相正在与张学良进行一场争夺东北领导权的斗争；另有人说,张学良不过是先大帅的总参议杨宇霆手中的一个傀儡。这些谣言有些出自日本人之口,有些则是由地方政客和各竞争派系的支持者们捏造出来的。有些报刊报道说,关东军赞同杨宇霆做张作霖的继承人；有些报道甚至还暗示,杨宇霆参与了炸死张作霖的事件。
当张作霖遇难之时,张学良仍在北京,他和杨宇霆所统帅的奉军主力三、四军团为全军押后阵,掩护自1924年以来陆续进关的东北奉军撤退。少帅获悉了父亲遇难惨死的噩耗之后,便与杨宇霆秘密地离开了北京,来到位于直隶(后改为河北省)北部山海关附近的滦州,这里是奉军张学良所部的司令部。少帅在滦州召开了几次重要会议。最后,张、杨以及其他军事要人决定,少帅立即返回奉天主持大局,杨宇霆则继续留在关内,指挥撤军事宜。少帅归心似箭,为预防重蹈其父亲的覆辙,他微服秘密出关,装扮成一个普通士兵,混在运送军队的军用列车之上,终于平安抵达奉天,免遭日本人的毒手。与此同时,奉天公安局长臧士毅等人巧设妙计,密不发丧,并扬言大帅的伤情正在好转,已接近康复,以此迷惑日本人,使之不敢轻举妄动。
当时的局势确是万分危险,大帅猝死,东北军政失去重心,人心涣散；奉军主力尚在关内,东北兵力空虚；关东军整装待发,虎视眈眈,随时准备举事发难。少帅回到奉天之后,一面尽可能继续隐瞒大帅的死讯,一面迅速巩固自己在奉天的个人地位,以便确保他能控制东北的军政要务。
虽然官方隐瞒实情,秘而不宣,但对密切关注此事的中国政界来说,少帅的计谋很快就成为公开的秘密。6月中旬,张学良完成了政治上的准备和安排,军事上也基本部署就绪。6月19日,大帅府终于开始非正式地透露了大帅张作霖的死讯。
在此之前,东北军队已基本上撤回奉天。6月16日,在一次高级会议上,由臧士毅提名,全体一致通过少帅为奉天督办。第二天正式宣布了任命。6月19日,张学良宣誓就职,并兼任由17个权威人士组成的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长。同时,东北军界的主要将领之一万福麟将军被任命为黑龙江省的督办,代替了与张作霖同车炸死的原黑龙江省督办吴俊升。
虽然少帅执掌了奉天省的军政大权,但还远未成为张作霖权力的继承人,吉林和黑龙江仍在他个人管辖范围之外。少帅清楚地知道：如果他公开与吉林省督办张作相竞争,他就很可能遭到失败。张作相是他父亲的老伙伴,鉴于他的资历和声望,以及他在东北军界、政界领袖中的好人缘,他在东北会受到更广泛的拥戴,年轻的少帅恐怕不是对手。然而,张学良并未与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争夺东北的最高权力,而是谦恭地请他出任东北保安部队总司令这一东北最高统治者的新官衔。张作相乃是忠厚长者,他岂能辜负自己多年相随的老首领。于是,张学良的正统地位发挥了作用,他沾了其父帅的光。张作相非但拒绝接受这一职务,而且极其动情地发誓：他要像忠诚老帅那样辅佐少帅,支持张学良。杨宇霆也发布通电,表示要以东北三省大局为重,拥立“汉帅”(少帅字汉卿)。少帅对张作相谦让有理,对其余的人可就当仁不让了。于是,1928年7月1日,张学良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同时兼任奉天东北大学的校长。自此,“少帅”这一非正式的但极为流行的称呼才算具有了名副其实的意义。张学良终于成了老帅的继承人,开始了统治东北的少帅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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