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9810083
作为澳大利亚首位女总理、不婚女性，朱莉娅·吉拉德充满话题感。本书中，朱莉娅·吉拉德以惊人的坦率和真挚，讲述了坎坷艰辛、充满争议的从政之路，展示了外界对她公共生活和私生活表现的要求。她的个性和韧性，体现在她执政时期政府制定的那些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法律上。她极具感染力的悲悯，定格在与残障人士及贫困儿童拥抱的温暖瞬间。三年零三天，她赢得了世人的认可和尊重。
2010年6月24日，朱莉娅·吉拉德当选为澳大利亚新任总理，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理。3年后，吉拉德在新一轮选举中遭遇滑铁卢，逐渐淡出政坛。本书以吉拉德特有的幽默、个性化的视角，为读者展示出吉拉德坎坷艰辛、充满争议的从政之路，以大量细节揭示了她3年总理生涯中内政外交与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目 录
关于本书
第一部分：我如何做到这一切＿01
印象中的片段 ＿03
1. 当选首位女总理 ＿05
2. 就职初期 ＿29
3. 受阻的竞选活动 ＿41
4. 少数党政府 ＿58
5. 内部敌人 ＿85
6. 针对性别的提问 ＿105
7. 韧 性 ＿124
第二部分：我为什么这么做＿141
印象中的片段 ＿143
8. 我的目的 ＿144
9. 打一场战争 ＿153
10. 1961年出生的孩子 ＿165
11. 亚洲世纪的澳大利亚 ＿175
12. 得到世界的尊重 ＿204
13. 我们的女王，我的出生地，我们今天的身份
14. 澳大利亚的原住民 ＿234
15. 我们的孩子 ＿249
16. 早做准备 ＿292
17. 时刻准备 ＿327
18. 双重困境：税收和预算 ＿350
19. 我们的环境 ＿370
20. 我们的水资源和土地资源 ＿413
21. 关爱彼此 ＿427
22. 政党问题 ＿454
结语：现在要做些什么？＿471
致 谢＿477
缩略词＿481
关于本书
2010年6月23日，正当澳大利亚政局处于动荡变革之时，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向当时就任澳大利亚总理职位的陆克文（KevinRudd）提出挑战，要求针对工党领袖变更进行公开投票。
第二天，朱莉娅·吉拉德成为澳大利亚第27任总理，并且是澳大利亚史上首位女总理。澳大利亚创造了新的历史。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策略，只有这样吉拉德才能在有限的3年任期内实现辉煌成就。朱莉娅·吉拉德在那个动荡时期写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编年史，塑造了一位竭尽全力实现自己理想的政治领导人形象。从她的故事中，你能够看到她曾经面临的艰难形势——在面对充满敌意的政府内斗的同时，管理着一个没有多数党出现的“悬浮议会”，努力建立一个多样化和强劲的经济体，创造一个公平的、世界一流的教育体系，并且确保澳大利亚的残障人士在未来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与此同时，她还引领政府、代表国家履行澳大利亚的国际义务，为澳大利亚的未来发展建立牢固的战略联盟。从吉拉德大学时期在澳大利亚学生联合会的工作，到后来投身法律领域，直至现在坚韧不拔却又活力四射地致力为澳大利亚工党（ALP）服务的人生轨迹中，我们能够看出吉拉德自始至终都是一位目标明确的政治家。
吉拉德为人直率坦诚，夹带着一些另类的幽默和个人见解。她并不会因为羞怯而回避自己的过失，她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判断失误和政策失误，当然也乐于向人们详细介绍自己的政治成就。在这里，吉拉德向我们讲述她赢得领导席位之后的故事，述说她作为总理所表现出的韧性和勇气以及它们背后的隐情，谈论了她个人对那些针对自己的恶意竞选行为的看法，并分享了在当代政治领域，作为一位女性领袖的含义以及需要付出的代价。
接下来在本书中，朱莉娅·吉拉德将亲自向我们阐释作为澳大利亚首位女总理真实的生活样貌。
致 谢
我的人生经历很丰富，但我从未写过书。在我写书的这个人生冒险中，兰登书屋在每个阶段都给予了我恰到好处的鼓励和实际帮助，他们一直尊重我需要用自己的方式写作 My Story 。我要感谢加布丽埃勒·科因（Gabrielle Coyne），她领导了一支不可思议的团队，还要感谢妮
姬·克里斯特（Nikki Christer），她给了我友好的鼓励，身为编辑的她具备敏锐的洞察力。我要感谢安妮·雷利（Anne Reilly），在她的润色下这本书有了生命力，简而言之，她是传奇。我还要向梅雷迪思·柯瑙（Meredith Curnow）致谢，感谢她的新视野和建议。所有那些首先翻到索引页看看有没有自己名字的人都将与我一起感谢阿兰·沃尔克（AlnaWalker）的工作。
兰登书屋市场部的成员和编辑部的员工一样，是职业素养很高、爱岗敬业的专业人士。我要感谢布雷特·奥斯蒙德（Brett Osmond）和卡伦·雷德（Karen Reid）。
我带着匆忙收拾的行李和一堆杂乱的回忆从总理一职卸任。理清这些事需要付出努力，无论写不写书我都需要这么做。在做这项工作时，我享受到了来自布鲁斯·沃尔普、玛丽埃勒·史密斯、妮娜·格雷斯（Nina Gerace）和米歇尔·菲兹杰拉德的极大支持。感谢你们所有人为
了我不断地工作，感谢你们所有人的友谊，这些对我太珍贵了。
我要特别感谢玛丽埃勒，除了做好一切本职工作，她还用她的智慧和耐心帮助我完成了这本书的创作。我要最真挚地感谢你对我的所有帮助，玛丽埃勒。如果再碰到对工党未来感到悲观的人，我有十足的理由去反驳他们：“既然我们能吸引到玛丽埃勒·史密斯这样能干的年轻人，那么我们就完全有理由乐观。”
我还要大大地感谢汤姆·本特利，为了给此书做调研工作，他与我一起在政府加班。我们一起合作时，汤姆既有强大的大脑，也有无私的精神。我深表感谢。
为了准确得到此书中的全部细节，我们需要搜寻原始资料，其中的工作量之大是难以想象的。感谢费莉帕·巴特斯比（PhilippaBattersby）和仙农·卡扎利（Ciannon Cazaly），他们搜寻到了一些有用的信息。
很多以前的同事和员工就本书章节给我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反馈，我要感谢他们每一个人。我尤其要感谢那些在不同时间段通读原稿的人：克雷格·艾默生、尼古拉·罗克森、韦恩·斯万和肖恩·凯利。我特别要感谢阿密特·辛格（Amit singh）为此付出的努力。
当我刚下定决心写这本书时，豪力律师事务所的伊恩·罗伯逊（Ian Robertson）给了我有益的建议。谢谢你，伊恩，帮我迈出了第一步。
我要衷心感谢我的家人，我每周都会跟他们汇报写作进展。感谢我的母亲莫伊拉，我的姐姐艾莉森，我的侄女珍娜和她的丈夫达米恩，我的侄子汤姆和他的女朋友劳拉。特别要感谢他们对我的理解，虽然我搬到阿德莱德后离他们更近了，但我有很多次跟他们说：“对不起，太忙了，我在写书。”虽然我的侄孙伊桑还不识字，但为了留下白纸黑字，
让我在这里重申一次我以总理身份做最后一次演讲时说的一句话：“我想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好管闲事的姨奶奶。”
最后但并不意味着最不重要，我要感谢的是蒂姆，感谢他对我的鼓励，感谢他给我端来了无数杯咖啡。
写这本书时，我在方方面面都得到了很给力的支持。即便是小狗鲁宾也发挥了作用，当我写作时它会睡在我脚边，安静地陪伴着我。
虽然我们为了尽量保证这本书的准确性做了彻底的调研工作，但如果出现任何错误都是我的责任。
我希望本书能让读者有所收获，希望得到他们的共鸣，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同时给他们带来乐趣。
这本书向我们展示了朱莉娅•吉拉德顽强和富有张力的一面。
——《喧哗》（Hoopla）
2．吉拉德的回忆录以自己为中心，站在完全独特和充满优势的角度，用真实、详尽、善辩和客观的洞察力带着我们了解政府生活。
——《卫报》（The Guardian）
3.年轻的朱莉娅•吉拉德忙个不停：在学校学习，在父亲工作的精神病院做作业，或是在母亲工作的养老院帮忙摆放桌子。她在这些方面的部分收获，都体现在她执政时期政府制定的那些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法律上。作为运作少数派政府的总理，作为澳大利亚的首位女总理，她应该被铭记。”
——《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
4.这本回忆录极其坦率，它让外界开始恰当地评估朱莉亚•吉拉德的总理生涯以及她走到那个位置的过程，让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她在澳大利亚政治历史中的地位。
——《安妮•萨默斯报道》（Anne Summers Reports）
当选首位女总理
……在这个国家里，努力工作则必有回报，而且任何工作都能得到尊重；这个国家因其优秀的教育系统而自豪，我们的政府行事可靠，长期以来致力向所有的澳大利亚人民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这让澳大利亚在未来能够实现更伟大的目标。
——我当选总理后首次面向澳大利亚人民的发言
在我的记忆里，2010年6月24日就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我对那一天的印象只剩下零散的片段，一些随着事态发展留在我脑海里的短暂画面。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两个小时断断续续的睡眠并不足以让我撑过一天。幸运的是，因为紧张而不断分泌的肾上腺素促使我保持状态并进入角色。
没有哪个日程表会告诉你“某个时刻将会发生某个事件”。那天，家人没有陪在我身边，而我也如同以往参加任何一个议会日一样，洗完澡后就换上了早已准备好的套装。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当我走出堪培拉的公寓大门，历史将把我纳入它的篇章。
那天下午，我在澳大利亚第一位女总督昆汀·布莱斯（QuentinBryce）的见证下，正式宣誓成为澳大利亚政坛上的首位女总理，有不少照片记录了这一时刻。当时，我脖子上戴着的项链还是在匆忙之中临时向工作人员莎莉·廷德尔（Sally Tindall）借来的。在就职仪式发言之
前，我与昆汀进行了短暂的交谈，这也是当天唯一一段让我能够缓一口气的插曲，我感觉到自己被她的温暖所包围。
我记忆里的其他片段则包括：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目瞪口呆的记者们、征集首次提问期间那可怕的寂静，以及我的第一份工作简报。
那天结束之后，我回到了自己的公寓。在家里等候我归来的，是我的终身伴侣蒂姆·麦泽逊（Tim Mathieson），以及我的室友、同时也是工党长期职员朱莉·利盖蒂（Julie Ligeti），还有我很要好的朋友罗宾·麦克劳德（Robyn McLeod）和她的丈夫巴里（Barry），他们从墨尔
本闻讯而来。我们聚在公寓里，叫了中式快餐外卖当晚餐，说起来还真是简陋的一顿。
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我一直沉浸在激动和兴奋中，甚至产生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对即将来临和可能出现的情况感到异常期待。然而，当意识到自己担任总理之后将要履行的责任，我迅速脱离了这些情绪，开始为第二天做规划。我脑海中并没有重播我如何得到现在这个职位的过往画面。在和朋友享受美食时，我们也没有谈论澳大利亚工党替换其领袖并选举我担任总理的原因。
其中一些原因，在我担任总理之后举办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面对澳大利亚人民时我没有办法告诉他们。我现在能够成为国家的领导者，皆因我们优秀的政府暂时迷失了方向。
曾几何时，我和前总理陆克文被标榜为“梦之队”。2006年，我们的合作关系以极为出色的表现开启了新的篇章，但这或许是错误的。当时，工党正在为来年的选举进行准备，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如果工党此时不能撼动当时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11年来的地位——他所提出的劳资关系政策《工作选择法》已备受民众诟病——那便是错过了最好的时机。我深信，澳大利亚人民期待改变，但他们需要的是一种安全可靠的变革。人民对霍华德所表现出的态度并非愤怒，但大家却准备跨过他的时期走向一段新的旅途。如果工党有任何表现让民众感到不安，或者剥夺了人们对安全变革的期望，那么在最后时刻，澳大利亚人民或许仍然会选择霍华德。一旦如此，自由党将能够有序地过渡到“后霍华德政府”时期，且很可能借此机会巩固其政府系统，从而得到更长的执政时期。每一天，我都担心即使政治风向最终
利于工党，但我们的领袖金·比兹利（Kim Beazley）却无法很好地带领我们走向成功，实现我们向澳大利亚人民所做出的承诺——按照他们的需要改进我们的政府系统。政府工作消磨了意念，反对党的职责挫平了斗志——金长期以来同时受制于这两个方面的阻力，再加上他一直身体不适，常常因疾病折磨需要几个星期的卧床休息，这让他的精力渐渐枯竭。
作为工党在反对党事务方面的负责人，我负责为议会的提问阶段整理一系列问题。于是，每天我都会在议会上看见金。议会的提问阶段是反对党的命脉，所以领袖需要为其做好准备，从而在当天做出最重要的策略判断。但是，我从未见金为这个关键阶段做准备、设计问题，或是提出自己的思路。看到他的这些表现，我担心他内心深处并没有为了获得成功而燃烧起熊熊烈火。我更担心的是，最终在装有澳大利亚人民选票的投票箱里，金不是票数最高的那个。
正是出于这一点考虑，我与陆克文进行了一场讨论，打算与他联盟，并在工党内建立新的领导层。陆克文是典型的稳妥型改革派。本质上，他就像是一个年轻版本的霍华德，一个顾家的男性，也是一名基督徒。他来自昆士兰州的乡村小镇，精力充沛，随时准备施以援手。如果工党需要新的领袖，那么最适合的人选一定是像他这种类型的。但在2006年，陆克文在工党的同僚当中显然缺乏足够多的支持率来力助他成为领袖。而在联盟关系的支持下，他和我则有机会成功。
在我们的联盟阵营里，陆克文必须成为领导者，因为我深知自己并非工党此时所需要的角色：我是一名女性，未婚而且是无神论者。我不会被公众视为稳妥型改革的代表人物。与陆克文合作期间，我接受了自己可能永远都无法领导工党的结局。我不是为了实现这样的野心而进入议会。当工党2003至2005年度的领袖马克·莱瑟姆（Mark Latham）从工党辞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后，我参加了其后新一轮领袖的竞选活动，但这仅仅是为了有机会阐述自己对工党的文化和价值观的看法，并不带有任何获胜的期望。
但在2006年，我开始另有企图：在下一届工党政府的领袖层里，我希望能够担任一个关键角色。我对围绕在金身边那紧密而又排他的圈子感到失望，同时觉得自己如果能够成为领袖，必定可以满足而且超越该职位既定的职责。
另一方面，决定与陆克文组建所谓的“梦之队”并不容易。我非常害怕他的暴脾气：曾经有一次，我在议会的策略讨论环节中惹恼了他，结果散会后，他来势汹汹地走向我，冲着我破口大骂。我的长期雇员米歇尔·菲茨杰拉德（Michelle Fitzgerald）在一旁听见了，正准备过来劝导，陆克文已经愤然离去。其实，米歇尔没有必要保护我。陆克文除了说气话并不会做出其他出格的事情。尽管如此，这样的暴脾气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这样的人会成为什么样的领袖？
经过深刻的思考，我的结论是，陆克文的性格缺陷源自他渴望得到支持和认同。艰难的童年生活将他塑造为一个渴望获得关注和掌声的男人。似乎在他内心深处有这么一个空洞，只能用成功来填充，而且对他来说，政治膜拜能够替代人性里最真挚的情感。
最终，我得出了一个肯定的结论：成为工党领袖进而当选国家总理对陆克文来说肯定足够了，他内心对认同的渴望将会逐渐消失，而他身上的很多优点也会渐渐显露出来。毕竟，他是一个经验老到的政治家，有着成熟的世界观，足以应付任何复杂的政策讨论，他知道如何与媒体打交道，无愧于一个杰出的战术家。他还经常有一些出人意料的、体贴入微的行为。我的朋友奥伯恩（Michelle O’Byrne）曾经告诉我，当她在2004年选举中失去了巴斯选区的席位之后，陆克文不辞辛苦地设法前去拜访并且安慰她。陆克文自己也曾在1996年的选举中经历过类似的失败，他曾如此解释道：那种感觉很糟糕，当你接不到任何工作来电，当所有人都已经遗忘了你的失败，而你却仍然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那么我在2006年对金的判断是否错了？恐怕是的。我曾经认为他对反对党的工作缺乏热情，但事实上，或许是他对于选举政治的考虑比当时我所能体会的更为细致周到。当时，我对未来失败的可能性反复揣测，且极度担忧，这种担忧占据了我的内心，让我焦躁不安。金或许已经判断出我们即将赢得竞选，深信我们的领先局势会坚持到竞选当日，所以特意以一种平和的态度出现，而没采取高强度的政治宣传活动。
在政治领域，你没有机会尝试对照实验。我们无法在当时得知，如果霍华德与金·比兹利两人参选谁将胜出，或者比兹利政府将会创造什么样的政绩，而金又能够在领袖的位子上坚持多久，谁将成为他的继任者。
我能够确认的是，我所做出的选择将带来变化。陆克文在反对党任职期间曾极力拉拢各派系的领袖，尤其是新南威尔士州工党右翼和众多媒体巨头。尽管如此，如果没有我的介入，他所积累的这些工作也无法帮助他夺得工党领袖的位置。我的责任便是把他推上领袖的位置。
2007年，陆克文成为工党主要的选举候选人。我之前对他的竞选能力和全体选民对他的接受程度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我对他担任领袖职位之后的行事作风的评估，或者说，我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看法，却被证实为大错特错。那些掌声、赞同和爱无法填满他的欲望。他不知满足地渴望能在下一杆里击打出更漂亮的一球。
2007年大选之前的筹备阶段，我们并没有输掉任何筹码。事实上，陆克文为提高声望所付出的努力，为我们争取了更多的人气。所有人都参与了这场争夺选票的狩猎。陆克文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旁人看来，这是令人震撼而又鼓舞人心的。在这方面，他显示出了强大的战术灵活性，堪称得心应手。
陆克文通过政治营销为他个人建立起“Kevin 07”的品牌，实属布局巧妙的一步。这为我们的成功带来了共鸣和能量，也带来了一些不可能被实现的期望——毕竟陆克文只是一个普通人，而“Kevin 07”是他的宣传外衣。对任何被品牌化了的人物来说，在真实和虚拟形象之间有着一条危险的鸿沟。
2007年11月24日大选的成功是甜蜜的。不可避免的是，现代竞选活动对领导人风格的强调让关注点从我与陆克文的“梦之队”转变为“Kevin 07”。当然，我、韦恩·斯万（Wayne Swan）和林赛·坦纳（Lindsay Tanner）在竞选活动中以工党和联邦政府的主要领导角色出
现。我成了澳大利亚史上第一位女副总理。随后的几个月里，因在议会和党政机关的表现，我不可避免地成为政府内第二重要的角色。
我的工作量是一般内阁部长的两倍，一人身兼教育部部长、就业和劳资关系部部长，以及新成立的社会接纳部（旨在将政府所有的工作成果联系起来以克服弊端）部长等多个职务。在那时，这可以说是个繁重的负荷，又是个值得终生引以为荣的机会。自1998年起，我一直为反对党工作。经过了漫长的9年，我不会错过这次改革的机会。为反对党工作的日子里，就像是坐在一艘政治快艇上。你能转向、回退或者逼近任何具有新的政治利益的地方。陆克文非常擅长做这类事情。比如，某个清晨，当他在悉尼醒来后，读报纸时突然发现在澳大利
亚霍巴特有一个绝佳的政治优势机会，他会立即跳上一架飞机赶过去。但运行政府更像是乘坐在“玛丽皇后”号邮轮上——它庞大、强劲，却不灵活。治国的艺术，就像是在描绘一张战略路线图，运用政府这艘巨轮的强大力量，来突破前路上波涛汹涌且困难重重的洋流。政府决策需要长期的思考、运作和方案规划，其中也需要做出一些调整，不过我能够感觉到政府真正的力量，并决定利用它来传达工党的政策方针和价值观，尤其是用一个更公平的劳资关系系统来取代“工作选择”法案，并且为我们的工作者提供更多新的接受教育的机会。
不幸的是，陆克文依然只想驾驶他的政治快艇。他擅长的是战术，而不是策略。他享受着来自选民的“喜爱”和那些围绕着自己的“心腹”的保护，却没有为自己所领导的政府决定一个前进的目标。
2007年的竞选活动主要以两个核心主题为基础：建设未来和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人们期望改变，而在这个讲究生活成本的时代，这看起来似乎不太现实。对反对党来说，理解并体会人们在生活成本方面所承受的压力是必需的。不过我很快就发现即使政府提供了新的福利，人们也并不会认为自己的钱包会比以前更满。所以从一开始，就需要做很多预备工作。而伴随着选民们日益增加的期望所带来的潜在政治问题，也被一些日常管理事务所取代。
尽管办公室里的公文格已经被填满，陆克文还是不断往里面添加新的文件。陆克文在实施战术和对待那些热情且快速的媒体圈子所信奉的教条是“填补空白”和“扫除路上的障碍”。前者指的是不断向记者强调应当替换掉那些关于政府的负面新闻或者反对党的控诉。后者意味着任何负面报道都应当设法通过延迟的方式予以消除，例如宣布进行调查。通常，某个部长最终都会不情愿地公开表示由自己来承担这样一个调查结果，或者许诺会针对某个具体问题采取行动，而实际上只采用常规的操作来解决它。
就个人而言，我幸免于不用执行这种类型的过分操作。由于和陆克文有着紧密的工作关系，我们之间形成了一条真诚的、个人和政治的纽带，所以他对我保持尊重。与其他大多数忍受着陆克文微观管理手段的部长明显不同的是，我能够经营自己的事业。他的两个教条让民众对政府抱有更大的期望，认为政府能够做得更多、更好。实际上，这类行为不仅仅是政府的一种媒体管理策略，究其根本，它们源于政府因为缺乏核心使命感而产生的焦躁不安。
尽管这种无目标的行为数不胜数，政府和选民仍旧处在和谐平稳的“蜜月期”并创造了一些奇迹。陆克文曾经在议会席上代表政府和全国人民为“被偷走的一代”（Stolen Generations）向澳洲原住民正式道歉，他注定近距离见证历史上的这一完美时刻。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陆克文的做法让政府严格的工作制度变得更难执行。随着未完成的工作如山一样不断累加，大量的政府改革议程不得不被随意决策：陆克文索要的文书越来越多，并以惩罚为戒对这些文书设定了截止期限，他却几乎从不阅读这些文件，更不用说做出反馈。原本应当进行决策讨论的会议变成了一轮轮的研讨会，而且很明显，因为陆克文没有阅读任何文书，所以在会议的整个过程，需要有人向他口头解释这些文书所涉及的内容。解释完后，他通常会要求工作人员准备更多的文件，然而他同样不会阅读这些文件。
通常，各部长和政府的高级公务员在会议开始前都得等上几个小时，或者在没有预先通告的情况下，被责令要求前往澳大利亚的其他地方和总理会面，有时候这些会议根本都不会进行。
虽然公布的民意调查仍旧显示，政府和陆克文均得到了选民很高的评价，但2008年公众的态度透露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工党的专题小组进行了一项调查，以友好诱导的形式针对一些问题进行讨论，最终得到了大部分来自社区团体的民众的反馈和响应。澳大利亚人民开始将政府比作一个没有经验的游泳者：大量的动作，不停挥舞的四肢，却丝毫没有前进。
我仍然相信，陆克文将很快步入一个稳定的节奏并开始采取更有效的战略方针，而不是施行以媒体为主导的战术。实际上，这些对陆克文执政风格的担忧在我们眼里并不重要，我们仍然沉浸在终于能够走上执政舞台、能够亲自着手制定一些策划已久的政策的喜悦中。
后来，全球金融危机闯入了我们的世界。身处一个从未经历过经济衰退的国家，我们很难描述那些日子里人们的情绪和压力。简单地说，全球金融危机伴随着人们无尽的恐惧而来，所有人都无法预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个全球化、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世界从未出现过这样的现象。澳大利亚是否会出现银行相继倒闭，成群结队的人们试图取回存款并引发骚乱，大规模的失业，甚至自杀？这一切令人心凉的现象都有可能发生。
这个危机就像是专为检验陆克文的领导力而出现。或者说陆克文的就任是为了迎接这场危机。在真实的紧急情况下，没有人期待得到一个完美的过程或者深度咨询的机会，没有人会反对通宵达旦为第二天的会议做准备，没有人会反对集中决策的决定。所有人都希望有这么一个
领导者，他能够不眠不休地持续工作，并且带领大家渡过难关。陆克文就是这样一个领导者，不仅在国内决策方面有所成效——诸如及时向国内各银行提供担保，并出台一系列紧急措施以刺激国内的经济——而且在国际方面也做出了各种努力。没有陆克文强烈的国际宣传，澳大利亚将真正面临危机：被排除在重要的国际会议之外，无法参与关于如何应对经济危机的决策。陆克文的工作有力确保了G20是应对危机的核心机构，这是一个由重要经济体组成的机制，而澳大利亚也是成员国之一。
这种高压力、高强度的政治，恰恰是陆克文擅长的。韦恩·斯万，一个始终把高强度工作放在首位的人，十分匹配陆克文每时每刻的工作速度和会议要求，并证明了自己作为一个经济专家的能力。人们的工作被保住了，经济摆脱了衰退的厄运，这一切都应归功于陆克文在那黑暗时期里的领导和工党政府的表现。然而，随着危机逐步解除，从最初经济突然濒临崩溃到举步维艰的阶段，进而过渡到出台一系列刺激经济的举措，并最终回到正常事务管理的状态，陆克文始终无法适应，他找不到适合自己的稳定节奏。
短期内，由一个小型且更集中的团体来进行紧急决策是合适的。由四名委员——陆克文、财政部部长韦恩·斯万、财务部部长林赛·坦纳和身为副总理的我——组成的战略重点和财政预算委员会就是这样一个组织。但陆克文对战略重点和财政预算委员会的要求远远超出了这种灵活、集中的决策结构的职能，他运营这个委员会并用它来取代内阁。尽管全球金融危机的威胁已经过去，但在2009年和2010年，这个委员会仍然进行了84次会议。
其他应邀出席这个委员会的部长则成了无足轻重的角色。各项决策均由委员会决定，会议涵盖了政府工作的各个方面，不仅仅限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需要的经济政策。会议的议程变得异常繁杂，日程不固定，政府公共部门为了支持决策而准备的各种文件已经大大超出负荷。
会议所要讨论的事项被这个混乱的过程严重影响。斯蒂芬·康罗伊（Stephen Conroy）说他曾经在悉尼联邦政府的办公室楼上待了一个下午，等待着被叫到楼下战略重点和财政预算委员会的会议室参加某个时段的会议。夜幕降临时，他因为太过饥饿，便想下去看看在自己负责的会议事项被提上议程之前，是否有多余的时间出去买点东西吃。他乘电梯下楼，看见的却是一个黑暗的会议室：战略重点和财政预算委员会的会议已经结束，可是并没有人来通知他或者他的工作人员。
有时候，陆克文缺席会议是因为他觉得某些事情比参加战略重点和财政预算委员会的会议更重要。在陆克文缺席期间，我曾经主持了84场会议中的14场。韦恩、林赛和我努力完成那些议题项目，我们想方设法猜测陆克文对这些议题的态度以及他能够接受哪些决策，并且不会予以撤销。其他重要会议，包括内阁和国家安保委员会的一些会议，也以同样的流程进行。
部长们经常抱怨，他们抱怨的不仅仅是这些无休止的会议。呈交给总理的一些时间既定、要求授权通过的部长级行动文书常常丢失。部长们已经厌烦为了几个月前拟定的议题请求签署批准通过而奔忙，其中甚至包括一些根本不存在任何争议的议题。他们无法确定任何日程或者媒体议程的安排，不知道在哪个确切日期能够宣布重要声明，因为在最后一分钟里，这些计划常常会收到来自陆克文办公室发出的撤销通知。
如果说，部长们受到了强烈的排挤和忽视，党团成员的待遇就更糟糕了。他们无法直接与陆克文电话联系。拨打给陆克文的电话通常会被转接给某个工作人员。与陆克文面对面的接触则仅局限于在党团核心会议上与他本人对话——通常这只是一个很短暂的过程。
在社会上，陆克文逐渐被评价为是一个开启了多项工作，却一项都没有实现的勤杂工。
我与陆克文的私交依旧稳固，而我竭尽全力试图让他意识到我们党内存在的政治问题。2009年6月，我设法让他同意组建一个政治战略小组（PSG），成员包括我、韦恩、约翰·福克纳（John Faulkner）、马克·艾比博（Mark Arbib）和卡尔·比塔尔（Karl Bitar）。
韦恩是这个小组必不可少的人物——基于他在政府内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他在竞选策略方面卓越的能力。约翰·福克纳曾经是工党竞选活动中的关键人物，同时也得到了陆克文的高度信任。马克·艾比博也是如此，他曾任工党新南威尔士州分会秘书长的职位。以他的能力和澳大利亚工党右翼领袖的身份，马克一直是陆克文竞选领袖过程中一位强大的盟友。马克自此成为参议员，并仍旧是陆克文身边的关键顾问。他倾向于以一种生硬的风格在强权面前陈述事实，这导致他与陆克文的关系中充斥着各种激烈争吵和尴尬的重归旧好。即便如此，将他纳入这个小组也是理所应当，他是一个精明的竞选家。卡尔·比塔尔在新南威尔士州曾经与马克密切合作过，担任了工党全国秘书长的职位。在嘈杂的政治世界里，卡尔是一个安静的人，而且常常被低估。他和陆克文关系谈不上融洽友好，但他具有尖锐的政治洞察力，并在组织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对这个小组来说，他也是必不可少的。
于我而言，这个团队有着经验和能力的最佳组合，更重要的是，它的成员数量非常合适。陆克文曾在2007年的竞选活动中打算与一个这样小型的团队合作，这也是他唯一能够承受的团队结构，虽然在当时，大多数决策仍然由他本人制定。
我希望能够让陆克文脱离那种日复一日以战术和媒体为主导的决策方式，从适应一个类似的小型团体合作开始，逐渐发展成一种更具战略性的决策方式。
尽管陆克文向PSG承诺会注意自己的言行，但他仍常常违背他的诺言——频繁变换会议场所并提前离开。尽管如此，我还是经常劝慰自己，这只是开始，他的行为终将被限制，被引导到某种更有效的对话方式上。
关于这一点，事实证明我错了。成功建立起PSG并没有让我找到办法解决其他决策方面的问题。所有问题依然存在。所以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坚持之后，我向陆克文表明，他需要改变他的工作方式，并且面对和解决罗列在政府面前的主要问题。因为是在与澳大利亚总理对话，所以我以尊敬的态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也时刻提醒自己，我正在与一个不喜欢听到批评的男性交流。其他向他陈述事实的人常常遭到冷遇和排挤，经常听到有人开玩笑说谁又被“打入冷宫”了。考虑到我在政府的地位和我们两人之间的纽带，我相信陆克文永远不会把我“打入冷宫”。通常情况下，他会用一些安慰的话语来应付我，承诺会考虑我所说的或者敷衍地表示愿意做出一定的改变。
我常常建议陆克文把内阁当成一个真正的决策主导机构，而不应该受限于陆克文和他的办公室，以及落于战略重点和财政预算委员会背后的第二或者第三位的决策机构。对于这个提议，陆克文总是以担心机密泄漏为由驳回。他的这种担心确有其缘故。从陆克文政府内阁流出的机密信息并不是在领袖竞选活动中正常流出的，而是有些人因为大意和愚蠢向某些特定的记者宣传有利于自己的信息所导致的。这种泄密行为惹恼了陆克文、我和大多数的内阁部长。但在许多方面，这些著名的泄露事件所带来的最坏结果，却是它们让陆克文有一个方便的借口拒绝按照真正的内阁规程来决策，尽管偶尔一些小的泄密事件并没有造成那么恶劣的影响。
虽然陆克文对泄密问题存在种种担忧，我还是努力怂恿他解散战略重点和财政预算委员会，回归真正的内阁决策方式，通过充分和适当的集体讨论来完成决策，而不是像当下这样组织了一系列低效率且让人失望的会议。可悲的是，当战略重点和财政预算委员会被解散之后，有序的内阁决策过程并没有被摆上台面。拖延、不一致的决策和启用内阁的口头承诺已经根深蒂固。我不断表明通过内阁进行战略讨论的必要性，允许人们对政府的优先事项和我们的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些讨论总被列上日程，但实际上陆克文很少出现在讨论的现场或者真正参与到讨论中来。
我变成了部长们的求助对象，一个被期待能够解决任何问题的人。
我努力解决他们的问题，与陆克文的雇员进行工作上的沟通。或者，如果上述做法没有效果的话，直接与陆克文本人交涉。在完成自己庞大的工作量之前，我会优先花时间去陆克文的办公室，鼓励工作人员们打起精神，找出那些部长们焦急等待的文件，想方设法让陆克文在上面签字，或者在陆克文外出期间，以我副总理的身份亲自签署这些文件。随着部长、工作人员和公务员的耐心不断消减，沮丧心理不断增加，我仍然保留自己的态度，并继续专注于说服陆克文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在其他部长面前，我会为他辩护，并且试图安抚那些在会议室门口等待着的、失落的公务员。但是事态变得愈发不可收拾。
不只有我一人意识到这些错误的庞大和修正错误的必要性。韦恩·斯万同样因当时随意的决策方式，以及随之而来在重大事项上缺乏切实有效的决策方案而倍感担忧。我们更加努力地合作，鼓励我们的同事更多地参与决策，并且设法让那些悬而未决的政策问题得到落实。
一些外部事件加剧了人们对政府不断产生和积累的焦虑情绪。令我们陷入绝望的是，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混乱和争议的场面，严重击溃了公众对于碳定价机制的支持率。同时，随着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在12月1日采用了强而有效的贬低对方的反面竞选方式，取得明显的优势进而赢得自由党领袖的职位之后，工党的另一个政治强敌出现了。
政府的生活保障政策虽然为澳大利亚人民带来了新的福利，但这些福利却被笼罩在因为考虑欠妥而引起的大溃败的阴影之下，如燃料价格信息网站Fuel Watch和日常用品价格信息网站Grocery Watch的运营失败，导致人民情绪一度陷入混乱。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后遗症让人们对工作机会产生担忧。在这种环境下，反对党很容易利用碳定价机制、生活成本和就业等问题引发恐慌运动。
政府在2009年没有为2010年的竞选做任何切实的计划或者准备工作，大量诸如碳定价机制、税制改革、医疗改革之类的问题和不断增加的政治避难者，依旧没有得到解决。
虽然陆克文曾经签署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京都协定书》为工党开启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到了这个阶段，碳定价机制的失利让陆克文非常震惊。他曾经对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会议以及自己在其中担当的角色抱有巨大的期望。他为自己未能取得预期成果痛心疾首。显而易见，他并不知道如何针对碳定价机制采取下一步行动，也没有试图为之采取强势的宣传活动。
关于医疗改革和医院建设问题，陆克文变成了一个急躁决策者和优柔寡断者的可怕混合体。他坚持以全民公决的政治策略来实现联邦政府接管公共医院的改革计划，尽管这种方式并没有法律效力。关于这一类政治游戏的讨论耗费了很多时间，而真正关于政策条款的设计和资金来源的拟定，却被政府优柔寡断的决策态度阻挠。澳大利亚人民想要的是一个能够满足他们现在、未来需求的医疗保健系统：减少在急诊室或者医院床位的等待时间，能够更方便地联络社区内的医生和其他医疗人员。他们希望自己无论身处何时，都能够负担得起医疗体系的花费。他们不想参与一场没有结果的模拟公投。
此外，陆克文似乎有意忽视那些不断增加的海外难民，政府对乘坐“海洋维京（Oceanic Viking）”号抵达澳洲的难民的安置态度也损害了政府的声誉和地位。“海洋维京”号是陆克文派遣至海上营救难民的澳大利亚船只。为了快速解决这些复杂问题，陆克文决定将这些寻求庇护的难民遣回印度尼西亚，而不是将他们安置在澳大利亚的圣诞岛（Christmas Island）上。经过数周的对峙，这些寻求庇护者始终不同意政府安置，拒绝下船。在澳大利亚人民眼中，这些难民对澳大利亚船只的强势控制，让反对党更有理由宣称——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国家边境的
控制。
陆克文还曾经下令发布一项全面的税务审查方案“亨利税务审查”（Henry Tax Review），由澳大利亚财政部部长肯·亨利（Ken Henry）制定。在我看来，陆克文并不知道如何应对和消化该税务审查方案中大量复杂的政治建议。澳大利亚的税收制度的确需要改变，以便更有效地为核心关键的公共服务筹集必要资金。如此重要和庞大的一项公共政策议程要求政府发挥出它最好的能力，而陆克文只会通过他一贯散漫的沉思方式，让这项议程在风浪中漂流不定。
2010年2月，陆克文办公室的高层人员坦率地向我提及这些问题。
因为我们之间的信任关系，他们知道我会认真倾听并尽力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向我描述了一个没有人敢与之对抗的强势领导者。陆克文经常会在最后一分钟清空他的承诺记录，并在没有事先通告的情况下，将某个政策工作人员叫到办公室里就某项政策进行询问。很多工作人员生活在恐惧之中，担心自己会在空闲时被拖到会议中。我永远记得，他的一位高级男性工作人员曾在我的办公室里控制不住地哭泣。在陆克文办公室，工作人员承受心理重负已成为一种常态。陆克文迫使人们做出没有任何意义的举动，而政府并未就任何必要的国家改革或政治问题研究出战略方案。
在这种环境里，我一直努力迫使陆克文实行战略讨论的机制。但是，如果说2009年我还觉得自己或许有办法让陆克文改变，到2010年我已经陷入绝望。我越来越频繁地质问自己：你如何能够扶持一个不愿意得到帮助的人？
陆克文的举止处在一种持续的麻木和牢骚的状态。他憎恨每天的每一分钟，并且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感到失望。和他的对话总是逐渐地演变为一大段的抱怨——他工作多么努力，睡眠时间多么稀少，身上承担着多少压力。倘若将一份文件呈交至他面前，一个白眼和一声叹气便足以让所有人知道，这份文件是多么不合他的胃口。就算只是有人在他周围忙着准备茶点，也会让他骤然发怒。
然而，他发现自己无法委托与人，从而减轻自己的负担。事实上，他对于无法做出决策的解释是需要更多的文书工作，而这有时候只是将同样的文件变换一下格式。这是政治界可怕的“第22条军规”（Catch -22）。他总是一边哀叹没有人帮助自己，一边又拒绝任何人的帮
助——他不是让自己从堆砌成山的未完成的工作中开辟一条通道，反而把更多的文件往山上堆积。如此一来，当一切都依照他的指令完成之后，陆克文还是无法做出任何决策。
关于碳定价机制在未来的进程规划仍然未落实，发布政府财政预算案的最后期限已迫在眉睫，这让陆克文不得不做出决定。陆克文曾称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道德挑战”，然而在推行有关气候变化的关键政策时，陆克文却出尔反尔，这严重影响了他在人民眼中的形
象。致命的是，这种打击愈演愈烈，因为他并未打算站出来向人们解释他为什么造成这样的结果，以及接下来政府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是否宣布对矿产资源征收利润税的方案也悬而未决。陆克文让韦恩和财政部继续进行税收改革方案的准备工作，却没有决定是否需要公布该方案。准备工作进行得愈加完善，该方案已既成事实。但陆克文没有就这项工作达成任何政治共识，或者付出任何努力来认真消化所有的政策和政治上的细节。在冗长的财政预算核心会议中，陆克文过度关注次要方面的预算措施，而拒绝就政府在资源超额利润税改革上的方案予以定案。税制公布时，在采矿业中引起了激烈的反响，包括引发了一场由矿业公司牵头的抵制该政策的抗议活动，这带来了毁灭性的政治效果。陆克文对这项运动的回应除了愤怒，更多的则是麻木，继之以含混的方
式表示将会对此进行讨论和研究，从政治的角度为该问题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难民的船只不断抵达，但除了决定暂停处理来自阿富汗和斯里兰卡的诉求，陆克文并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任何有意义、持续性的讨论。
相比之下，陆克文确确实实推进了医疗改革议程的进展，他不断访问全国各地的医院，并且和隶属工党的各州长达成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但是，尽管花费了大量时间，而且该项政策具有很多优点，政府却只收获了极少的政治利益，因为这一系列措施异常复杂，导致它难以推行。与此同时，其他的政策问题也接踵而至。随着尚未解决的问题不断积累成团，我想尽办法弥补漏洞。我希望我们的政府作为澳大利亚人民的代表，能够进行综合良好的治理，我还希望我们能够赢得2010年的大选。我竭尽所能让这两个目标都能实现。
在陆克文的许可下，我在他办公室里扮演了一个管理者的角色，并给他的员工指明一些方向。我召集了核心工作人员开展日常会议和媒体策划会议，试图让那些杂乱无章的事务重新规整。
陆克文也邀请了布鲁斯·霍克（Bruce Hawker）来评审自己的办公流程。布鲁斯是工党史上的一位榜样人物，也是工党的长期政治顾问。
让我吃惊的是，布鲁斯后来却成了陆克文的狂热支持者：当时他参加了我所召开的会议，对陆克文办公室糟糕的情况显得难以置信。
我所陈述的这些现象，并不是在批评陆克文的工作人员。他们是非常勤勉的个体，其中不乏具备独特资质的天才。但他们的努力，在陆克文反复要求做同样的事情、为他永远不会使用的文件定下可笑的最后期限、为了一个新诞生的想法在最后一刻推翻所有的安排等种种行为的阻挠下，失去了作用。
我与国务秘书卡尔·比塔尔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合力协作，努力在矿税宣传活动中将核心信息有效地传递给广大民众，我们甚至亲自修改陆克文的演讲稿。曾经，在珀斯的一间酒店客房里，我在午夜时刻完成了讲稿的起草，这时已经是我原来所在时区的凌晨两点了。我靠在床上，把修改过的讲稿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出去后，连电脑都没来得及关就睡着了。我根本没力气去管它，更不用说把它从床上挪开。
与此同时，工党党团队伍中对陆克文不满的声音开始爆发。随着投票日期的临近，人们觉得陆克文无目标、无计划的行为，将带着工党走向失败。许多人想和我谈谈我们当前的政治立场，谈谈陆克文身边的问题和他们的不满。在同事向我倾诉他们对党内所存在的政治麻烦的担忧时，我会认真和他们讨论。一旦他们提出解决这些政治麻烦的方法是更换领袖，我会抬手示意并坚决表示无法就这个话题继续讨论下去。到了这个阶段，我都下决心在陆克文身边认真工作，从而确保政府运转良好。无论他是否需要，我决心帮助他。在和他的对话中，我继续向他说明变革的必要，但再不会等待他的回答。作为政府里第二重要的角色，我尽自己最大的能力适应这一切。
这种在各个方面彰显权威的做法之所以行之有效，多亏了与我一同工作的政工人员、资深同事和竞选团队将我视为陆克文值得信任的代理者。我内心深处想要和希望的，是陆克文能够真正发挥他的领导作用，可惜他无法做到这一点。不过他至少允许我来处理这些事情，我觉得我能够让一切团结起来。随着财政预算议会会议接近尾声，工党成员烦躁不安、忧心忡忡。
我没有向记者们透露陆克文的负面消息。我也没有在摄影师面前故意制造画面，让自己显得神采奕奕以对比看起来忧心忡忡的陆克文。我没有游说同事以获得他们的支持。但在2010年6月23日，我的确要求陆克文启动领袖变更投票。那天早晨，我醒来时立即看到了彼得·哈契（PeterHartcher）和菲利普·库里（Phillip Coorey）在《悉尼晨锋报》上刊登的质疑我忠诚度的报道。
彼得是陆克文亲密的朋友。这次事件成为我内心深处一个无法剔除的尖刺，我担心陆克文因为混乱和绝望对我产生厌恶和警惕。我无法逃避这样一个事实的可能存在——陆克文和我之间的联系，这个仅存的、让我们的政府得以完整运行的联系，将会荡然无存。如果陆克文不再信任我，那么我将一无所有。
我要求会见工党元老、彼时的国防部部长约翰·福克纳。在早期担任内阁部长期间，约翰曾经花费大量时间跟在陆克文身后做扫尾工作。而为了出色完成国防部部长所肩负的巨大工作量和需求量，约翰已经不可能继续替陆克文收拾残局。在和约翰的会谈中，我令人难以置信地落了泪。我记得自己当时指着报纸，一遍又一遍地控诉和反驳其中对自己的指责。这是我政治生涯中唯一一次为自己落泪，我曾下决心永远不会以总理的身份哭泣。这些指控严重伤害了我，我为陆克文付出了所有努力：管理他的日志、编辑讲稿、为准备大选日马不停蹄地工作、劝说那些垂头丧气的公务员努力适应他的管理风格、平息部级同事之间的摩擦和怒气……总之，我付出了我所能给予的一切来支持陆克文和政府。
约翰·福克纳那天拥抱了我，让我尽情哭泣。那天晚上，他参加了关于陆克文和我的一场重要会晤，也成了见证历史的一人。会间，我跟其他同事讨论了在当前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我应该做些什么。
拜访了约翰之后，我又拜访了托尼·伯克（Tony Burke）——农林水产部部长，同时也是新南威尔士州工党右翼成员。从很多层面上看，我和他并不可能成为政治上的密友。但我们之间的纽带在这段从政生涯里逐渐形成。我发现托尼非常有洞察力，我经常征求他在某个特定政策或者政府所面临的政治问题上的看法。我相信他会对我们之间的讨论保密。那天，我第一次向他提出了关于变更领袖的问题。我试探性地向他提出我的观点：在当下这个充满怀疑和不信任的环境里，我只有两种选择——参加领袖的竞争，或者辞去副总理的职位，退居后位担任后座议员。他同意我的分析，并且慷慨地表示自己是我的“坚定不移的支持者”。讨论结束之后，我意识到自己如果真正参与领袖竞争，托尼一定会支持我。如果我辞去职位成为后座议员，那么他可能也还会追随我。体会到他这样的忠诚和支持，我内心更加坚毅。
议会日以无情的步调渐渐逼近。我与同事讨论的内容和议会的日常议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这个历史性的一天里，我因两件事而自责。但这跟发起领袖投票毫无关系。首先，我很遗憾因为迟到而错过了众议院的质询时间。所以，我并不知道，陆克文之前在议会大厅里没有急于回答问题，而是首先为三名在阿富汗丧生的士兵发表了吊唁演说。我到达议会大厅并入
座后，没有倾听现场其他人的讨论，而是与政府参议院事务经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进行了个人讨论。我一直后悔，自己当时没有对这件令人痛心的事件表示出足够的尊重。第二个遗憾是，当天最后见到陆克文时，在约翰·福克纳的见证下，我和阿尔巴尼
斯的讨论仍未结束。
这一幕已经被外界形容为我正在激动地挥舞着一把小刀。实际上在那一刻，我后悔了。我怀着矛盾的情绪加入了对话。尽管知道陆克文多个月来的行为实际上已经摧毁了他作为总理和工党领袖的地位，我仍然希望他和我们所有人都会有所变化。在见证过陆克文那么多虚假的承诺之后，我知道他很可悲地无法改变自己的行为，但我仍然希望他能。尽管已经知道——就像在那个让我泪流满面的早晨，我所预测的那样——信任已然不复存在，但我还是希望我们之间那段单纯的友谊仍然存在，就像我们早期一同执政那样。但那些和睦地坐在一起喝茶、喝咖啡、吃饭，或者说着无聊的玩笑、开怀大笑，以及感觉到双方都在齐心协力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现在，一切都如此不同。
谈话中，令我感到失望的是陆克文仍然否认形势的丑陋不堪。他似乎并不想承认问题的严重性或者他的行为所招致的敌意。这就像是一段和癌症晚期患者之间的对话，对方坚持认为自己仅仅是染了风寒，很快就能痊愈。很难找到合适的词来描述其他人对陆克文领导能力的体验、感受，以及信任度。
陆克文这种看似排斥的表现在我看来并不陌生。早先，我曾经就他的领导方式的实质和风格所引发的问题，与他讨论过，当时他表现出了相同的态度。这让我发现了他内心的矛盾：一个足够聪明能够理解问题实质的人，却拒绝让理性战胜情感需要，并对事实予以否定。谈话逐渐转变为寻找可以替代领袖投票的其他方案，从而给予陆克文更多整顿的时间。这对陆克文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它带来了虚假的希望。让谈话不断继续下去更是对工党的不公平。随着讨论的继续，安东尼走了进来，并且直白地表示：在我们谈话的时候，工党正逐渐步向
死亡。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在那间办公室安静的表象之下，工党内部的动荡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观赏性的运动项目。过了一会，我当时的参谋长阿曼达·兰佩（Amanda Lampe）让我出去一下，说她有重要的事情告诉我。她收到了大量来自党团同事向我表示支持的消息，她要告诉我的是，从电视演播室到国会大厦办公室，人人都认为一场领袖竞争已经展开。
安东尼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谈话该结束了。我重新回到会议室，此时我能够清晰地听到血管搏动的声音。我向陆克文提出了启动领袖变更投票的要求，然后和他握了握手。
我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那里挤满了前来支持我的工党议员同僚。
接着，我走到韦恩的办公室，并且邀请他担任我的副总理。直到深夜，我还在和同事打电话。
第二天，我在没有反对者的情况下被党团同僚选举为工党领袖，并且相应地，成为澳大利亚第27任总理，同时也是接管总理办公室的第一位女性。陆克文选择不质疑这场选举，他仅存的支持者让他得知自己在票选中仅获得14票。尽管陆克文在中午的新闻发布会上流下了泪水，但我坚信经过一定的恢复期后，他的统治情绪会得到缓解——担任总理的时期已经让他处境困窘。
党团成员对我表现出的压倒性的支持，被外界描述为派系斗争，所谓看不见硝烟的战争的结果。这是那些拒绝承认背后复杂真相的人所想象出来的简单理由。派系之间的对抗被认为渗透到了现代工党领导层决策的方方面面，比如霍克和基廷（Keating）、比兹利和克林（Crean）、莱瑟姆和陆克文。在2010年之前的确如此。但在这些针对领导职位的竞争中，党团成员并不会像自动化机械一样毫无自主判断力。工党议员深思熟虑，而且实际上，他们为各种抉择感到烦恼。
如此之多的成员在短时间内改变立场来支持我，让人觉得这就像是一次起义。党团成员之所以改变心思，并不是因为各派系的领导者要求他们这么做，而是因为工党的政治环境及其对政府和国家工作的影响、陆克文的领导能力和他对成员缺乏最基本的尊重，这些都让他们感到失望。
职务越接近陆克文工党政府的核心，越能成为陆克文的亲密伙伴。但是，工党的政治团队成功地让这些混乱的内部工作情况远离了公众的视野。因此，从澳大利亚人民的视角来看，总理的更换发生在没有任何警告和理由的情况下。这让他们感到十分震惊。在这种情况下成为总理，无疑是异常艰难的。
而我加剧了这场变革的难度。因为我想保持对陆克文的尊敬，所以并没有对这场变革背后真正的原因做出解释。这是一个让我后悔的决定。我应该更好地理解并回应澳大利亚人民对这场变革所产生的疑问。
不过，尽管没有对自己担任总理的原因进行说明，我已经知道接下来应该做什么。显然，我需要着力解决国家所面临的那些悬而未决的政策问题，以及因此在政府内部所产生的政治问题。当然这意味着要在选举中获胜。但这些都不是驱使我前进的理由。我之所以从事政治，并且现在能够掌管总理办公室，都源自我内心深处一个不可动摇的信仰——教育能够改变国家和人民的生活，同时工作的价值和人类需求的力量，在个人努力和政府政策的影响下，最终将为人民带来尊重和正义。
在这三年零三天里的时间里，我是澳大利亚的总理。三年零三天的适应期，三年零三天对国家的改变，三年零三天的时间里我为未来描绘了一个独特的愿景。而作为旁观者的你，有三年零三天的时间来评价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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