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吃肉吗？无肉不欢的世界

现代西方社会是肉食社会，这经常展示在人们眼前。超市里的肉食柜台，有时长达几十米，满满东东，陈列着不同部位的肉（或者整只去掉内脏的动物胴体），至少有6种哺乳类和禽类的肉（牛、猪、绵羊、鸡、火鸡、鸭）。部分超市和很多专卖店也卖野牛、山羊和鸵鸟肉，还有野鸡、兔子和鹿肉。然后还有用各种各样的加工肉制品制作而成的熟食部。快餐店——主要就是无所不在的汉堡连锁店——是建立在肉类的基础上的，尽管近来他们多样化经营，提供海产和蔬菜食品，但依然是以牛肉和鸡肉为主的。消费统计数据证实了这种实在太明显的食肉“度”，在零售端，每年人均肉类供应（包括骨头和可调脂肪）超过了一般成年人的体重（65～80千克）。不光美国，加拿大和较为富有的北欧国家都是这样，现在西班牙也是这样。实际上，西班牙人均肉类供应近年来居欧洲之首。除了一些典型的食肉地区（也就是城市），大家都没有意识到，现代西方农业转向了（对此更好的表达方式是从属于）畜牧业：无论是就整体的耕地面积，还是就农作物总产量来说，其大多是作为动物饲料（主要是玉米和大豆），而不是用于直接的人类消费（小麦为主的谷类作物、薯类，油籽、蔬菜）。但是，这种倾向是如此明显，现代西方的城市居民也可以找到很多反对食肉的信息：动物待遇不好，肉类生产所引发的环境恶化和污染的问题，还有对可能的健康影响的担忧。在西方人中间，素食是越来越普遍的选择（但在的意义上，依然非常有限），而素食主义的出版物和网站则否定食肉的信息的主要来源。尤其是，纯素食者总是发出刺耳的声音，在多个网站上一一列举出吃肉的种种罪孽。这种态度的反差，在出版记录中亦有所反映。一方面，烹饪类书籍成百上千——简直是公然的图文并茂、绚丽多彩的食肉庆典——从料理肉到具体的肉丸和肋排的好几种“圣经”或者《到野外烧烤》——一切都承诺是有史以来美味的、经典的、鲜嫩多汁的、完全的肉类盛宴。对于食肉的考查，持有中间立场的书刊，我称之为使命之书，而使命的层次各有不同，其中温和的是恳请他们的读者少吃点肉，或者论述成为弹性素食主义者的好处，也就是，偶尔吃肉。更有雄心的，则想把肉食者转化成素食者，甚至纯素食者，方式不一而足，从直截了当到劝诱都有。而同样的反差和论争，亦重现于另一类书刊中，就是考查肉食在国家和全球历史中的作用的书。后，书籍被作为控诉工具，是一种倍受推崇的传统。这种体裁始于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创作于1906年的小说，该小说揭露了芝加哥牲畜饲养场和肉类加工的残酷现实。对辛克莱的作品的反叛性一无所知的读者，会在肉类加工那章看到更为详尽的引文。100多年后，针对与肉相关的各种事宜的批评家构成非常广泛，比如说鼓吹动物权利的社会活动家，担心牲畜占满地球的环境科学家，还有说服大家要相信（证据不见得非常充分）吃肉有害健康、加速死亡的到来的营养学家，等等。其中一些作品用确实可怕的措辞描绘了现代肉类产业，很多的标题或者副标题都不怎么好看，直说肉类生产和动物屠宰都是卑劣的公司的构成要素，即使不是彻头彻尾的犯罪，吃肉也是该受谴责的习惯，是必须结束的不光彩之举：吃肉是愚蠢的行为；肉用动物正在毁灭一颗饥饿的星球；肉类生产是看不见的犯罪；吃肉是我们社会的隐患。其他的还包括施洛塞尔（Schlosser）和波伦（Pollan）的作品，他们的责难要更为慎重一些。但是就立场的和语言的煽动性而言，几乎没有文字能胜过卡罗尔· 亚当斯（Carol Adams）出版于1990年的《肉类的性别政治》（The Sexual Politics of Meat）：书名就声称提出了一种女权主义的素食者的批评理论；书中充满了有意识的挑衅性的段落，比如说“强奸动物”和“屠杀女人”。这就是其结尾：“我们女人对吃米有信心。我们的饮食选择反映并强化了我们的宇宙论、我们的政治学。仿佛我们能说，‘吃米是女人的信仰’。这种恩惠可以养活我们所有人。”毋庸置疑，即使在那些稻米在社会身份、自我认识和文化中享有尊崇的地位的国家——这些地方稻米是财富、权力和美的标志——也全然未受这种论调的影响：现在日本人均稻米消费，从量上来说，低于乳制品的摄入（稻米不足65千克/年，乳制品高于80千克/年），而日本精确的膳食平衡表则表明，人均肉类和海味的消费量接近100千克/年，或者说，比稻米高50%。而且，日本已经成为其他传统上食用稻米的亚洲国家争相效仿的典范，似乎这些国家的收入每翻一番，其稻米消费就会下降约1/3。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争鸣和彼此对立的结论呢？我们应该吃肉吗？——或者我们为了终把肉类从人类饮食中淘汰出去，应该设法让肉类消费降至吗？我的答案将基于长期的视角，综合考量复杂的多领域的因素：会根据多个学科的研究结果，针对食肉的演化、历史变化和食肉习惯的现代形态和其益处，还有不良后果进行评估，所涉学科范围颇广，从考古学到动物科学，从进化生物学到环境和经济学研究不一而足。这是一本根植于事实和现实，没有预设的立场，也不会进行说教的书；是一本审视食肉的益处，并考查其缺点与不足的书，所以并不渴望其能与任何预置的分类相符，对吃肉没有赞成也没有反对，未曾积极宣扬也不会拼命否定。我没有套用任何预设的观念，来讨论现代大规模食肉的现状，而我写这本书，也不是为了支持任何具体的做法或观点，只是为了遵循好的证据，得出符合其逻辑的结论。终，读者会很清楚地了解我的立足点——但我认为开头就说清楚我从哪里来会很有趣，就是说，跟大家说一说我的完整食肉史。我在童年、少年和青年期，吃过各种各样的肉类，但每餐中吃得都不多，累计起来的量也不大：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现实（直到1954年，某些国家食物还是定量配给的），我母亲的烹饪习惯和我的食物偏好（我一直不喜欢又大又厚的肉块，会把脂肪全都切掉）也是原因所在。不过，虽然吃的数量适中，但种类繁多。我25岁时离开欧洲来到北美，在那之前，我吃过猪肉、牛肉、小牛肉、羊肉、羔羊肉、山羊肉、马肉、兔肉、鸡肉、鸭肉、鸽肉、鹅肉、火鸡肉和珍珠鸡肉。我童年的时候爱的肉食是我父亲打猎时射中的动物，会有野鸡、野兔，还有重要的鹿肉。我孩提时曾跟父母一起，冬天去到一些村子里，参与父亲熟人的家中举行的杀猪活动。很多传统的欧洲社会里，杀猪曾是（有的地方此风犹存）节日期间的社会和烹饪盛事：德国的屠宰节（Schlachtfest），意大利的maialata节译注，西班牙的宰猪节（matanza），以及波西米亚的宰猪节（zabíja?ka）。这些活动的高潮，是吃用所宰杀的动物巧妙烹制而成的各式各样的食材——包括血汤、血肠、白肠和头肉冻——然后出席活动的人把分好的瘦肉和肥肉带回家，或烤，或煮，或炼猪油。其他和肉相关的童年记忆有：我祖母给鹅强行填喂饲料（我不喜欢这种做法）；我父亲把芬芳的常青树枝放进鹿胴体的空腔处，之后挂在寒风中任其变老（所以孩提时学到一点，新鲜肉类不是真的新鲜）；我母亲用胡萝卜、洋葱、水煮蛋和腌黄瓜做牛肉卷（用刀横切下去，会看到肉卷五颜六色的馅料，煞是好看）。传统社会都一样，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吃动物的内脏，虽然比吃猪肉或鸡肉的次数要少得多。除了牛肚［我和那些喜欢罗马式炖牛肚（trippa alla romana）的人都偏爱牛肚］，其他内脏我都不爱吃，但我吃过脑花、肺、心、腰子、牛乳房和牛犊、猪肝和禽类的肝，后两者可烹制成肝酱。我无法把童年和青少年期的肉类摄入量量化得很精确，但我觉得准确的估测是，少年时，我每年的肉类消耗在15千克的级别，再加上几千克加工肉类（主要是火腿和肉肠）。我们从大西洋的一边搬到另一边，肝是的暂时幸存的内脏：20世纪70年代，我曾十分频繁地用鸡肝酱配白兰地。我们把家搬到了大西洋对面，这里的肉普遍要便宜很多，特别是牛肉物美价廉，但也没改变我对厚大的或肥腻的肉块的嫌恶：结果，我在北美住了40多年（还几乎每天都做饭），从来都没有吃过、买过或烹制过牛排——还有件事，很多读者甚至都不会相信，我从没有吃过麦当劳的汉堡包，也没在其他任何一家美国汉堡连锁店吃过。实际上，在我儿子成长的这些年里，我都是在做中国和印度菜时用到肉的，用酱汁烹调过的小肉块和蔬菜配米饭吃；仅有的例外是某些假日烧烤，还有偶尔做维也纳牛排的时候。那时（为了更好地理解进行典型的食物摄取调查时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我有时候还会连着几天监测我们实际的食物摄取量，所以我可以很肯定地说，我们每年的人均肉类摄取不会超过25千克。我们的儿子1996年离开家去念研究生，我们还是继续吃各种动物类食品（尤其是鱼类、乳酪和酸奶），不过一年内很少吃红肉和猪肉，如果吃也是在传统的节日盛宴上。按照一种不准确且说起来绕口，但当前很常用的饮食上的说辞来看，我们变成了定义长的那种素食者（lacto-ovo-pisci-vegetarians，蛋奶鱼素食者）。这种转变并没有突然的具体的因由，只是一种自然而然逐渐形成的偏好。那时候，我们的人均肉类摄取量低于5千克/年，不过这些几乎无肉的饮食，我在吃了12年之后，又开始偶尔做肉类料理了，包括我爱的印度咖喱和炸猪排，不时买一些优质的意大利火腿或者生火腿——就在我写下前言里这些话的几天之前，我在佛罗伦萨吃了一小盘炖牛肚，这是出于厨子的天然好奇心，想要再次品尝某种古老的地方名菜。近几年，我们的人均肉类消费的总量（事实上消费的是份数，不是零售的重量，尽管我买的瘦肉和去骨肉这两类非常接近的肉）还是低于5千克/年。和西方的很多人一样，我应当被算成一只长寿的杂食动物——不过有种日渐明显的趋势，这只杂食动物的肉类消费非常低。看完这本书，有的读者可能会觉得我的饮食偏好对书的主旨及结论都有一定的影响；作为一名科学家，我认为事情并非如此，不过别人可能不这么看。通过这不同寻常的自白，我准备深入到现代肉类生产和消费的现实、复杂性和所带来的影响之中。在第1章，我首先介绍了各种各样的肉类基本知识，有关营养和健康的很多基本事实和观察结果：属性、成分、品质和品种；它们在人类饮食中的作用，尤其是作为优质蛋白质和某些微量元素的来源，它们与脂肪的关系；它们在主要的文明病（civilizational diseases）和人类寿命中已经证实和可能充当的角色。其中有些很让人着迷，不过通常都具有不确定性，肉类与健康和长寿之间的关系，受到了很多研究的关注，但是它们也受制于实际上更多的虚假信念和错误信息。我会利用所能得到的好的证据，努力来厘清这些复杂的关系。我将辟出单独的一节来阐述患病畜禽的肉和由肉传播的病原体的影响和风险。在第2章，我会解释人类饮食的进化基础和其在历史上的发展演变，从动物的驯养到传统社会中典型的肉类摄取，也涉及饮食禁忌和禁令，还会阐述肉类通常被作为一种彰显威望的食物。在第3章开头，先是回顾了现代的饮食变迁，这个过程已经改变了传统的饮食结构，传统的主食碳水化合物的消费已经减少，而动物性食材尤其是肉类的摄入增加。接下来是对现代肉类生产和消费的介绍，会追溯肉类的产业链，从繁殖和生长自然规律到动物屠宰和肉类加工再到肉类消费及浪费，也会对定量的统计指标进行系统化归类，对历史上和国际上的这些过程进行对比。第4章会阐述生产肉类都需要些什么：先会纵览现代畜牧业多种形态（放牧、农牧混合和集中化的“无土化”产业体系），再来看长期的变化和当前利用平衡日粮（balanced feed rations）进行高效的肉类生产的范例，来看对待（人性化对待及虐待）肉用家畜的问题。第4章的第2部分会集中在现代人大量食肉所造成的环境后果。这并非新鲜话题，受到的重视却日渐增多，因为对于环境恶化和污染的关注，还有生物圈的状况，现代文明的可持续性的关注，已经逐渐成为科学探究、公众讨论和政府政策的惯常议题。 美国农业科学技术理事会（US Council for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编制的综合性报告《畜牧业和全球食物供应》，用崭新的、以环境为中心的视角来看待畜牧业和肉类生产，这是首次对这类看法做出突出贡献的报告。在详细说明很多问题的时候，其总结说，畜牧业既带来了正面的环境效应，也有负面的影响。7年之后，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做了一份内容更为翔实的跨学科报告，却提供了不同的信息，其特别的标题就泄露了其关注的要点：《畜牧业的巨大阴影》（Livestock’s Long Shadow）。其基本结论能上很多新闻头条：畜牧业是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的显著的因素之一，从局部地区到全球，皆是如此。该报告的调查结果表明，论及土地退化、气候变化、空气污染、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问题之事，都应当把畜牧业作为政策的重点。该报告常被人引用的结果是，地球表面的26%用作放牧地，可耕种土地的33%种植的是动物饲料作物，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8%归咎于畜牧业，淡水总用量的8%是畜牧业用掉的。FAO的报告发表两年之后，又有一个研究，其关注的范围相对更窄，但结论更加耸人听闻：皮尤工业化畜牧生产委员会（Pew 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Farm Animal Production，PCIFAP）要“拉响警钟”。因为其确定“工业化畜牧生产（Industrial Farm Animal Production，IFAP）体系过于庞大，而科学证据过于有力，根本不容忽视。必须做出重大的改变，必须从现在就开始。虽然畜牧业的某些领域已经意识到这些威胁，并采取了行动，但是很显然，这个行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三个报告都可以在网上读到，当我需要提出或强调某些特定的论点，同时这些报告已有完备论证的时候，我会参考它们。我不是鹦鹉学舌，全盘照搬，而是会质疑它们的一些方法和结论，因为为了证明提出某些公开的结论时，会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并没有人们把其当作结果引用时看起来那般言之凿凿。为了论证这点，我会考查其在5个主要范畴的影响。个是20世纪家养动物的数量和密度都快速增加，上述的三个报告并未涉及这个话题。第二个范畴是动物地理景观的改变，还有对土地覆盖的影响，而采伐森林、故意放火烧林、放牧或过度放牧行为主导了土地的利用。第三个是饲料集约化生产，是肉类成为昂贵食物的主要原因——事实上肉的能源成本很高，饲料的集约化种植的间接能源成本，要远远高于动物饲养、圈养、屠宰和肉类加工、分销和烹制过程中的能源成本。后两个是环境的范畴问题，我会来讨论肉类生产对水和空气的影响。动物饲料生长过程中，需要大量虚拟水，而这个过程中的营养成分流失，还有肉类生产中诸多的代谢副产品，乃是主要的水污染物。它们会造成我们不愿看到的淡水水源和沿岸海域海水高营养负载和富营养化的现象，同时饲料作物种植和动物新陈代谢过程中所释放的气体，是造成当地、局部和全球大气变化（动物新代谢过程中会释放甲烷和一氧化氮，这是两种主要的温室气体）的重要因素。有些已发表的结论，若放到适当的语境下看，似乎也没有那么可怕，不过和其他食材的负担相比，肉类的环境成本确实非常高。 本书的结论是要合理食肉。首先我会评估非肉方案——素食主义者或富含其他动物食材的饮食（包括试管肉的承诺）——能在多大程度上取代当前的食肉之举，接着我会勾勒出一条可取的肉类生产的路径。提倡这样的路径，会激怒纯素食者，也会让普通的素食者失望——同时其对适度食肉的强调，也会让那些支持者不满。但我相信，这样的选择是保持食肉的社会、经济和营养效益的好的方式，同时能把大规模的肉类生产所带来的诸多不可避免的、有害的环境影响降至。

一开始，我先介绍无肉饮食这种改变当今的肉类消费习惯的方案，这可能是不可行的方案，同时对无肉饮食进行评估。当然，减少肉类消费，或者任何食物的消费的激进、不现实的方法，就是借着想象来减少食物消费。这种号称有效的方案，靠的只是5个实验，每个实验只有51～81位参与者：他们的结论是，人若多次想象吃某种特定的食物，相对于那些想象特定食物次数较少，想象吃不同的食物，或者什么都不想象的人，前者吃得会少一些。显然，这种方案不大可能在人群里大规模地应用，不可能减少人们对牛排、汉堡包和炸鸡的需求。相比之下，一个更为现实的选择——但经过细致的考查，依然是相当令人气馁的方案，此外，很可能也不像其所宣称得那般有效——是去练习有意识地控制食物摄入，这种方法现在经常被归属于热量限制（Caloric Restriction，CR）的范畴，其的好处是延长异养生物的平均寿命。这种效果的首次发现，是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大鼠实验上，而要达到这种效果，必须是在各种营养水平适当，连同能量摄入减少的情况下（因此是优化营养的热量限制）。其好处有推迟重大疾病的发病，降低血压，改善葡萄糖代谢，强化免疫应答，延长寿命等，并且在从原生动物到哺乳动物等各种不同的物种身上都已经得到证明。威尔科克斯（Wilcox）等人相信（根据他们在日本冲绳县的工作，那里平均能量摄入世界）热量限制“不仅将会起效，而且实际上已有的流行病学证据表明，热量限制可能已经促进了平均和寿命的延长”。但斯皮克曼（Speakman）和汉布里（Hambly）提出了几个限制条件作为注意事项。他们指出，动物研究是在的无病原体存在的环境下进行的，同时动物也不用面对任何压力，如此得出的结果并不能适用于人，因为人会接触感染，必须得工作；此外，热量摄入的好处只有在终生坚持的情况下才能累积，而且开始进行热量限制的年龄推迟，效果会大打折扣。也许的挑战是一生都活在持续的饥饿之中：对实验反应的监测表明，即便旷日持久地限制饮食，也不能减少饥饿感，动物会一直都感到饿，持久性将会是应对日常生活的挑战。这就是为何勒布尔（Le Bourg）总结说，热量限制不会提高任何能够摆脱半饥饿境地的物种的寿命：大规模地自发进行热量限制不大可能，并且任何不自觉挨饿的种群，都会选择迁移。费伦（Phelan）和罗斯（Rose）（2006）提出的注意事项可能为根本：把寿命与热量限制联系起来的饮食反应模式，在啮齿类身上相当剧烈（微小的改变意味着很大的收益），但人类反应模式大相径庭。一个人，再怎么刻苦地进行热量限制，其收益也会很小，大约会比小鼠身上预计的低一个量级。马蒂森（Mattison）等人发现，进行热量限制的年轻和较老的恒河猴，并没有得到任何的生存受益。虽然想象吃东西和限制饮食，会让人们一直都感到饥饿，太不切实际，无法带来任何现实的改善，但素食主义并未要求人们做出这样的牺牲。素食主义者可以想吃就吃，他们甚至不必戒食动物性食物，只是不吃哺乳动物和禽类的肉。这听起来很不合逻辑，因为这样还是可能吃这三大类动物食材：乳类、蛋类和海鲜。但是（正如作者在前言里提到过的），逻辑上严格定义的素食主义，是指食物消费仅限定于植物性食材（这如今被称为纯素食主义），但当前习惯的用法并没那么严格，定义上再做三级渐进性的扩展，把非肉的动物性食物涵盖在内：乳素食者，显然在吃谷类和根茎的同时，会喝牛奶，会给面包抹黄油，会给咖啡加奶油，会吃酸奶和乳酪；乳蛋素食者，会加蛋类和乳制品；而叫起来拗口的乳蛋海鲜素食者也吃各种海产和淡水动物——或者简单地说，除了陆生动物的肉，其他都吃。梵·德·库罗伊（Van der Kooi）摒弃了所有这些变化因素，并论证说如果成为一位素食者的动机、是出于对动物的关注，那么不矛盾的选择，是成为一个纯素食者。显然，只要他们先来自均衡饮食的总体的食物能量摄入充足，那么这些定义较长的素食者们，没有一位会面临营养缺乏的问题，因为他们可摄入优质动物蛋白，也可获得多种多样的微量营养元素。并且，正如英国国家调查所示，“素食的”儿童事实上可能会比同龄人消费更多的牛奶和乳制品。同样地，真正的素食也完全适合成人：再一次，只要总体能量和蛋白摄入量与各自纯素饮食相称，那么就能维持健康的、活力十足的生活，也能健康地怀孕，并且在年老时，对骨流失和骨折也没有不良影响。婴孩和儿童若只吃植物饮食，就比较有难度了：若是没有适当的饮食规划，他们的能量摄入可能不足，发育受损，微量营养元素缺乏，尤其是维生素B11、铁和锌的缺乏，会导致严重的精神和心脏问题。考虑到植物蛋白的消化吸收率较低，强烈建议把两岁以下婴孩的素食蛋白摄入增加30%～35%，6岁及以下儿童增加20%～30%，6岁以上儿童增加15%～20%，也应当注意，要适当补充含有脂肪酸的食物。通过适当的饮食规划，并补充合适的微量营养元素（大一点的婴孩和幼童可能会需要B12、D、铁和锌），可以避免一切可能的危险，纯吃素的儿童也能正常地生长发育。人们几十年前就了解了这些事实和信念，素食主义的倡导者们，也强调了无肉饮食对环境和保护地球的益处。实际上，一本该题材的，把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风潮与70年代初期新兴的环境意识结合在一起的题材的畅销书，《一座小行星的饮食方式》（Diet for a Small Planet），允诺会有“富含蛋白而不含肉的美味”。几年后，在《豆腐之书》（The Book of Tofu）中，特莱夫（Shurtleff）和青柳（Aoyagi）提醒人们注意严峻的食物危机，并预言说，在10～20年内，美国饮食蛋白的主要来源会完全逆转，将有80%来自植物性食物，而豆腐店会遍布美国，并且“对我们星球生活的改善作出无可估量的贡献”。拉佩（Lappé）的本书出版30年后，她又对该书略作改变，回到了同一主题，和女儿安娜（Anna）一起写书，写了各种配方，像欧洲防风草馅饼，带有热的羊干酪的胡萝卜沙拉，还有配有烤育空黄金caponata以及晒干的番茄和罗勒coulis的卤汁豆腐[]。这样的菜谱若是精心料理，会很美味，她们无疑是出于好意，但是即便条建议，也有点过分讲究了。而对第二条建议来说，有多少美国人会习惯准备热的法国羊干酪？而后一条建议，读起来像在对新派料理组合的无意识的讽刺（有多少美国人真的知道caponata 和coulis？）。这本书的书名是《希望之刃》（Hope’s Edge），但我怀疑这个刃会割裂21世纪上半叶新的美国饮食方式。自20世纪70年代的反文化呼吁以来，饮食偏好几乎没什么变化：诚然，人均肉类消费进入了平台期，但还没有任何急剧下降的迹象；动物食物依然供应了65%的美国饮食蛋白，而小型的豆腐店从未在美国商场里生根（它们已经在日本迅速绝迹了）。尽管豆腐（还有各种基于豆腐的肉类的替代品）如今在所有重要的美国超市连锁店里都有售卖，随处都可以买到，但又并没有给美国饮食带来明显的不同：每年的人均消费量依然极小，只是在素食类里逐渐增加。另外，大多数流行的大胃王竞赛（各种美国奇观中真正让人无法接受的），都是热狗或汉堡包这样的肉食比赛。而为了让过度肉类消费更加轻松，在2012年4月，必胜客正式推出了一款“限量版”的热狗芝心比萨（hot-dog-stuffed crust pie）。甚至美国经常掀起的减肥热，也很少能说服大部分吃肉的人群戒食肉类，就连戒食动物性食物都不行：研究表明，各种形式的“素食主义”的发生率，在任何西方社会，都不高于2%～4%；并且长期（至少10年）或终生都坚持只吃植物性饮食的发生率，不到1%；而的一类素食者是较年轻、教育程度较高及和家人住在一起的高收入女性。她们中很多人是“意识形态”或者“道德上”的纯素食主义者，她们选择素食，是为了所谓的优越感而吃素的（通常是从准宗教的层面来看待吃素的），而不是实用性的素食主义者。这些人在发现自己患心血管疾病（CVD）或肿瘤死亡的风险较高后，为了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就不吃肉了。十几岁的女孩构成了的素食群体之一，沃斯利（Worsley）和施克兹匹克（Skrzypiec）发现，那些选择素食的人，比她们的同龄人更关注自己的外貌，他们也指出这些人的减重行为的发生率也更高。这表明了青少年的素食主义和女孩青春期身份有关，并不是从根本上关注动物福利，或者食肉的环境影响。但这种选择，对成年人无害；实际上，素食律令（vegetarian imperative）主要依据的是饮食的健康益处，戒除肉食的人群里，他们的胆固醇摄入量减少，血压也略有降低，这已经被反复证实过了。 但素食主义真的会带来生活质量的显著提升和寿命的增加吗？真的提高了长寿的概率吗，尤其是相较于适度食肉来说？准确的答案是，其有助于改变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模式，但其对寿命的效果非常有限，因为在整体环境相同的情况下（享受相同的预防和治疗保健，拥有类似的居住条件），素食主义者们并没有明显比适度食肉的人们活得更长久。针对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研究，是个被广泛宣传严格证明素食的益处的研究：即使只有一半男性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徒是素食者，该团体的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也要低于对照组的美国人群，同时素食似乎也能预防结肠癌。但是不要只限于特定的疾病，要注意更具启发性的终结果：世界上人口寿命长的国家是日本，现在日本人均食物供应中，动物蛋白在50克/天以上，大约40%来自海鲜，30%来自肉。而欧洲寿命长的3个国家——瑞典、挪威和冰岛——饮食中含有大量的肉和大量的乳制品。近有大规模的研究，印证了这些全国性的现状，该研究比较了英国的素食主义者和条件相当的杂食人群（但肉类摄入适量的人群，男性平均接近25千克/年）的死亡率。在一项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有65 000名参与者的欧洲癌症和营养的前瞻性调查中，在由循环系统疾病以及各种原因引发的死亡率的问题上，肉食者和素食者二者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而该文章作者需要提醒的是，该研究 “没有大到足以排除死亡具体原因上的微小的或者中度的差异”。这说不上是对素食主义的宣扬。而环境影响的差异不一定很大：含肉的西方饮食（至少3 500千卡/天，大约30%的食物能量来自动物产品，大约10%来自肉）需要（通常取决于肉类的比例，尤其牛肉的比例）的耕地高达4 000平方米/人，相比之下，通过高密度耕作产生的素食饮食，需要的耕地低至700～800平方米/人——但若是15%的食物能量来自动物产品的饮食，可满足平均2 000千卡/天的饮食需求，以及需要的耕地不到1 100平方米/人。不管怎么说，全民自发戒食动物性食物这样的事，是极不可能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