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五百年·走西口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这首耳熟能详的山西民歌让人们对走西口这个历史文化现象不再陌生。从明末清初至今，走西口的山西人从未间断，一代又一代的山西人带着亲人的嘱托，毅然离开家乡，去口外寻找希望与财富。走西口的历史是一部名闻天下的移民史，晋商在走西口的大潮中，在血泪和辛酸中书写着辉煌。
　　本书通过对走西口的历史成因、具体移民路线和主要参与人群等进行描述，以及对西口位置进行具体界定，梳理了走西口的历史发展脉络。此外，全书从多个维度详细介绍了走西口现象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走西口文化的异化与传承和走西口精神对于当今社会的积极影响，从而强调了走西口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刘建生，男，1956年1月生，山西右玉杀虎口镇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省教学名师，省委联系专家。现任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所长，兼山西省晋商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史学会常务理事、近代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当代山西研究会常务理事，山西省研究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山西省高级经济师评审委员会委员，山西省学位委员会社科评审组成员，山西省教育厅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经济管理学科评审组成员。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人文社科基金及山西省社科、软科学项目11项，共发表论著300余万字，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软科学》、《中国地方志》、《清史研究》等*、省级刊物发表论文150余篇。主要代表著作有《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明清晋商信用制度变迁研究》、《山西典商研究》、《晋商研究》、《山西近代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稿》、《回望晋商》等。曾获山西省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二等奖，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省史志编纂优秀成果一等奖，省优秀社科成果应用推广二等奖，北方十五省(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曾获山西省优秀教师、省“三育人”先进个人、太原市精神文明先进个人等称号。

前言
章　传奇诞生
　节　勇往直前的灵魂
　　一、春去秋归“雁行客”
　　二、名闻天下之移民潮
　第二节　缔造者的血泪与辛酸
　　一、艰险的途程
　　二、艰苦的生活
　第三节　渊源探寻
　　一、自然给予的智慧
　　二、时代赋予的使命
第二章　追问西口
　节　众说“西口”
　　一、泛指说
　　二、特指说
　第二节　历早的西口
　　一、历史的硝烟
　　二、税卡的繁荣
　第三节　变迁中的西口
　　一、归化城的印记
　　二、河曲、保德、偏关的见证
第三章　历史足迹
　节　歧道地：两难抉择
　第二节　杀虎口：追寻西口古道的繁华
　　一、西口古道重游
　　二、商贸日益繁荣
　　三、日进斗金斗银
　　四、山西税关
　第三节　张家口：穿越大境门的记忆
　　一、八大皇商的殊荣
　　二、张库大道的辉煌
　第四节　路线图之描绘
　　一、路线图之轮廓
　　二、路线图之坐标
　　三、路线图之商道
第四章　故事主体
　节　叫绝北疆“大盛魁”
　　一、从“吉盛堂”到“大盛魁”
　　二、“财神股”的设立
　　三、“狗股”之美谈
　　四、独占大漠鳌头
　　五、风雨飘摇中的挣扎
　第二节　雄踞包头之著名商铺
　　一、“复”字号领跑包头商业
　　二、甘草行西碾房
　　三、粮油行田油坊
　第三节　驻足京城“都一处”
　　一、京都谋生
　　二、乾隆赐匾
第五章　商繁业茂
　节　塞上明珠：张家口
　　一、独特魅力催生的繁荣市场
　　二、相关产业的蓬勃兴起
　第二节　塞外商埠：归化城
　　一、商贸勃兴
　　二、牲畜交易
　　三、粮食市场
　　四、中俄贸易
　第三节　漠北城市的勃勃生机
　　一、库伦
　　二、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
第六章　文化符号
　节　醉人调调：二人台一
　　一、生动的演绎
　　二、悠远悲怆的《走西口》
　第二节　真情流露：民歌
　　一、苦情的发泄
　　二、笔墨无法描述的情感
　　三、山曲儿中的真实独白
　第三节　晋蕴遗风：建筑
　　一、古老的四合院
　　二、街头巷尾
　　三、藏汉合一的佛教寺庙
　第四节　一脉相承：方言
　　一、差异
　　二、融合
　　三、继承
　第五节　交汇融通：饮食与民俗
第七章　回望永恒
　节　隐蔽的创伤：一段口内民众的苦难史
　第二节　可贵的品质：一部栩栩如生的传世教材
　　一、勤
　　二、韧
　　三、智
　　四、严
　　五、勇
　　六、信
　第三节　“塞上绿洲”的传奇：“走西口”精神之今日传承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跋

清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清初通过康、雍、乾时期的恢复发展，到乾隆朝全国人口突破三亿大关。人地矛盾尖锐，大量内地贫民迫于生活压力，“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形成近代三股大的移民浪潮。其中，“走西口”是清代以来成千上万的晋、陕等地老百姓涌入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的移民活动。
“走西口”是一部辛酸的移民史，更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一批又一批移民背井离乡北上口外蒙古，艰苦创业，开发了口外地区，也成就了诸多著名旅蒙商。世人每每以仰慕的目光感叹这些经商者的富有之时，却很少有人去探求其创业的艰难。至于那些经走西口涌向西北边陲乃至欧洲的“淘金者”；那些客死他乡被迫出“口”的谋生者；那些被茫茫戈壁、漫漫流沙隐姓埋名的塞北孤魂究竟有多少，无人统计，也无法统计。恐怕只有那些依门北望、孑伴孤灯，“一缕相思万缕愁”，念夫盼子苦煎熬的贤妻良母们略有所知。但是，一首“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的民歌，道出了多少人的哀怨悲伤，宣泄出多少生离死别的人间情感。它以哀婉的曲调令人回肠荡气，也吸引大家再次对西口凭吊忆古。
人口的流动，带动了文化的传播，而文化的传播，又拉近了地区间的距离，增强了它们的认同感。“走西口”成为了北方蒙、满、汉之间民族交往的代称。在此生活的各族人民秉承开放包容、进取不息的精神，相互学习、借鉴，终接受认同对方的文化习俗，并融入各自生活，形成博采众长、异彩纷呈的西口文化。西口文化不断汲取外来优秀文化的营养，在军事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商业交流、移民、民族融合等方式，展现了绚丽多彩、内涵丰富的民间文化特色。

　　节　勇往直前的灵魂
　　历史上“走西口”的移民范围广泛，主要来自山西西北部的保德、偏关和河曲三县，属于山西省雁北地区的平鲁、朔县、右玉、左云、山阴等县，陕北的府谷、神木、靖边、横山、榆林、定边六县和河南、甘肃的部分地区。“走西口”活动穿越了三个世纪之久。
　　一、春去秋归“雁行客”
　　清朝建立之初，统治者对蒙古地区防范较严。他们一方面采取一系列羁縻政策，把蒙民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来加强对蒙古民族的统治，另一方面严厉禁止汉民到口外垦殖，对胆敢招募汉民的蒙古官员和越境到口外种地的汉人进行非常严厉的惩处。《钦定理藩部则例》中记载：凡蒙古官民私招汉民去种地的，要扣罚俸禄，有违反的竟扣8年俸禄，直至革职；罚牲畜，多罚72头，打皮鞭，多打100皮鞭，往往是罚打一并施行；戴木枷坐牢9个月，甚至充军。如果汉人私自到蒙古草原开荒种地，要戴枷治罪，甚至发配到4000里以外的边疆去充军。
　　随着清王朝统治地位的日趋巩固，对蒙古民族的防范也就日渐松懈，汉人也得以随着蒙古草原的逐渐开放而进入蒙古腹地。入蒙古草原的汉人是被称为“绿营军”的一群人，他们是清王朝收编的明末农民起义军部队的一部分。作为地方治安部队，有一部分驻在内蒙古，为了区别于八旗兵士而打着绿色的旗帜，故得名。绿营军为解决军粮就在营区开荒种地，部队开拔之后，剩下的熟地就招募汉人种植。汉族的一般穷苦百姓就是这样得以进入蒙古草原的。后来随着绿营军驻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汉民开始到“口外”谋生。
　　到了康熙朝，随着边外蒙古社会秩序的逐渐趋于稳定，牧区出现了“牲口繁息，生计丰饶”的经济复苏景象。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单纯的游牧经济已不能满足牧民生活多样化的需求，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口外蒙古地区人民生活困窘的状况。而且每遇灾荒，草原上便会出现“青草不生，牛羊倒毙不尽”的状况，这对以畜牧业为主的口外经济来说是一种沉重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开垦土地种植庄稼势在必行。当时蒙古牧民也有人从事农耕，但耕种技术远较中原地区落后，于是，一些地方官员和蒙古王公便向清政府上奏“乞发边内汉人与蒙古一同耕种”。
　　与此同时，中原地区灾荒不断，给经济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破坏，再加上八旗贵族在华北地区颁行“圈地令”，又使大批内地农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这样，对这些失去田地的口内人来说，口外大片未垦殖土地无疑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一旦限制口内百姓出境垦荒的政策有所松动，大批难民必定从各个关口涌出口外谋生。在这种形势下，鄂尔多斯贝勒松普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提出的招募内地人合伙种地的请求获得了朝廷批准。清政府允许在原勘定的50里宽的“黑界地”内划出20到30里的“白界地”为垦殖界限，招募汉人耕种，历史上称之为“开边”。当时，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清政府对“走西口”民众有一定的要求，且盘查比较严格，所以此时以季节性出边者居多，他们春出秋回，被称为“雁行客”，人数并没有大幅度增加。
　　二、名闻天下之移民潮
　　雍正以后，清政府虽然仍在严厉推行“封禁令”，但由于人口增加等诸多因素导致的口内人地矛盾日趋严重，所以流民违禁出边和违禁开垦的现象日益增多，甚至还出现了涌入蒙地的移民潮。移民潮禁之难禁，阻之难阻，清政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采取了一些权宜之计。
　　雍正时实行“借地养民”政策，下令内地灾民可往口外蒙地开垦土地谋生。乾隆年间又再次重申：“如有贫民出口者，门上不必拦阻，即时出发。”政策的松动使得走西口的人数猛增，到包头、萨拉齐县一带垦荒的人逐渐增多，不少人由“雁行”发展到定居于口外。但是可以看到从康熙“开边”到乾隆年间，虽允许汉人到鄂尔多斯、后套、土默川等地开垦土地，但防范还是相当严密的。
　　《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嘉庆二十年（1815年）仁宗皇帝说过，“近年蒙古，渐染汉民恶习，竟有建造房屋、演戏听曲之事，此已失其旧俗。兹又留邪俗，尤属非事”。可见，到嘉庆年间，走西口已进入盛期。从嘉庆以后，汉民已经在口外地区人口中占据很大的比重，日益成为当地社会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廷日益没落，清政府为加强边防势力，解决财政危机，对蒙地实行全面放垦政策，由禁止开垦蒙荒转为鼓励大量垦殖蒙地，并任命兵部左侍郎贻谷为钦命督办蒙旗垦务大臣，督导各项事务。此时“出口垦荒者，动辄以千万计”。从此，“走西口”就没有人阻止和干涉了。
　　清朝灭亡之后，为加强当地生产发展和社会经济建设，绥远省主席在1932年提出了“移民实边”的政策，政府出面组织内地农民迁往西北地区，对愿意去口外的人给予优厚待遇，这样就吸引了一些口内百姓继续向口外迁移。到1937年日本侵略军侵占华北后，“走口外”这一历史过程仍然没有间断。新中国成立初期，每年仍有一部分人去“口外”谋生。1956年农业合作化以后，由于人人有地种、有活儿干，再加上内蒙古地区加强了对草场的管理，大规模的走西口活动便到此结束了。当然，此后也不是没有人去“口外”寻求生活门路，但他们“出口”的背景和性质已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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