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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12开纸 张: 铜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13245443
☆ 珍贵历史价值的文献,充满人文情怀的画卷,有着摄影独特审美形式的视觉艺术。
☆ 数以亿计的个人记忆,凝结起来的历史瞬间,涵盖曲折人生的家国记忆。
自打《火车上的中国人》系列照片一出手,不期然就博得了摄影界上下的满堂彩。随后王福春以此纪实题材的摄影佳作席卷诸多奖项,犹似蒸汽动力火车头拖带的列车轰然唱响,一路顺风驶过时代的轨道,无远弗届。
说不上我跟这位东北老乡是在何时何地相识的,当初虽然过话不多,却算得上一见如故。细想起来,是在面见其人之前,已经在《火车上的中国人》的照片里熟络了。有道是:文如其人,画如其人。我见识王福春,始信照相也如其人。凡见过王福春,便知其人相貌就像在火车上遇到的大多数寻常人那般司空见惯,这或许也是他之所以拍摄起火车上的中国人来,竟然活络得那般如鱼得水,或言水乳交融吧。
忘不了王福春帮助过我的那桩事儿。2005年9月的山西平遥,我由于协调外国摄影家参展事务忙得不可开交,自己的展览照片尚且无暇顾及。临到摄影节开幕前日傍晚,我匆匆穿街走巷赶到棉织厂展览处,出乎意料见到我的作品已然井然有序地布置在展墙上了。原来是此前只有一面之交的王福春与我分在同一展场,当他有条不紊地布展完自己的作品,发现整个展场里唯有一块墙面还空着。待他过去一瞧,见放在地面的包装箱上写有我的名字,赶紧召来帮手一起把我的作品悬挂起来。
在2001年首届平遥摄影节上,《火车上的中国人》首次在祖国亮相(2000年曾经在丹麦首展),之后结集出版的专著画册在2002年获得平遥摄影节首次设立的阿尔卡特摄影图书奖名。平遥摄影节助王福春这位民间摄影人一举成名,他也成为连续十年参展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并屡获大奖的人。我从2003年第三届平遥摄影节参与到第十届,于是一年一度回国到平遥,总能在古城见到已然是平遥常客的摄影名家王福春和他源源不断的摄影作品。这期间他和他的《火车上的中国人》,已经走出国门迈向世界。我跟王福春的关系,也渐渐由生到熟,化为不仅只是摄影同行的朋友。
当王福春邀我为《火车上的中国人》写评做序,我欣然应允后,寻思良久却难以下笔成文。陆续写出的数段札记文字,总觉我的语气与他的照片不甚合辙,方才觉到,虽然《火车上的中国人》几乎获得众口齐声的一致叫好,而学术层面的评论文章却一再乏善可陈。这般反差使我明了,达到雅俗共赏的《火车上的中国人》照片,博得“外行看热闹”已属不易,达到“内行看门道”实则更难。而评论出王福春影像的真好处,绝非唾手可得之事。
我曾用几年时间反复琢磨《火车上的中国人》照片背后的内在门道。起初看起来,一部洋洋洒洒的《火车上的中国人》系列照片,一招一式的拍摄路数绝不拖泥带水,简言之“拍得很顺溜”。凡实践过认真拍照的摄手,便深知这般能够举重若轻地达成雅俗共赏的作品,拍摄者必得是下过真功夫,付出过大精力而为之。一部脍炙人口的《火车上的中国人》,王福春高在不为拍而拍,脚踏实地出手有道,遂将一曲民生故事,拍得清朗活泼不落窠臼,堪称“新时期纪实摄影”中独树一帜的传世力作。
《火车上的中国人》何以一出手便一路顺风地“火”起来了?这沾光火车之“火”的事迹,正像俗话说的,“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而这蒸汽火车头若要开得快,则靠燃烧的煤质有料。而王福春的摄影之“福”,就靠他真心实意地投入“跑车板儿”(铁路行话)这桩事儿,数十年锲而不舍地“苦干实干”专心拍摄。他拍《火车上的中国人》所遭遇的白眼和误解自不待言,期间的挫折甚而转为“功夫不负有心人”的回报趣事,直要赞叹王福春将其玩儿命式拍照“玩儿”出了潇洒。难怪他在接受《摄影世界》杂志采访时这般应答。
问:摄影对你意味着什么?
答:生命的一部分。
问:你从摄影中得到的收获是什么?
答:给我带来快乐,为历史留下美好记忆。
问:你有什么样的口头禅?
答:拍了就有,不拍什么都没有。
问:你的座右铭是什么?
答:一条道跑到黑,冲过黑暗就是曙光黎明。
这一问一答,透露出已然成为中国当代摄影名家的王福春,其人本质还是那个淳朴实诚的东北汉子。
再问:决定你一生重要走向的“决定性瞬间”是什么?
答:1985年后,在火车上无意识地开始抓拍列车上的旅途百态。选好主题一拍到底,用五年至十年以上的工夫拍出有社会价值的作品。
从而,人们得以看到了历经30多年时间、乘上千次列车、行程几十万公里,从数万余张拍摄的底片中,选编出来的一部《火车上的中国人》摄影集。如果说“衣食住行”乃是所有社会里所有人的基本生活行为,那么王福春的摄影贡献,就是以影像记载了特定时代中国人搭火车的“行”之态。这其中的所谓“行态”,则包含了状态、生态、心态、神态等层面的情形之千姿百态。由此意义而言,《火车上的中国人》是一部极其典型的“现实主义”摄影作品,其学术成就做到了美学家朱光潜所言之:“恩格斯把‘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看作现实主义的主要因素。典型既然这样与现实主义联系起来,双方都因此获得一个新的更明确的涵义,就是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
曾几何时,“时代强音”被理论为“现实主义”文艺的至高特征。经由仔细的取景选择,火车上下的那些普通中国人的俗世面相、血肉体温和呼吸气息,在王福春的照相机镜头里纷纭呈现出隽永耐看的年轮纹理。《火车上的中国人》所传达出的“时代强音”,或许可以两点迹象来体现。一是其照片跟普通中国人情感所产生的普遍共鸣,这不但使每个乘过火车的中国人都见之而眼前一亮,尤其令每个撰写评述文章者都不约而同地忆起自身的“坐火车”经历。二是其照片如实记录了“世界上规模的、具有统一目的性的人类迁徙活动”,即为极具“中国特色”的火车“春运”高峰时段之“决定性瞬间”,精彩地刻画出了中国新时期纪实摄影的经典场面。凡此种种,足以确定《火车上的中国人》之于特定时代中国人普遍生活“行态”的普及广度与深度。
王福春在其《拍摄手记》中如此坦言道:“我早年毕业于铁路机车司机学校,始终对火车有着特殊的感情。从事摄影工作后,我的镜头一直没有离开过铁路。……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国的版图上,铁路运营里程达5万多公里。然而,面对人口众多这一国情,铁路线的人均拥有量仅有一支香烟那么长,中国铁路曾经有过难以承受年人口流动量达10亿多人次的现实。买票难,乘车难……近几年间,社会的变化,既体现在如铁路数次大提速这样的硬件上,也体现在乘客生活的方方面面,让我感慨良多。《火车上的中国人》是我用自己的感受记录下来的铁路这段无法忘怀的历史,面对这些照片,我的心起伏难平,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每一幅照片的背后都浸透着我的汗水和心血,都有讲不完的故事,叙不完的情怀,作为一名摄影师,我真正的目的是感悟人生、透视人生、印证人生、展示人生,我在努力着。”(摘自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纸上纪录片系列之《火车上的中国人》2007年第1版)
作为纪实摄影的一部成功力作,王福春和《火车上的中国人》无愧于这些行家论点的学术认定:
《火车上的中国人》展示的是流动的社会缩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生动写照。也可以说这是他在用人类的第三只眼睛透视社会和人生。正因为它生动、真实,甚至很准确,看似普通,实则耐人寻味。所以它不仅很吸引读者,能够引起人们的欣赏和共鸣,而且具有无可争议的历史价值。——杨绍明
以铁路为线索,梳理出中国社会变迁的独特脉络。——吴晓凌
现在回头看,王福春在一个很大的维度上完成了对火车上的中国人这30多年的记录,不是记录中国铁路的变化,而是记录中国人的变化,《火车上的中国人》落脚点在人上,是在一个特定空间里变化着的人,展示的是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和人性的变化。——张惠宾
这个时期的王福春应该是一位真诚的现实主义者,他忠实地记录着他所看到的一切,深切地反映着一个特定时代的社会样貌。他的作品给中国的那个时代留下了至为珍贵的人文视觉文本,也给中国人留下了一扇随时可以打开的耐人寻味的窗口。——徐 炜
火车是一个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混合体,很多场景在其他公共空间里很少见到。《火车上的中国人》的影像意义是多层面的,具有更多的复杂性,这是至今尚未被充分认识到的一个问题。——王诗戈
丰富的影像呈现出一种久违的浓烈的人际关系,展示了一个流动的中国。——亚马逊书评
作为中国社会历史的视觉见证照片,《火车上的中国人》令人们感怀不已的,就是中国铁路发展对几代中国人生存状态的巨大影响。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铁道的运载力来推进的。火车的上场几乎与摄影的出现同步传来神州,中国的铁路事物因而也大都印证于照片与影像的即时记录。
1865年闭关锁国的清朝被鸦片战争的炮舰轰开门户,英国商人杜兰德(Durand)趁机在北京自资建了一段一里地长的样品展示铁路。据徐珂的《清稗类钞》记载:“英人杜兰德于同治乙丑七月,以长可里许之小铁路一条,敷于京师永宁门(宣武门)外之平地,以小汽车驶其上,迅疾如飞,京人诧为妖物。”清朝衙门随即以“观者骇怪”为由拆除。中国条营运铁路,是1876年(光绪二年)由英国怡和洋行出资兴建14.5公里长的上海至吴淞铁路,通车营运一年就被清政府以巨额白银赎买后拆除。中国官办的条铁路,是1881年(光绪七年)由李鸿章下令铺设的唐山至胥各庄铁路,为避免再如前例激起社会事端而迫得拆除,此全长9.2公里的铁路起初竟然以骡马拉动车厢运行,历经一年之后才开始启用蒸汽机车牵引。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导致中国的民族危机,面对列强侵略,国人呼吁保卫路权自修铁路。1905年清政府终于决定兴建条完全由中国人自行设计施工的京张铁路,由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1909年全长201.2公里的北京至张家口铁路正式建成通车,创造了世界铁路铺设史的中国奇迹。而铁路也成为推翻清政府的导火线,1911年9月中国多地爆发大规模的保路运动,革命党伺机于10月10日发动武昌起义,从而推翻帝制成立了中华民国。
1928年国民政府完成北伐统一中国后,成立铁道部并于1932年颁布《铁道法》,1927至1937年间国民政府建设铁路3793公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飞机轰炸上海火车站、民众搭火车“逃难”和敌后武工队“扒铁道”等实况照片,成为中国现代史重要事件的标志性影像。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6月开工、1952年6月通车的成渝铁路成为新中国兴建的条铁路。1961年建成条电气化的宝成铁路。铁路运输在1950年代的“五年计划”和1960年代的“三线建设”期间,起到“经济命脉”的关键性作用。1969年的“知青上山下乡”,也是以铁路车厢负载演义的中国当代历史“非常时代”的全国特异性“新生事物”。而由19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引发的人口频繁流动,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的“春运”铁路火车客运高峰,继而促成了新世纪中国铁路工程建设跻身世界前列的“动车”和“高铁”新潮势。
我之所以在这里罗列出中国铁路发展史的梗概脉络,是因为即使说《火车上的中国人》无所谓于中国摄影史,那么王福春所拍摄这一题材的纪实影像,对于中国铁路发展史,毫无疑问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和珍贵的手相关史料。甚而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史,也是具有相当学术研究价值的社会学性质的参照文献。毋庸置疑,《火车上的中国人》就是“新时期纪实摄影”的一朵奇葩,它以平铺直叙、平中见奇、不故弄玄虚、不装深沉的影像品质,足以列为中国当代摄影史的一部卓越的纪实佳作,甚至可谓杰作。
当被问及“近几年你开始拍动车、高铁上的中国人,这个阶段的影像不同于《火车上的中国人》,我从中看到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不是各自打瞌睡就是盯着自己的电脑、手机、游戏机,很少有交流,那种家的感觉也淡了,是什么支持你继续拍下去?”“现在的年轻人对于过去的火车可能没有印象,他们看你的作品是什么样的反应?”(王诗戈)
王福春答说:“作为一个摄影师,我既是记录者,又是见证人。时代变了,车型变了,乘车人的精神状态也变了,这是社会的变化,也是中国人的变化。我应该把它全部记录下来,它的意义我现在不去想。”“年轻人觉得我的文字写得不错,但看图片就像看热闹似的翻一翻,他们没有那个亲身体验,觉得不亲切。真正能够读懂我的作品的,都是当年的知青、大学生、经商的营销员和农民工等。他们有那段亲身经历,有那个情结在。”(摘自《中国摄影家》杂志2012年第7期)
我相信,凡是与王福春拍摄历程同时期的那几代中国人,在浏览由一个性格朴实、为人淳厚的摄影师所拍摄的这些乘车旅行照片时,都会不由自主地叠映上自我坐火车经历的印记。《火车上的中国人》留给我们的,远远不仅是数以亿计的个人记忆,这些由照片影像而凝结起来的历史瞬间,已然是涵盖我们曲折人生的家国记忆。正如王福春所感慨的:“火车和我们中国人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火车是临时的大家庭,是流动的小社会,它浓缩了人生百态。”
总而言之,《火车上的中国人》拍摄的就是我们几代中国人非常值得留恋的过往人生故事。你看那,漫漫的铁道,绵绵的站台。当然,还有我们每个火车上的中国人,搭乘着满载个人记忆的奔驰列车,穿越时代的悠悠岁月,跋涉在生命的茫茫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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