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口述历史系列—-我对大陆改革开放与台湾建设的建言：顾应昌先生访问纪录

　　台湾在战后能开出傲人经济成就的根本原因，是它在195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初期曾放宽外汇管制、采行出口扩张的经济发展路线。在这背后，包含了蒋硕杰、顾应昌、刘大中、邢慕寰、费景汉、邹至庄等几位自由经济学者的远见和坚持。
　　　　　　——**位获诺奖正式提名的台湾经济学家 蒋硕杰
　　台湾经济之有今日，当时（二十年前）都说“六院士”，即刘大中、蒋硕杰、邢慕寰、邹至庄、顾应昌、费景汉六人建言有功。
　　　　　　——著名历史学者 余英时

　　本书以顾应昌先生的生平为线索，详细记录了他在台湾的土地改革、外汇汇率、税收等经济建设方面提出的建言，以及对大陆国有企业改革、汇率调整、一胎化政策、住房私有化等问题提出的建议。他的看法极具指导性和前瞻性，对今天面临的经济课题极具参考与借鉴价值。

　　顾应昌（1918年－2011），江苏省嘉定人。1940年赴美留学，获伊利诺大学会计学硕士学位和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46至1950年在联合国远东委员会赔偿委员会与经济委员会工作，随后进入大学执教。任密西根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名誉教授，密西根大学经济学教授，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经济学访问教授。于1960—1970年代担任台湾经济顾问，1980年代开始参与大陆经济改革，对两岸经济的发展贡献卓著。

弁言
自序
前言
一、成长与求学
　(一) 家世背景
　(二) 中小学教育
　(三) 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
二、负笈留美
　(一) 由上海到美国
　(二) 进入哈佛大学
　(三) 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
　(四) 在哈佛的生活
三、任职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中国代表团
　(一) 中国代表团
　(二) 远东委员会
四、教书生涯
　(一) 初任密执安州立大学
　(二) 转任密执安大学
　(三) 重回密执安州立大学
　(四) 1950年代密大的回忆
五、学术研究
　(一) 开始研究著述
　(二) 出版关于台湾的“土地改革”专书
　(三) “土地改革”的理论探讨
　(四) “显示性偏好”的系列研究
　(五) 到瑞士国际劳工署访问研究
　(六) 整理出版Habarler教授全集
　(七) 担任美国能源部顾问
　(八) 治学心得
六、参与台湾经济发展
　(一) 初访台湾
　(二) 暑期讲学班
　(三) 首次来台参与经济研究工作
　(四) 梨山会谈
　(五) 任教台大经济研究所博士班
　(六) 经济顾问与五人财经小组
　(七) 建议采行浮动汇率
　(八) 建议征收加值税
　(九) 会见李登辉与亚洲金融风暴
　(十) 院士们对经济政策的共识
七、台湾经验
　(一) 台湾的“土地改革
　(二) 设立自由贸易区
　(三) 台湾经验成功的原因_
　(四) 亚洲金融风暴
　(五) 台湾与亚洲经济研究
八、参与大陆经济改革
　(一) 初访大陆
　(二) 再访大陆
　(三) 任教岭南大学
九、近年学术活动
　(一) 赴印度尼西亚讲学
　(二) 开设“中国经济改革”课程
　(三) 密执安州立大学对中国的学术交流
　(四) 大陆国营企业改革研究
十、学术生涯回顾
　(一) 国内外学术制度比较
　(二) 学术理念
　(三) 以知识谋生的第一代美籍华人
　(四) 家庭生活
　一、专书
　二、论文
　三、书评
索引

　　梨山会谈
　　1967年国际学术会议结束之后，当时担任“经济部长”的李国鼎先生带我们四位经济学家：刘大中、蒋硕杰、费景汉和我到梨山去晋见老蒋“总统”（蒋介石先生）。这次会面对于日后台湾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到了梨山，我和费景汉两人同住一个房间，刘大中和蒋硕杰住另一间。那天天气很热，我只穿一件短裤在床上休息，费景汉去洗澡。忽然我听见有人敲门，在迷迷糊糊之间就顺口回答：“请进!”（Comein！）结果进来的竟然是老“总统”。我立刻从床上跳起来。他问：“你们好吗？”又问：“费先生呢？”我答说：“他在洗澡。”费先生正好打开浴室的门，身上一丝不挂。这是我们两人第一次见到老“总统”，虽然很失礼，可是老“总统”并不介意。
　　晚上“总统”宴请我们，晚宴结束时已经八九点，大家以为可以休息了，心想应该等明天再和“总统”谈话吧。老“总统”却精神很好，问道：“你们有什么事要向我报告吗？”我们答说本来预定明天才报告。他说：“没关系，就现在讲吧！”于是刘大中先生就开始说明，报告的内容是关于台湾总资源的分配。我们举例说明总资源就像一个大饼，把饼全部吃完了就没有剩余。至于资源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如果需求超过供给，物价就会上涨；物价上涨之后，需求就会降低，供需又重新取得平衡。换言之，如果资源只有一百分，却要使用两百分的资源，资源不可能立即从一百分变成两百分，于是物价拼命上涨，涨到一定程度后，会使资源重新分配，最后结果还是一百分。这个简单的比喻，老“总统”觉得很有意思。我们认为老“总统”已经吸收了很多经济理论，讲到这里应该差不多了。老先生却还问：“你们刚才讲了很多，但是没有提到关于银行的问题。”因为“国民政府”从大陆撤退的时候，上海正值通货膨胀，银行放款失败。我们本来不想提这段过去失败的经验，可是他却想知道。我们就开始解说银行的角色。简单地说，它是一个中介（intermedia）的角色，一方面把民间的储蓄聚集起来，另一方面再把储蓄提供给工商业者投资利用。至于在储蓄和投资之间如何取得平衡，靠的就是银行中介的利率。假如储蓄太多，利率就降低；储蓄不足，借款的人却很多，利率就高涨。这一点老“总统”很了解，因为他以前在上海金融业做过事，知道资金需求和供给的关系，所以问了很多细节的问题。当天我们和他谈到很晚才结束，而他的精神始终非常饱满。
　　第二天上午，刘大中拿出一张我们画好的大图，说明资源经由征税管道进入行政部门，再利用行政支出将资源分配出去，包括民间消费、行政费用、军事国防费用等。老“总统”看着这张大图，觉得很有意思，后来他又问了一些有关银行改良等问题。中午他留我们一起用餐，并吩咐随行人员打电话给“行政院院长”严家淦安排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并由“严院长”代为主持。“国家安全会议”讨论我们的建议，在未来编列预算的时候参考资源筹集和分配的两个图来编制，第一个图表示筹措多少资源；第二个图表示资源如何分配。若分配给民间，则供消费；分配给“军事国防”，也是消费资源；分配给投资，有助于经济持续成长。因为老“总统”认为我们的这些意见很有用，马上决定采纳。所以从那一年开始，“政府”编制预算时都会考虑如何分配资源的问题。
　　我们和老蒋“总统”谈资源流通（circularflow）的观念，结果很成功。但是蒋经国先生继任“总统”之后，对于需求和供给的经济理论接受程度不如老蒋“总统”，他对刘大中先生在黑板上画图解说的方式兴趣也不大，很少和我们谈论整体的经济问题。
　　以知识谋生的第一代美籍华人
　　在中研院院士会议餐叙之时，许多院士谈到我们是以知识在美国谋生的第一代华人。早期移民美国的华侨很辛苦，他们都是坐船漂洋过海，去美国从事劳力工作，在餐厅里端盘子、洗衣服、修筑铁路，没有机会受教育。有些男人持用在广州高价买来的出生证明入境，唯有如此他们才有机会到美国，而女人当时根本不能去美国移民。我刚来美国到伊利诺大学进修的时候，遇到一个中国学生，他亲口告诉我购买假证件的经过，并说自己本姓张，不姓王，可是购买的出生证姓王，他只好改姓。早期移民新大陆的华人对美国的贡献很大，举例而言，美国铁路网的东岸线和西岸线两大系统的连接，筑路劳工中以爱尔兰人和华人出力最多。两者比赛南北太平洋二大铁路接轨的速度，结果华人先完工。可是等到整个铁路系统竣工后，在纪念完工落成的团体合照中看不到一个华工，好像铁路的修筑和华人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其实华工修筑美国铁路的历史很值得大书特书。
　　另外，还有一则关于歧视华人的轶事。我有一个朋友在维吉尼亚大学教书，正好系上有教职出缺，他推荐一个中国人来任教，但是系主任总是不置可否。后来系方邀请这位中国学者来演讲，结束之后，系主任说：“好，我们决定聘请他，因为他的妻子是中国人，没有问题。如果他的妻子是美国人，我们就不能聘请他。”早期美国人反对中国人和美国人通婚，尤其在南方，现在情形虽有改善，但是在美国南方还是有这种保守的思想。
　　陈香梅女士的故事更是众所皆知，她的先生陈纳德（C. L.Chennault）将军是飞虎队（FlyTigers）的成员，对日抗战时在中国立下很大的功劳。陈纳德的原配是路易斯安那州人，该州法律不承认白人嫁娶非白人的婚姻，所以在法律上陈纳德的原配仍然是他的合法妻子。后来陈纳德临终之前，律师告诉陈香梅应该趁机先取得财产，否则一旦他去世之后，一切财产都不归她所有。早年这种事情很多，我们这一代的人在美国受到这类种族歧视的事情还是时有所闻。人们的观念逐渐开通，也是近一二十年的事，例如我曾提过自己买房子的经验就是一例。过去种族歧视的情形很严重，不只是华人，连犹太人也在不受欢迎之列。“民主”、“自由”的口号，美国人说得震天价响，常常批评大陆的人权问题，但是美国人自己在历史上的人权纪录也很差。
　　我们这些在美国求学读书，再留下来以知识谋生的第一代华人，的确是中西文化相互冲击下的产物，我们的移民经历或可留待未来历史的评价。我就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二件事加以叙述。一是在1970年时，密西根州立大学有一位来自台湾的单身女留学生，来校不久以后发现她罹患急性癌症。她是家中唯一的孩子，而且自费来美留学，这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因为她的家境并不富有。她得知生病的消息后，知道自己命在旦夕，她只求能够死在台湾。很多学生都同情她，问题是旅费筹措不易，因为她不能单独返台，一定要有人同行，在途中看护灌输药水，所以她需要三张头等舱机票，其中两张给病人和护士，第三张是医疗设备，总计约6,000元美金。在这种情形之下，校内亚洲学会（AsiaInstitute）的主持人来找我商讨此事，因为学校预算中没有这笔经费，只能用捐赠的方法。我提议由亚洲学会出面写信给与中国有关的教授、学生及当地华侨，请他们捐赠，所得捐款由亚洲学会负责收入和支付。这封信发出之后不到两个星期，亚洲学会收到华人的捐赠不计其数，其中有许多人是匿名捐赠。在亚洲学会主管收款的Mrs.Kumata（她是一位日裔美籍人士）大为感动，她从来没有看过华人在美如此团结、互相帮忙，事后不但付清全部的开销，还有余款留在亚洲学会，以备将来作为类似的用途。
　　第二件是华人被杀事件。底特律（Detroit）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重镇，但是因为日本汽车的倾销，使当地很多汽车工人都失业了。有一天一个华人在酒馆里喝酒，被一名失业的汽车工人误以为是日本人，就攻击他，把他打死了。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因为法院只判凶手很轻的罪，引起华裔人士的愤慨，所以决定联合起来严惩凶手。当地有一位热心的杨太太找我商量，想要聘请最好的律师去起诉，但是不清楚需要多少预算。我先请她订出一个大概的价格，据她所知五万元左右可以请到很好的律师。于是我答应她由我们学校的师生负责捐出五千元，余款由我再到校外发动募捐。消息传出之后，在加州的华人协会立即表示愿意动员支持，保证筹到五万元没有问题。接着华盛顿的华人协会促请美国联邦政府以“违反人权”（violationofcivilrights）的名义，向这名底特律工人提出告诉，可以不必付律师费。最后终于把这个工人判处长期监禁。同时各地很多华人踊跃捐钱，所募得的款项远超出五万元。我们决定将这笔捐款送给受害者的母亲，但是被她婉拒了。她还建议将这笔钱存入银行，以备将来若有类似的事件发生可以运用。更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协助处理这件诉讼案的律师，他不要任何报酬，藉以证明他更在乎金钱以外的社会价值，如公平正义等。过去有人常说中国人像一盘散沙，但是上述两件事可以说明我们华人的表现很团结，并不是一盘散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