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8402342
战争一直令我着迷，但我关心的并不是伟大将领的运筹帷幄和决胜千里……我注重战争的现实与真实的杀戮。比起奥斯特利茨战役和博罗季诺战役的排兵布阵，我更想知道，军人以怎样的方式，并在怎样的情感影响下，才会互相残杀。
——列夫·托尔斯泰
杀戮因其与死亡密切相联，在公开谈论时往往被人们主动忽视。但客观上，士兵进行杀戮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心理过程，并且在战前、战中、战后对士兵个人、所属军队以及整个社会发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本书作者戴夫·格罗斯曼，作为服役24年的军人和历史学者，曾任美国西点军校的心理学教授，也为中学生做过心理辅导老师。他以其得天独厚的资源和专业优势，从海量的西方战争史文献中精心筛选出与个体士兵心理有关的信息进行梳理和组织，犀利而系统地剖析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对于杀死同类的强大心理抵抗，现代军队训练士兵克服这种心理抵抗的有效机制，以及这种机制的滥用对于士兵和整个社会的长期负面影响。
本书初版于1995年面世，曾获普利策奖提名。因其主题鲜明、内容稀缺、材料丰富、论述精当，加之作者对士兵心理与社会问题的诚挚关切，在英语世界中至今未有可与之匹敌的作品。
致谢
修订版序
引言
编 杀戮与抗拒：一无所知的领域
第1章 战斗或逃跑，威吓或投降
第2章 历史上的“哑火”士兵
第3章 为什么下不了手？
第4章 抗拒的本质与起源
第二编 杀戮与战斗创伤：战斗中的精神减员
第5章 精神减员的本质：战争的心理代价
第6章 言必称恐惧
第7章 耗竭的影响
第8章 愧疚的泥潭
第9章 仇恨的阴云
第10章 承受力之井
第1l章 杀戮的重负
第12章 盲人与大象
第三编 杀戮与物理距离：从远处看，你不像自己人
第13章 距离：质的不同
第14章 超远距离攻击与远距离攻击：无须忏悔
第15章 中距离攻击与攻击：“你无法确定那是你干的”
第16章 近距离攻击：“我知道，我得亲手杀了他”
第17章 白刃攻击：“亲密的残暴”
第18章 徒手攻击
第19章 性爱维度上的杀戮：“原始的攻击欲、释放和高潮”
第四编 解剖杀戮：需要考虑的各种因素
第20章 对权威的需求：米尔格拉姆的启示
第21章 群体脱罪：“个体不是杀戮者，群体才是”
第22章 情感距离：“对我来说，他们连畜生都不如”
第23章 受害者的特征：重要性与利害权衡
第24章 杀戮者的个体素质：复仇者、条件反射与2％的嗜杀者
第25章 综合考虑所有因素：杀戮公式
第五编 杀戮与残暴：“既没有尊敬，也不讲美德。”
第26章 不同程度的残暴
第27章 残暴背后的邪恶力量
第28章 残暴的陷阱
第29章 一项有关残暴的个案分析
第30章 的陷阱：一生的重负
第六编 杀戮的情绪反应阶段
第31章 杀戮有什么感觉？
第32章 杀戮反应阶段模型的应用
第七编 越战中的杀戮：我们对士兵都做了些什么
第33章 脱敏与条件反射：克服对杀戮的抗拒
第34章 我们对士兵做了什么？杀戮的合理化与越战
第35章 越战中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杀戮的代价
第36章 人类的承受极限与越战的教训
第八编 美国社会中的杀戮：我们在对孩子做什么
第37章 暴力病毒
第38章 电影中的脱敏和巴甫洛夫的狗
第39章 电子游戏室里的操作性条件反射和斯金纳的白鼠
第40章 媒体提供的社会学习与示范效应
第41章 让美国重新敏感化
引 言
杀戮与科学：危险之地
现在这个时候正是一年中的宰杀季，至少过去是这样。我想，在沃比冈湖畔干这事儿的后两个人恐怕就是罗利和尤妮斯两口子了。他们养猪，而且总在秋天杀猪，因为天冷了，猪肉储存时间久了也不会坏。小时候，我跟着堂兄和叔叔去看过一次他们杀猪，因为我叔叔要给罗利打下手。
现而今，若要宰杀家畜取肉，人们会把家畜送到冷藏货栈，付钱让那里的工人们来干这事。如果自己杀猪，那你肯定会有段时间对猪肉敬谢不敏。因为那些猪让你明白，它们一点也不喜欢被杀。它们不喜欢被拖着、拽着，拉到别的猪都被拉去宰掉的地方，不喜欢有去无回。
在一个孩子的眼里，这实在是一场视觉“盛宴”：能亲眼见到另一个生物活生生被杀，取其肉和内脏。我本以为自己看了会恶心，但我没有。相反，我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我尽可能凑上前去，好看个一清二楚。
我记得，我和堂兄兴奋得不得了，我们跑到猪圈边，抓起小石子儿去打那些猪，看它们跳脚、奔逃，听它们嘶叫。突然，一只大手猛地压在我的肩头。我一回头，发现叔叔的脸几乎挨着我的鼻子。他大吼道：“要是再让我看见你们打猪，我就打断你们的腿！听见了没有？”是，我们听见了。
当时我就知道，他的愤怒肯定跟杀猪有关。杀猪是一种仪式，一种庄重的仪式。他们干得很麻利，没有一点儿荒唐的成分。他们不开玩笑，也很少说话。大家做着各自的工作，都清楚地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而且始终对即将成为食物的家畜心怀敬意。然而，我们扔石头的行为亵渎了他们正在举行的这场仪式。
罗利是后一个自己动手杀猪的人。有一年，他在杀猪时出了点意外：刀一滑，那头猪带着伤挣脱开，直跑到院子的另一边才倒了下去。从那以后，罗利不再养猪。他觉得自己不配。
往事如烟。今天，在沃比冈湖畔长大的孩子们再也没有机会见识杀猪了。
那是一段令人震撼的经历。生与死，只在转瞬之间。
在传统的生活里，人们辛勤劳作，自给自足，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敬仰神明。然而，这样的生活已经远去了，不仅从这个世界上，也从我们的记忆里，永远地消逝了。——《宰猪》（Hog
Slaughter）
为什么要研究杀戮？同样，也有人会问：为什么要研究性？这两个问题有许多相通之处。理查德·赫克勒曾经说过，“战神阿瑞斯与爱神阿芙洛狄忒结合，诞育出了和谐女神哈耳摩尼亚。”只有完全了解性与战争，和平才会到来。若要了解战争，我们至少得像研究性学的金赛或马斯特斯与约翰逊研究团队那样认真努力。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盲点，大众身在其中，很难对这样的盲点有透彻了解。今天的盲点是杀戮，而一个世纪前的盲点则是性。
几千年前，人类还栖身在岩洞、草棚或只有一个房间的小屋里。三代人围着一团火取暖，用来遮风挡雨的只有一面墙壁。几千年来，夫妻往往只能趁晚上在拥挤的小房子里摸黑亲热。
我曾经访问过一位来自吉普赛家庭的美国妇女。她从小就住在大篷车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一大家子挤在一起。对于年幼的她来说，性是大人在夜里做的事情，好笑、动静大，有时也有点烦人。
在这样的情形下，根本不存在维持隐私的卧室。在近代之前，拥有单独的卧室，或者哪怕是一张自己的床，对普通人来说都是奢望。用今天的性标准来衡量，这似乎有些尴尬，却也并非一无是处。其中一个好处是，如果某人对儿童性虐待，就会被家里其他人发现；而除非有全体家庭成员的默许，这样的事就绝不会发生。这种古老居住方式的另一个好处则不那么明显，即在从生到死的整个生命周期里人们经常接触到性：没有人会否认，性是日常生活的一个方面，不仅重要，还不可或缺，而且没什么神秘的。
到了维多利亚时代，这一切都变了。突然之间，普通中等阶层家庭都住进了具备多个房间的住房。孩子们再也接触不到性这种原始的活动。于是，性一下子就变得遮遮掩掩、私隐、神秘、恐怖和肮脏起来。西方的性压抑时代就这样开始了。
在那个压抑的时代，女人要用衣服把自己从脖子一直遮到脚踝，甚至连家具腿也要用布围起来。因为看到这些“腿”，会触动那个时代敏感的神经。然而，社会在压抑性的同时，又对性十分沉迷。色情文学泛滥，雏妓多如牛毛，儿童性虐之风盛行。
性是一件自然的事情，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性的社会将无法传续。今天，我们的社会正缓慢而痛苦地走出对性既压抑又迷醉的病态分裂状态。然而，在从性压抑中逃离的同时，我们很可能已开始陷入另一种更为危险的压抑当中。
对杀戮与死亡的压抑，与此前对性的压抑如出一辙。
纵观历史，人类一直在近距离接触死亡与杀戮。家庭成员会因疾病、久伤不愈或年迈而在家中去世；如果他们在离家不远的地方逝去，遗体会被抬回家里（房子、洞穴、茅屋或草棚），家人会为他们准备葬礼。
在电影《我心深处》（Places
in theHeart）中，萨莉·菲尔德扮演了20世纪初生活在一个小棉花农场里的女人。她的丈夫中弹身亡，被人抬回家中。随后，女主人脱掉丈夫的衣服，一边流泪，一边充满爱意地清洗遗体，准备下葬。在无数个世纪里，无数妻子都进行过这样的仪式。
从前，每个家庭都要亲自宰杀并清洗牲畜。死亡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生存，必须杀戮。但是，这种杀戮与残暴几乎没有关联。那时的人理解杀戮对生活的重要意义，也对为维持人类生存而死的生物心怀敬意。捕杀野鹿后，美洲印第安人会请求鹿灵的宽恕；农民虽然会杀猪，却也重视它们的尊严。
正如加里森·基勒在《宰猪》（HogSlaughter）中所描写的那样，在20世纪后半叶之前，对大多数人来说，宰杀牲畜一直都是人类日常活动或季节性活动中的一项重要仪式。20世纪初，城市开始繁荣发展，但即便是发达的工业社会，绝大多数人依旧保持乡间的生活习惯。如果晚餐要吃鸡肉，主妇们要么自己拧断鸡脖子，要么让孩子们代劳。人们经常见到这种日常或季节性的宰杀。对他们来说，杀戮是既严肃，又麻烦，还有些乏味的日常活动。
从前没有冰箱，也很少有屠宰场、太平间或医院。在这样的老式生存环境中，一个人在其由生到死的整个过程里，死亡和杀戮都可谓司空见惯；人们要么是参与者，要么是淡然的旁观者。没有人会否认，死亡和杀戮是日常生活的一个方面，不仅重要，还不可或缺，同时也很稀松平常。
但是，近几十年来，这一切都变了。屠宰场和制冷技术使我们不必亲自宰杀食用动物。现代医学治愈了人们的疾病，很少有人英年早逝，人类寿命越来越长。有了疗养院、医院和太平间，我们很少亲眼见证老人的故去。与从前不同，今天的孩子根本不知道食物从何而来。西方文明似乎突然间认定，杀戮（对任何生物的杀戮）具有隐秘、私隐、神秘、恐怖和肮脏等特点。
这一影响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正如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把家具腿遮起来，今天的人也为捕鼠器装上了外壳，把杀戮机关藏在里面。动物保护主义者闯入把动物用于医学研究的实验室，破坏拯救生命的研究；这些人一面享受数个世纪的动物研究带来的医疗成果，一面反过来攻击研究者。洛杉矶动物保护组织“给动物一线生机”（LastChance for Animals）的负责人克里斯·德罗泽说：“即使死一只老鼠就能治好所有疾病，我也不会改变自己的立场。在生命面前，我们是平等的。”
任何杀戮都会触动这种新出现的敏感神经。就连穿皮草也会遭到谴责和人身攻击。在这种全新的秩序下，吃肉的人被污蔑为种族主义者（或物种主义者）和谋杀犯。动物保护主义者英格丽德·纽柯克说：“老鼠、猪、男孩都是平等的。”她甚至把杀鸡同纳粹的种族灭绝行径相提并论。她对《华盛顿邮报》说：“600万犹太人死在了集中营里，而仅今年就会有60亿只肉鸡死在屠宰场里。”
然而，在压抑杀戮的同时，这个社会却开始沉迷于刻画暴力、死亡和分尸。公众追捧《天生杀人狂》（Natural Born Killers）、《杀死比尔》（KillBill）、《电锯惊魂》（Saw）、《月光光心慌慌》（Halloween）、《黑色星期五》（Friday the 13th）、《德州电锯杀人狂》（TheTexas ChainsawMassacre）之类的暴力恐怖电影；将杰森和弗雷迪奉为“英雄”；当红乐队叫什么“大屠杀”（Megadeth）和“枪炮与玫瑰”（GunsN’Roses）这样的名字；谋杀与暴力犯罪率持续飙升。种种迹象都表明，我们的社会正展现出对暴力既压抑又迷醉的病态分裂状态。
性与死亡都是自然的事情，是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正如无性社会无法存续，一个没有杀戮的社会也不会有未来。在美国，每一座大城市每年都要消灭数百万只老鼠，否则人类就生活不下去。农村的谷仓每年也要杀灭大量的老鼠。如果不这样做，美国不仅无法继续做全世界的“粮库”，就连美国人自己也要挨饿，亿万人都将填不饱肚子。
就当今社会而言，维多利亚时期的过度敏感也不是毫无价值或助益，并且也很少有人会认为，我们应当回到几代人同居一室的时代。同样，对杀戮敏感的现代人士也通常是真诚友善的人。在很多方面，他们都是人类典范。只要我们能正确看待，他们的主张就会具有非凡的价值。科技使我们具备了屠杀和灭绝所有物种（也包括我们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必须学会自制和自律。但要记住，在自然生命秩序里，死亡永远占有一席之地。
总体看来，如果一个社会缺少自然过程（比如性、死亡和杀戮），就会开始否认或扭曲它们。现代科技让我们远离自然的现实，我们所做出的社会反应便是滑入怪梦的深渊，而梦中的一切都是我们竭力逃避的。这些梦来自因否认而引发的幻觉，当我们越来越深地陷入这些诱人的幻觉时，整个社会就可能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今天，尽管我们已经开始逐渐从性压抑的噩梦中觉醒，却开始陷入另一种压抑所导致的暴力与恐怖的新噩梦。本书将以科学的客观视角来认真检视杀戮过程。亚伯拉罕·迈克尔·罗森塔尔告诉我们：
看人是不是有病，不能只看他有没有表现出咳喘的症状，还要看他的心灵有没有发烧。更为重要的或许是，当心灵发烧的时候，迅速地给予关照。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非理性有多么顽固。而经验则告诉我们，忽视它就是放纵它，放纵它就是滋养仇恨。
忽视就是放纵，所以本书以攻击、暴力和杀戮为研究中心。我尽力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西方战争中的杀戮行为，士兵在战斗中互相残杀的心理过程、社会学过程以及因此付出的代价。
谢尔登·比德维尔说，这样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容易”，因为“士兵和科学家的关系并不怎么样”，可我愿意涉险向前。我不仅想让士兵和科学家结成稳固的联盟，也尝试在士兵、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建立桥梁。
我把这样的技巧运用在了我将从事一生的课题当中。我的研究对象是战场上的杀戮行为。从前，这是一个禁区。在这一研究当中，我将深入讨论有关杀戮的禁忌话题，并在以下几个方面提出我自己的见解：
人类生来就对杀害同类具有强烈的心理抗拒。经过若干个世纪，军队已经发展出克服抗拒的心理机制。
暴力在战争中的作用，以及什么样的心理机制使得暴力在增强军队战斗力的同时又损害军队的战斗力。
杀戮者的主观感受，在战斗中杀敌的一般心理反应模式，以及杀戮所导致的心理代价。
现代军事训练发展并成功在实践中应用了哪些方法，来帮助士兵克服上述心理抗拒。
在越南战争中，美军士兵为何能克服对杀戮的心理抗拒，实现比历史上其他军队高得多的开枪率，却又没能像以往的士兵那样，接受不可或缺的心理涤罪？这些士兵为何终会遭到社会的谴责与指控，程度之深甚至冠绝西方历史？为此，不管是300万美国越战老兵及其家属，还是美国社会，都付出了惨痛代价。
后，也是重要的，我认为这项研究极富启示性。它让人们了解，美国的社会矛盾正在同当今媒体和电子游戏中泛滥的暴力元素一道，教导孩子如何杀戮。这种学习方式与军队训练士兵的方式极为相似——不同的是，我们没有把杀戮的纪律教给孩子。我们将会看到，我们对孩子所做的这一切，将会让美国付出何其惨痛的代价。
作者说明
我在军队服役24年，曾经是美军第82空降师的一名中士，也曾在第9步兵师（高科技试验台）担任排长，在第7（轻）步兵师担任参谋官和连长。我做过伞降步兵，也当过游骑兵。我曾在北极附近的冻原地带执行任务，也曾被派往中美洲的丛林、北约总部、华约，以及难以计数的山地和沙漠。我毕业于第18空降兵军士学院和英国陆军参谋学院，曾以特优成绩完成了历史专业本科课程和心理学研究生课程。我曾有幸与威斯特摩兰将军一起在美国越战退伍军人联合会（theVietnam Veterans
Coalition of America）的领导人会议上发言，也在美国越战退伍军人联合会（the VietnamVeterans ofAmerica）第6届年会上担任主讲嘉宾。我在一所中学做过心理辅导老师，也曾任西点军校心理学教授，目前在阿肯色州立大学任军事科学系主任和教授。
尽管有过这些经历，与理查德·霍姆斯、约翰·基根、帕迪·格里菲思等许多先驱者一样，我从未上阵杀敌。
他们把从未与人分享的经历向我一一吐露。隐秘的创伤经历可能造成巨大伤害，这是人类基本的自然属性之一。当你把一件事情说给别人听，这件事就不会再产生很大影响。但如果你一直把它埋藏心底，情形就不同了。我的一个心理系学生说：“它会从里向外把你活活啃光。”因此，触动这些情感漩涡的宣泄疗法能够产生明显的治疗作用。分享痛苦就是分担痛苦，这正是心理咨询的真谛。在进行研究的这段时间里，退伍老兵们与我分享了大量的痛苦。
写作这本书的终目的是揭示杀戮的机制，但我的主要动机在于突破谈论杀戮这一禁区。禁区的存在使这些退伍老兵和与他们相似的无数人无法讲出心中的痛苦。然后，我将运用研究所得的知识来解释战争的发生机制以及当前正在腐蚀美国的暴力犯罪狂潮。如果我成功了，正是得益于退伍老兵与我分享他们的经历。
出版前，这本书的草稿已在越战老兵中流传了好几年；很多老兵都对书稿进行了细致的评论和修改。还有许多老兵读后推荐他们的妻子读，她们读后又推荐给她们的好朋友，好朋友再把这本书推荐给同样也是老兵的丈夫。还有很多次，一些老兵和老兵的妻子主动联系我，说这本书让他们有机会一起面对战场上的事情。痛苦过后，理解到来；理解过后，创伤开始愈合，这个受困于暴力的国度或许也可以得到希望。
书中的每一位讲述者都是高贵而勇敢的人。为了增进人类的知识，他们选择信任我；为了自己和战友的生命，他们杀死了敌人。我对他们每个人，以及他们的战友，都致以真挚的敬意。本书开篇处约翰·梅斯菲尔德的《奉献》（AConsecration）一诗就是好的赞颂。当然，这里所赞颂的并不是“杀戮与残暴”一篇里的内容。
如果我没有使用委婉语，或者我明确且客观地提到“杀人者”和“受害者”，使你感到我有某种道德判断或谴责意味，那么我要声明的是，我绝无此意。
为了赋予我们自由，一代又一代美国人在身体和心理上承受了巨大的创伤和恐惧。与我的研究涉及的军人一样，他们追随华盛顿的脚步，在阿拉莫与克罗克特、特拉维斯并肩战斗，他们消灭了罪恶的奴隶制，遏止了希特勒的杀戮。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响应国家的号召。作为一名曾服役近四分之一世纪的老兵，我为我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他们的牺牲和奉献精神而自豪。所以，我不会伤害他们，也完全不想玷污他们的记忆和荣誉。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说得好：“不论战事如何凶险，都会响应号召，并时刻准备为国家奉献生命，这些士兵是贵的人。”
军人的叙述是这本书的灵魂，他们对战争的本质了如指掌。他们与《伊利亚特》（Iliad）中的英雄一样伟大，只是，你在这里读到的文字（全部出自他们之口）并不包含勇士与战争的奇幻色彩。军人明白，有一天战友都会阵亡，而他们必须“为杀戮付出代价”，战斗、负伤、阵亡，以此来改正政客的错误，实现“人民的意愿”。
麦克阿瑟将军说：“军人为和平付出的代价，他人无可企及。他们必须承受战争深刻的创伤和痛楚。”在这些军人的讲述中，在这些“一把灰土、一嘴烂泥/历经枪林弹雨，身残，足跛，目盲”的故事里，充满了启示，我们需要认真聆听。
正如我不想谴责在合法战斗中击毙敌人的军人，我也不想批评选择不开枪的士兵，而这样的士兵不在少数。我会拿出证据，说明在历史上的多次战争中，不开枪的士兵占大多数。作为一名曾经有可能与他们共同战斗的士兵，我无法不对他们背弃使命、国家和战友的行为表示惊讶。但是作为一个人，一个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他们承受的压力和所做牺牲的人，我也无法不为他们和他们所表现出的高贵人性而骄傲。
谈论杀戮话题会让大多数人感到不适，而且这里即将谈到的某些事情可能会激起厌恶和愤怒。本来，我们可以不谈这些事情，但是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警告我们说：“因恐惧而厌恶，因厌恶而不去思考，不仅徒劳，甚至无法实现更大的利益。”纳粹死亡集中营幸存者布鲁诺·贝特尔海姆曾说，对残暴的反抗之所以失败，根源在于我们拒绝面对它。我们不承认我们迷恋“暴力的暗黑魅力”，我们谴责并压抑攻击行为，却不去正视、理解、驾驭暴力。
后，我关注的是“杀人者”的痛苦，假如我没能对受害者的感受给予充分的重视，那么请允许我在这里表示歉意。艾伦·科尔和克里斯·邦奇写道：“那个扣动扳机的家伙所承受的痛苦永远也比不上枪口面对的那个人。”实际上，受害者的痛苦正是压在杀人者心中的巨石，永远也无法摆脱。
列奥·弗兰科夫斯基告诉我们：“所有文化都有盲点。对于这些盲点，人们总是视而不见。因为他们以为自己了解得够充分了。”这项研究中所提到的退伍老兵就是我们认不清的文化盲点之一。正如一名老兵对我所说，我们实际上是“研究性爱的处女”。所以，只有他们才能把付出惨重代价所学到的教训教给我们。我的研究目的是理解在战斗中杀敌对心理的影响，以及士兵因响应国家号召杀人或因没有开枪而导致的情感创伤。
人类从未真正明白自己为何战斗，为何杀戮；同样，人类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不愿意那样做。现在，我们必须克服对这一话题的排斥，并且付出更大努力去澄清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充分理解人类行为中这一根本、破坏性的方面，我们才能阻止它终摧毁我们的文明。
本书充满了引人入胜的观察和洞见……将颠覆你对这一领域已有的看法……它提供的解释极其有说服力。
——《纽约时报》
从远距离实施攻击是人的天性。从古至今，莫不如此。
——《战争研究》（Battle Studies）
超远距离攻击：“他们可以装作不是在杀人”
让我们先来看超远距离攻击是什么样子。这里所说的超远距离攻击是指，杀戮者必须借助某种形式的辅助手段才能察觉到某一个具体的受害者。这些辅助手段包括望远镜、雷达、潜望镜、远程实时视频等。
对于这一点，格雷说得非常清楚：“很多飞行员和炮兵杀害了数不清的非战斗人员，可他们从不悔恨。”戴尔也支持格雷的观点，他表示，让炮兵、战斗机机组人员和水兵实施杀戮一点也不困难。戴尔说：
其部分原因恰好也是机枪手不停射击的原因，因为战友正在一旁看着他们。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与目标之间的距离和阻挡在中间的机器。他们可以装作不是在杀人。
总的来说，距离提供了足够的缓冲。舰炮手射击的只是“坐标格”，潜水艇里的水兵只是把鱼雷射向“敌舰”（在一定程度上说，不是敌舰里的人），飞行员也只是把导弹射向“目标”而已。
在这里，戴尔谈到了大多数超远距离攻击形式。炮兵、轰炸机机组人员、舰炮手和导弹兵都拥有相同的有利因素：群体脱罪、观察器距离，以及我们正在讨论的——物理距离。
多年来，在有关战争杀戮的研究和调查中，我没有碰到过一个不愿在这种情况下实施杀戮的士兵，也没听说过任何一个人因为此种形式的杀戮而遭受精神损伤。即便是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的轰炸机机组人员，也没有出现公众讹传的心理问题。历史记录显示，埃诺拉·盖伊号轰炸机（在广岛投下原子弹）上负责气象侦察的飞行员在实施轰炸前就已经有一系列违规和犯罪记录。退伍后，他继续犯错，才给公众留下了这些机组人员更易自杀和罹患精神疾病的印象。
远距离攻击：“没有面对面的接触和情绪的感染”
这里的远距离攻击是指，尽管士兵能看见敌人，但是他必须借助某种特殊武器才能实施杀戮。比如狙击步枪、反坦克火箭炮和坦克炮。
霍姆斯曾采访一位一战时期的澳大利亚狙击手。这名狙击手回忆道，当他成功地射杀了一名德军炮兵观察员后，“我突然感到一阵紧张，这种感觉很奇怪，与我小时候次射杀袋鼠时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一时间，我感到头晕恶心。不过，这种感觉很快就过去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杀戮确实对士兵的心理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是，狙击手一般分组战斗，所以，他们也拥有超远距离杀戮者所拥有的有利因素：群体脱罪、观察器距离（狙击步枪）和物理距离。在他们对杀戮的描述中，人性的流露少得可怜，这一点与参加近距离战斗的士兵截然不同：
（1969年2月3日）在2109高地，5名越南共产党从树林里来到稻田边，打头的被击中……死了。后面几个人都围拢过去，显然，他们还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沃尔德伦中士继续射击，把这几个人一个接一个都打死了。
从1969年1月7日到7月24日，在越南战争中作战的美军狙击手共击毙1245名敌兵（经过确认），每击毙一人平均耗费1.39发子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整个越南战场，每击毙一名敌兵，美军平均要耗费5万发子弹。）而且，这一数字的计算是极为严格的。只有在美军士兵确实能把脚踏在尸体上的情况下，这一次射击才能算作击毙。
尽管这一战法成效卓著，但奇怪的是，这种针对个人的一对一狙击战还是遭到了军方的厌恶和抵制。彼得·斯塔夫在他关于狙击手的书中写道，每次战争结束后，“美国军方都会迅速疏远狙击手。这些响应号召去完成艰巨战斗任务的狙击手很快就发现，在和平时期，他们成为了被抛弃的一群人。无论一战、二战还是朝鲜战争，都是这样。”
二战时期，在战斗机里操作重机枪向敌人射击的飞行员本应属于远距离攻击的范畴，但他们并不拥有群体脱罪条件（身边没有战友），而且，他们能够分辨出射击对象是与自己极为相似的人。美国空军上校巴里·布里杰描述了空战（远距离）和地面战斗（中、近距离）的不同：
空军和地面作战部队有一点不同。空战非常不讲情面，非常干净，它不关注个人感受。你只能看见远处的飞机和地面上的目标，没有面对面的接触和情绪的感染，所以飞行员不需要动感情，也不需要在意他人的感受。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空战更容易些，因为你自己的情绪不会受影响。
然而，即便有上面这些优势，在二战当中，美军1%的飞行员仍然打下了40%的敌机。大多数飞行员一架飞机也没打下来，他们甚至根本不愿意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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