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鸟（与《1984》、《第二十二条军规》齐名的伟大小说）

联邦zui低限度安保措施成人改造所里，颓唐的小老头儿瓦尔特·斯代布克正在等待领他出狱的狱卒。

作者
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1922—2007），美国黑色幽默作家，美国黑色幽默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囚鸟》《五号屠宰场》《没有国家的人》。他的作品以喜剧形式表现悲剧内容，在灾难、荒诞、绝望面前发出笑声。这种“黑色幽默”风格始终是冯内古特小说创作的重要特质。2007年4月11日，于曼哈顿因病逝世。
译者
董乐山，194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长期从事新闻、翻译、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笔会中心会员、中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三S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译作有《第三帝国的兴亡》《西行漫记》《美国梦》《囚鸟》《一九八四》等，并编有《美国社会知识辞典》，以及论述翻译的著作《译余废墨》。他创作的小说《傅正业教授的颠倒世界》曾译载于美国著名文艺刊物《巴黎评论》。

冯内古特和他的《囚鸟》
序幕
囚鸟（1-23章）
尾声

他是独特的……他属于这样一种作家，他们为我们画出了我们的风景地图，他们为我们zui了解的地点命名。 
—— [英]多丽丝·莱辛

日子还是过不下去，是啊—不过一个傻子却很快就要同他的自尊心分手了，也许到世界末日也不会再碰头了。
请读者注意，在我这本书中年代和人物一样，都是书中的角色。这本书是我活到现在为止一生的故事。一千九百二十九年毁了美国的经济。一千九百三十一年送我上了哈佛大学。一千九百三十八年让我谋得了联邦政府的第一个差使。一千九百四十六年让我娶到了妻子。一千九百四十六年给了我一个不肖的儿子。一千九百五十三年把我从联邦政府中开除。
因此我把年代用大写字母写，好像它们是人名一样。
一千九百七十年给我在尼克松的白宫中谋到了一个差使。一千九百七十五年因为我在现在被称作 “水门事件”的政治丑闻中的一份十分荒唐的贡献把我送进了监牢。
我写此书的三年前，即一千九百七十七年又要把我放出去。我觉得自己像垃圾一样。我当时穿的是一身灰绿色的囚服。我独自坐在监牢里的床上，床上的铺盖已被我收了起来。一条毯子、两张床单、一只枕头套，都整整齐齐的叠好，放在我的双膝上，就要同我身上的囚服一起退还给我国政府。我布满老年斑的双手握在一起，按在上面。我的双眼呆呆地瞪着前面的墙，这里是离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三十五英里的芬莱特空军基地边上联邦zui低限度安保措施成人改造所的一所营房的二层楼上。我坐在那里等一个看守把我带到行政楼去，领取释放证和便服。大门外不会有人来接我。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会有人不咎既往，拥抱我一下，或者请我吃一顿饭，给我一张床睡一两个晚上。
要是这时有人注意看我，他会看到我大概每隔五分钟就开始做一件非常神秘的事儿。我脸部的漠然表情不变，从床单上举起手来，连击三下，又放下去。为什么这样，我以后再解释。
那一天是四月二十一日上午九点钟。狱卒晚来了一个小时。有一架战斗机从附近一条跑道的尽头凌空而起，在空中呼啸而过，耗掉的能量足够一百户人家用一千年。我连眼也不眨一下。这种事情，对芬莱特的老犯人和狱卒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
这里的犯人犯的都是不动武的“白领罪”，大多数都给装在紫色的中巴里，到基地周围去干活了。只留下少数打扫的人员擦玻璃，拖地板。还有少数留下的人在写信，或者读书、打瞌睡—他们身体抱恙，一般都是心脏病或背痛腰酸之类的，干不了什么体力活。要是在平日，我这时就会在基地医院的洗衣房里把衣服送到烘干机里去。就像他们说的那样，我的身体很好。
我在监牢里有没有因为是哈佛大学毕业生而受到特殊照顾？老实说，哈佛大学毕业并没有什么稀罕。我遇到过或听到过的哈佛大学毕业生至少还有七个。待会儿我一走，我的床就给了维吉尔·格雷特霍斯，这位前任卫生教育和社会福利部部长也是哈佛出身。在芬莱特，就教育水平而言，我算是很低的，只有个微不足道的学士学位。我连个全美优秀大学生联谊会的会员都不是。我们这里光这个荣誉协会的会员就至少有二十多个，十多个医生，同样数目的牙医，还有一个兽医，一个神学博士，一个经济学博士，一个化学博士，被剥夺从业资格的律师更是不可胜数。律师多得司空见惯，因此每逢有新人来到，我们就有这样一句笑话：“要是你发现自己在同一个没有上过法学院的人说话，你就得小心。他不是监狱长就是看守。”
我自己这个微不足道的学位是文科方面的，偏重在历史和经济。我原来进哈佛时打算将来做公务员，即政府雇员，不是民选官员。我认为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没有比终身在政府中服务更高尚的职业了。由于我不知道政府的哪一部门会录用我，是国务院，还是印第安人事务局，还是别的什么机关，因此我必须力求知识渊博，到处适用。所以我学了一个文科学位。
现在说起来好像这是我自己的打算，我自己的想法，而在那个时候，我未经世事，什么都不懂，当然很乐意把一个年纪大得多的人的打算和想法当作自己的打算和想法。这个人是克利夫兰市的一个亿万豪富，名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麦康，他是哈佛大学一八九四届的。他是丹尼尔·麦康那个隐居遁世、说话口吃的儿子，而丹尼尔·麦康是一个精明强悍的苏格兰工程师兼冶炼家，他创办了库耶霍加桥梁与制铁公司，我出生的时候，那家公司是克利夫兰市雇人zui多的一家公司。弹指之间，恍若隔世，真无法想象我是在一千九百一十三年生的！要是今天的年轻人听我一本正经地说，那时候俄亥俄州的天空常常因古生物翼龙飞啸而过，遮得暗无天日，或者体重四十吨的古生物雷龙在库耶霍加河淤泥中打滚，会不会有人表示怀疑呢？我想不会。
我在亚历山大·汉密哈顿·麦康的欧克里德大街宅邸中出世的那一年，他已四十一岁。他娶了洛克菲勒家的小姐爱丽斯为妻，她比他还有钱，大部分时间带着他们的独生女克莱拉在欧洲度日。母女两人无疑因为麦康先生说话极不利落而感到见不得人，也许还因为他一辈子除了整天读书以外别的什么也不想干而感到无比痛心，因此很少回家。那时候离婚是不可想象的事。
克莱拉，你还在人世吗？她恨我。过去和现在都有人恨我。
人生就是这样。 
我同麦康先生有什么关系，竟会出生在他的没有欢乐气氛、静如死水的宅邸中呢？原来我母亲是他的厨娘，她生在俄属立陶宛，名叫安娜·凯里斯。我父亲是他的保镖兼司机，他生在俄属波兰，名叫斯坦尼斯拉夫·斯坦凯维奇。他们两人是真心实意敬爱他的。
麦康先生在汽车间楼上盖了一间漂亮的公寓给他们，也是给了我。我长大一些，就成了他的玩伴，不过总是在室内。他教我玩“老姑娘”、跳棋和多米诺牌—还有真正的象棋。没有多久，我们就只下象棋了。他下得并不好，我几乎盘盘都赢，很可能他偷偷地喝酒喝醉了。我觉得他从来没有心思想赢。反正，从很早开始，他就告诉我，告诉我父母，我是个天才—我当然不是—他要送我上哈佛大学。这些年里，他对我父母一定已说过千万遍了：“你们总有一天会发现，自己是一个哈佛大学毕业的上等人的父母，你们会为他感到骄傲。”
为此目的，大约在我十岁的时候，他让我们家把斯坦凯维奇这个姓改为斯代布克。他说，如果我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姓氏，我在哈佛大学就会得到器重。因此我的名字改成了瓦尔特·F·斯代布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