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识城邦·中国通史

台湾乃至中国史学界不可多得的通史著作
　　比肩钱穆《国史大纲》
　　台湾、香港地区以及东南亚*为畅销的中国通史普及类著作
　　重印近四十次 所有版本累计400万册
　　傅斯年之侄傅乐成传世史学巨著
　　各种版本的通史著作，为什么选择傅乐成版《中国通史》（上下册）？
　　一、台湾史学界与大陆史学界
　　1949年之后，史学界因政治而分化为大陆和台湾两部分。大陆连年的政治运动让史学研究停止乃至倒退。相比较而言，台湾史学界则少了许多政治的干扰而显得平静，从而取得斐然成就。台湾学界称傅乐成为继钱穆之后*有成就的历史学家，由此可见其学术地位。
　　二、各种通史版本进行对比
　　史学界认为，20世纪写作的中国通史主要有钱穆的《国史大纲》、吕思勉的《中国通史》和范文澜的长部头《中国通史简编》，张荫麟未全部完成的《中国史纲》。但这几部通史，对于一般的史学爱好者都不够通俗晓畅，读起来有些难度。
　　然而傅乐成的《中国通史》（上下册）无论内容、质量和篇幅，都有突出的价值和地位，在台湾史学界影响颇大。该部史著文笔俱佳，学、才、识足备。书成之后，在学术圈里影响巨大，既是史学爱好者的案头书，也是大学的常用教材，甚至史学研究者也能从中得到教益。
　　三、《中国通史》（上下册）获得学界、著名史学家们一致好评、赞誉如潮
　　历史学家黄仁宇求助本书——在研究中国历史遇到诸如“辽金关系之改变”、“金国侵宋的原因”等问题搞不清时，就去读傅乐成的《中国通史》。
　　史学家许倬云为本书写序——盛赞《中国通史》堪比钱穆《国史大纲》。
　　日本史学界评价傅乐成——“为一不可忽视的史学家。”
　　四、傅乐成史学研究的特色
　　1.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
　　2.对已出成果，能在听取读者反应与新近认识基础上，严格自审反思，认真进行修改。
　　3.十分重视历史资料的搜集查证，强调历史的研究著述要做到“无一语无来历，无一事无根据”。
　　4.实行学术民主，百家争鸣。在学术同仁之间，既十分尊重他人，又能据理争辩，唯真理是从。

 

 

傅乐成撰写的《中国通史》一书，在台湾史学界影响颇大，日本史学界评价他“为一不可忽视的史学家”。《中国通史》2010年在大陆首次出版，著名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写序推荐：“在中国通史之中，公认好的一部作品。相对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傅著并没有特殊的史观，却十分重视经过考订的历史现象。钱先生的大著，吸纳了顾炎武、顾祖禹、顾栋高、赵翼和钱大昕等人的著作，因此《国史大纲》中，埋藏了上百个可以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傅先生的《中国通史》，则是综合已经成定论的许多研究发现，做个总结。两者各有长处，而两者也正可以在几十年教条主义的框架下，提供另外一些读史的角度，对读者*是有益处的。”
　　《中国通史》（上下册）上探旧石器时代，下至1912年清帝退位，凡六十余万言。文字浅*易，不做繁征博引，叙说清晰，见解持正，数千年中国史事之此伏彼起，重要节点，前因后果，俱在目前。意在使读者对中国历史有一较为清晰而客观的概念。全书重心有四：政治社会的变迁；对外关系；各种制度的演进；学术思想的渊流。所据资料有三：历朝旧史；近代学人的研究成果；作者的读史心得。对所据资料的整理及叙述，力求忠实谨慎，缺乏实证的见解和过分主观的议论，均不予采用。
　　百幅插图，重点在战争地图，方便读者进行深入了解。
　　读者阅读傅乐成《中国通史》（上下册）有感：
　　首先是新颖，材料非常新，参考了许多新出土的文物，并将当代学者的新观点融汇其中，超越了其他通史的呆板与陈旧。
　　第二是持中，作者超越了“历史就是政治史”的传统认知，更多关注了文化史、思想史、经济史等，抛弃了用政治解释一切的偏执，本书没有太多的故事冲突，没有脸谱化的人物，更没有历史评判的伪激情，只有“理解之同情”。
　　第三是广博，本书观点密集，似乎漫不经心，却包含了史学中的重大课题，而作者往往能找到谨慎的表达方式，将各方意见融汇其中，这种有穿透力的广博，值得细细品味。

 

傅乐成其人——台湾学界称傅乐成为继钱穆之后有成就的历史学家，由此可见其学术地位。
　　傅乐成， 1922年～1984年
　　史学大家傅斯年之侄
　　傅家至少出过四位当代史学家
　　台湾著名史学家
　　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哈佛大学博士
　　生平简介:
　　字力更，号秀实，山东聊城人，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台湾大学教授。傅乐成为傅斯年之侄，秉家学渊源，幼读私塾，1940年入西南联大，1956年赴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自1949年起执教于台湾大学，主持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班及秦汉史研究室工作，兼任台湾中兴大学文学院院长。傅乐成终身未娶，一生所寄，尽在史学一域。
　　聊城傅家：
　　山东聊城傅家，出过至少四位当代的中国史专家。
　　一、叔父傅斯年，近代学术史上一个著名的人物。他不仅是历史学家、教育家、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领袖、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一生还富有传奇色彩。他是胡适的学生，胡适称他“人间一个稀有的天才”。
　　二、傅乐焕先生为辽金元史学家。
　　三、傅乐淑女士是中西交通史的专家，曾在匹兹堡的杜肯大学任教多年。她的《中西交通史编年》，是这个领域的重要著作。
　　史学地位：
　　傅乐成治学严谨、平易近人，一生著述甚丰，皆为史学论著，尤其对秦汉、隋唐史的研究更有建树。较有影响的著作有《秦汉史论文集》、《隋唐五代史》等。他的史学论著有的被译成英、日、朝等国文字，是台湾、香港、日本、南朝鲜及东南亚国家高等学府学习中国史的之书。

 

章 从史前时代到信史时代
第二章 封建帝国的兴衰（西周时代）
第三章 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
第四章 春秋战国时代的学术思想
第五章 集权帝国的发展与倾覆
第六章 汉帝国的盛世
第七章 汉代的武功
第八章 汉的制度与学术
第九章 汉的衰亡与三国的分合
第十章 五胡乱华与晋室偏安
第十一章 南北朝的对峙
第十二章 南北朝的社会
第十三章 隋帝国的兴亡
第十四章 盛唐的内政
第十五章 盛唐的武功
第十六章 安史之乱以后的确唐帝国
第十七章 唐代的制度
第十八章 唐代的宗教与学术
第十九章 五代与十国
第二十章 北宋与外族
第二十一章 南宋与外族
第二十二章 宋的制度与学术
第二十三章 元帝国的组织
第二十四章 明代的政治
第二十五章 清的入主及其盛世
第二十六章 清帝国的乱亡
第二十七章 明清的制度
第二十八章 明清的宗教与学术

 

简体版序 许倬云
傅先生的《中国通史》在1960 年出版，1978 年修正再版。这本书在台湾出版的中国通史之中，是大家公认为很好的一部作品。现在这本书也要出大陆版了。傅先生在1984 年故去，至今也有二十多年，墓木已拱。此书，虽然旧了一些，但也反映了台湾前面三分之一岁月的学术水平，也许，在大陆上长久是“一家之言”的学术天地中，这本书也呈现了实证史学的风格，让读者看到另一类的学术风格。
“中国通史”这种体裁，是中国近代史学史阶段就出现的叙述历史方法。1905
年，清朝改变学制，许多中学和高小都需要读历史课。当时的课本，不论什么科目，普
遍受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新式教育的影响。历史课也不是例外，因此，当时批出现
的历史教科书，都带着日本学者那珂通世和桑原骘藏所写的东洋史的影响。主要的特色
是将西欧历史的中古近代三分法，带入了中国史。这一个时期的断代，无疑是削足适
履，将不同的历史发展放在一个模子里面硬套，和后来唯物史观的五段论，犯了同样的
毛病。
稍后一个时期，尘埃逐渐落定，学者们回到中国的史学传统，编纂中国通史。柳诒徵和吕思勉这些国学大家，从《资治通鉴》和《通志》、《通典》、《文献通考》这些所谓“九通”中汲取材料纂为通史。这一类的著作史料丰富，但是常常不带入自己的史观。章太炎和梁启超都曾经发过宏愿，要纂著有自己史观的通史，可是，都没有如愿完成。其实，中国的通史传统，早在春秋和三传的时代就是编年的通史。司马迁的《史记》更是初创体例的通史。断代史的《汉书》反而是《史记》之后的按照时代叙述的历史。上面所说的《通鉴》是编年的通史，三通九通是专题的通史。中国的学术传统，中国通史经史互补，以史证经，以经论史。所以，宋明的书院都有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的课程。
《史记》、《通鉴》等书，其为通史，也是既为修身也为经世致用。读史的目的是在求知之上，更加一层深层的意义，史家可以借此发舒自己坚持的人生价值。中国通史中，钱
穆的《国史大纲》长久为大家喜好，就是因为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在通史中灌注了国族
主义。
20 世纪30 年代以后，中国的史学，有了实证主义的传统，也有了如同西方史学
常见的专题论文，刊登于学术刊物，在一个一个专题内，用严谨的考证和编排，解决历
史上的一些课题。这种实证史学的作品，一个一个解决问题，累积而为可信的历史叙
述，不是上面所讲的几类中国通史可以比拟的。傅乐成先生是傅斯年先生的侄子，和他
的堂兄傅乐焕、堂妹傅乐淑，都追随着孟真先生的实证史学，三人对于外族和中外文化
交流的研究，各有专长。傅乐成先生在台湾大学任职，从助教到教授，他的研究专业是
唐代历史，尤其注意安史之乱前后的民族关系。他对朔方兵和回纥马的研究，和东北、
北方、西方与西南各种外族的起伏兴衰，有详细的分析，指出了安史之乱的本质，其实
等于外族在中国土地上争衡。
他对于1930 年以后许多历史专业研究的成果也非常熟悉。他的《中国通史》能在
十几种市面流行的同类书籍中脱颖而出，获得特殊的地位，就因为他能够将几十年来史
学界专业研究的成果，纳入通史的叙述中。例如：在隋唐史的部分，他不仅采用了陈寅
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和《唐代政治史略论》两篇名著的观点，也大量地采用
了严耕望、全汉升、赵铁寒、傅乐焕、傅乐淑和方豪等等学者的意见。同样，在上古史
部分，他采用了李济、梁思永、傅斯年、杨希枚和石璋如等人的研究。在其他各章节，
无不如此，他广泛地收纳了抗战前后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也将台湾50 年代以后二十多
年的学术研究，都提精摘要，融入他的《中国通史》。
相对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傅著并没有特殊的史观，却十分重视经过考订的
历史现象。钱先生的大著，吸纳了顾炎武、顾祖禹、顾栋高、赵翼和钱大昕等人的著
作，因此《国史大纲》中，埋藏了上百个可以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傅先生的《中国通
史》，则是综合已经成定论的许多研究发现，做个总结。两者各有长处，而两者也正可
以在几十年教条主义的框架下，提供另外一些读史的角度，对读者是有益处的。可
谓遗憾者，今天的环境，和史料的增加，尤其考古学部分出现大量的新史料，这两本书
都已问世几十年，确实有点接不上情况的难处。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半个世纪的
教条主义框架，让这两本书提供一些不同的信息，也未尝没有阶段性的意义。
写这个序文时，我不禁回忆起和傅乐成先生在台大的一段关系。我考入台大时，他
是助教；后来，我回校工作，又与他是同事。只是，二人作息时间，一朝一晚，难得碰
头。他中风之后，我去问疾，看见他在台大医院的病榻上，努力要学着将一根相当粗的
线，穿过黄豆大的孔，而他居然屡次尝试，不能成功。那个景象，令人酸鼻，至今犹如
目前。
聊城傅家，出过至少四位当代的中国史专家。傅孟真先生领袖中国的史学界数十年
之久，自己的学术造诣，既有功夫，也有观点，确是一代人杰。1950 年，傅先生在台
湾大学校长任上，十分辛劳，为了学生福利，在台湾省议会的质询时，因为议员质询过
当，既累又怒，心脏病发，竟以身殉。傅乐焕先生专业是辽史和东北的民族关系，1966
年“文革”期间，他在北京陶然亭投水。傅乐淑女士是中西交通史的专家，曾在美国匹
兹堡的杜肯大学任教多年。她的《中西交通史编年》，是这个领域的重要著作。我在70
年代初到匹城时，她也在匹城，但是，她离群索居，不太与人来往，因此也没有向她请
益的机会。后来，她迁往加州，也曾经回国在内蒙古教书。2003 年在美去世，遗骨还
是回到中国。傅乐成先生终身未娶，生活起居，乏人照料，刚过中年，就中风不起。聊
城傅家，人物丧亡俱尽，实在令人伤感！
2010 年9 月5 日许倬云* 谨序
自 序
近人所著中国通史一类的书，目前在台湾流行的，约有十来种，它们各具特殊的风
格和优点，但大都是二十年前的旧出版物。由于近二十年来，新的史料与研究结果不断
发表，它们的内容已有若干应加补充之处；文字方面，有些也已不能完全配合一般读者
的水准。因此，在学校里想为学习中国通史的学生们开列几种课本或参考书，是一件颇
不容易的事。作者近年在台大讲授中国通史，便经常遭遇这种困难，其他学校讲授同样
课程的教师们，想必也有同感。两年前，作者得到写这部书的机会，基于上述的理由，
乃不揣浅陋，来做这个尝试，希望能够配合着当前一般大学生的程度，写一部比较适用
的历史教本，自然也希望能对其他程度的读者们有些助益。但这部书究竟能否实现作者
的希望，只有等待读者的评判。
这部书只是我国历史事实与演进经过的一个简要叙述，其重心共有四点：，政
治社会的变迁。第二，对外关系。第三，各种制度的演进。第四，学术思想的渊源和流
派。作者对这四点，都有系统的说明；其他方面的史实，则不详载。所据的资料，除了
历朝的旧史，近二三十年来若干学人的研究结果，也颇有采用，尤以史前史和上古史居
多，此外极小一部分是作者的心得。作者对于这些资料的整理和叙述，力求忠实谨慎，
缺乏实证的见解和过分主观的议论，虽新颖动人，也尽量割爱。文字与章节的编排，则
力求浅近简单，避免繁博的引征。重要的来源，则于每章的附注中标明。总之，读者如
能从这部书获得一个对中国历史比较清楚而客观的概念，作者的心愿便算达成。
当今我国的史学研究，在方法上虽较清代有长足的进步，但在研究重点上，仍然承
袭清代朴学的余风。以考据个别的历史问题为主，对于整个历史的通盘论述，则未曾著
力。诚然，在若干历史问题未获明了以前，写通史无法臻于完善；但个别历史问题的解
决，是一种无限期的工作，而通史一类的著作，则是当前一般读者的迫切需要；因此作
者认为两者是不可偏废的。同时作者更虔诚希望当代知名的历史学者们，能抽暇写几部
合乎理想的通史，以飨国人，来矫正当前史界偏枯的现象。
作者为才力所限，加以写作时间短促，写来颇感力不从心。书中谫陋谬误之处，自
所难免，务请读者不吝指教。写书期间，曾得到不少友好的帮助；初稿写成后，承夏卓
如先生详加校订，获益良多。谨在此一并志谢。
1960 年5 月傅乐成于台北

新版自序

今年春天，大中国图书公司薛颂留先生与我商量，希望我把我的《中国通史》，再
做增订；增订后决意重新排版，加人名地名及书名号，并力求印刷及纸张的改进。我对
他这种求进步革新的想法，有点儿感到意外，因此欣然答应。
本书曾在1968 年增订过一次，改正了其中若干小错。我在增订本《自序》中说
过：“硬把编排已就的章节字句中，加入若干文字，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这次的
增订，也遭遇同样的困难。因为章节的限制，除非完全重写，简直无法做大幅度的更
动，这一点要请读者原谅。这次增订，对原来的内容几乎完全保留。所加添的，主要
仅是我个人对历史人物或事实的若干意见。这些意见，大部是我近十年来所做的历史
研究的一些心得，老实说，也多半卑之无甚高论，较之“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如钱宾
四先生的《国史大纲》等，还差得远。
本书的这次增订，帮助我多的是周云锦棣。她为本书加列人名、地名及书名号，
并誊清许多零散的增补文字，这些都是极其烦琐的事。她的热心，令我感激不已。此外
承周庆光老师赐题封面，顿使本书增加不少光彩。庆光师是我高中时代的校长，道德学
问，为世楷模，也是我平生仰慕的良师。回忆抗战期间，他主持母校国立第三中学，
以学校为家庭，爱学生如子弟。如果没有他的教诲，我能否有今天的这点儿程度，实不
敢说。今庆光师已寿登八旬，而我因久病，常有“人生如寄”的感觉。此时能得到恩师
的墨宝，使我获得无比的欢欣鼓舞，现在就以此书权充献给他老人家的寿礼吧！
1977 年傅乐成序于台北

相对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傅著并没有特殊的史观，却十分重视经过考订的历史现象。钱先生的大著，吸纳了顾炎武、顾祖禹、顾栋高、赵翼和钱大昕等人的著作，因此《国史大纲》中，埋藏了上百个可以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傅先生的《中国通史》，则是综合已经成定论的许多研究发现，做个总结。两者各有长处。
　　——许倬云

 

一、汉初的封建及无为政治
　　（一）高祖的封建
　　汉高祖即帝位后，名义上虽是全国又告统一，但事实上仍是分裂的。秦末，举国苦于暴政，人们反而怀恋着战国时代的岁月，因此封建的理论又盛行起来。自陈胜吴广发难后，各地起兵者纷纷拥戴六国王室的后裔为主，重演七国时代的局面。其后项羽也迎合这种潮流，分封了十八个王。高祖也无法例外，楚汉战争时，已曾封过几个异姓王；到战争结束，他为诸侯拥戴为皇帝，为酬勋起见，异姓王有增无减。当时的异姓王有七，即韩王信、赵王张耳、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这七国掩有黄河下游及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盘。此外他封了大批的侯，数目多至一百四十以上。王在当时称为“诸侯王”，侯称“列侯”，这两级封君的权威和封土范围，甚为悬殊。王国的领土，大都广至数郡，侯国领土则很少大过一县。王在其国中，除享有经济权如赋税及徭役等，并握有相当大的统治权，王国的官吏，除丞相外，其余概由国王任免。列侯则仅在其封国中享有定额户数的赋税徭役。从这些地方看，汉的封建与周的封建，实质上已大不相同。也许有鉴于秦的速亡，高祖对封建制是抱有限承认态度的，因此他采用封建与郡县并置的办法。但他对异姓诸王却非常嫉视，处心积虑要把他们消灭，而代以刘氏宗亲。这种想法的产生也很自然，因为异姓诸王大都久经战阵，擅长军事，其中不乏具有野心的人。同时他们各自拥有广大的地盘和雄厚的兵力，对中央政府，实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异姓诸王中，楚王韩信为高祖所畏忌，因此成为个牺牲者。
　　韩信本于汉四年（前203）受封为齐王，次年徙封于楚，王淮水以北及以南的东部地区，都下邳（今江苏邳县）。六年（前201）初，高祖伪称南游云梦（今湖北省长江南北一带），会诸侯于陈（今河南淮阳县）。就在陈将韩信擒住，带回长安，废为淮阴侯。至十一年（前196），为皇后吕氏所杀。
　　此外几个异姓王国被消灭的经过，大致如下：韩王信（与楚王同姓名）于二年（前205）受封，王韩故地，都阳翟（今河南禹县）。六年（前201），汉北徙其国于太原郡，都马邑（今山西马邑县）。同年秋，匈奴围马邑，信降，高祖自将击之，信逃入匈奴，其国遂废。赵王张耳于四年（前203）受封，王赵故地，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县）。次年，张耳死，子敖嗣立。九年（前198），因其臣下谋反，汉废敖为侯，国除。梁王彭越本于五年（前202）受封，王魏故地，都定陶（今山东定陶县）。十一年（前196）春，梁太仆告越谋反，汉擒越杀之。淮南王英布于四年受封，王淮南地，都六（今安徽六安县）。至十一年，因见彭越被杀，怕轮到自己，也于其年秋天造反。次年初，布被杀，其乱乃平。燕王臧荼本为项羽所封，王燕故地，都蓟（今河北大兴县西南）。五年，项羽灭亡，荼乃反，高祖自将击擒之，改立卢绾为燕王。十二年（前195），绾反，汉遣樊哙击之。四月，高祖死，绾亡入匈奴，国除。唯有长沙王因国小力弱，不为高祖所忌，得幸免于废灭。长沙王吴芮于五年受封，王洞庭湖附近地，都临湘（今湖南长沙县）。同年，芮死，子臣继位。臣三传至著，因无后，国除，其时已是文帝末年。
　　与消灭异姓诸王同时并行的，便是刘氏子弟的分封，他们的领地，大都是原来异姓诸王的国土。从六年到十二年的七年间，高祖先后分封了九个王国，即楚、荆（吴）、代、齐、赵、梁、淮阳、淮南、燕。楚、荆、代、齐四国都是六年分封的，那年楚王韩信被废，高祖分楚地为楚、荆二国，封弟交为楚王，统淮水以北三郡地，都彭城（今江苏铜山县）；又封堂兄贾为荆王，统淮水东南三郡地，都吴（今江苏吴县）。十一年，刘贾为英布所杀。到十二年初，汉更荆为吴，立高祖兄仲之子濞为吴王，都广陵（今江苏江都县）。代辖今自太原、雁门以东至常山境，凡三郡，都代（今察哈尔蔚县），其王为高祖之兄仲。七年，匈奴攻代，仲弃国逃归，更立皇子如意为代王。九年，徙如意为赵王。十年，代相陈豨自立为代王。十一年，汉定代地，更立皇子恒为代王，都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县）。齐王为高祖子肥，辖今山东省一带地，凡六郡，都临淄（今山东临淄县）。赵王张敖于九年被废，汉徙代王如意为赵王，统六郡地，都邯郸（今河北邯郸县）。梁王彭越于十一年被杀，汉分其地为梁、淮阳二国，以皇子恢为梁王，统二郡地，都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以皇子友为淮阳王，统二郡地，都陈。淮南王英布于十一年反，高祖即立皇子长为淮南王，及布被诛，长乃继统其地，共四郡，都寿春（今安徽寿县）。燕王卢绾于十二年反，其地既平，汉乃以皇子建为燕王，统六郡地，都蓟。总之，到高祖临死，异姓王国除长沙王外，全为同姓所取代。为了防止异姓王国的再起，高祖曾与心腹大臣们举行过一次秘密盟会，会中订立一项重要誓约，即“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史书称之为“白马之誓”。参加盟会的有高祖本人及大臣王陵、周勃、陈平等，吕后也可能参加。这次盟会没有公开的仪式，时间也无法考知，但其确实性则无疑问。尽管如此，在高祖死后不久，这誓约便为吕后所破坏。
　　（二）吕后握政与诸吕事件
　　汉高祖于十二年（前195）四月去世，据说他享年六十三岁。子盈嗣位，是为惠帝。惠帝是高祖八子中的嫡子，他生性忠厚，但相当懦弱，因此由他的母亲吕后中国通史主持国政。吕后为人刚毅，知人善任。惠帝之初，仍以功臣萧何为相国，至二年（前193），何死，另一功臣曹参继任，曹参原任齐国丞相，他信奉黄老学说（黄指黄帝，老指老子；战国人常好假借黄帝之名以立说，所谓“黄老”学说，实际上就是老子的政治论。）以“清静无为”作为理政的原则，结果齐国大治。他入相后，仍然固执着这个原则，一切遵循萧何所定的旧规，竭力避免苛烦的兴作，以休养生息；对外族保持和平关系，对诸侯王国也采放任政策。
　　汉初所以推行无为政治，原因约有二端：一是秦虽以尚法亡国，但其制度，甚为完备。汉初儒学衰微，除专治一经的秦国博士外，并无名动时君的大儒如孟子荀子一类的人，同时汉人更承袭了秦人的轻儒之风，例如高祖即经常对儒者横加轻藐和侮辱。道家在战国末年虽是显学，但其本身并无一套政治制度。至于汉廷君臣，大都出身于低层社会，本身没有创立制度的能力。因此汉廷除承袭秦法外，别无其他的途径可循。二是自秦统一直至汉初的二十年间，人民因处于暴政及战乱之中，财产及精力早已消耗殆尽，举国上下莫不希望获得喘息的机会，而道家的政治精神正合乎他们的心意。因此汉初实行无为政治，实有其情势上的必要。
　　惠帝死于前188 年，在位凡七年。其后吕后连续立了惠帝的两个幼子恭和弘为帝，二人各在位四年，都称少帝（前187 ～前180），而由吕后临朝称制。据说这两位傀儡皇帝，实际上都是外人之子。
　　在吕后主政的十五年中，她始终遵循着无为的政治原则，与民休息。据史册说当时“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见《史记》卷九《吕后本纪》］。不能说不是这项政策的成功。她的若干政治措施，也颇值得称述，例如惠帝即位之初，就把田赋减低为每年征收十五分之一。这办法虽在高祖时制定，但一度废除，至是又行恢复，比起秦代半数以上的征课来，不知轻了多少。此外秦代的苛法，也有若干被取消，如惠帝四年（前191）的废除“挟书律”，以及吕后元年（前187）的废除“三族罪”及“妖言令”等。
　　但吕后也把一个政治难题留给后人，因为她对母家吕氏子弟的加意提携，委以重权，以致造成朝廷间派系的对立，终于在她身后爆发了流血政变。吕氏子弟，自始即追随高祖，他们大都才调庸劣，但由于吕后的栽培，到高祖晚年，他们在朝廷中已隐然自成一派。惠帝为太子时，高祖一度想废掉他，改立宠姬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但未成功，据说诸吕便曾为保护惠帝尽过力。惠帝时，诸吕的势力日增，到吕后称制，他们的政治权位乃压倒功臣派。这种形势，自然由吕后一手造成。
　　吕后元年（前187），吕后想立诸吕为王，功臣派的右丞相王陵引“白马之誓”，加以反对，因而去职。继而吕后又与继任右丞相的陈平和太尉周勃商议，二人虽也属功臣系统，但不敢再持异议。这一年，吕后首先追封她的父亲吕公、哥哥吕泽为王。接着封吕泽的儿子吕台为吕王，割齐的济南郡为吕国。四年（前184），封妹吕媭为临光侯。吕台于二年（前186）死，子嘉嗣之，因居处骄恣，于六年（前182）被废，改立吕台弟吕产为吕王。七年（前181），赵王友（赵王如意于惠帝元年为吕后所鸩杀，同年，徙淮阳王友为赵王。吕后时，先后立“惠帝子”疆及武为淮阳王。）因不爱其后吕氏，为吕后幽死。同年，徙梁王恢为赵王，而以吕产为梁王，吕国除。恢也因受制于其后（吕产之女）而自杀，于是吕后另立其兄释之的儿子吕禄为赵王。同年，燕王建死，国除。八年（前180），又立吕台子吕通为燕王，通弟庄为侯。这类措施，自然引起功臣们的无限妒恨。
　　八年（前180）七月，吕后病重；病中命吕禄统辖拱卫都城的“北军”，吕产统辖禁卫宫廷的“南军”，以防制大臣的生事。是月，吕后死，遗诏以吕产为相国，吕禄女为少帝弘后。吕后于生前，曾把好几位吕氏女儿嫁给刘氏子弟，遗命又以吕氏女为皇后；她的目的，似在使刘吕相亲，并没有以吕代刘的意思。
　　功臣派早把诸吕当作敌人，吕后末年，陈平、周勃即密切合作，对诸吕暗加防备。此外他们更与反对诸吕激烈的宗室朱虚侯刘章联合。刘章为刘肥之子，当时的齐王刘襄之弟，又是吕禄的女婿；他的反吕，目的是拥立他的哥哥做皇帝。吕后死后，局面立即动荡起来。首先是齐国出兵西指，以讨诸吕为辞。吕产派另一功臣灌婴将兵抵御，婴暗中与齐联络，要齐王还兵待变；而婴本人则屯兵荥阳，停止前进，这形势对诸吕是一种严重的威胁。九月，陈平等以计将吕产、吕禄骗离南北军，由周勃入统北军，然后讨诛诸吕，男女少长，尽行夷灭。功臣们所宣布诸吕的罪状是“欲为乱”，但据史书的描述，却看不出诸吕有什么“欲为乱”的迹象。
　　政变成功后，功臣们以少帝弘和惠帝其他几个封王的儿子，实际都是吕后取外人子而立的；他们既非刘氏之子，又怕他们将来为吕氏复仇，因而决定另立皇帝。当时齐王襄以高祖长孙，谋取帝位力；但功臣以王舅驷钧横暴，恐再生事端，乃改立高祖的庶子代王恒。代王为人仁孝宽厚，母家薄氏也谨慎善良。九月底，代王到京即位，是为文帝。至于少帝弘等，则于代王到京的当晚，遭遇与诸吕相同的命运。…………
　　一、太宗贞观之治
　　（一）太宗的即位（玄武门之变）
　　这里所说的盛唐，大致指从太宗贞观初年，中经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直到玄宗天宝末年的一段时间，共有一百二十多年之久，正是唐帝国的极盛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唐帝国的文治武功，都足以震烁千古，太宗则是这个盛世的创始者。太宗在位不过二十三年（627 ～ 649），但他一方面结束了隋末以来率土分崩的乱局，一方面奠立了唐帝国长期富强康乐的基础，蔚成后世所谓的“贞观之治”。他虽是中国史上希有的贤君，但他的皇位，却是凭借着一次骨肉相杀的政变取得的。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以后，全国大致统一，但在唐室中央却又发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高祖的次子秦王世民与他的哥哥太子建成、弟弟齐王元吉间的冲突，冲突的主要原因是世民与建成的争夺皇位继承权。双方的摩擦，至迟开始于武德五年（622），其后日形尖锐化，到九年（626）终于发生了所谓“玄武门之变”。这次政变的发动者和胜利者都是世民，他因而得以继承高祖的皇位。至于这次政变的经过，流传的史料，有若干隐讳歪曲的地方，不能看作实录。经近人的研究，它的真相，才大致显露。［参看陈寅恪《隋唐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拙著玄武门事变之酝酿（载拙著《汉史论集》页一四三至一五四）］
　　高祖的皇后窦氏共生四子，即建成、世民、玄霸、元吉；玄霸早死。此外还有一女，嫁给柴绍。世民才武出众，在晋阳起兵前，刘文静曾称赞他“豁达类汉高，神武同魏祖”。其后与群雄作战，屡建大功，唐室的江山，可以说大半是世民打出来的。高祖即帝位后，以建成为太子，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因为世民功大，不但声势足以威胁太子，而他本人也确有夺嫡的野心，建成的不安，自可想见。至迟从五年（622）起，建成和元吉联合，与世民对立。他们的办法，是曲意联络高祖的妃嫔，求他们为内助，尤以张婕妤、尹德妃与建成等来往密。这办法甚为有效，高祖本来不喜建成、元吉而喜世民，至此大为改观。同年建成采纳东宫属官魏徵的计策， 亲自统兵击刘黑闼， 以分世民之功。七年（624）， 庆州（ 今甘肃庆阳县）都督杨文幹叛变，有人告发建成与文幹有所关连，建成几因此为高祖所废；经元吉与诸妃的求情，始得无事。杨文幹事件的真相，至今已无法穷诘；但现有的史料，却隐约透露出世民也与这次事件有关，他极可能是告发建成的幕后主使人。
　　高祖对世民的大功是承认的，但他始终想保全建成，大概有鉴于隋文帝易储的教训。建成兄弟原来都居住于长安城中，大约在杨文幹事件以后，高祖把世民迁到长安西郊的宏义宫，他显然想以隔离方法来消弭诸子间的争端。但事实上双方的明争暗斗仍在继续进行着，在斗争过程中，建成显占优势。因为他具有嫡长的名位，又有高祖和宫闱的支持，同时他握有精锐的部队，至少二千余人，而他的得力助手元吉，更素以勇武著称。所以建成方面的实力，远超过世民，在京城内，世民是无法与建成相抗的。建成似乎并没有杀害世民的意思，他只想把世民羁留于京师，逐渐消灭其实力，使其无所作为。他曾以财物收买秦府的骁将尉迟敬德、段志玄等，但没有成功。继而又向高祖进言排除秦府的智略之士房玄龄、杜如晦等。世民因在京师日益困迫，颇有出居洛阳经营东方的企图，武德九年（626），他曾派亲信张亮赴洛阳，结纳山东豪杰以待变。其后不久，高祖命他出镇洛阳，但因建成等反对而未果。世民既不能东行，后便只有政变的一途，这政变终于那年六月四日在宫城的玄武门爆发。
　　玄武门是长安太极宫城的北门，它是宫廷卫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具有坚强的工事与雄厚的兵力。谁能据有这个地方并运用它的兵力，谁便可以控制整个宫廷乃至整个首都，因为玄武门驻军的实力远较首都城防的军力为大。这次政变，便是世民利用玄武门的地势，首先消灭建成元吉；然后利用它的守军，抵抗东宫齐府的军队，终于获得胜利。至于世民所以能轻易据有玄武门，则是因为他与玄武门屯军将领夙有勾结的关系。事变时玄武门屯军的将领为常何、敬君弘、吕世衡等，常何本为建成旧属，被世民于暗中收买；敬吕两人也可能是世民一党。
　　六月三日，世民向高祖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并诉说两人意图加害的情形，高祖回答明天处理这个纠纷。四日，世民与他的妻兄长孙无忌、府僚张公谨等九人埋伏于玄武门内，等待建成元吉入朝而突击之。世民告状的事，已被张婕妤通知建成（自然她不知伏兵的事），当日元吉劝建成不要入朝，勒兵以观动静。但建成认为随从的兵备已严，而玄武门守将又是他的旧部，料想无事，因而决定入觐。二人入玄武门，至临湖殿侧，才发觉有变。这时他们的侍卫，均在门外，二人想策马逃回，世民自后赶来，与元吉以箭互射，建成首先被射死。既而尉迟敬德率骑兵七十人赶来，与世民夹射元吉，元吉也被射死。接着东宫和齐府的精兵两千人，由建成的僚属冯立、薛万彻等率领，向玄武门进攻，守兵拒战，敬君弘、吕世衡战死，但宫府军始终无法攻入。后尉迟敬德出示建成元吉的头颅，宫府兵才溃散，至此胜利完全归于世民。
　　建成元吉被杀后，世民派尉迟敬德入宫“宿卫”。那时高祖正在御湖中泛舟，当他听到建成元吉因“作乱”而被杀的消息，惊愕万分。在他身边的朝臣萧瑀、陈叔达告诉他把国务交给世民，便可无事；高祖说：“此吾之夙心也”，于是立即下令内外诸军，都听秦王的节度。当时尚有零星的战斗，这个敕令宣布后才完全平息。接着世民入见，号恸良久。三天后，高祖立世民为皇太子，处决一切军国庶务。建成元吉的诸子，都在这次政变中被诛杀净尽，但东宫齐府的僚属，则大都得到宽赦。同年八月，高位于世民，自为太上皇以终其身，他死于贞观九年（635）。
　　总之，玄武门之变实为世民一生艰危的奋斗，从事变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他的英勇与忍决，但也留给后世不良的影响。唐室的骨肉之变，几乎无代无之，世民应负首开恶例的责任。而此后唐室许多次的中央政变，其成败仍然维系在玄武门的得失上。…………
　　二、清前期的政治
　　（一）清室的统驭策略
　　这里所说的清朝前期，是指清世祖初年，经圣祖、世宗，直至高宗末年的一段时间，共一百五十二年。除去世祖一代的十八年，圣祖、世宗、高宗三朝的一百三十四年，是清朝的盛世。这自然是个大致的分法，因为圣祖初年，国内尚未完全平靖，而高宗末年，国内已渐有乱象。但这三朝至少有一百年以上，是富强治安的。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汉唐盛世，可以与之媲美。圣祖的年号曰康熙，世宗的年号曰雍正，高宗的年号曰乾隆，因此史书又称这段时间为“康雍乾时代”。
　　清室以外族入主中国，统治极难驾驭的汉人，其国祚能长达二百六十八年，更能造成一百年以上的盛世，这种成就，绝不是偶然的。满族是一个具有颇多优点的民族，它的长处，是勇武善战而又有政治才能，并有高度的模仿能力，肯虚心吸收外来的文化和人才。这些地方，与蒙古人大不相同。中国历史上促成改朝换代的内在因素，不外四端，即外戚、宦官、权臣和藩镇，但满人能使这四种因素的危险性，减到的程度。对外方面，在清的前期，曾建立多次彪炳的武功，对边疆民族也能施以有效的统治。但满族也有它的缺点，它缺乏创造力，一味吸收汉人的文化，结果沾染了汉人的性格，成为汉化的崇拜者。清代后期，遇见西洋的强国，但它仍以中国传统对待外族的办法，来对待西洋人，而且几乎毫无变通，虽屡遭败创而不悟。因此它的政权，终于在内忧外患中倾覆，甚至整个满族，几乎完全与汉人同化。这里先谈谈清初满人统治中国的若干策略。
　　清室统治中国的手段，可以说是宽猛相济，也就是怀柔与高压并行。无论清室的手段或宽或猛，其对汉人的基本态度，是十分猜防的。清太祖虽为明室大患，但他本人尚无吞并中国的野心，也不知笼络汉人，因此他所俘获的汉人，大部充作奴隶，对儒生更恣意杀戮。到太宗，才改用怀柔政策，命汉满分居，另设官吏治理汉人，从此汉人得以稍免满人的欺凌。他对于明室降臣，尤能加意利用，清的入主中国，大部得力于他们的帮助。世祖入关之初，仍继续这种政策，其实际执行者是多尔衮。政策的内容，大体可归纳为下列数点：1. 礼遇明室君臣，为明思宗发丧，以礼改葬；明臣的死难者，均予题谥，生存者仍予以录用；明遗民为清望所归的，也都加以征辟。2. 举行科举，以笼络汉族的士人。考试办法，仍沿用明代的“八股文”，使士子的精力，消耗于空洞形式的文体及口头禅中，而无暇想到其他。3. 对于汉人百姓，也做了几件收买人心的事，如废除明末的苛捐杂税，撤销东西厂、锦衣卫一类的特务机关等。
　　与怀柔政策并行的，便是高压政策，其目的在于消灭汉人的民族意识以及仇清复明的思想。这种政策的主要对象，则是怀念故国，义不与清廷合作的士大夫阶层。明代士风，崇尚节义，清入关后，南方的文人书生，愤极而起兵者，比比皆是。南明颠覆后，明朝的遗老如顾炎武、黄宗羲等，都力谋恢复，屡次企图举兵，但因清廷防范严密，皆无所成。此外一般文人，多喜结盟社，把民族的悲哀，寄托于诗文的吟咏，这类文社遍于东南，以复社为有名，其分子有许多是明末的东林党人。这种举动，也是对清室的一种消极抵抗。士大夫仇清复明的思想不去，自然有害于清廷的统治，因此清室采取严厉的手段，以对付那些科举与征辟无法网罗的士大夫。其办法也可以归纳为下列几点：1. 禁结盟社。顺治九年（1652），由礼部颁布条例，禁士子立盟结社及建白军民利病等，其后更屡伸禁令。2. 摧抑绅权。明代士绅的社会地位甚高，经常干预地方政务，清室于大局平定后，即着手摧抑绅权。顺治十八年（1661），江宁巡抚朱国治奏报江南欠粮士绅一万三千人，清室皆治以抗粮之罪。世祖死后，苏州诸生以不满吴县知县，聚哭于文庙，结果诸生以“大不敬”而被杀者十七人。3. 兴文字狱。文字狱是清室摧残士气的一种利器，士大夫往往为了片语只字，身遭屠戮，同时任意株连，极其冤滥。文字狱在康、雍、乾时代为盛，但顺治时已开其端。顺治十七年（1660），朝臣张晋彦为已革职的阁臣刘正宗序诗，中有“将明之材”等语，世祖以其言“诡谲不可解”，绞正宗而斩晋彦。4. 下剃发令。顺治二年（1645），开始下令剃发，令汉人剃发留辫，不准蓄发，并限于旬日内实行，违者格杀勿论，汉人死者甚众。这个命令虽是对全体汉人而发，但主要目的仍是在摧折汉人的士大夫，因为士大夫民族意识较浓，自尊心也较强，而剃发令也就是对这两种性格残酷的打击。
　　怀柔与高压政策并用的结果，清初的士大夫，大多数为清室所用。因为自唐宋以来，中国的士大夫便以应举做官为的出路，也只有应举做官，才能维持其优越的生活和社会地位。至于一小部分仇清的，在严密的法网下，也无法反抗，多只能不入仕途，以求良心之所安。他们过着出家、行医、务农、教书、隐居、游幕、经商一类的生活，而这类生活也大都及身而止，到他们的子孙，仍然大部分以应举出仕为业。因为清初的政治社会机构，大体仍沿袭明代，并无剧烈的变动，士大夫自然无法完全变更其传统的生活方式。但明末遗民坚贞不拔的志操，以及他们综博笃实的学风，对后世却有极大的影响。［参看钱穆《国史大纲》下册，页六一二至六一三］
　　（二）康雍时期的政绩
　　圣祖即位时，以年龄幼小，不能亲政，由鳌拜、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共同辅政。鳌拜凶险好杀，对汉人厉行高压政策，因此康熙初年，曾发生大文字狱。浙江人庄廷鑨刊行《明史》，其中有涉及满洲史事者，皆直书无讳，于康熙三年（1664）为人告发，清廷乃乘机屠戮士类。时廷鑨已死，诏戮其尸，并杀其弟廷钺，其余为此案株连而死者七十余人。五年（1666），鳌拜诬杀苏克萨哈，独揽政权。八年（1669），圣祖囚禁鳌拜，开始亲政。当时三藩形同割据，局势甚为不稳，但圣祖毅然撤藩，终平大难，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的胆略。三藩乱起时，他极力笼络明末遗民和知识分子。他于十二年（1673）下诏全国，荐举山林隐逸。十七年（1678），诏征博学鸿儒，授翰林者五十人。次年，开明史馆，命他们纂修《明史》。从这些地方，又可看出他的政治手腕。五十年（1711），有戴名世之狱。名世著《南山集》，叙述明朝史事，触犯忌讳，结果名世论斩，受牵连而被杀者甚众。但大体说来，圣祖的政治作风，较之他的子孙，还算是宽和的。
　　圣祖亲政后，颇能节俭爱民，除因灾荒蠲免租税外，末年更屡次普免钱粮。对民事也很留心，康熙二十三年（1684） 以后， 他曾经六次南巡，亲查黄河及淮水工程，自然其中也含有对汉民示威市惠的意思。清人自入关后，政府特许宗室及八旗将士，占有百姓田地，谓之“圈地”，这种秕政，也为圣祖取消。五十年（1711），更规定百姓虽添丁而永不加赋。此外明代蓄奴之风，也在圣祖时大致戢止。元代蒙古将吏横暴，竞掠中国良民为奴，又以大兵之后，贫弱百姓，依附豪强，岁久乃变为家奴。这种风气，以江南为盛，豪富有蓄奴至万家的。明承其敝，未尝积极革正，中叶以后，政治黑暗，百姓多自鬻于达官豪门，以求全活，谓之“投靠”。自北宋以后，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因此明代江南宦族多，投靠之风也盛。明末清初，江南奴仆，纷起为变。清室对江南豪绅，复加意打击，绅权既衰，蓄奴之风也渐趋消灭，但卖女为婢的习俗，依然存在。圣祖虽然励精图治，但他的宽大政策，对当时的政风，反有坏的影响。朝中大臣，多结为朋党，相互倾轧；地方官吏，也多玩法舞弊。诸皇子则各招党羽，做皇位继承的斗争，终致在他的身后，演出骨肉相杀的惨剧。圣祖有子三十五人，长子胤禔，但非嫡出；次子胤礽为嫡出，因而得立为皇太子。胤礽性情暴戾，所为多不法。康熙四十七年（1708），圣祖下诏废之，并幽禁于宫中。此后诸王多营求为太子，尤以胤禔及胤禩（圣祖第八子）图谋力。圣祖以诸子纷争，乃于次年复立胤礽，但胤礽顽恶如故，又于五十一年（1712） 废之， 从此储位虚悬。六十一年（1722），圣祖死，四子胤祯继位，是为世宗。世宗的继统，传说是用非法手段取得的， 宫廷隐秘，现已无法究其真相。但世宗为皇子时，即与大臣隆科多等相结，与胤禩等暗斗甚烈。即位后，胤禩及其同党胤禟（圣祖第九子），皆因罪削去宗籍，加以幽禁，旋即死去（传为世宗所害）。世宗并更胤禩、胤禟名为“阿其那”、“塞思黑”（猪、狗之意），以示不齿于人类。胤禔及世宗诸弟胤、胤禵等，也遭禁锢。从这些地方，却也不无蛛丝马迹可寻。［参看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载《明清史论著集刊》）］
　　世宗为人精明刻薄，即位后，对宗室痛加裁抑，并以严厉的手段，整饬吏治，清理财政，因此臣下莫不奉公守法，至于弊绝风清。他在位仅十三年，但为后世奠立良好的政治基础，虽然屡次用兵，而财用不虞匮乏。内政方面，也颇有值得称述的。明代蓄奴之风，虽在康熙时已大为戢止，但若干地区，仍有所谓贱民阶级。贱民的起源，不得而知，以南方为多，例如浙江绍兴的“惰民”，常熟（今江苏常熟县）的“丐户”，都世执贱役，不得与平民为伍。雍正时，屡次下诏废除贱民，许其入籍为良民。
　　另一方面，世宗对知识分子的钳制，较前更变本加厉，由他所兴起的文字狱，也较康熙时为多。雍正二年（1724），有浙人汪景祺、查嗣庭之狱。景祺曾为大将军年羹尧记室，著有《西征随笔》，称誉羹尧，及羹尧得罪赐死，景祺也因而被诛。嗣庭曾为江西考官，考试出题为“维民所止”，世宗以“维止”二字，暗射“雍正无头”，因而杀之。四年（1726），有浙人吕留良之狱。留良为明末遗民，著书排满，湖南人曾静服膺其说，劝川陕总督岳钟琪叛清，为钟琪告发。时吕留良已死，与已故长子葆中、弟子严鸿逵均戮尸；次子毅中处斩；曾静免死，至乾隆时始被杀。七年（1729），又有广西陆生枬之狱。生枬著《通鉴论》，主复封建，并论及立太子、兵制、君权等问题，为人告发，世宗以其借古非今而杀之。世宗以后，这类吹毛求疵的冤狱，仍然层出不穷。………